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为避免刺激日本不战而退_网易军事
九一八事变 张学良为避免刺激日本不战而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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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提示：电影《西安事变》里，蒋介石下手谕，令张学良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
资料图：张闾蘅。(原标题：侄女忆张学良往事：“是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张学良：从东北到台北侄女张闾蘅讲述大伯往事65年后，我们再次透过历史的硝烟，回望那段抗战救亡的岁月。在那个激荡的年代，在西安事变 前夜、在抗战正面战场、在抗日根据地，张学良 、张治中 、左权、李济深、蒋光鼐 ……一寸江山一寸血，中华民族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一个大国的尊严。如今，民族甫兴，国力重振，为缅怀父辈伟绩，再现中华民族的那段苦难史和英雄史，本刊继去年《新中国60年家国志》之后，特别推出家国志第二季——《抗战家国志》，以飨读者。本系列报道将分10期刊出。6月3日，张学良诞辰110周年。从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的长子、“少帅”，到被国人误解的“不抵抗将军”，再到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西安事变的主角——张学良的一生的故事早早定局。能够讲述张学良人生轨迹的张氏子裔是张学良第五个弟弟张学森的女儿、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来来速递货运有限公司董事张闾蘅。1967年，张闾蘅从美国留学回来后先在香港工作了几年，又回台湾住了一段时间。张学良的子女都不在身边，她与妹妹张闾芝便成了大伯张学良关系最亲密的家人。今年3月6日，在北京贵宾楼饭店，张闾蘅沉浸在对伯父的追思中，不时眼眶湿润。“只要我回到台湾，大伯几乎每天都来，他往屋里一坐，打开话匣子，讲他的童年、在东北的往事，讲祖父张作霖的趣事，也讲囚禁生活中逗乐的事”。在张闾蘅眼里，大伯张学良“是一个喜剧人物，却活在悲剧里面”。“不抵抗”——“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的”张学良正式登上中国政治舞台是在日，年仅28岁的他向全国通电就职“东三省保安总司令”。三年后，“九一八事变”，东北军不战而退。后来人们大都认为，是蒋介石 的一纸“不抵抗”命令，把整个东北给丢掉了。其实，事实并非完全如此。1991年5月，张学良在纽约回忆起这段历史。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里演到：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在北京召开了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决定不能抵抗。张学良将决定发给了南京的蒋介石，蒋回电报：同意东北军高级会议的决定。之后张学良又召集国民政府的外交官顾维钧 、章士钊及东北政务委员会委员汤尔和 等人举行会议；几天后又邀胡适、曹汝霖等27名政要、社会名流会商东北问题，众人决议认为应依靠国联、听命中央。不抵抗政策背后的始作俑者是蒋介石还是张学良？甫时，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但是，直到1936年“西安事变”爆发前，东北早已沦陷，华北也已危急，蒋介石却始终没有准备抵抗日本侵略者的举动。正是因为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失望，张学良才最终决定实行兵谏，发动“西安事变”。“西安事变”——“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关于张学良的传说纷扰，很多难辨真伪。据说，日，张学良85岁时看电影《西安事变》，因心情激动没看完就离去。真实的场景，在张闾蘅这个与张学良最亲近的后辈还原中，张学良“没有激动，也没有评价”。“其实，对大伯来说，电影不能看是很正常的，因为他有青光眼，基本上是靠听的。看了他说，那个‘张学良’好像和我不像啊。”那么，西安事变前夕的真实张学良到底是什么状态？晚年的张学良曾经坦言自己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他说：“我做那件事情没有私人利益在里头……假设我要自己的地位、利益，就没有西安事变。”在事变过程中，张学良没有向蒋要地盘和金钱，“我大权在握，富贵在手，我什么都不要，所以蒋先生也就原谅我。”张学良未尝没有反问过自己，“我牺牲自己，为什么？”“不要打了！”在日本步步蚕食之下依然大举“剿共”，是张学良“兵谏”蒋介石的主要原因。为此，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曾与蒋介石大吵。张学良说：“这样下去，你就等于投降呀。”蒋介石说：“汉卿呀，你真是，你无耻，咱们军人从来没有‘降’这个字。”张学良说：“你这样做比投降还厉害，不战而屈人之兵，上策也。你这样叫人家不战就把我们中国一点点吞去，你不等于比投降还不如？”1990年，90岁的张学良回忆起发动西安事变的动机时说，“我真怒了，我的意思是这么一句话：你这个老头子，我要教训教训你！”日5时，西安事变爆发。经多方斡旋，“西安事变”最终和平解决，张学良、杨虎城在12月25日下午送蒋介石及宋氏兄妹上飞机，同时为了“维护领袖威信”，张学良亦随同护送蒋介石回南京。张学良是抱着必死之心去南京的。“我到南京是预备被枪毙的……假设我的部下这样，我就把他枪毙了。”张闾蘅说：“蒋夫人(宋美龄)当时为了营救蒋介石而答应的条件(事后不追究张的责任)，但事后蒋介石没有遵守承诺，蒋夫人为此深感内疚，正因如此，蒋夫人保住了伯父的性命，不致遭遇到与杨虎城将军一样的噩运。”“西安事变”后被幽禁，张学良时年36岁。他的幽禁生涯，从南京、贵州修文县阳明洞、贵阳市麒麟洞、贵州开阳县刘育乡、贵州息烽县阳郎坝、重庆歌乐山戴公馆，直到台湾井上温泉。期间八年抗战、解放战争……张学良不无遗憾地认为：“我的事情到36岁，以后就没有了。从21岁到36岁，这就是我的生命。”张学良被囚禁逾五十多年，对蒋介石的感情很复杂，在张闾蘅面前，他对蒋介石有过一句评价，“大伯说：‘你爷爷(张作霖)是一个有雄才没大略的人，蒋介石是一个有大略没雄才的人’。”幽禁台湾——与赵一荻结婚1946年11月，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张学良和赵一荻被秘密从重庆转移到了台湾，自此进入了更秘密的幽禁。先是在新竹的井上温泉，后又曾在高雄寿山要塞暂居。1959年，蒋介石下令解除对张学良的管束。张学良提出要在台北市郊自己盖房。1961年，张学良新居落成，位于台北市北投路70号。“地皮是大伯买的，房的格局是大伯设计的，他自己花钱盖的房自然倾注了不少的情感。”但搬入新居之后，张学良的出入依然有一群“服侍”相随。日，64岁的张学良与53岁的赵一荻正式结婚。“大妈话不多，眼神中总有淡淡忧郁。她很少向外人提及自己内心的感受。”在张闾蘅眼里，大妈对大伯来说，是绝对的贤妻，对大伯的饮食起居照顾得非常好，他的生活就是她的全部世界。大伯谈起她时会说：“人家对我好，我就得对人家好啊。”张闾蘅说，“听大伯讲，他在30年代就拥有自己的私人飞机，甚至自己驾驶飞机到南京开会，再想想现在，这叫什么日子？当年是从天上掉到地上，没有糖吃不知道糖啥滋味，知道了什么滋味一下子没有了，什么感受？”“他内心的痛楚，是言语无法表达的。环境、容貌都在改变，但唯一没变的，是他性格中的开朗豁达与率真。”张闾蘅说，有一次大伯请客，席上有好几位中年太太，都是平常陪他打牌的牌友。期间有人说：“一屋子的美女陪您吃饭，您多幸福呀。”张学良马上笑着回答：“嗯，你们都是美女，那丑人都到哪里去了？”在场的人都哈哈大笑起来。毕生遗憾——没有回东北老家看看1994年，张学良夫妇离开台湾，在夏威夷定居，从此开始了真正自由的生活，直至去世。张闾蘅经常回忆起陪大伯在夏威夷海边散步的时候。“10点多，我们推着轮椅出去，走1个多小时。散步的时候我们话不多，聊天都是在屋内，大伯坐在轮椅上我们说话也不方便，我们总是带点东西喂鸽子，逗逗小孩之类的。”张闾蘅说，“大伯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应该是到了夏威夷的时候，我们请他出去吃饭、陪他聊天。以前在台湾，总有一双眼睛在盯着他，每天出来一直都有人看着，一般是两辆车，一人开车，另外一人坐在后排一言不发，后面还有一辆车紧跟着。直到大伯到了夏威夷，这双眼睛就没有了，可以我行我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气氛不一样了，一切都过去了。”生活中的张学良喜欢唱京剧、看明史和圣经，他还喜欢吃水果，“一天吃好几斤”，而饭菜则喜欢吃清淡的，很少吃肉。他喜欢热闹，喜欢朋友多，喜欢打麻将……“就是喜欢热闹”。张闾蘅只有一次见过大伯流眼泪。那是大妈去世时，大伯对她轻声说：“前几天，她还好好的，怎么人说死就要死了呢！你看前几天，我才跟她开玩笑：‘你走了，我就找一个女朋友去’，她就跟我说：‘我作鬼也不放过你！’”张学良说着说着眼泪就默默地流了下来。“其实他还很怀念夫人，大妈对他，真的可以说是无微不至。他们夫妇把生死看得很开，一直相信，他俩都死了，就会在另一个世界再相聚。”在赵一荻去世一年后的2001年，张学良的人生也画上了句号。
“大伯弥留之际，依旧念念不忘大陆。未能于有生之年回大陆一趟。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张学良说，要在适当的时候回到东北老家去看看，主要是看看亲友，说这事与政治无关，因为他本人早已退出政治，早已脱离政治。他希望人们不要把他回去探亲扫墓的事同政治连在一起。张学良为什么没回大陆，坊间说法不一。张闾蘅说，其实没有别的原因，大伯很多事情都没踩在点上，当他想回大陆时，政治环境不允许，等环境允许了，又因为大妈的病情回不去。张学良曾不止一次对张闾蘅说，国人之所以敬重他，是因为他没有贪图不应得的利益，反对内战，力保国土的完整。张闾蘅说，国庆60周年大阅兵的时候，她在观礼台上非常激动。当时她心里说：大伯你可惜没在这，要是你在这，看到现在的中国，得有多高兴啊。(文中部分史实参考唐德刚撰《张学良口述历史》)
本文来源：华声在线-湖南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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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证：蒋介石向张学良下过不抵抗命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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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要：长期以来大陆通行一种说法：九一八事变时，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未予抵抗，是张学良“忍痛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命令，他蒙上“不抵抗将军”骂名，是做了蒋的“替罪羔羊”。研究中存在一些误区，须要澄清。1，蒋介石、张学良之间并非简单的上下级关系，张学良具有相当的独立性，他与蒋的意见不同时，对蒋的命令可以不听，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2，这一观点主要靠一些回忆录作依据，而许多回忆资料的说法存在种种漏洞。3，事变前中国一方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此蒋张二人具有共识。事变前蒋氏指示对日军挑衅采取“力避冲突”方针，对事变后张学良实行不抵抗政策不无影响，但事变前“力避冲突”与事变发生后“不抵抗”方针，二者有明显区别。4，事变发生后，张学良和荣臻等人的电文均证明，是张学良对东北军下了不抵抗命令。5，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和国民政府中央处置事变的方针，并非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不抵抗政策。国民政府对事变的处置是，诉诸国联，并准备抵抗。四个月后就发生了“一二八”淞沪抗战，采取的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方针。6，张学良晚年一再说过，下不抵抗命令的，是他自己，而不是中央政府。
　　1949年后，有关九一八事变时中国东北军对日本关东军的进攻“不抵抗”问题，大陆通行的说法是，张学良奉行蒋介石不抵抗主义方针。这种观点远播，影响及于海外。有的著作批评对九一八事变的处置，国民党政府在事变前“严令张学良所部东北军不作任何抵抗”，事变发生时，蒋介石又令“东北军绝对不抵抗”。1 或者说：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向张学良下“不抵抗”命令，张学良“忍痛执行”蒋的“不抵抗主义”方针。2 或谓： “张学良只不过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蒋介石才是不抵抗主义的发明人”。3有论者说：日本人占领了张学良奉天的军事大本营，张学良遵循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而对日本人的进攻，他一退再退，把整个东北让给了日本人，在全国民众的一片唾骂声中，他又做了蒋介石的替罪羔羊。“不抵抗将军”的臭名落在他的头上。4 对东北的沦陷，“张学良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若要把这一切都归罪于他，则似乎太不公平，因为他仅仅是不抵抗政策的执行者，而这一政策的制定者却是南京的蒋介石。5事实究竟如何？本文拟就此试作澄清。
　　一 澄清之一：东北当局绝对听从中央政府的指示命令吗？
　　所谓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方针，其前提为，将九一八事变发生前后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单纯地视作一般的地方与中央、下级与上级的关系，前者是绝对听从后者的指示命令的。这未免将蒋介介与张学良之间的关系看得太简单了。
　　事实上，国民政府1928年完成北伐，东北易帜后，中国只大致实现了统一。但是这种统一在相当程度上还是表面的，形式上的，实质上，中央政府的号令并不能畅通无阻地行于全国，一些地方军政势力拥兵自重、自成体系、各行其是的情况还延续了相当一段时间。特别是有些地方的军政集团还与国民政府中央发生战争，最大的一次是1930年的中原大战。可见，北伐完成、东北易帜后国民政府统一全国，并未达到真正完全的统一。而东北当局与中央政府的关系亦为如此，甚至比其它地方表现出更明显的独立性。
　　东北易帜前，东北当局与国民政府中央双方的代表谈判了较长的时间，中央政府满足了东北地方保持相当独立性的一些具体条件。正如张学良所称：“余之愿与国民政府妥协者，盖欲完成中国统一，实行分治合作，以实现东三省经济和平政策故也。”6 他所要求于中央政府者，即是与中央“分治合作”。原先奉系军事集团统治的东北三省，外加热河省，成立东北政务委员会，统管东北四省政务。名义上，各省官员由中央政府任免，实际上东北各省人事决定权操于东北当局之手，中央政府只是补行一个任免手续而已。关于在东北成立国民党党部，东北易帜后暂时缓行。至日，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才成立，由张学良担任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外交方面，总的说权力归于中央政府，但东北亦有自行外交活动的情况。1929年中东路事件后，张学良派代表蔡运升赴伯力与苏联谈判，于12月22日订立《伯力议定书》。报告国民政府后，国民政府日议决：《伯力协议书》已逾（中东）路案范围，不予批准。2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伯力会议，蔡运升越权渎职，应从严议处。7 日－12月4日，张学良出席国民党三届四中全会时，与蒋介石商定，东北外交完全归中央办理，而在内部决征询张学良之意见。8
　　军事上，原奉系军队由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统率。奉军改称东北军，四省统一编排。中央政府不能调动其一兵一卒。东北军拥有沈阳兵工厂和军事学校，装备训练自成一体，并有航空部队、海军，实力强大。东北军内甚至自诩较中央军“占很大优势”。张学良晚年回忆说：东北易帜之初，“我们奉天军拥有30万兵力，有海军，还有飞机。蒋介石的军队不过20万，没有海军和飞机。所以从数字上看，我们占很大优势。”9东北军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军事集团。1930年中原大战时，阎锡山、冯玉祥和蒋介石双方都竭力拉拢张学良东北军加入自己一方。张学良更藉势自重，坐山观虎斗。实力雄厚的张学良东北军入关，成为中原大战中国民政府中央蒋氏与“扩大会议”派决定最后胜负的关键。南京国民政府6月21日以任命张为陆海空军副司令一职相请，张迟迟不作表态。直到中央军打下了济南，胜败形势已经分明，张学良才命令东北军入关（9月18日），进行“武装调停”，基本上不费多大力气，取得了华北地盘。由此可见，张学良东北军之独立性及其在国内军政大局中之地位，非同寻常。从此，蒋介石对张学良之倚重有加。日，蒋介石与张学良磋商北方善后，决定北方政局由张学良全权处理。10 1931年广东与南京对立，西南方面也竭力拉拢张学良，张虽然不同于中原大战时的骑墙态度，但亦偶作暧昧，使蒋介石更须对他倚畀。日，东北军改编，原则是既与中央军序列一致，又保持东北军之独立，故东北边防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独立旅、独立骑兵旅。8 p554-555
　　财政经济方面，东北亦自成体系。诸如兴安屯垦，修路筑港，财经管理，东北当局自行规划，采行举措。东北军政费用自收自支。因东北地域辽阔，物产丰富，东北财政经济比较宽裕。11 12自1922年直奉战争后，张作霖宣布东北独立，东北一直截留盐税等国税收入。统税收入也独自处理。4 p60-61曾任辽宁省财政局长的张振鹭证实：东北既不向中央财政部解款，中央也不接济东北财政。4 p60-61 东北原自行发行货币－－奉票，1929年12月张学良召开东北财经会议，决定奉票由东三省官银号与边业银行、中央银行、交通银行四行联合准备，联合管理、发行。1930年初，成立东北金融整理委员会。东北军取得华北的地盘后，成立河北财政特派员公署，该署将国税收入拨付副司令行营军需处。4 p91,92
　　至1930年11月，东北外交、交通、财政移归中央办理。12月6日，《大公报》记者向张学良提问：东北财政、交通是否须交中央？张学良在回答说：“不特东北，凡北方全部，胥应立于统一政府之下。惟地方当然应有管理建议之权，如东北交通委员会并不裁撤。”6 p389-398东北之中国铁路原自行管理。后东北地方与中央政府商定，国有四（平）洮（南）、吉（林）长（春）、天（宝山）图（们）三线交铁道部，吉敦、奉海、吉会三线由东北管理，国民政府监督。联系关内外最重要的北宁路，东北方面反对交中央铁道部，张学良亲电中央政府，称北宁路难于移交铁道部管理。有关另一条铁路大动脉的管理机构平汉铁路局迁往汉口事，张学良与铁道部长孙科亦意见相左。8 p524-526
　　从上述几个方面均可看出，东北地方当局对中央政府之独立性的程度。
　　当年国民政府即认为：东北“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以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国民政府对东北的统治，事实上是有名无实”。13国联调查团通过调查发现，东北当局，“凡军事、民事、财政、外交，其与中央政府之关系，纯系乎一种自愿之合作，至必须严格服从之各项命令、训令，不甚忍受于满洲”。14自1928年12月，东北宣布服从中央政府，“实则在满洲之武人统治制度依然存在，与从前无异”。15虽然这种说法未必很准确，但它确实反映了东北当局对中央政府相当大程度上的独立性。蒋介石说：“事实上，东北在‘九一八’以前，仅名义上归属于国民政府，而军权政权财权，俨然独立，至少可说非革命势力范围以内之地。”16
　　东北地方当局对国民政府中央相当大程度的独立性，自然决定了张学良与蒋介石之间的关系，非同于一般的地方长官、军队将领与国家政府首领、军事统帅的关系。有的论着说，“东北王”张作霖死后，张学良子承父位，“继承父业，成为东北王”。4 p309 张学良身任东北地方军政党的最高职务：东北政务委员会主席，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国民党东北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由于东北地区的特殊独立地位，即便张氏仅仅担任这些职务，国民政府中央也是不能轻易能够指挥得动他的。张学良以地方实权人物，又兼任一些中央职务，诸如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成员。更重要的是，中原大战后，张学良升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副司令。1931年1月，国民政府令，在北平设立副司令行营。所有东北、华北各省（辽、吉、黑、热、冀、察、晋、绥）军事，均受张学良节制。1月16日国民政府通电，自本月1日起，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公文均由张学良副司令副署。8 p537-5414月19日，副司令行营在北平成立。张学良宣布：“陆海空军副司令部为最高机关之一。”6 p460他还向外国记者宣布：“今后发出军事命令时，决定余与蒋介石连署宣布。”6 p462
　　有的著述评论说：“1931年张学良在政治生涯中处于登峰造极的时期，在国民政府中的权力居于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地位。”9 p670确实，在诸多地方实力派人物中，当时张学良的地位之隆、权力之重，均为其它人物所不及。
　　很明显，自东北易帜后，蒋介石与张学良之间表面上是上下级关系，后又增添正副手之关系，而实质上他们是各自独立的军政集团首领间的平行盟友关系。蒋有什么指示，往往要与张商量，征询其同意。张对中央政府的命令有时服从，有时不服从。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和中央政府多次请张学良到南京研商方策或出席会议，多数情况下张借口身体状况、公务繁忙不肯赴南京。12月间，日军向辽西进逼，进攻锦州，国民政府领导人蒋介石、宋子文和外交部长顾维钧多次命令或劝导张学良，不能从辽西撤兵，要对日军的进攻进行抵抗，但张不听，还是自行撤兵。张学良不是凡中央政府指示他都执行的。试想，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如果张学良执意抵抗，中央政府即使不同意也阻止不了他抵抗；相反，中央政府命令他抵抗，他却不服从不抵抗，防守锦州问题即是如此。正因为如此，一些学者认为：张学良“作为奉系军阀的后代，尚有相对而言的独立性和抗御蒋的实力及脾性”17蒋张二人形式上是中央与地方、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实质上却是“平等的同盟关系”。“中央无法强迫张学良做他不愿意做的事情”，张对东北有决策方面的权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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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发布时间： 16:10　来源：中青在线　
日，日本驻中国东北地区的关东军突然袭击沈阳，以武力攻击东北。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战争。
发生过程折叠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中尉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称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从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东北地方当局和国民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据说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此即所谓“铣电”，但这封电报的真实性至今无法证实，张学良晚年否认有此电。）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两万人，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在关内还有近十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张学良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自发英勇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张学良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扩张政策的必然结果，也是它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严重步骤。此后，中日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顶峰，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重大变动。【责任编辑：杨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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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侵华“九一八”事变：不能不知的8个历史真相(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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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中国人民永远难忘的一天。这天晚上10时20分，日本关东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第三中队所属的河本末守中尉率其部下，经过长时间密谋和精心策划，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的一段南满铁路，栽赃嫁祸于中国守军。以此为借口，日本关东军向中国军队发起猛烈攻击，炮轰沈阳北大营和兵工厂，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事变”。事变背后，有哪些不为人知的历史真相？今天我们为你一一解读……真相一 日本蓄谋已久日至7月7日，日本首相田中义一在东京主持召开“东方会议”，制定《对华政策纲要》，确立先占领中国东北、内蒙古进而侵占全中国的侵略扩张政策。图为会议现场。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把侵占东北作为其吞并中国、称霸亚洲及太平洋地区的首要战略目标。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强迫清政府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侵占朝鲜、中国的台湾、澎湖、辽东半岛，并攫取在中国设厂、开矿等特权。1904年到1905年间，日俄在中国东北交战，日本在东北亚取得军事优势，非法获得在朝鲜半岛和中国东北的驻军权利，并攫取了中国辽东半岛、旅顺、大连及长春到旅顺铁路的权益。1927年夏，日本政府强化对华侵略政策。田中内阁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定了图谋侵占“满蒙”的“根本政策”，抛出了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对日本的生存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公然宣称“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九一八事变”的发生，是日本侵占中国野心的大暴露。在此前后的中国国内形势，国民党内部争权夺利、四分五裂。国民党把消灭共产党作为首要任务，连续发动对江西中央苏区和各革命根据地的大规模军事“围剿”。“九一八事变”爆发两个月前，蒋介石在告全国同胞书中，说什么“当此赤匪、军阀、叛徒与帝国主义者联合，生死存亡间不容发之秋，自应作安内攘外之奋斗”。由于国民党实行“惟攘外必先安内”基本政策，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野心更加狂妄，终于酿成战争的大祸。真相二 不抵抗终酿恶果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屠杀中国民众对日本的侵略行径，举国震惊、各界愤慨。当时，日本关东军不到2万人，东北军有20万。除有小部分进行军事抵抗外，东北军奉行“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后，东北军参谋长荣臻传达张学良的命令：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由于奉行不抵抗政策，日军300人就击溃了北大营的8000守军，9月18日当夜很快攻占北大营，第二天占领了整个沈阳城。短短4个多月的时间里，东三省大好河山沦入敌手，3000万父老成了亡国奴。“九一八”事件发生后，国民党内一片慌乱与无能。党政军要员发表的谈话、讲演，语调语气多灰色阴沉，或有慷慨激昂之词，也多是空话。当时，蒋介石坐镇南昌，忙于红军的第三次军事“围剿”。9月21日，蒋介石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日方略：以日本侵占东北的事实，向国际联盟提出申诉，发布告全国同胞书，要求国人镇静忍耐，努力团结，准备自卫，并信赖国联公理处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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