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将领张治中的最后岁月_网易新闻
爱国将领张治中的最后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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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4月，国共和谈破裂，返回南方还是留守北平，曾令南京政府代表张治中极度苦恼；建国后，他曾有短暂的喜悦，但接下来频仍的政治运动让他陷入痛苦中
40年代，张治中夫妇与岳母赵太夫人在重庆时的合影(受访者提供)
内文导读：
口述/张素我&&整理/周海滨
现年96岁，1915年4月生，安徽巢县洪家疃人。第六届全国妇联副主席。爱国将领张治中的长女。1935年从南京金陵女子文理学院肄业后赴英国西南大学留学，1937年8月回国，在洪家疃黄麓小学任校长。1940年与周嘉彬结婚，在西安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七分校任外语教员。1951年在北京外国语学校（现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英语，1953年后在外贸专科学校（现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任教。
历任全国政协第五届委员，第六、七、八届常委，第九届委员，民革中央常委。
我的父亲张治中，人称“和平将军”，已经离开我们42年了，如果活在世上，也已经121岁。作为惟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惟一敢对毛泽东、蒋介石多次直谏的国民党高级将领，父亲经历了鲜为人知的国共往事。
父亲一生与国民党、与蒋家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他是蒋介石的八大亲信之一，两人交往颇深，父亲长期置身于国民党最高决策层。但是，虽然跟随蒋介石20年，父亲从未参加一次反共内战，而是以独特的身份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交谊深厚。毛泽东称“他是三到延安的好朋友”，“是真正希望和平的人”。
日上午，以父亲为首的国民党政府和谈代表团一行二十余人，乘“空中行宫”号飞机由南京飞抵北平。在机场，父亲发现中共和谈首席代表周恩来没有来迎接，来接机的仅是中共和谈代表团秘书长齐燕铭、北平市政府秘书长薛子正、第四野战军参谋长刘亚楼等人。
父亲看此情景心里很纳闷。屈武记得父亲对他说：“看来中共对我们的诚意是有怀疑的。”
父亲一行走进下榻的北京六国饭店时，抬头见到一幅大标语：“欢迎真和平，反对假和平!”
当晚，周恩来伯伯在六国饭店宴请代表团全体成员。宴会结束后，周伯伯、林伯渠和父亲、邵力子谈话。周伯伯首先提出质问，认为父亲来北平谈判之前不应该去溪口看望蒋介石，认为这是加强蒋介石的地位，证明蒋介石仍有力量控制代表团，并说“这种由蒋导演的假和平，我们是不能接受的”。此后周伯伯又提过两次，父亲加以解释，双方为此还有争执，到谈判快结束时才被中共所了解。
从4月2日至7日，双方代表就“八项条件”所涉及的各种问题个别交换意见，主要议题是“战犯”及“渡江”两项。李宗仁的意图是“隔江而治”，想保住江南半壁江山；中共方面坚决表示“无论和战，均须过江”。这就使李宗仁“划江而治”成为泡影。为此，双方原拟4月5日的正式和谈，不得不向后推迟。
4月8日，父亲在周恩来的陪同下来到双清别墅会见毛泽东。毛泽东亲自出门迎接，他热情地握着父亲的手说：“谢谢你，1945年到重庆，承你热情接待，全家他迁，将桂园让给我们使用，又举行了盛大的欢迎欢送会!别来你的身体和家人都好吗?”
从4月13日开始，双方进入正式谈判阶段。经过双方多次磋商，终于形成《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
16日，父亲派黄绍竑、屈武带了文件回南京，劝告李宗仁、何应钦接受。20日深夜，父亲得知南京方面拒绝接受，并要求订立临时停战协定。代表团即刻将复电抄送中共，请他们再加考虑，这是21日上午9时之事。不久，北平街上到处是“号外！号外！”的声音，毛主席、朱总司令已经命令解放军进军江南了。
国共和谈虽多曲折，但也有收获。父亲在北平与中共代表进行了二十多天的密切磋商，终于形成了《国内和平协定》8条24款。父亲认为这个定稿已经接受了南京政府代表团所提修正意见四十余处，占修正意见的多数。其他人也表示应以诚心承认错误，以勇气承认失败；如果能了然于“战败求和”、“天下为公”的道理，只有欣然接受。但是事与愿违，这个《国内和平协定》终为南京政府拒绝。
此时，李宗仁、何应钦电催国民党代表团速返南京，23日派飞机到北平，24日回南京。父亲本打算24日回南京复命。
当天，周伯伯去看望父亲，说渡江准备已经完成，随着形势的转移，仍有恢复和谈的可能；并说代表团回去后国民党的特务是会不利于他们的，甚至诚恳地说:“西安事变时，我们已经对不起一位姓张的朋友(指张学良)，今天不能再对不起你了!”父亲被周伯伯的诚意所感动。让父亲留在北京有两个意思，一是“你回去处境一定对你很不利”。周伯伯说，代表团不管回到上海还是广州，国民党的特务都是会不利于你们的；二是要继续谈判，认为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
但父亲的内心陷于极度的苦恼与矛盾中：“不回去吧，自己是南京政府首席代表，和平破裂，理应回去复命；回去吧，中共的挽留是诚意的和善意的，而且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协定还是有签订的可能。”看到未来没准有一线希望，父亲决定留在北平了。
4月23日，从上海起飞的接和谈代表的专机飞到了北平上空，请求降落。周伯伯指示机场指挥台回话:“飞机跑道正在修理，无法停机，过两天后再来。”飞机在北平上空盘旋几圈后返回了。
随后，通过共产党地下组织的联络，我母亲带着二弟一纯、五妹素久，从上海搭乘北上接代表团的飞机到了北平。
本文来源：南方人物周刊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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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党起义将领_国军起义将领：文革的悲剧人生
发布时间： 06:32&&&&发布人：
国军起义将领：文革的悲剧人生
　　战争，从来不只是打仗的事儿。　　日，国共两党重庆谈判结束不久，中共中央就发出《关于成立国军工作部的指导》，要求在中央军委和中央局、分局设立国军工作部，选派一批干部，打入国民党内部，长期埋伏，结交朋友，积蓄力量，等待时机。　　战局的迅速扭转印证了中共这项决策的英明。诚如已故党史专家高华教授所言：“特别是解放军渡江后，国军果然如潮水般的大面积起义、投诚，许多时候，解放军几乎不需打仗，只管收编国军即可了。”　　解放战争期间，中共仅依靠政治工作就瓦解了数百万国军，许多国民党军高级将领被策反，弃暗投明，投入了社会主义的怀抱。然而，战争的结束没有带来光明坦途，他们用所剩无多的余生和整个民族一起历经劫难。　　“和平将军”抑郁而终　　新中国建立之初，就有一批中下层国民党投诚将领在“镇反运动”被当做国民党残余枪决，但历来受到重视的“统战”工作没有因革命胜利而废止，国军叛将中素有名望者颇受礼遇，被奉为座上宾，张治中就是其一。　　张治中是黄埔系骨干将领，原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是蒋介石的4大心腹之一，但同时也与周恩来私交甚笃。作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唯一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军将领，被人们称为“和平将军”。　　1949年，张治中作为南京政府的首席代表，乘飞机到北平和谈。谈判破裂后，他在周恩来的盛情挽留之下留在了北平，并于6月宣布脱离国民党。建国后，张治中发挥余热，先后曾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副主席、和平解放台湾工作委员会主任等职。　　1959年，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中被打倒，身在广州的张治中得到消息后马上写了一封长信给毛泽东为彭德怀喊冤，幸而这封万言书被周恩来截收，张治中之子张一纯回忆说：“现在想想，实际上是周总理保护了我爸爸啊。”　　然而，当“文化大革命”狂风骤起，屡受总理庇护的张治中也未能躲过冲击。　　“文革“发动之时，张治中在北戴河疗养。狂热的红卫兵得到毛泽东“热烈支持”，到处打、砸、抢，全国乱翻天。在北戴河的张治中耳闻如此乱象，感到万分惊讶。而此时，他家已经被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的“清洗”两次了。　　8月28日，张治中刚从北戴河回到家，又有一批红卫兵前来扫荡，楼上楼下，翻箱倒柜，砸了花瓶，最后取走了一把水果刀和一把佩剑，扬长而去。临走前，“红卫兵”还责问：“你们这里没有领袖像，没有毛主席语录，没有一点革命气氛，要马上把墙上的字画取下来，换上相片和语录。”他们走后不久，秘书就跑到新华书店买了毛泽东像和毛主席语录挂上。亲眼目睹这一幕，张治中感慨称地对秘书和家属说：“今后若干年，这必将是1个大笑话！”　　8月30日，周恩来仓促间拟定了一份“应予保护的干部名单”，张治中是12位被点名的重点保护对象之一。之后，周恩来派人将把张治中送到解放军总医院保护起来，改名叫林友文，不准亲属探视也不能通电话。张治中病危时，其一女二婿正被隔离审查，经周恩来与专案组交涉，张治中才得以同家人作临终［）前的团聚。　　张治中虽未受到皮肉之苦，但精神上始终受着折磨。日，张治中抑郁而终。张一纯说，“其实他身体没什么问题，就是心情不好，有些事情想不通。”　　“佛教将军”含冤而逝　　张治中毕竟因被周恩来列入“应予保护”的名单而免去了直接的人身迫害。身处湖南的唐生智则因共产党内的冤案牵连而无如此福分。　　唐生智是原国民革命军陆军一级上将，因身为军人又信奉佛教而被称为“佛教将军”，北伐时期，彭德怀、贺龙、陈赓都曾是其麾下部将。解放战争末期，唐生智参与湖南和平起义。建国后，任湖南省副省长、民革中央委员等职。　　“文革”开始后，唐生智家屡屡遭到前来“破四旧”的红卫兵洗劫，大量字画等文物被抄没，最终不知所终。1968年，劫难才真正开始。林彪等人提出，湖南有刘少奇、程潜、唐生智这“三条黑线”，其中程和唐是国民党的“残党余孽”。　　唐生智的外孙女艾晓明回忆：1968年2月，中央军委文革专案组南下长沙，要求唐生智检举1927年刘少奇命令武汉工人纠察队交枪。唐生智不愿无中生有，因而受到审查逼供，白日交待，夜里反省，有家不得归。　　此后，专案组又要唐生智检举贺龙的所谓历史问题，他们认定“贺龙是唐生智派到红军里的国民党奸细”。唐生智对此坚决否认，说：“这纯属无中生有。贺龙走上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进入低潮时要求加入共产党，完全是他自己的觉悟。”　　专案组起初尚属客气，只是天天谈话，让唐生智写“黑材料”。2个月的审查，没有捞到半点油水，只好悻悻的离开。不久，回京得到“密令”的专案组卷土从来，态度更加恶劣，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唐生智坚韧不屈，一直不肯就范。恼羞成怒的专案组某政委甚至掏出手枪来威胁，“你讲不讲，不讲，我毙了你！”唐一听“毙了你”三字，顿时火冒三丈，撩开衣服，拍着胸膛，走到那人面前说：“小子！你冲着这里来吧！老子南征北战，枪林弹雨都走过来了，几时怕过死！”。无计可施的专案组，命令当地造反派把唐生智关抓去省政协“上学习班”，继续逼问，一关就是10个月。　　1970年春节后，唐生智肠癌复发入院，但就连在病房里整天都有人监视。唐仁里回忆：“我爸爸住院时候，连吊针都没得打，只给个藿香正气水让爸爸吃。”日，唐生智含冤而逝。　　桂系巨头刎颈而亡　　日香港《大公报》发表了一封黄绍竑将军给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等人的信，以老友的身份奉劝这些昔日战友、同僚“转向光明的道路”，信中说：　　“某些人说中国人没有自由，甚至说如我这样的人都已丧失自由。这是极荒唐的胡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已经公布了，宪法里对于公民自由的规定是何等广泛而不受一些限制，是任何资本主义国家所不及的，我参加五年多政府的工作，深自体验到政府执行自己制定的法律是十分贯彻的。”　　黄绍竑与李宗仁、白崇禧并称新桂系3大巨头，国名革命军上将军衔，文武双全，谋略过人，为一时俊杰。日，黄绍竑联合其他43位国民党将领和官员在香港通电起义，归附中共。新中国成立后，历任政务院政务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政协全国委员会委员、民革中央常委等职。　　在新中国初建阶段，黄绍竑积极参政议政，他对许多问题都有自己的见解，并且以军人的率性屡屡仗义执言。　　黄绍竑说：“我所以提党政关系问题，绝不涉及党的领导权问题，而是领导方法问题。我觉得过去某些地方某些工作上，没有通过人民、通过政府，而直接向人民和政府发号施令……这样会造成很多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主观主义问题。”　　黄绍竑很早就认识到法律的作用，他把整风比作洗澡，把法律制度比作洗脸，“洗澡可以几天洗一次，或个把、几个月洗一次，但洗脸必须每天洗一次或者两次。整风固然需要，而建立法律制度同样是需要的，光是整风而不建立法律制度就无法永久保持整风的效果。”另外，他还建议人大常委、政协常委专职专业，认为“兼职本身就是官僚主义”。　　祸从口出，这位国共争斗中的中共死敌在“大鸣大放”之后再次变成了共产党的敌人。1957年，黄绍竑被打为“右派头子”。1958年2月，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上，黄绍竑同章乃器、章伯钧、黄琪翔、陈铭枢等人一同被罢免公职。　　面对疾风骤雨的批判，黄绍竑两次服用安眠药自杀，都被幸运地抢救了过来。但是，他没能挺过“文革”劫难。　　“文革”开始后，黄绍竑在小雅宝胡同的住宅很快被抄，存款现金全被抄走，家中连开伙的钱都没有，本人也被打得奄奄一息。日下午，黄绍竑来到西总布胡同5号看望自己的老友李宗仁，面露惊慌之色。在座的程思远对黄绍竑说：“看来你有心事。”黄绍竑说：“我不为自己打算，我担心的是德公。”回家之后，即以剃刀刎颈自杀而死。　　据传，黄绍竑留有遗书：“余当年弃国投共，始令亿万黎民今于水深火热之中。余投共而罪该万死，唯国人却无辜矣，即九泉下亦无面目见万民。”YYQ .
涂允檀：国民党起义大使第一人
淮海、平津、辽沈战役之后，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一些国民党将领纷纷率军起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确立了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地位，国民党派驻其他国家的大使馆，也纷纷投入新中国的怀抱。1949年12月，国民党政府驻缅甸大使涂允檀宣布起义，成为新中国成立后第一个宣布起义的国民党驻外大使。1897年，涂允檀出生于湖北黄陂东乡。1913年，涂允檀考入湖北武昌私立中华大学预科班。在这里，他结识了比他大两岁的恽代英，他们经常在一起谈论着国家大事，恽代英的革命思想对他的影响很大。后来，涂允檀考入北京大学英文系，1918年他以甲等成绩毕业。几年后，他又考取公费留美生，分别获得伊利诺依厄尔巴纳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学位。以涂允檀的出色成绩，他完全可以留在美国，事实上，的确有几家美国公司向他发出了邀请，并许诺高额的收入和优厚的待遇，这种机会对涂允檀未来事业的发展是极为有利的。可是，涂允檀虽然身在美国，但他时刻关心着祖国的前途和命运。学成以后，他没有留恋富裕的西方生活，而是毅然选择了回国。当时，正逢驻守武汉的李宗仁收回汉口英租界，全国人民爱国热情高涨，新成立的政府需要各方面的人才，于是涂允檀被派到武汉政府去工作，从事外交方面的事务。在工作过程中，涂允檀深深感到“弱国无外交”这句话的深刻含义。如果国家不强大，在国际事务中就没有发言权。对外交官来说，自己所代表的国家就是坚强后盾，如果“后盾”不够坚实，外交官在外就会被别人看轻，在公共场合就会显得人微言轻。涂允檀真切感受到国家衰弱给外交工作带来种种不便，更有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官，他们经常在公共场合把弱国的外交官当作取笑的对象。在一次酒宴上，一位西方国家的外交官借着酒劲对涂允檀进行人身攻击，骂他是“东亚病夫”，尽管酒宴上有人劝阻，但那位外交官却没有收敛，所有的人都替涂允檀捏了一把汗。涂允檀忍无可忍，终于拍案而起，他对那位无理的外交官说，中国现在是落后，但是，并不代表永远落后，中国有几千年的文明史，中国地大物博，“东亚病夫”是有病，但病可以治好，一旦治好了病，“东亚病夫”就会变成东方巨人。一席铿锵有力的话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在和其他国家的外交官打交道时，涂允檀始终坚持不卑不亢、以诚待人的原则，与许多国家的驻外大使结下了深厚的友谊。日，卢沟桥事变，标志着中国进入全面抗日战争时期。这一年，涂允檀被派往菲律宾任驻菲律宾首都马尼拉的总领事。涂允檀上任后，积极与当地的华人华侨接触，向华人们讲述日本帝国主义怎样吞我河山、欺我百姓的事实，宣传抗日救国的思想。他还利用同外国友人打交道的机会，揭露日军侵华的真相。不论大事小事，涂允檀总是亲力亲为，经常忙到深夜一两点钟才能休息。由于他的辛勤工作，菲律宾的华人华侨积极投身到支援国内抗战的运动中，踊跃捐款捐物，有许多爱国华侨还回国参战。涂允檀在菲律宾工作不到两年的时间，他的工作作风及高尚的道德品质，为当地华人华侨折服。因工作突出，1939年，涂允檀被任命为外交部条约司司长，后来又调任驻巴拿马公使，每到一地，涂允檀都恪尽职守，忠实地履行一名大使所担负的职责。1948年2月，国民党政府调涂允檀任驻缅甸大使，涂允檀立刻带着他的妻子到缅甸赴任。他和妻子早已习惯了这种“搬家”的生活，他们很难在一个地方居住太久。每次到一个新的地方上任，涂允檀总是带几箱子书，即使工作再忙，也要抽时间看书，这是他多年养成的习惯涂允檀上任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已经结束，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国民党凭着美国的支持，挑起了内战。涂允檀身为国民党官员，当然希望国民党能够取胜。但是，国民党脱离群众，一次次背信弃义、失信于全国人民的行径早已令涂允檀心灰意冷。通过阅读一些公开发行的报刊、杂志，涂允檀时刻关注着国内的形势。1948年，国民党不但在舆论上处于下风，在战场上也节节败退。涂允檀越来越觉得，国民党已经失去了民心，失败将是不可避免的。和涂允檀料到的一样，国民党军队数量不断减少，而共产党军队却日益壮大。谁将会主宰中国的命运，似乎有了答案。在淮海、平津、辽沈战役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府大势已去，一些国民党部队在共产党的号召下纷纷宣布起义，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彻底溃败是指日可待的事情。于是，身为国民党驻缅大使的涂允檀和全体使馆人员必须要面对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选择。是选择继续跟随国民党政府，还是共产党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日，毛泽东站在天安门城楼庄严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除台湾、西藏及沿海一些岛屿之外，中国的其他地方都被解放，国民党政权彻底退出了中国的政治舞台。新中国成立后，世界上其它国家纷纷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并且双方互派外交官。其中南亚的印度是较早承认新中国的国家之一。1949年11月，印度的驻华大使潘尼迦途经缅甸首都仰光，前去拜见涂允檀。为尽地主之谊，涂允檀请潘尼迦吃饭，吃到一半时，潘尼迦悄悄对涂允檀说，新中国已经成立，共产党在大陆的地位已经确立，许多国家已经和新中国建交，还有一些国家也准备和新中国建交，他还透露，缅甸可能在最近的时间内承认新中国。事实上，涂允檀早就感觉到了这种结果。缅甸承认新中国是大势所趋，他不断听到一些高级官员谈论缅甸要承认新中国的事情。不久，缅甸总理吴努在一次公开讲话中说，他对新中国非常敬畏。他说：“新中国好比是一只大象，尾巴甩过来我们也受不了!”吴努总理的讲话，明确了缅甸官方的态度。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驻加尔各答总领事许梦雄已经回国。许梦雄与在外交部任职的王炳南关系非常密切，许梦雄回到北京后，看到各方面情况都很好，共产党对外交人员的态度特别友善。于是，他就把看到的、感觉到的写信告诉驻缅甸使馆参赞李秉汉。通过两次书信来往，经过反复考虑的李秉汉决定向涂允檀大使递交辞职书，得到批准后，立刻启程经香港回国。李秉汉回到国内后，新中国的焕发出的勃勃生机让他兴奋不已，他马上给使馆的同事庄去病写信，希望他认清大局，并劝涂允檀大使起义，国内的事情不要担心。1949年12月，缅甸政府派人正式通知涂允檀，缅甸要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涂允檀觉得再也不能等下去了，一旦缅甸宣布承认新中国，原来的大使馆就必须撤走。如果继续跟着国民党政府，大使馆的所有人就只有回到台湾。该怎么办?涂允檀在办公室里焦急地走来走去，此时此刻他进行着一生最大的、也是最艰难的选择。经过反复的考虑，涂允檀终于下决心：起义!然而，要起义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国民党政府虽然退出大陆，但是，仍有一些残余势力在活动。当时，在缅甸首都仰光，国民党的势力一点也不弱，一些特务四处活动，对进步人士采取打击、暗杀的行动，因此，起义的事情一定要慎重。涂允檀先是召集有进步倾向的李体乾和庄去病，同他们商量起义的方案，这样成功的把握性会更大些。庄去病曾经劝说涂允檀起义，但是他当时因为没有下定决心，所以没给出明确的答复，现在是时候了。在办公室里，涂允檀告诉李体乾和庄去病：缅甸政府已经正式通知他，缅甸要立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馆人员的去向问题成了当务之急，他倾向于起义。涂允檀的看法立刻得到了积极的回应，他们二人一致同意起义。事不宜迟，涂允檀要庄去病立即起草起义电文。第二天清早，涂允檀亲自通知全体使馆人员开会，这在以前是不多见的，涂允檀明显觉得，这次会议的气氛与往是不一样，大家也似乎觉察到会有重大事情发生。会议刚刚开始，涂允檀就直入主题，传达了缅甸政府要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分析了驻缅大使馆当前所面临的形势，全体使馆人员必须立刻作出选择：要么起义，要么另谋出路。听了涂允檀的话，许多人低头私语，考虑如何决定自己的命运，最后，使馆的大多数人决定起义。涂允檀代表多数人表态：立刻起义。为了确保全体人员的安全，涂允檀再次交待大家，一定要严守秘密。在会议结束前，涂允檀让庄去病当着大家的面宣读起义通电草稿。读完后，大家都表示同意，涂允檀立即责成庄去病发电报，宣布全体使馆人员起义。这一天，是日。涂允檀率领全体驻缅大使馆人员起义，它将被永远载人新中国外交的光辉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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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治中：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
&张治中与毛泽东　　张治中一谏毛泽东，国名沿用至今。1949年6月，毛泽东在邀集各界人士座谈，酝酿和讨论国家名号问题，张治中也应邀参加。毛泽东让工作人员把筹备会上专家们的意见呈给诸位，听取他们的意见。最后毛泽东提出，中央意见拟用“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时候，张治中发表了不同意见。他说：“共和”这个词的本身就包含了“民主”的意思，何必重复？不如就干脆叫“”。毛泽东觉得此话有理。经众人反复讨论，终于最后决定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国名。　　张治中二谏毛泽东，国旗沿用至今。北京的1949年8月，正是盛夏时节。为了能够在10月1日开国大典时升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面国旗，国旗图案的遴选工作在这炎热的季节紧张展开。参加政协筹备会国旗审阅小组的专家们，从征集自全国2000多幅图案中筛选出三幅，由毛泽东与各界人士最后选定。在讨论国旗的座谈会之前，张治中来到毛泽东住处。闲谈一番后，他试探着问毛泽东：“现在大家都在议论国旗图案，你的意见呢？”毛泽东说：“我同意一颗星一条黄河的那种，你觉得如何？”张治中直言相谏：“我反对。中间一条杠，把红旗劈为两半，不成了分裂国家了吗？”毛泽东说：“你说的是一个严重问题。不过，不少人主张采用这幅，也举出不少理由。这样吧，我还要找些人座谈一下，你也来。”　　政协一届会议开幕前，座谈会在中南海举行。毛泽东手持两幅图案：一幅是五星加一条横杠；一幅是现在的，只是多了个镰刀斧头。前一幅的说明是：红旗象征革命，五星代表共产党的领导，横杠代表黄河。张治中当即表示不同意，说：“第一，杠子向来不代表河流，中间一横杠容易被认为分裂国家，分裂革命；第二，杠子在的传统观念中是金箍棒，国旗当中摆根金箍棒干吗？不如用这一幅五星红旗。”张治中的话得到大多数人同意，毛泽东也觉得有道理，于是表示倾向张治中的意见。国旗审阅小组就以一致的意见确定了五星红旗为国旗，也就是今天一直高高飘扬的国旗。　　张治中三谏毛泽东，视察制度沿用至今。1954年9月，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开幕前，张治中得知毛泽东不准备讲话，就通过周恩来、彭真建议毛泽东讲话。后来周、彭告诉张：仍不愿讲话。于是张治中就直接去找毛泽东：“这次人大是上第一次真正的，您是国家主席，开幕时是，怎能不讲话？”但这次交谈后，毛泽东还是不同意讲话。　　可是，在开幕式上，毛泽东却讲话了。这番话既全面又扼要，其中“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的概括，精辟有力，成为国家政治生活的基本指导思想，受到举国欢迎。　　会间休息时，毛泽东笑着对张治中说：“你胜利了。本来不准备讲话，只因开幕式我是主持人，不能不说几句话，谁知一拿起笔来越写越多，就成了一篇讲话了。”张治中将军故居　　会议期间，张治中提出一份书面建议，主张每个人大常委每年都要出动视察，了解地方情况，听取群众意见。建议是彭真转交委员长的。后来，毛泽东也看到了，并主张把范围扩大到全国人大代表，以后又加上全国政协委员。几十年来，这竟成了一项传统的制度。　　张治中四谏毛泽东，使宪法更完善了。在参加讨论宪法草案时，张治中认为草案总纲第四条中有“台湾地区除外”的字样，应予删除，因为台湾问题是暂时的，而宪法是永久的，大可不必在宪法上面这样写出。毛泽东十分赞成，大家一致同意删去。　　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9岁。他的一生，正如周恩来所说：“这个人很复杂，又很简单；但有一点可以肯定：他是一个爱国主义者。”　　张治中出生在一个贫苦家庭。青年时代，他受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的影响，参了军，他拥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并且担任过许多重要军职，是一位有政治远见和正义感的爱国将领。四上万言书反内战　　“父亲曾经说过，在蒋介石面前肯说话和敢说话的人很少，而在军人当中，父亲算是最肯也是最敢说话的一个了。”现年81岁的张一纯对本刊记者说。　　　张治中从1924年开始追随蒋介石，在长达25年的时间里，他除了在经济、军事等方面多次提出意见，更是为国共关系问题与蒋介石有过争论，还曾四次向蒋介石上万言书。　　第一次上万言书是“皖南事变”爆发后的日。张治中向蒋介石痛陈对国共问题处理的失策，“父亲认为这是招致两党破裂的开始，关系甚大。”张治中在万言书中建议：“为保持抗战之有利形势，应派定人员与共党会谈，以让步求得解决”，“若犹是听其拖延，其结果将对我无利而有害。”对此，张一纯说：“可惜，蒋介石并没有接受父亲的建议。”　　第二次是1945年11月，国民党当局正在为发动内战做准备。张治中再写万言书，托人带给蒋介石，力言对国共问题采取政治方式解决是独一无二的途径，反对重起内战。他在万言书中说：“我国经八年之长期抗战……民穷财尽，无日不在水深火热之中。……倘战争再度爆发，必益增人民之痛苦，违反人民之愿望。”　　第三次是在日，此前的5月1日蒋介石和分别当选为总统、。张治中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指出大局已经到了最严重的阶段，提出补正之道是：执行亲苏政策、和共政策、农民政策、改革。蒋介石对这封信很重视。5月12日，张治中就收到了蒋介石的回电。蒋在电文中说：“来函与意见书今始详阅，应再加研究后另行电告。”但是，此后再无下文。　　第四次是在1949年。张一纯说：“1949年参与时，父亲还给蒋介石写过长篇改革建议。”此前，张治中在溪口劝蒋出国未成，在北平更是感到蒋介石留在国内是对和平的最大障碍，所以在万言书里痛陈利害。张治中后来回忆起这最后一封万言书时说：“不知蒋介石看后反应如何，但事实已经说明他是不会接受的。”为彭德怀申冤　　&开始后，张治中的家也受到了冲击。在张治中家最艰难的时候，周恩来出面保护了他们一家，“1966年，周总理把我父亲送到，改名叫林友文，不让我们家属去也不让通电话。据说借此机会同时保护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将领。”张一纯印象中的父亲从此很沉默，也不说话，但是他的健康却被这种郁闷的情绪所吞噬。　　在生命的最后三年，张治中每天晚上问儿子张一纯文革的情况，“问我谁被打倒了，谁被抄家了”。　　听说被打倒，张治中写信给毛泽东，听说刘少奇被打倒，张治中也写信给毛泽东。“彭德怀被打倒后父亲写的这封信，我印象很深。他写了1万多字的信为彭德怀讲话。他在信里讲彭德怀的生活非常简朴，对自己非常的严，洗脸水都不倒掉，留着接着洗脚。彭德怀非常艰苦朴素，他绝对不会反对您老人家。”　　然而，张治中写的这两封信都被周总理压了下来。“信寄到了周总理手里，周总理就派机关事务管理局局长来广东找我父亲。高登榜看到我父亲就说，周总理让我转告你：‘你写的信主席收到了，你现在的任务就是好好休息，剩下的事我来办’。这个事是周总理压下来了，实质上是保护了我父亲。”张一纯回忆。　　除了写信，张治中还曾经面谏毛泽东。“十大元帅要是都没了，主席身边怎么办？”张治中曾在一次与毛泽东的会面时说了这句意味深长的话。张一纯在场亲历了整个过程，“那时我父亲身体已经很不好了。”张一纯是推着坐在轮椅上的父亲在上见到毛主席。　　“父亲见到毛泽东说：‘毛主席啊，您老人家走得太快了，我跟不上……我党内的好多老朋友，那些元帅都被打倒了，您老人家怎么办呐？’”　　张一纯说，讲到这时，原本是坐着的毛泽东站了起来，“他说，文白兄啊，你放心吧，我们可以甄别嘛。”　　张一纯对谈话过程印象深刻，“我父亲也站起来了。”但是站起来的并没有说话，“我看着他很沉闷，闷闷不乐。”　　在“文革”中，张治中的身体条件愈发不佳。“他主要是长期对‘文化大革命’不理解。他没有什么很严重的病，只是长期不愉快，一直不舒服。”张一纯说。历史评价　　张治中有着高度的爱国热情和对国家民族的强烈的责任感。同许多爱国志士一样，他早年也是抱着救国救民的宗旨的。他一向认为，守土为国是。每当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总是挺身而出，担负起自己的责任。1932年“一·二八”，他当时任第五军军长，不顾国民党统治集团的阻挠，毅然开赴前线，同并肩作战，并留下遗书，决心以身许国。8年抗战期间，他始终坚持抗战到底，直到最后胜利。尤其可贵的是，张治中从未参加国民党统治集团发动的历次反共内战，是一位从来没有同共产党打过仗的国民党高级将领。张治中（左一）与李宗仁（前排右一）张治中是一位有远见的，他能顺应历史潮流，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他和中国共产党一直保持着友好的关系。早在时期，他就同周恩来、恽代英等共产党人建立了友谊。在黄埔军校左右两派学生的斗争中，他是同情共产党的，也曾经因此受到的攻击。此后，即使在国民党反共高潮中，他也没有随波逐流，改变自己的态度。抗战时期，在重庆，他同周恩来等时相过从，对共产党的了解也进一步加深。抗战胜利后，他力主和平建国，并积极促成国共两党的重庆谈判。1945年，张治中受周恩来委托，到新疆成功的解救了被盛世才监禁多年的100多名共产党干部，使他们安全地回到延安，为共产党保存了一批重要的骨干力量。1949年，张治中作为国民党政府代表团团长，到北平同共产党代表进行和平谈判，当双方达成的协定被国民党当局拒绝以后，他对国民党完全失望了，接受了周恩来的恳劝留在北平，声明同划清界限，从此开始了新的生活。　　张治中参加了，亲眼见到了他所向往已久的新中国的诞生。建国以后，他担任重要的领导职务，积极参与国家政治生活，他时刻以祖国统一大业为重，亲自主持民革中央促进祖国统一的工作，为使台湾回归祖国，他尽心尽力，做了大量有益的工作。　　日，张治中因病在北京逝世，走完了他的人生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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