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条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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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条山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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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中条山人
　　知青上山下乡事实上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就开始了。1968年-1969年是中国几千万知青上山下乡的高峰，所以不管是08年还是09年，纪念知青下乡都叫40周年，这很有意思，混乱的年代让数字也跟着混乱。我实际上在农村仅仅呆了三年，大概还差三个月，如果加上回家看父母的时间，充其量有一千天。但是我在那里的县城工作的时间却有十年，短短的一千天加上漫长的十年，让我终生难忘。四十年过去了，我虽然痛恨那场强迫我离开父母，中断学业，到很艰苦的山村插队的运动，但是，每每回想起那里的人们，心中却总是被牵动着一丝乡愁。
　　(1)我们村里的年轻人
　　我插队的小山村共有102口人，22户人家比较集中地居住在中条山脚下的一条浅浅的沟壑里。村里有村村通，就是县广播站在每家院子里拉的铁线小喇叭，一天广播三次，先是新闻，然后是文艺节目，大多是当地的蒲剧样板戏和眉户戏。再然后就是大队主任讲话，一般是讲生产形势和任务。开头往往是一段毛主席语录：有时是“要把牛喂好”，有时是“要把棉花种好”，有时是“不要多生娃娃”----，用哪一条，要看需要。
　　村里特穷，没有电。全村没有一个收音机，只有生产队有一只手电筒，被赵本山戏称的家用电器。家家住的是土窑洞，外观简陋、破旧，里面很黑暗。
　　队长是个很英俊的庄稼汉，在我们眼里有50多岁，后来一问，才知道只有36岁，他儿子比我小一岁，17岁，刚刚读完初中，也回村参加劳动。妇女队长是个16岁的女孩，长的人高马大，像30多岁，我们不知道，管她喊大嫂，她就笑。
　　村东头有一口井，是全村人的饮用水源。井口用石板盘着，紧靠井北边是一个很古老的辘轳，上面缠着大拇指粗的牛皮绳，长长的绕着两层，约有40多米长。水不多，但够吃。望着井底，深深的，可以看见自己的脸。
　　村里与我们同龄的年轻人一共有6个。有存在我们去的第二年结了婚，媳妇是他家的一门远亲，说是出了五符。还有一个贫协组长巷娃，正热恋着小队会计的小姨子----大队妇女主任的妹妹----一个带着一岁男孩的河南妹。巷娃一米八二，身体强壮，大眼睛双眼皮，很漂亮，按现在的话说，绝对是个帅哥，性格温柔，一说话就脸红。但因为太穷，他只好在本村找。可是村里没有姑娘，有也都外嫁了。幸亏有这一个，而且与他年龄相当。能够嫁给他，不要彩礼，他已经千恩万谢了。巷娃非常喜爱这个男孩，经常抱着他甩来甩去，身上哪怕只有一分钱，也要给这娃买块糖吃，以表示对爱情的忠诚。
　　另外四个：天义的哥哥在大队，据说跟公社县里的人很熟;志有就是队长的儿子，他俩已经说下了媳妇，我很奇怪他两家哪里来的钱;而铁治和喜发是铁定的光棍了。铁治放羊，一穷二白，一群羊属于他的只有两只。他是长工分，一年365天，天天有工分的。但是见不到钱，因为村里有许多欠款户。玉发上头有两个哥哥，下头一个弟弟，只有老大娶了媳妇，老二患小儿麻痹症后遗症，是个残疾，走路跛，已经注定是光棍了。家里又一贫如洗，对他的婚姻问题，一家人早都死了心。
　　山西的买卖婚姻十分严重，娶个媳妇最少也要千八百。那时一个劳动日分三两毛钱，玉米收购价八分五，小麦一毛三分九。粮食不够吃，靠返还粮和自留地的一点收获来贴补。一千块是个什么概念?怕要吓死人。农民没有钱，养几只鸡，下了蛋必须卖给供销社，五毛九一斤，供销社卖六毛四，赚五分钱。农民最多养十几只鸡，鸡蛋换点煤油和盐巴，显然，如果从鸡屁股下抠出个媳妇来，就等于做梦娶媳妇，是个让人笑不出来的笑话。
　　那时农村娃的唯一出路是当兵。到了部队，即使提不了干，复原后县里也给安排工作，一下子变成了非农业户口，每月一个小秋收。但当兵除了政治条件身体条件以外要有一定的人事关系。我村里有三个当兵的，一个在湖北，提了干，在武汉成家了。另一个复原后在垣曲铜矿工作，媳妇还在村里，他曾经想调回我县，终因收入要减少二三十元而作罢。最后一个就是队长的娃，志有。他晚，赶上哪来哪去，完璧归赵了。不过他混得还行，早早跑到运城做小生意，现在移居运城，有两个娃了。
　　(2)全喜
　　村里最能干的应该算是张全喜了。我们去时，他36，7岁，瘦瘦的满脸皱纹，也像50多岁。张全喜哥俩，他哥哥张喜来放羊，高个子，喜欢发表议论。张全喜不，很少吭气。但是农活里的十八般手艺，他什么都会。据说农活里最叫板的手艺是摇耧，种麦子时，把式们一边吆喝真牲口，一边抖动着手里的耧，使麦种均匀地漏下去，播种到地里。而只有麦子从地里长出来时，才能看出摇耧技术的高低。好把式播种过的麦地，长出来的麦子一垄一垄的宽窄差不多，而把式孬的则是一疙瘩一块的，有地方多，有地方没有，像癞子头。
　　不光农活，张全喜还会木匠、泥瓦匠。村里所有的门窗，桌椅几乎都出自于他的手，不过不是很细致，但是能用。农具的修理也是他的事，他甚至会打棺材。他还是泥瓦匠，村里打窑洞，抹墙，封门口，他都是一把好手。他干活肯动脑子，不紧不慢，会使巧劲。他从不甩开膀子大干，从不气喘吁吁，从不伤痕累累，同样的活儿，往往是他先干完，而别人还在出大力流大汗。
　　哥哥张喜来七八个孩子，一排一溜儿，都、来、米、发、索、拉、西，数不过来。张全喜老婆不生育，他收养了一个男孩，还养着他的80多岁的老母亲。他不停地干，是村里挣工分最多的劳力。可是他分不到钱，因为欠款户太多，那些孩子多的，分口粮多，占用了村里的粮食款，而他们却无力偿还，他哥就是欠款户里的老大。就这样年复一年地积累下去，张全喜的账上有几百元的存款，却一分钱也取不出来。这也许就是后来“三角债”的雏形。
　　张全喜的自留地里长着全村最好的庄稼，一来他家人口少，自留地少，二来他勤劳，把块地整的像块绣花布。我们私下谈起来时，他说他希望搞包产到户，要不，他再能干也是受穷。但他仍是全村最富裕的户，过八月十五时，可以郑重其事地摆上一桌，虽然胡萝卜丝，白萝卜丝各算一盘菜，但也能凑起八个菜。70年中秋节，他请我们几个男知青吃饭，八个菜中央还有一个砂火锅，里面有粉条豆腐，炸鸡蛋切成的丝，还有十几片带皮的五花肉，炭火很旺，烧得火锅咕嘟咕嘟滚，冒着热气，满窑洞里喷香，让我们垂涎欲滴。
　　大概是74年吧，他母亲去世，八十五、六岁，称得上是高寿了，又过了一年，他媳妇害病，先是公社医院，又是县医院，治不好，后来到了三门峡医院也没看好，癌症。折腾了不到一年，走了。算是心疼他，没把他的积蓄花完。那时他也找生产队借了不少钱，彻底沦为贫下中农，心安理得地当上了欠款户。
　　我04年、08年两次回村都见了张全喜，他后续了老伴，儿子也成家了，并且有了孙子。第一次他不在家，他儿子骑摩托车把他从地里接回来，满身灰尘。第二次他正在晒山楂，我对他说，如果早些分地，他可能早就成了财主。他笑了，说啥呢，现在不是老了吗!不过，土里刨食终究靠不住，一个病人，就能把你拖累死。如今他盖了新房子，不住窑洞了，但是没有什么家具。我说：你不是木匠吗?他说，木头太贵了，我这木匠早就荒了。他笑了笑，说，凑乎吧，跟你们城里人没法比，就是落一个自由，穷自由。
　　(3)来娃
　　村里还有一个喜来，姓吴。为了区别张全喜的哥哥张喜来，大家喊吴喜来叫“来娃”。来娃大我三岁，属猪，是我村学历最高的人，读完了初中，他也应该是我村最有才的人。来娃长得很精神，大眼睛，双眼皮，鼻直口方，站直了也有一米八左右，可惜小时候得了小儿麻痹症，后来就再没站直过。他就是我在前面提到的玉发的二哥。
　　本来吴家这一辈，家谱规定中间的字是个“玉”字，老大就叫“玉生”，轮到来娃叫玉来，可是稀里糊涂竟叫成了喜来。据说，来娃生下来特别好看，他妈特别喜欢，就叫成了喜来，但人再穷，家谱是不能乱的，所以，上学时还叫玉来。后来他患病，妈哭得死去活来，觉得本来家里就穷，这一来，娃这一辈更完了。村里没有哪个娃读过初中，但来娃妈非让他读初中，说，娃惜嚯(方言：可怜)，叫娃多读两年书，少干些活路。花点钱心安些，妈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来娃总是留着一个分头，见人很有礼貌，笑得很得体，虽然跛，却给人一个小知识分子的感觉。他口才很好，说点什么很有条理，而且滔滔不绝。来娃会拉板胡，还会唱曲。友存结婚时，他自拉自唱。板胡拉得有滋有味，他摇头晃脑，如醉如痴;唱的时候慷慨激昂，特有激情。村里人又是鼓掌，又是喊叫;我听不懂，觉得不是很好听。但板胡拉得还不错。
　　听说，来娃参加过县里的残疾人曲艺队，曾经跟着他们在各个公社各个村演出，混碗饭吃。不久他不干了，说剩不下钱，翻山越岭的，有点吃不消。来娃和知青比较密切，他比我们学历还高，因为我们初中没有毕业。村里人一般人不会下象棋，因为认不全那几个字。来娃下象棋，居然下得还不错，敢跟知青俩干，偶尔还能赢。老实说，我们队六个男知青，没一个长过来娃。虽然我们自己未来是什么命运我们还不知道，但是来娃肯定要打一辈子光棍，这一点已经不需要论证了。老天真是不公平------我们都这么认为。
　　凭良心说，不管谁当队长对来娃还是很照顾的，当然工分不高，8分5，跟妇女队长一样，比较公平。他本来也是经常跟着妇女干的，外号叫妇女二队长。哥哥经常要出去搞副业，或者去石膏窑挖石膏，或者上煤矿挖煤，或者下山到盐池担硝，总之是凭气力换些钱回来。来娃的嫂子是从山里嫁过来的，年轻，还没有孩子。一天到晚也跟着大家干活儿，穿得花枝招展，爱说爱笑爱热闹。
　　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几个妇女只要有来娃领着干活，就拿他说笑，结过婚的女人在一块啥话都敢胡球说，来娃有时也顺势骂俏，占点小便宜，不过动真格的还没有，毕竟腿脚不利索。来娃哥哥常不在家，嫂子毕竟是女流之辈，有些事免不了让来娃帮忙。当然来娃是有求必应，自己嫂子的事不就是自己的事嘛?久而久之，那杆妇女就拿这叔嫂说笑，越说越不象话。不过这在农村是常有的事。
　　后来越说越玄，或是来娃半夜钻嫂子窑里去了，或是嫂子钻来娃窑里去了。甚至连来娃妈都听到了风言风语。此时的来娃妈已经五十多岁了，一头白发，满脸皱纹。她什么也不说，她觉得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哥哥回来当然是听不到这些了，没有哪个人无聊到这份儿上。
　　事情就这样，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直到我离开，什么都没有发生。来娃果然打了一辈子光棍。
　　我08年十月回村，见到了来娃嫂子，70多岁的人，穿戴还是很干净，说起话来还是那样叽叽喳喳，拉着我的手问寒问暖地说起来没完，真是秉性难移。
　　后来我找到来娃，印象中的小分头变成了短短的平头，灰头土脸，61岁，不显老。虽然不显老，但早已没有了当年的活泼，木讷得很，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他住在别人家里，给人家看家。那人在外面做生意，估计是要给他一点报酬的。屋里满地都是玉米，大概是刚刚剥完皮，正准备晾晒。他让我坐，我看看没有坐的地方，就一直站着。
　　过去我俩之间的接触是比较多的，所以我见了他有点激动，我以为他也会激动。可是没有，我们握了握手，他很快就松开了，脸上的表情比我想象的要平静的多。望着那熟悉的面孔，我想起那时候村里的流言蜚语，此时竟忽然产生一种奇怪的想法：也许那事真的有过吧?我真的希望它确实曾经发生过。
　　(4)随年
　　村西头给知青下了一个院，打了六孔窑洞。但是窑洞打成后是不能住人的，有的要放三年，坐北朝南向阳的，最起码也要放上一年，因为太潮湿。为了让知青早日住上新窑洞，队里决定让饲养员都集中在这里。牲口热量大，暖上一年半载，兴许就能住人了。随年老汉就在西头第一孔窑。随年老汉多大年纪，连他自己都说不清，我们喊他“大爷”。他喂牲口，六条牛加一匹骡子。村里二十多条牛，只有两匹骡子，他喂着一匹，可见村里很信任他。
　　说老实话，文化大革命对于中条山的一个小山村来说影响不大，虽然喇叭里一天到晚喊着斗来斗去，但贫下中农没有一个当真，他们默默地活着，每天把日头从东扛到西，晚上蹲在黑乎乎的窑洞里，守着那豆粒大的煤油灯光吸溜吸溜地，喝上一碗稀稀的玉米面糊糊。中老年人不吃晚饭，他们说吃了不舒服，而且早上起来还饿;而晚饭不吃，早上肚子却是鼓胀鼓胀的，没有饿意。这是个什么道理，我至今没有搞清楚。
　　随年老汉不爱说话，就是迎头碰上我们，也装做没看见，自顾自走自己的路。你要是喊他，他看都不看你，就“啊”一声，再没了下文，继续走他的路。
　　那几年学大寨，一年一个新道道。秋后一天，公社下来通知，让我们大队的四个自然村，七个生产队每个队派一个饲养员，代表生产队到大队赛牛。以往赛牛，是几个评委评比，类似于现在的歌手大赛。这次不同，牛要上秤称，以体重为依据，比评委评分科学，防止作弊。比赛前三名有奖，第一名奖励二百斤苞谷，很诱人。随年老汉的牛大，队里决定让他去，不过谁去估计也得不了奖，比起别的队，我们队不占先。
　　村西头路南有个水坑，很大，锅底状。村子东高西低，每逢夏秋下雨时，东边流来的水全部流进水坑，形成一个水池，村里人叫“坡池”。池里的水黄黄的，羊屎蛋蛋飘一层，不能饮用。但妇女们在里面洗衣服和被子，也有些孩子在天热的时候，跳下去游“狗刨”。犁地的老汉收工时，干了一晌活的牛们总是下坡池美美地喝上一顿。这已经成了习惯。
　　秋后正是坡池水多的时候。因为赛牛，队长吩咐随年老汉，牛不出工了，净等着后晌去比赛。在家里多吃点，肚子里东西多总能增加点分量。吃罢晌午饭，随年老汉吆喝着牛，向大队走去。
　　走到坡池边，六条牛条件反射，呼啦啦下了水，闷头喝起来，随年老汉吆喝半天，不管用，只得任它们喝。喝得滚瓜溜圆，来到大队。牛差不多到齐了，有些称完了已经回去，还有许多看热闹的社员。那时没什么娱乐，大队有点事，看的人特别多。
　　轮到随年老汉，牛被吆到一块大木板上，开始过磅。没想到随年老汉的牛最重，称了5条，平均分量都暂居第一。因为比别人的牛重许多，估计随年老汉把二百斤苞谷挣到手了。最后一条牛比较犟，死活不肯上那块木板。随年老汉就拉着绳子喊：“喔，喔，”他拉，牛就往后坐。一个娃从后面给了牛一鞭子，拉锯式的进退了几次，忽然牛猛地站住了，哗啦啦，尿像瀑布一样流下来，顿时地就湿了一大片，周围的人就笑着往后躲。随年老汉和在场的干部都愣了，紧接着，称过的那五条牛像受了传染，也都哗哗地尿起来。大队部门前尿流成了河。
　　自然，随年老汉的成绩宣布无效，冠军还是让别的队拿走了。
　　队长什么也没说，他知道这冠军本来就不是我们的。谁知随年老汉却认了真，很长时间竟然不出门。后来，听说赛牛取消了，他才出门。打这以后，谁要是喊他，他干脆装没听见，连“啊”一声都省了。
　　去年我回村，和巷娃一起看我们共同住过的窑洞，路过那坡池------不过里面已经没有水了------我想起随年老汉，随口问了一句，“随年还在不在?”巷娃说，“早不在了，死了有十多年了”。我说，“坡池没水了，牛也没喝的了。”他笑了，说：“不就是掺了点水么?形式主义坏啊!”
　　(5)绒草
　　前村的绒草大婶是烈属，一个儿子在太原上班，家里就她自己。儿子接她去太原，她去过一次，嫌乱，待了三天就跑回来了。她男人小麦1951年当兵走再没有回来，后来县民政局送来一块“光荣烈属”的匾和一些抚恤金，她才知道娃他爸死在朝鲜战场上了。
　　绒草大婶没改嫁，多少人提亲都被她推了。就这样一熬十几年，娃后来也继承他爸的遗志，当兵去了雁北，复员后组织上照顾烈属，在太原给安排了工作。
　　绒草大婶还是坚持参加劳动，她也不指望挣那两个不值钱的工分，主要是跟婆娘们在一起热闹，日子过得快。因为是烈属，绒草大婶没受挣，即使在大饥荒，吃食堂的年月，别人挨饿，她娘俩也没受委屈。县民政局年年都要慰问，多少都有表示。村里人说，小麦一条命换绒草一辈子不愁吃喝，值!
　　绒草生性善良，说话总是细声细气。有一次知青的馍馍让猫叼了，两个知青追着打猫。绒草看见，就拦住了，非常认真地，低声说：“可不敢打，那是&主席!”两个知青笑得坐在地上。她没上过学，分不出毛和猫有什么区别，但眼睛里分明闪耀着真诚善良的光芒。
　　大概是1991年秋，一天，前村来了几辆小汽车，径直奔绒草家的崖上。有一个很富态的男人，穿着很高档的西服在几个干部的陪同下，走到绒草家门前。那男人在“光荣烈属”的牌子前看了一会，露出一丝苦笑。这男人就是绒草的男人------小麦。
　　小麦在朝鲜战场上没死，而是被俘了。阴差阳错地被说成了阵亡，上报为烈士。当了战俘之后，他被遣送到台湾。后来，经商发了财。在台湾，他无时不刻地梦想回到中条山，回到生他养他的黄土地。但是那时不要说打电话，连封信都发不出来。他看到回来无望，便娶妻生子，建立了新的家庭。
　　大陆改革开放之后，两岸关系有了转机。蒋经国先生首开台湾老兵返大陆省亲之先河，大批台胞闻风而动，赴大陆寻找，探望久别的亲人。小麦算晚的，就是因为他的战俘身份的问题，他不知道回来会不会把他抓起来。很幸运，上头好像有个精神，凡是回大陆探亲的台胞一律热烈欢迎，历史问题一概不究。
　　小麦回来了，绒草六十多岁了，两个既熟悉又陌生的亲人相拥在了一起。没有眼泪，没有悲伤，台湾的太太和三个孩子------两女一男，都围绕着绒草寒暄不止，一家人其乐融融。他们的儿子闻讯后，第二天也从太原赶回家中。
　　小麦感谢乡亲们多年来对绒草的关心照顾，在村里大摆宴席，凡是能动弹的都赶来赴宴，大鱼大肉卯足劲吃，酒卯足劲喝，一醉方休。有人说，摆了四十多桌，历来村里没有谁家结婚有这么排场。还有人说：小麦给绒草和儿子留下很大一笔钱，说是美国的人民币，可以拿到美国花的，还给了绒草很多金首饰，说那套在脖子上的金链子有小拇指那么粗，可值钱呢!
　　县里的干部对小麦也是毕恭毕敬，待若上宾。他们和小麦商量，希望他能回来投资，造福家乡，小麦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年小麦为投资的事还专程回来过一趟，是一个人回来的。但是投资的事还没有落实，就传来噩耗，1993年底，小麦因肺癌死于香港。
　　绒草恢复了以往那种啥都不想，平平淡淡，无忧无虑的日子。只是门前那“光荣烈属”的牌子摘去了。村里给她换了一块牌，上面写着：“台胞”。
　　(6)二掌柜
　　小队会计行二，官称“二掌柜”。和队长、全喜他们差不多大，是一伐人。他是我村里真正的知识分子，打一手好算盘。听说他初中毕业后就在县政府工作，搞统计。这人较真，爱抬杠，大小事非要争出个我高你低来。59年质疑亩产十万斤，在会议上和领导寸步不让，结果打了个右倾，开除公职，卷铺盖回家。
　　也有不少人劝他，说：管他十万斤百万斤，关你个毬事?把个恁好的差事丢了，忒不值估。可他不听，反过来说劝他的人心口不一，对党不诚实。那些人本来无恶意，一见他较真，只好回避。
　　他似乎对回农村无所谓，他说自己本来就是农村人，农活又不是没干过，回去干活照样是把好手。所以让他卷铺盖回家的时候，他很有点大义凛然。村里人说他“毒气大”，不知是不是这三个字，还是“度气大”?反正就是“有股子狠劲”那个意思。他也确实能干，基本农活没有落在什么人后头，连全喜都服气他。
　　其实他身体并不是很好。一次，不知害了什么病，好长时间猫在家里不出来。偶然一次看见他坐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一脸的菜色，憔悴极了。本来秋高气爽，暑意未退，他却穿着一件棉袄，两只手还吞在袖里。
　　知青插队后，开始是他老婆给我们做饭，所以有时他也来坐坐。毕竟都是念过书的人，沟通比较容易些。但他也经常跟我们抬杠，而且他必须赢，否则他追着你辩论。比如“究竟是盐香还是油香?”我们坚持油香，我们一年分一斤半油，对油的渴望与对肉的渴望并列第一。但他很执着地认为盐是最香的，没有盐就没有咸味，没有咸味就没有了味道。他认为这很哲学。
　　二掌柜对我们并不是非常友好，比如，评工分。他10分工，他就拿他和我们比。他认为我们什么都不会干，开会时，力主给我们低工分。尤其像我，体力很弱，虽然后来锻炼得一般农活都可以和其他社员差不多，但割麦子不行，我才定了个7分8，比妇女队长还低0.7分，听说就是他的提议。由于我从来不过问这些，所以也没有人给我涨，第三年我才和妇女队长平齐，给了个8分5。10分工才三毛钱，我还打个八五折。
　　二掌柜还有两个绝活，会做酱油，还懂修路架桥。我们村每年秋后要做两锅酱油，除了社员分一些外，其余的公社供销社全拉走，一直卖到县城。这也算是我村的副业吧，当然队里也不会委屈二掌柜，我经常看见他掏出纸烟来抽，虽说不是特别好的牌子。至于修路架桥就更牛了，每年汛期之前，途径我县的209国道上的“八政桥”就要进行一次大修，这时，县交通局就来通知请二掌柜。此时，二掌柜就整理行装，专门等晌午社员刚吃罢饭，即将出工之前，在村里招摇一番。恰好他家在村东头，从村西头去公社，每走一步都不糟蹋，都能碰到村里人，他向乡亲们频频招手示意，微笑着，得意洋洋的样子。国道铺油，有的路段需要重新规划，二掌柜居然是副总指挥，而那正指挥是交通局长。显然就是二掌柜指挥了。
　　然而，就这么一个能人，县里始终是用时就招来，不用了就踢回去，没有一个人说，给他落实一下政策，恢复他的公职。没有。我后来在县城遇到县政府的人就打听他，恰好原来的教育局长跟他一起工作过。对他的评价是：人是个能人，可以说什么工作都认真去做，一丝不苟，漂漂亮亮地完成。就是嘴不好，口冷，骄傲，目无领导，说话领导不爱听。爱提意见，那意见一般还都提得很对。可是，哪个领导愿意身边放一个爱提意见的人?我说，他走了，不影响工作吗?局长说，唉，工作啥影响不影响?干是那样，不干，也是那样。你汇报时多说好就是了，多拣领导爱听的说，没影响。
　　2004年我回村也见到了二掌柜，他正挑着一担“稀茅”(掺水的人粪便)往自己的地里送，居然精神抖擞，满面红光的，根本想象不出是70岁的人!过了一会，他从地里回来，我去了他家，见到了给我们做饭的大队妇女主任----他的老伴。闲谈中，二掌柜拿出一沓黑乎乎的纸，神秘兮兮地说，你看我这里有好东西，是去年翻腾出来的。我拿过来一看，是油印的1969年我们小队的分红报表。
　　我掏出老花镜，在密密麻麻的人名中找我的名字，一看，哈哈，狗日的，我刚去时，给我的分不是7分8，是7分3!我一皱眉头，对他说，二掌柜，你们太不够意思了，6个男知青，怎么我分最低?谁知，他竟然变脸了，说，你干活最不发肆，你想要多少?我笑了。接着，他也笑了。
　　没想到三十多年过去了，他还是那个样子。
　　(7)大海
　　我村有个大力士，叫赵大海。和二掌柜是本家，年龄相仿。我村东边是大山，南边是黄河，北边是盐池，距大海至少有一千公里，而我村的人做过火车的只有一两个，最远到过太原，我保证我们村的人百分百没有见过大海。我很奇怪，这个名字是怎么起的。我问过赵大海，他傻呵呵地笑，什么也不说。
　　记得我们在公社开完欢迎知青大会，就是赵大海驾驶一辆大胶皮车拉我们回村的。那是元月二号，天气特别冷，中条山刚刚下过雪，东方远远地有一座大山，连绵起伏，高低不平，白雪皑皑，煞是好看。我们知青中叫建国的是个话痨，一个劲地问，“大叔，还有多远?”“到了没有?”那大海穿着一件很大的羊皮袄，鞭子甩得山响，憨笑着，“啊”，“啊”地应付他，因为他根本听不懂建国在说什么。
　　后来慢慢熟了，才知道，大海是几年前从山里迁下来的，身体强壮，二百斤的口袋自己撅起来就走，进山打柴总是小二百斤，是全村最有力气的人。因为是外来户，见人就笑，很少说话。当初来的时候，队长稀罕他虎背熊腰的身子，一把好力气，二话没说，就同意迁户口。
　　大海现在住的是别人家的弃窑，他自己打的窑洞在村边沟旁，还没有正式启用。那新窑一共两孔，据说是大海自己一个人用了三年时间打成的，而这三年他每年最少出工三百天。也就是说，他用的几乎完全是业余时间。从下院到两孔窑打成，所有的土，填沟垫院，至少有一千方，全靠一辆小推车和一条扁担两个厝(河北叫筐)-----他的厝好像是特制的，特别大。别人家的厝一担土八十斤，他的厝一担土得有一百六十斤。你看厉害不厉害?!
　　1970年，我脚上长了一个鸡眼，就是两个知青按住我，请他拿刀子剜掉的，出手利索，眼睛眨都不眨。被我誉为“最心狠手毒的贫下中农”。不过，那鸡眼再没有长出来。
　　他媳妇叫“中看”，长得也算还行，只是名字起的有些不谦虚，而且过于直白。我只见过她几次，大海从来不让她劳动，他随便干点啥都能养活她;也不让她出门，好像生怕让别人看了去。他们没有孩子，收养了一个女孩。大海很疼爱他的媳妇和女儿，张店一年四个“会”，每个会都必须要带她们去。中看穿得花枝招展，孩子也是一身新衣服，骑在大海的脖子上，一家三口逛会，一跩一跩的，兴致勃勃。在会上，全家人总要吃两碗“羊肉泡馍”，扯上一块花布什么的。
　　大海每年要到山下盐池担上一个月的硝，是计件的活路，非常苦累，但很挣钱，人家说大海一趟回来能挣二百多块。每当他去担硝的时候，中看就把大门一锁，很自觉地把自己关起来，绝不出门，直到大海带着钞票回来。两口子恩爱得很苛刻。
　　前队有几个知青原来在天津上学时练过摔跤。有个叫金洪亮的，是他们里最棒的。金洪亮个子不高，一米七左右，也不胖，看上去很普通。得知大海是大力士，金洪亮没事就找大海，大海一看这学生娃比自己矮将近一个脑袋，哪里把他看在眼里?
　　一天，两人商量好在场上比一回。聚了一大帮社员，中看也抱着孩子在一边看。若是平时，那大海早把中看赶回家里去，这一次大概想让中看高兴，就没有吭气。两个人打个抱拳，很像那么回事，然后就纠缠在一起。大海块头大，力气大，那金洪亮个子小，就像个老鹰抓小鸡。终于，金洪亮被抓住了，大海就抓着他转，想把他摔着地上，但是金洪亮也抓着他，甩不掉。转了几圈，大海只得把金洪亮放下来。谁知，就在放下的一刹那，金洪亮一伸腿，使了个巧劲，把个人高马大的赵大海放倒在地。
　　“这狗日的，会武功……”大海嘟囔着，拍拍身上的土，爬起来，赶忙拉着中看回家了。社员们一阵哄笑。从那起，大海不参加类似活动，金洪亮他们再勾搭他，他也不上当。“这杆学生娃会武功，狗日的……”他老是叨唠着这句话，好像明白了：光有力气，不中!
　　2008年我回村见他了，样子没怎么变，感觉矮小了许多，还是憨憨地笑。我问他，我是谁，他摇头说，“想不起。”我说，“你怎么变小了?”他说，“老了么。七十岁了。”我说，“你还记得摔跤么?”他看了看我，竟然说：“哦，你是金洪亮?”一句话让我笑弯了腰。这家伙，接受了知青的一次再教育，竟然刻骨铭心，四十年了还记着。我说：“不是，我是XX。”他又笑了：“啊，你不是金洪亮啊，那狗日的，会武功……”
　　(8)玉成
　　知青到农村，最高兴的是中小学生。村里有人一辈子都没见过火车。知青的到来无疑打开了一个了解外面世界的窗口，而正处在求知欲强烈的学生们就是一个扒着窗口觊觎渴望的群体。
　　有三四个学生经常来找我，要我给他们讲，讲什么都行，讲什么都爱听。一到麦收，我的付出就得到回报。我村地处山脚下，最大的一块地四十亩，其余都在二十亩以下，最小块的只有几分。大部分是坡地，也是一层层的梯田，只不过坡度比较缓，就没有像龙脊梯田那样壮观。每到麦子熟了，一层层麦浪翻滚，金光闪闪，也有点诗情画意。
　　按说这样的地割麦子是不算累的，因为还没来得及腰疼，就已经到头了。就这样我也不中，开始割还行，割着割着就被别人甩在后面，越着急越赶不上，有时弄不好还割了手。一般就在这时，几个学生就赶到了，他们割到地头，返回来接我，你一把，他一把，三下五除二，就割完了。老实说，有这些学生，我少受了许多苦。
　　学生里和我最好的是玉成。他不仅在劳动上是我的坚强后盾，而且在生活中给了我许多帮助。他曾经拿家里的鸡蛋煮给我吃;那时我学会了吸烟，又没有钱买，他就拿他爸的烟叶装满一个小布口袋给我拿来，抽完了，再装;还有一次，我腹泻，他把我带到他家，让他妈妈给我做了一碗鸡蛋面，伴了许多大蒜和熟油，他们自己是从来不舍得这样吃的。
　　一天，玉成给我拿来几串像葡萄一样的紫褐色小果子让我吃，我一尝，有点甜，有点酸，有点麻，还有点辣，他说这就是五味子。是一种药材，可以补肾安神。我问他从哪里得到的，他说在山里很远的地方，那里有很多野果，山杏，土梨，野葡萄，八月炸……他说找机会带我进山，他家有亲戚在山里。然而这个愿望一直没能实现。
　　我1971年9月离开村子到县城工作，虽说只有50里地，但是不自由了，只回去了一次看他们，心里一直很歉疚。1973年，我到了电影放映队，借放电影之机回去呆了一天，但是没见到玉成，听说他当了队长，去公社办事了。后来，因为我一直下乡到处去放电影，也失去很多见面的机会。
　　1975年，我调到文化馆。冬天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议，玉成来了。他已经是大队支部委员了。他跟我说：他当队长以后，做了几个大动作：1、扔了百十亩烂地，社员谁愿意要谁要，种了收了归自己;2、让二掌柜当酱油厂厂长，专门做酱油卖，3、有些活儿包工分包时间，在保证质量的情况下，节约时间归自己。按说这在当时都是犯忌的事，我说，你这样干，公社大队让吗?他说，我没告诉他们，但是我今年麦子分了二百三十斤，预计分红能达到四毛五六，这次开会，我是模范队长，全县表彰。他脸上不无得意，我也为他高兴。他来还给我带来一桶酱油和一麻袋土豆。
　　大概是79年，玉成到县城看病来了，住在我那里十几天。我问他什么病，他说不清楚。就是睡不着觉，脑袋疼。我问他怎么搞的，他也不说。我看了看医生给他开的药，有“安定”，“谷维素”“维生素B1”等药片，我说管事不?不行看看中医，调理一下。那时县医院有个北医大毕业的何医生，跟我们很熟，就找她看了一下。何医生说，没大事，操劳过度，休息一下就好了。
　　后来我看何医生开的药里，就有“五味子”。我说，这是让你安神呢，队里的事不行就别管了。他说我已经辞了，今年分红掉下来了，一个工合四毛一。我说可以啊，不少了。他说，我定的是五毛，没达到，有一干人弄我呢。我说，你听我话，不干是对的，管他四毛五毛，挣来钱大伙分，挣不来，你自己挨骂。何苦呢!
　　他走后，我就再没见过他。何医生跟我说，他有些抑郁症和精神官能症，可能受了什么刺激。我调回河北之前，碰上大队书记来县城，我向他了解玉成的情况。书记说：这娃太刚。农村的事像个臭皮囊，不能认真，就是你来我往地对付。他搞那一套我都知道，我不管他，有人嫉妒，也有人受不了，就弄他。娃又实心眼，想不开，现在送洛阳看病去了。我说，我马上就调走了，你告诉我洛阳什么医院?书记摆摆手，说，“你不去了，”他压低了声音，“神经病院。”
　　2004年，我回村第一个找的就是他，一打听他不在我村里住了，迁到后村二队了。我见了他，他没有认出我。我告诉他以后，他拉住我的手，半天没有说话。然后他就骑着摩托车带着我东家西家的转。他说，从洛阳回来之后，他就迁到这里，大队推选他当了副支书，没球事，是个闲差，他也不操心。现在种些果树，烟叶，胡球弄着些，也可以。
　　我想玉成这人也太实在了，别人当队长，即使捞不着什么好处，起码落一个轻闲自在不干活，可他却……，我说，记得咱们当年还要进山去弄五味子吗?他笑了。叹了一口气，老了，别说你，我都很多年没有进山了。不过，五味子可没少吃，哪副药里都有。
　　五味子，酸甜苦辣咸。这就是人生。
　　(9)玉玺
　　1970年春，因为队长不借巷锁家粮食，我跟队长干了一场，虽然后来算是赢了，心里也很烦闷，就经常不去上工，猫在窑洞里画画。这个时候，认识了玉玺。玉玺是太原工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分配在我县的曹河钢铁厂。那年夏天，他到我公社招工，从公社秘书那里知道了我，就找上门来。
　　我这人是很不懂接人待物的，现在想来，就是不太懂事。那时，我正在画一张李铁梅的剧照，“仇恨入心要发芽”那张。玉玺进门的时候，我知道进来人了，但是既没有招呼人家，也没有给人家让座，连看都没看，还在不停地画。玉玺见我没有停下来，就站在一旁静静地看。
　　过了一会儿，我画够了，一回头，才发现不认识。这个人文文静静，长得很秀气，个子不高，脸色白里透红，像个姑娘。我很歉意的请他坐。他做了自我介绍和来意，吓了我一跳。原来是大救星来了!那时，我真是在村里干够了，甚至在公社，看见拖拉机站里满身油污的工人我都羡慕不已，心想：我要是能在这里上班该多好啊!常常站在那大门口发上半天呆。
　　我俩就很快聊起来，他就是玉玺，一个很高贵的名字。不过人极为和善，说话和风细雨，真的像个姑娘。记得我俩就那张画聊起了样板戏，我唱了一段“临行喝妈一碗酒”，她喜欢旦角，唱了一段“爹爹留下无价宝”。唱完了又唱别的，足足过了一把戏瘾，非常高兴的一个下午，正事没说。
　　第二天，他又来了，说，你跟我走吧，到钢铁厂当工人去。真的吗?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真的，他非常肯定，这事我就说了算。我喜不自禁，天啊，我终于离开这个穷山沟啦!他说，你现在跟我去公社，我要看一下你的档案。我俩就一路春风跑到公社，找到梁秘书取出我的档案。
　　那年月，档案这东西，领导可以看，招工的可以看，你自己不能看。我就老老实实躲在一边，看着玉玺撕开那牛皮纸袋的封口，从里面掏出几张表。谁知，玉玺拿着一张纸，看着看着，眉头就皱起来了。一会儿，他把几张表装回去，交给梁秘书，拉着我来到院里。我们找了一个僻静的地方，玉玺脸色很难看，沉重地说，你去不成了。我说，怎么了?“你档案里有一个海外关系，政审是通不过的。”我一下子懵了，仿佛从天上突然掉进深渊，那时的脸色有多难看是可以想象的。
　　好一阵脑子空白。我极力回忆着那东西是怎样进来我的档案，我想不出来。我只知道，我有一个叔叔在台湾，但是我没见过他，也不会在任何表格里填写，我还没有傻到这种地步------尽管我自认为对党和毛主席很忠诚。我俩半天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阵，他说，回吧，好在这事谁也不知道，你们大队，小队都不知道，你回去就像往常一样，这件事就当没有发生，以后再找机会。见我没有说话，他又说，你跟我回家玩几天吧，我家在黄河边，可美了。我木然地点了点头。他家在县西边长乐公社，我跟他坐车到了县城，买了一些糕点，又坐了几个小时的汽车，还走了很远的路，才到了他家。
　　他家真的很美，他的爸爸妈妈都是老实忠厚的农村人，爸爸是生产队长，他有个弟弟，和我同年生的，比我大几个月。我还见到他的未婚妻，在公社当妇联主任。他们全家都对我十分热情。他家院子里有许多花草，还有很大一个竹子搭的架子，上面缠绕着很多藤藤蔓蔓，长长的结了许多瓜，还有豆角。他领着我在村里转，村子里很多房子，很多树，枝繁叶茂的，还有许多竹林，感觉很像江南。往南走不多远就是黄河，因为是库区，这里的水不黄，而是清亮清亮的，水面很大，碧波荡漾。玉玺指着对面的黄土坡，说，那里就是三门峡，我们这里是渡口，有摆渡可以过河的。站在宽阔的黄河边上，望着远方的水天一色，我的心情渐渐开朗起来。
　　我在玉玺家住了五天，最后我从他们村的渡口去了三门峡，在三门峡玩了一圈又从茅津渡口过河经县城回到生产队。从那以后，我和玉玺就一直通信，后来，他每个月给我寄五块钱，说是买邮票信纸信封的，一共寄了四个月，来信说，他马上要结婚，不再给我寄钱了。遗憾的是，他家太远了，我没能参加他的婚礼。
　　1971年9月，我到县农机厂上班，他也从钢铁厂调到工业局，后又去了化肥厂。那时我们就经常见面了，我要还他钱，他坚决不要，他说我是给你的，不是借。1981年，我调回河北，他专程送我到运城。我到河北后，给他写了一封信，他回信说，化肥厂的效益不太好，他准备停薪留职搞长途贩运去。从那再没了消息。
　　2004年春节后，我回县里看他，他已经退休回了长乐老家。因为是冬天，当我开车到了他村里时，感觉很是冷清，树叶已经落光，枝条光秃秃的，天气阴沉，村里见不到人。我好不容易问到他家，我在路口锁车，爱人去敲门。敲了半天，才出来胖胖的一个妇女，一会儿，掺出一个瘦瘦的人，只见他一个劲摆手，我爱人喊：“他说不认识你!”我远远看去，就是他，玉玺，我思念多年的朋友。我三步并作两步跑过去，一边跑，一边喊：“就是，就是……”
　　跑到门口，那妇女一眼便认出了我，“你就是那年到这里玩的知识青年吧?”我说，“是啊，我是从河北来专门看望玉玺的啊!”这妇女就是玉玺的老伴，我的大嫂，当年的妇联主任。玉玺痴痴地望着我，嘴角流着口水。我一惊，他是怎么了?大嫂说：“唉，他脑溢血，险些没死，现在好多了，还能动了。”
　　进了屋，我拉着玉玺的手，问，“你真的不认得我了?我是XX啊!”他看着我，好像在想。大嫂说，“你忘了那一年，你带着他到咱家来玩，他后来去了文化馆，你俩唱戏，唱样板戏，你不是老说吗?”忽然，他想起来了，一下子抱住我，趴在我身上：“哇，哇----”地放声大哭，我也忍不住大哭起来。万万没想到当年英姿勃发的玉玺会变成这个样子!我们两个都没想到。
　　临走时，我给他留了一点钱，他们坚决推辞。大嫂说，不缺钱，三个娃都上班，他还有退休金。我说留下吧，这是我的一点心意，离着远，下一回还不知什么时候能见。
　　回到县城宾馆，见了县里的几个好朋友，当他们得知我去长乐看玉玺的时候，都责怪我，“你怎么不早说?早说，咱们一起去啊!”然后大家就说起玉玺。有人感叹：这个人啊……对人好，对人实在，乐于助人，没有一点点坏心眼，钱也赚了，但是没有染上一点坏毛病，不抽烟，不喝酒，不赌不嫖。有人插嘴，别说嫖，谁见过他跟哪个妇女嬉皮笑脸过?谁见过她跟哪个妇女开过玩笑?没有，没有。
　　又有人说起当年一起倒苹果，车过广东的时候，遭遇一伙强人，强买强卖，所有人都吓得不敢说话，只有玉玺跟那些人讲理，因为这货都是订了合同的，不能卖给他们。那些人不讲理，把玉玺打了……同去的四个人都很惭愧，因为他们中间玉玺个子最小，是最文静的一个人……
　　孟子说过：“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玉玺就是正人君子，也是大丈夫。老实说，后来我再没见到过他这样的人。
　　(10)柳叶
　　县城里虽比不得大城市，但比起农村来像进入了天堂。我先在工厂学徒，国营，铸造工，一个月19块。学两年，很累。好在那时工厂管理混乱，可以偷懒，累也累不了哪去。后来进了文化系统，不累了，知道的事也多了。
　　我们县有个很漂亮的女孩，叫柳叶。县革委会主任下乡时看上了，想给自己的独生儿子找个媳妇，柳叶家里觉得能和县里的领导做亲家，一定是祖坟上冒了青烟，毫不犹豫的答应了。柳叶那时很小，想着自己能离开农村到县城参加工作，每个月可以给穷苦的爸爸妈妈补贴一点钱，也高兴地答应了。于是很顺利，吃过订婚饭，柳叶就到某单位当上了打字员。从交易规则上讲，这事还算公平。
　　因为柳叶不够晚婚年龄，两人始终没有登记结婚。柳叶虽然很俊俏，但永远是紧锁双眉，难得一笑。工作关系，我和她打过几次交道，只见过她一次笑脸。可是后来事情有了变化。据传革委会主任那娃有点智力问题，这桩婚事简直就是“一朵鲜花插在狗屎上”的经典。小孩子禁不住闲言碎语，柳叶终于不干了，提出退婚。很快传来主任病倒的消息，又很快，柳叶被调到距县城50公里之外的一个公社里去了。
　　革委会主任的儿子后来和县城附近村的一个女娃结婚了，这女娃被安排到我单位图书馆，为主任生了一个孙子，保住了他家的香火。接着，改革开放的烈火像文革的烈火一样在偏僻的小县城燃起。已经成为图书馆正式员工的女娃果断地提出离婚，并顺利办理了手续。此时的革委会主任早已无权无势，力不从心了。但是，主任儿子的承受力显然已经大大加强，他也很快完成了第三次婚姻，可见他的智力不一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
　　革委会主任如果还在，应该80多了。他女儿和我爱人是非常要好的朋友，是个很漂亮很聪明很开朗的女孩。他的儿子我见过一次，看不出有什么瑕疵。我觉得作为县领导，他还是挺大度的，似乎并没有斩尽杀绝。而那第二个离了婚的儿媳妇后来还当上了图书馆的馆长，算是个很有主见的女娃了。
　　我倒是常常想起那个被贬到公社供销社去的打字员柳叶，不知这曲折的人生之路对她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她现在还好吗?
　　(11)裴老师的故事
　　我在乡下放电影时，认识了部关公社中学的裴老师。裴老师三十五六岁，中等个子，很清瘦，待人十分和善。一般到了公社，放电影经常在学校的操场，所以我们就吃住在学校，那里有教师食堂，有接待客房，比较干净，也比较方便。晚上，放完电影，还可以和老师聊聊天。
　　那天晚上，裴老师、我师傅和我三人聊天，裴老师讲了他自己的一个故事。
　　那是68年春天的一个清晨，公社门口的墙上出现了反动标语，“打倒X主席”，用白粉笔写的，大概写了五六条。这一下不得了，公社武装部立刻报告县里，县革委会，县武装部，县公安局都来人，把个小小的公社围了一个水泄不通，还有许多人看热闹。
　　记得，那是刚过春节不久，刚开学，我是班主任，正在收同学们的寒假作业。第二天中午，我刚打饭进办公室，饭还没吃，有人通知我，到校长办公室。我把饭放在办公桌上，来到校长办公的房间。一进门，看见有两个穿蓝衣服的民警在和校长说什么。校长见我进来，脸色很严肃，招手说，你过来看看，怎么回事?
　　我走到校长的办公桌前，才看见桌子上有五张照片，就是拍的那反动标语。我定睛一看，天啊，那不是我写的字吗?五条标语都是我的板书笔体，惟妙惟肖，难辨真伪，连我自己都不相信自己了。当时我的脸色非常难看，非常尴尬，脑子一片空白，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直到两个警察上来，把冰冷的手铐铐在我手腕上的时候，我才大叫了一声，“这不是我写的!你们搞错了!”
　　我害怕极了。我家里成分比较高。土改时定的上中农，谁知后来搞了一个“民主补课”，我家又补了一个富农。家里算“地富反坏四类分子”，我在学校里说话都不敢大声，文革时虽然没有被抄家，我老父亲也开了好几次会，站在前头挨训。本来我中师毕业后，因为成绩好，县中学要我的，就因为成分，被分到公社中学。而且我的工资应该一年后上调一级，也因为这，没有动。我连问都不敢问。
　　在县看守所，我冷静下来，仔细分析，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忽然想，一定是有人模仿了我的笔体!可那是谁呢?我没得罪任何人啊，甚至对每一个学生，我都从来没有发过脾气----我这个样子，哪里有什么脾气啊!我想不起谁和我过不去。我哭了。我睡不着觉。我不知道谁这样害我啊!
　　但是，审问时，我坚决不承认。在任何笔录上我都不签字，我无罪，我是被陷害的，是有人在害我。可是，人家说，是省里的专家鉴定的啊，百分之百就是你的笔迹，你不承认不行啊。你说有人陷害你，你说是谁?谁和你有仇?------我却真的说不出来是谁。
　　很快就结案了，我就是现行反革命，就是仇视无产阶级专政，对党对毛主席有着无比深刻的阶级仇恨，妄想翻天，复辟资本主义的富农子弟。我欲哭无泪。学校里，老师校长学生，没有一个人相信那标语是我写的，但是没有一个人敢替我说一句话。
　　那时，写反动标语最重是要判死刑的，但是要省里批。县里就一层层往上报，我就在看守所里等，那日子难熬啊。生活上就不要说了，死硬的玉米面窝窝头，一顿饭两个，几片咸菜，稀粥几乎就是蒸锅水，那时拉的屎，一点臭味没有，一点粘性没有，干了，风一吹就飞了，地上都没有痕迹。
　　我始终没有承认，虽然没有拷打我，但是，推推搡搡，体罚，不让睡觉是家常便饭。你说怪不怪，真让我睡，我睡不着;审我熬我，逼我，我又睏得不行。唉，可是受挣了。但是不承认，也定罪，证据确凿啊，我又百口莫辩。
　　就在省里批下来的当天，看守就透给我了，说，裴老师，阴曹地府又多了一个冤死鬼。我知道，我死期到了，原来听戏唱《窦娥冤》，现在我成了窦娥。我跟审我的领导说过，你们判我死刑吧，我不想活了，但是我是冤枉的，早晚有一天，你们要给我平反。那时我结婚两年多，还有个女孩。妻子来看我几次，哭得像个泪人，可是束手无策，她家里也是富农成分。
　　我劝她也劝自己，黄泉路上屈死鬼多了。反正人总得死，不就是早死几天吗?想开了，我反而能睡着觉了。等了几天，我都等急了，不知怎么竟没了消息。谁知过了半个多月，竟然把我放了，说是逮住了真正的反革命分子。公安局领导跟我宣布这个决定时，我顿时觉得天旋地转，晕倒在地上，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了。
　　醒来的时候，我躺在县医院的病房里，打着吊针。媳妇和孩子守着我，还有学校里一个老师。他们跟我说，就在准备枪毙我的时候，在李家沟水库工地上又出现了反动标语，字迹跟我的一模一样。公安局一个领导决定暂时停止对我的行刑，抓紧时间破案。很快逮住了写反标的人，原来是我的一个学生，叫杨幸福。
　　我极力回忆着杨幸福的样子，终于想起来了，前年毕业的，太普通的一个学生了。从来不说话，个子矮矮的，一说话就脸红。我跟他没有任何瓜葛，他为什么要害我呢?我实在想不通。
　　开公审大会那天，我挤到舞台前，想仔细看看杨幸福。我看见了，穿着破烂的衣服，剃一个光头，特别瘦，他看见我，露出一丝笑容。他轻轻地说：“裴老师，对不起。”声音特别小，我没听见，我是根据口型推测出来的。我眼泪一下子涌出来，不知是为了他，还是为了我自己。
　　我们都没有说话，屋子里静悄悄的。裴老师停止了讲述，静静地看着地面，此时的空气仿佛凝结了。半天，我师傅说，那娃枪毙了?裴老师说：枪毙了。我说，多大?十八岁。我师傅掐着手指算，过了一会儿，对我说，跟你一般的。如果活着，今年二十四。
　　关于中条山往事的故事
　　从2004年到2009年，我连续五年回到我插队的地方，见了许多当年的朋友。通过和他们的接触、交谈，我发现，他们生存的环境虽然比四十年前有了一些变化，但是他们仍然贫困，特别是，他们的思想，至今还被控制在一种无形的桎梏之下。
　　四十年，应该是一个人从出生到成熟，从创业到成功，开始走向辉煌的时候。也应该是一个人生的完整过程。但是这四十年的变化几乎让人感觉时光停滞，或者极其缓慢的移动，与世界上发生了那么多惊天动地的大事相比，近乎一潭死水。甚至与我生活在的渤海湾的小城市相比，也有一种回归原始的感觉。
　　故事中好几个人是我最近几年回去接触过的。他们的精神面貌依旧，思想变化不大，让我产生一种莫名的悲哀。
　　我和另外一个同样是富农成分，同样当过老师的马老师到裴老师家坐，谈起了以阶级斗争为纲那个年代的荒唐，谈起阶级斗争理论的荒谬，他们对我的言谈感到十分惊讶，马老师欲言又止，吞吞吐吐;而裴老师居然不敢说话，而且不时地向门外张望，似乎感觉在家里说话都没有安全感，可见当年的红色恐怖对他们的伤害之深，而这两位老师都已是年过七旬的老人了。
　　人生七十古来稀。虽然他们还很健康，但是七十岁的老人毕竟是“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可是蓦然回首，你却发现，恐惧伴随了他们的一生，作为不得“乱说乱动”的后代，两位老人一生都没有做过一点对不住人的事，他们甚至从来没有大声说话过。难道他们就没有与生俱来的人的基本权利吗?
　　两位老师的后代都很争气，考上了很好的大学，现在混得都不错。这多少在精神上给了他们一点点补偿。当然，这一切都过去了，都已经成为了历史。我们希望历史不会重演，但它的前提是：不要忘记。不要忘记才能让我们努力去创造一个新的生存环境，这个环境就是：让每个人都得到尊重，每个人都能大声地表达，每个人都不再恐惧，每个人都不在木然，每个人的脸上都绽放着由衷的笑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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