关于父母的教育&我们该如何去面对
如何对待父母的教育
不同的父母，教育孩子的方法可大不一样。这之间的差别既有父母的文化水平差异造成的，也有教育意愿的差异造成的。简单分一分的话，可以分为四种类型。
1. 优秀父母带来的完美型教育
即便没有专门研究过教育理论，优秀父母对孩子的教育也都是不错的。首先他有这个意识，知道教育对于下一代成长的重要，而且在准备要孩子之前很多人就已经做了充分的准备。时机不成熟，条件不具备的时候他不会选择产生后代，因为他要对他的后代全面负责，而不仅仅是把他生出来就完了。所以越来越多的高素质父母选择“计划怀孕”。（而种上了就生的做法，说实话，与咱们的猴子祖先相比好像也没多大差异）其次他有这个能力，既然自身能够成为优秀的人，必然有着正确的人生态度和良好的做事方法。既使不能成为教育专家，仅仅把自己的人生总结传授给孩子也相当有效了。如果再多投入一些时间精力钻研一下科学的教育方法，完全有可能营造出相当完美的教育环境。
2000年左右出的一本书《哈佛女孩刘亦婷》大卖，一下让刘亦婷及其父母成了炙手可热的人物。这本书直到今天还在卖并且又出了续集。虽然中间也有过一些批评说刘能进入哈佛读书她父亲的关系起了很大作用，但刘的家庭呈现给我们的基本可以说是堪称完美的家庭教育了。
刘的父母亲都是优秀的编辑，父亲还专门研究过教育学和心理学。从孩子出生时起她母亲就立志要把她培养成“神童”，教育类的书籍读了不下几十本。怀孕期的营养和胎教自不用说，难能可贵的是从孩子出生有意识的那一刻起母亲就制定了详细的早教课程，每天按时进行，每一分每一秒都处在学习状态。你要说那不把孩子累死了？大人也撑不住啊。人家当然有休息的时候了，只是休息玩耍的时候母亲借机让她学习另外一些知识，比如大自然啊，比如和小朋友的关系啊，这些事情在玩的过程中就学会了。而且最让我感慨的是刘的母亲即使到了自己忙得带不了孩子的时候，交给孩子的姥姥带也有详细的进度日程表，并且在姥姥上岗之前竟然还对姥姥进行过一段时间的培训。这种用心的程度恐怕在全中国也是凤毛麟角啊。所以等孩子到了法定入学年龄时用智商量表一测已经远远高于同龄儿童了。如果像今天这样有非公立小学的话恐怕她提前2到3年入学都是有可能的。后来的教育刘的父亲规划得更好，为她选学校，选兴趣班，设计小课程为她修正性格缺陷。即使刘上了寄宿学校也要保证每周至少一次和父母谈心。父母把工作之余的全部时间都用来关心孩子的一举一动，一喜一怒，以成年人的经验指导她处理各类难题。直至父亲帮她设计面试演讲的内容从而促成推荐人介绍她进入哈佛。这样的家庭可以说是培养天才的摇篮，即使孩子本身并没有神童的胚子，但经过如此的培养成为一个优秀的人才也是毫无问题的。
虽然很多父母达不到如此程度，但他们为孩子提供的教育环境也是非常良好的。我的一个同学离开家以后老爸依然对他遥控指导，听他描述他所在的学校和单位状况，然后帮他分析环境形势和利害关系，共同制定策略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像学生时期参加学生会竞选，有一个对手和他实力相当而且似乎还稍胜一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终的竞争应该就在他们两人中展开。怎么样才能稳操胜券呢？老爸给他支了一招：竞选当天找了一个熟人在校门口叫那个对手，等那对手到了直接将他叫到早已准备好的车上，一溜烟把人拉走了。等对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到学校时竞选大会早已结束，他因为缺席而被评委会认定自动退出，彻底无缘主席之位。于是，我们的主人公胜出了。这里咱们别讨论道德问题，就说关键时刻老爸出招帮他摆平了事情，这一点就是一般父母所做不到的。
虽然很多父母达不到如此程度，但他们为孩子提供的教育环境也是非常良好的。我的一个同学离开家以后老爸依然对他遥控指导，听他描述他所在的学校和单位状况，然后帮他分析环境形势和利害关系，共同制定策略帮助他一路过关斩将。像学生时期参加学生会竞选，有一个对手和他实力相当而且似乎还稍胜一筹。如果不出意外的话，最终的竞争应该就在他们两人中展开。怎么样才能稳操胜券呢？老爸给他支了一招：竞选当天找了一个熟人在校门口叫那个对手，等那对手到了直接将他叫到早已准备好的车上，一溜烟把人拉走了。等对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跑到学校时竞选大会早已结束，他因为缺席而被评委会认定自动退出，彻底无缘主席之位。于是，我们的主人公胜出了。这里咱们别讨论道德问题，就说关键时刻老爸出招帮他摆平了事情，这一点就是一般父母所做不到的。
工作时期也是一样。刚毕业时他对于单位的各种状况还不能很到位地分析，对于领导暧昧的表态更是拿捏不准，即使在校有一定的社会经验但也毕竟单纯得多。于是一天和老爸通一次电话就成了家常便饭。也正是在这样精心的指导下他很快了解了领导的心理状态并全力迎合，然后理所当然地成了领导的嫡系。用那句行话说叫“成了领导肚子里的一条虫”。于是当他的直接上级调离后他就迅速补了缺，成为他们单位那个级别最年轻的人物。呵呵，有父若此，夫复何求？
所以在这样的家教中，除非孩子自己对进步太没有兴趣，否则状况都不会太差的。
2. 普通父母带来的智慧型教育
有的父母自己没有过人的才学和能力，但他们对自己有着清醒的认识，知道自己的优势和劣势都在哪里。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同时，有些聪明的父母知道应该在自己擅长和有把握的领域教导孩子，而自己欠缺的地方和不那么游刃有余的事项则不要随意给出指导，因为这类指导很有可能是片面的，甚至有可能是错误的。更有一些认识深刻的父母甚至从做人做事的整体思路上就能自我检省，宁可不指导也不会误导孩子。
我叔叔就是这样一个普通人当中的聪明人。他首先有个大方向，抓好儿子功课的同时着重抓外语。这个大方向肯定没有错，所以他尽心尽力督促孩子学习。功课和外语虽然他自己不会，但是监督和创造条件还是不难的。为了让儿子练口语，每周末他都领儿子去英语角或寻找老外，不说够一定的时间不能回家。儿子练的同时当父亲的就在不远处站着，几个小时毫无倦意，生怕孩子年龄小自制力差而放松训练。就这样每周末坚持，一下来就是好几年，所以儿子中学阶段就把托福过了，上了大学头一年就得了北京市英语演讲比赛的冠军。同样在性格培养上他也很成功，我叔叔自己是个乐观幽默的人，他也深知这种性格的好处，于是培养儿子也具有这样的特质，因此儿子到了哪里都是个开心果，很受大家欢迎。相反，他知道自己没上过大学，技术业务都不精通；同时自己混了一辈子到退休依然是个副科级别的办公室主任，因此他经过反省推断自己在人事方面也不在行。鉴于此，在儿子选择方向的重大时刻（如选学校、专业、职业）他从不武断地替儿子做主，而是提出自己的一点看法，供儿子参考，然后带领儿子
去咨询所有他能力范围内能找到的相对优秀的人物，听取他们的意见，最终和孩子共同商议出一个最优方案。不仅在大问题上如此，在日常生活和儿子的探讨中他也从不把自己对人对事的根本性看法拿出来向儿子说教，而每次都是说：“以爸爸的眼光来看，这件事有可能是……,但不一定正确，你认为呢？这个问题咱们要再思考思考……”这样的父亲教育孩子不仅仅用了爱心，而且用了智慧。
就像有一次看到我爸正在以他的主观臆想慷慨激昂地教训我时，我叔叔忍不住插了话：“哥，咱们这一辈子太失败，事实证明咱们的思路是错的，我看还是不要用这种思路灌输孩子的好。”
“不用这种思路，你说用哪种思路？”我爸很不高兴。
“好的思路我也不知道，要不然我就不是现在这样了。但是宁可让孩子自己去摸索吧，也别把错误的教给他。”
我爸这才没话了。
更难能可贵的还有一件事，我想想若我当了父母都未必能做到他这个程度。就是他儿子上大二的时候一次假期回家，悄悄透露已经和女朋友搬到校外同居。这消息一出来你猜怎么样，呵呵，和你想的一样，当爸的立时大为震惊，差点当场发作。让一个生于50年代的人立即接受这些前卫的做派着实有些难度，而且他儿子生于80年代前半期，还不像如今90后这样如此开放。但即便如此，我叔叔还是忍住了没有发作，只问他你们同学有多少人都这样做，儿子说有大约三分之一。当爸的没说什么苦思了几个晚上，最终做出了决定。你想会怎么样，恐怕要说当爸的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婉言说服教育。但事实是，当爸的表了态：“我不支持，也不反对，但要注意两个原则：第一要用套，绝不能出事；第二不能对学习和社交产生不利影响。做到这两点，你要怎样我也不拦着你。”当然，后面就如你所料，儿子高呼万岁，飞着回到学校去了。后来就这件事我叔叔说，他当时苦思冥想，后来还是认为在一个时代形成潮流的事就没有必要太逆着来，虽然他内心中认为这件事不对但他并不能确定在儿子所处的环境中这件事是对还是错。但既然是顺应了潮流那起码就不会被千夫所指，既然不会被千夫所指那么对与错可能并不那么重要。在这个大前提下他决定让儿子自己去摸索，还落得个“善解人意的好老爸”的美名，和儿子的心更贴近了一层，何乐而不为呢？后来的事实证明他的做法是成功的，儿子不仅没受到什么影响，反而和女友双双考了GRE，一起到了美国。
3. 普通父母带来的愚昧型教育
在普通父母当中这一类型恐怕数量最多。“爱之深”所以“责之痛”，但“责”的时候就把自己的习惯都带进去了。糟糕的是这一批人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从来没有反省的习惯，也看不出自己的现状和自己的习惯有什么联系。他们唯一能承认的就是：“咱也是一般人，没人家那个能力。”可是承认归承认，和人家差距的细节他们可从来没有想清楚过（当然也是没能力想清楚）。于是他就按照自己的想法来管教孩子，至于自己的想法哪些是合理的，哪些是片面的甚至愚蠢的，他自己完全不清楚。
最有意思的是我妈，她是国企的工人。当我小的时候她比周围其它的工人要强一些（她是城市出身，而别的工人许多都是农村出身），知道给我买课外书。幼儿时期买连环画，上小学以后买童话、民间故事，订《故事大王》，所以上小学一年级时我就能写出三年级水平的作文。可当我上了中学后课外阅读就突然中断了，原因是未成年人的书籍已经太浅，而要看更深一些的作品肯定要选择成年人的书籍。但成年人的书籍必然或多或少要涉及到一些有关爱情的描写（不论有没有性的描写），于是我妈下令：坚决断绝和一切成年人书籍的接触。不给买，也不许自己买，也不许借，总之绝对不能看。不幸的是我住在家里而不是学校，每天上完八节课后必须要回家，所以自然地，在严格的监督下我几乎没有任何机会接触成年人的书籍，更别提影视剧了。现在想想真的好笑，我17岁时想增加一下知识面于是从学校图书馆借了《红楼梦》来看，我妈下班回家一看到这本书立刻火冒三丈，大喊“不要脸”。幸亏我告诉她这书是借来的，不然我想她的手非变成一台碎纸机不可。想想也有意思，连中学课本都能选取《红》的节选作为课文（更不要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让李讷6岁就读这本书了，还说看不懂也要看），当妈的还将之视作洪水猛兽，我真不知道她是哪个朝代的人了。所以后来为了避免和她发生争执，我只好不再碰任何书了。但是这前前后后下来就是五六年，等我上了大学和很多优秀的同学一比才发现自己除了功课以外几乎就是一张白纸，不仅无知，而且幼稚。准备起演讲稿来连一点素材也没有，考虑起问题来也是一点深度都没有。后来经过好长时间的恶补才算达到了同龄人的平均水平。但当妈的不知道这些情况，一直以来她都认为是自己成功地防止了孩子早恋，自己是一个英明的母亲，在同事当中是叫得响的。（但事实是，她女儿没有早恋主要是因为长得丑，没人愿意跟她女儿谈恋爱；而暗恋别人的事情嘛，她女儿是一样也没少干过。）
我一个师兄学通信专业，毕业后进了一家不大不小的公司，待遇也不错，工作也轻松，父母很是放心。但有一天他遇到了进入华为的机会，就和父母商量要不要跳槽。父母虽也算知识分子但作为上一个时代的人并不知道华为是何物，而且当听说华为开出的待遇比儿子现在的公司还要低时立即没有了好感，坚决反对儿子跳槽。在他们眼中踏实稳定乃是人生第一要务，跳槽这种事是一听到就会让人坐卧不安的大事，一辈子宁可没有。这儿子也是听话的孩子于是没挪地方。可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就后悔了：华为公司那时发展极为迅速，业绩成倍增长。原来底层的人员很多得到了提升，收入是原来的数倍不止。而且他意识到进入华为后的发展空间是原来的公司所不能提供的。可是这时候他想进入，机会却没有了。于是他只好待在原公司。等机遇第二次眷顾他时已是三年后的事情，他虽如愿进入了这家中国的标杆企业，但内部排号（取决于工作年限）却远远地排在末端，这样他的待遇就比早几年进入的员工差很多了。如果当初他没有听信父母的主张，恐怕要少奋斗几年呢。
4. 不负责任的父母不教育
虽然不负责任的父母从总量上来说很少，但并不能否认这一些人的存在。由于自身的不成熟或人格的不完善，有些人产下了后代却没有负起应负的责任。我们屡屡能够听到有抛弃子女或是离婚时不愿抚养孩子的事情；同时也有只负担孩子基本生活却不肯在孩子教育上花钱花精力的父母。真要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那是一个人的不幸。但毕竟在我们广大的社会中这样的家庭只是极少数，所以我们就一带而过了。
以上四种类型基本可以把我们的父母全部概括。当然，并不是每一个父母都可以严格地放入某一种类型中。所以更合适的做法是，你父母的某一些行为可以放入某种类型中，而其他一些行为则可以放入另一种类型中；或者你父母一段时期属于这种类型，而另一段时期则属于那种类型。比如我母亲在限制我接触文化产品时属于普通父母进行的愚昧型教育；而在我选择专业职业时又属于普通父母的智慧型教育，从不参加意见；可在我大学毕业前后又一度成为不负责任的父母，连我上学的费用都不管了。所以如果你愿意仔细琢磨琢磨，可以好好研究一下你的父母。
分得这么细，可能很多人看烦了。但只有分得细才能选取相应的对策。因为对待不同的父母教育只有采用不同的方法才能达到最好的效果，兴利除弊，使家教环境有利于我们的发展。所以我们下面就这几种家庭状况分别来讲讲对策。
1.上述第一种。你的父母是精英，或者只有一人是精英，不论是政坛还是商界，都要恭喜你了。你要做的就是多和你的精英老爸（老妈）交流讨论，即使他忙得顾不上细问你的情况你也应该主动找时间和他说说这一段时间你都做了些什么，遇到什么情况，自己怎么处理的，然后听听他的意见和评价。年轻人涉世不深，千万不要认为自己很牛X，凡事一拍脑门就决定了。特别对于中学生来讲，如果你有一个优秀的老爸（老妈），真的大可不必建立起个人的隐私地带将他排斥在外，比方说给同学打电话不让他听见，日记上把锁什么的。其实成长过程有人关注能少走不少弯路，相信你老爸如果够优秀的话肯定也不会因你的幼稚想法而笑话你，因为他也是从这个年纪走过来的。而早年就有成年人的思想帮你导航则可以让你比同龄人走得更快一些，你未来的成功也会来得更早一些。&
2.上述第二种。父母虽普通，但知道什么该管，什么不该管。有这样的父母也不错，起码不会对我们的发展起反作用。而且其实，对我们这些普通老百姓来说生在这样的家庭已经挺幸运的了。对于父母无能为力的那些事情，主要还是靠我们自我教育和寻找其他一些可能的教育，具体方法我会在后面两节什么是我需要的教育以及如何找到我需要的教育详细介绍给你。
3.上述第三种。生在这样的家里，问题就来了。父母很负责，但很多做法很不高明。要命的是，很不高明但还很坚持。于是许多青少年朋友的苦恼也由此而生；还有另一些未曾感觉到苦恼的，则在温水中变成了青蛙，被你父母潜移默化了。这样的矛盾自古以来都是大矛盾，仿佛因此还产生了很多经典的故事像什么《孔雀东南飞》之类的。由于矛盾的另一方是我们的血肉至亲，所以斗争起来尤为痛心疾首，因此有的人顶着压力前行，有的人觉得代价太大就不得不放弃了。但是这里我要告诉你们的是：要为自己的未来铺路，要追求成功，就一定要坚决斗争到底！当然，斗争一定要讲究方法，要让各方面的损失降到最小，包括感情损失，物质损失和机会损失。
当父母用愚昧的思想教育你时，听听就过去了，不用按他们说的做。如果父母很强硬，一定要你按他的意见来，那么分别有三种策略可选。
当父母用愚昧的思想教育你时，听听就过去了，不用按他们说的做。如果父母很强硬，一定要你按他的意见来，那么分别有三种策略可选：上策是说服沟通，中策是我行我素，下策是阳奉阴违。
为了将策略细化，这里我们还可以将这一群父母再分成二类：
第一类，知道自己的想法有缺陷，但不知道缺陷在哪里；（定为A型）
第二类，不认为自己的想法有缺陷，认为自己挺高明。（定为B型）
这些父母当中，以A型为最多。
好了，细述对策。
（1） 上策：说服沟通
谁也不希望兵戈相见，谁都希望友好协商解决问题，不然要联合
国干吗的？两国交战还先要谈判呢，谈判不成才动刀动枪。所以对待父母更应该如此。父母亲是我们最亲的人，是贯穿人生始终都不能抛却的亲情，任何时候都不要轻易损伤这种关系，要竭力维护这种关系的良好。所以如果能通过说服沟通而获得理解的，千万不要轻易去尝试中策和下策，以免造成感情上的损失。说服沟通是很需要技巧的，当然概括起来还是那八个字“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具体能做到什么程度也要看你的水平和你父母的水平（A型较容易，B型就很难）了，不是我在这里三言两语就能迅速提升你的能力的。但是别担心，倒是也有能迅速帮你解决问题的办法。当很多人抱怨无法说服父母时，寻找外援是一条捷径，尤其是当你父母头脑中有“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老子，你还有本事教训你老子了？”这类的想法时，不找外援帮你恐怕是很难成功的。那么寻找哪些外援呢？要找到能够令他信服的人才可以。我帮你总结了一下在你能力范围内能够找到的外援，写在下面。
第一类：权威。
你不一定能直接接触到权威，但你可以通过媒体、书籍等听到看到他们的思想和主张。当然咱们也不是说绝对意义上的权威，只要在各领域能够称得上专家的人就可以了。你听到专家的说法，想办法让你父母也听到专家的说法就能奏效了。
我记得央视的《我们》节目有一期讨论网络游戏问题，有一个九岁十岁左右的小朋友就非常聪明。他喜欢打游戏，但他妈妈反对。小朋友认为打游戏并没有耽误自己的学习于是想说服妈妈，就拉妈妈参加了那一期电视节目。当妈的很关心网络游戏问题所以也很愿意参加。节目期间好几个专家各抒己见，其中有一个心理学方面的专家叫金韵蓉的就允许自己的儿子在完成学校功课的情况下适当地玩一些游戏。这个小朋友一看太好了，正合吾意！怎样让妈妈听取这个金老师的主张呢？等了一会，机会来了，主持人让小朋友说两句话发表点意见，他站起来就说支持这位金老师的观点（金老师当然很高兴），然后解释了几句，后来就说请金老师在这里做一做妈妈的思想工作，让妈妈也给他一定的空间。当时现场就有很多人鼓掌惊叹，心想这么小的孩子居然能想出这么聪明的法子，真是颇有些心计手腕。金老师当时虽然面露难色（网游是非常敏感的话题，在千万父母心中是不亚于白粉的重磅毒药，自己的观点闹不好会误导孩子得罪家长甚至招来唾沫板砖一大片的）但还是硬着头皮劝了那位妈妈几句。妈妈虽然原本态度坚决但是面对权威马上毕恭毕敬，洗耳恭听。我想事后当妈的就算不能全盘接受权威的观点起码也听进去了几分，态度会有所缓和。这就是一个良好的开始，以后可以陆续再做妈妈的工作直到她大程度地转变。
如果没有机会近距离地接触权威，那么可以找到与你看法想一致的权威所参加过的电视节目，网络上的博文，所写的书籍，还有讲座VCD等，想办法让你父母看到。
如果你拥有A型父母，那么比较容易，你可以把你想让他看的东西直接推荐给他。因为他是承认自己有不足的，所以他一定会接受你的建议。但看完之后你如何与之讨论并加深他的理解就看你的本事了。
如果你的父母是顽固的B型，那么最好是想办法让他不经意地看到这些东西，而不是你有意拿给他看，不然他容易起戒心，认为你有意想修正他的观点，反而对自己的观点更固守了。
比方说你想让他看一个节目，你可以换到另一个台然后说请他来看这个，看两眼说不好咱们换一个看看，然后换到你真正要让他看的节目，说这个还行，就看这个吧。一边看可以一边和他讨论，往他身上引，他就开始思考了。再比如你想让他看一本书，可以将这本书与另一本书放在一起（比如都放在书架上或都放在书包里），你请他去帮你拿一下另一本书，于是拿另一本书的同时他就看到这本书了，就有可能拿起来读。当然，之后你若要和他讨论的话可千万别提这本书。
同样，你也可以将目标博文设定在他的电脑上但不要让他看出人为的痕迹（你们电脑都比我牛肯定有很多法子）。总之类似的办法很多，充分发挥你们的聪明才智吧。
第二类：你父母的亲戚、朋友。
在你父母生活的圈子里总有一些与他关系密切的亲戚和朋友，这些人你肯定是知道的。其中有一些人是他比较欣赏的，愿意与之沟通的。可以找到这些人，请求他们来帮助你说服你父母。（当然，你要找的人一定得和你的观点相一致才可以，否则你还得去做他的思想工作，岂不是太麻烦了？）这些人一旦出马，十有八九都会有效。不论是行为上还是思想上，你父母多少都会受他的影响而有所转变。
我一个朋友学音乐的，专业是小提琴。她从美国毕业后在当地的乐团干了几年，后来为了照顾父母回到国内，同时也为了叶落归根在国内成家。她父母是中央音乐学院的老师，很希望女儿也能够留校当老师，过稳定安逸的生活。对于女儿以前在乐团的工作他们认为太辛苦——到各地演出每年有一半时间都在出差，而且如今乐团的经营也很不景气。而且如今高校老师可是肥缺，多少人削尖了脑袋也挤不进来，何况又是小提琴这种泛滥的专业，人才太多了，职位太少了。她父母想趁着在单位里还有影响力的时候赶紧托人把女儿的事情给定了，免得以后没了能量求人也求不动。但女儿很喜欢表演的生活，还是想待在国内的乐团，面对父母的苦口婆心只好搬来了大姑当救兵。大姑是北京一家大杂志的高级编辑，接触的人多思想也多，关键的是与她父母关系非常要好，是能劝得动他们的人。大姑完全能理解孩子的选择，但真要插手来劝还是犹豫再三。后来还是孩子的执着感动了大姑，让大姑感到了某种生命的共鸣，于是找弟弟弟妹说了。虽然只有三言两语，但她父母马上听了进去，开始站在另一高度上想问题了——孩子需要的到底是什么？……当然，现在她已经在乐团拉起了提琴，每天快乐极了。
同样你还可以在你父母的朋友、父母、师长当中寻找合适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有如下几个特点：一、长辈比平辈更奏效（比如让你爷爷出面就比你伯伯说话更有分量，中国人都不能不给长辈面子的）；二、你能和他说得上话（也就是你要和他熟识，并且他是喜欢你这个孩子，认为你这个孩子有可取之处的，至少你想让他支持的观点也得是他非常认可的）；三、人品正直，心肠好（只有心眼好的人才会无偿地帮助你，你一个晚辈又不能给人家带来什么直接的好处）。
找到目标后如何请动他是个技术活。当然，你作为晚辈去请他他一般都不会直接拒绝，中国人做事都是很婉转的，但是他帮你帮到什么程度（也就是替你说话说到什么程度）可就说不好了，主要还是看你工作做得怎么样。一般来讲，对你父母的这些平辈和长辈，主要方法还是尽力阐述你的观点以获得他立场上的支持（晓之以理），然后向他描述你现在的无助状态（动之以情），必要的时候掉两滴眼泪也是可以的。不要尝试给他送礼来让他帮你，因为他一定不会收。
已投稿到：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转载]南方周末》原调查记者杨海鹏访谈(1）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
日 星期一 23:42
　　当悲悯和焦虑成为职业的一部分——《南方周末》原调查记者杨海鹏访谈（上）
　　作者: zany ]
　　这个行当的性格也许是“习惯性焦虑”
　　张志安（以下简称“张”）：有些人认为做调查报道的记者，性格因素很重要，比如勇气，执着？是不是有这样的“先天禀赋”？
　　杨海鹏（以下简称“杨”）：
　　我们这个行当有太多的泊来称谓：“扒粪者”，“调查记者”，“新闻英雄”，“深度报道记者”等等。好象洋概念传入中国后，都有些走样儿。像我知道的一个已经命赴黄泉的“黑社会”老大，生前，被他们的市委书记称为“台州的比尔-盖茨”。不少股市上的骗子，也被人戴上了“中国的巴费特”，“中国的索罗斯”。
　　我想，我们最好有个约定，我们谈论的所谓调查记者，特指“扒粪者”，或者是“丑闻揭露者”。而真正意义上的调查记者，是新闻职业化的产物。新闻权力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新闻机构是站在社会立场，为公众提供资讯的专业信息商，在国外这种新闻机构，也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历史。
　　我一直在想“我是谁”，但坦率说，我们不是外来概念中的那种“调查记者”。就是记者这个概念，虽然我们与外国同行似乎从事着同样的工作。
　　我想我们的职业不存在“先天禀赋”，比如您说的“性格因素”，就带有这种暗示。我总觉得与大家概念中的“标杆人物”有游离感。他们有的真是“新闻英雄”，我不想沾光，自知只是一个与粪打交道的“时传祥”。王克勤可以把我划进圈子，但我知道我们间的区别。
　　很多人，甚至包括同行都把“标杆人物”的一些品质，当作整个行当的品质，把他们的性格，当作行业的性格。
　　这存在一种危险：你一旦用这种品质和性格，去要求所有同行时，我们只有自惭形秽，道德门槛那么高，只好把饭碗上交。我们称医生为“白衣天使”，把教师叫“灵魂建筑师”，但现在，她们倒是成了最让人诟病的行业。“标杆人物”成了行业的象征，投射于公众中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
　　所谓“调查记者”中，的确有大众认为的那种英雄。并不是很符合人人自利的市场理性。更多的人有较强英雄主义情结。虽然很多同行知名不如我，但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情结远多于我。现在“调查记者”，见面都是“你大侠我大侠”，有相互吹捧，相互激励的味道。这个“侠”字，有很强视觉感和心理暗示，一旦自我认同了，你须承担“除奸惩恶”的绝对义务。视觉时代嘛，“千古文人游侠梦”。把调查记者叫做“侠”，倒是满足了业内一些人的虚荣心；也投射出社会不公的时代，人们对“侠”的期盼。
　　所以，根本不会有什么“先天禀赋”。没有人天生懦弱，没有人天生勇敢。有的只是技能，工作态度等，都是后天习得的。“新闻英雄”，我想也是如此。
　　张：你说的投射于公众的行业形象有诱骗性是什么含义？既然你承认人人有自利性，如何解释这个行当存在“新闻英雄”？
　　杨：人们读了你的文字知道你的业迹，想象你的性格形象，很容易转成电视剧或电影给予人的那种虚拟形象。
　　比如，胡舒立是中国最好的调查记者。我觉得以她所处的机构的性质，和她的专业能力，更接近西方意义上的调查记者。一个年轻的股民如不知道她性别长相，但知道胡大姐战绩告诉他，让他想象她的样子。很可能出现在他脑海的是一个戴着金丝边，生着落腮胡，叼着大烟斗，手里拢着些虚假报表，雷霆一怒，宵小皆惊的“现代大侠”。
　　我是沈宏非专栏文章的FANS。我读他的文章，感受到的沈公：玉树临风，齿白唇红，张口就是锦绣文章。觉得跟这等妙人交游，咱还真不配。待见到沈公真身，才知道这“视觉形象”是自己造出来的。
　　同样，人们对品质，性格这种内在素质也会有幻觉，与实际存在错位。
　　英雄不是他自己，而是一种与公众之间互动关系的结果。有些像娱乐时代的偶像与粉丝一样，英雄和他的拥戴者是一个共同体。前者有商业因素在导演，后者的导演是人们对社会公正，司法正义的期待的产物。人是社会动物，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嘛。宗教制造圣徒，包括后来“典型报道”制造的英雄，包括影视编剧们制造的多数形象，都是一种“生产模式”。
　　每个人都有悲天悯人之心，但多数人的“自利倾向”，会控制自己的这种情绪发酵。
　　我是一个对环境和自身安全很敏感的人。觉得如果同情心失控，想成为所有苦难和不幸的代言人，你只会会使自己的个人生活，甚至心理失去原由平衡。让每个人选择的话，他的本能不会将自己置于危险的境地。但有很多是“不期遇到”，同时也是回避不开。如罗丹雕塑的〈〈加莱的义民〉〉，敌人提出条件，如果有六个人肯站出来牺牲，他们不会屠戮全城。六个人身份不一，都是普通人，他们的身形上也看得到恐惧，在世俗生活中，他们也许有很多缺点，但在某种不得不抉择的时候，他们会放弃自己，为公益作出牺牲。
　　这种精神动力，我想是悲悯。悲悯是深藏在所有人性深处的一种品质，只是有没有外在的力量将它激发出来。比如花花公子辛德勒，因为受到刺激，一变成为英雄。这种英雄我觉得很真实。
　　而中国社会环境，激发某些生命个体公益行动的因素很多。比如，社会不公的解决之途，有行政救济，司法救济，民间自我救济等，但我们的国家救济制度有很大缺陷，甚至是功能基本残缺，旧式的民间组织，如家族，行会，新式的NGO，或残败，或弱小不堪，民间救济就不可能。所以出现了投身公益的个人，律师，医生，调查记者等。社会是一个有机体，和人体一样，你眼睛不好，耳朵往往特别灵敏，最好的钢琴调音师都是盲人。我想这或者是“代偿机制”吧。
　　所以，我觉得克勤这样的“新闻英雄”，他的新闻行为有很强的公益性，对一个真正的职业记者来说，也许是一种“越位”。我想这种“越位”，外因主要是来自制度的缺陷，迫使个人承担着自己所不能承担的责任。
　　我一直在寻求“利他”和“利己”之间的平衡。但可以肯定是，我做不到他们那样，放弃自己，像王克勤与出租司机，喻尘与爱滋病人一样形成“命运共同体”。正如一位著名的“英雄记者”指责我那样。他用的词是“上海市侩”——我的确有这一面，只是他用词有些过火。相形他们，我也许更接近理想的市场人，合理利己，不使自己的个人生活失控，在工作中找到快乐感，也是我对这个职业的要求，但这也很难。
　　张：但作为社会黑暗面的职业挖掘者，苦难灾难的目击者，社会不公的深切感应者的“调查记者”，可能有更多的机会被这种情绪激发？
　　杨：我们生活在一个转轨时代，社会生活中充满暗角，充满骗局，挑战常识和羞辱我们普通人智商的东西很多，的确很难让常人能抑制住自己的愤怒。同时，“调查记者”就是把自己仅仅设定成一个记录者，也很难，你的对手会有各种手段对付你，明枪暗箭，防不胜防，行政的，司法的，黑社会的，风险难以测度，作业环境很恶劣。
　　像王克勤还好，他们的报社顶得住。相当多的新闻媒体，事实上无法对“调查记者”进行有效的保护，有的还有暴光敲诈，换取经济利益。
　　这种生态环境下的执业者，自然可能被逼着“越位”。只有通过“越位”，才能获得自我肯定和安全感。坦率说，这有些像精神自虐。
　　在十九世纪初到20世纪开始的一二十年的俄罗斯，充溢着这种悲悯胸怀甚至自虐倾向的人，看得出苦难和东正教救赎传统在每个人身上的影响。像“十二月党人”，列夫-托尔斯泰，陀斯妥耶夫斯基，赫尔岑，还有布尔什维克党人甚至他们的很多对手，身上都可见到这种品质。他们的每个个人，都像是为整个俄罗斯承受苦难。
　　在“调查记者”内部自相推许的，我想也是“为公益”的道德勇气。
　　在读者的的评价，我想也是这样。对抗性强，对手足够强大，反复回合多，悬念足，愈显出记者的坚韧。而且公众与记者之间互动，情绪的相互投射，有很强的激励暗示作用，让他无法退缩，往往越挫越勇，到忘我之境，很多“新闻英雄”就是这么产生的。
　　包括王克勤这样的英雄记者在内，所有调查记者，性格的多样性，与其他人群之间没有区别。如果性格上有一致性的话，我想是“习惯性焦虑”。这不是精神病，可能是一个“精神病理现象”，也是职业和环境导致的，而不是“先天禀赋”。
　　频繁的高对抗性作业，很容易导致的情绪波动；采访过程中，风险难以测度，带来的恐惧和心理压力；职业声誉和实际生活间的冲突；面对隐秘的真相，是否有能力揭露出来？是否能说服编辑部刊登？编辑部是否能顺利刊登？你采访的所谓真相，是否可以经过公开后的考验？这样非个人所能控制，无力感和挫折感很强，还有看到了真相而不能作为，而造成的个人道德上的紧张感。
　　我想在全世界的“扒粪者”中，这种焦虑带有普遍的共性。有一次开会，一个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60分》的很老编导讲了他一部片子，因为公司基于商业利益考虑枪毙的事，痛苦不堪。在场的中国调查记者都笑了：在我们这里，这种情况太寻常了。我对他说：您到我们这里工作半年试一试，保证你半年崩溃。
　　张：这种焦虑应该是很有中国特色。照你的理解，我们的“新闻英雄”实际上有了超过职业要求，甚至“越位”的问题，是这样吗？
　　杨：《南方周末》有句口号：“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为何那么打动人心！我想，也是悲悯。它是这张调查为核心的报纸的自期；同时，它投射出一种采编人员的集体焦虑。
　　我自己的感觉，是越该有力时越觉得无力；越前行愈觉得悲观。用某种方式，抑制自己的悲观倾向，也许是我们这种人的一项很日常的功课。我熟悉的不少检察官，公安侦察员，纪委干部，尤其是在一线的，也有类似的“病象”。但他们隐身于一个机构内部，不能想记者有一条以真姓实名面向公众，消解焦虑的渠道。
　　普通公众，尤其身蒙社会不公之害的人们，都有“钦差大人”“为民请命的青天”这种心理期待。记者得到心理暗示，很多就在公众期待中汲取力量，成一篇稿子，获得喝彩，消解了焦虑。问题是得到某种平衡后，新的焦虑来了，必须挑战更大的黑幕，无法知道自己何时无力胜任。“说出真相”，是一种最有效的宣泄方式，也是他们回应公众期待的方式。但在这个矛盾空间激烈的社会，这种“期待-满足”，最后，就是超越职业的范畴的“越轨”。我这个“越轨”不是贬义词，没有这种突变性，社会就不可能进化。
　　与他们状况近似的，可能是医生和律师，这两个职业，工作本身就容易受到人类普遍的悲悯情结的感应。医生与病人，律师与当事人，为生死和疾病，生存权和自由权。我想这几年的“真话英雄”，集中这两个行业，与我们公共卫生和社会公正所面临巨大压力有关。
　　我相信人的自利理性，也相信每个人身上都有悲悯精神。
　　我既希望自己通过工作获得高收入和职业声望；也一直警惕自己不要迎合蒙受伤害的人对我的过高期待，以致让自己陷于麻烦。我一直在矛盾的心情下作业，感受可能深一点。
　　在我职业作业中，更多的时间考虑的是风险能否控制，我的操作是否安全，我的选择像是体操运动员，为落地稳可能减少选择前面动作的难度。
　　在操守方面，我有个玩世不恭的口号：“争取模范遵守〈〈小学生守则〉〉”。现在的社会，能做到这一点就可以是英雄了。我只是争取。
　　我能容忍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因为自身安全压力，放弃我的稿件；但不能容忍的，是利用我的工作与内幕的相关方进行交易。
　　张：能不能举一个例子，说明以下职业记者与“英雄记者”之间的区别。还有〈〈南方周末〉〉有一种“集体悲情”，这种悲情对新闻操作是否有影响？
　　杨：更具有我们所说的“新闻英雄”的气质，他的价值出发点更倾向于“轰动效应/公共利益”。
　　新闻单位和调查记者，都有自己的策略选择。这在于你对环境的看法。
　　多年前，编辑部有次布置我一个紧急任务，写一起涉及上千辆出租车质量问题的群体纠纷，制造商在上海，是由地方官办公司组织他们购买的。当时，已是周四，〈〈南方周末〉〉下期出版要一周后，而苦主把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在宁波的宾馆房间里被二十几个车主代表包围，在知道地方当局拒绝对话后，群情激愤。他们希望马上见报，但我们出刊周期不允许，他们开始了事先实现策划好的行动，让已经在绍兴几十辆车，继续出发开赴上海，准备包围生产基地。
　　在与他们商量后，我叫来新华社的记者张奇志，他们用“红机”与北京联络。在朱总理的及时干预下，省领导在午夜跑到嘉兴，截住出租车司机并向他们作出保证。第二天，上海方面来人，与司机谈判，他们得到了满意的结果。
　　那时我已经到温州，另有任务。但编辑部有人认为这个事件是有了我们的参与，才得到妥善解决的。北京几家著名媒体有了报道，我们必须有所反应。同行竞争嘛，就是我比你们知道并说出更多的内幕。虽然，它的新闻价值当时已经大为降低。
　　忙了两天，算是把稿子交上去。但报社受到了方方面面的压力，对方是国企巨头，是有政策影响力的企业。在保护国企商誉的政治家的压力之下，也考虑到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报社把已经印好的报纸全变成纸浆，损失很大。
　　编辑打电话安慰我。他也许没有想到我的反应很平静。一，我对所有的新闻机构没有迷信。因为新闻机构如同人，总有承受不了的压力；二，我们已经做了有能力做的，问题之所以能解决，是因为新华社的效能，总理调动行政资源施加压力；三，别的媒体已有公开报道，再报道不是独家，不会提高我的个人声誉；四，而我又是一个上海市民，未来很大可能还是回到上海，他们又是一个有巨大能量的地方巨头。当时考虑为“一根鸡肋”，自己没有必要得罪他们，给自己增加一个敌人。实际上，那几年我很少做上海题材。
　　在以后的几年，我一直思考着这条“禁发新闻”的过程，包括解剖自己，解剖我们的新闻机构。
　　前两点的意义在于，我们新闻机构特性，决定了我们功能不完全是为社会提供真相，而我们提供真相，这一行为本身的目的，很大程度上是呼吁国家（行政与司法）的救济，同时在商业上通过满足阅读，求得商业的利益。
　　这说明，围绕这样的丑闻，我们的媒体与国家之间，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舆论压迫国家”，我们没有实质性的压迫能力，因为我们还不是“公益和商业”的媒体，也就是还没有完全社会化。公信力是媒体的核心资产，我们的报刊刊号是垄断的，而不是自由登记的，所以公信力的初始来源，是“党和政府”。
　　《南方周末》影响力最大的时候，虽然我们以自由记者期许，实际身份是《南方周末》法律意义上的“临时工”，但民间仍旧把你当作“钦差大臣”，“特派员”这种角色，从我们的实际授权关系，和民间给我们的定位，我们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职业新闻人。这种角色确定了权力来自政府，而不是社会。
　　我觉得三四两点，可以说明我有“趋利避害”的市场人理性。换一个别的记者，在知道自己的文章随报纸被打成纸浆后，是否会有我一样的反应？我和他们的区别在哪里？或者说，大家都有“英雄主义”的情结，为什么我不具备有些人的勇气？
　　我觉得一个差异，就在于与报社之间的关系的自我认识。很多同事不再可能回到落后的家乡省份，但他们在广州没有户口，没有编制，甚至没有住所，终日要么在新闻现场，要么在办公室里。因此，对报社的倚赖性，不仅是经济层面，更多是精神层面。一个词比较准确形容这种关系：庇护所。
　　身在其间的人，有一种强烈的集体悲情，而且，这种悲情一直处在激荡状态。什么东西做与不做，总编辑，编辑，记者经常会争论，这很正常。问题是争论往往被悲情裹挟。
　　别的人我不清楚，我和翟明磊好象更“职员化”一些。这个词和“倚赖性”一样，不含任何褒贬。它们是一种报社与记者关系的状态的描述。
　　对我来说，也许很多朋友认为是市侩式的想法：个人通过诚实劳动，获得高的收入，已有足够吸引力；如果附带得到某种价值上共鸣，是一个工作岗位的“精神外快”，一生难求，它增加了劳动的快乐熵数。
　　张：当别人要求你的援助，而你出于自利不能满足，是不是很痛苦？有没有一些调查你放弃而事后后悔？
　　杨：是这样。但我没有什么后悔的。只有对那些抱有过高期望的人的遗憾。
　　比如说，在〈〈南方周末〉〉第二年，我碰到这样一个案例，一个流浪汉带着孩子到记者站：自诉他原来是一个拥有几千万资产的农民企业家，与合伙人，也就是弟弟发生矛盾。对方设法与一些人联手，把他送进精神病院。这些人的身份，有流氓也有官员。几年后他从医院出来，妻子另嫁，企业资产被弟弟控制，被合法掏空。他生活无着，领着七八岁的儿子，四处上访。
　　他的举报材料无懈可击。有几十个知情者。但不能确定他们是否愿意合作。举报人出院时的医疗报告，和我近距离的多次接触，都证明他是心理正常的人。
　　这样的举报，对一个调查记者而言，可能是可遇不可求的“猛料”。里面还有这样一个关键材料，在出院后，他先后多次看精神病医生，都确认他没有精神病。上海的一个精神科医生，询问了他以前的“病史”，觉得有异：他之所以被强制关入精神病院的那种病，理论上是“不可逆转”的。
　　但我做了初步调查，觉得难度非常之大。因为很多知情者实际上是被对方控制的。这样，我很难取得足以证明这件事情存在的证据，而且，我不是司法调查，这些人随时可能因为压力而改变，这样，我必须获得更多的人的证词来证明，但你知道这更难。
　　我估算，自己如果做这个采访，出于安全考虑，可能要两个月或者更长时间。而且，一旦对方反扑，我可能为之要耗费更长的时间。我们那时，记者已经开始考评制度，一旦你采访了一两个月，而报道失败，就意味着你的收入锐减，甚至饭碗会出现问题。
　　所以，我顾及这些因素，最后还是放弃了。甚至没有把这个题目报给编辑。因为你一旦报给编辑部，他们让你做，你就难以拒绝，他们不会为你的工作难度考虑，只有你自己才能做选择。
　　张：但很多书籍，甚至研究者都有这种说法，难道你认为是“行业神话”？比如说相对于常人的勇敢，执着，正义感。
　　杨：现在已经不是一个堂吉苛德那种游侠的时代，而是职业人的时代，忠于职守，甚至坚守底线，我觉得就不简单了。比如李金华和钟南山引起的公众关注，大家当时为他们担心。但我觉得他们做的，只是他们职业最基本的要求，那么如何解释他们获得了那么高的声誉？这说明，他们所为和所处的环境反差大，众人诺诺，一士谔谔，就显出来。是我们的环境有问题。
　　我们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而相当数量不能通过行政司法得到救济，中国也不强大的民间社会的自我救济，比如传统的家族，宗教组织；没有中间组织，往往抓住任何可能的救命稻草,在这种情况下记者角色变化了，除了政府特派员还变成了能与上层社会通消息又能关心老百姓疾苦的人。对于这样的人,老百姓寄于了神话般的心理预期，人心是社会心理预期投射。一个记者如果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待这种心理预期，必定会改变他们的心理状态。外国有“扒粪者”被称为“罗宾汉”；中国则叫“大侠”。一堆调查记者在一起，也是“你大侠我大侠”地叫，但我倒是看不出什么异于常人的地方。
　　你怎么理解他们身上的“英雄主义”倾向？你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处在焦虑状态的人，做的一种求得心理平衡的体操。我见过许多手无缚鸡之力，柔弱异常，实际生活中也许经常多愁善感的女子，一下子会爆发出惊人的力量。高耀洁，刘姝威是不是这样？
　　人人都有被认可的愿望，处在高风险作业中的人，被认可的愿望更强烈一些。风险投资商自我认可的标尺是金钱，调查记者更多是荣誉。当然，有时甚至出现自我膨胀。“水门事件”两记者中，其中一个在功成名就后，就出现过这种状态。盛名如山，心理上扛不住。我们也都是肉胎凡骨。要控制自己的悲观，又不能忘乎所以。
　　前一阵子，有个前辈记者，耗了几个月心血的稿子被毙了，喝高了找我诉苦，不断地说：“大个子，我们的笔没有用，老子想走了”。
　　我知道他在做平衡操，就安慰。
　　一转身，记者节到了，他跑到电视台接受访问，讲这个行当如何重要，如何需要牺牲精神；再转身，他搞出一个很轰动的调查，红光满面。同行见面夸他宝刀未老，他笑得眉毛都要掉了。
　　一位老兄，跟几个实习生大讲多年前一起采访的经历。我对他私下说：“大哥呀别给自己贴假胸毛了。你为什么不说自己怀疑被跟踪，人家拍你肩膀就吓个半死。”很久前，他曾经谆谆告诫我：“人家说你勇敢，千万别相信；你自己别相信了，这活儿你就干不了多久！”
　　即自大又自卑，即强大又弱小，既有力又无力，这些矛盾状态放在一个人身上，你想是什么结果？
　　在这个失序的年代，身处一个失序的行业，转轨时期，内内外外，工作生活，让人焦虑的事情多，习惯性的焦虑，甚至偶尔的情绪失控，在我们身上出现的机会可能更大一些。
　　套用何祚庥先生评论矿难那句有名的话：活该我们在这个失序的世界里最没有秩序的暗角作业？
　　我们就像走钢丝，比把握风向和绳索平衡竿更难的，是把握自己心理平衡。
　　也许我不是把握得很好的。所以从钢丝上掉下来。
　　张志安：说说你自己的作业方式，你在司法腐败调查中好象更有心得？
　　杨：我司法腐败调查做得多，自己也在政法部门工作四年，常年与法官，警察，律师，学者甚至各色犯罪人等打交道。自觉与几个熟悉的做司法领域调查的记者，差异很大。
　　采访是为获得真实情况，你分寸拿捏得好，说的是行内话，相对容易获得内部人信任感，他们预估出与你合作的风险，你得到更多的合作。有一位知名的记者说，他很多次把记者证拍到桌子上，威吓警察。
　　我做不到。再难，我也不会采取这种方式。一是对方没有问题，你这是羞辱别人；一旦对方有问题，一时情绪失控，后果难料。
　　即便是司法系统的腐败者，大多也有理智，他们知道你在调查，最先想到的是，用非暴力手段阻止你，如果有路，一般不会狗急跳墙。而且，我们这个社会，通往真相的路也许就一条，阻止真相曝光的路，有很多。以暴抗暴，更多时候是适得其反。
　　我的采访作业方式，时间消耗比较长，别人找一个证据，我可能找三个证明同一个事实。报社有没有愿不愿意下本钱很重要。
　　有的时候，这种方式对那些“粪”的主人——腐败的官员有一定欺骗性。我见他也许是最后一道程序，我给他错觉，让他觉得很多事情我还搞不清楚，留给他找关系干预的时间。
　　比如，一个与高利贷者勾结，甚至把法院的公款也拿去放贷的法院院长，我见他的第三天，长篇调查就见报了。他情绪失控，一副哭腔在电话里对我说：“杨记者，我还以为我可以跟你做朋友，你就怎么把我毁了。”在我离开后，他确实找过当地一个同行，他们刚约见，勾兑程序没有开始，他的事上报了。
　　所谓高风险作业，就是在于你算路再好，总有些风险你没有办法预见。
　　对司法调查，我风险控制很好。因为知己知彼。在搞一些著名产品的商业欺诈调查时，作业时的心态，就没有前者放松。报社的编辑，因为我拖时间，踌躇不定，有时忍不住骂：“你小子也是一路好汉，怎么那么没有胆色！”
　　张：有人说，你在日常生活中有东方朔优孟那样的滑稽家的一面，这是你的“平衡操”吗？
　　杨：大家排遣方式不一样。我爱好多一点，平衡心理的方式可能多一点，也常常焦虑。
　　严重时的“平衡操”，可能是拿自己，同事，朋友开玩笑，甚至恶作剧，有时比较过火，不熟悉的人还真受不了。拿自己的领导，被人崇拜的同事，或开始有点自我崇拜的同事，和被公众神话了的报纸开玩笑。这种“侵犯性“的举动，或是掩饰自己的不安。有外人不理解我，甚至对别人说我大敌当前，如何从容，谈笑风生哩。
　　古人那种“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到这时才觉得理解，他们能不紧张吗？谈笑是不是内心紧张的一种保护？是不是想转移注意力？
　　有时想改一改难。平常还好，碰到一时解决不了的焦心事，“幽默劲”就上来。自己逗自己，逗别人，“做做操”，骗骗神经。
　　《南方周末》上海站站长朱强了解，什么时候我编排他的笑料，就是有压力了。他是个严肃的人，开始不适应；后来知道你憋着难受，也是为了帮你“做操”，会说：“听说你有个关于我的一个新段子，说来听听”。
　　没有办法，没有人心痛你，又没有心理医生，只有相互心理按摩。
　　有些段子好象在业界流传。后来，我与报社有些矛盾，离开。“记者的家”BBS上有个帖子点击率很高，把这个故事翻出来，说明我身为员工，如何不严肃不尊重这张报纸。作者肯定是《南方周末》的FANS。我那时不明白为什么，内部人都无所谓，反而是他们，不能容忍你用这种戏谑的口气说《南方周末》？
　　这个例子，也可以说明“真相还原”是很难的。
　　可以说你是“幽默”，也可以说你“恶毒”，至少是玩世不恭，定性可以根据评论者的那点经验走。看看老相声演员的传记，反官僚主义时，他们创作相声，幽默一下；到“反右”时，背景一抽，他们就是攻击政府，幽默到自己头上。
　　所以，现在《南周》的副总陈明洋说：《南周》是一个变态时代的变态报纸。
　　我们很普通，如何变得那么不普通。我想主要是环境。
　　以后，我碰到不少《南方周末》的FANS，是希望办类似报纸的晚辈，令我惊惧的是，不仅《南方周末》，甚至我们这些人，也被“视觉还原”成一群游侠。
　　他们想成为他们头脑中的“我们”。这种形象激发了一种危险的新闻作业的惯性，就是勇敢，更勇敢，一遇挫折，就相互指责环境，相互抱怨。问题是，你要是对他们说，要克制冷静，他们会认为你老不堪用，说说“有了孩子，是不一样”的话。其实我向来如此。
　　像鲁莽的登山者一样，凭勇气登上一座山，以为凭着这种勇气，就可以登上更高的山，而对技术，工具，环境的理解和认识强化，注意不足。激情，蛮勇，相互比胆，不重技术，或是我们民族的一种普遍的文化心理吧。是什么地方出了问题？历史教育，人格培养。
　　所以，在他们面前我一直大声说自己胆小。因为这是一个职业，是一个技术活儿，我认为自己的本事，够不着有效地所谓“事实真相”时，我写一个字都会怕。
　　张志安：因为压力大，自己心理上出过问题吗？或者说恐惧过吗？
　　杨：出现过，一度神经衰弱，挺严重。一个多月，不愿意接电话，独自闷在屋子里，家里人吓坏了。还有一段时间，家人常接到电话，没有人声，只有哀乐。我不知道背后是什么人，但家人的过度反应，让本不当回事的我苦恼，逐渐很受到他们情绪的感染。
　　在陌生的地方采访，被跟踪，刚开始是有点怕。后来觉得无所谓了，还很好玩。
　　我做过几个黑社会调查，对方与警察有勾结，上面让立案，下面推着不查，往往我到了当地，住进宾馆，也许几个小时后，楼下长椅子上，就坐了圈神秘人，候在那儿，看谁来找你。见你出去，就有其中一个跟踪你。摆脱并不是很难。不是为了受访者的安全，我还乐意让他们跟。人家不容易，让人家拿份犒赏也挺好。
　　后来精了，住宾馆不用本人身份证。有人问你采访什么，胡捏个题混过去。
　　如果仅仅是跟踪，你就作出过度反应，你可能被人家笑话，也不会有人肯冒险跟你说真话。像这几个黑社会所在的小城市，跟踪好象就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比如其中一座城市，几个律师喜欢跟踪法官，法官们私下把他们评为“一号钉”“两号钉”“三号钉”。中国之大，无奇不有。靠跟踪起家的那个“地下组织部长”更不用说。
　　你把老鼠放进蛇笼里，开始老鼠可能害怕，但知道蛇吃饱了，并不会威胁它，也就相安无事了。那帮黑社会也一样，他们背后有官员，官员心理我们知道，这种时候不会搏，这样他们也会控制流氓采取卤莽的行动。
　　老鼠知道蛇吃饱，就不怕与它共眠。你知道对方的心理，也不会恐惧。而且这时候你表现得越平和，肯定会更安全。
　　有个在党报做了几年的记者，文字不错，到〈〈南方周末〉〉见习，两个多月没有发出稿子，编辑部给他一个采访福建农村选举的题目，选举过程中好象有宗族械斗。临去，我对他适当地嘱咐几句说，那里宗族势力挺厉害，让他小心。
　　谁知道，他把危险马上放大很多倍，惊恐万状，最后狠狠心对另一个见习记者说：“我还是去，如果被打个骨折，〈〈南方周末〉〉不好意思不留我。”
　　我想他的问题不是自认为的不勇敢，而是缺乏经验。书本里没有的社会知识。
　　人总是因为无知而恐惧。实际上，我们碰到的“暴力对抗”很少。但往往是这种对抗，给外人强烈印象。
　　张：法院工作的经历和知识结构，是不是对你帮助很大？尤其是做调查。
　　杨：补充一句，我个人的性格，在十多年前离开法院时，我们一个大姐评价说：“你很早熟，也很不成熟。看问题时，有的时候像是八十岁；但你说出来，就只有十八岁。”
　　另一位很亲近的领导为我好，对我说：“小杨，你什么都好，但在我们机关工作，管不好自己的嘴，要闯大祸的。”没有几年，他倒是闯祸了，经济犯罪。
　　我的性格不是很适合机关。
　　我景慕古代的史家，儒学成为国家意识形态之前的那种。自司马迁被阉以后，史家们好象有这种“知识者的天真”的不再很多。我从少年时代开始，一直喜欢历史和考古，到现在还看这方面的书和专业杂志。
　　在法院工作四年，使我获得法律和社会的知识，同时也对政法机关的生态，运做，有了较深的体验。
　　它们与新闻调查都是在做“真相还原”的工作，而且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相对说是一种经验科学。这种知识经历里学到的东西，被我用到以后的新闻调查中。
　　张：入行的老师很重要吧？
　　杨：我做调查类新闻第一个老师，是现在已经离开新闻界的嵇晓雄。
　　我最早服务于上海的《青年报》，他在中新社，在我们那里兼职。他弄了一些西方的调查新闻文本，与我们一起研究探讨，让我们开眼，觉得做这种记者才叫牛。
　　他编辑一个调查版面，自己也做操作示范，他是学社会学的，用的方法可能是“田野调查法”。数据事例包括亲身经历，文本上现在看来很烦琐。
　　比如，调查上海的生活垃圾构成，他自己跑到高低不同的社区，翻人家的垃圾取样。我记得他当时最令人激动的发现是，住着很多名作家的文艺大楼，写了字的废纸的构成，比工人区还要低。
　　股市第一次暴跌，很多人自杀，上海人把自杀叫“跳黄浦”，他花了几个月时间，翻四十年来的档案，与几代水上警察交谈，找自杀获救的人，写了几万字的稿子。新闻标题是《谁在跳黄浦——四十年来黄浦江自杀事件调查分析》，想分多次刊登，第一期出来，卖得很火，上面就喊停了。
　　他是自费，因为股票认购证发了点小财。我开始时是靠“红包”——很多政府机关，政法机关都给发“车马费”。后来，靠外稿，小平南巡后，沿海很多地方新媒体多，往往写一篇文章，大特写什么的，相当于我报社一个月的工资。都是地方媒体，同行相互救急，而且也没有互联网。
　　中国现在那几个做门户网站的大亨，那时还不定知道“明天的早餐在哪里呢”？
　　新闻圈是“一流记者炒股票，二流记者拉广告；三流记者写外稿；四流记者写本报；实习生写头条”。我们这些“傻冒记者”，练起了“调查报道”。
　　师傅搞社会问题调查，咱就搞司法调查和维权报道。
　　我想我是一个狙击手，考虑多的是确定目标，防止误伤，有效精确打击，安全撤退。在我们的行当，仅仅说出事实的能力远远不够，你还要防备“后遗症”，比如对方的缠讼。你必须在调查过程中准备这个后手，否则纠缠你个一年半载，让你正常工作无法进行。
　　以后我的新闻作业习惯，都在那时形成。一是不怕烦，采访像嵇师傅一样耐心；二怕死，安全上稿，上了不要领导给你揩屁股。
　　现在，一个全国比较有名的媒体，要求调查记者一个题目做完连路途消耗限制在5天之内，否则差旅不予报销。我觉得他们的总编辑和经理人员，与他们写的那些漠视民工生命的黑矿主差不多。虽然他们官司不多，但新闻纠纷和事实上的瑕疵很普遍，他们没有赔个倾家荡产，还是因为有行政权力当靠山。
　　当调查记者，体制内与市场化的媒体，作业难度不一样，难处也不同，大报和小报不一样。小报一旦被缠上，有压力，未必顶得住，所以采访相对严格规范些。大报有党政权力的后盾。后来，地方势力一强，大报也难抗这种风险。像卢跃刚前辈，还不是被个村长缠了几年。
　　新闻诉讼很寻常。问题是，一些新的社会成分，经济精英有很强的影响司法的能力。
　　张：你曾经说做记者需要有个支持系统，是不是也包括家属的这种支持？
　　杨：调查记者这个行业，作业风险事先很难预估。虽然没有矿工那样的伤亡率，有时没有准备介入一个调查，我想心理上不安，与钻进一个缺少安全设施的小煤窑一样。
　　所以各种支持系统很重要，就像矿上的安全系统。
　　一个是业务上的支持系统，报社编辑部对你的信任和支持；另一个就是你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社交网络等支持系统。它们可以成为你掘进时的“承重墙”。当然，这里也应该包括家属，应该让他们对你的职业的风险性有个客观的认识，而不应该只让他们看到这个职业那一点点“荣光”。
　　这方面，我没有那么多理想主义。我一直力求职业与生活角色之间的平衡。
　　一个著名记者在电视访谈中说，他有个黑幕的线索来自与一个亲属的闲谈，一旦他去写，对方那个政府机关很容易知道谁泄的密，因为那个亲属就是机关内部人员。他决定去做这个题目时，亲属哀求他收手，但他最后还是写了，引起全国性的轰动。亲属好象也受到很大的压力。
　　如果换作我，我会选择放弃。如果涉及很大的公共利益而自己确有不便，我会选择把线索告诉别的媒体的同行。
　　我也多次拒绝过编辑部给的题目，因为自己与调查对象的社会关系过于接近，如果对方知道我调查，他很容易动员我们共同的社会关系向我施压，成就一篇文章也会使我的社会网络牺牲很大。
　　但问题是，中国是一个低信任的社会，你作为下属的拒绝，很容易让他们有所联想——内部的信任和体谅是很重要的。
　　所以，我对动辄“大义灭亲”的“新闻原教旨主义者”非常害怕。我的拒绝只是合理的回避，我不会向对方泄露报社的动作。
　　像王克勤那样一直拿着很低收入，自费长期调查，我绝对做不到，也没有这份牺牲精神。我在遴选新闻线索时，对调查的难易，价值，报道后风险的大小考虑比较多，有很多报社，报道被禁发后，记者“没有工分”；如果连续被禁发，甚至被认为没有完成工作量；这样受影响的不仅是收入，甚至可能是岗位。
　　你改变不了体制的现状。但必须考虑你的职业能够持续下去，生活上不受大的影响。
　　如果支持系统匮乏，肯定无所作为。我在职业生涯第四年的时候，也放弃过，去上海的《申江服务导报》，写那种很软的特稿。我也干得很开心。人家说你这个“头牌武生”怎么唱起“花旦”了。但我觉得唱好“花旦”，也没有什么不好。除了娱乐记者，别的我都用尝试一下的想法。谁都不喜欢恐惧和绝望，但做调查记者要时时面对。
　　整个采编流水线上，合作者的相互信赖是个很重要的系统。具体劳动中的人，报酬是个因素，工序间的合作是一个因素，还有很多，比如制作新闻采访成本，多少？谁付？到现在，还有一些没有经济能力的报刊为了应对竞争，也要求搞调查报道，揭内幕，找证据是要下本钱的，各种因素影响，“破损率”很高，成品质量很高，也未必能够刊发。
　　还有报刊一旦稿子出不来，采访经费不给报销。甚至还有一旦涉讼败诉，让记者掏腰包的。真有些大炼钢铁，土法上马的味道。
　　现在的调查记者，这种来自新闻单位内部的系统风险，比十几年前大了很多。在资本进入后，“上面的指导”也增强，没有减弱的迹象。
　　编辑部很难抗拒资本力量，我们也缺乏抗拒这种力量的法律环境和制度保障，也没有一个强大的行业传统和知识传统支持这种抗拒。就是说你经营发财，但不能干预编辑事务。对报社的系统风险也一样，你要有效防范自己的调查记者借此谋利。
　　也许我想得灰暗些。你长期面对丑恶，会对你的判断产生影响。我一直想战胜绝望和悲观。因为，你身边都是变形的信息，而你是它的消费者，也是它的生产者——即便你说的是真话，在听者那里也会因为环境，产生不同的理解。
　　比如一个年轻的做商业欺诈调查的记者，调查一个产品的夸大问题。他的证据做得无懈可击，信心满满地跑到对方老总那里。人家都承认，也没有摆后台，但一句话让这个记者一下子懈了气，从高人家半头，到一般高。老板说：夸大，不诚实？我的数据只夸大20%，你们报纸拉广告，发行量夸大多少，50%！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是一条道德底线。
　　张：总体上讲，你觉得调查记者面临的大环境怎么样？
　　杨：我们国家改革开放迄今，经济权力几乎无孔不入，而政府权力仍旧是“法力无边”。记者要为公众说话，甚至发表独立意见是非常难的。
　　这种困难不止是来自舆论管理控制，还来自调查真相的人们自身，分析工具分析手段的匮乏，知识界与利益集团之间关系暧昧，也提供不了有力有用的智力支援。
　　各个利益集团诉求不一，新闻人很难有个独立的立场。
　　执政党和中央政府讲建设和谐社会。这很好。但问题是，要找到一条社会和解的路。有的同行或以为为弱者说话总是没有错的，由此或者获得道义上的满足感。他们的产品，体现的或许就是那种“简单正义”。
　　比如说，我和几个记者探讨“移民回流问题”。一般的记者，马上归结到腐败，挪用移民经费。但老一点的记者，会觉得不那么简单，有严重腐败，但在总移民经费的盘子里，还是很有限。
　　分析结果，觉得也要从中国农民的生活方式上找，因为这次移民安置，是分散安置到发达地区，打破血缘网络，地缘网络，想让他们尽快融入迁入地的社会和文化，避免土客矛盾。但中国农民，尤其是内地农民也是“网络化生存”的，血缘地缘网络是他们最重要的资源。比如相互借贷，网络之外的人，很难相互信任。在农信社垮台后，农村金融就是靠亲属邻里间相互借贷和高利贷维持场面。
　　问题是，你要有先入之见，认定是腐败，去采访回流的移民，他们也会这样归结，骂政府，骂官员。但你深入考察后，再设计问题，也许结果是另一种。
　　最后，记者花了很多时间采访，东西就非常之扎实。我们的移民方案，出发点是好的，但忽略了很多因素。移民安置，是天下第一难。
　　我觉得现在学者也绝少调查研究之风，记者更不用说，“简单正义”，很多是没研究透，先对抗，打上“为弱者代言”的旗帜，先确立一个“道德出发点”再说。海瑞是一个清官，但按现在的标准，他不是一个好的法官，因为他审案子，当事人是不平等的，他“宁屈强者，宁屈富者”，就是兄弟争产，用简单技术分不清楚，就宁屈兄长。实际上，我们很多记者的工作，也就是这个水平。
　　做一线调查越久，越不敢轻易发言。张口就错。不如多走多看。
　　中国太复杂。人类所有时代的生活方式，生产方式，处在一个共时的空间里，里面还有彼此冲突产生的问题。你身边就可能有人，穿着西装，说着现代语言，但思想可能停留在青铜器时代。至少，我的身边有许多“穿西装背着笔记本电脑的海瑞”。
　　中国调查新闻的“自然资源”量多质好，但保护得更加好。对调查记者而言，缺乏必要的技术手段，掘进安全的保障，滥采滥伐也比较普遍。多数记者，是“农民工还是国企员工”身份没有解决，义务是国企员工的，保障是农民工的。
　　我不知今夕何夕，一个人身上也有两个甚至更多时代的影子。整个业态怎么说？只有两个字：无序。
　　王景春有一幅图片新闻，叫“我是记者”。
　　我一直在追问，我是谁？我在哪里？
　　张：我们很多批评式的调查报道担负着舆论监督的职责，而有学者认为批评报道本身就是政府治理的一种手段。
　　杨：我的感觉，我们新闻机构的性质，决定了我们的权力实际上是政权的延伸，从政权中派生出来的。所以，学者这样认为，没有什么奇怪。在市场化后，宣传和新闻之间，关系就有了紧张。到现在，你跑到乡下采访，农民把你当“钦差”“公家人”有他的道理，虽然你的收入不是来自行政拨款。
　　舆论是什么？社会舆论。主体是社会，而不是国家。
　　一个调查记者，会对自己的文章发在“内参”上很不屑。因为他更愿意面向公众发言。但他的领导可能会他的公开报道担惊受怕，一旦大领导有个批示，马上欢天喜地。
　　也可以说明，存在有多种角色之间的紧张关系。
　　过年与几个法官记者朋友一起吃饭。一个省上党报老记者得意地说，他跟某个省级法院的院长关系很好。以前发过几篇有关法院问题的内参，院长对他说，让别的领导看到他们系统有怎么多问题，太难看，“你以后有什么事，直接给我写信。”其他记者称羡不已。
　　“内参”已经是“闭路电视”了，如此，连个内部出版物，也退化为“私信”。
　　国家机关，也要面对其他官员的信息封锁，或者信息误导。如何协调，领导人如何决策？信息的对称，透明，国家机关内部都达不到，何况对社会。
　　2002年我们通过做一些报道，就预言要出现电荒问题。为什么会出现？因为经济信号系统被破坏掉了。此前几个著名学者向我们私下说，东部某省的GDP实际上隐瞒了30％——这我简单认为这是件好事情——藏富于民。但这里头会涉及电力问题，电力部门是根据GDP的公开数字，和未来增长的预期设定需求，来设立电站的，上规模的，要经过国家发改委审批。
　　当时为什么能够把电力缺口堵上，因为它利用了省内山区建的很多小水电。一旦遇到大旱，小水电发不了电，经济增长的预期没有大的变化，但电力缺口却被放大了N倍。
　　如果根据公开数据作出判断，恐怕与电力部门犯同样的错误。但我们当时如果写，就碰到一个难题，你要说这个省隐瞒GDP，文字证据呢，只有专家推算，而专家又不愿意与政府首长公开作对。你也没有专家的数据，专业化的分析工具，就是你有，你的主编如何信任你？那么，你就只有放弃做文章。
　　我们的基础信息都有问题，作为记者你又没有能力一一订正，把它们放进文章，实在是一件令人恐怖的事。像所谓三年自然灾害，是统计悲剧，浮报的粮食产量，让中央政府作出错误判断，甚至在饿孚遍野的时候，不知情的中央还决定出口粮食。报纸记者没有看到？我估计不少人亲戚都有饿死的，但写文章还是粮食大丰收，多少年吃不完。
　　基本信息的失真，在现在的商业领域，学术领域，情况也都一样。更不用说观点了。
　　批评报道，如果只是政府治理的手段，那么必须存在一个假设前提，政府治理不存在决策失误，但实际上我们的决策失误，上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损失就有几千个亿，这是公开数字。不说政府是否有能力监督自己，监督下级政府，如果由各级政府的上级，承担这个成本，整个财政也承受不了。
　　如果批评报道是政府治理的一部分，我像那么古代的“邸报”，上面也有所谓“批评报道”——批示过的弹劾奏章，而且，它们的比例，比我们报纸上的批评报道，也许还不小。
　　独立的声音是多重要呀
　　但可能吗？说真话是美德，在中国说真话，不再只是个勇气问题，证伪的技术你有吗？有多少？
　　批评报道与舆论监督有很大区别。作为政府治理手段的“批评报道”，应该算是行政监督体系里的，调查工作的是机关人员做的。政府只是把信息发布到自己拥有产权的报纸上，新闻采编不会也不能加入自己的判断和调查，只是记者署名而已。
　　张：你举这个例子，可以说明记者对社会的判洞察能力和对趋势的判断能力。
　　杨：中国很多问题是屏蔽的，有它的历史形成的过程。甚至我们近前的历史，比如20几年的改革历史，不少记者同行，都是简单了解那些宣传性文字，历史盲，肯定也是现实盲，所谓调查的价值可想而知。我也是在做了10几年记者，才觉得稍微有些历史视野。
　　很多时候，记者只盯住很简单的事实，而且分析这个事实主要根据以前的经验，但这种经验往往又是狭隘的，这种局部经验很导致读者的误判。如果记者不掌握整体的情况，甚至运用的基本数据都有问题，那情况就挺严重。一些部门提供的数据有问题，有些事实不存在，记者就首先要做基本的辨伪工作。目前的情况下，记者要公开、透明、顺利地查找信息和数据，有很大的困难。甚至，我们和统计学家、经济学家探讨的时候都不能完全信他们。学界现在的问题很大，没有独立性的不负责言辞很多，而且他们与所代言的利益的交换关系，非常隐秘。
　　张：这是否意味着我们要做出一个合格的调查，比西方同行难度大？
　　杨：我们是一个低信用社会，有限的数据信息来自政府，不完整，同时很多不准确，其他的信息就更不用说。所以，新闻调查，相对信息相对公开的高信用社会，难度稍小；而对我们，可以说是荆棘遍布。
　　如果比作盖房子，人家有砖，质量可以信赖，砖的地位相当于非决定性的证据，但它们的整体，对你描述整个事件有用，在“高信用社会”，这些砖很容易得到，比如公司的纳税资料等。但我们要一块块找砖，同时砖很可能表面很好，但实际是一块烂砖。这种情况你要盖同样的房子，时间精力的耗费比前者大得多。
　　一个笑话是，在江西一个县，有一次我问一个警长他处理一个治安案件的执法依据。他拿出一个《办案手册》，是公安常用的法律文本。他打开，用两只手遮住他用的那个条文的上下文，只给我看他用上的二十几个字。我说，你遮住干什么？这是国家公布的法律，又不是机密。他说，除这一条外，没有必要给你看。
以上网友发言只代表其个人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的观点或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