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华盛顿共识
共识（Washington Consensus）， 1989年所出现的一整套针对 和转轨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理论。1989年，陷于债务危机的拉美急需进行国内经济改革。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邀请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世界银行 、美洲开发银行和美国财政部的研究人员，以及拉美国家代表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研讨会，旨在为拉家经济改革提供方案和对策。 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的（John Williamson）对拉美国家的国内经济改革提出了已与上述各机栄达成共识的10条政策措施，称作华盛顿共识。 所谓“华盛顿共识”，是指20世纪80年代以来位于华盛顿的三大机构——、世界银行和美国，根据20世纪80年代拉美国家减少政府干预，促进贸易和金融自由化的经验提出来并形成的一系列政策主张。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在20世纪90年代广为传播。
背景/华盛顿共识
1990年由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出面，在华盛顿召开了一个讨论80年代中后期以来拉美经济调整和的研讨会。会上，美国国际经济研究所原所长约翰·威廉姆逊说，与会者在拉美国家已经采用和将要采用的十个政策工具方面，在一定程度上达成了共识。由于国际机构的总部和美国财政部都在华盛顿，加之会议在华盛顿召开，因此这一共识被称作“华盛顿共识”。 这与当时的国际背景和格局的变化密切相关。其一，最为重大的事件显然就是前解体和东欧剧变，整个阵营几乎瓦解，这为国际上特别是美国“芝加哥学派”及其弟子提供了推行新自由主义的口实。以执政为标志，“学派”成为美国的主流经济学理论之一。在里根和撒切尔的鼓动下，新自由主义在美国乃至经合组织国家中占据了统治地位；其二，20世纪90年代，恰逢西方国家经济技术得到快速发展，美国等通过科技进步、发展信息产业与调整社会生产关系，生产力发展水平有了较大的提高。一些东西方的政治家和学者，将这种变化看做是自由市场经济发展的一个结果，因而主张经济也需要通过实现自由市场经济的途径，来实现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其三，由于发达国家的科技和得到迅速的发展，各国之间的经济与贸易、社会和产业之间的联系大大增强，人们之间的交往日益频繁，国家地区之间的一体化进一步扩大。总之，国际形势与世界格局为推行自由的市场经济提供了生存的土壤。 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华盛顿共识”实际上针对的是已建立体系、但其市场体系扭曲的发展中国家，而不是针对市场经济体系完全缺失的转轨经济国家。“华盛顿共识”是一种被20世纪80年代拉丁美洲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所误导的理念，正因为如此，面临着完全不同经济使命和挑战的其他国家，从未从这种共识中获得令人满意的。20世纪90年代，以新自由主义学说为依据的“华盛顿共识”作为经济过渡的重要政策组合，却在与中东欧国家得到了广泛的推行。90年代初，在俄罗斯等转型国家中，尽管人们都承认，建立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是转型的总体目标，但是对于用什么方式是实现这一目标的最佳方法，却存在着激烈的争议和截然不同的观点。向市场经济过渡的讨论，集中在是否实行“市场原教旨主义”方面，因为和中东欧国家当时大都采取了类似的转轨战略。这一转轨战略反映的是这些国家多数执政者当时的主导，它得到国际一些著名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的支持。在前苏联和中东欧等转型国家中，俄罗斯、捷克和爱沙尼亚是“休克转轨的典型”，俄罗斯前总理盖达尔、前副总理巴尔采罗维奇、前总理克劳斯等人都是新自由主义学说的追随者和推行者。曾被称为捷克转型和新自由主义代言人的克劳斯，在1990年上半年首先提出并在捷克实施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的经济转轨政策。这一政策之所以在捷克得以实现，其中一个主导论点是，为了实现私有制促进经济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繁荣，一旦给企业和以真实的价格信号，就能够创造稳定的经济环境、最大化的效率和快速经济增长的轨道，实现萨克斯所言的“能够建立在本国比较优势基础上的增长”。捷克前总理克劳斯制定的转型政策以及被实施，在当时被认为是新自由主义计划的轰动性的胜利。随后，在其他一些转型国家，也纷纷倡导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支柱的“休克疗法”式的转型，采取被称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转轨战略与政策。 这样，美国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学说在一些转型国家得到广泛传播。“”作为激进转轨的重要政策工具组合，新自由主义又作为“休克疗法”的理论支柱，成为转型国家的主流观点，而被一些国家的政府用于经济转型的实践。科勒德克针对波兰转轨指出，在20世纪80年代末波兰改革的早期，深受“华盛顿共识”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市场化首要的是企业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且要紧缩银根，保持收支平衡，对及加以合理管理调节，这样市场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所以，新自由主义学说及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经济政策，被广泛运用于俄罗斯等前社会主义国家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并且曾对转型过程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内容/华盛顿共识
该共识包括十个方面：①加强财政，压缩财政赤字，降低通货膨胀率，稳定宏观经济形势；②把政府开支的重点转向经济效益高的领域和有利于改善收入分配的领域（如文教卫生和）；③开展税制改革，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④实施利率市场化；⑤采用一种具有竞争力的汇率制度；⑥实施贸易自由化，开放市场；⑦放松对外资的限制；⑧对实施私有化；⑨放松政府的管制；⑩保护私人财产权。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在他的《新自由主义和全球秩序》一书中明确指出 “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指的是以市场经济为导向的一系列理论，它们由美国政府及其控制的国际经济组织所制定，并由它们通过各种方式进行实施”。
影响/华盛顿共识
按照美国学者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概括，“华盛顿共识”的教条是“主张政府的最小化、快速私有化和自由化”。最初，斯蒂格利茨对“华盛顿共识”提出过尖锐的批评。他在1998年的著名中提出，“华盛顿共识”作为一种智力型的教义，它的“成功”在于简单明了、重点突出、便于操作。只要掌握了几个最主要的经济指标，例如通货膨胀率、货币增长率、利率、财政赤字和贸易赤字，便能做出一系列的政策建议。“华盛顿共识”对经济转轨国家所产生的误导表现在哪些方面?
理论误区20世纪90年代以来，“华盛顿共识”和“休克疗法”政策的得与失、利与弊、激进与渐优孰劣等，始终是国际学界和俄罗斯精英们争议的焦点。实际上，它涉及的是转型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路径、道路的理论论争。“华盛顿共识”的支持者认为，“一旦转型引进市场改革，就可以立刻有收获，效率就可以提高。因此，转型应该是大爆炸式的、激进的、休克式的”。正是这样的理论认识，在当时成为一些转型国家执的主导思想。在过去的十多年里，俄罗斯政府与学术界围绕向市场经济过渡的理论与政策展开了广泛的讨论，大致形成了两大不同的派别。一派是以为首的政府派，即激进民主派，也是当时俄罗斯的主流派别，其代表人物主要包括盖达尔、丘拜斯、等人。俄罗斯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叶利钦和等人荒谬地认为，一旦俄推行经济和市场自由化，为经济提供充分竞争的条件，俄经济就能走出危机。这一派主张采用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学说与货币主义理论指导俄罗斯转型，主张实行完全的自由市场经济模式，最大限度减少政府的作用。另一派是以俄罗斯科学院为首的一些学者所组成的“学院派”，即与政府观点对立的派别。他们赞同市场经济改革方向，但认为应该采取有政府参与宏观管理的渐进改革方式，主张走“特殊的俄罗斯道路”。 执政的民主派在西方“市场原教旨主义”思想影响下坚持认为，只要市场能够自由配置资源，就能够实现经济增长。但是，转型国家的问题恰恰在于，改革的预想与实际的结果相去甚远：对于从计划经济国家向市场经济转轨的国家，你不能假定这些隐含的市场制度自然存在，所谓“转轨”就是要创造这些制度。著名学者在回答“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都未能预见到的严重性”时，他解释说，这主要是由于新古典主义的观念和缺乏科学的转轨经济理论。在缺少科学理论的情况下，一些人相信教条，错误地认为只要全面放开，迅速削减政府规模，市场就会出现，经济就会增长。这种观念是完全错误的。这些人相信，只要政府放开管制，市场就会魔术般地出现。但是，俄罗斯的经验表明，如果在市场经济产生之前国家机制解体，不仅经济状况会恶化，市场经济的实施实际就没有了依靠。o还有一些学者认为，转轨中的“休克疗法”的深层根源，是冷战遗留下来的“道德热情”和对冷战“胜利”的陶醉，他们试图一劳永逸地建立起一个“新的、干净的、纯粹的私人所有制市场经济”。这种思想是雅各宾式和布尔什维克式的狂风骤雨般的社会变革模式的翻版。与改革的西方顾问所承诺的“即将到来的俄罗斯经济的繁荣”相对比的是，俄罗斯(以及东欧大部分转轨国家)经济和经济规模的严重下降。
目标混乱对“华盛顿共识”的本质，美国学者罗伯特·W·迈克杰尼斯作出了如下简明概括：“华盛顿共识”具有“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文化体制”的三重特性。在这些国家的改革初期，市场化和民主化，民主、民主化和民主政体，如、三权分立、全民选举等，都被视为俄罗斯等国家向市场经济过渡的条件和目标。最近，有些美国学者依据中国和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转型的实践，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对于经济改革而言，民主化是最优的制度吗?当需要进行激烈的社会变革时，专制是不是比民主有效?在他们看来，叶利钦的民主政府却遇到了种种困难，而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取得了巨大成功。20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在国家专制方面衰败得更加急剧，社会无序上升得更加严重；在俄罗斯，经济专制减少的初始影响是极度的经济非组织化，秩序和法律的缺乏在当时是显而易见的；在中东欧国家，民主制度被认为是获得了成功。他们认为，中国改革的成功和俄罗斯民主政府的失败，这一鲜明对比为一党制作了一种好的宣传。基于这个比较，国际上一些权威学者提出了“无序”和“专制”的概念，认为在转型过程中，一方面需要控制无序；另一方面，需要抑制专制。 这些研究表明，一些经济学家以往对于转型过程中的市场化与民主化的看法，陷入了矛盾的境地。一方面，西方自由市场经济的“经典”，要求市场经济不能离开西方基本民主制度的制约，因此，在俄罗斯等国快速推进民主政治。但是，俄罗斯在转型后虽然具有了民主政体的形式，但是在国家专制方面却衰败得更急剧，社会无序上升得更严重。俄罗斯转型后的现实却是：有民主的形式而没有自由的内容；另一方面，来自亚洲国家经济改革的现实却是：在西方人认为的缺乏民主的亚洲一些国家如中国和越南，现实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改革，却取得了持续的经济增长与社会发展。因此，一些西方学者试图寻找一些新的说法，来解释产生于转型经济中的这个“谜”。2004年初，当俄罗斯进行议会选举的时候，有的议员质问：为什么中国吸引的外资达到500多亿美元，而进入俄罗斯的外资却大大低于中国？普京的回答是：要向学习。这个事实让一些人解释说，西方的投资者宁可喜欢专制、但有稳定的政权，而不喜欢民主、混乱的国家。在转轨初期，受西方“指导”俄罗斯等国转型的过程中，相当多的一些西方政要和学者混淆了转型的过程与实现的目标。大多数人对于转型的过程与目标的认识是欠缺的，即使对最终目标是清楚的，也还有一个如何过渡和达到最终目标的问题。在当时，西方经济学家建议的都是关于“目标是什么”，而对于如何达到预想的目标，也缺乏许多来自转型实际的经验。
政策误导以“华盛顿共识”复制的转轨经济的政策内容，大体涵盖以下方面：(1)市场和内外贸易的快速自由化，“快速而全面地消除价格监督”，“尽快转向开放的、非集中的监督和体系”。俄自1992年1月全面而急剧放开商品、物价、汇率、外贸进出口等的管制，政府对经济的调控作用被大大缩减；(2)国有企业的全盘私有化，“所有制改革的最终目标归结为包括几乎全部企业的私有化”。迅速而大规模的国有企业私有化的主旨，是打造以私有制为主体的广泛的有产者和企业家阶层；(3)宏观经济稳定化，减少财政赤字，严格限制贷款和货币发行，将稳定卢布、控制作为经济政策的重中之重，生产发展、产业调整、结构更新和科技政策均让位于货币紧缩政策。此外，“西方化或全盘西化”也被认为是俄罗斯转型的一个核心方面，其是：效仿和依赖西方的援助，即：俄罗斯必须引人和效仿西方市场经济特别是美国模式，向外国首先是西方国家全面开放国内市场，尽可能多争取西方国家的投资和贷款.这些则是叶利钦时代俄激进民主派由盖达尔政府提出、此后为各届政府实际推行的社会经济转轨政策的主导思想。波兰改革的早期，也深受“华盛顿共识”等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普遍认为，市场化首要是企业的自由化与私有化，自由化和私有化越快越好，越多越好，并且要紧缩银根，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对税率及汇率加以合理管理调节，这样市场经济就可以获得成功。
评价/华盛顿共识
“华盛顿共识”虽然成为全球主流的发展理念，但仍不免遭遇其他思想的挑战。主要的挑战来自两个方面：一是“欧洲价值观”，二是“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是，近二十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近年来，更加有力地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以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批西方学者提出的“后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强调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认为发展不仅是经济增长，而且是社会的全面改造。因此，“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还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然而，无论是“欧洲价值观”还是“后华盛顿共识”，他们对于“华盛顿共识”的挑战还都远远不够。比较起来，因为有持续的经济增长作后盾，“共识”才最有可能对“华盛顿共识”形成新的强有力的挑战。
“超越华盛顿共识”与普京政府的新政策/华盛顿共识
美国、俄罗斯与中东欧国家的大多数国际学者认为，俄罗斯前10年经济转轨的政策是失败的。在他们看来，导致俄前10年转轨失败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俄政府所推行的从西方“引进的”、以新自由主义为理论渊源的激进转轨政策。对于中东欧国家，根据格·科勒德克的总结，硬性照搬新自由主义理论，来为中东欧地区各国和前苏联制定经济政策服务，使这些国家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国际上一些经济学家自1998年以来，一直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华盛顿共识”和“超越华盛顿共识”。 在理论上，国际研究对于转型经济中的制度建设和制度安排、和作用的路径依赖等方面，越来越受到学者们的广泛关注。转轨经济学文献和经济转轨所关注的主要问题是，对于变迁的“过程”要重新认识、对于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建立宪政规则和市场法治规则重要性的认识、对于信息不对称和市场失败问题的考察、对于市场经济中关键性制度安排和社会秩序的重新估价，对于国家和政府在经济发展和经济转轨中的和功能的重新定位、对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时期大规模机会主义和寻租行为的认识、对于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以及对于文化传统和意识形态在制度变迁路径选择中的作用的认识，是制度经济学和转轨经济学对现代经济理论的重要贡献。这些理念的提出，深化了经济学家对经济发展与转轨要素的理解，深化了对于市场机制和政府功能的理解，对新自由主义学说以及新古典经济学正统理念提出了极有价值的重构。从“华盛顿共识”向“后华盛顿共识”的演进，预示着也在发生具有深刻意义的“转型”。 现实中，俄罗斯的“休克疗法”是“华盛顿共识”的“经典之作”。在普京执政后，俄罗斯政府选择了务实而有效的经济政策。第一，俄罗斯必须制定改革与发展的长远政策和战略，他指出，在过去的年代，俄罗斯“一直在摸索着、乱碰着前进，缺乏明确的目标和长远战略”，尤其是使俄罗斯成为一个发达、繁荣的国家缺少认识；第二，俄罗斯必须在经济和社会领域建立完整的国家调控体系，但并不意味着重新实行计划经济条件下的管理体系，而是“让俄罗斯的国家政权体系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力量的有效协调员，使它们的保持平衡，确立合理的社会发展和规模”；第三，俄罗斯必须转而实施相对于本国条件来说最为合理的改革战略”。普京提出的这一战略思想表明：(1)俄罗斯不走回头路，不会回到旧体制和过去的“共产主义”的时代；(2)俄罗斯不再继续激进转型，以后的改革将是“渐进、逐步和审慎的改革”，将市场经济的普遍原则与俄罗斯的实际现实结合起来；(3)俄罗斯的转型不能照搬西方教科书上的模式和公式，更不能照搬别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普京及其政府认识到特别重要的两点是：第一，在宏观经济方面必须加强政府力量，尽管这一“坚定信念使它与‘华盛顿共识’发生了矛盾，但是在最近的五年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已经认识到政府能力建设的必要性”；第二，“为了让微观经济高效率地运行，它要通过改善资本主义所必需的法律和制度环境来解决微观经济中一些长期性问题”。自从普京执政后，俄罗斯逐渐摆脱叶利钦时代的以新自由主义为导向的经济政策，探索建立市场制度与加快经济增长的新途径。
挑战/华盛顿共识
20世纪末以来，以斯蒂格利茨为代表的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呼吁经济学家走出“华盛顿共识”并“超越华盛顿共识”。在国际学术界，对“华盛顿共识”理论和政策的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后华盛顿共识”、“欧洲价值观”和“中国的渐进转型观”。目前，在国际学术界，对“渐进转轨”持肯定或基本肯定的看法占主流，因为，中国等转型国家二十多年的转型成就，是渐进转型所带来的结果和典范。 1.“后华盛顿共识”强调转型与发展相关的制度因素。在斯蒂格利茨等人看来，“华盛顿共识”所使用的经济学工具不但十分有限，而且锁定的发展目标也十分狭窄，只是盯着经济增长，因此，他们主张将发展的目标定得更加广泛和长远。(1）要追求可持续性发展，包括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2)要追求平等的发展，即不仅社会上层能够得到发展的好处，而且所有其他阶层都能平等分享繁荣的发展；(3)要追求民主的发展，即公民能够以各种方式广泛地参与关系到自己切身利益的决策。“后华盛顿共识”不仅关注增长，还关注贫困、收入分配、环境可持续性等问题，它从信息不对称出发，指出市场力量不能自动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承认政府在促进发展中的积极作用，批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亚洲金融危机前后倡导的私有化、资本账户开放和经济紧缩政策。 2.“欧洲价值观”基于欧洲传统的社会民主主义价值理念，在强调经济增长的同时强调“以人为本”，倡导人权、环保、社会保障和公平分配。但由于近20年来，欧洲福利社会型的资本主义在与美英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竞争中处于劣势，欧洲国家在政策导向上整体向“华盛顿共识”靠拢，因此“欧洲价值观”对“华盛顿共识”的挑战是软弱乏力的。需要指出的是，在探索新发展战略的时候，有必要理性地回顾、反思和总结“华盛顿共识”。一个问题是：俄罗斯、中东欧转轨15年的艰难转轨历程是否能够为我们的生活带来福音呢?科勒德克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仍将决定于政策”。除了自由化、私有化与制度建设，政策也是很重要的，政策不仅受经济理论的指导，更受政治冲突的影响，是利益集团冲突、妥协及合作的结果。中国与波兰的改革经验都验证了这一点。波兰转轨最深刻的一条经验是：“我们往往忽视了促进发展的经济政策，而只寄希望于‘看不见的手’，即市场自发地调节。问题在于：市场自发调节往往是不足的。” 3.“渐进一制度观”是基于中国以及越南的转型之路。这种过渡政策、路径以及指导思想，被西方学术界归结为“渐进一制度观”。“渐进一制度观”强调的是：改革的政治经济学保证了对改革的持续的、不断增长的支持；对于局部改革，取决于改革的顺序，认为改革的互补性很重要，但是在初始阶段的全面改革，并不一定会产生进一步改革的推动力；改革的主要支持力量是中产阶级和新兴私有部门；改革的焦点是创造市场的制度基础，以鼓励企业家进入；制度变迁应该是全面的，包括法律、金融体系、执法、政府组织的改革、发展自我实施的社会规范；对待转型初始的态度是，在发展新兴的机构的同时还不应立即废弃已有机构，以避免经济崩溃和社会出现不安定。对于中国以及(越南)这样的转型，一般被认为是渐进主义或者增量主义的改革，在国际上，支持这种过渡政策的转型观在当时是少数派。20世纪90年代当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以科尔奈等人为代表的一些人提出，市场社会主义的试验已经结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水火不相容，向资本主义过渡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但是，随着中国改革与发展的深入和推进，中国经济持续不断的增长，基于中国以及越南这样的转型国家的成功经验与政策措施，这种转型的实践在国际上获得了越来越多的肯定与支持。中国等亚洲国家转型的成绩及其经验，对“华盛顿共识”提出了挑战。 从总体上看，让国家和社会的协调与全面发展，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以取代自由市场经济的“无序”，用可持续增长取代单一追求经济增长速度，这既是“华盛顿共识”政策给我们带来的教训，也是包括中国和俄罗斯等国所面临的现实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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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迎：中国经济转型靠的不是周小川
“中国的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废除政府的审批制度，真正的解放企业家精神。我们建立宪政和法治，真正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边，让企业家有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 演讲 | 张维迎我们现在大家都在关心中国经济的增长和它的转型。这里边讨论最多的问题包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投资、消费等等，还有产业政策。在我看来在讨论所有这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们受两种理论模式主导。这两种理论模式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第一种就是新古典增长理论。就是一个函数，这个函数是产出的GDP来自三方面的因素，资本、劳动、技术。如果我们算一个增长率的话，增长率是等于技术进步率或者叫做全要素增长率，再加上劳动增长率，根据它们每一项，都由GDP的弹性而定。这个理论其实有一个问题，就是没有增长机制。比如说资本积累，谁来进行资本积累？没有。尽管现在我们讲的内生增长理论，不像新古典理论一样当做一种外生的，而是当做一种自我强化的过程，但是仍然没有解释这个技术进步是怎么带来的，这个理论也没有任何结构问题，谈的也是一个总量的增长，而不涉及到一个产业结构的变化。按这个理论接下来我们就会有一些政策的诉求，比如说第一个诉求是资本积累是最重要，一个国家要增长，就必须进行大量的固定资产的投资。第二，这个投资可能需要政府来做，特别是在落后国家，更需要政府来替代企业家进行投资。从五十年代开始，这可以说是好多计划经济国家的一个基本指导思想，甚至在今天，在我们国家仍然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另一个与此相关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最早是为了应对经济波动的，可以说是一个短期的宏观政策。现在在我们中国，甚至说在全世界，变成了经济增长的经济学，或者是长期的经济学。像我们中国的十二五规划或者现在的十三五规划，基本思想也是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有关的。投资有什么变化，消费怎么变化，出口怎么变化，这就变成了一个三驾马车的。凯恩斯主义的政策含义是什么呢？增长就是怎么推动总需求的增长，要不就是投资，要不就是消费，要不就是出口。如果经济要转型的话，特别是中国这样的国家，原来靠投资拉动，出口拉动，就是从投资拉动，出口拉动，转向为消费拉动，就是我们怎么刺激消费的问题。这个理论我曾多次讲过，它错的离谱。但仍然是我们制订政策的主要理论依据。为什么错的离谱，因为它把目的和手段颠倒了。按照新古典理论投资是为什么？是为了未来生产能力的提高。我们把我们收入的一部分不用于今天的消费，而用于投资。这样未来我们有更高的收入。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投资就是为了增加需求，所以任何投资都可以增加总需求，所以大家会明白为什么中国的浪费型投资这么多。再比如说消费，消费本来是目的，在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消费已经是手段了。我们为什么要刺激消费，要不然达不到8%的增长速度。还有贸易的问题，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认为只有出口大于进口，贸易对GDP的贡献才是正的。所以你可以查一下中国三驾马车的贡献。如果这个国家出口一亿，进口九千万，算一下是正的。如果出口一万亿，但是进口一万零一亿，那贸易对GDP的贡献就是负的。所以在危机的时候好多国家限制进口，想办法推动出口，这是一厢情愿的事。这个理论还有一个更深层的问题。他假定经济是由一个单一产品组成的，这个产品就叫GDP。所以可以任意加，比如说50的投资加上80的消费，就是130。如果投资从50变成30了，那我们消费能增加，完全就是一样的。因为只有一个总量，只有一个产品。学过经济学都知道基本的收支流是这样的，从家庭、企业，产品市场、要素市场，当然你可以加入一个政府。这些理论都有非常大的误导。我们基于这样的理论制订政策，其实从长远来看它的负面效果大于正面效果。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经济理论来理解我们中国的发展和增长，甚至整个人类的发展和增长？我有一个看法，任何一个经济发展理论它必须是一个研究企业家如何创造和创新的理论。几年前我就总结了一个，我叫它亚当斯密—熊彼特的经济增长模型。和我刚才讲的新古典模型很不一样。这个模型我总结在这里面，很容易记，那我们对经济有一些不一样的看法。简单来说，在亚当斯密看来，经济的发展源泉就是劳动生产力的提高，而这个来自于技术进步和创新，就是不断的新产品、新技术的出现，每个人在单位时间内可以生产出更多的东西来。而技术进步和创新依赖于分工，分工越细，专业化程度越高，创新就越多，新的产品也就越多。而分工受制于市场，特别是市场规模。市场规模越大，分工就越细，分工越细，技术进步越快，创新越多，然后经济就越发展。而经济发展之后，我们有了新的财富，这些财富本身增加了市场的规模，这样的话就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经济就是这样不断的来进步。亚当斯密本人他没有能够研究推动这个链条运动的人的因素，我加进去了，就是企业家。这也是熊彼特在他的经济发展理论里面提出的观点。无论是技术分工还是市场都是靠企业家，企业家精神。市场本身不是自然的存在的，市场是需要企业家开发的，没有企业家的时候是没有市场的。大家都用微信，没有马化腾就没有微信。我们用苹果的好多产品，没有乔布斯，没有企业家精神，那些东西也都没有。也就是说市场不是自然而然存在的，市场是企业家开发的。那分工，其实我们看企业家每一个创新，就是创造一个新的分工。比尔盖茨就是最典型的，他创造了一个软件产业。我们知道现在几乎每一个新的企业家，最伟大的企业家，他们都是创造新的产业的企业家。也就是延长了分工链条。熊彼特研究的企业家的主要功能就是创新。新的财富怎么变成市场？也是靠企业家。我们现在说的产能过剩是什么意思？就是企业家并没有把这个财富变成新的市场，不是说我们人类的需求都得到了满足，而是没有这些企业家创造出新的市场。这样的话如果我们在市场上看都是以前的东西，那大家就不愿意买了，这样就导致了经济短期内出现停滞。在这样一个发现市场、创造分工、技术创新、甚至新的财富变成市场的过程当中，企业家也会犯错误。但是我们总发现有那么一些企业家，他比别人的判断力更强。这样的话我们看经济，既使是在市场保护情况下，停滞一段时间我们发现新的技术、新的产品又出现了，带来一个新增长的高潮。在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这样说：市场上70%到80%的企业家的判断基本上是正确的，但是也有20%到30%的企业家他们判断错了，所以他们破产了。但是有时候出现一个问题，甚至100%的企业家都发现判断错了，出问题了，产品卖不出去，没有利润，破产了。这就是经济危机。所谓经济危机从这个意义上就是大部分企业家发现自己的决策都错了。只有少数企业家判断错了，就不能是经济危机。为什么人类当中最聪明的这些人都错了呢？这就是奥地利学派给的一个解释，他们受到了货币政策的误导。政府用货币政策，特别是低利率来刺激经济的时候，使得企业家接收的决策信号发生了偏差。本来可能不需要那么多的投资，但是利率很低的时候，企业家就会判断，我们要增加更多的投资，那结果最后就导致了危机。我们要认识到这个其实要回到哈耶克三角。这个三角跟我刚才讲的凯恩斯主义依赖的GDP不一样。它是一个结构的问题。我们一个生产是从上游，中游到下游，每一个环节都是企业家。企业家创造的是不断延长的生产链条，这就是我们分工的含义。原来我们做一个产品一个人就行了，现在我们任何一个产品，包括手机，可能是全世界的人做的，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说是他做的，尽管这个牌子可能是三星。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每一个环节上企业家都在动脑子。但如果政府给一个错误的信号，我们应该延长这个生产链条，出现了大量的投资，这个大量投资不是自然的，而是人为的。最后发现这个投资没有经济价值，这时候再要扭转的话已经没法了，就出现了危机。所以我们经常说，钱太少了。按照奥地利学派的观点，为什么钱少？是钱太多的原因，钱多一定导致钱少。如果你去调查一下的话，企业家会告诉你，这是非常多的。温州很缺钱，2008年的时候他们每个银行都找企业贷款，结果资金沉淀在了那些本来没有任何潜在价值的项目上，所以最后也就不可能去还贷。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识到，宏观问题不是一个单一产品的问题，是一个结构的问题。还有一点需要强调的就是货币在奥地利学派不是中性的，是非中性的。因为货币随手你拿到，就会影响投资结构，就会影响分配结构。可能过了若干年之后，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扭曲了生产、分配和消费。中国政府2009年拿那么多钱的时候，钱都流到国有企业手里边了，所以就导致整个结构的扭曲。我没有时间进一步讲市场的调整过程。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在奥地利学派看来市场是一个过程，任何的调整都需要时间，无论是创新还是新分工的形成。出现危机之后，同样也需要调整的过程。这个调整的过程主体就是企业家，大部分企业家犯错，当他们认识到错误的时候有些人一定会倒霉，有些人活下来，有些人活不下来。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出现新的企业家，经济会走向一个新的增长。我总结一下企业家在市场过程当中究竟做了什么？其实就两个方面。第一个，就是发现不均衡。经济学家知道，如果一个经济处于均衡状态的话是没有利润的，所有的收入都变成成本。什么时候能赚钱呢？只有经济处于不均衡的状况。这样的话，销售产品得到的收入就大于你支付的要素的价格和其他原材料的成本，然后你有利润。尽管经济学聚焦于经济的均衡，但企业家却是发现不均衡，然后利用这个机会赚钱，最后使得经济逐步趋向于均衡，然后利润就没有了。没有利润之后，那企业家还怎么赚钱呢？那就是另外一种方式，就是创新，创新就是打破均衡，或者说创造不均衡，或者说创造新的潜在的均衡点。好比说他通过创新生产出跟原来不同的产品。这两个比较，我想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当我们看到计算机市场饱和的时候，计算机行业不赚钱，他的那点利润就是机会成本，可能还不如他的钱贷出去或者放在银行。这时候有两种思维，一种思维就是像我们的需求的刺激，我们不能让一个人买一台计算机，要买两台，就是用这样的方式。另一种就是企业家的方式，好比苹果公司，他不是生产原来的计算机，而是Ipad，创造了新的市场，也就打破了整个计算机市场的均衡。现实中这两个功能总是交织在一块的。接收这个理论，我们再分析一下中国企业家面临的问题，或者整个中国经济转型面临的问题。大致是这样的。过去30多年中国的企业家主要是靠套利来赚钱，中国的经济也是靠企业家的套利发展的。我们在计划经济下创造了太多的不均衡，几乎所有的消费品都在短缺。那时候你只有胆子大，办一个企业就赚钱了，因为整个市场全在不均衡状态。30年过去之后，我们到了这样一个阶段，套利和模仿的空间越来越小。下一步中国经济究竟怎么发展，就要靠转到另外一类的企业家，或者是另外一种企业家功能，主要靠创新。这个我想我们基本可以达成一个共识。但是我要说的是这个不仅是宏观的问题，也是一个微观的问题。对每一个今天再要办企业的人来讲，不要再希望按过去那种套利的方式发财，一定要比别人做得更好，你降低成本的创新，和增加价值的创新，可能有剧烈的颠覆性，但也可能有借鉴性的，无论哪一类你总是要做的。创新对企业来讲是什么？创新就是一个想法而已，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想法。然后你有办法把这个想法变成市场上消费者愿意买单的时候，你就成功了，反之就失败了。我只是一个想法，这个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且这个想法是大部分人都不明白的，不懂得。所以你看伟大的企业家一开始的时候找钱很难，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不理解，马化腾差点把他的公司股份的50%都卖出去了，他找了很多人不愿意投，只有南非的公司愿意投。所以这就是一个想法的独特性。我希望大家能够理解这一点，所有重大的特别是重大创新性的想法就是极少数人能够想象到的，而不是大部分人能想象到的。我们人类过去200多年的经济增长，就是企业家不断的创造出新的产品，不断的形成新的分工链条。我们人类消费的总量，200多年前，按照零售商划分的规格，只有100种到1000种之间。大家想象一下，我们大部分人一辈子用的产品可能就几十种。而今天人类的产品达到10的8-10次方，而且我们消费的绝大部分东西都是原来没有的，即使原来有的，我们今天消费的也跟它不一样。我们今天吃的土豆，跟200年前的土豆不一样，这些都是创新。为什么创新这么难？这要牵扯到一个概念，我们叫不确定性。一般我们经济学缺乏分析，而且经常把不确定性和风险等同起来。我要告诉大家，其实在1912年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经济学主任，他就写了一本书，严格区分了风险和不确定性。他认为风险可以量化，而不确定性是不能量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一个企业家的想法得不到大家的认同。大数据没有帮助创造比尔盖茨和马化腾。企业家面临的是另一种问题，企业家的决策不是靠数据可以分析得出来的，过去不能告诉我们未来是什么。我们想象一下，今天我们消费的产品，或者我们认识的主导产业，20年前谁能知道？30年前谁预知到？没有人。同样，未来20年、30年究竟什么是中国经济的主导产业？我看很少有人能够预测到。就算他预测到，我们也不会相信，只有通过他打拼，他成功了，我们才知道。由于存在着这样的不确定性和对一个想法的判断的难度这么大，所以我们需要企业家。如果企业家做的事是大部分能看到的，如果企业家是可以靠统计的数据或者过去的经验推出来的，我们就不需要企业家，我们只需要政府就可以了。但遗憾的是现实不是这样的。这就要求企业家有一种特殊的素质。我在30多年前就开始研究企业家问题。我总觉得他们是一类与众不同的、人类当中少有的一部分人，甚至说我们人类的整个发展全是企业家精神造成的。包括十万年前人们走出非洲的时候，最初走出非洲的人就是具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包括中国往海外移民的时候，也是企业家精神。所以这一类人对人类真的太重要了，最重要的就是他们对未来的感悟，对未来的判断力，是我们常人不具有的。如果我讲得这些对的话，我们研究增长，研究转型最核心的就是能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作用。如果你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的发挥作用，你制订的任何政策，其实都是于事无补的，无论是货币政策，还是结构政策。怎么样才能让企业家精神自由发挥呢？其实就是四个字。首先就是自由，自由是创造的自由，做生意的自由。当然想象首先必须自由。另外就是法治，就是这个社会制度本身是有规则的。如果这个社会的规则过分的乱，任意的由当局者去操纵的话，那企业家精神就不会真正发挥出来。有了自由和法制，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企业的制度环境就比较稳定，他对未来有一个预期。成功与否就取决于自己了。这个时候好多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就会跃跃欲试。这像经济学家强调特别多的，就是私有产权的保护。200年前亚当斯密就讲过这样的话，他说“除了和平、轻赋税和宽容的司法行政外，把一个最贫困的国家变成最繁荣的国家,就不再需要别的什么了。”我认为他这个判断是对的。前面说了企业家需要套利，也要创新。我要强调套利和创新的制度是不一样的。中国过去经济发展这么好，我们也并没有建起像华盛顿共识那种所谓很好的保护产权的制度，那不是说产权是不重要的。首先我们中国在过去，当然我们没有保护得那么好，但是我们比计划经济还是要好多了。农村地方现在还没有私有化，但包产到户总比人民公社好一些。套利对自由、产权、法治的敏感度小于创新对自由、产权的敏感度。套利对金融自由的敏感度也小于创新对金融自由的敏感度。看一下例子。我们看看中国过去几十年最具创新力的企业，或者最成功的互联网企业，有多少家是靠国内的资本发展起来的？没有一家。中国是全世界储蓄率最高的国家，我们几乎50%的收入都变成资本储蓄了，这些资本都没有用于中国创新型企业的发展，而我们是靠外国的资本发展起来的。中国最优秀的互联网公司，最大的股东全是外国资本，我们要感谢他们，没有他们不会有马云的阿里巴巴，不会有李彦宏的百度，也不会有马化腾的腾讯公司，这是需要我们真正反思的。为什么创新比套利对这些制度更敏感？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来说明。在这个图中横坐标代表时间或者竞争的数量。套利就是一个市场非常不均衡的，你发现了不均衡，你生产了这个产品，你的产品价格非常高，而你雇佣劳动力成本非常低。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人模仿你进入这个市场，结果价格越来越低，要素成本越来越高，最后两者趋同了，达到均衡了，意味着利润就趋于零了。这个图就是套利的利润曲线。而创新的利润曲线是这样的，一开始是不赚钱的，可能要投好多好多东西，都没人买他的东西，这时候产品还放不到市场上，所以他一定是先亏损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大量的互联网企业要融资，甚至说京东商城现在还不赚钱。但随着市场的扩大，创新的成功，他赚的钱就越来越多。到一定程度以后又有新的竞争者模仿他加入进去，又导致他的利润逐步下降。所以一个企业要持续的成功，就要不断的创新。就是这个意思。你今天买这个东西，明天就可以卖出去赚钱的时候，产权真的可能不是特别的重要。我们知道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我在农村，那样的制度也有人搞投机倒把。因为今天晚上出去买的，明天晚上就卖给人家了。但是我们知道创新需要五年，十年，甚至二十年，他没有办法那么做。如果他不能对未来有一个预期，没有人愿意承载这个成本，最后可能一无所获。金融我刚才讲了，正是由于创新本身一开始不赚钱，所以他就特别依赖于自由的金融体制给他提供资金的支持。十年前有一个经济学家在美国经济评论上有一个经验的研究。这个研究证明法律对知识产权的有效保护，不仅决定创新的速度，而且决定创新的努力的方向。如果知识产权得不到有效的保护，人们将只在那些有替代性保护手段的领域从事创新，比如说保密；另一类就是说可能这个产品本身淘汰的速度非常快。我们看到中国的好多企业要创新的话，他在设计上的创新可能花的时间非常多，但真正的深层技术创新就不用花时间，因为深层的创新更多的依赖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如果你同意我的观点，我们就可以在宏观经济中提出一些看法。一个看法就是产业政策。现在仍然是我们国家的一个重要政策，而且受到好多经济学家的赞扬，不仅是中国的，还有国外的。你问问国家发改委退休下来的官员，他认为也是失败的。所以国家发改委的内部官员都说不要搞产业政策。为什么失败？其实很简单，因为产业政策，政府的官员比企业家更有能力判断未来，这个假设是真的不成立的。我们没有办法假定坐在办公室的人知道十年以后，二十年以后，什么是新的技术，什么是新的产品。企业家跟专家也不一样，政府可能雇了一大堆专家证明这个技术有发展，但事后证明完全不行的。如果不信的话你看看我们科学院的创新工程搞成什么样子，你就明白这个道理了。所以历史的经验证明，这点上政府是没有办法替代企业家的。如果一个国家用产业政策来指导企业家创新，这个创新一定会失败。这就是我们中国最近几年的例子。政府做了哪个产业，哪个产业一定出问题。比如说太阳能、动漫，我们正在搞大数据，全中国城市都在搞大数据，那你可以想想大数据是什么样的。同样企业家跟着政府的产业政策走的话，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其实最后你能看到的是拿到政府钱的人都在技术的寻租，好多政府对于高科技的补贴变成投资与高科技不相关的。而且我知道有一个例子是到法国买了葡萄酒庄园，这就是中国产业政策的后果。同样宏观刺激政策，刚才黄益平教授讲了，反周期的。在我的判断里面，这个宏观政策有制造周期的能力。我还没有看到它有真正的反周期的能力。或者说制造周期的概率远高于反周期成功的概率，无论是从大危机，还是七八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都是这样的。当然了这个我刚才讲到，如果我们理解了奥地利学派的理论的话，这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经济的发展和转型一定是新产品、新技术、新企业淘汰老产品、老技术、老企业的过程。如果我们用货币政策刺激总需求，使每个企业家的东西都能卖出去的时候，就一定会延缓和阻碍这个淘汰的过程，然后就不断的复制出新的产能过剩来。一定是有害于长期的经济经长的。最后总结。我的意思是说我们一定要走出理论误区，我们要告别新古典增长理论，告别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我们要拥抱我刚才总结的亚当斯密和熊彼特和奥地利学派。中国的转型靠的是柳传志这样的人，而不是靠周小川，不是靠利率，靠宏观政策的宽松能做得到的。我们应该坚定不移的废除政府的审批制度，真正的解放企业家精神。我们建立宪政和法治，真正的把权力关在笼子里边，让企业家有一个稳定的制度预期。在这方面我们应该为过去十多年里面蒙受冤假错案的企业家真正的平反，因为只有那样做，才能给企业家带来真正的信心。我们也应该废除任何形式的产业政策，让企业家自己做判断，让企业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谢谢大家！本文是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张维迎教授在CMRC中国经济观察（CEO）“第40次季度报告会”十周年专场上的演讲实录（来源：智谷趋势）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推荐微信金羊毛资管【rmbapp】您身边的资产管理专家，资管视界从此大不同！私享理财【LicaiApp】为您提供准确及时的投资市场动态信息，全面专业的个性化理财指导，助力个人理财规划；因此钱可以生钱，私享理财是您私享的理财师。本地人带你玩【howplay】因为有梦，所以勇敢出发，选择出发，便只顾风雨兼程。本地人带你玩，轻松，惬意，休闲，定制玩的更爽，更嗨！金融家开放思想市场，传播市场思想！是WeMedia自媒体成员之一！合作微信&QQ：
80后姑娘逃离北京 隐居深山10年10:08 5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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