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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济与法
专访陈晓：阴谋论太滑稽
（0）字号：T&|
9月28日，国美电器将在香港召开临时大会，会议将有8项议题，提供股东表决。其中第4-8项是大股东黄光裕方面的提议，主张撤销陈晓董事局主席职务，撤销董事局增发授权。历时逾19个月的国美电器控制权之争，即将揭晓最终的答案。
9月17日，陈晓接受第一财经《财富人生》独家专访，这也是他在近期的风暴眼中首次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
国美不能再是一言堂
第一财经：感谢陈晓先生做客财富人生，特别在这么一个关键的时刻，第一次首次接受电视媒体的采访。最近只要是关注财经界新闻的人没有一个是不知道国美的这个大选之争的，那么您也是这个风口浪尖这个风暴最中心的一个人，能不能给我们描述一下您现在的心情是怎么样的？
陈晓：对我本人来讲，包括我们的团队，实际上我们很坦然。这个事媒体可能放大了很多，对我们来讲，我们去让股东做选择，而我们会尊重股东的选择，所以对我们来讲很坦然，并没有像外面感受到的这种什么紧张气氛啊，或者是这种压力啊，因为我们感觉我们做事情都是对所有股东有利的事情。
第一财经：我觉得我想媒体可能把这个事情炒作的比较大，在这个事情上比较集中的一个就说是大股东入狱了，那么大股东之前一向是他说怎么就怎么的，那现在管理的团队明显和大股东的意向有区别了，那所以说整个的争端到了媒体这边又把它直接就升级到黄光裕和陈晓两个人之间的争端了，您觉得这是不是有不公平的地方？
陈晓：首先，这里有些概念可能对大众来讲有些模糊，假如是个私人企业的话，那么大股东是老板，老板该怎么说就怎么说，他怎么说就怎么做，当然这是企业内的一些通常的规则。我们这个，并不是一个私人企业，它是一个香港上市的公众公司，大股东只是百分三十多的股权，那么还有百分之六、七十是一些公众的者包括其他的一些投资者，所以这样一个公司从理论上来讲也不应该大股东说什么就是什么，因为它企业的性质就是这样一个性质。同时呢，实际上还有一个可能现在媒体也不大多讲了，即便是一个私人企业的话老板说什么就是什么，这样一个企业是不是吻合社会的价值观？这个可能又是一个话题了。黄光裕先生已经被中国政府的司法部门定罪了，假如说他的一些想法在企业里面还是说什么做什么的话，那显然这个企业是无法在社会上生存下去的，所以这个问题还不能很简单的说，因为他是大股东说什么就是什么，可能有些东西还是要把它掰开来看清楚了，然后说对的应该做，说的不对的，那可能就不应该做，否则付出的代价可能会更大。
确实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第一财经：如果说大股东的意向和其他的一些股东或是作为一个上市的公司公众的利益有很大的出入的话，那么您作为一个职业经理人来说，您应该维护是大多数人的利益。那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下，其实也就是说您所看到的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大股东黄光裕先生的利益是现在是有冲突才会走到这一步了，那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双方之间这个利益的冲突是不是根本就没有一个和解的可能性呢？还是在接下来九月二十八日的大选当中双方还是有可能达成的一个和解的呢？
陈晓：九月二十八号股东大会这个可能已经是很难回避的了，因为本来就是大股东提出来要开这样一个会来通过他的一些议案，这些议案最后有怎么样的结果，我相信所有的股东都会根据他自身的利益和自身的角度来有判断。回到前面说的那个矛盾，我认为没有不可调和的矛盾，当然有些问题，比方我们讲象去年香港证监会对他这件事情，显然这件事情是大股东做了很不恰当或者说完全不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一些后果，不光是伤害了公司的整体利益，对所有股东的利益都是一种伤害。当然这个最后会有一个最后的评判，那么从一个公司的利益的角度来讲或者是从股东的利益角度来讲，显然在这件事上大股东他有充分的个人利益，这个个人利益显然已经伤害了其他股东的利益和伤害了公司的整体利益，那么这样的东西实际上是无法调和的。当然假如说认识到这些问题可以去改变或者说可以补救、补偿的话，那么还可以回来，我们重新从整体公司的利益去考虑，从全体股东利益去考虑的话，显然还是可以走到一起去的。
黄光裕曾给国美带来毁灭性的打击
第一财经：但是在八个事项中，三个事项是代表国美管理团队的意向的，另外五项是黄氏家族提出的，那么就眼前的这九月二十八日的这个投票而言，没有什么和解的可能性，只有非此即彼，一定是有胜出的吗？
陈晓：到今天了，实际上这些提案你不撤销那么就只能让股东去决定了。
第一财经：那么之前尝试过说通过各种各样的沟通的方式想要达成一个和解吗？
陈晓：在这之前应该吧，也就是说这要追溯到更久了，就是说大股东和我之间或者和我们管理团队之间确实有一些观点的不统一，这些不统一最后堆积在一起，有了最后说要改组董事会，有了最后的股东大会这五项的提案，所以这个过程还是一个慢慢成形的一个过程，到今天是这个结果了。当然这个结果最后的验证是让股东去表决了，是吧，这个过程里面实际上我们感觉本来是不应该有这些所谓的不协调，或者说相互之间的这种观点的不统一，我们到今天我们都很难理解大股东为什么会这样？
第一财经：这个也是我想问的，可能因为想避免我们作为媒体的可能的一个片面性的理解，但是毕竟管理团队直接跟我们媒体沟通的机会比较多，我们也在想就是从一个理性的角度或者从一个书本上分析的角度，怎么看您这边都是有道理的，那么黄光裕先生为什么要坚持他现在的这个立场呢？您从他的角度想过这个问题吗？
陈晓：对，我百思不得其解啊，或者说我们管理团队百思不得其解到底什么原因。当然他也提了很多理由是吧，客观的讲，国美电器这个企业黄光裕是创始人，在这个企业的创建和成长发展过程里面他显然黄光裕先生是有贡献的，那么今天这个国美的这些基础是他当年带着这个企业的团队、员工一步一步打拼出来的。当然在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现在回过头去看也发现这个实际上还是存在了一些问题，对吧，当然这些问题实际上今天的结论已经出来了，零八年底被抓以后到今天终审判决以后很多问题都已经浮出水面了是吧，包括香港证监会的这个案子，那么也就是说成就这个公司的成长和初创，包括它形成一定的规模黄光裕是有贡献的，但是这个贡献不能代表一切，是吧。包括今天的这个现状也是，黄光裕他的个性也好，行为也好，实际上零八年底他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对公司带来的这种……
第一财经：拖累了公司。
陈晓：毁灭性的打击。实际上，我们去看中国很多企业创始人出现这种情况企业很多了，很多企业就不在了。那么当时的国美同样情况，零八年底这个事情发生以后对我们整个企业来讲，对我们管理团队来讲，对我们员工来讲都很难面对，当时因为这个事情发生以后，我们很多利益相关方都采取了很多措施，包括，在瞬间就把我们所有的信贷额度就冻结了，我们的供应商因为我们有很多应付款项在我们这里，怕最后说货款会出问题，会有坏账，很多企业采取了很过分的措施，那么我们的这个经营款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实际上我们管了两块，上市公司这个部分和一部分非上市的部分。在高峰的时候我们的信用额度有一百多亿，但是出了这个问题以后在瞬间最极端的时候到了十个亿，很多人是无法想象说一个企业差一百亿它是一个什么概念，实际上面临着资金链的断裂。
第一财经：也就是为什么那个时候一定要把贝恩资本拉进来？
陈晓：当时还根本就找不到投资者，贝恩是后面的事，因为那个时候刚好是风暴最猛烈的时候，整个资本市场一片恐慌，根本就没有投资者能拿出钱来。
第一财经：那么那个时候最终决策人其实已经是您陈晓先生您自己了，已经不再是黄光裕先生了。
陈晓：对，那个时候黄光裕已经被抓了，那个时候他已经完全没有自由了是吧。
第一财经：你们之间视野有了一些出入。
陈晓：也没有矛盾，对他来讲他也很清楚，公司可能会出重大的问题，他也不知道外面情况怎么样，那我们也通过一些政府的渠道——这点还是要很感谢政府，因为这个企业在市场上影响比较大，而那个时候社会的稳定是很重要的，谁都不知道金融风暴会演变成什么东西，是吧。所以那个时点上政府给了我们一些空间，我们跟黄光裕之间还是有一些简单的文字的交流。那个时候我跟他讲，第一件事情你要把你的法人授权拿出来，否则这个企业就无法运转了。但是实际上他也不知道到底外面的环境是怎么样，发生多少的变化。
第一财经：您觉得他现在知道吗？
陈晓：现在应该知道了，可能那个时候不知道，后面一段时间以后慢慢的有一些了解，但是这个了解可能也是渐渐的、不够完整的，因为没有这种当面沟通的机会嘛。实际上他也知道公司一定出大问题了，那个时候他想的也是要保公司，同时他认为只要能保住公司，他即便不是第一大股东都可以接受。
当时贝恩资本是最佳选择
陈晓：在公司最艰苦的时候，我们需要，我们最后也拿到了融资。我们为什么选择贝恩？当时有很多人可以选择，当然条件是不同的，但贝恩确实那是唯一一个能够接受对原有股东摊薄这个问题上能让步的人。别的人都需要摊薄，不摊薄我就不能够投资，而唯一是它接受了不摊薄的一个条款，当然它不摊薄的条款背后对它的保护可能更为审慎了，所以就是所谓的说它要有三个董事，因为我们不答应三个董事，它这个投资也不能进来，那可能公司就活不下来。到今天我们去看这个过程也是合理的了，三个董事作为这样一笔特殊的投资也是合理的了。
我们零六年引进华平这个案例，同样的案例来讲，当时我们引进华平的时候公司在健康的状态之中，没有出现这种濒临死亡的危机是吧，那么条件我们更主动一些，我们引进华平，我们发给它我们当时股权比重的百分之五，而且这百分之五和贝恩还有区别，它一部分不是现金，所以风险要小很多。当时华平也捆绑了黄光裕，也派了董事进来，那么那个时候是百分之五派一个董事，今天是百分之十派两个董事，完全合理，对吧。那么今天又多了一个董事，三个董事，因为公司这个很特殊的环境下，它没有钱就要死了，而公司必须要融资，而能够接受不摊薄老股东，它多一个董事，我们能不接受吗？我们不接受，公司就要出另外的问题，可能就活不下去了，所以对我们当时来讲，这个融资我们认为是各方最满意的一个最佳方案，而恰恰就是这个融资，在零九年度在金融风暴的整个过程里面，在亚太地区被投行界评为当年亚太地区最佳融资，所以今天把这个东西拿出来说管理层有问题，我们怎么都不能接受，而且说这个有问题的人实际上他知道没问题，那就更不能接受了。
第一财经：但现在却不能接受了。
陈晓：当然今天和那个时候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公司从那个死亡线上回来了，那回来以后可能就是另外一个概念，当然这里面可能还有很多信息传播上的不对称啊，包括他的家属的一些对信息反映的真实性是不是可信啊。这些东西我们很难去了解其中到底什么样的原因了。
第一财经：那么如果说有一些事情的确是因为信息传递上的不对称而造成的一些误解，那现在杜鹃她当庭释放了，那么杜女士的当庭释放是不是对于你们之间的双方的一个沟通上是有利的呢？
杜鹃和黄光裕沟通也有困难
陈晓：我相信她和黄光裕先生本人的沟通也会有困难，我相信在中国这种市场环境下，不可能有这种便利性，因为在审理过程里面可能是分别的。
第一财经：但是毕竟是作为同一个家族的，你觉得他们的立场应该是一样的吧？
陈晓：杜鹃和他是同一个家族，她妹妹、母亲同样也是同一个家族，到底谁能够代表他，这个我也很难分辨是吧。当然他个人有些意见还是传递出来了，当然这个传递出来的方式可能也是通过一些律师啊，这种间接的传递是不是一定完整或者说是他本身一个确定的意见，这个也很难去分辨，但总感觉很多还是他本人的意见。说到杜鹃实际上就说到我和黄先生之间的私人感情了，应该讲。
为杜鹃筹措1亿5千万
第一财经：您上一次见到黄先生是什么时候？
陈晓：我上一次那就是在零八年的十一月十七号之前了，这之后就没有。
第一财经：入狱之后就没有见过？
陈晓：就没有这种条件。感情还是存在的，所以我在今年的六月份曾经我召集我们的团队做了一个重大的决定，那时候我们知道这个一审判决了，那么他们要上诉，同时我们感觉到杜女士有可能会这个改变，可能说从三年半的改成三年是吧，当然前提可能是当时她有一个两亿的罚款要及时的交付。
第一财经：这是保释金还是罚款？
陈晓：罚款，那么她家里的人也告诉我说，黄家没钱，他们只凑到了五千万，还差一亿五千万，假如说在这个规定的时间点不能把这两亿元凑齐的话，那么可能杜鹃的改判就可能希望不大了。我记得我那次召开我们公司高管的一个特别会议，因为假如他们讲的这个话是真的话，从个人感情来讲还是应该去努力的，毕竟我们曾经是朋友。最后我们从非上市公司这个平台上抽掉一亿五千万。理论上来讲，当时的非上市公司的资金情况十分困难，从零八年底出事以后银行的信贷一直没有得到有效的恢复，上市公司的资金已经完全没问题了，但是这个非上市公司的这个很困难，而且我们刚刚做完了一个新的五年规划，这个部分要开始重新的发展，资金是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这边说假如说不能及时把这个钱交付的话，可能她的改判就有问题了，所以当时我提议说能不能是不是再咬咬牙能够凑这个一亿五千万及时的可以交付上去，团队基本一致的同意了，所以从情感来讲，我们感觉管理团队和他们之间是有这样一个情感基础在的，在这么样一个很难选择的时候我们还是能够想方设法的去帮忙。
第一财经：那这点和黄先生和杜女士本人他们知道吗？
陈晓：我相信他们今天应该很清楚嘛。
第一财经：杜鹃当庭释放之后你们见过面吗？她有没有试图跟你沟通呢？
陈晓：最近见过面，我从国外回来，她和我见过一个面。
第一财经：你们都聊了些什么？
陈晓：当然从我的感觉来讲，今天这个结果不应该是我们所希望看到的结果，假如说对公司有伤害的话，那么这个一定不是个好的结果，但实际上我们有底线，有原则，不能放弃原则是吧，因为这里面还有很多过程里面沉淀了很多东西，也让我们看到了很多东西。所以我们在零八年底出完事以后我对管理团队的一个要求是说，首先这个我们做任何事情的决定一定是以公司的整体利益为主导，做对公司正确的事，不光是对今天正确，对未来也要正确，这是第一。第二从个人情感方面来讲的话，我希望我们和黄光裕先生之间应该有一个情感空间去保留，当然前提是要做正确的事情，我们这一路过来，实际上到今天是二十二个月是吧，我们始终依照两条标准作为我们做任何决策的一个最根本的依据。为什么说对公司要做正确的事情，确实在我们看到一些情况之中，黄先生确实做了一些对公司整体利益有伤害的事情，那么这些事情在我们身上就不能继续了，也就是回到你最早提出的问题说就是大股东讲的要不要听，该不该听，如何听，这里边应该有个判断和原则，首先你刚刚讲的这个问题很好，因为实际上对我们假如说是一个上市公司董事会成员来讲，这个董事不管是谁推荐的，最早的时候是希望你代表谁的利益，一旦进入董事会你必须对所有的股东负责任，这是股东的一个信托责任，你不能说我因为是谁让我去董事会的，所以我必须代表谁的利益，那这样的话实际上你就不具备担任这个董事的资格，所以也就是说要不要听大股东的意见，如何听大股东的意见，就变成说你是有前提的，而不是说没有前提的。
黄光裕入狱后国美经历了管理模式的变化
第一财经：那之前为什么说是在零八年十一月份出事之前这个前提，好像双方的前提都是吻合的，为什么在那之后你们之间逐渐逐渐就会你们的立场不同了呢？
陈晓：实际上零八年出事之前这个公司基本上是黄光裕这个控制的一个公司。
第一财经：对，我们在外界看起来也是这个样子。
陈晓：他在董事会的席位决定了他的意见可以主导。
第一财经：我们也听说你们董事会开会基本上就是黄光裕一个人说话的确是这样的吗？
陈晓：当然也好有些董事们会发表意见，包括我啊，包括原来的一些个别的独立董事，包括像原来最早华平的孙强先生，应该说也会有一些各方面的意见，但是这个董事会总的一个票数来讲还是黄先生能够控制的更多一些，是吧。
第一财经：那为什么之前管理团队就能够很佩服很顺服的听从黄光裕先生的指令，为什么后来就不行了呢？
陈晓：这也不是完全的一个佩服和信服的概念，实际上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也就是说那时候的管理团队除了我以外大部分人把自己放在一个执行者层面他不是一个决策层面，决策层面一旦有决策执行层面要去执行他并没有参与到企业的决策层面，而大股东出事以后，他被抓以后，他这个人不存在了，他在公司里已经不存在了是吧，被关在牢里了，那对公司来讲你的管理层显然就马上发生一个变化，你现在没有决策的层面了，那么你要补位，你要变成决策层。
第一财经：那个时候您是其实是最后决策人了。
陈晓：最主要的决策人吧，因为我们还是一个团队概念，我们所有的事情都是团队讨论公开讨论什么大家去充分发表意见最后形成一个最终的结论，你说的这个变化是这样来的，原来他们在执行层面没有去考虑决策层面的任何问题，但是今天因为决策层面发生变化以后缺位了，他们必须补位了，任何一个公司没有决策层的话企业是很难的往前走的。
第一财经：也就是国美在黄光裕入狱之后的这一年、半年被强逼着很快的从一个家族企业的运作方式马上转型成一个上市公司公众公司的一个运作方式？
陈晓：也不能简单的这样讲，因为他本身在公司的状态实际上他也想走职业化的道路，当然因为他个人的强势是种习惯，所以说在决策的层面上这个还是保留了这种风格啊，个人的风格和这种习惯，所以说既希望我们这些能够慢慢的过渡到职业化的道路上去。
第一财经：但是又放不下手。
陈晓：在这个环节里面可能有个缺口，那刚好他出事以后这个缺位就发生了，而企业是不能决策是有缺位的，而且特别是在这样一个特殊的环境之中企业面临倒闭，资金链断裂，那一定要有迅速补位才能够协调各方面去度过这个困难的阶段，所以他就马上产生了一个说决策层要有补位，自然而然的这些人就说我要考虑怎么决定，而不是说谁决定我来执行，因为没人决定了，他不在了，没人来决定，那么自然而然形成一个新的决策机制和决策层面，那么一旦你的角度换了以后我们都说叫屁股指挥脑袋，那你考虑的问题就不同了，原来我可以什么都不要考虑我只要听就可以了，但你今天必须考虑我明天这个企业往哪里走？这些问题我应该怎么处理？那这个是一个变化。
指责国美业绩太滑稽 是黄光裕故意制造混乱
第一财经：那如果说管理层做的事情一切真的都是为国美为企业好，而且做的事情不但是情理上对，而且是事实上在盈利半年你们的报表就同比增长了这个净盈利额是同比增长了百分之六十六是不是？那这一个不单单是情理上做的对，而且业绩上也做的好，那么为什么作为大股东他会说利益上跟你们有冲突呢？
陈晓：首先我们看今天大股东反正这个事情已经在媒体上炒的沸沸扬扬是吧，大股东现在指责我和以我为核心的管理层，那今天又变了，可能指责管理层不大说了，可能指责我个人更多了是吧，
第一财经：矛头指向您个人了。
陈晓：我们可以看他几个主要的观点，第一说业绩不好，对吧，这个问题我就感觉很滑稽，假如大家是明白人的话，一个企业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从生到死，再到死到生，这样一个过程，就像一个人说正常两个人在竞争，在赛跑其中一个人突然说摔倒了，送医院急救，救完以后再回到赛场上去，怎么说，他说这段你怎么不跑了，这个很正常，因为他在医院抢救，弄不好他根本就不能回到赛场来了，是吧。
第一财经：但是这个可能也是因为不同的人都有不同的立场，黄先生从他的立场来说他所看到业绩并不是说你的这个净利润能够增长多少。
陈晓：不是利润，他是说我们这个企业规模上发展上停滞了。
第一财经：对，因为每个人他所看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嘛。
陈晓：这个我们不能去抹杀这段历史，零八年底。
第一财经：那我们继续回到刚才谈到的业绩，就是您说大股东指责你们业绩不好，但是我相信他可能他眼中看出来的业绩和你们眼中看出来业绩是不一样的，他看的整个公司发展的规划，那么他想要的这个规划的发展的道路可能和现在管理团队所做的走的方向不一样。
陈晓：这是大股东判断市场造成的一个混乱，他是故意的，我相信黄光裕。
第一财经：故意的？
陈晓：对，我相信黄光裕一定是个聪明人对吧，他不会不了解说零八年底到零九年公司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个发生这么重大事情的公司你要用一个它什么都没发生过的一种想法去想象它显然他不会，他今天提出来这样一个所谓的问题，在他心目中根本就不是问题，因为所有的人都明白有了这一段，你说我企业当它没发生过？不可能的，从一个正常的企业突然都要死亡了，然后从死亡线上慢慢回来，能够回到原点就不错了，他说我不满意，这个过程本身就是你黄光裕入狱这件事情造成对企业带来的伤害，不是别的人带来的伤害，然后我们的团队，我们的员工尽了那么大的努力让企业从死亡线上回来你说我不认这一段，这显然是对整个管理团队，对全体员工努力的一种不屑一顾，这是不应该的，也是不合理的，所以提出这样一个所谓的疑问来，他假如说是行外的人或者是完全不了解情况的人那个还有理由那么作为他来讲就根本不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第一财经：这个根本就不是理由？
陈晓：根本就不是理由。
曾拿个人资产为公司做抵押
第一财经：那您刚才说他还指责您其他的一些东西，不单单是管理团队，矛头直接指向您陈总本人。
陈晓：他说了几个原因，一个是业绩不好，是吧，第二是说那个我们当时融资所谓的融资阴谋论是吧，把贝恩引进来了，然后签了很多这个条款，是吧，使公司面临了这种困境，对吧。我相信他同样清楚，有没有这些问题，比方他提到说我们和很多媒体都要讲，包括最近这些邹律师也在外面公开的讲，指责管理层说，指责我说，引进贝恩在这个投资条款里面有很多苛刻的或者说不恰当的什么什么。
第一财经：有点像贱卖国美这种感觉是吧。
陈晓：他还没说贱卖，他只说条款签的不合理啊，说有几个环节，一个所谓的叫做违约赔偿，说贝恩投资捆绑了我和管理层，假如说我和管理层离开公司的话要赔偿，对吧，实际上我去看所有的类似的CB投资条款都会有降低投资人风险的这样保护性的条款，捆绑，这个企业的大股东也好，主要的核心经营层也好，都会有，我们公司同样有过，我们零六年引进华平的时候同样有类似的条款捆绑了黄光裕，当然今天因为黄光裕不在了，那对新的投资者来说它捆绑谁呢？捆绑核心的管理层，那显然我和我们核心管理的团队应该是对方要捆绑的对象，是吧，我记得这个谈判很艰苦，我认为投资者贝恩捆绑我不合理，因为我是小股东，假如我因为个人的原因离开公司让公司承担那么大的风险显然是不合理的，我说我不能接受。
后来贝恩感觉还得捆绑啊，不接受也得接受，所以它出了一个折中的方案，说是不是你们我们当时有三个核心的管理层，我一个，现在的总裁王俊洲先生，还有我们的副总裁。它提出了一个折中方案你们能不能三个里面两个人离开算是违约，为了这个条款我们又争了很久很久，我说我这个感觉上要比那个好很多，但是还是不能接受，最后所有的管理层的捆绑我们把它取消，现在说因为管理层的捆绑或者捆绑我个人，所以我离开要公司赔二十四个亿完全是子虚乌有的，而这个情况我相信黄先生本人应该清楚啊，他并不是不清楚，而现在外面传的沸沸扬扬，里面有一个捆绑条款不合理，对吧。
他还说另外一个条款，我记得媒体这样讲的，邹先生在很多场合这样讲过嘛，说因为我为公司这个银行贷款担保了，而这个担保假如我撤销银行贷款，也撤销的话公司要赔多少钱、多少钱对吧，确实在公司最艰苦的时候，在零八年底，零九年初的时候，刚才讲的资金链发生断裂的这种状态的时候很艰难，很艰难，每天有一大堆的供应商在要钱，甚至我们艰苦到什么程度，我们动员员工说这个月的先不发了，先还供应商，先进一点货，明天还要卖货，明天还得开门，很多分部的员工接受为了公司的存活，这个月工资不拿就不拿吧，下个月再说吧，我们分管业务的副总裁盯着我说陈总，你下决心吧，因为他知道有一部分银行当时提出来说这部分钱可以不拿走，但是我个人要担保。
第一财经：个人？您个人？
陈晓：对，因为很多公司大股东担保这种事情很常有的事情嘛，但是让一个小股东去为公司担保这确实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第一财经：但是在大股东不在的情况下您作为小股东最后是做了怎么样一个的决定呢？
陈晓：最后担保了，但那个时候担保确实风险很大，因为不知道明天公司能不能活过来，要活不过来这个担保就……
第一财经：这个总的价值是多少那个时候？
陈晓：最高峰的时候有十九个亿。
第一财经：都是以您个人的资产来担保的？
陈晓：对，对，我签不了这个字，真的签不了这个字，但是我很难看我那个团队那些人的目光，假如不签这个字可能真的很难活下去，最后签了。
往事不堪回首 变成阴谋论太滑稽
第一财经：您那个时候想到的是对于这个企业还是对于您和黄光裕家族之间的感情还是对于您作为一个职业管理人本质上的一个责任心，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是您的动力呢？
陈晓：首先我感觉这个时候跟黄先生的感情是其次的，首先那个时候救企业我感觉这是一种责任，没办法去推脱的责任，因为没有第二人可以顶起来那个时候，而且这个企业我感觉它应该是有希望的，它原来的基础也好，包括我们团队那个时候我们在讨论光是去如何改变也好，包括内部措施也好，是能够经过我们的努力是有可能把它救活的，再说有那么多的员工，那么多的供应商朋友，那么多的银行，假如这个公司一旦倒下去所产生的连锁反应是很难想象的，感觉是种责任，你必须去面对这些东西能够跨过去。
当然确实签这个字确实我反反复复考虑了很久、很久，因为它并不是一张银行的单子，几家银行，这个银行五个亿，那个银行八个亿，这样组成的十九个亿，每签一个字都很困难，但好在我们今天走过来了，所以说我们团队经常讲说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过去，所以经历的过人都不希望它再来一次，再来一次肯定大家都承受不了。
但滑稽的是，这个事过去以后，今天有人说我为了所谓的阴谋论当时为公司去做担保了，说假如说我今天撤销这些担保银行贷款发生变化那就可以赔偿贝恩多少、多少，二十四亿吧好像这个概念，实际上很多人都很清楚那个担保是发生在零九年的年初到今天一零年的下半年，实际上我所有的担保到今年九月份全部到期了，最后一笔也到期了，在此之前陆陆续续到期了，根本就不存在我为公司担保说要赔偿这些概念，变成所谓阴谋论的一个理据，为公司担保是为了配合这样一个阴谋，然后说贝恩又捆绑了我们管理层，捆绑了我，我离开的话要赔钱，我相信社会舆论是不知道这些内情的，但是实际上黄先生或者他的家人应该是了解这些内情的，而了解的这些内情的人就编出这样一段故事来去指责我，那我就不理解他为什么了。
有人编故事推动舆论
第一财经：那允许我再回到原来的一个问题，黄先生他到底为什么要这样做，您现在有机会跟杜鹃本人会面你们也聊过了，那您也说黄先生自己本人也是一个聪明人，您刚才在形容这整个一些事情的经过当中还说过你们是曾经的朋友，那么你们现在。
陈晓：我认为朋友始终是朋友，今天的环境变了，是吧，我认为我们还是朋友，包括我们对杜女士那时候的一个处理，我们认为始终是我们这种情谊在起作用。
第一财经：您刚才告诉我们您做了这么多事情，为杜女士交罚金，在黄光裕的这个公司出了问题的时候您作为一个小股东自己拿出自己的资产来做抵押。
陈晓：这不是黄光裕的公司，所以说我认为这是一个上市公司，我们都是这个企业的一份子，假如真的是黄光裕个人的公司的话那么我显然更没有理由做这样的事情了。
第一财经：但是这个就是舆论，特别是中国的这个舆论环境下大家容易进入的一个误区就是觉得这是家族企业，这是民族企业，可能没有看到它在上市之后已经改变了它在本质上有一定的改变，这也就是为什么大家会更容易进入这样一个误区，媒体的跟风也好怎么也好，更容易的会去说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管理人会。
陈晓：媒体是因为不了解嘛，所以说它可能就变成一个不正确信息的传播者了，当然大众受到这个传播以后会感动，大家认为说这个到底怎么了，黄光裕了，被判刑了，你们干吗把他踢走啊？
第一财经：对，因为中国人是看重这个义气，很看重这个家族企业这个感觉。
陈晓：也不是，我不是太清楚，这种情感上的东西我不是太清楚，从传统道德的角度怎么去理解，正是因为你刚才讲的可能这种大众内心的一些情结把这些虚假的东西一套进去说，哟，这个故事很完整，变成我好像是很不仁义，很不道德了，是吧，实际上我感觉这首先是有人在编造这段东西，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的，现在根本的说是从第一句话来的，说我们要把大股东踢走，为了踢走大股东安排贝恩融资的条款，是吧，然后一步一步往下走的，首先我感觉这些也是一个很滑稽的一个故事了，是吧，黄光裕是在零八年的十月份出事的，今天已经到一零年的九月份了，黄光裕现在公司的股权的比重从出事的时候是百分之的三十多到今天还是百分之三十多，没有任何的变化，怎么叫做踢走大股东呢？大股东始终是大股东，这没有任何的变化，是吧。
管理团队已确保42%以上投资人投票
第一财经：那么现在其他的一些在九月二十八日在话语权有投票的人都站在哪一方呢？
陈晓：我相信所有的投资者他的投票会很审慎，会很慎重，对投资者来讲他投的这一票一定是对他投资的最后回报希望更合理的这一方，他会这样投，是吧，所以我相信每个投资者都会很理智的，很庄重的去投这一票。
第一财经：那跟您确认一件事情，核实一下，是不是就在最近九月九日这个样子，国美的发言人说管理团队已经确保有百分之四十二以上的投资人的投票了，是这么回事吗？
陈晓：我们可能是这样讲的吧，有百分之四十二的这个股份的机构投资者的态度是支持公司的，但这个投票还没到那个时点呢，说那个话，9月9号还根本没有开始投票呢。
第一财经：您自己对这个投票的最终的决定有什么样的预判吗？
陈晓：首先我们关于团队也好，我本人也好，刚刚开始我就讲过我们会很坦然的去面对这个结果，投资者怎么选择我们就怎么做，我感觉这个并不太重要，而且你也没理由说你投资者该怎么投票，你必须怎么投票，我相信这个是任何人说这个话是没用的，因为投资者投他这一票的时候，他一定考虑我这个投资者这票投下去对我是不是有利。
第一财经：你有没有过积极的去游说，积极的去跟投资者。
陈晓：我们有交流。
第一财经：有。
陈晓：我们有交流，我们是说大家可以很清楚的看到公司的现状，从2008年底的时候这个状态走到今天，这个应该是有目共睹的，所以我们的中报除了黄先生指责以外，所有的机构投资者没有不满意的，那我相信他们都会有自己的判断。当然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很特别的事件，我们这个投资者是什么样的组合，黄光裕先生是一个部分，他这个部分很清楚我该怎么投，他是1，是吧？很清楚，一个人有30%多的股权，另外60%多的股权是成千上万的人，成千上万的人他最后投票一定是他每个人基于自己的理念去投的，任何人都不能改变他的决定，你可以跟他去交流说服，但决定还是他。所以这个游戏实际上是个很不公平的游戏，1和100就很复杂了，100的统一就很复杂了，1千就更复杂了，要到1万那就更复杂了。假如说这个那么复杂的人群可以投一个一致的票的话，那个是什么样的原理才可以啊？不是我说什么就可以做到的，对吧？
第一财经：那从黄光裕的角度来说可能更不公平了，他根本没有一个畅通的，可以和外界沟通的一个方式，那在这一点上我不知道杜鹃当庭释放之后是不是会对于黄光裕更好的能够表达他的意思，对于你们从管理团队来说看这件事情。
陈晓：实际上我们的话都是多余的，实际上对管理层来讲，对黄先生来讲话都是多余的，做的事才是真实的，特别是在这种环境之中怎么讲都是多余的。我相信尊重事实，看已经发生的事情这是每个人判断的最基本的东西，而不是说听你讲，讲什么，讲都是多余的。
如果失败 是一种解脱
第一财经：如果你们失败了呢？如果说按照黄先生的意向把现在的管理团队大换血，您会怎么看这个事情？
陈晓：首先我已经离开了，所以说怎么做这个是和我没关系的，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的所谓的责任也解脱了，我不用承担这些责任了。
第一财经：解脱。
陈晓：是不是这个概念呢？我在那我必须对我所承诺的，所负责的去努力给一个结果，假如说是我不在了是不是。
第一财经：您真的会对国美不闻不问吗，接下去？
陈晓：我不在了我没法问啊，假如投资者没有选择我们的话，那实际上对我个人来讲首先是这种责任是解脱了。当然今天的国美不是2008年底那个时候的国美，他已经活过来了，已经在一个很好的状态之中，已经超过历史上任何时点了，不是超过2008年以来的什么时点，我们在2010年的第二季度，这个季度的业绩超过了历史上的任何同时点的一个业绩了，应该是创造一个新高了。我感觉我可以轻松一点了，这个责任以后不是我的了，今天可能还是我的。但加入投资者选择我，那我就没办法，还得去承担这个责任，对国美来讲我和我的管理团队讲过几句话，当然原来对外面从来没讲过，是内部的一些所谓的约定吧。刚刚我前面实际上讲过几个概念，一个是我们对黄先生，黄光裕先生我和他有感情，我们团队跟他也有感情，所以我跟他们讲，说我们在处理任何事的时候还是需要去考虑这个情感空间的，但是前提是对公司是正确的，这是我跟团队经常讲的第一句话。
第一财经：……很多人，特别现在媒体有些说你们背叛了黄先生，在这一点上先要问这个忠诚，你是对谁忠诚？是对。
陈晓：对什么忠诚，对谁忠诚？是吧？
第一财经：对。
陈晓：忠诚不能是一个完全的忠诚，假如说你是一个理智的人，有独立判断的能力的人，那么你一定是对的忠诚，而不是对不对也忠诚，那种愚昧的忠诚在今天这个社会是不应该的。所以我对我们的这个团队讲说，第一是刚刚讲的那句话，我们对黄先生要保留足够的情感空间，但是前提是对公司正确的事情。第二我跟他们讲，我可能是国美的过客，因为我是过客，所以根本就不存在什么叫控制权的概念。我怎么理解呢？国美这个企业可能未来还会是一个很优秀的一个全球零售行业的那样一个领先企业，我们完全有可能，中国市场太大了，中国的消费还会成长，我们有这样一个雏形，只要我们把我们的工作做好是有可能的。黄先生可能是把这个企业送到这个轨道上去的这个，好比是一个。
第一财经：第一个助推器。
陈晓：长城火箭的第一节，送上去的，当然他今天没能力往上再去了，那我们可能是第二节，当然未来可能我们的能力也不够了，可能有第三节或者第四节，但最后这个企业可以成为这样一个优秀的企业，我自己的定位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跟团队也讲，我肯定是一个过客，我在这个地方我会尽我的努力做好我的这个工作，把这个企业往上推。但是哪一天我推不上去了，我的能力不够了或者说有更高能力的人来了，那应该把它交给他，这样的话这个企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所谓的在中国这个市场上一个优秀企业，一个优秀品牌。至于说民族啊什么我感觉这个好象都是有点虚幻的，因为我们本身就是一个香港上市公司，所有的股东都是外资，这个本来有点虚幻了。
第一财经：你觉得这个是大众或者说是媒体把这个民族企业，民族精神，国美的美国化这个可能是有一点感情用事。
陈晓：本来就有，不是感情用事，本来这个谁编造出来的这一段的人是有问题的，媒体大众是没有责任的，这种情感不了解的话都可能会联想。但是谁编造出来这一段，这个人是有问题的，为什么编造出来这一段出来呢？我们本身就是一个海外上市公司吗，所有的股东都是外资吗，大股东也是外资吗，对吧？大股东是一个百慕大的公司，一个是百慕大的公司，大股东本人不是中国，那怎么是一个民族的什么的什么的呢？这本来就是挂不上的吗，是吧？
第一财经：但是背后的资金可以没有国籍，但是整个的一个公司的它土生土长的地方，它的社会经济环境。
陈晓：这不会变啊，国美永远在中国大陆啊，这不会变啊，管理团队还是我们这些人啊，没任何的变化啊，怎么会变成美国去了呢？
第一财经：所以说……。
陈晓：假如这样讲的话，你为什么在香港上市呢？第二个问题你为什么要减持呢？你的股权更大，变化不是没有任何风险吗？为什么你应该30%多的股份呢？原来是70%多，那去哪儿了？他变成现金了，套现了。今天你的股份没有任何变化，还是30%几啊，怎么公司变成美国了？所以说编造这段谎言的人是为什么？他为什么这样说？他想达到什么目的？他愚弄媒体也好，愚弄大众也好，他是为什么？
第一财经：您觉得是为什么？
陈晓：我们都百思不得其解啊，为什么？我相信黄先生本人不会讲这些话，那么谁又去编出这些东西来呢？他是又为什么呢？当然这个话题可能又扯远了，这个可能现在很多人也不说这个话题了，好象已经过去了，但实际上有些东西还是应该让大家清楚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背景。而且我对我的管理团队讲过这样一句话，只要我在国美一天，我自己也有一个情结在这个地方，我说我是不会允许任何一个外资的股东成为国美的最大的单一大股东，只要我在这个地方。
第一财经：就说这一点民族情结还是有的。
陈晓：因为可能我也是创业者，我和我们团队其他人不同，当时我们合并的时候我把永乐托付给国美，我也曾经希望说我们要有这样一个结果，那这个情结可能有。但是从什么美国国美那个概念来讲根本就不应该存在的吗，所以我的想法是说，我跟我的团队讲过几次，就是我在这里，我是不会允许说哪一个国外的资本变成国美的单一大股东，我是不会接受的。所以我想包括所谓的叫做踢走大股东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到今天为止他的股权没有变化，还是30%多的大股东。包括说那个什么贝恩（音）啊，引进外资啊，什么国美变美国啊这个完全是一个误导，包括说这里面有阴谋论啊，没有一件事是真实的。
第一财经：那您觉得这一些谎言背后的主导者是谁呢？到底？是处于什么什么样的一个用意呢？
陈晓：对，所以最后说这个争论到底是争论什么？
第一财经：对。
陈晓：为了什么拿出这些理由来到底背后是为了什么？我的理解，有一点我是感觉到的，黄先生要有控制权，他要继续完全的控制这个公司，我让你们干什么就干什么，
第一财经：这个是因为他本人的一种。
陈晓：他没有改变说这个企业是我创造的，创办的，是我的这个逻辑没改变，正是这个逻辑令到他今天不在公司了，在另外一个地方。那因为在另外一个地方，你应该改变还不应该再继续下去了，你这个公司肯定是一个公众公司，不能说你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个很容易再一次犯错误，而且我们的管理团队今天我们是决策层，这个错误变成是我们的了，那我们肯定不能够犯这个错误，我们也不会犯这个错误，所以说凡是这一类的大股东的想法我们不能接受。假如说你的想法是为公司的发展，进一步的发展有利的，或者说是有好的建议的，这些我相信所有的股东我们都会接受他们的观点，只要对公司好的。但是你说这些东西完全是说对某一单一股东有利，对公司是伤害的，那肯定不能做，那做完以后我和黄先生就没有区别，可能在一个地方见面了，那显然我们是不能这样做的。所以我的感觉还是黄先生想控制这个公司，他没有改变说这个公司是我的创建的。
第一财经：这是因为他一个个人的性格的原因。
陈晓：所以我有时候也感叹，今天这种局面真是叫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第一财经：他们当时一起共事的时候，即是朋友又是合作伙伴，您就没有看到这个潜在的危险吗？就现在说的。
陈晓：是，确实在2006年之前可能很多具体的东西我不是太清楚，黄先生所让我感悟到的东西，他是一个精明的生意人，他有很坚强的意志，这些我感觉都是他的优点，他把国美从小带大也不容易，同样的创业者，而且我们都谈到了这个行业的未来，所以我感觉行业的这种并购重组是中国这个市场经济发展过程里面的一些必然的过程，而在这过程里面很少有牺牲者（音），而这个企业的成长壮大离不开这样一个环节，而我们当时有很多共同语言，我们走到一起去了。但实际上我说一句心里话或者说从来没跟外人讲过一件事情，实际上我2008年就想走了，但是最后我是没走了，因为2008年突然那些事情最后发生了，就变成没法走了。
第一财经：为什么那时候想走了？
陈晓：我感觉到我对黄光裕的认知发生变化了，或者说我自己的很多感悟令到我所感觉我在那个地方可能也不像我原来初衷那样可以去发挥一些作用了，让我已经感觉到风险来临。
第一财经：是你觉得你在这个决策层面并没有能够决策，只能够执行。
陈晓：不，他对我还是很尊重，还是可以听一些话，但是在采纳上他很多还是不能采纳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我感觉风险来临，因为我……，当时我们也没办法跟外面讲，2008年的4月份，四月底的时候，香港证监会对他的调查开始了，搜查了我们香港的办公室，拿走了很多档案，开始我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那随着这个调查的进展我知道出问题了，这个问题是黄先生为公司带来的。到了2008年的9月份他被限制离境，也就是在国内的问题爆发了，那这些事加在一起，加上本身的2006年的那个事件的一些传言，我就感觉对我来讲可能离开是一个最好的选择，这个是一个。
第一财经：你跟黄先生提过这件事情吗？
陈晓：是一个是非之地了，当然我和他也谈过，我可能做到2008年底就应该走了。
第一财经：那个时候已经说过这件事情了。
陈晓：对，已经基本定了2008年底，这件事到2008年底就完了，但很可惜2008年底还没到，2008年的11月份就出事了，当然这个可惜也好还是幸运也好，我到现在说不清楚了，客观的讲假如2008年11月份的时候我不在这个公司的话，那以我们团队的那些成员来讲的话，这个公司可能就不在了。
第一财经：可能已经没有国美的今天了。
陈晓：可能就不在了。不是说我个人的价值有多大，能力有多强，因为那些人都从来没有过在决策层的这种工作经验，或者说他们的这种思维模式。而我作为永乐的创业者，创始人我们走过同样的路，同时对资本市场的理解，我们那个团队当时都没有，没有任何一个人有这样的一些理解，而公司又面临这么大的一个困境，那么行业的影响力也好，我们供应商的影响力，银行的一些影响力，那他们可能和我比较的话，就没办法去取代我这样一个位置，去坚持在那个岗位上了。包括当时说个人能够有资产拿出来抵押，那可能那些团队都没这个能力了。当然今天这个团队我感觉在这个20多个月的时间下来，这个团队也成熟了，也成长了，可能今天我离开这个公司，这个公司不会死掉，那个时候可能我离开会死掉，所以这是我可能感觉很欣慰的一个地方，这个团队经过这么多的时间下来，我们经历了风雨，经历了困难，也经历了成长，成熟了，可能会比那个时候要好很多很多，而且他们对这个行业的理解深度比那个时候也要深很多很多了，因为他不在执行层，他是决策层和执行层的两位一体的一个角度去全方位思考了，这是国美的一个庆幸。所以我自己的定位还是这个定位，我可能是这个火箭的第二节，我还是会离开这个企业的，可能这个企业未来的有第三节，第四节会接上去。
第一财经：您为什么可以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之后，又在这么一个敏感关键的时候能够这么理性的来跟我们诉说整个的一个故事，这个可能是和其他的一些中国的一些创业者不一样的地方，您也以非常理性，非常客观的一个方式来跟我们分析说，资本是没有国界的，你上了市你就是一个公众的公司，这个所谓的对于民族品牌，民族企业的理解也必须理性化，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要说这一些话？
陈晓：也不是为什么要说，实际上首先作为一个理性的人我相信所有的理性的人都是痛苦的，因为我们的社会环境并不那么理性，我们的现状并不那么理性，我们大众的理解并不那么理性，我们处在一个发展阶段，未来理性的人可能是幸福的，今天理性的人大部分是痛苦的，这是第一。第二呢，实际上可能我的角色比较特别吧，假如说我是个纯粹的职业经理人可能也不会坚持下来，因为我曾经是一个创业者。
第一财经：是级
陈晓：是吧？企业合并以后在这个岗位上所以这种特殊的身份和特殊的这种情感对这个行业的情感，包括对黄先生的情感，包括对那个团队的情感，这个情感实际上是个很大的作用，我是一个人去国美的，合并以后我们整个团队我一个人去了国美，而国美那个团队对我来讲是陌生的，对他们来讲我也是陌生的，是吧？在2008年底之前我和他们的关系也不错，但是并不融洽到今天这种状态，而且刚好是2008年底这个灾难。
第一财经：这个关卡的时候。
陈晓：让我们，这个灾难肯定是个大的灾难对企业来讲，很多企业承受不了这种灾难的，让我们这些人可以充分的去理解，充分的去融合，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鲜血洒不了了，汗水泪水肯定是有的，因为那段时间太艰辛，这个过程积累下来的这种情感也让我放不下他们，那他们可能也离不开我，大概是这样一个状态。所以很多人都很难理解说这都是黄先生的原来的部下，怎么那么统一的可以接纳你陈晓呢？他们和你的感情和黄先生比较的话，从时间跨度来讲你和他们短多了，那么多人怎么可能说变成那么统一的一种变化呢？但这个特殊的这段时期实际上确定可能相互之间。
第一财经：成就了特殊的感情。
陈晓：对，一方面可能我们对一些问题的理解，因为他们原来在执行层面吗，考虑问题比较单一吗，然后在这个层面以后可能共同语言就更多了或者说共性的东西更多了。
第一财经：在这个当中您实现了，推进了以前黄光裕还在的时候一直没有能够完全实行的一个股权。
陈晓：期权。
第一财经：对，这个股权激励的制度对他们现在能够这么齐心协力的支持您有影响吗？
陈晓：理论上有影响，实际上影响到底是多少我不知道，因为从今天我们的股价来讲这个期权对他们来讲价值不大，因为我们的股价波动太大了，我们的股价根本就不能反映真实的公司的经营状态，假如我们真实的反映出来了，这个期权是有价值的。期权当时为什么要发？发期权确实和黄先生有冲突，他是不同意发期权，但我认为该发，因为那段时间太特殊了，我们初步引进贝恩（音）以后就等于说危机基本过去，但是还没有彻底解决问题，那个时点上。我自己也想说，在这段时间里，这个团队所反映出来的这种无私的，忘我的，拼命的，不顾一切为了企业的这种精神状态假如说能保留下去的话，那这个企业未来它是可怕的。在我之前，2008年9月份之前，我在这个企业也有将近两年时间，我也没有感受到这种力量，而这个时间迸发出来这个东西对企业太宝贵了。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用一种机制把这种状态能够长期的保留下去，那这个企业的未来应该是无比有力量的。
第一财经：在2008年年底已经做好准备要离开国美，到现在如果说9月28日投票的时候，您顺利的能够留任的话，您接下来对国美的一个未来的一个计划是怎么样的呢？
陈晓：我们的国美实际上已经很早就做了一个计划了，我们在2009年底的时候，那时候基本上已经危机过去了，我们开始规划企业的未来了，我们请了麦肯锡，也让贝恩（音）他们的咨询团队也进来，我们管理团队，我们做了大概有4个多月吧，做了一个未来的五年计划，从今年开始的五年计划，就是国美的新的一轮发展高峰又开始到来了。这个规划实际上我们感觉我们做的很理性，因为我们要这个企业要什么呢？要它可持续的这种发展能力，而不是说我今天一下子高，一下子低，一下子大，一下子小，这个我感觉这个企业不应该是这样的，未来的企业应该是很稳定的，稳健的往前发展，健康的可持续的发展。
第一财经：您是指之前像黄光裕还在的时候，他的那种跑马圈地的，就是冲规模的这种做法是不稳定的吗？
陈晓：不同的发展阶段不同的策略，在这个行业的初期跑马圈地是必然的，谁跑的快，谁圈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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