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空战_[武汉空战]还武汉抗日空战真史-疾风资料库
武汉空战_[武汉空战]还武汉抗日空战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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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汉空战]还武汉抗日空战真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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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17:58蝲蝲蛄也有春天如果你问大多武汉人，抗战时，是谁在空战中保卫了大武汉？大多数人都会不假思索地回答：苏联人。原因很筒单，因为汉口解放公园内设有“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而且这是长期以来被官方指定的“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一代代武汉青少年人，就是经过这样的“爱国”教育反复灌输后，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才会异口同声地做出这样的回答。这其实是一个被长期误读的历史谬误。有人说：我们不是用“小米加步枪”把日本人打败了的吗？当年空战是苏联人帮我们打的。因为共产党当时还没有空军，也不可能用“小米加步枪”去打日本人的飞机。因此，是“苏联空军”把日本人打跑的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史实”，然而，这是一种被长期误读的“史实”。你看，全省各县都有“抗日烈土纪念碑”，并以此作为共产党人用曾经“小米加步枪”抗日的证明。如果是这样去解读历史就出现了一个很大的漏洞，而且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武汉会战，当时执政的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国民党当局调动了一百多万“中国国民革命军”将士，简称“国军”，和日军死战四个月，牺牲二十多万烈士，现在却没有一个碑文纪念，因为死的都是国民党指挥的军队，如果我们承认这段历史存在，那就会否定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打败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一丰功伟绩。正因为如此，各地纪念碑才都是共产党的烈士，没有国民党的烈士，武汉只有“苏碑”，没有“中碑”。如果当时会战中哪怕是有一个连，一个班，甚至一个人，就象中山舰事件中因为有一个李之龙（共产党员），最后，弄得中山舰好像就是共产党领导的一样。我们也可以说：武汉会战就是共产党邀约国民党共同的会战。可惜武汉会战中实在是无法再找出一个李之龙的身影，因此，故事编不下去，也只好就此打住。这就是为什么规模巨大、影响深远的武汉会战竟没有一座烈士纪念碑的真实原因。当然，汉口还留有一条陈怀民路，也算是武汉会战之“硕果仅存”。读者请注意，关于武汉会战，过去是不准提这事的，是改革开放后，政治上松动了，武汉会战的一些真实细节才逐渐从铁幕下得以曝光，总算是让我们下一代知道还有这回事。但是，党又不断加入了新内容。近期有不少共产党军事将领的《回忆录》中都提到自已当时亲自参加了武汉会战。但千万别搞错了，这是政治家的宣传手法。其实，这些人当时的身份还是国军，是后来投诚到共产党内来的，并不代表共产党。蒋介石的国民党是躲在四川峨嵋山上。不敢出来，全国就靠共产党抗日。这就是我们从教科书，学习材料，上党课，听报告，所知道的抗战史。1956年，中苏两国正处在密月期，武汉和全国一样，一边倒向苏联。此时修建了“中苏友好宫”、“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纪念碑”，这些烈士的遗体是从哪儿收集的，现在已无从考证了，但纪念碑在武汉立了六十多年已是既成事实。时间久了，这种述说就成了正说，信史，反正你信也得信，不信也得信！笔者并不否定这些苏军烈士的存在，一个外国人，参与中国的抗日战争，不幸死于战火，遗骨异土，这是值得我们民族和人民永久纪念的。笔者反对的是，长期以来，囿于国共两党之争，不择手段地采取政治实用主义，罔顾历史事实，不顾民族大义和尊严，弃本民族的英雄不顾，硬要七拉八凑，弄出一个“苏联碑”来，并以此来抵消中国军队在武汉会战中抗击日军的英雄战绩，消除他们在中国人民心中的影响，以至于达到改变人的真实记忆。这完全是“党”人之见，气量太小。更令人不解的是，长期以来有关当局一直把这个“苏碑”作为“武汉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让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到这里去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这不仅仅是喧宾夺主找错了庙，更可耻的是完全扭曲了中国军民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历史事实。众所周知，发生在76年前的武汉保卫战中，中方出动总兵力近110万人，阵亡将士人数为254628人，加上负伤的超过40万。如此惨烈的民族牺牲竟被一个“苏碑”李代桃僵，让几十万长眠地下的中华英灵无所归属，这不仅仅是一个城市的耻辱，也是整个民族的耻辱！其实，历史上武汉早就有一个“武汉空战空军英雄纪念碑”，可惜1949年后被拆了。武汉空战。当时国民政府在武昌已建成了“武汉空战纪念碑”《见后图》。碑上有国民党“党微”。这“玩意”在共产党得天下后显然不合适，被拆除是必然的。笔者为此花了大量时间，在武汉图书馆“文献资料室”和“武汉档案馆”查阅了1938年全年和“四大空战”之当日（实为第二天）的武汉各大报纸原文。各报对当日空战报导得相当详细。对中国空军飞行员对日空战过程，和被击落跳伞都报导得很详实，没找出有苏军参战的影子，那怕是只字片言也好。特别是当年共产党在武汉出版的机关报《新华日报》，轻描淡写地也提到了三次空战。整版都是苏联在内蒙与日本乘机支解瓜分外蒙古的文字。只字没提到当日有苏军飞行员参战的报导。当时宋美龄、周恩来都在武汉参加了空战庆功会和烈士悼念会，会上宣读的阵亡名单都是中国军人，没有提及一个苏联人。根据笔者所收集的资料显示，解放公园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墓碑”中的烈士，其实就是一些空军地勤人员，没有一个是参加空战的飞行员。这一点就是在现有的“烈士碑”中也能找到证明：烈士碑共列有十五位烈士：（因苏联人全名都含有父名，名字很长，为方便，下面除第一名之外，其他人都只写最后的姓。）一、瓦连金·谢尔盖耶维奇·考兹洛夫二、别索茨基三、巴拉莫诺夫四、基吉里什登以上四人为一九三八年二月十五日牺性。五、师什洛夫一九三八年二月八日牺牲。六、马特维耶夫七、斯特卡洛夫以上二人为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牺性，八，库列申一九三八年八月二十一日牺性九、马尔琴科夫一九三八年七月九日牺牲。十、多尔戈夫一九三八年七月十六日牺牲十一、斯柯尔尼亚科夫，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七日牺牲。十二、古里耶十三、楚里亚科夫十四、秦列霍夫以上三人为。一九三八年八月十二日牺牲。十五、古罗夫一九三八年八月三日牺牲。当时大空战共四次：二·一八。四·二九五·三一八·三除古罗夫一人是八月三日牺牲的，可勉强沾得上边外，其他人都不在其列。如果说他们是受伤后跳伞脱身的，那为什么又死在同一天呢？更重要的是，中国飞行员牺性人的姓名呢？疑点重重！苏碑中提到有一个参加武汉空战的烈士飞行大队长叫“库里申科”，他并不在这十五位烈士中。去年四月，武汉晚报为配合清明扫墓。要祭扫解放公园“苏碑”。特派记者周国强到四川万州去采访一个因参加武汉空战负伤后驾机飞到万州上空后机到毁人亡，死在万县江边。这名烈士是“苏联空军志愿队大队长格里戈利·阿基莫维奇·库里申料。”这位因参加武汉空战而牺牲的苏军烈士库里申科，武汉“苏碑”上没有他的名字，但在万县却在万州西山公园内为他建造了大型气派的陵园，并塑了铜像，比武汉气派多了，那是万州“青少年爱国教育基地”还有专们守陵人。他的生卒日期是：1903年---1939年。一九五八年七月七日立碑，守陵人叫魏映祥。他父亲魏光德当时只有15岁，曾在万州梁平机场做过地勤。武汉晚报大版介绍库里申料烈士，报导中有烈士的大铜塑像。铜塑像就证明烈土生前是有照片的，武汉烈士好象都没照片，不过明白人一看就糊涂起来。怎么看这个塑象和那个守陵人魏映祥长得几乎完全一样。（见日 &武汉晚报&）烈士1939年牺牲，儿子近八十岁。是孙子也不对，唯一解释是库里申科根本就没有留下遗像。这像是张“政治像”，是假的。我们就生活在这样的历史现实中，你说冤不冤？武汉人没有给苏碑烈士造像，说明武汉人还存有一丝做人的底线。我写此文时，许多好友都劝我不要给自已找麻烦。历史述说本是学者、教授、博导们的事。特别是武汉史学界人才济济，由这些权威人士说的话才是话，你百姓说话只能算放屁，有什么用！笔者认为，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事实。它不能被创作，不能遭歪曲，也不能东拼西凑。我们过去被灌输的历史知识大多属“被创作”的，充斥了虚假和谎言。我已八十有余，行将就木，我不想我的子孙后代再读这些“被创作”的历史，我要还原真象。那些处庙堂之高的官员和学者，大多是为了混官场，混钣吃，其言不由衷，党性大于人性，就不去多说它也就罢了。我一介草民百姓，垂垂老矣，没有多少话语权，只是在网上与熟识的朋友随便说说而已。言说者不管处在什么地位，开口总要有个依据，而事实就是权威。发生在大半个世纪以前的武汉保卫战的亲历者大多已谢世，那么，收藏在武汉图书馆的当年的原版旧报纸，武汉档案馆的资料就是最权威的历史记录，真正的历史还保留在这些泛黄的文字之中。我近年来，多次光顾武汉图书馆，在这些故纸堆中寻找历史的真相，此文就有了权威。近日， 湖北省辛亥搏物錧举办“苏联抗法西斯战斗展”。为配合展会，《武汉晚报》和各报都在大吹特吹解放公园“苏联空战烈士纪念碑”。并发有读者文章以壮声势，有人声称亲眼看见苏军空军飞行员和日军作战情形。并吹在省博物錧有真实武汉空战时苏联空军飞行员在汉和日军空战图片。笔者一听闻后，很兴奋。果真如此，或可消除笔者多年的疑惑。所以就欣然前往省博物馆参观。满以为有如报导中所说，能一睹苏军在武汉空战中和日军作战的照片资料。没想到去后使我大失所望，报上所说的介绍苏军在汉对日空战的照片一张都没有，总共陈列了七张照片，其中一张是苏联空军在上海击落的一架日军歼击机（其真假还不好说，留给上海人去查吧！）。另一张是日军击落的苏制飞机残核，第三张是介绍几个参加过中国对日作战飞行员照片片，还有一张是苏联在蒙古和日军作战的照片，和介绍苏联卖给国民政府飞机多少架，苏联派700名飞行员和贷款给国民政府的文字图片。昨日（日），报载：武汉当局在俄罗斯莫斯科举办“武汉会战”图片展。请看，武汉人都没见过“武汉会战”图片展。在莫斯科却有，无非是展示解放公园内“苏碑”，以拉近中俄关系，误导新一代俄罗斯青少年而已。让我们来还原一下历史真相：抗日战争期间，苏联在西线因受德军威胁，在东线对日本一直采取羁縻政策，寻求和日本人做交易，包括对日伪满洲国的承认，不惜以牺牲中国的利益为代价。在1937——1938年的武汉为帮中国派飞行员参战，使自已二方受敌。俄国人没那么笨。美国也是在日本炸珍珠港后才参战的。抗日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从苏联，德国都采购了大量飞机，由于飞机性能各异。卖方必须派教练员（教官）训练中方飞行员。以熟悉飞机。派机械维修师，地勤，后勤人员来协助买方，（台湾购买法国飞机，所以在台湾有许多法国飞行员。这不等于法国在台湾协防中华民国政府。）加上日军轰炸武汉重点区是军事和交通要地，武昌徐家棚和汉口王家墩二机场是重中之重，空军基地为重中之重，这些教官，机械师。地勤人员处在危险之中，我们向他们致敬！这些烈士应该是这些人。附图三张如下：一．解放后被拆除的“武汉空战中航空英雄们的纪念碑”二，解放公园中的“苏联空军志愿队烈士碑”三．轰炸武汉时日本的飞机。四，万州库里科夫铜像和守墓人之子=============================
[武汉大会战]不能忘却的纪念---回望武汉大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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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卫大武汉”让中国沸腾起来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是中国人民乃至世界每个爱好和平、坚持正义的人们永远值得纪念和不能忘却的。1938年，在武汉，中日双方开始了一场抗日历史上规模空前的大会战。在中国和世界的反法西斯战史上，“武汉会战”都有着重要的地位。武汉会战中，日军先后投入兵力约40万左右，自东向西进攻武汉。中国方面参加会战有130个师，共一百余万人。会战从日日军进犯安庆始，到10月25日武汉失守，共进行四个半月时间。虽然武汉最终失守，但“武汉会战”却有着重大的意义。会战中，中国军队歼灭日军十多万人，同时大量消耗了日本财力，争取到时间把工业迁入西南和西北地区，为相持阶段作了重要的物资准备。自此以后，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军再也没有能力调动40多万大军作战略进攻性的大会战了。从这个角度上看，“武汉会战”取得了战略上的成功。从世界局势上看，“武汉会战”也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重大贡献，既打破了日本“北进”侵略苏联的计划，也推迟了日本“南进”的计划，为美国准备太平洋战争争取了时间。“武汉会战”为什么能够达到自己预期的战略目标？最根本的原因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人民的大团结。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一时期是中国人最团结的时期。全中国同仇敌忾，真正做到了“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都投入到抗日的伟大洪流中。用郭沬若的话来说，那就是“整个武汉沸腾起来了，也带动全国沸腾起来了！”【陆战】武汉会战[全屏欣赏]【海战】武汉会战【空战】武汉会战战时武汉一、汉口起航 中国空军首次远征日本1937年底，面对气焰嚣张的日本侵略者，当时，有人主张派飞机去轰炸日本，以血还血；有人认为不能冒险行动，中国空军314架作战飞机，经淞沪会战、南京战役已损失惨重；也有人主张飞机去日本散发传单，提醒日本人民不要受军国主义欺骗、做侵略中国的工具。中国政府决定派空军跨海东征，对日本进行“政治空袭”，这次空袭不投炸弹，只散发传单，希望以仁爱精神唤醒日本国民，共同粉碎军阀黩武迷梦。在航空作战史上堪称奇特的这场空袭中，接受重任的是当时中国空军第十四队队长徐焕升（长机）和第八大队第十九队副队长佟彦博（僚机）。日下午3时23分，装满各种宣传单的两架飞机从汉口秘密起飞。徐光斗、雷天春、蒋绍禹、刘荣光、吴积冲、苏光华等6人分成两个小组分别乘坐在这两架飞机上。经过两个小时的飞行，两架飞机抵达宁波的栎社机场。在宁波添加燃料后，徐焕升和佟彦博驾驶两架飞机于5月20日凌晨2时25分，飞临日本长崎上空，撒下了第一批传单。飞机在日本长崎、福冈、久留米、左贺及九州各城市总共投下传单100多万张。这些传单警告日本军国主义说：“尔再不训，则百万传单，将一变为千吨炸弹，尔再戒之。”之后，飞机掉头向西沿原路返航。两架飞机于11时13分在武汉上空会合后，安全降落汉口机场。至此，第一次远征袭击胜利完成，这也是日本有史以来第一次被外国飞机袭击。空袭日本第一人:徐焕升日上午，汉口王家墩机场成为欢乐的海洋。各界代表和政府要人云集机场，欢迎徐焕升等东征八勇士凯旋。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等人，向徐焕升等空军勇士赠送锦旗：“德威并用，智勇双全”。周恩来还发表讲话，赞扬空军勇士的壮举。徐焕升，生于日，上海人，曾当过半年小学教师，后考入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毕业后选入中央航空学校第一期受训，后派往德国、意大利深造6年，学成回国，任航空教官、蒋介石专机驾驶员。远军日本空袭是极机密极危险的任务。临行前，徐焕升和队员们抱定“我死则国生”的牺牲精神，各留遗嘱，誓以最大努力完成非常使命。抗战中期，徐焕升任空军轰炸总队教练，空军第八大队队长，与苏联空军志愿队联合作战。后任空军第四路军副司令、中美混合团副司令，亲率中、美机队出击，屡建战功……日，徐焕升在台北病逝，终年77岁。“纸片轰炸”震惊世界中国空军远征日本，成功撒下百万传单，并全身而退，这一壮举令全世界为之震惊,给了侵略者一个当头棒喝，大长了中国军民的士气。空袭成功，彻底打破了“大日本神圣领空不可入袭”的神话。奇袭成功后，日本安保部门立即在辖区内进行搜索，并将传单交由制纸工厂进行化验，证实传单的确来自中国。这是反法西斯阵营对日本本土进行的首次空袭，很快轰动了全世界。中外各大媒体纷纷对此进行报道。香港报纸评论：“传单比炸弹更具威力，中国空军来去自如，足见日本空防不可靠，今后日人不得安宁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生活》杂志评选刊登了二战中闻名于世的12名飞行员的照片，其中就有担任这次“纸片轰炸”行动的队长徐焕升。该杂志称，徐焕升是先于美军杜立德轰炸日本本土的第一人。二、中日两军首领对决江城陈诚陈诚：作为蒋介石的心腹爱将，陈诚出任武汉卫戍总司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坐镇武汉指挥会战。他主张国共合作、共同抗日，并积极制定武汉城防计划，参与制定武汉会战战略。1938年6月，陈诚直接组织长江南岸的中国部队投入武汉大会战：指挥第一兵团在南浔铁路、鄱阳湖设防，第二兵团防守江西德安、星子一线，自己则率领武汉卫戍部队固守武汉核心阵地，与日军血战3个月，给侵略者以重创。他支持周恩来担任政治部副部长的工作，组织武汉地区的各种抗日活动。叶挺、项英：叶挺于1937年10月底出任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1月12日到武汉，在汉口大和街26号成立新四军筹备处，与国民党方面交涉部队编制和军需供应等事宜。12月25日召开新四军干部大会，正式在汉口日中街（今长春街和胜利街交界处）设立新四军军部。日，副军长项英率军部人员离汉迁南昌，叶挺继续留汉组织军械物资，之后经常往来于武汉、南昌之间。日军会战总司令：火田俊六火田（diàn，读作电）俊六（）日本福岛县人。1900年11月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参加过日俄战争。1910年11月陆军大学毕业。后历任参谋本部部员、军令部参谋、陆军大学教官，野炮第十六联队长、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第一部长。1931年8月晋升中将，任炮兵总监。1933年任第十四师团长。1935年任航空本部部长。1936年任台湾军司令官，强化殖民统治。1937年晋升大将，任教育总监。1938年任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率14个师团40万军队，发动武汉会战，组织伪政权。进军武汉的命令，就是由俊六所下。1939年俊六出任阿部内阁陆军大臣，在任时，主张加强兵力，扩大侵略战争。1941年再次来华，出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发动三次湘北会战，并亲任指挥官，纵兵残杀无辜平民，烧毁城镇村庄，无恶不作。1944年获元帅称号，再任教育总监。1945年任第二总军司令官，准备本土决战。抗战胜利后，被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列为甲级战犯。1948年11月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无期徒刑。1954年假释。1958年赦免。同年7月任偕行社社长。日去世。留有《火田俊六日志》。三、中日双方鏖兵武汉日军攻占南京后，武汉成为国民政府实际上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1938年5月末，日本制定了进攻武汉的作战方案。武汉会战的整个战事从长江沿线展开，扩及大别山麓，赣北南浔铁路以及武汉近郊，纵横数千里，成为抗日战争中，中日双方进行的规模最大、作战地域最广、时间持续最长的一次大会战。中方主要将领：第9战区司令陈诚,第1兵团总司令薛岳指挥，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兵力构成：第9战区，共辖23个军49个师，负责武汉及长江以南防务；第5战区共26个军58个师负责大别山南北两翼及长江北岸的防务。加上其他各类兵种，参加保卫武汉作战的兵力约100万人。战略意图：利用各种工事、要塞和有利地形与拥有优势装备的日军进行周旋，以空间换取时间，消耗敌人实力，争取最后胜利。日方主要将领：华中派遣军司令畑俊六，第11军司令冈村宁次，第2军司令东久迩宫稔彦兵力构成：14个师团另2个旅团、2个支队，并编组为第2军、第11军和直辖部队、航空兵团等4个作战单位。总兵力约30万（后多次补充，总使用兵力达到40万左右），并有各型飞机300架，各型舰艇120艘。战略意图：日军以主力沿长江两岸向武汉推进，另以一部由淮河以南西进，再翻越大别山，迂回进攻汉口。“汉口作战”的作战目标是攻占中国抗战中心武汉，并消灭中国军队主力。四、国共大员会商武汉在日军咄咄逼人的全线进攻面前，国共双方在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层面进行了良好合作。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委任了陈诚这位主战最力的将军为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据陈诚的随从秘书郭大风的回忆录《在陈诚身边的日子里》记载，陈诚曾说，“蒋委员长如果不抗日，我可以领导大家打倒他。”早在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当周恩来出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时，陈诚还只是一个炮兵队长。作为“下辈”，陈诚登门请周恩来出任政治部副部长。在国民党主战派将领中，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经常同周恩来见面。其奉命去徐州协助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指挥作战时，特地把周恩来与叶剑英请到家里，请教作战方针。白崇禧随后提出的以游击战配合正规战，“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作战指导思想，为蒋介石所采纳。日，日军即将大举进攻武汉。传员登高宣讲当前形势，引来众多民众驻足聆听。踊跃献金支持前线日至9日，上午9时至下午6时，“抗日献金运动”在武汉三镇进行。武昌司门口、汉口三民路孙中山铜像前、汉口江汉关右首、世界影戏院门首、中山路水塔旁，人潮踊跃，上至党政军要人（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陈诚等），下至市井民众，包括家庭主妇、小贩、车夫，甚至孩子们，纷纷前往，络绎不绝。在汉口中山路水塔献金点，第8集团军总司令黄琪翔的夫人郭秀仪女士刚说完开幕词，拿着各色各样的法币、银币、金戒、铜辅币的群众就往台上涌。一位叫黄泽盛的大汉，拖着38把大刀，汗流满面地挤上台去，嚷道：“我没有别的东西，也没有钱，这儿送上几把刀，给兄弟们杀鬼子去吧。”孙中山铜像前，有一位断腿的乞丐，腋里夹着一卷破残的芦席，爬上台，将5分钱投到箱中，脸色沉毅而坚决。他不愿留下自己的名字，却留下了一段掷地铿锵的话，“我是残疾乞丐，这一生是不能为国家到火线上打仗了，我是宁愿死也不做亡国奴。”各界民众以各献金踊跃，“多数民众尚抱向隅之憾，纷纷向各献金台致函”，献金活动延期两日，各界献金达百万之多。万民高歌同仇敌忾为鼓励前方将士再接再厉，也为振奋后方民众同仇敌忾，坚强国人抗战之意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郭沫若出任厅长），举行了大量的抗日宣传活动。日，武汉三镇各界人民举行声势浩大的“保卫大武汉”歌咏大游行。抗战业余歌咏团团长黄民伟（原全国总工会副主席）说：在著名音乐家冼星海的指挥下，游行群众齐声高唱由郑律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曲作者）作曲、沙旅·尔东作词的《保卫大武汉》，激昂的歌声响彻在武汉三镇的天空：热血沸腾在鄱阳，火花飞迸在长江，全国发出了暴烈的吼声，保卫大武汉！武汉是全国抗战的中心，武汉是今日最大的都会，我们要坚决地保卫着她，像西班牙人民保卫马德里。粉碎敌人的进攻，巩固抗日的战线，用我们无穷的威力，保卫大武汉！汉口蚁社、汉阳兵工厂抗日工作团、僧众救护队、战时儿童保育会等各种抗日团体也雨后春笋般成立了。纷纷上书前线：“我们都已组织就绪，马上就到前方来服务，相信你们得到这个消息之后，精神格外兴奋了吧!那也就是日本小鬼子的死绝日子快到了！”五、国共携手运筹抗敌八个月中，陆空两面都做了英勇的奋战；全国实现了伟大的团结;几百万军队与无数人民都加入了火线；其中几十万人就在执行他们的神圣任务中光荣地、壮烈地牺牲了，这些人中间，许多是国民党人，许多是共产党人，许多是其他党派和无党无派的人。我们真诚地追悼这些死者，表示永远纪念他们。从郝梦龄、佟麟阁、赵登禹、饶国华、刘家麒诸将领到每一个战士，无不给了中国人以崇高伟大的模范……——毛泽东周恩来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周恩来于日到达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副书记，主要负责军事和统一战线方面的工作。他多次同蒋介石、陈立夫等座谈，并建立了同蒋之间的随时约见、遇事协商的关系；1938年1月，周恩来出任国民政府军委会政治部副部长，参与领导《新华日报》的创刊工作，并为该报撰写了大量文章；利用政治部第三厅这个合法机构，在武汉三镇举行抗战大游行，并发表广播讲话；积极在国民党高级将领和上层人士中做统战工作，与张自忠、张发奎等人商讨抗战大计；热情接待白求恩、伊文思等国际友人，争取国际进步力量和反法西斯战士对我国抗战事业的支持。日武汉沦陷前夜，周恩来来到《新华日报》馆，口授《告别武汉》社论，审阅了清样，在报纸开印时才在日军的炮声中离开武汉。董必武（中）在汉研究抗战事宜1938年9月，董必武以中共代表身份回到阔别十年之久的故乡湖北，在武汉，他主要协助周恩来从事统战工作。最初，他住在汉口府南一路安仁里一号，在东方旅馆租了一间房，后住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作为中共中央长江局委员兼民运部长，他先后就组建新四军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谈判；筹建八路军武汉办事处；筹办《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其中《新华日报》发行量达5万多份，是当时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报纸；营救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员出狱；广泛联系国民党上层人士和社会名流，接待过斯诺等国际友人、海外侨胞，积极从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武汉沦陷前夕，指示省委转移干部到农村，准备发动敌后游击战争。将介石（中）在武汉开会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蒋介石主持制定对日军持久消耗的战略方针，自任陆海空军大元帅，统率国民革命军在正面战场抗击日军进攻。1937年12月初，由南京飞抵武汉，开始组织武汉会战。在汉期间，蒋介石建立两党关系委员会；恢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并请周恩来出任副部长；成立国民参政会；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通过《抗战建国纲领》。在军事方面，处死韩复榘等一批作战不力的高级将领；亲自出任武汉会战总指挥，调集130个师共计百万大军，与40万日军在武汉外围展开长达4个月的会战；派出空军长途奔袭、空袭日本本土。此外，还发表了许多抗日演讲，出席阵亡将士悼念及纪念活动，对献金运动也给予支持。日夜，即武汉沦陷前的一个夜晚，蒋介石乘飞机飞往南岳。六、武汉全城百姓共赴国难保卫大武汉！面临日军40万大兵压境，武汉人民紧紧地团结在一起，万众一心，共赴国难。企业家、报人、医生、工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连孩子们，也拿起宣传单，鼓励人们抗日。各行各业、有名无名的英雄，纷纷涌入抗战的洪流，在这片中华民族繁衍生息了数千年的土地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保卫战。【船王抗战】有船，就要支持抗战1937年11月，国民政府宣布迁都重庆。但国民党军政、经济中心实际退到了武汉。日，日军发布了准备攻占武汉令，武汉会战拉开序幕。面临日寇的野蛮侵犯，民生实业总公司总经理、被称为“中国船王”实业家卢作孚，当即做出决定，举公司之力，全面支持抗战。他指挥公司的所有船只投入紧张的战时抢运之中。除了支持作战，武汉大量的兵工工业、航空工业、重工业、轻工业企业以及国民政府机关、许多科研机构、学校设备、珍贵的历史文物等，都在民生船队的抢运下得以撤入大后方，继续为抗战发挥作用。在支持抗战的过程中，卢作孚的民生实业总公司先后有116位职工牺牲，60多位职工伤残，16艘轮船被炸，11艘船只损坏，但卢作孚支持抗战的决心始终坚定不移。【医生抗战】免费治病，为救国难抗战爆发后，武汉遭到狂轰滥炸，大批抗日志士在战斗中负伤患。在汉口，有一位医生，不仅免费为抗战受伤的同胞治病，而且解囊相助，为病愈出院者送上20块银元作路费。他叫江虎臣，是武汉黄陂人。1924年留学回国后，他一直担任汉口普爱医院院长。面对越来越多的负伤志士，江虎臣想尽办法救治。床位不够，他就设法借楼办起临时医院，免费收治伤员。在江虎臣的抢救治疗下，伤员大都得到好转，不少伤员在伤好后又随军转移，继续抗日。【儿童抗战】战争血泊中一朵奇花武汉保卫战中，武汉儿童在宣传抗日救国“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在武汉抗战中已不再是一个口号，而是全民抗战的写实。就连那些还在父母怀里撤娇的孩子们，也用他们稚嫩的歌喉、稚嫩的拳头、稚嫩的双肩同大人们一起担起了挽救民族危亡的重担。1938年4月，武汉各界第二期抗日宣传周启动。汉口洪益巷私立培心、培英小学文艺队及一些难民的孩子，自愿报名组成“七七少年剧团”，在三镇街头开展抗日救亡宣传：我们是少年的演剧队员，我们要用戏剧从事宣传。舞台是我们的堡垒，街头是我们的营盘。台上台下打成一片，演员观众一致抗战。打败日本强盗！收复大好河山！宣传抗日，募集寒衣，宣传“献金运动”，慰问前线战士……从剧团组建到武汉沦陷的半年多时间里，“七七少年剧团”活跃在武汉抗战第一线，被誉为“战争血泊中的一朵奇花”。【工人抗战】无名英雄，义抢军列有3位工人，迄今也没有人知道他们叫什么。但他们的事迹却永载武汉抗战史。武汉沦陷前夜，一列载满枪支弹药的列车，因没有火车头，被困在了武昌余家湾至纸坊的铁道上，眼看侵略军就要开来。三位铁路工人连夜飞奔数小时，从武昌大东门发动一个火车头，飞驶向余家湾。正当此时，日本侵略军也正向市郊搜索前进。当他们逼近余家湾时，发现了正在指挥车头和军列挂钩的3位工人。哒！哒！哒！机枪和步枪子弹雨点般地向3人射去。千钧一发之际，3位工人挂好了车厢，冒着枪林弹雨向纸坊方向驶去……【报人抗战】传播抗日火种的女报人她精通财源之道，但不想发小家之财；她只想默默支持抗日工作，却没想到在史册上留芳千古———这就是红色老板娘朱端绶。朱端绶原籍长沙。她和丈夫熊瑾玎因以做生意为名，帮党组织开会提供场地，而被亲切地唤作红色老板娘。抗战时期，为宣传持久抗战，共产党决定在武汉创办《新华日报》。熊瑾玎受命担负了《新华日报》的创业重任。朱端绶也随夫来汉。在十分简陋的环境下，她精打细算，想方设法的减少支出。不仅如此，她还像母亲一样关心着新闻战士，全身心倾注到报社这个大家庭中，使大家始终团结战斗，为挽救民族危亡做出了贡献。《新华日报》的出版，达到了宣传动员民众的目的，这其中，红色老板娘功不可没。七、抗战将军身先士卒血染沙场武汉抗战，一幕幕中华儿女抛头颅洒热血保卫家园的悲壮画面，不仅仅停留在历史资料上、停留在后人的脑海中，更定格于这座城市的角角落落。在汉口中山大道旁，有三条马路，一名“郝梦龄路”，一名“刘家麒路”，一名“张自忠路”。从路标牌上看，和其他并无二致，但这些路的路名，却蕴涵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条路，是为纪念在抗战中忠勇殉国的将军而命名。郝梦龄当年照片郝梦龄，河北藁城人，1898年生于农民家庭，14岁当杂货店学徒，不堪老板虐待而当兵，因勤奋好学，被送到保定军官学校学习。1932年起，郝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团第九军军长。1937年5月，当局调他到陆军大学学习，赴校途中，惊悉卢沟桥事变发生，毅然回部队请缨北上杀敌。9月，当他路过武汉与家人诀别时，立下遗书，留示儿女：“此次北上抗日，抱定牺牲，万一阵亡，你们要听母亲的教训，孝顺汝祖母老大人。”10月10日于忻口战地给夫人写了最后一封遗书，再次表明报国决心：“不能成功即能成仁……为军人者，为国家战死，可谓死得其所。”刘家麒是地地道道的武汉人，1894年生于武昌。幼读私塾，后入勺庭中学。辛亥革命后参加革命军，驻守黄州。1937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九军第五十四师师长。9月初，奉第九军军长郝梦龄电令，刘家麒率部北上抗日，10月初到达忻口前线。张自忠1891年生于山东，1916年追随冯玉祥将军，在其手下听差，深得赏识，从排长一直做到师长。1933年，率部参加喜峰口抗战，大刀队夜战日军机械化部队，杀出威名。七七事变后，代理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北平市长。日军占领平津后，化装出逃，表示誓死抗战。1937年11月出任第五十九军军长，次年在台儿庄战役中战功卓著，升任第二十七军团军军长。在武汉会战中，孤军坚守潢川，抗阻日军。张自忠当年照片日，日寇以第五师团为主力的5.6万人，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向忻口发起全面进攻，中央地区战斗尤为激烈。郝梦龄亲自督战于忻口左翼左侧的永兴村、安家庄一带，与全军将士共冒弹雨，浴血奋战。刘家麒坚守忻口镇、金山铺一带。此前一天，第九军防守的南怀化高地陷落，整个防线出现缺口，郝梦龄在一个高地上讲话：“……现在我和你们坚守这个阵地，决不后退，我若先退，你们不论是谁都可以枪毙我。”16日，郝梦龄为夺回南怀化高地，指挥七个旅，于凌晨2时开始反击，连克几个山头。5时许，郝梦龄急于去另一个阵地督战，官兵告诉他，前面有一段日寇封锁线，他说：“瓦罐不离井口破，大将难免阵前亡。”郝梦龄和刘家麒同向前线奔去，在穿越日寇火网时，两位将军双双中弹殉国。1940年5月，张自忠参加枣宜会战，由宜城渡襄河截击南逃日军，与敌人激战9天9夜。16日，属下弹药将尽，张自忠疾呼：正是军人杀敌报国时，子弹打完了，就用刺刀，刺刀断了用拳头打、用牙咬。上午11时许，敌军攻入总部所在的南瓜店，张自忠将身边的警卫人员陆续派出支援作战，自己身边只剩下副官和高参两人。下午4时许，日军越逼越近，高参战死，张自忠多处负伤，副官脱下衣服为其包扎伤口。张严令副官离去，独自与敌肉搏，力竭而亡。历史图集1937年12月，国民政府首脑会集武汉，决定武汉会战和政府迁渝。图为当时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发表讲话时的情景。1938年夏天，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周恩来（中）、国民参政员邓颖超（右）在武昌珞珈山寓所接见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后合影。周恩来邓颖超1938年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上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大门。中共中央长江局即驻在楼上。中共中央长江局举行会议，讨论抗战形势和统一战线工作。右一林伯渠、右三周恩来、右四叶剑英。1938年春，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左二）从抗日前线来到武汉，周恩来（左一）、郭沫若（左三）、叶剑英（左四）到车站欢迎。汉作战期间，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共商抗日大计。图为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左一）和八路军副总司令彭德怀（左二）、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左四）在武汉与郭沫若的合影。中共中央长江局负责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八路军办事处合影。右起：项英、曾山、周恩来、秦邦忠、王明、叶剑英、张云逸。1938年1月，新四军军长叶挺（中）、副军长项英（右二）、参谋长张运逸（右四）和曾山（右一）、傅秋涛（右五）到武汉同中共中央长江局商谈新四军的斗争方针时，在八路军办事处留影。1938年2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周恩来（前排左四），政治部第三厅厅长郭沫若（左五）和第三厅部份工作人员合影。第三厅多为著名文化人士。新四军成立一年后，1938年在汉口，斯诺会见叶挺司令员。新四军是华东中部共产党的主力部队。日，武汉各界聚集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要求全民参加抗日战争。1938年夏天，武汉是中国人手里的最后一个大工业中心。10月武汉被放弃以前，街道上充满了鼓动者和士兵。 图为抗日示威者。武汉被放弃以前街道上的国民党部队武汉被放弃以前“支持抗日”的“宣传队”吴玉章、王明、周恩来、罗炳辉全影1963年11月郭沫若访问武汉大学，在其抗战时的旧居前留影。“起来，不愿作奴隶的人们！”抗日歌曲，响遍神州大地“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青年学生在街头作抗日救亡演讲爱国文艺工作者在街头演出抗日活动剧“在华日人反战同盟”本部会长鹿地亘在前线作反战宣传苏联空军志愿队的飞行员们苏联空军志愿队在汉口飞机场长江局工作人员。左起：陈家康、童小鹏、李涛、耳鹤亭。八路军参谋长叶剑英（左）在汉口接受美国旧金山华侨洗衣公会捐给八路军的两辆救护车。中共中央长江局和第十八集团军武汉办事处工作人员建立了“救亡室”，经常向附近居民进行抗战宣传工作。同时，在此进行文化娱乐和体育活动。“救亡室”向居民进行抗战宣传工作《新华日报》、《群众》周刊创刊号。早在1937年8月，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国民党代表谈判时，就提出要在南京创刊《新华日报》，并进行了筹备工作，至1938年1月11日在武汉才批准发行，同时出版了《群众》周刊。武汉1938年出版的《新华日报》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于右任先生像冯玉祥为《新华日报》创刊题词1938年1月，武汉出版了周恩来《论抗战诸问题》一书，这是周恩来为该书的题词。1938年7月，周恩来为重庆《新民报》题词。蒋介石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相继被日军侵占以后，蒋介石于11月25日在南岳衡山召集军事会议，邀请周恩来、叶剑英参加。蒋介石终于认识大军正面作战的失败教训，想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决定开办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要求中共派人参加。经中共中央决定，派叶剑英和李涛、边章五、吴系如、薛子正、李崇等参加教学工作，共开办三期，在数千名国民党军官中，宣传了毛泽东《论持久战》战略思想和八路军的游击战争，以及政治工作的经验，对发展统战工作，产生了很好的影响。新四军军长叶挺新四军第五师十五旅被服厂旧址武汉青年救国团慰劳抗日将士的慰劳袋女中学生用慰问信组成“抗战”二字武汉军民举行保卫武汉大游行国民参政会第一届第一次会议代表合影1938年春，汤池训练班部分教员和学员的合影武汉黄陂兴订，新四军第五师第十三师第十三旅战斗遗址中共湖北省(临)委书记郭述申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在武汉街头宣传抗日救国《新华日报》全体成员与报童贩报献金武汉人民恭迎郝梦龄、刘家琪灵柩武昌昙华林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旧址武汉民众献金盛况中国青年救亡协会在武汉街头宣传抗日八路军武汉办事处证章汉口大和街，新四军军部诞生地抗战初期，周恩来在武汉大学珞珈山的住所长江局负责人与新四军负责人在八路军武汉办事处合影。左起：张云逸、叶剑英、王明、秦邦宪、周恩来、曾山、项英抗敌剧团在江汉关前演出董必武率中共湖北省委人员参加抗日集会游行抗战的号角，人民的喉舌抗敌剧团在江汉关前演出文艺界为宣传保卫武汉而组织的化妆游行第3厅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的部分人士在重庆郭沫若住处的合影。1938年9月，邹韬奋（左2）和沈钧儒（右2）、王炳南（左一）、范长江（中）等从武汉出发，慰问抗日将士。当时发行的救国公债日新四军军部在武汉成立，叶挺担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左起：周子昆(副参谋长)、张云逸(参谋长)、叶挺、项英、曾山(中共中央东南分局副书记) 。周恩来同国民政府军委员会政治部副部长、第三党（后改称中国农工民主党）领导人黄琪翔在武汉合影。汉口江滩张自忠小路特1号，这里原为日本海军陆战队军营。当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军营武汉军民举行保卫武汉大游行1938年一个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新升隆”号轮船被炸事件1938年10月，日本侵略军向武汉进攻，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租用“新升隆”号轮船运送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工作人员向重庆转移，23日驶至嘉鱼附近，被日机炸毁。《新华日报》的潘美年、李密林、项岱、陆从道和办事处的张海清、赵与方等二十四人为国牺牲。这是“新升隆”被炸后仍在燃烧的情景。1938年12月，《新华日报》职工在重庆国泰电影院为“新升隆”号死难者举行追悼会。7月初，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武汉会战的指导方针，确定重点立于外线，保证机动之自由，逐次抵抗，消耗日军，以空间换取4～6个月的时间。图为第9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左三)等人在研究保卫武汉的作战计划武汉会战期间，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左）与第九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右）在一起。汉口市政府被日军炸毁日，日军在安庆登陆，武汉会战由此展开。图为6月中旬，中国军队开赴前线，反攻安庆，阻止日军西犯马当要塞的中国守军严阵以待向日军射击的空军机枪手日军经一番血战后终于占领了田家镇，并继续前进，逼近汉口。图为在田家镇以北山岳地带行进的日军炮队。新四军在长江两岸广泛开展游击战从战略上配合武汉会战。1938年6月，日军开始沿长江两岸和大别山麓合击武汉。江北第五战区和各一部约100万人组织防御，保卫武汉。国为日军从大别山向武汉挺进在武汉保卫战中立下赫战功的我国空军我军在大别山地区阻击日军日军正在对中国军队进行毒气攻击一代名舰中山舰在金口遭敌重创武穴附近的田家镇与对岸的半壁山是阻击日军沿江西上的重要阵地。图为田家镇要塞旧址。一九三八年十月，日本舰队，逆长江而上，进攻武汉。进犯武汉的日军伤亡惨重在武汉会战中，日军被我击毙无数。图为日军墓地一角。为保存军力，蒋介石10月24日下令放弃武汉。27日，武汉被日军占领。日军炮轰武汉占领武汉的日陆军军官聚会祝贺武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前之日军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由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人力物力消耗巨大，财政经济陷入困境，遂奉行“以战养战”的方针。图为日军在占领区进行搜刮和掠夺汉口的大批房屋被日本侵略军炸成一片废墟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军进攻武汉时，许多民房中弹延烧。这是一名逃出到街头的妇女，正兀坐着看守全部家当，怔视着吐噬家园的烈火侵华日军屠杀我国同胞日本侵略军屠杀我国人民后，把首级挂在电线杆上示众。这是在湖北黄陂县刘店乡一条沟里发现的日军占领武汉时期遭受屠杀的中国人民的遗骨。这一带有日本侵略军的杀人场和杀人沟六十多个。武汉会战大事记（1938年）6月5日武汉最高军事会议决定调集130个师、百万大军防守武汉。蒋介石任作战总指挥，辖第九、第五两个战区。12日安庆失陷，武汉会战开始。26曰马当要塞失陷。7月5日湖口失陷。日军分五路向武汉进犯。8月3日日本战机60余架，由安徽境内向武汉侵犯，中国空军与苏联志愿军起飞迎击，击落敌机12架，并俘获日本飞行员3名。9月29日长江北岸的最重要的军事重镇，湖北田家镇要塞失守。10月9日万家岭大捷，全歼日军106师团。24日日军占领黄陂，直犯汉口。武汉处于日军三面包围之中。同日，中山舰在金口击落两架敌机后，弹尽舰沉。25日日军进入汉口。次日，武昌陷落。27日汉阳陷落。中国“敦刻尔克大撤退”沦陷前日，国共痛别大武汉日，蒋介石正式下达放弃武汉的命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武汉举行中外记者招待会，郑重宣布“我军自动退出武汉”。汉口市长吴国桢宣称：“保卫大武汉之战，我们是尽了消耗战与持久战之能事，我们的最高战略是以空间换取时间。……我们的人口疏散，产业的转移，已经走得相当彻底，而且我们还掩护了后方建设……”同日，在武汉各界基本撤离之时，周恩来口授《新华日报》社论———《告别武汉父老》：“我们只是暂时离开武汉，我们一定要回来的，武汉终究要回到中国人民的手中。”郭沫若也为《扫荡报》撰写了《武汉永远是我们的》的社论：“我抗战的中心力量并无亏损，反而争取了主动地位，环阵于武汉的四周……我们的武汉并不是对于佛朗哥的马德里，而是对于拿破仑的莫斯科！”而实际上，在当年的9月底，田家镇要塞陷落后，武汉已无险可守，蒋介石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了保留继续抗战的实力，放弃了死守武汉的计划。并开始有步骤地分批撤离党政和地方政府机关，疏散城内老百姓。10月16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就开始组织各部队有计划的撤退。蒋介石10月31日在《武汉撤退告全国国民书》中称：“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时间如水，湮灭了连天烽火；时间如风，抚平了大地伤痕。转眼间，“七七事变”已经过去68年。今日奉上这一辑《不能忘却的纪念———回望武汉大会战》，让我辈透过这些文字和图片，穿越沧桑岁月，触摸民族血与泪的痕迹，感受爱与恨的热度。金戈铁马之声依稀在耳，所以更觉车水马龙繁华；战火硝烟之景仿佛如昨，，所以更感太平盛世可贵。往事历历在目，我们当不能忘却浴血的先辈，我们更珍惜这安康的岁月。烽烟远去，国家的期盼是安宁；号角声远，民众的心愿是和平！—————————·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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