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应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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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企业应如何应对经济新常态
　　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首次提出，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同年11月的APEC会议上，习总书记又对经济新常态作了进一步系统阐述。新近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首次明确提出中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并从需求、生产以及风险等因素对经济新常态进行了详细阐述。　　经济新常态是中央对新周期中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新变化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当前以及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特征。如何正确认识经济新常态？如何主动应对新变化，找准发展的新路径、新模式、实现国有经济在新常态下的持续稳定发展？日，在北京市国资委、北京市政协经济委员会共同主办的第十届国企改革发展论坛上，来自政府机构、研究机构和企业界的各界人士围绕经济新常态、国企新使命的主题进行了深入交流。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刘世锦：　　新常态下要树立发展质量导向
　　说到经济新常态，其实是对中国经济新的发展阶段的概括，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经济发展速度放慢，将从高速增长转变为中高速增长。中国经济的高增长主要依托于高投资，而我们的消费一直是相当稳定的。高投资状况的实现主要依赖基础设施、房地产和制造业投资，其中制造业投资又依赖于基础设施投资、房地产投资和出口这三项。过去几年，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投资总量的比重约为20%到25%，房地产占25%左右，制造业投资占30%以上，这三项合起来就占到了我国总投资的80%以上。所以，我国经济的高增长要调整到位，主要得益于高投资的调整到位。　　目前，经济中高速增长的“底”还没有探明，最近两年仍是经济增长阶段的转换期。要想找到经济发展增速的“底”，必须得等如下三只“靴子”都落地。　　第一只“靴子”是基础设施投资。2000年左右，我国基础设施投资占投资比重达到高峰期，之后呈现逐步下降的态势。目前看来，已逐步调整到合理的区间。这只“靴子”基本落地。第二只“靴子”是出口，也已基本落地。第三只“靴子”是房地产。最近出现回落的态势。据测算，占房地产70%以上的城镇新增住宅的历史需求峰值是1200万套到1300万套住房，2014年基本达到这个量。达到峰值后，住宅以及房地产的增长态势就是走平，然后再往下走。可以这么说，房地产投资调整到位后，我国投资水平也就基本调整到位，随之而来的即是经济增速调整到位。　　与经济新常态相适应，我们关于发展的理念也要做随之调整，即要确立发展的质量导向。经济发展速度很重要，但是它是最表面化的，我们更应该重视速度背后的经济结构变化。经济发展速度很高的时候，在一定程度上能掩饰发展质量不高的弊端，但经济增速降下来后，对发展质量的重视就显得尤为重要。未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应该更多地依靠消费、服务业的发展，更多地依靠内需，增长动力更多地依靠提升生产率，发展的目标要更多地重视增长的质量和效益，体制上也需要转型。这样的经济状态才是充满活力和竞争力的。可以把就业可充分、企业可盈利、财政可增收、风险可控制、民生可改善、资源环境可持续作为衡量发展质量的指标。在今后的发展中，我们不应就速度谈速度，速度应该受制于质量指标，由质量指标倒推速度指标。和刚才提到的“六可”相适应的速度指标才是一个好的、合适的速度指标。　　国企该怎么办？最重要的是，国企要积极贯彻落实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国有资本配置结构要调整，要服务于国家的战略目标，重点是提供公共服务，大力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积极保护生态环境，支持科技进步，保证国家安全。要由过去的管资产逐步向管资本为主过渡，这就意味着国有企业要加快证券化、资本化的进程。同时，还要积极推进企业混合所有制改革。再有就是在增速放缓、行业洗牌的背景之下，加快国有企业的重组，这将是大势所趋。互联网对整个实体经济的改造，目前更多地体现在生产流通领域。可以预见，互联网将会对整个产业链产生深远影响，不仅是大势所趋，而且是好戏在后面，具有相当大的潜力。
　　北京科技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赵晓：　　创新是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
　　在经济学上，全要素生产率简称为TFP，是指生产活动在一定时间内的效率，是衡量单位总投入的总产量的生产率指标。上世纪美国经济学家克鲁格曼写过一篇文章叫《亚洲经济奇迹的神话》。这篇文章透过当时亚洲经济的繁荣景象，指出这种繁荣是不可长期持续的，原因就在于诸国全要素生产率水平的持续走低。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克鲁格曼的预言成为现实，他也因此获得诺贝尔奖。我举这个例子，只是想说明，全要素生产率对于经济走势的重要性，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关注。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资本投入的强力推动。1979年到2007年，我国资本投入的年均增长率达到了10.75%。人力资本对我国经济增长的贡献也很大，从1979年到2007年平均贡献率是12.2%。再有就是全要素生产率，它对我国经济的贡献一直维持在较高的水平。但是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出现明显下降，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中国经济的风险。因为，经济增长速度的下滑与全要素生产率的下降有密切关系。　　我们该怎么办？摆在我们面前的出路有两个：一是继续加大投入，这条路显然已经走不通了；二是改革和创新，这是防止全要素生产率继续地下滑、保持未来中国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过去我们靠人口红利、投资贸易等因素带来经济的飞速增长，未来我们就得靠制度改革、靠创新。所以我们未来增长的新常态，只能是经济增长更多地依靠人力资本和技术进步，人口结构变迁将迫使经济结构转型，未来经济增长以及要素分配将更加向劳动力倾斜，而代表资本回报的利率趋于下降。　　改革是针对政府来说的，创新是针对企业来说的，政府必须打造新的制度平台，企业要进入创新的主导阶段。在这里，我们主要谈谈企业该如何创新。打个比方，过去我们的企业发展像爬泰山一样，大家只要辛苦、愿意努力都能够爬上去。未来将不再是爬泰山，而更像是爬珠穆朗玛峰。再用爬泰山的方法去爬珠峰，基本上是死无葬身之地的。所以我们相信未来的企业的经营跟以前的企业将有很大的不同，创新必会成为未来企业的动力源泉。　　归纳起来，企业创新包括发现新方法、发现新机会和发现新市场。目前风起云涌的互联网经济就是所谓的新方法之一。而政府对创新的日益重视、相关政策的密集出台，则是企业未来发展必须把握的新机会。新机会具体体现在产业上，主要涉及替代劳动力的产业、创新型产业和现代服务业三个产业，这三个大有发展前景的产业，尤其值得大家关注。还有一个就是发现新市场。过去我们更多地关注西方国家、太平洋地区等国际市场，这是客观需要决定的。今后，我们应更多地关注内需、关注中国的西部市场，同时还要更多地关注中东国家甚至是一些非洲国家。关注重心的转换将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新的活力。
　　北京市国资委主任、党委副书记林抚生：　　把握新机遇顺应新形势提升新动力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经济发展新常态，是对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特征的重大战略判断，深刻揭示了我国经济发展阶段的新变化、新特点。市属国有企业应进一步解放思想、坚定信心，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凝聚企业发展的新动力，努力创造改革发展的新业绩。　　市属企业要把握新机遇，发挥带动作用。企业要适应经济增速从高速向中高速转变，经济结构从失衡转向优化再平衡，调控从总量宽松、粗放刺激转向总量稳定、预调微调。经济发展条件和环境的转变，对我们提出了艰巨的挑战，也带来新的发展机遇。面对大有所为的战略机遇期，历史地、辩证地认识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准确把握经济发展的新常态，是做好国企改革发展各项工作，推动国企在新常态下有更大作为的前提和重要保证。市属国有企业应继续发挥敢于担当、勇挑重担、乐于奉献的精神，紧紧围绕首都战略定位和特大型城市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推动首都经济社会发展中找准定位，在服务首都经济发展大局中履行好自身职责，充分发挥国有资本的特殊功能作用，在实现全市经济稳增长上发挥重要的支撑作用，在落实首都城市战略定位上发挥引领作用，在服务保障城市运行上发挥骨干作用，在破解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上发挥表率作用，在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上发挥示范作用。　　市属企业要顺应新形势，加快调整转型。市属国有企业要聚焦高精尖，把知识经济、服务经济、总部经济、绿色经济作为主攻的方向，各企业要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效益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动转型升级，提高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当好构建高精尖经济结构的“排头兵”。一方面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大与互联网融合的力度，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抢占未来产业发展的制高点，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文化创意产业等符合首都城市性质、功能定位的产业，加快培育以技术、品牌、服务为核心的新优势；另一方面要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自觉打破“一亩三分地”的思维模式，加紧调整、疏解非首都核心功能的产业，使产业选择与首都城市功能定位相吻合，产业规模与城市资源承载和环境容量相适合，产业分工与京津冀协同相匹配。　　市属企业要提升新动力，深化改革创新。能不能适应新常态，关键在于改革创新的力度。日前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国企改革作为2015年经济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提出推进国企改革要直奔问题去，要敢于啃硬骨头，要敢于涉险滩，敢于过深水区，体现了中央大力推进改革的决心。国有企业要以改革创新为己任，通过改革不断释放企业活力、提高市场竞争力。　　目前市属国资国企改革，进入了攻坚期。2014年我们明确了50项的重点改革任务，也正在陆续推动9项试点。市属企业要深刻认识国企改革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切实增强改革的责任感、使命感，坚定不移地推动国有企业改革，努力解决束缚企业发展的体制机制和结构问题，通过深化改革增强发展的活力，释放发展潜力，提升竞争力。我们要抓住中央赋予北京科技创新中心定位的新机遇，充分利用首都科技智力资源丰富的优势，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加大科技创新投入力度，加快科研成果转化，切实增强自主创新能力，深入推进企业管理创新和商业模式创新，在新形势下谋求竞争新优势，使改革创新成为企业发展的新引擎、新动力。- 或用以下帐号直接登录 -
新常态：中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来源： 光明日报作者： 陈昌盛
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统一全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认识，指导各项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在今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以辩证唯物主义方法，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的重要思想进行了系统阐述，对统一全党对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阶段的认识，指导各项经济工作，具有重大意义。
一、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现实认识的创新与飞跃
新常态的提出是符合经济规律、尊重经济规律的直接体现。以工业化为标志，启动现代经济增长的国家，总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先行国家，一类是后发国家。在后发国家追赶先行国家的过程中，由于后发优势的存在，在经济起飞后，通常会在一段时期内出现高速增长，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水平与先行国家的差距迅速缩小。但随着后发优势的逐步消减，经历一个高增长阶段后，这些国家的经济增速会明显回落，而且回落的时点往往发生在人均GDP达到1万至1.2万美元（购买力平价）的阶段。德国、日本、韩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等经济体的发展，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这一过程。中国作为一个快速工业化、城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虽然有自身发展的特殊性，但发展轨迹总体符合经济发展的这一规律。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目前人均GDP已经接近1万美元，经济增长换挡减速特征十分明显，这正是由工业化特征下后发经济发展规律的主导所致。在这个时期，中央提出新常态判断，强调保持战略定力，不对经济阶段性下滑采取强刺激，正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直接体现。
新常态的提出是深入调查分析和系统归纳总结的结果。针对我国经济发展出现新变化，改革开放进入深水区和攻坚期，国际经济秩序正在深度调整重构等新问题和新趋势，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从执政伊始就从历史和战略高度，强调必须尊重经济规律，坚持问题导向、坚持稳中求进，加强党对经济工作的领导。自2013年4月开始，初步确立了中央政治局对经济形势的季度分析制度。经过深入调研分析，在2013年上半年政治局讨论经济形势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正式提出中国经济处于“三期叠加”阶段的重大判断。2014年2月中央政治局讨论2013年《政府工作报告》稿的会议上，明确强调今后一个时期我国仍具备保持中高速增长的良好基础。从政治高度正式承认中国经济潜在增速已经下降，中国经济发展不再也不能追求“超高速”增长。紧接着，2014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调研时，正式提出新常态重要判断，强调说，“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我们要增强信心，从当前我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适应新常态，保持战略上的平常心态。”为进一步统一思想认识，在2014年第二季度政治局经济形势分析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对“三期叠加”进行了全面系统分析，回答了什么是“三期叠加”，为什么会出现“三期叠加”等基本问题，并强调开展经济工作必须认清“三期叠加”阶段的特征和工作要求。为回应国际国内的广泛关切，在2014年11月APEC北京峰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从速度、结构和动力三个方面阐述了“新常态”的基本特征。为进一步提高全党认识，回答在新常态下实际经济工作还存在不少疑惑，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突出分析了新常态的本质内涵和九大趋势，并强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特征的必然反映，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新常态重大思想的提出，建立在深入调研分析基础上，是及时响应民意，恰逢其时之举。“认识新常态、适应新常态，引领新常态，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经济发展的大逻辑。”
新常态是经济发展普遍规律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认识飞跃。与国际上近年常用的新常态（New Normal）相比，习近平总书记用“新常态”来概括我国当前的新阶段，内涵更为丰富，更符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更具针对性。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深度调整，需求总体收缩，以美国太平洋投资管理公司总裁埃里安为代表的不少人把这种全球经济增长的长期低迷（Secular Stagnation），称为全球经济新常态。与此同时，国际上还流行世界经济格局正在进入一种“旧常态”的观点，主要指当前世界经济格局发展趋势，类似年的时期。当时美国经济快速崛起并超过世界头号强国英国，不久后德国经济再次超过英国，世界经济力量对比发生变化，引发国际经济秩序调整重构。故而，将当今中国和印度等国经济快速崛起，世界经济向多极化方向发展，国际经济秩序重构的态势，称为回到了100多年前的“旧”常态，回到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后期。从中央对我国新常态概括的“三大特征”和“九大趋势”看，其中既含有国际上经济增长低迷的内容，也包含世界经济格局调整的内容，还包含丰富的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阶段特征，是基于自身发展又结合经济规律的一次认识飞跃和理论创新。理解中国的新常态，不要落入国际上相同词语使用语境的“桎梏”，要以更宽的视野，更深的哲学思考来认识我国的新常态。
二、新常态是对我国经济发展认识的新的“阶段论”
正确把握我国事物发展所处的阶段，是党和国家争取各项事业胜利的重要前提，也是历史反复证明的重要经验。例如，在抗日战争中，毛泽东同志在对敌我深刻认识的基础上，旗帜鲜明地驳斥了“中国必亡论”和“中国速胜论”，提出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战争分为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必定属于中国的重大论断，对统一思想认识，制定抗战阶段性战略发挥了重要指导作用。又如，邓小平同志曾反复强调“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定规划”。把握住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一事关全局的基本国情，为党后来制定各项路线、方针、政策找到了根本依据。目前，从大的发展阶段看，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战略机遇期，但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变化。正如持久战中的三个阶段间会发生转换，在我国经济发展大阶段中的小阶段已经变化。经过30多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当前正在进入一个不同以往的新阶段。
新常态是对中国经济发展新阶段的高度概括。正确认识新常态的阶段性，关键是要理解好“新”和“常”的阶段特征。新常态，首先强调的是“新”，突出不同以往。与过去30多年相比，中国经济发展的增长动力、需求特征、供给条件、风险状况、竞争环境以及政府与市场的关系等，都发生了不同以往的深刻变化。新的变化和新的条件，决定了做好各项经济工作需要有新的认识、新的思路和新的方法。因为新，则求变。新常态中的“常”，强调的是当前的新特征要持续一段时间，具有阶段性特点，突出这一时期，经济动力、结构都会加快调整变化。而结构调整的本质是资源要素的重新组合利用，资产重组调整再配，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是旧平衡被打破和新平衡重建的过程。因此，所谓“常态”，突出的是新时期“变”和“动”的常态化，动力转换、结构升级、风险释放都将是新的常态。运动才是事物存在的常态，新常态并非简单字面上的新的稳定态、新的均衡态。更何况什么是均衡态，什么条件才能实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争议很大。新常态虽在年度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被系统阐述，但其并非仅仅对中国经济的年度性判断，预计将指导和贯穿我国“十三五”，乃至更长期的经济发展。把握好我国经济发展所处的新阶段，是做好各项经济工作的基本出发点。
“新常态”与“三期叠加”阶段是包含关系而非承启关系。在分析当前阶段特征时，中央在提出三期叠加的判断基础上，进一步提出新常态的重大判断。如何理解二者之间的关系，存在一些困惑。部分人将新常态理解为一种相对较长时期的稳定态或均衡态，进而认为三期叠加是经济发展由旧常态向新常态转变的过渡状态。也就是说，当三期叠加结束后，经济发展才会进入新常态，故而误将三期叠加阶段与新常态阶段理解为两个前后承启的不同阶段。在我看来，二者都是对经济新阶段性特点的描述。三期叠加，更注重从挑战、负面因素刻画，速度放缓、结构调整阵痛、前期刺激政策消化都需要付出代价，突出的更多是风险和挑战；而新常态，包含的内容更为丰富和全面，并突出了对正面因素的阐述，在强调风险的同时，更强调潜力和机遇。三期叠加本身就是新常态的表现特征，将来三期叠加的某些特征可能调整弱化，新常态可能还会有其他新的趋势或特征出现。所以，新常态是一个更全面和动态的判断，是基于三期叠加判断基础上更高层次的总结。在时间上，三期叠加时期属于新常态时期，二者目前并行，新常态未来持续的时间可能更长。
新常态是中国经济迈向更高水平的必经阶段。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后，经济增速正由高速增长转向中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转向质量效益型，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举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要素驱动的增长转向创新驱动的增长。新常态自然有新挑战，但更要看到其蕴藏着新机遇。改革不会总是欢欢喜喜的，要付出必要的代价，有的人利益会受到损失，但大多数人会因改革而受益。经济结构调整难免阵痛，难免会有企业被淘汰，会有职工失去工作岗位，但调整成功了就会提升资产质量，提升产业结构，并创造出新的工作岗位和更大的价值。一些传统产业需求虽然饱和了，面临转产调整，但一些新兴技术、新的业态和新的需求正在涌现，供给创造需求的空间无限巨大。国际上对我们的出口需求增长虽放缓了，但我们利用装备能力、产业配套能力和资金输出等优势，在新一轮国际分工中，迎来了向产业链中高端迈进的历史机遇，我国产业、品牌、资金和人才走出去潜力无限。保护环境、治理污染表面看会增加成本，但满足人民越来越迫切的生态产品需求，走低碳、绿色发展道路，环保技术、新能源等领域则会带来新的增长动力。必须看到，新常态是我国经济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的必经阶段，是成长的“烦恼”。
三、适应新常态的根本出路是改革开放和创新发展
新常态指明的是变化趋势而非未来的结果。新常态重在说明我国经济发展的新趋势和新特征，但并不是新结果。进入新常态不代表经济必定发展为更高水平。也就是说，新常态调整变化并非指向唯一结果，新常态更不会自然而然地引导经济成功迈向更高阶段，更高水平。其实，追赶型后发国家在经历高增长后，经济回落往往有两种不同的结局。一种是在跨过高收入社会门槛后，经济转入成熟阶段后的回落，如前面提到的德国、日本和韩国；而另一种则是经济经历快速增长后，因为没有进行有效的战略调整，以适应变化的新条件和新特征，经济增长戛然而止甚至倒退，并长期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如部分拉美国家和前苏东国家。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束，并不意味着中高速增长会自然到来，结构优化升级会自发实现，经济风险会自行消化。经济成功迈向更高更成熟的阶段，是积极争取，努力作为的结果。只有抓住机遇，深化改革开放，顺“新常态”大势奋发有为，真正释放潜力，方可向好的方向发展，否则步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后尘的可能性也不是完全没有。
新常态下新旧力量将长期并存，原有优势和新优势双轮驱动。中国经济之所以在过去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绩，一定是中国经济大方向选对了，一些因素一定会继续发挥重要作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出现了很多新的特征和趋势，但并不意味着未来经济发展将完全不同以往。经济发展是连续的过程，不会因为开启了一扇窗，就会关掉一道门。新常态需要新思路和新方式，但不否定那些仍继续有效的做法。新常态下我国增长动力结构，将既不同于原来快速释放后发优势阶段的模式，也不同于欧美经济体主要靠创新驱动和消费主导的模式，而是介于二者之间过渡状态，呈现规模经济和结构变动释放增长效应逐渐减弱，同时质量效益提升和全要素生产率贡献逐步增强的混合特征。当前我国经济减速是趋势性、结构性的，但不会是断崖式的。因为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尚未结束，地区发展差距巨大，2.6亿农民工需要转变为市民，2亿贫困人口（按高标准）需要脱贫，1亿城市棚户区住户需要新的家园，这些都蕴含着巨大的需求空间。同时，我国改革开放的制度红利继续释放，每年有近700万大学生毕业，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产业配套能力，创新能力不断加强，新优势正在逐步形成。新旧优势与需求潜力结合，一定会释放出强大的动力，以支撑新常态下中国经济的中高速增长。
改革开放和大胆创新是根本出路。经济发展方式要真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发展动力要切实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在守住风险底线的前提下，最根本的出路还是深化改革开放，大胆试错创新。要敢于啃硬骨头，敢于过深水区，加快推进经济体制改革。要坚持问题导向，推出既有利于短期发展又有利于长远制度安排的改革举措。充分尊重和发挥地方、基层、群众首创精神，从实践中寻找最佳方案。加大协调力度，强化督促评估，切实抓好改革措施落地。针对世界经济的新特点和新趋势，要积极促进内需和外需平衡、进口和出口平衡、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平衡，构建更高层次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更加积极参与新一轮全球分工，主动倡议、参与和推动新一轮国际经济秩序调整改善，为我国经济发展争取更为广阔的空间和更为有利的外部环境。改革开放是高速增长期的法宝，也仍将是新常态下的不二法宝，而且改革开放本身也是持续不断的创新。新常态下，创新的重要性越来越突出，但创新的难度也越来越大。原有的靠引进技术，资源要素由农业部门向非农部门转移，靠抓大项目、按照雁行模式发展产业等方式的效果也日渐削弱；在看不清技术突破方向的前提下，政府集中资源强力推进的优势也明显减弱。要充分发挥新技术、新思想、新业态和新模式的带动作用，通过创新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新常态下的创新，更多靠分散试错，靠千军万马的大众创新，通过竞争脱颖而出。分散化创新是未来创新的主流，同时一些共性的和基础平台的创新，离不开协同创新和融入全球创新网络，一些关键创新离不开集体攻关。需要将个人激励和集体协作有机结合，去激活我国各种创新要素的潜力和活力，推动我国经济向更高更成熟阶段平稳迈进。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部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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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 王春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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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推动广东省大学生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2016年版），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智慧和力量，广东省委宣传部、南方网决定在全省普通高等学校大学生中开展"党中央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知识竞赛"活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