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论持久战》是指导中国抗日战争胜利的根本保证
从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到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中国人民夺取抗日战争胜利已经过去70周年了。回顾70年前的抗日战争胜利，我们感慨万千。我国自1840年以来，经历了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国多次被帝国主义和西方列强侵略、洗劫，被迫签订了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一而再，再而三地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再加上当时政权频繁更叠，接连发生直奉战争、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中国综合国力到了最衰弱，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发动了历时最长、规模最大、最惨烈的侵华战争。侵略者野蛮地践踏中国的大片领土，烧杀抢掠，无恶不做，犯下了累累罪行。热爱和平，不愿当亡国奴的中国人民奋起反抗。中国共产党更是代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而英勇奋斗。但是，由于敌人的强大而国小和我国的国土大而力弱，故在当时国内形成种种议论。突出的观点是认为中国太弱，战必亡；也有的低估日本，认为其不堪一击，特别是我军打了平型关、台儿庄两场胜仗后，有些人躁动起来，认为我军三个月就可以打败日军等等。当时无论是“亡国论”还是“速胜论”，都对我国的抗战极为不利。毛泽东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于1938年5月作了《论持久战》的长篇演讲。演讲中，他对我国抗战十个月来的情况进行了总结分析，对我国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战争性质、两国各自优势与劣势，为什么要进行持久战、怎样进行持久战、战争形态及中国的抗日战争一定会取得胜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都作了客观、准确、精辟的论述，从而统一了大家的思想认识，坚定了斗志和信心，为中国人民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制定了一整套正确的方针路线和具体的战略战术。中国人民正是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的思想指导下，夺取了抗日战争的全面胜利。一、持久战理论的提出、成熟和完善。毛泽东一贯认为中日战争是持久战。早在1936年7月，他同美国记者斯诺谈话时就已经提出坚持持久战的方针。他说，日本在中国抗战的长期消耗下，它的经济行将崩溃；在无数战争的消磨中，它的士气行将颓靡。中国方面则抗战的优势一天一天地奔腾高涨。但对持久战更为成熟的论述还是在抗战中。1937年10月，毛泽东在《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报告提纲》中指出，“决胜负的战争尚在前面，最后的胜利要在持久战中去解决”；“今天的中心是坚持抗战，进行持久战”。1938年3月，他在对陕北公学毕业生临别赠言中说，中国革命的长期性，这是历史变化过程所决定的。根据半年来的经验，可以讲下面两句话：先败后胜，转弱为强。这是我们长期抗战的前途。1938年5月，毛泽东发表的《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指出：“中国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持久战理论的完善体现在他于日至6月3日所作的《论持久战》长篇演讲中。他在认真总结抗战十个月来的得与失的基础上，经过认真研究和慎密思考，系统地阐述了中国抗战规律，提出抗日战争要打持久战，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三个阶段，最后的胜利是属于中国的。同时，毛泽东又对为什么要打持久战，怎样打好持久战等具体战略战术作了精辟而详细的阐述。对于抗日战争应实行持久战，当时的许多有识之士都意识到了这一点。如当时著名的军事人物蒋百里就提出过“拖”的战略，杨杰也提出过中国作战要立足持久战的思想。但是，为什么要实行持久战，怎么进行持久战，持久战要实行那些战略战术，除了毛泽东外没有其他任何人系统全面的论述过。有人说，持久战最早是蒋介石提出的，称蒋介石早在1932年就告诉记者说，万一与日本发生全面战争，我们就把首都迁往四川，以适应长期持久战。其实不光是蒋介石提出持久战，即使国民党的防卫计划大纲也早在1935年就提出：“集结国军实力……与敌长期抗战，为抵御强暴，使敌难以达到其速战速决之目的起见，集合国军实力坚固占领预定之阵地，以消耗之战略，行逐次之抵抗。”说明国民党在抗战开始不久便确立了持久消耗战略。但是，蒋介石和国民党只是提出了“持久战”这个口号，没有对持久战作科学的分析和完整的论述，特别是蒋介石只把持久战简单地概括为：战略退却和战略反攻两个阶段。没有提出中间相持阶段最痛苦、最复杂、最精彩的战略意义和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以及彼消我长的实质变化，更没有对整个持久战的战略战术和我们应采取的具体举措进行描述。如此，怎么能把蒋介石提出的持久战口号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理论相提并论呢？若有些人硬是要把蒋介石提出的持久战的口号与毛泽东《论持久战》的理论相提并论，除了他们的偏见和无知以外，只能说国民党和其领导的军队正是在蒋介石军事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单纯的防御，导致节节败退，最终一败涂地。而恰恰是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带领中国人民在毛泽东《论持久战》精神的指导下，从小到大，从弱到强，最终夺取抗日战争的根本胜利。二、抗日战争为什么要实行持久战。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图谋已久，意欲先征服中国，进而征服亚洲称霸世界。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全面侵华战火先从卢沟桥燃起，而后北京和天津被占领。8月13日，日本以30万重兵进犯上海，9月又重兵进犯太原，11月上海、太原沦陷。12月13日，日本进攻南京，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面对日本侵略者的凶残进犯和屠杀，中国军民奋起抵抗，以一个个鲜活的血肉之躯谱写了一幕幕壮烈的英雄赞歌。但是，面对穷凶极恶的侵略者和我军在抗日战场取得的一些胜利，致使国共两党的党内外、军内外以及社会上出现了两种议论，一种叫作“亡国论”；一种叫作“速胜论”。持“亡国论”观点的认为，中国战必败无疑。例如大汉奸汪精卫在抗战爆发前就说，中国武器不如人，战必败。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日军节节推进、长驱直入，他再次叫嚣“再战必亡”，说如果坚持打下去，中国“无论通都大镇，无论是荒村僻壤，必使人与地俱成灰烬”。还有一种观点是“速胜论”。有些人盲目乐观，把日本估计过低，甚至认为日本不堪一击，特别是我军打了平型关和台儿庄两个胜仗后，有些人的头脑有些发昏，认为只要打三个月局势就会产生变化，甚至把徐州战役看作是“准决战”。蒋介石当时就有过这种看法，他认为日本远没有那么可怕，只要再坚持三个月，苏联一出兵援助，美英再派兵支援，战胜日本指日可待（蒋介石此时忘记了他原来曾说过的抗日战争是“消耗性的持久战”的观点，而今还有人把蒋介石提出的“持久战”与毛泽东的《论持久战》相提并论，是多么的可笑），这种过分寄希望于他人的援助和盲目的“速胜论”，无疑是痴人说梦，其结果是十分危险的。那么，此时的中国到底应向何处去？是战必亡还是能够速胜？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毛泽东经过详细研究，全面分析，作出了客观、正确的回答。毛泽东指出，日本是一个强的帝国主义国家，其军力、经济和政治组织力在东方是一等的，在世界也是五六个著名帝国主义国家中的一个。但其不足的方面是国度小。人力、军力、财力、物力均感缺乏，经不起长期战争的消耗，再加上其战争的侵略性、退步性和野蛮性，必然是失道寡助，最终归为失败。而中国是一个弱国，在军力、经济力和政治组织力等各方面都不如敌人，战争之不可避免和中国不能速胜就在于此。特别是中国经过近百年的解放运动，已不同于以往任何历史时期，国内外的各种反对力量虽然给了解放运动以严重的挫折，同时却也锻炼了人民。中国今日是一个如日方升的国家，其战争性质是正义的，这就必然能唤起全国人民的团结，激起别国人民的同情，争取世界多数国家的支持，再加上中国是一个大国，地大、物博、人多、兵多，能够支持长期的战争。毛泽东经过正反两个方面有理有据的分析，得出的结论就是，中国会亡吗？答：不会亡，最后胜利是中国的。中国能速胜吗？答：不能速胜，抗日战争是持久战。三、对“持久战”时间和阶段的预见和论述。毛泽东是一个大政治家、大军事家，他的远见卓识突出反映了高人一筹的对事物发展趋势的预见和把握上。所谓预见，不是指某种东西已经大量地普遍地在世界上出现了的时候才预见，而常常是要求看得更远，就是说在地平线上刚冒出来一点的时候，刚露出一点头的时候，还是小量的不普遍的时候，就能看见，并能看到它的将来的普遍意义。毛泽东对持久战要多长时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论述，一直到1939年7月，在给人的题词中写到：精神一到，何事不成。抗日战争中，人人努力，个个奋进，打上十年八年，没有不能胜利的道理。毛泽东说的“抗日战争十年八年”的时间虽然并非正式场合提出的准确时间，但他说的时间与我国的八年抗战时间基本相符。毛泽东不仅对“持久战”的时间有一个基本预测，同时他对持久战的特点、阶段以及战争的形态在《论持久战》中都作了精彩的描述。一是他准确地提出了持久战的三个阶段。他说，中日战争既然是持久战，就可以合理地设想，这种持久战将是具体地表现于三个阶段之中。第一个阶段，是敌之战略进攻、我之战略防御的时期。第二个阶段，是敌之战略保守、我之准备反攻的时期。第三个阶段，是我之战略反攻，敌之战略退却时期。二是毛泽东还对每一阶段敌我之战略企图、任务、应对措施、战争特点等，都作了具体描述。他说，第一阶段敌之企图是攻占广州、武汉、兰州三点，并把三点联系起来。此阶段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运动战，而以游击战和阵地战辅助之。第二阶段名之战略相持阶段。此阶段内，敌之企图是保守占领地，以组织伪政府的欺骗办法据为己有，而从中国人民身上尽量搜刮东西。我所采取的战争形式主要是游击战，而以运动战辅助之。我军将大量地转入敌后，依托一切敌人未占领区域，配合民众武装，向敌人作广泛的和强烈的游击战争，并尽可能地调动敌人于运动战中消灭之。他还说，第二阶段是整个战争的过渡阶段，也将是最艰难、最痛苦时期，我们要准备付给较长的时间，要熬得过这段艰难的路程。中国能否战胜敌人而变为独立国，还是沦为殖民地，不决定于第一阶段大城市之是否丧失，而决定于第二阶段全民族努力的程度。第三阶段是收复失地的反攻阶段。此阶段我所采取的主要战争形式将是运动战，阵地战也将提到重要地位，游击战将辅助运动战和阵地战而起战略配合的作用。四、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对持久战的战争形态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他说，我们可以断言，持久战的抗日战争将在人类战争史中表现为光荣的特殊的一页。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就是颇为特殊的一点，这是由于日本的野蛮和兵力不足，中国的进步和土地广大这些矛盾因素产生出来的。他还具体分析了在持久战中的内线与外线、有后方和无后方、包围与反包围、大块和小块等犬牙交错的四种情况。后来，战争发展态势于毛泽东预见的完全一样。针对犬牙交错的战争形态，毛泽东制定的抗日战争总方针是持久战，但在具体作战中还要坚持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即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毛泽东认为，日本虽强，但兵力不足。中国虽弱，但地大、人多、兵多。日军以少军占领大国，就只能占领一部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以及某些平原，并处于我多兵的包围之中。我军不仅应以多兵打少兵，从外线打内线，还可以采取速战速决的方针，各个击破，逐步取得胜利。并要注意掌握战争的主动性、灵活性、计划性，结合实际，因地、因时、因势制宜，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失时机地打好运动战、游击战、阵地战、消耗战、歼灭战等，利用一切有利的方针和战略战术，消耗和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毛泽东还特别重视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强调，兵民是胜利之本、武器是战争的重要因素，但不是决定的因素，决定的因素是人而不是物。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只要动员了全国老百姓，就会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五、《论持久战》的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影响。《论持久战》这部著作，处处充满了历史唯物主义和辨证法的思想。它始终坚持从实际出发，客观地、全面地考察了抗日战争发生的背景情况和近一年来的战争进程；始终着眼战争的全局，对敌我双方之间相互矛盾以及矛盾着的各种因素及其变化情况，都作了深入的、细致的、客观准确的研究和分析，从而在纷繁、复杂、毫无头绪的诸多矛盾中，理出线条，找出规律，确定重点，制定对策，从他的胸中和笔下，为抗日战争的持久战描绘出巨幅的、鬼斧神工的、出神入化的、有血有肉的、入情入理的、入木三分的、生动活泼的战争画面。这幅巨制的问世，顿时让人们眼明心亮，信心倍增，群情奋起，抗日激情高涨叠生，运动战、阵地战、游击战、麻雀战、车轮战、推磨战、蜂窝战、奇袭战、阻击战、歼灭战等眼花缭乱的战法争芳斗艳，高潮迭起，打的日本侵略者晕头转向，鬼哭狼嚎。抗战八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持久战思想的指导下，在广大人民的大力支援配合下，与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歼灭日军52.7万余人，伪军118.6万余人，牵制日军精锐部队近百万。毫无疑问，正是这些正规的、非正规的、灵活机动的、各式各样的、行之有效的、兵民合作的人民战争，极大地牵制与消耗了日军的侵华力量，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最后胜利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与形势。《论持久战》这部著作，不仅对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抗日战争中有着十分重大的指导意义，同时对国民党的将士也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据程思远回忆，毛泽东《论持久战》刚发表，周恩来就把它的基本精神向国民党高级将领白崇禧作了介绍，白崇禧深为赞赏，认为这是克敌制胜的最高战略方针。后来白崇禧又把它向蒋介石转述，蒋也十分赞成。在蒋介石的支持下，白崇禧把《论持久战》的精神归纳成两句话：“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并取得了周公的同意，由军事委员会通令全国，作为抗日战争中战略指导思想。《论持久战》还被翻译成英文向国外发行，在国外同样得到高度评价。一位外国记者评论说，不管对于共产党的看法怎样，以及他代表的是谁，大部分的中国人现在都承认毛泽东正确分析了国内和国际因素，并且无误地描绘了未来的一般轮廓。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毛泽东持久战、游击战、人民战争、统一战线等一系列军事思想指导下，率领广大人民群众一起浴血奋战、勇往直前，以血肉之躯筑起了捍卫祖国的钢铁长城，用气吞山河的英雄气概，谱写了抗日战争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丽史诗，涌现出彭雪枫、杨靖宇、左权、马本斋等一批为国流血捐躯的抗日将领和指挥员，以及“狼牙山五壮士”、“东北抗联八名女英烈”、新四军“刘老庄连”等众多英雄群体。正是在毛泽东的军事思想指引下，广大共产党员、革命军人以及广大人民群众前赴后继，勇往直前，成为抵御日本侵略者，夺取抗战胜利的决定性力量。然而，一些受历史虚无主义影响和别有用心的人，却运用孤立的、片面的眼光看待抗日战争。他们只看到了淞沪战役、武汉战役等战争是国民党部队在正面作战，却没有看到是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军队和广大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在敌占区和日伪军进行殊死搏斗，从而大量地消耗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大大牵制了敌人，为正面战场减轻了巨大压力，有力地支援了正面战场的战争；他们只看到正面战场的战斗是多么惨烈，国军的伤亡是多么的惨重，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是多么的重要，但是他们没有看到八路军和新四军在敌占区抗战的惨烈和牺牲程度，更没有看到蒋介石消极抗战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损失和灾难，没有看到国军在蒋介石的指挥下一路后退，即使与日军的抵抗也是单纯的防御战和呆板的守城战，这种机械的战法尽管也很惨烈，国军将士也很英勇，但终因敌强我弱而失败，结果上海、武汉、南京先后沦陷，使蒋介石不得不把首都迁往重庆。这些人由于他们的立场和看问题的片面，没有看到也不可能看到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实行那种兵对兵、将对将的和消极、呆板的对抗，没有不失败的。不要忘记即使是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时由于“左倾路线”指挥的堡垒对堡垒的单纯防御战术不也照样吃亏上当，最后导致失败吗？反过来，第一至第三次反围剿在毛泽东灵活、机动战略战术的指引下，在红军少于敌军数倍且武器装备悬殊的情况下，不也照样粉碎敌人的围剿，一次次取得胜利吗？当时蒋介石有几百万正规军，装备也很精良，如能按照毛泽东向国民党当局所提出的“攻势防御”，即把内线防御与外线进攻结合起来的战略战术同日军作战，日军能否轻易攻陷我国大片领土恐怕得重新考虑。当然，事实不能假设，这里只是打个比方而已。还有些用心不良的人，利用网络发表恶作剧性质的言说，污蔑我们的英雄人物是假的，也有些无知的人跟着起哄，但是这些人忘记了一个无法否定的事实，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英勇奋战、没有一大批不怕流血牺牲的英雄人物，难道说是“吹口法气”就能取得抗日战争以及后来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建立一个独立自主的新中国吗？当然，持这种极端卑鄙、滑稽态度的人只是极个别的，但是我们不能忽视他们这些混淆视听的言论，应当对他们的错误观点进行理直气壮的、有理有据的、实事求是的讲清与批判。我们相信，绝大多数有良知的人们能弄清事实、分清是非，对毛泽东的军事思想在抗日战争中的指导地位和作用有一个客观准确的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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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的民族解放战争。结合所学知识回答下列问题：(1) 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开始是在什么事件之后？中国共产党提出了怎样的主张？(4分)(2)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发生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解决的主张，提出这一主张的出发点是什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有什么重大的历史意义？(5分)(3) 中国全民族抗战开始是在什么事件之后？中国军队主动出击日军的最大规模战役是什么？(4分)(4) 近年来，日本右翼势力一直在为侵略战争翻案，针对日本“右翼分子”歪曲历史、修改日本历史教科书、美化侵略的行为，请谈谈你的看法。(3分)
题型：改错题难度：偏易来源：不详
(1)九一八事变(2分)。建立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分)。(2)全民族利益(全国人民利益或国家利益) (2分)。标志着十年内战基本结束，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初步形成)(3分)。(3)七七事变(卢沟桥事变)(2分)。百团大战(2分)。(4)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正视历史，不要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要时刻警惕日本军国主义重新抬头；反对战争，维护世界和平等等(答出其中一点即可得2分，只要言之有理即可酌情给分)。本题考查的是抗日战争的史实（1）中国人民局部抗战的开始是在九一八事变之后，中国共产党在瓦窑堡会议上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2）西安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提出和平是从中华民族利益出发，服从于抗日的需要，意义是国共两党从对峙走向合作的标志，是两党第二次合作的初步形成。（3）全民族抗战开始是七七事变，规模最大的1940年的百团大战（4）本题属于开放性试题，只要言之合理即可，但坚持正确的认识价值观。本题属于基础知识，要求学生的基本识记能力，难度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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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魔方格专家权威分析，试题“抗日战争是中国人民自鸦片战争以来第一次取得的完全胜利的民族解..”主要考查你对&&九一八事变&&等考点的理解。关于这些考点的“档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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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对中国的侵略战争的序幕。由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策划，日军关东部队在民国二十年（1931年）9月18日炸毁了南满铁路在沈阳柳条湖附近的路段，原计划挑衅中国军队，但中国军队并没有动作，日本便诬陷中国军队破坏铁路，进军入东三省。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开始，此后东北三省被蹂躏、奴役达14年之久；也是中国各阶层人民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掀起空前规模的抗日救国高潮的开始，对中日两国历史均具重大影响。直至今日，9月18日在中国许多非正式场合都被称为“中国国耻日”。九一八事变：1、背景：（1）日本对中国东北垂涎已久。九一八事变前，它已通过日俄战争夺取了旅顺、大连和满洲铁路沿线并派兵驻扎，这正是它能够阴谋进行事变的前提。在1927年夏，日本内阁就在东京召开“东方会议”，制订了《对华政策纲领》，露骨地声称中国东北“在（日本）国防和国民的生存上有着重大的利害关系”。同年7月，内阁首相田中义一向天皇奏呈《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即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公然宣称：“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从而确立了以“满蒙”为侵略基地的狂妄战略。&（2）世界资本主义危机波及到日本，到1931年，日本陷入极端困难的境地。日本政府急于发动一场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以转移国内人民视线，缓和阶级矛盾。并依靠掠夺中国的财富来医治经济危机带来的创伤。（3）当时中国国民党政府正竭尽全力“围剿”红军，给日本可乘之机。2、过程：日，日本又制造“柳条湖事件”，反诬中国军队破坏，炮轰东北军驻地，攻占沈阳，制造“九一八事变”。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进攻采取不抵抗政策。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令将20万东北军撤出东北，不到半年，东北三省全部落入日军之手。1932年，日本扶植清废帝溥仪做傀儡，建立伪满洲国。东北三省沦为日本的帝国主义的殖民地。随后日本又占据了热河，察哈尔等省，威胁平津。“九一八事变”后各方态度：1.中国共产党：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共产党立即发布宣言，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揭露蒋介石不抵抗政策，提出“发动群众斗争……直接给日本帝国主义以打击”的号召。并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组织抗日游击队，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将各路抗日武装组成抗日联军。抗日联军是东北抗日武装的力量核心。杨靖宇、周保中、李兆麟是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人。2.东北人民：不愿做亡国奴的东北人民和未撤走的东北军，纷纷组织抗日义勇军。义勇军给日伪军以沉重打击。3.爱国民族人士和国民党内部爱国力量：（1）1932年，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成立。要求国民政府释放政治犯，保障人民抗日的民主权利，对抗日民主运动发展作出了贡献。（2）1933年春，国民党爱国将领冯玉祥和共产党员吉鸿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与日军激战收复多伦，把日本赶出了察哈尔省。但是蒋介石以“妨碍统一政令”派兵勾结日伪军夹击同盟军，同盟军宣告失败（3）1933年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爱国将领蔡廷锴等联合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在福建建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宣布反蒋抗日，同红军签订《抗日停战协定》。蒋介石勾结日军，夹击十九路军，最后失败。4.蒋介石为代表的南京国民政府：（1）向国联申诉日本侵略的行径。（2）继续执行不抵抗政策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命令东北军撤退，导致东北三省沦陷，继续执行“围剿”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并多次破坏爱国人士的反日活动。（蒋介石为何在九一八事变后实行不抵抗政策：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时，国共两党的矛盾是当时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蒋介石之所以实行不抵抗政策，主要目的是为了保存自己的军事实力围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介石错误的认为英国和美国，会出面进行干涉，因此对英美等国家调停九一八事变抱有极大的幻想；国民政府把九一八事变作为一个局部性的冲突，没有引起高度重视。 九一八事变的影响：1.东三省的迅速沦陷，中国的半殖民地化进一步加深，中华民族的危机日益加深。2.加剧了中华民族的危机，从此中日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的主要矛盾，阶级和党派矛盾下降为次要矛盾。3.激发了学生，工人阶级，爱国政治派别等力量的爱国运动，他们对国民党政府施加压力，强烈要求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抗日。抗日民族运动就此兴起。4.打破凡尔赛华盛顿体系，加剧了英美与日本直接的矛盾。九一八事日军攻破沈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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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地理与抗日军事战略
【原文出处】南京师大学报（社科版） 【原刊期号】199502&&中国地理与抗日军事战略――纪念抗日战争胜利５０周年 【作 者】经盛鸿 &&&&本文摘要　本文从中国地理学的角度，系统地分析了中国在抗日战争中的军事战略问题，评述了国民党政府在依据中国地理特点制订与实施抗战军事战略上的成功与失败，同时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此问题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战争，是交战双方在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等诸方面的较量，这种较量又是在特定的时间、空间条件下进行的，即中国古代军事学理论中所称的“天时、地利、人和”。其中地理因素历来制约与影响着交战双方的战略与战术决策，并对决定战争胜负具有重要意义。&&&&　　一、中国地理的重要特点、周边环境与敌我态势&&&&中国地理的自然特点。中国幅员辽阔，是世界上国土最广大的国家之一，是日本领土的２０多倍。中华大地地形地貌复杂，不同区域千差万别，景象万千。全国地势西高东低，主要江河多由西向东，奔腾而下。东南沿海地区多平原，交通方便，人口繁庶；西北、西南多高山峻岭与高原，地广人稀，交通艰难。&&&&中国地理的经济特点。由于历史的原因，到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后，中国仍是个农业国。农业与手工业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当时中国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成份。少数近代工商企业，主要集中在东南沿海的几个大中城市。&&&&中国的周边环境与敌我军事态势。由于鸦片战争（１８４０）以后中国屡遭侵略的历史与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后果，到三十年代，外国殖民列强，如英、美、法、日等国，在我国东南沿海一些重要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地，不仅占据大块租界区，而且还驻扎大量军队。其中日本，一直抱有灭亡中国的侵略野心，不仅割占了中国的台湾、澎湖，控制了琉球与朝鲜，而且于１９３１年悍然发动“９．１８”事变，先后占领了中国东北全境与热河等地，接着陈兵平、津，虎视华北，与驻上海、台、澎等地日军呼应，形成了从北面与东面包围、进袭中国的军事态势。&&&&三十年代以后，中国的国家政权与军队，逐步趋向统一。中国的近百万军队分布在从平津一线直到两广、云贵的广大地区内，但战斗力薄弱，且内部派系矛盾重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武装经过两万五千里长征，于三十年代中期集结于西北陕甘宁边界地区。&&&&中国的北面与西北面，是前苏联与蒙古人民共和国。中国的西南面与南面是英国控制的印度、缅甸地区与法国控制的印度支那地区。抗日战争中，以上地区是中国通向世界的通道。&&&&　　二、根据敌强我弱、国土辽阔的特点，采取持久战与运动战略&&&&三十年代初，在中日关系日趋紧张、日本侵华气焰咄咄逼人之时，中国各界有识之士就指出，中日之战势所难免，并就中国在未来的抗日战争中所应采取的军事战略发表了许多意见：由于日强我弱，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不应过早进行战略决战，而应利用中国国土辽阔与经济分散的地理特点，放弃沿海沿江地区，作有计划的战略撤退，以保存实力，诱敌深入，消耗与分散敌军，等待国际与国内形势的转变，捕捉战机消灭敌人，最后打败日本侵略者，即主张持久消耗战。&&&&最早提出对日持久抗战的，是著名军事家蒋百里。早在二十年代初，他就预见到日本侵华战争的不可避免，并说：“面对我们邻近富于侵略性国家唯一制胜方法，即是事事与之相反，彼利速战，我持之以久，使其疲惫；彼之武力中心在第一线，我们则置之第二线，使其一时有力无处用。”［（１）］到三十年代抗战发生前后，蒋氏又多次撰文，分析中国地理的自然特点与经济特点，一是中国地大、人多，二是中国是农业国，“中国国力中心不在都会，南京、上海的存亡与中国的抵抗力毫无影响。”［（２）］因而他力主在开战初期，中国军队要主动放弃东南沿海地区向内地撤退，“打起来就得运用拖的哲学，拖到东西战争合流，我们转弱为强，把敌人拖垮而后已。［（３）］１９３２年，著名学者傅斯年也曾提出持久抗战的思想。他说，中国抗战的希望在于“长久支持”，“支持愈久与我们越有利”，“中国人之力量，在三四万万农民的潜力，而不在大城市的统治者及领袖。”［（４）］此后，胡适更具体提出，对日抗战“我们必须准备三四年苦战，我们必须咬定牙根，”作好暂时放弃沿海沿江与华北大片土地的准备，“（一）沿海口岸与长江下游的全部被毁灭，那就是要敌人海军的大动员。（二）华北的奋斗，以至河北、山东、察哈尔、绥远、山西、河南等省沦亡，被侵占毁坏，那就是要敌人陆军的总动员。”［（５）］也是主张诱敌深入，逐步歼之。&&&&对敌强我弱与中国应利用国土辽阔采取持久战战略，国民党政府当局也有一定的认识。蒋介石说：“强国之国防，重边疆，取攻势；弱国之军防，重核心，取守势。”［（６）］因此，他主张，中国对日抗战应取防御性战略守势原则，“即无所谓决战。”［（７）］１９３６年７月，蒋介石对英籍财政顾问李滋罗斯明确表示，“对日抗战是绝对不能避免的，由于中国力量尚不足击退日本的进攻，我将尽量使之拖延。但当战争来临时，我将在临海地区做可能的最强烈的抵抗，然后逐渐向内陆撤退，继续抵抗。”［（８）］与此同时，国民党桂系首领李宗仁在１９３６年４月提出“焦土抗战”的口号，他说：“中日战争一经爆发，日本利在速战，而中国则以持久战困之；日本利于主力战，而中国则以游击战扰之；日本利在攻占沿海重要都市，而我则利用内陆及坚壁清野之方法以御之。”［（９）］&&&&抗战开始后，面对着东南沿海与华北大片土地沦于敌手，蒋介石指出，“中国决不做阿比西尼亚，要知道阿比西尼亚在地理上和军事上的条件，与我们中国有很大的不同，我们不独幅员广大，而且有极坚强的抗敌意识，越到内地，这种意识越普遍，所以日本绝不能亡我。”［（１０）］蒋进而提出了“以空间换时间”的口号，说：“我们这次抗战，是以广大的土地，来和敌人决胜负；是以众多的人口，来和敌人决生死。……我们有了敌人一时无法全部占领的广大土地，就以空间的条件，已足以制胜侵略的敌人。”［（１１）］１９３９年１月，蒋介石更从历史、地理、文化、经济及民族精神诸方面论述了抗战必胜的道理。其中有“就地理来说，……我国面积广大，东西经度跨有六十五度以上，自南至北兼有寒温热三带的气候，所以我国论述军事的成败，就以天时和地利并举。内地及西部，湖沼纵横，山岳错杂，平原沙漠，无所不备。……今日敌人仅以七千万人口，要来吞我人口比他六倍以上的广大众庶的国家，要来消灭我具有悠久文化历史的民族，岂非梦想；……所以就地理言，我国又无被敌战胜征服的可能。”［（１２）］&&&&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对中国地理辽阔的特点与抗战持久战略，有着更深刻的认识与精辟的论述。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其名著《论持久战》中指出：“战争的前期，我们要避免一切大的决战，”尤其要反对“深沟高垒、层层设防、专靠防御工事的阵地战。”中国军队装备不如日本，“如果我们集中兵力在一个狭小的阵地上作消耗战的抵抗，将使我军失掉地理上和经济组织上的有利条件，犯阿比西尼亚的错误。”而且“敌人又利用中国土地广大一点，回避我们的阵地设施。”因此：中国抗战必须而且可以采取持久方针，“这种方针，在领土狭小的国家是做不到的，在政治太落后了的国家也难做到。我们是大国，又处进步时代，这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避免了战略的决战，‘留得青山在，不愁没柴烧’，虽然丧失若干土地，还有广大的回旋余地，可以促进并等候国内的进步，国际的增援和敌人的内溃，这是抗日战争的上策。”［（１３）］&&&&在对日抗战采持久战战略上，国共两党领导与其他有远见的人士取得了共识。１９３７年８月上、中旬在南京召开的有中共人士参加的最高国防会议上，一致通过了以“持久消耗战”为中国抗战的最高战略，即在军事上“采取持久战略，以空间换取时间，逐次消耗敌人，以转变优劣形势，争取最后胜利。”［（１４）］８月２０日国民党军委会制定作战计划与作战指导方针，并将全国划分为五个战区，均“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在各界抗日爱国力量的共同努力下，在１９３７年８、９月间，中国对日抗战就迅速形成了持久的战略防御作战体制。此后，中国军民按此战略进行了长达８年的艰苦抗战，并最终取得了胜利。&&&&但是，必须指出的是中国军队实行持久战战略，在开战初期避免决战、反对拚命主义、作有计划战略撤退时，又要反对与克服那种一味退却、畏敌避战、有退无进的逃跑主义与失败主义。避免过早决战是为了保存中国战力，有计划撤退是为了诱敌深入，寻机歼敌，最终打败侵略者。中国辽阔的国土不能作为逃跑者藏匿的洞穴，而只能成为杀敌者纵横驰骋的战场。在这点上，国民政府当局认识不清，指示不明，计划不周，指挥不当，加之动员不力，以致形成了许多地区、许多战役中国民党军队撤退无序、一溃千里、损失惨重的局面，更出现了一些畏敌如虎、丧师失地的逃跑将领。如１９３７年秋河北战场上刘峙兵团的溃败，１９３７年底山西战场上李服膺部、山东战场上韩复榘部的逃跑，１９３７年１１月淞沪战役后中国军队的怆惶后撤与吴福线等既设防线的丢弃未用等。&&&&针对这种情况，中国共产党提出了在持久战总战略下的运动战的作战方针。毛泽东早在１９３６年７月就说：“我们的战略方针，应该是使用我们的主力在很长的变动不定的战线上作战。中国军队要胜利，必须在广阔的战场上进行高度的运动战，迅速地前进和迅速地后退，迅速地集中和迅速地分散。这就是大规模的运动战。”［（１５）］１９３８年５月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再次论证了这个战略方针，指出“战争目的中，消灭敌人是主要的，保存自己是第二位的”，中国持久抗战“应以进攻的运动战为主要的作战形式。”他坚信，“在地理上，战场这样广大，我们作最有效的运动战，是可能的。”［（１６）］&&&&在毛泽东的这套正确的战略方针指导下，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在１９３７年秋挺进华北前线，面对日军的猖狂进攻，并不消极避战，而是灵活机动寻找有利时机，主动出击，取得了平型关、阳明堡直到百团大战一系列战斗、战役的胜利。在这同时，中共方面向国民政府当局建议：我军对日抗战必须发挥运动战山地战的特长，改变过去某些时间专守防御的战略战术，尽一切可能求得在广大地区以运动战消灭敌人，阻止敌人的前进。”［（１７）］在中共的影响与帮助下，国民党军队在作战指挥上有了一些进步的转变：在１９３８年３月取得了台儿庄阵地战加运动战的重大胜利；在１９３８年夏武汉会战中利用长江两岸鄱阳湖、大别山等丘陵、山地、湖泊等复杂地形，灵活地抗击敌人，坚持三个多月，歼敌约１０万人，最后主动撤离武汉。&&&&　　三、持久战战略与中国地理特点决定了中国国防地理部署&&&&随着中国持久战战略的确立，一系列迫切的问题就提出来了：中国军队在开战初期作战略撤退时，撤向哪里？撤到哪一线为止？中日两军的决战战场选择在哪里？中国的军事、政治与经济的大后方基地选择在哪里？等等。概言之，即中国抗战的国防战略地理部署将是怎样？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虽由许多因素制约，但中国地理特点无疑是最重要的决定性的因素。&&&&根据日军已占据中国东部与东北部战略重地的军事态势，蒋百里早就设想：“我们国防应以三阳为据点，即洛阳、襄阳、衡阳。”“将来中日两国将在平汉路以西决战。”［（１８）］到三十年代，蒋百里提出，根据中国的地理与民族性，湖南是中国的心脏，因而应将中国的国防经济中心定在湖南株州至郴州一线的南岳地带。［（１９）］１９３５年７月，著名地质学家丁文江以他对中国地理的广博知识，公开著文提出中国未来抗战战略地理部署构思：“华北是我们的乌克兰，湖南四川江西是我们的乌拉尔，云南贵州是我们的堪察加，我们大家准备到堪察加去。”［（２０）］这就是说，华北可能陷敌，中国军队应退到湖南、四川、江西一线固守，而云南、贵州则是中国的大后方基地。１９３５年８月，蒋介石的德籍军事总顾问法肯豪森也向蒋介石建议，在未来对日抗战中，“对海正面有重大意义者，首推长江”，应以长江一线为未来抗战之主战场，不得已时放弃东南沿海地区，退保四川“为最后防地”，对北方战场“最后战线为黄河，宜作有计划之人工泛滥增厚其防御力。”目前就应在四川等地进行国防与交通等建设。［（２１）］&&&&蒋介石基本接受了蒋百里与法肯豪森等人的意见，并结合自己的判断加以修正完善，在抗战爆发前后，逐步形成了系统的国防地理部署思想。１９３５年７月４日他向国民政府上层明确宣布：“对倭应以长江以南与平汉路以西地区为主要阵线，以洛阳、襄阳、荆州、宜昌、常德为最后阵线，而以四川、贵州、陕西三省为核心，甘肃、云南为后方。”［（２２）］蒋介石的这一国防地理部署设想，概言之，就是以南方为主线，以西南、西北为后方。１９３６年７月他对美籍财政顾问李滋罗斯说：“最后，我们将在西部某省，可能是四川，维持一个自由中国，以等待英美的参战，共同抵抗侵略。”［（２３）］抗战开始后，蒋介石曾指示，华北黄河流域平原地带不利我军与日军之机械化部队作战，“殊不若在长江流域利用湖沼山地较为有利。”［（２４）］&&&&国民政府当局根据上述国防地理部署设想，在抗战爆发前数年就积极组织实施：&&&&１９３５年蒋介石建立起“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与“峨眉训练团”；１９３７年召开“川军整军会议”，筹建以四川为中心的抗战大后方基地。从１９３５年起，蒋介石下令在长江沿线加紧建设国防作战设施，在武汉建“国防作战中心”［（２５）］，在沪京杭地区修成上海至杭州、吴江至福山（吴福线）、无锡至澄江（锡澄线）三道国防线，同时，在武汉、南昌、南京等地建立重要的军事后勤通讯补给基地、兵站、弹药仓库、野战医院等，加紧修建交通干线与战略通道。在华北地区，蒋介石指示在北平、天津以及太原、开封、郑州、洛阳等地加紧筹建国防设施，其中以黄河一线为防守重点，督建“河防长城”。&&&&以上国防地理部署与国防设施，在抗战开始后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中国国防地理部署规定了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向与作战重心&&&&随着我国确立了持久战战略与以西南为大后方基地的国防地理部署，开战初期中国军队的作战方向与作战重心也就随之确立。&&&&抗战全面爆发前，日军在华的部署主要是：在东北与平津一线驻扎重兵（主要是陆军），虎视华北；在上海有部分驻军（主要是海军），觊觎沪宁。若战争爆发，日军利在速战，其大规模进攻的路线不外有如下几条：一是从上海沿长江西犯，向中国首都南京与武汉进攻；一是由平津一线进攻华北，其中一路入山西，进而经陕西汉中，包抄四川云贵，这是当年元军南下灭宋的路线；一是沿平汉铁路南下，越黄河，占郑州，然后取武汉，控制华中，将中国东西一截为二；还有一路是沿津浦铁路南下，取山东，下徐州，进抵长江，与从上海西上的日军会师。&&&&以中国地理的自然特点与经济特点而论，日军从上海西犯的一路，只能沿长江仰攻，在湖沼山地作战，不能发挥机械化的效能，费时费力，虽能逐步占领上海、南京等一些东南城市，却并不能给中国战力与经济力以重大破坏；中国军队正好可以利用既设国防工事与复杂地形，节节抵抗，逐步后撤，掩护中国军政中心与经济中心按计划转移到西南大后方，并且在长江两岸摆开与敌周旋的战场，从而形成中国所希望的持久战的战略局面。&&&&相反，日军从华北进攻，从山西西进汉中包抄四川云贵，将使中国的西南大后方基地陷于崩溃；经河南占领武汉，将截断中国的东西联系，破坏中国军政与经济中心从东南向大后方的战略撤退――这两者都将给中国的持久战战略与国防地理部署造成极大的威胁与危害。&&&&中国一些有远见的军事家，早就根据中国的地理特点与历史经验以及对日方战略思想的研究，预见到日军在未来侵华战争中的战略进攻路线。蒋百里在２０世纪初从日本留学回国，就判断日本侵华必经由朝鲜先向中国东北下手，然后再吞灭华北，步步进逼，因而他当时两度去东北，企图建立巩固的东北国防。后来在３０年代初，日军果然先后侵占东北与热河。蒋百里担心日军仿元军与清军南下故技，多次建议国民政府加强华北防务。蒋介石也曾就学于日本军校，对日本的侵华战略思想有所了解。他在抗战爆发前就曾忧心忡忡地思谋对日军作战的重心，说：“我在日本读书的老师，如今都身担大任，日本人对中国的战略战史的研究，有时比中国人还深刻。现在我们与日本人打仗，不怕从南方打也不怕从北方打，最担心的是日本人由卢沟桥入山西再经汉中入四川，这是当年忽必烈灭亡南京的战略。如果日本人到西南从云南、贵州到广西一抄，我们即便保守南京，上海，这个仗也打不下来。现在唯一的办法是在上海作战，引导他沿江西上，届时他就败了［（２６）］”。抗战爆发后，眼看着日军迅速占领平津并将从华北西进与南下，蒋介石对此十分担心，对部下说：“敌如越黄河南下，斯真不（得）了。”［（２７）］为此，他一方面下令，在南口与山西，在黄河沿线，组织有力防御，阻击日军西进与南下；另一方面于１９３７年８月中旬在上海主动发起对日军的进攻，并不断投入新的兵力［（２８）］，有目的地扩大上海战事［（２９）］，牵制日军在华北的进攻，进而引诱日军南下，改变日军在华的兵力部署与主攻方向，形成有利于中国持久抗战的军事态势［（３０）］。&&&&国民政府在组织与实施上述作战方针上也存在严重的失误：在上海战场上，集中了过多的兵力，战役时间迁延过长，胶着过久，兵力消耗过多，未能有效使用既设的吴福线工事作战；在华北战场上，未能充分注意黄河北岸广大地区的重要战略意义，未能利用其复杂地形组织起积极的防御，使黄河防线过早暴露在日军炮火下面。&&&&中共方面在抗战初期，十分重视华北地区的战略作用。这一方面因为华北是阻敌南下的屏障，另一方面华北有极广阔的山地与平原，有许多理想的战场，既便于大兵团的运动与作战，也便于游击战的展开。因而中共多次向国民政府提出：“主战场在华北方面”，“仍以华北问题为中心”。［（３２）］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按此方针，在华北各地实施战略展开，不断打击敌人，创建多块抗日根据地，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在长江流域与黄河以南地区的作战。&&&&　　五、中国地理特点和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毛泽东说：“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发生的，中国既不是小国，又不象苏联，是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这一个大而弱的国家被另一个小而强的国家所攻击，但是这个大而弱的国家却处于进步的时代，全部问题就从这里发生了。”［（３３）］&&&&首先是中国国土辽阔，敌占地区面积广大，为敌后游击战争提供了广大的回旋余地。中日开战初期，中国军队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撤退，沿海、沿江、沿主要交通线的大片地区沦于敌手。“在这样的情况下，敌人占地甚广的现象发生了，战争的长期性发生了。敌人在我们这个大国中战地甚广，但他们的国家是小国，兵力不足，在占领区留了很多空虚的地方。”［（３４）］日军最多只能占领与控制住几个大中城市与几条交通干线，而对于占领区的广大乡村必将无力顾及。这就为在敌占区发动与开展大规模的、独立自主的、具有战略意义的游击战争，以及建立与发展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重要的条件。毛泽东说中国国土辽阔，地区广大，“从游击战争的可能性说来，它是一个重要的甚至是第一个重要的条件；在小国如比利时等，因没有这个条件，游击战争的可能性就很小，甚至没有。但在中国，这个条件已不是什么待争取的条件和待解决的问题，而是自然具备只待人去利用的东西。”［（３５）］&&&&其次，广大的敌后地区地形地貌复杂，为开展各种不同形式的游击战争提供了可能。第一是山地。敌后地区的许多著名的山脉，如长白山、五台山、太行山、泰山、燕山、茅山等。为此，毛泽东号召：“我们必须到一切处于敌后的山岳地带去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起根据地来。”［（３６）］第二是平原。敌后有广大的平原地区，如冀鲁大平原、苏皖平原、江汉平原、苏南平原等等。毛泽东说：“一方面，敌人兵力不够分配，又执行着前无古人的野蛮政策；另一方面，中国有广大的土地，又有众多的抗日人民，这些都提供了平原能够发展游击战争并建立临时根据地的客观条件”。［（３７）］第三是河湖港汊地区。敌占区这类地区不少，其建立根据地的可能性，客观上说较之平原地带为大。毛泽东号召：“江北的洪泽湖地带，江南的太湖地带和沿江沿海一切敌人占领区域的港汊地带，都应该好好地组织游击战争，并在河湖港汊之中及其近旁建立起持久的根据地，作为发展全国游击战争的一个方面。”［（３８）］&&&&在敌后广大地区开展的抗日游击战争，将极大影响与改变全国的军事布局与战争态势，形成中日双方犬牙交错的战争形势，具有极重要的战略意义。“敌占地区将占中国本部之大半，而中国本部完整的区域只占一小半。这是一种情形。但是敌占大半中，除东三省等地外，实际只能占领大城市、大道和某些平地，依重要性说是一等的，依面积和人口来说可能只是敌占区中之小半，而普遍地发展的游击区，反占其大半。这又是一种情形。”［（３９）］在敌后的游击战争与内线主力军互相配合，形成夹攻敌人的奇观与包围敌人的天罗地网。毛泽东指出：“大半个中国将变为敌人的后方，如果没有最广大的和最坚持的游击战争，而使敌人安稳坐占，毫无后顾之忧，则我正面主力损伤必大，敌之进攻必更猖狂，相持局面难以出现，继续抗战可能动摇，即若不然，则我反攻力量准备不足，反攻之时没有呼应，敌之消耗可能取得补偿等等不利情况，也都要发生。……因此，游击战争虽在战争全体上居于辅助地位但实占据着极其重要的战略地位。”［（４０）］&&&&但是，综观整个抗日战争过程，国民政府当局对在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在认识上是忽视的，在部署与指挥上是不力的。敌后游击战争主要由中共领导的八路军与新四军承担。中共领导的部队利用敌占地区的广大与地形的复杂，先后创建了晋察冀、晋冀鲁豫、山东、苏北、淮北、苏南等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游击战争，在配合国民党军的正面战场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如同毛泽东所说：“在战争问题上，抗日战争中国共两党的分工，就目前和一般的条件说来，国民党担任正面的正规战，共产党担任敌后的游击战，是必须的，恰当的，是互相需要、互相配合、互相协助的。”［（４１）］&&&&综上所述，在抗日战争中，利用中国地理特点与其他各种条件，制订与实施正确的军事战略，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最终胜利的最重要原因之一。今天，在纪念抗战胜利五十周年之际，总结这方面的经验与教训，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与现实意义。&&&&注释：&&&&（１）《蒋百里先生全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１９７１年版。&&&&（２）《蒋百里传记资料》第三册第１２１页，［香港］商务印书馆１９９０年版。&&&&（３）、（１８）、（１９）陶菊隐：《蒋百里传》第１３６、５５、９５［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版。&&&&（４）傅斯年：《日寇与平津》刊《独立评论》第１３号（１９３２．８）。&&&&（５）胡颂平：《胡适先生年谱长编初稿》第１３８３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１９８４年版。&&&&（６）、（２２）张其昀：《党史概要》，［台北］中央文物供应社１９７９年３月版。&&&&（７）徐道邻：《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刊《外交评论》第三卷第１１―１２期（１９３４年１２月）。&&&&（８）、（２３）、（２６）蒋纬国：《中日战争之战略评析》，刊［台北］《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４册，（１９８５）。&&&&（９）李宗仁：《民族复兴与焦土抗战》，刊《焦土抗战的理论与实践》第１１页。&&&&（１０）、（１１）、（１２）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卷１４第６５４卷１５第１２２、卷１６第１６页。&&&&（１３）、（１５）、（１６）、（３９）毛泽东：《论持久战》，（１９３８年５月），刊《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１４）蒋纬国主编：《抗日御侮》第３卷第１０１页，［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１９７８年１０月版。&&&&（１７）周恩来：《怎样进行持久抗战》，刊《群众周刊》第１卷第５期（１９３８年）。&&&&（２０）丁文江：《苏俄革命外交史的一页及其教训》（１９３５年７月）刊《独立评论》１６３号。&&&&（２１）［德］法肯毫森：《关于应付时局对策之建议》（１９３５年８月）刊《民国档案》１９９１年第２期。&&&&（２４）、（３０）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室：《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第３卷、第１卷中华书局１９８１年版。&&&&（２５）、（２８）《陈诚私人回忆资料》，藏南京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２７）《徐永昌日记》第４册，［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编，１９９１年影印版。&&&&（２９）虞奇：《抗日战争简史》（上）［台北］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１９７７年版，１３５页。&&&&（３１）《白崇禧先生访问记录》（上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１９８２年３月版，第１３９页。&&&&（３２）《何应钦筹划军事有关会议的记录和文件》，国民政府军令部战史会档案，藏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３３）、（３４）、（３５）、（３６）、（３７）、（３８）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刊《毛泽东选集》第２卷。&&&&（４０）、（４１）毛泽东《战争和战略问题》，刊《毛泽东选集》第２卷。&&&&　　　　　　　　　　　　　　　　　　　　　　（责任编辑　居思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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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上海开战是天才之作啊没有大智慧谁能想到在最繁华的城市出手赞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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