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恩府试院▕ 南宁现存最大古代考试院-南视窗-微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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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恩府试院▕ 南宁现存最大古代考试院
阅读&33321&发表& 21:58:21
【提要】思恩府试院，位于宾阳县职业高中内后山脚下，距南宁市区约80公里，是目前广西保存得比效完整的近代科试院。这座古建筑专门为“院试”而建的，所以名叫“科试院”是清代科举选士的场所。2000年思恩府试院公布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文物保护单位。清朝时思恩府辖一州、三县、九土司、一土州、一土县；宾州（今宾阳县）、武缘（今武鸣）、上林、迁江（今属来宾）县，白山、古零、定罗、兴隆、那马（今皆为马山县地）、下旺、旧城（今皆属平果县地）、都阳、安定（今皆属都安县）土司，田州土州（今田阳县）、上林土县（今田东县地）。地域是现今的南宁市、来宾市、河池市、百色市都有。“ 思恩府试
”思恩府试院为砖木结构的传统中式建筑，坐西北向东南，前后三座，左右两边有包厢。正中三座主体建筑宽各15米，前座深8.4米，中座深7米，后座深7.5米。左右包厢各宽32米，深41米。前座和中座之间天井两旁各有一月门通向包厢，前座大门外廊两侧各有一个拱门，中座后廊两边各有一拱门通向走廊。两边包厢走廊有十根圆柱，其余为方柱。从柱头基礅的石刻和房屋的建构形式，都可以看到传统中式建筑的风格。试院分监考官殿、陪考老师房以及共有2400间封闭式考房的&试棚&。监考官殿立于&试棚&前面，分前殿、中殿和后殿，居高临下，对&试棚&一目了然。殿的左右设有廊室，每侧九间为考官憩室。陪考老师房在殿的正右方10米开外，各种设施的配套比较齐全。身居其中，仿佛又看到当年科试时，神情严肃的考官和那些皱着眉头冥想苦想的考生，而青砖、碧瓦、石阶给整个试院增添了几许古朴和肃穆。思恩府试院原以右江道行署改建，年月无考。至清乾隆六年（1741年），知州宋允升以试院倾圯详请重建。八年（1743年）知州阮维章，二十五年（1760年）知州徐尚忠，二十六年（1761年）知府梁居震先后补修。之后六十五年，只是在遇岁科考试之前稍作检漏修缮，未作大修，至道光六年（1826年），知府李彦章率先捐金，武（鸣）、宾（阳）、上（林）、迁（江）四邑士民争出财力，大修扩建。咸丰八年（1858年）世乱而毁于寇。同治四年（1862年），知府熊寿山与邑绅陆生兰、蒋承周等筹款重建，规模如旧。清末废除科举制度，兴办学堂，即就试院创办&思恩府中学堂&，后改为&宾上迁中学&。民国十五年（1926年），改为广西省立第十二中学（即今宾阳中学前身）。据资料记载，思恩府试院当年辉煌的时候，“三年两试”以及“科考、岁考”的举办，使大批应试生员熙攘云集于兹，蔚为壮观。试院最初安排试棚有1200间，说来够庞大的了，但随着重视教育之风的兴起，读书求仕美好前景的召唤，世人渴望跳跃龙门迫切之愿，使应试生员倍增，试棚原有规模已不能满足应考之所需。知府李彦章于道光六年大举修整扩建，试院占地面积和试棚都比以前增加了一倍，试棚达到2400间，规模之大，令人惊叹，如此宏大的规模，足为广西试院之首。当时，远到十二土司，近若十五屯所之生员，纷纷聚此应考，可见当时思恩府试院在广西有着深远的影响，对促进社会进步和教育的发展发挥着重要的作用。现存遗址对研究清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教育都有重要的价值。思恩府试院，让人面对这窖藏着封建科举文化元素的古旧建筑群，油然升起对芦圩人重教兴邦的崇敬之情。望着思恩府试院连片的“试棚”，不由得赞叹有加：思恩府试院历经风雨沧桑和战火的毒数百年，竟然能如此完整地将保存下来，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作为华南地区唯一保存下来的清代科考试院，留给子孙后代的不再是颓废斑驳的故旧建筑，而是重教兴文匡济天下的精神文化丰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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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信公众号百色稽古录之---岑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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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色稽古录之十七岑春煊：权倾西南
有那么一个百色牛人：年轻的时候被称为“京师三恶少”，臭名满北京；清代末年，被称为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官场“三屠之一”,民国时期成为"广西之两大元老",成为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之一；与袁世凯齐名，世人并称为"南岑北袁"；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自入仕起，先后做过广东布政使、甘肃布政使、陕西巡抚、山西巡抚、四川总督、两广总督、云贵总督、广东军务院副抚军长等官职，几乎把西南地区的地方长官都当了个遍。既有镇压农民起义的恶行，也有救过中共创始人陈独秀的壮举。既遗臭万年的近代中国人里有他，流芳千古的中国人里也有他。纵观百色数百年的历史，这个人可谓空前绝后了。这个人就是岑春煊。
岑春煊原名春泽，字云阶，别署炯堂老人，世人称“岑西林”。西林县人，壮族，云贵总督岑毓英之子，1861出生。岑春煊少时“随宦读书”，跟着父亲四处漂流。光绪五年，岑毓英花钱给岑春煊捐了一个主事，分配在工部跟班学习，19岁的岑春煊被父亲送到北京，寄居在大太监李莲英家。在工部没有呆多久，他又调到刑部当差。由于父亲长期外放，缺乏管教的岑春煊性格乖张、狂傲自大，目中无人，祸害街巷；都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独在异乡为异客的岑春煊和同样寓居京城的黑龙江将军恭镗之子瑞徵、广西巡抚劳崇光之子劳子乔一起结为至交，出入戏班、吃喝嫖赌无所不能，被称为“京师三恶少”。远在云南的父亲岑毓英听闻儿子的恶行，大为震怒，快马传书，勒令岑春煊回广西参加乡试。
岑春煊的浪子回头从光绪十一年（1885年）开始了，这一年，他在广西桂林的乡试中，考中举人。带着中举的喜讯，岑春煊就往云南开化看望生病的父亲，病中的岑毓英依然关注着儿子的前程和国家的动静。光绪十四年（1888年），岑春煊捐献筹建海军银子数千两，补任工部郎中。
俗话说虎父无犬子，岑春煊和年轻时的岑毓英一样，心中充满了计谋。此时正值光绪皇帝大婚，岑春煊全力协助办理筹备庆典事宜，充分展示了他的协调组织和统筹能力，得到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的认可，留下了良好的印象，被授予免补郎中，以应升之缺尽先升用。光绪十五年（1889年），岑毓英病逝于昆明，遗体送回桂林安葬，按照旧制，岑春煊回家丁忧三年。丁忧期间，岑春煊冷眼观世界，研习治国驭人治军之法。丁忧结束，光绪十八年（1892年），岑春煊即被委以重任，补授光禄寺少卿，迁大仆寺少卿，署大理寺正卿，成为清朝正四品官员。
光绪二十年（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人进入关东，钦差大臣刘坤一节制关内外各军，却迟迟不肯出关，京城岌岌可危。岑春煊又爆发出将门虎子的骨气，两次上奏，自请出关杀敌。刘坤一并不看好这个曾经的京城恶少，最后还是光绪皇帝谕示，岑春煊才得以随军出征，总理烟台营务，驻守黄县，迎战来犯之敌。但岑春煊得抱负并没有得到实施，队伍士气正高、都在等待一场即将来到的大捷的时候，军机处下旨岑春煊率所部赴天津候旨，留下一场空欢喜。过了几天，岑春煊听到朝廷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无言以对，托病回了北京。光绪二十二年（1985年）夏，看不到希望的岑春煊告假回归自己的第二故乡桂林。
在桂林的第二年，一个人的到来，改变了岑春煊生命的航向。
这年春天,曾经联合1300多会试举人发起《公车上书》，要求朝廷“拒和、迁都、变法”,名动朝野的康有为来到桂林讲学，康有为常讲的是《春秋公羊传》，注重讲孔子改制，刘歆伪经通三统、张三世等微言大义及《礼记礼运篇》大同的意义。并讲《荀子非十二子篇》学术的派别，《庄子天下篇》庄子的尊孔，《墨子》、《史记》、《宋元学案》等。尤其注重讲中国学术的源流和政治革新的趋势和他本人所著的《孔子古改制考》，《新学伪经考》。受学的门弟子，除听讲学和读《公羊传》外，并点读《资治通鉴》、《宋元学案》、《朱子语录》。还要依课程表选读，作札记或写疑义问难，由康解答。赋闲在家的岑春煊成了康有为的门徒，半年多的耳濡目染,
岑春煊成为维新思想的坚定支持者，并共同发起组织了圣学会,创办了《广仁报》,设立了广仁学堂,力主维新,在广西形成了一股高涨的维新思潮。
光绪二十四年（农历戊戌年）6月11日,在康有为为首的维新人士和帝党官员的积极推动下，光绪皇帝颁布“明定国是”诏书，拉开了戊戌变法的大幕。诏书的主要内容有：经济上，设立农工商局、路矿总局，提倡开办实业；修筑铁路，开采矿藏；组织商会；改革财政。政治上，广开言路，允许士民上书言事；裁汰绿营，编练新军。文化上，废八股，兴西学；创办京师大学堂；设译书局，派留学生；奖励科学著作和发明。光绪颁布的这些革新政令，目的在于学习西方文化、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制度，发展资本主义，建立君主立宪政体，使国家富强。
作为戊戌变法的急先锋，康有为急于招揽能够实施新政的年轻人。康有为想起远在桂林的岑春煊，那是一个有勇有谋的将才。于是康有为千里传书，让岑春煊立刻启程赶往京城参与维新变革，共创中华伟业。在康有为的召唤下，时刻想有所作为的岑春煊于8月初回到京城。从此开始,
岑春煊算是真正的步入了晚清政界，开始了自己的风云人生。
在清代末年，权势最为显赫的封疆大吏有三个：湖广总督张之洞，直隶总督袁世凯，两广总督岑春煊。时人称之为三屠，所谓三屠，即张之洞用财如水，人称为屠财；袁世凯好行杀戮，自小站练兵至山东剿拳到天津搜杀拳民余遗，杀人不计其数，时称屠民；岑春煊性好劾人，不畏强暴，自监司大员以至微员佐贰，有时且劾至百余人，称为屠官。岑春煊的“屠官”史，就是从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8月初返回京城开始的。
回到京城，岑春煊与维新派人士诸多往还。维新进入高潮之后．岑春煊在康有为的影响之下，摸准光绪皇帝急于树立自己的威信、建立自己的管理体系的脉络，屡屡上书条“屠官”。光绪二十四年七月初七（8月23日），岑向光绪帝呈递奏折，主张对内外冗滥官员进行比较彻底的裁汰，“务使人历一官，皆有职守之事，不至虚设一位，徒糜厚禄”。此疏深为光绪帝赏识，几经权衡之后，终于在七月十三日、8月31日颁布了轰动一时的栽官上谕，对京师通政司、光禄寺、太常寺、鸿胪寺；太仆寺，以及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统统进行裁撤。对各省设立的办公局所中冗员，一律要裁撤净尽。岑春煊此次上疏，导致“京师闲散衙门被裁者不下十余处”，“朝野震骇”，连清军绿营也被裁汰了。岑春煊初次“屠官”就取得了胜利。岑春煊此次“屠官”所展现出来的胆识、远见和以前留下的好印象，让光绪皇帝喜出望外，人才难得，9月初，光绪皇帝亲自破格提升33岁的岑春煊由正4品的县级官员晋升为正两品的广东布政使，成了“副省级领导”。
有皇帝撑腰，又是新官上任，岑春煊自然是年轻气盛。甫一到位，就有人投诉道员王有善违法乱纪、鱼肉商民。岑很快查实后，请顶头上司、两广总督谭钟麟将厅级干部的王有善撤职查办。王是总督亲信，初来乍到的岑春煊要动自己的人，也太不把自己放在眼里了，谭钟麟决心杀杀他的下马威，置之不理。胆大包天的岑春煊自行撤去王某的补抽厂坐办职务，又邀集司、道同僚一起向谭钟麟上报文案。谭岑二人当场冲突，岑春煊在所著《乐斋漫笔》中记述说:“谭愧且怒，遽拍案诟詈，目镜堕石桌立碎，势张甚。余亦拍案曰:“藩司乃朝廷大员，所言乃公事，即有不可，总督不应无礼至此。既不相容，奏参可也。’掷冠案上，拂衣而去，回署即请病假。”。听闻谭岑二人发生冲突，有几千名商人集会到岑的官署表示支持。此时激进的百日维新已告失败,六君子被杀,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流亡海外,成立的保皇会。听到岑春煊对谭钟麟不依不饶，临朝训政的慈禧闻讯很不高兴,再加上岑春煊有与维新派人士交往太多的前科,上任仅三个月，慈禧就将岑调任西北甘肃布政使。光绪皇帝很不满慈禧把岑春煊调放甘肃，对谭、王营私舞弊更加愤怒，下旨查实后，谭、王两人一并遭到罢官革职。两广总督就这样成了被岑春煊“屠”掉的首位大官。
被远调僻远之地，远离政治、经济中心，使岑春煊认识到慈禧太后才是朝廷的中心。在甘肃的日子里，他一直在等待、寻找机会进入慈禧太后的阵营。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他迎来了与慈禧缓和关系的机会。这一年,八国联军进犯京津地区,清政府谕令各省督抚派兵进京“勤王”，但应命赴京者寥寥无几。只有岑春煊率马步兵2000余人，携银5万两，从兰州日夜兼程北上“勤王”。七月二十一日（8月15日）清晨，慈禧太后挟光绪帝出德胜门，朝太原方向仓皇外逃。岑春煊正好赶到南口。当时两宫西行，亲贵云集，兵勇粮饷缺乏，秩序混乱。岑春煊领兵前来“救驾”，狼狈不堪的慈禧大为感动,患难之际辨忠奸,慈禧遂命令岑春煊督办粮台,向沿途各省府催粮催饷。岑春煊办事干练迅速,为慈禧太后一行排忧解难非常妥帖恰当.慈禧太对随行人员感叹：“若得复国，必无敢忘德也”，刚到潼关，慈禧即任命岑春煊为陕西巡抚,从副省级升为正省级领导了。慈禧一行于光绪二十六年(1901年)正月抵达西安以后，由于山西的义和团起义风起云涌，岑春煊随即被调任山西巡抚.在山西一年多的日子里,他领兵镇压了当时遍及山西的义和团起义，制定了“清理山西教案章程”18条。待社会稳定之后，岑春煊开始进行对山西教育进行改革,他将原山西大学堂作为中学专斋、与英国人办的西学专斋合并成新的山西大学堂，开辟了中国近代教育中西合璧的新篇章。
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7月，岑春煊调任广东总督，未及上任，四川总督奎俊因镇压四川义和团不力而去职，岑春煊又成了救火队员,赴川署理总督。
岑春煊到四川的第一要务就是镇压义和团和反洋教的青龙会起义。多年以后有一部电视剧《海灯法师》第一集开头是清军在四川省江油重华场镇压拳匪（清廷对义和团的蔑称）的血腥场面，正是岑春煊所为。
由于有慈禧太后的信任，在四川不到两年，岑春煊就大刀阔斧的在经济、政治、教育、军事等方面进行改革，施展他的从政方略：继续“屠官”，1902年赴四川上任仅一月，便弹劾昏庸颟顸之官吏40余人；率先在全国开办警察制度，成立成都警察处，维持社会秩序，任命留学归国的周善培为警察处总办；完善基层政权，率先在全国第一个成立成都保甲总局，使国家基层政权由县级扩到镇、村一级；派翰林学士胡峻赴日考察学务，然后回来在成都尊经书院的基础上开办四川省有史以来的第一个近代西方学堂——四川通省大学堂，即今天四川大学的前身。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岑春煊又在当时四川唯一开埠的商业城市重庆创立四川自强学堂，设工、医、农、师四部，是如今重庆大学的前身。四川通省学堂和自强学堂的创办，可谓是开四川近代教育之先河，也为成都、重庆两市教育领跑整个西南地区埋下了伏笔。
此外，岑春煊在任职期间，还开办了警务学校，训练警政人员；筹办武备学堂，训练新军，配备新式枪炮，学习西洋操法，训练出常务新军第４营，成为四川新军的精锐；在成都设“劝工局”，内设工艺厂、迂善所、养病院等机构，选派工匠赴日本学习工艺，招纳贫民入局，“教工以养民”、“使自不为乱”。四川近代四川风气，就这样在岑春煊的推动下开通了。
岑春煊的“屠官”高潮出现在他调任两广总督后。光绪２９年末(1903年)，岑春煊又被从四川调回广东，上回是副职，这次可是第一把手了。此时的广东官场，吏治之滥已病入膏肓，贪腐之风积重难返。岑春煊发誓澄清吏治，决心掀起肃贪风暴。他到任不久，便处理了一批贪官：南澳镇总兵潘瀛、柳庆镇记名总兵唐玉生，都被革职充军，千总潘继周则被军前正法了。裴景福曾在几个县任职，仅南海县知县一任上，便贪污受贿达２４万多银元，岑春煊将他“双规”——革职监管起来，岂料小子寻机逃到澳门藏匿。岑怒派兵舰追到澳门，逼迫澳葡当局将裴交出引渡回广东，然后发配充军新疆。周荣曜是广东海关管库书办，侵吞公款数百万元；还花４万两银子贿赂庆亲王，买到驻比利时公使的官位。此案被岑春煊查清。裴未及出洋赴任，便被革职查办了。
作为中国近代教育的先行者，岑春煊为广东、广西的近代教育作了重要奠基。岑春煊的父亲岑毓英早年便在家乡西林县那劳寨办了一所“南阳书院”，培养家乡人才。岑春煊在外任职时，还时时挂念南阳书院，给书院送纸张笔墨，图书资料、后来又出资扩建书院；并反复叮嘱一定要办好书院。西林到省城路途遥远、为帮助本县学子赴省城参加科考，岑春煊给县里捐了两千两纹银作应考基金。在两广总督任上，他还亲自拨款建起了“泗色中学堂”（今百色中学）。他创设两广学务处，作为最高教育管理机构。先后开办了两广实业学堂、广东法政学堂、蚕业学堂、农村学堂、两广方言学堂（专教外语）。测绘专业学校、两广高等工业学堂。令各州府设立中学堂、各县设立小学堂。他尤为重视师范教育，先后创立两广师范馆、译学馆、广东女子师范、广西速成师范科，尚德女子师范，两广游学预备科馆等。他给朝廷的奏折云：“办学以师范为先，而造就师范之师范，尤以优级为本，优级师范学堂是开办初级师范、中学堂之母。”１９０４年，他指示成立两广练习所，将全省各县劝学所所长（教育局长）和县立小学校长集中到省里培训。
岑春煊在任两广总督期间,广西爆发了会党、游勇大起义，纷起反抗贪官污吏，全省动荡。他重用作战骁勇的龙济光、陆荣廷等人，先后扑灭了柳庆地区以及左江地区的义军。在一年多的剿抚中，陆不遗余力，受到岑的赏识，先被升为荣字十营统领，旋升为右江镇总兵。镇压结束后，岑向清政府保荐陆去日本考察军事。从此陆平步青云，一直升至广西提督，奠定了旧桂系的基础。岑春煊也因此被奉为桂系的祖师爷。
在许多书籍中，慈禧太后都是一个顽固不化、反动透顶的人物。其实她一样对现代化充满向往，甚至对维新派的一些观点、主张她也十分认同，她主张“取外国之长，去中国之短”，办洋务，实行“富国强兵新政”，
赦免了除康有为、梁启超、孙文以外的因戊戌变法获罪人员。但内忧外患，她只能把稳定放在前面，“外患固宜亟平，内忧尤当早虑”。
不甘寂寞的岑春煊看到“君主立宪”是大势所趋，在立宪思想刚开始萌芽的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就上书请求立宪。为了缓和国内的立宪思潮，稳定自己的统治，也为了“富国强兵”，随后慈禧太后就派出了载泽等6位大臣出洋考察外国的君主立宪制度。清光绪三十一年(公元1905年)，岑春煊又同袁世凯、张之洞等人上疏请求废止科举，慈禧太后在批准的同时，还派人留学，兴办学堂，批准开办报纸《时报》，并提供经费。
　　光绪三十二年（1906）夏秋之交，出洋考察宪政的大臣先后回国。考察大臣载泽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折中谓实行君主立宪，一可使皇权永固；二可使外患渐轻；三可使内乱消弥。他还为朝廷谋划说：“今日宣布立宪，不过明示宗旨为立宪之预备，至于实行之期，原可宽立年限。”企图以此连拖带骗，应付社会上立宪的舆论。七月十三日，清政府宣示“仿行宪政”，次日即发布改革官制的上谕，著派载泽、袁世凯等7人共同拟制厘定中央官制的方案。袁世凯则借此机会扩大其权势，多方行贿钻营，将亲信党羽塞进为改革官制而设置的编制馆，袁世凯派系实力大，袁也当上增内阁总理大臣。
　　此时的岑春煊，还在做着推行立宪，再做一次慈禧的功臣的美梦，同时打造自己的派系，与朝中的袁世凯抗衡。他派出亲信到上海，找到有东南实业巨人之称的张謇，怂恿他以其声望拉人结社，组成立宪团体。岑还许诺资助一万元的开办费并每年疏资一千元为日常活动经费。于是，张謇与上海的官、绅、商、学各界代表人物连日磋商，多方撮合，谋定成立名为“预备立宪公会”的团体。因岑春煊提供了大量经费，所以他府中的老幕僚郑孝胥被举为会长，在江浙绅商中颇有声望的张謇、汤寿潜任副会长。张元济、夏曾佑、王清穆、雷奋、许鼎霖等新派名流都是会中的主要人物。邮传部侍郎沈云沛也与立宪公会有关系。连袁世凯看到预备立宪公会的实力，也企图插手影响它，被岑春煊拒绝。往后的岑、袁反目，也自此埋下了伏笔。
袁世凯是朝中红人，再加上一直对岑春煊怀恨在心的庆亲王奕劻，两人一起配合，这年冬天，岑春煊被朝廷以以云南片马民乱需要处理为由，将岑调任云贵总督，驱离权力中枢。岑春煊仗着有慈禧太后的后台，遂称病拒不就任，停留上海，观望政局。不久，袁世凯在朝政倾轧中失利，自请开去本职以外一应兼差。岑春煊认为时机已到，不再称病。于是又被委任为四川总督，在出发前，就给四川人民发了一封几百字的电报，郭沫若在文章中谈到，这封电报“其措辞娓娓动人而且得体，使四川人把它当作《福音书》来诵读，并且时隔十多二十年仍有不少人能把它全盘背诵出来。光绪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农历3月21日，岑春煊这个四川总督刚走到汉口，又传来太后的圣旨，任命岑春煊突为邮传部尚书，成了京官。入京的岑春煊与素有清名的军机大臣瞿鸿禨军机大臣结为联盟，一时间，岑、瞿声势大盛，隐然有独揽朝政之意，形成了"南岑北袁"两大阵营的政治格局。
瞿鸿禨与庆亲王奕劻、袁世凯一直政见不合，现在又来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劲敌岑春煊，奕劻和袁世凯如履针毡，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毒计，在香港悬赏100万买岑春煊下台，港币的魅力终于打动了一个人，这个人叫陈少白。慈禧太后最恨保皇党，尤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甚，康有为曾在《清仪报》上撰文，痛骂慈禧不过是先帝遗弃的一个小妾罢了，这话很伤人。虽然岑春煊跟保皇党人素无瓜葛，但人家陈少白是个天才，他将岑春煊，梁启超，麦孟华三人的照片找来，翻拍之后制成了一张联座合照，岑中坐，梁居左，麦在右，制造出他们之间的“来往”的铁证，然后将这张照片出售然给上海的媒体。
那时候，照相技术刚刚传入中国，人们对这种移花接木的把戏一点都不了解，于是各大报馆不分真假的纷纷转载，造成了轰动一时的大新闻。这件事从上海一直闹到天津，再到北京，甚至传到了南洋和美洲，陈少白又将海外的报道转载于国内大小媒体，结果弄得保皇党人自己也认为岑春煊是他们的中坚力量了。
虽说这张合成的照片可以让岑春煊歇菜，但外边闹得再凶，如果慈禧没有看到，也就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李莲英和岑春煊是莫逆之交，只要有他在，就算有人能将这张照片递进宫中，也未必能让慈禧看到。陈少白显然比谁都清楚这一点，不过他更清楚宫里的太监个个都是爱钱如命的主儿，反正有100万，拿点出来“勾兑”一下也无所谓。于是，陈少白通过贿赂太监将照片摆到了慈禧的桌子上。慈禧在看到这张照片后勃然大怒，就在此时，广东御史弹劾岑春煊的折子也到了，岑春煊这次可能真的走投无路了！
关键时刻，李莲英还真是有点义气。见朋友遭人陷害，这个太监做了一件大胆的事情：他居然将慈禧的照片给合成了！照片中慈禧保持着她观世音的造型，而李莲英摇身一变，由善财童子变成了护驾的韦陀。照片合成出来以后。李莲英便拿着它去见慈禧，说：“奴才什么时候和老佛爷照过这样的照片啊？这不过是民间的小把戏罢了！就像岑春煊于梁，麦二人的合照一样，那都是奸诈之人设计陷害岑春煊的！”由于李莲英的鼎力相助，慈禧赦免了岑春煊，再次放任两广总督。途经上海时，岑春煊不满慈禧的处理决定，认为自己劳苦功高，又重施故伎，称病不就职，不料慈禧太后旋即下旨，将其开缺。军机大臣瞿鸿禨也因“暗通报馆”而被开缺。至此，岑、瞿与奕、袁的党争以奕劻、袁世凯完全胜利告终，岑春煊只能流寓上海。
见风使舵是岑春煊的长项。1911年5月，四川发生铁路风潮，清政府起用岑春煊，命他前往四川查办；岑行至武昌，因受反对和指责，于10月1日电请辞职；10月10日，辛亥革命发动，岑从武昌狼狈逃回上海。面对突然到来的革命怒潮，岑春煊感到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革命势力锐不可挡，于是电请清帝退位，很快由前清大吏摇身变成同情革命、“拥护共和”的名人。在上海各大报发表致内阁总理袁世凯的公开电，指出：“今日国民多数均以共和为目的，朝廷既有召国会决政体之谕，自系采取多数”，劝袁恪守唐使议定条款，从速取决国会，早定大议”，否则"从此战祸相寻，永无恢复和平之望，生灵涂炭，同就沦亡，上贻主忧，下益民祸，谁尸其咎，惟公一人。”从电文上看，似乎岑春煊就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大总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但由于孙中山并没有多少实力，再加上政治上的幼稚，知行不一，刚当了三个多月的大总统，就被老谋深算的袁世凯赶下台。1912年3月，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912年，袁世凯篡夺革命果实，当上了大总统，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后岑被赶出福建。
岑春煊与袁世凯本是“政敌”，但因为眼前利益，竟然与他握手言和。1912年10月任命岑春煊为福建宣慰使；1913年初，袁世凯又改任岑春煊为粤汉川铁路总办，在讨价还价之中，袁起先答应让岑借“护路为名”，许愿使岑“有兵将及二万”。岑春煊欣喜若狂，于是接受任命，并积极筹划自己的力量准备东山再起。。但岑、袁的心结总是解不开的。不久袁世凯玩弄阴谋，以种种借口弄得岑春煊仍“无一兵一卒”。岑春煊被袁世凯这一记闷棍敲的晕头转向,梁子结的更深了。于是下定决心反袁。国民党人利用岑的反袁情绪，由胡汉民劝助，岑春煊加入了新生的国民党,
成为中国国民党创始人之一。
在1912年底至1913年初的国会大选中国民党取得了胜利。在参议院和众议院两院议员中，国民党共占了三百九十二席，共和党、民主党以及由共和党分裂出来的统一党三党合起来仅占二百二十三席。这使袁世凯大为失望。国民党人却因此踌躇满志，准备利用在国会的优势，组织真正的“政党内阁”，削弱袁的权力，并预定由宋教仁担任内阁总理。
但秀才造反，总是那么天真。国民党在国会占了优势，宋教仁就陶醉在幻想的胜利之中，他天真地以为控制了议会，就可以轻而易举地成立政党内和制定民主宪法，使中国走上民主宪政的轨道而得到“长治久安”。他满怀希望地于1913年1月离开北京，到南方各省旅行，作政治鼓动，在所到之处发表演说，批评袁世凯政府一年来的政策，言论风采，倾动一时。在权力发生危机的时刻，袁氏从来主动出击，不择手段。面对宋教仁的滔滔不绝，他立即通过特工头目洪述祖，于1913年3月20日夜，在上海将宋教仁枪杀。枪杆子又一次斗过了笔杆子。在袁世凯的高压下，孙中山也想“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南方领导国民党军队开始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岑春煊也认为这是一次绝佳的复仇机会，在反袁问题上与革命党人一拍即合，积极开展反袁活动，被推为各省讨袁军大元帅，成为"二次革命"中各派反袁力量的名义领袖。岑制定了联络广东、广西、福建三省“与南方各军一致进行，誓师北上”的计划。但袁世凯毕竟老谋深算，他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瓦解反对力量。任陆荣廷为广西督军兼民政长，驻军梧州,总揽广西军政大权，当岑春煊摆老领导的架子要陆荣廷参与讨伐袁世凯的时候,
陆荣廷已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上强身健骨,没有了玉石俱焚的勇气,回电称:“袁总统即为失职，改造之权在国会，岂能诉诸武力。廷之拥护中央，即所以维持民国。梧州一片净土，恐不足以躯公驾”。岑春煊吃了个闭门羹,很没有面子。再加上孙中山阵营意见不一致，南京战事很快失利，广州民军哗变，袁世凯取得胜利，通缉岑春煊，岑春煊不得不逃亡到南洋。
此时，袁世凯也被胜利冲昏了头脑，下令取缔国民党，取消国民党议员资格和解散国会，与日本政府签订卖国的"二十一条"。成立进行复辟帝制活动的"筹安会"。12月12日申令接受"推戴"为中华帝国皇帝，旋下令改次年为洪宪元年。终于引起众怒。武装起义不断，各省纷纷独立，护国战争开始。革命党人李根源等，从日本回到上海，与在上海的革命同志联系，并派代表去南洋，请岑春煊回国。1916年1月4日，岑春煊回到上海。当时，梁启超也在上海，两人曾同住过一段很短的时间，共同商议如何反袁的问题。于是，岑春煊去到日本，主持反袁斗争的外交事宜，并经常写信劝陆荣廷宣布广西独立，也劝龙济光宣布广东独立。4月19
日他来到肇庆，与梁启超、陆荣廷等人商讨设立两广都司令部的事。两广都司令部成立时，将士们公推岑春煊为都司令，又公推梁启超为都参谋。岑春煊在就职宣言中说：“天下之督责，不负两广之委托者，惟有两言：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他号召大家“解除旧怨，与子同仇”，集中精力，共同杀贼。
1916年3月22日当了83天皇帝的袁世凯宣布撤销帝制，但仍居大总统位。为彻底推翻袁的独裁统治,5月8日,已独立的滇、黔、桂、粤等省在广东肇庆成立对抗北洋政府的军务院，岑春煊为抚军副长，并代行抚军长职。不久，陕西、四川、湖南等省相继宣布独立。袁世凯陷入窘境，6月6日病死。
中国的官场，不管有多险恶，都有前赴后继的人。袁世凯刚死，张勋又想复辟，倒是段祺瑞获取了"三造共和"的"荣耀"，重掌中央政权。他"一不要约法，二不要国会，三不要旧总统"。为此，孙中山发动了"护法运动"，岑春煊也参与倡议护法讨逆。1917年8月,岑电请自己的老部下陆荣廷支持孙中山护法，谓"中山计划，大处落墨，清源正本，应表同意"，邀陆"速抵粤城，共商大计"。但护国运动后，陆荣廷成为军阀占据全国富庶之地广东，地位举足轻重，这时考虑得更多的是自身的利益。他虽然表示拥护孙中山的护法主张，但反对孙中山在广东另立政府，影响到他在广东的统治。所以他"讨叛为虚职，而割据为事实"。8月底,广州非常国会选举孙中山为海陆军大元帅，陆荣廷、唐继尧为元帅，组成军政府。但陆宣布拒绝出任元帅职。为了对抗孙中山，他再次把老上司岑春煊推到前排，而岑也是个"领袖欲极强"的人，很快改变初期拥孙护法的立场。他们首先联合滇系军阀于1918年1月策划成立了西南护法各省联合会,岑任会长，陆任副会长，隐然与军政府取对峙之势"。但军政府毕竟是由非常国会选举产生的，不是"于约法无根据"的联合会所能取代的。所以第二步，岑春煊等桂系又串通了非常国会中的政学系、益友社两系议员，于1918年5月通过了"修改军政府组织法",把军政府由元帅制改为合议制，选出七总裁，陆、岑名列其中。7月15日,陆又以岑"宏毅强干，硕学宏才"，推岑为"总裁主任"。7月下旬，岑专程赴桂，与陆面商军政府组建事宜。8月19日，第一次政务会议推定岑为主席总裁。岑成为军政府的头号人物，大权旁落的孙中山被迫离开广东。
1920年8月，粤军回粤讨伐桂系，岑先以军政府名义调和双方停战，不果。至9月上旬，岑电谕桂军将领在"生死关头，惟有竭力一拼而已"。10月，粤军向广州发起总攻。24日粤军兵临城下，岑春煊等人宣布解散军政府，仓惶逃离广州，前往上海，心有不甘的退出了民国的政治舞台。但岑春煊毕竟是岑春煊，一个从来不甘寂寞、走在历史潮头的人，一个时刻关注着社会动向的人。在寓居上海期间，他曾先后于1919年"五四"运动期间和1933年两次通电要求释放共产党人陈独秀。一·二八上海抗战时，还捐助十九路军3万元，为时人称道，也为他自己留下了一条光荣的尾巴。
百色稽古录之十八岑毓英：中兴名臣
&走在西林那劳的古街上，遥望那依山而建、气势恢宏的宫保府，你首先感受到的是此地不同寻常；走进其中，看府邸的雕梁画栋中，描绘的尽是虎踞龙盘、狮吼鹰飞，一股自信、一股霸气，一股舍我其谁的豪迈就会油然而生。
清道光九年（1829年），岑毓英出生这里的一个土司后裔的家庭里。他的父亲岑苍松是一个不得志的乡间绅士，他只能把考学致仕、重振家门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们身上。5岁的时候，父亲就开始让他进入私塾读书。但属虎的岑毓英似乎更喜欢打仗，习颂诗书之余，他把私塾里的长凳当战马、把老师的毛笔当战刀，指挥同学们在那劳的绿水青山间自由自在的追逐。在9岁那年，岑毓英被送到县城定安的私塾里读书，12岁又到条件更好的云南广南县莲城书院求学。此时的岑毓英已经初谙世事，在广南的日子里，他除了认真读书外，还拜马锅头农忠谟为师，学习武艺，练就了一副强健的身体。17岁的时候，岑毓英在参加西林县试、泗城府试、桂林院试中，均以第一名的成绩名震四邻，岑氏家族和知道岑毓英的人都坚信，，有着这样的基础，在接下来的乡试、会试、殿试中，岑毓英一定能再获佳绩、中举入仕、光宗耀祖，一条阳光大道似乎就要铺开在岑毓英面前。然而命运和岑毓英开了一个玩笑，在他伏案苦读，等待科举开考的时候，40岁的父亲死了。作为长子，20岁的岑毓英只能放下15年寒窗积累下来的满腹经纶，回到那劳，肩负起养家育弟的责任。考中状元，学以致用，报效国家的志向只能在他的梦里出现了。
一天，在河边打渔的岑毓英看到一伙强盗在殴打一个官差模样的人。看不惯恃强凌弱的岑毓英赤膊上前，施展拳脚，救下了被打的官差。这一救，为岑毓英往后的飞黄腾达打下了基础。这个官差是广西巡扶劳崇光派出打前站的探子。三天后，劳崇光经过那劳，岑毓英热诚款待，在再上被救探子的隆重推介，双方都留下了很好的印象。分手时劳崇光要岑毓英组织团练，保境安民，以图圣恩，恰当的时候他会极力推荐。
此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之中，金田起义波及全国。广西告急、西南告急、全国告急。国内乱成一锅粥，而国外列强也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面临史无前例的亡国亡种的危机。值此国家蒙难，家乡动乱之际，人们把能保一方平安的希望寄托在文武双全的岑毓英身上。年轻的岑毓英一上任，就召集西乡壮丁，加紧训练，组织团练，而且捐献家资，筹粮治器，很快组织了一支精干的团练武装。咸丰元年（1850年）2月，西林陆大、隆林陈三率领两地造反民众数千人，夜袭西林县城定安，岑毓英带领团丁半路堵截，获得了西乡团练的第一次胜利。咸丰二年正月，他攻破农民军盘踞的八桥八表寨；接着他又在保卫定安县城的战斗中立下功勋，成为云南、贵州、广西三省结合部人人尽知的“大英雄”。
这年冬天，劳崇光兑现了他的承诺，向朝廷推荐岑毓英任西林县丞，20出头的岑毓英成了副县级干部。这个乡下小子从那劳出发了，他凭着土司后裔的自信，挟带着云贵高原的霸气，闯荡清代官场，以“爱国、安民、治吏、兴教”八字，写下了40年的波澜壮阔，也写就了自己的辉煌人生。
爱国,爱的荡气回肠
岑毓英和他的土司先人一样,虽然处江湖之远,但仍然怀着一颗忠君爱国的心。自入仕以后，他就抱着“誓杀身以报国”、“惟有力任艰难,心存敬畏。报国不惜一身,敢谢安危之寄。”的决心，如一台灭火机,征战在维护清朝社稷稳定的沙场，“复首郡而固皇图,进雄师而诛穷寇”。
在中华几千年历史中，内忧总是伴随着外患。1856年，太平天国达到政治上、军事上的鼎盛时期，英国又乘机发动第二次鸦片战争。正当中原逐鹿正酣，国家危难之际，杜文秀又背后捅刀子，率回族起义，攻占大理,
建立回民政权，任总统兵马大元帅，割据一方，马如龙亦于建水起事，各地回民争相呼应，云南全省烽烟四起。岑毓英认为“滇省全局因循败坏,迤西各逆既蒂固根深,东南伏莽又养痈贻患。”“誓杀身以报国”。于是他招募兵勇，进入云南迤西，1857年１月，岑毓英会同都司何有保攻克红岩回军，被朝廷赏戴蓝翎。６月，他又返回西林筹资募勇；1859年３月，岑毓英第二次率兵进入云南，攻克宜良县，擒拿回民军首领马鸿先，平定宜良，被委署为宜良县事，以知县留滇补用，加封知州衔。1861年。他被任命为江知府。
此时马如龙的队伍，占据了距昆明城仅五里的江右馆为大营，分据大树营、王家桥等村寨发动对昆明的围攻。城内粮源断绝，战守无兵，繁华的南门外地区处焚烧，城外居民被杀或投水死者达数万人之多，城内“一斗米售银二十金，铜钱一枚购蚕豆二枚，所存华山树皮、翠海浮萍、荷叶野草，民俱食尽”，“饿毙者塞满街衢”。云贵总督恒春无计可施，自缢而死；巡抚舒兴阿也称病告假，藏匿家中。恒春的死讯传到京城，清廷震惊，但由于清廷正忙于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无力顾及云南，只得调四川总督吴振为云贵总督，带川兵2000名赴任。咸丰十一年（1861年）回军先后三度进攻昆明。同治元年（1862年）马如龙与马复初再次围攻昆明，总督吴振无计可施。惶惶不可终日。这时候岑毓英再次展现了他的胆识与魄力。他了解到马如龙见利忘义、反复无常的特点以后，派汪之旭、郑文修到江右馆与马德新、马如龙议和，签了“永不滋事”的和约，公开声明，起兵“止欲报仇，不敢为逆”，只要当局惩办“倡首灭回者，以服众心，即行解散”，交出所占领的新兴、昆明（县城）、晋宁、呈贡、嵩明、罗次、易门、富民8城，致使东西回民义军从此分道扬镳。
由于岑毓英有勇有谋，战功卓著，1863年初，云南巡抚徐之铭委令岑毓英代理云南布政使，5月，岑毓英的恩人劳崇光调任云贵总督，他没有忘记这个那劳出来的勇猛汉子，在劳崇光的调度下，岑毓英率兵进剿滇西回军，攻陷滇西大部分州县，逼近大理杜文秀老巢；1864年，又平定了曲靖府回民马连升的部队，疏通了滇东南粮食运输的要道，保证了部队的供给。1865年，劳崇光上疏朝廷，岑毓英被提升为云南布政使并勉勇巴图鲁名号。
云南稍有稳定，贵州却又乱了起来，黔北猪拱箐和海马姑两地苗民占领要隘，对抗朝廷。贵州当局厚集兵练，却始终无法可施。劳崇光只能再次派干将岑毓英出场。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仿宋_GB 年春，岑毓英由云南镇雄州到达贵州毕节，随即督军进攻黔西北苗军根据地。这个山里汉子使起了山里的计谋。他截断猪拱箐的外援，把起义军阵地重重包围，根据苗族“连袂踏歌，此唱彼和，以传心事”的习俗，编写瓦解起义军斗志的歌词，让清军中的苗、彝族士兵“遍山环歌”，致使起义军“闻歌而逸去者万余人”。7
月 20 日晨，猪拱箐平定，
日，海马姑也被滇军和贵州兵练攻占。黔西北就此平安。
在岑毓英率兵西征贵州的时候，大理的杜文秀政权又乘机作乱。调集10万大军，分兵四路东征昆明，1868年3月，东征军从北、西、南三面包围了昆明，城中只有清军1.5万人困守。一时间急报如雪飞往京城，昆明万千百姓面临着灭顶之灾。此时，岑毓英刚班师曲靖，被任命为云南巡抚。还没有来得及安顿好部队的岑毓英又出发了。他先以主力夺取靠近昆明的县城，切断滇西与省城通道，然后集中兵力打击孤立无援的围城回民军，各个击破，至1869年2月，岑毓英攻下大小城池48座；至12月，滇西回民两年多的东征彻底失败。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仿宋_GB年,躲在大理城中的杜文秀自感末日即将来临，开始干起卖主求荣、认贼作父的勾当，派了一个使团去英国进表《上英王书》，在《上英王书》中表示大理政权以臣属英国为条件，以换取英国的援助；1872年4
月，他又派出使节刘道衡（所持盖有“总统兵马大元帅杜”帅印的“班赛王国”文书）以班赛苏丹的名义向英国女王献上了四大箱子云南大理石块，表示贡上的是杜文秀所统治的土地及其臣服英国的意愿。生平最恨这种人的岑毓英于1872年11月亲自率兵攻陷大理，杜文秀自杀未遂，被岑毓英就地正法，脑袋悬于大理城门之上。云南内乱就此平息。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仿宋_GB年秋，朝廷命令岑毓英“兼署云贵总督”，成为当时全国８位封疆总督之一。从1856年初募勇入滇，岑毓英在云南从军从政整整18年。18年里，他挽救了面临分裂的清朝，稳定了边陲云南，自己也由不入流的县丞，成长为封疆重臣,有人说岑毓英的官帽,渗透了回族人民的鲜血，说岑毓英的座椅，垫着一个个农军的英灵，他是镇压人民的刽子手；但如果任由太平天国的目无法纪，杜文秀分裂割据，如今的中华版图，岂能有960万平方公里？岑毓英的云南18年，完全是功勋卓著、固边守国的18年，正如清朝名臣、光绪皇帝的老师翁同所指出的那样：“咸丰六年，云南回日乱，公杖策入滇，隶迤西总兵福升军，军有声。初，公以乡团击贼，叙官县丞，至是从攻宜良，用知县，即署县事；从克路南，署州事；督攻澄江，叙同知直隶州，署府事。至十一年，以抚马如龙，命代理布政使，寻加按察使衔，赏花翎，用道员。同治四年，加布政使衔，给勉勇巴图鲁，受迤南道，改署布政使，寻除。六年，以剿平猪拱箐，赏头品顶戴。七年，授巡抚。十二年正月，以攻克大理，赏黄马褂，骑都尉世职。寻以肃清功，加太子少保，一等轻车都尉，兼署总督。……公始仕即事军旅，握刀抹首，侪卒伍中，而洞识兵机，奇侠皆乐为用，于是提籍疆圉，剜凶戮暴，赫成平滇之功。……自公治军，历十八年，大小数百战，终始不贷洋款，不借川、楚兵力，攻牢保危，卒举边方已溃之地还之朝廷。最公位烈，声雄一时，孰与高下？”
内乱已平，外患必肃。历经了西林马赖事件的岑毓英队外国侵略者充满了仇恨。“复首郡而固皇图,进雄师而诛穷寇”，在岑毓英的眼中，“穷寇”不仅是国内的反叛分子，更是那些觊觎中华的夷人。这些丑恶的夷人中，日本、英国、法国又成了急先锋。
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法国作家维克多作家雨果称侵略中国的急先锋英法两国是“两个强盗的胜利”。是强盗就有强盗逻辑。英国在侵占缅甸后，就力图将势力向我国西南扩张，阴谋修筑一条从缅甸仰光到中国云南思茅地区的铁路。1874年初，一支由政府官员，商务官员、医务官员、并配有军官、士兵、携带新式武器的193人的武装“探路队”从曼德勒出发，同时英公使特派上海领事馆翻译官马嘉理经武汉、湖南前往云南入缅接应。2月21日岑毓英派部将截杀了到云南策应从缅甸入境的英武装的英翻译官马嘉理等5人，首级悬于曼允城墙上，把英武装围困于边境班西山下，制造了震惊中外的“马嘉理事件”。经此打击，探路队不敢继续前进，退回缅甸。英政府逼清廷查处岑毓英。1875年,春天,岑毓英只好以丁忧为名告假回那劳。
法国的历史也是一部强盗的历史。19世纪70年代以后,法国先后占领柬埔寨和越南南圻,并向北圻入侵,严重威胁着中国西南地区的安全。1873年11月中旬,法国侵略军急先锋安邺率领军队袭击河内,并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先后攻陷河内、海阳、宁平、南定诸省,妄图吞并越南北圻和中国的云南、四川等省,以实现其建立“伟大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计划。法国殖民者还不断派遣武装人员,乘船侵入我国云南河口、新街地区,试探我国的虚实和反应。作为一名镇守中国西南大门的封疆大吏,岑毓英从维护国家领土完整出发,积极进行防守设施的建设，坚决把侵略者挡在云南之外。
为了安定云南的社会秩序,强化国家边防,1874年岑毓英署理滇督后,
不遗余力购买新式武器装备,加强西南的武装力量。云南临安府蒙自县的蛮耗,开化府的新街、老街,安平府的安边,广南府宝宁县的普梅、者赖一带均地处极边,与越南所属的宣光、平原、水尾等处接壤。从同治十三年(1873)开始,岑毓英经常派临安、开化、广南三府文武各员查探沿边形势,将防堵事宜妥为布置,巩固边圉,以达有备无患。一个强烈的爱国主义者的形象树立在了世人的面前。清代武昌人张裕钊评价岑毓英“故自军兴以来，论边地人才，九牧同声，推公为冠。”是非常中肯的。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仿宋_GB年（光绪七年）岑毓英由贵州巡抚调任福建巡抚并督办台湾海防时，被加封兵部尚书衔，成了国防部长。将岑毓英当作国防要员来福建放任，是大有深意的。这从光绪七年四月二十五日朝廷下达给他的圣旨内容就可以看出来：“调补福建巡抚，即赴新任办理台湾防务等因，钦此。”岑毓英的工作重点就是台湾防务。&&&
台湾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神圣领土。鸦片战争以后，西方列强和日本都已觊觎台湾，妄图利用一切机会在台湾取得立足之地。第一次鸦片战争中，英舰就曾窜至台湾；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以后，美国驻华专使伯驾急忙向美国国务院提出一项由美、英、法三国分别占领台湾、舟山群岛和朝鲜的分赃计划，并且认为“台湾对于美国是最合乎愿望的和最有价值的岛屿”。1867年美国借“罗佛”号水手事件，公然派海军上将贝尔率领军舰两艘武装侵略台湾，遭台湾军民痛击而失败。1871年曾有琉球渔船漂流至台湾，与台湾居民发生冲突。日本借此寻衅，派陆军中将西乡从道率兵侵扰台湾，受到中国军民的顽强阻击；1879年日本占领琉球群岛以后，侵略矛头进一步指向了台湾，各西方列强也千方百计欲将台湾据为己有。&&&&&
清政府就是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决定调用岑毓英主办台湾防务。年轻的光绪皇帝坚信，凭着岑毓英驻节云南立下的卓越功勋和超人胆识，他到了台湾，一定能打开局面。岑毓英果然不负众望，在短短一年的时间内，筹建台北城，修建台湾防务，开山抚民，改善民族关系，提出著名的“台防三策”，并独排众议，以新技术兴筑大甲溪水利工程，堪称台湾近代化先驱，加强了台湾的开发和促进了社会发展，为后来刘铭传抗法，刘永福抗日奠定了理论及军事基础。如今，再读岑毓英为台湾事向清政府奏报的《抵闽接印谢恩折》、《会商台湾防务大概情形折》、《台湾绿营升调等事咨商总督办理片》《光泽等县猝遭水患委员查办大概情形折》、《渡海行抵台湾府城日期片》、《台湾等处飓风大雨片》、《行抵基隆日间内渡片》、《渡台查明情形会筹防务折》、《兴修大甲溪河堤片》、《请将琛航永保轮船二号轮流渡台片》、《赈济澎湖饥民折》、《台澎各营裁兵余米变价留作台防经费折》、《再行渡台片》、《到台筹办开山抚番等事片》、《裁汰冗员折》、《赈济嘉彰两属灾民片》、《宜兰县节妇林庄氏等请旌折》、《沈徐氏节烈请旌片》、《嘉义县土匪庄竽等滋事情形片》、《蔡标带黔军回伍片》、《攻克嘉义土匪庄竽等剿购匪首片》、《谢给予加级恩折》、《黔军起程回黔片》等23件折子，岑毓英披肝沥胆，勤政为国的精神跃然纸上。一个杰出的军事家、政治家栩栩如生。。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仿宋_GB年（光绪八年）五月，云南边防告急，岑毓英又从福建巡抚任上再次调任云贵总督，回到他熟悉的滇黔大地，全权负责云南边防事务时，这年他已53岁了。但岑毓英依然是岑毓英，壮心不已，勇于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在他人生旅途上画上了最为精彩闪亮的一笔。1882年（光绪八年）8月21日，岑毓英驰抵昆明，还来不及安顿，立即与前任总督刘长佑、杜瑞连“日加商榷，并查接管卷内，知沿边事宜，节节布置。”从思想上做好抵御侵略者的准备。从他回到云南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即9月13日给清廷的奏折中就可以看出岑毓英是何等地关注着西南防务：“伏念臣毓英自在闽奉命之后，滇边防务，刻不忘怀，路经两粤，即与兼署两广督臣裕宽、广西抚臣倪文蔚先后密商，并得阅法廷公议于边务，敌情颇得详晰。……伏查滇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处处与越接壤，其间民人有汉、回、夷三种，各分党类，尤易生衅，当此外患未息，若彼族潜与勾结，危害不小。臣等以为攘外必先安内，拟择其绅耆酋长，分类编查，严加约束。此种夷人，皆臣毓英昔年结以威信，兹复笼络为用，无事则耕凿相安，有警则各自为守，庶无内顾之虞，得以专筹御侮，于防务实有裨益。”从这些奏折中同时也可以发看出岑毓英是何等的精明能干，对敌情、民情洞若观火，真正做到知己知彼，举措得当。&&&&
在对待黑旗军刘永福的态度上，岑毓英也与其他清朝大员不同。为国家的独立和安全，他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共同抵御外侮。当时刘永福受越南政府之请，率黑旗军协助抗法，有力地阻击了法军的进犯。法军曾多次施加压力，要清廷驱逐刘永福，而岑毓英却支持刘永福。除暗中支助黑旗军粮饷军械以外，还希望清廷也同意他的做法。他给清廷的密奏是这样写的：“越官刘永福踞山西、兴化、宣光已十余年，该处官民知有刘永福，不知有越南王。又，往年曾歼法人上将，彼族悬重赏购之甚急。刘永福既恐释兵为法人所擒，又虑攻击法人而滇、粤官军蹑其后，故欲悉力拒守兴化等省，为中国出力，以图自全。……现在通盘筹划，我军只宜分布边内要害，暗资刘永福以军饷器械，使之固守，以拒法人。永福兵力甚精，地利甚熟，主客之形便，劳逸之势殊，法人不敢登岸与之力角。永福不为所并，越南势可苟延。”在清朝廷的同意下，岑毓英暗中保持和刘永福的联系，随时掌握越南形势的变化。
但昆明的绅士们并不知道岑毓英的这些计谋，他们认为一个从边远乡考拳头而不是考科举走出来的小子，可能会凭着几分蛮力取得一些小胜，但如今面对的船坚炮利的法兰西，这小子脑袋就肯定不够用了。于是一群人就商量要在接风酒席上出出岑毓英的洋相，打击他不自量力出任云贵总督的威风。在酒热耳酣之际，那些饱读诗书的绅士一起要求岑毓英即席赋诗，哪知岑毓英并不推辞，挥笔写到：
素习干戈未习诗，
诸君席上留命题。
琼林宴会君先到，
塞外烽烟我独知。
割发接缰牵战马，
撕袍抽线补征旗。
貔貅百万临城下，
谁问先生一首诗？
诗一出口，那些自恃满肚墨水的绅士立马无地自容，作鸟兽散。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仿宋_GB年（光绪九年）8月，在法军的压力下，越南被迫与法国签订了《顺化条约》，法国取得了对越南的保护权。同年年底，法军突然袭击在越南的中国军队，清朝廷被迫下令清军和黑旗军一起抵抗，中法战争爆发。法军大举向中国进攻，陷谅山。1884年（光绪十年）春，55岁的岑毓英奉旨意亲率滇军万余出关援越抗法，成了清廷第一位出关抗法的总督。岑毓英
“遂亲督大军鼓行而前“，连续攻下了越南北部的馆司、镇安、清波、夏和诸县。岑毓英驻节馆司关，筹划进一步驱逐法军光复河内诸省，同时派偏师攻占宣光省。滇军用地雷轰破城垣，”“斩擒法人、教匪无数，传首滇中。”法军拼死抵抗，与中国军队在淫雨泥淖中苦战三十六昼夜。“法兵大股由谅山来援宣光，毓英饬覃修纲迎剿，以道员岑毓宝居中策应，敌至，枪发如雨，加以巨炮，迄不能入营地。历二十余日，大败法人于临洮府，阵斩法酋七画以下数十人，白帽红衣洋匪二千余人，教匪七八千人，乘胜攻破梅枝关、不拔县、广威、永祥二府，进捣山西、河内等省。越南之兴安、宁平、南定、兴化、太原各省义民，闻风响应，共举义旗，来迎滇军。”在这一战中，岑家军干掉了驻越南的法军统帅尼格里阵亡，直接导致法国茹费理政府下台。
临洮之战，重创了法军的士气，消灭了法军的有生力量，阻止了法国侵略者入侵云南边境的势头，也为冯子才的镇南关大捷奠定了中国军队士气高涨的基础。这一仗是岑毓英戎马生涯最辉煌的一仗，同时也是他爱国主义精神最闪亮的实现。
<span LANG="EN-US" STYLE="FonT-siZe: 14 FonT-FAMiLY: 仿宋_GB年（光绪十一年）3月，正当岑毓英率军准备渡红河大举南伐之时，然而以李鸿章为首的求和派主导下，中国政府和法国政府签订了停战条约。岑毓英“直捣黄龙”的宏愿终于落空。真是“壮志未酬空悲切”，同年5月，岑毓英奉命会同内阁学士周德润办理滇越勘界。1886年（光绪十二年）9月，法国特使狄隆来到中国云南边界，”岑毓英感受瘴疾，扶病偕周德润出关勘界，严兵以备不虞。法使不敢要挟，按图画界。”完成了滇越边界的划界工作。为国家的领土完整，中华民族的尊严，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安民,安得天下归心
在岑毓英的儿子岑春煊搜集整理的《岑襄勋公遗集》中，清楚的记录着岑毓英的名言“宁可获谴于台上，不可贻害于百姓。宁可终身不做官，不可一日不做人。”“鱼怕无水，不怕水大；好比人怕无风，不怕风猛。”从这些掷地有声的誓言中，岑毓英的爱民正气可见一斑。
作为战将，他不能避免死亡。作为一方父母官，在兵燹过后,看到百姓流离失所,百废待兴，他发出了“民力以殚,何以培养”的忧虑。他看到云南贵州处处是山，有水路地方不过十分之二。户口凋零,田地荒废,百姓生计艰苦异常,“值以军务方殷,百姓疮痍未起,加以连年饥馑,深堪悯侧。”正是有了这样悲天怜悯，岑毓英在边疆建设中,始终坚持“利用之方,以节省度支为要义;厚生之道,以培养元气为首图”的原则，重视争取民心,保证辖地的稳定和团结。在岑毓英的奏稿中，处处能看到他上奏减免边疆的钱粮税收、为人民减负的奏折。长期以来,云南地方各府、厅、州、县以各种名目向农民苛派人夫差马,层层盘剥,民不聊生,人称之为夫马之害。当时,各府、厅、州、县无论从事何种职位的官员,包括看堂、看门、放牧的官员皆用民夫。此外,若因公晋省,或新旧官员赴任、去任，用夫更多。派夫之外,又加派“马”。平时则有跟班马、听差马,办差则有送差马,办差之丁役、庖人无不用马。有时甚至既派夫马,又再征收夫马费,亦由沿途索要,任意索取。加上经营夫局的不法乡绅串同官员，暗地加派,图饱私囊,层层剥削,压得百姓苟延残喘。“历引父老问其疾苦,佥称夫马之害,最为民病。”岑毓英深深感到云南动荡十余年，兵灾不断，再加上瘟疫肆虐，以至田地多有荒芜,城市萧条，人民糊口维艰,再加夫马之祸，人民更加贫困。他认为“既征徭役,又派夫马,大非朝廷恤民之意”，如果不完全裁革夫马,就无法舒缓民众疾苦，百姓的元气也难以恢复,边疆的安定也将遥遥无期。于是岑毓英踌躇再三,于光绪八年(1882年)请奏将云南通省夫马,自光绪九年正月起(1883年2月),永远裁革。以后官府需要差马，均由善后局按照规定付给夫马钱，不准勒索群众和下属，违者从严参办。朝廷批准了他的奏折,多年积弊渐渐消除,群众生产生活得到恢复。
中法战争爆发后,越南境内成为中法交战的主战场,导致民不聊生,生灵涂炭,大量的越南难民与原籍为两粤地区的北圻人都相继涌入云南。岑毓英认为“诸难民在法人视为乱氓,驱除不遗余力;在中国则同为赤子,膜视殊觉难安”，
“此时保全一流民,他日即少一个盗贼”为妥善安置这些流民，他派人对流民进行调查分类，有的放矢，对症下药，“有家可归者资谴回籍,余者妥为安插”。为了解决这些人的生计，他从内地请来专家，指导开展农业生产，种桑养蚕，种棉纺麻；筹措资金开办工厂。他坚信，有了这些过渡措施“将来开办通商之后,即不致因端抢劫,亦不致受敌欺凌,上可以体圣主视民如伤之心,下可以消法人借事寻仇之衅。”
在任贵州巡抚期间，岑毓英感叹于群众的疾苦，上奏清廷：黔省自1854年战乱，到1874年才完全结束，共20年战争，与全国各省相比，战乱最久。因而户口凋零，田地荒芜，黔省最为严重。几年招徕开垦，响应不多。因为人口稀少，米价便宜。安顺、大定等府，每石米仅值银五钱，秋粮一石照部章折征银一两零七分，垦户必须卖米二石才够上纳，因而邻省百姓不愿到黔开垦，臣愧受边疆重托，目击黔省民众生活之艰难，“不能不为民请命”。要求自1881年起，十年之内，将黔省应征秋粮
，如产米之区准收实米，其不产米及距城遥远之处，概照市价折征，听从民便。俟十年后，百姓休养生息，元气渐复，再照部章征收，以符定例。清政府同意了他的报告，对贫困地区贵州实行倾斜优惠政策，给贵州人民带来了好处。
光绪七年(1881年)５月２４日，岑毓英由贵州巡抚职调补福建巡抚。９月10日，他东渡台湾，从基隆登陆，查勘沪尾、鹿港，再由台北、淡水、新竹、彰化、嘉义依次行进。每到一地，接见绅耆，问民疾苦，得出“台湾之事，当以省刑薄敛，固结民心为上；分路屯兵，严守陆地次之；添扎营垒，保守海口炮台又次之。而三者俱宜相辅相行，不可偏废”的台防理论。
光绪七年春夏之交，台湾部分地区叠遭地震和飓风、暴雨的袭击。多次的自然灾害对澎湖地区造成巨大的影响，主要原因是这里不适宜种植禾麦，老百姓全指望花生、地瓜等维持生活，而这些农作物在生长期频繁遭受烈风狂雨，藤叶根株大都霉烂，有碍收成。眼看成千上万的人将要背井离乡，逃荒要饭，身为福建巡抚的岑毓英深表怜悯，批示由原台湾道升任福建臬司的张梦元筹拨粮米赈济。张即从义仓谷中提出2000石碾米运往赈济。他又令新任台湾道刘敖从台局货厘项下提银5000两，派人携往浙江温州府采购薯丝、小米等物资加以接济。　　
当了解到澎湖列岛饥民达8万余众时，岑毓英邀请台湾道刘敖询问情形。十月十三日，岑毓英向清廷发出肺腑之言：“臣查澎湖地土瘠薄，农民贫困。此次遭受飓风暴雨而致灾之难民有8万余户，他们嗷嗷待哺，亟需赈恤，以免失所。”得到了清廷的“妥为赈济，毋任所失”之肯定，嗷嗷待哺的饥民即得救济，并得以重建家园。在救灾过程中，岑毓英除了对其受灾特重的深耕、二林两保赈米救济外，还雇青壮年者修筑河堤，以工代赈，稳定台湾民心和社会秩序。为了进一步稳定社会，岑毓英还派遣公正的官吏前往探访为支持丈夫们工作而默默奉献自己的妻子们，查明有17人，符合建立专祠。
为了搞好民族团结，岑毓英写出《到台筹办开山抚番等事片》派何秀林、邹复胜等开辟通往山上的路，查清各番社，同时派垦户黄球南、姜绍基分头前往招抚当地少数民族头人，对归顺的少数民族同胞，按月发给钱粮，并设千总、外委等职务。
彰化、新竹两县交界处有一大甲溪，地当冲要，每遇春夏之交，溪水泛滥异常，田地多被冲没，行人也有不少被冲走致死，是一个人们闻之色变的地方。岑毓英决心在这里开河挖道，将各股溪水束归河中，流入于海，不致为害乡邻；另开堰沟以溉田亩，并将两岸荒地招佃开垦；筑三四丈宽的河堤，中间杂种竹木。十一月二十二日，岑毓英再次风尘仆仆地来到了彰化和新竹交界的大甲溪，启动了修筑大甲溪的工程。光绪八年三月初，大甲溪工程峻工了。这座长620余丈，高1丈多，4丈厚的大堤，花了7万多两银。面对已经规规矩矩的大甲溪流，踌躇满志的岑毓英按捺不住激动之情，写出《建大甲溪成诗以纪之》：
甲溪如海阔茫茫，
痛涉民间历是伤；
昔日帝封今有奠，
狂澜自此庆安祥。
同年三月六日，岑毓英带着喜悦的心情离开台北府。当听说岑毓英巡抚要离开台北时，民众们数千人不期而集，背着薪米油盐到台北府大堂，与岑毓英依依惜别……有人作诗赞颂：　　
疏鉴大甲仅五月，
清廷边陲第一人；
开山抚番筑城碉，
严饬吏员驱倭寇；
只看文告已无伦，
使君安定你独还。
鉴疏大甲溪作为岑毓英巡抚福建期间的一大手笔，深受台湾岛民众的称道。后经陈汝厚等人奏请，光绪皇帝御笔题写，赞颂岑毓英“与天同功”。
治吏,治的谈岑色变
“安民以察吏为先”，“吏治营伍,国家治乱安危所关,亟应整顿,地方乃有起色。”为了团结民心,岑毓英认为必须整顿吏治,任用廉洁奉公、知晓事机的人才。对官场的黑暗,他有所了解;对官逼民反这一问题,他也有一定程度的认识。他在黔抚任上说过:“地方之治与不治,在乎吏治之修与不修。贵州离京太远,百弊丛生。从前苗民变乱,原有所激而成。即今人员拥挤,流品混杂,吏治未能整肃,百姓难免受累。如该土司通事敢于盘剥苗民,皆由地方官不能洁己奉公之故。”因此他面对一个庞大而又拥挤的官场，冒着风险进行了他的整顿吏治改革举措。
岑毓英强调考核官吏。正如他在谈到滇省吏治问题时所说的:“滇省变乱日久,仕途既杂,吏治宜及时讲求。”“当慎选贤能牧令,与民休养生息,遇有庸劣各员,随时甄别,毋任滥竽。”他认为“郡守职司表率,牧令责在教养,政事之兴废视守令之贤否为转移。而欲知守令之贤否,必先观其内涵,然后验诸施行,今日之守令,即异日之司道、督抚也。”“彼文理不通之员,于奉行文牍、民间诉讼尚未能了然,何能尽心民事?”看到云南动乱多年，官员不力，民心不安，百业荒废，岑毓英提出“亟宜选精明干练之才,行教养之政,庶元气可复,渐有向治之机。”因此在任职云南期间，他督同布政使宋延春等,将全省各级官吏进行严格甄选,“分班传集备卷,出论策各题面试,秉公校阅。”此外,对有例应回避的,岑毓英饬令照例改省;身家不清者,查明据实甄别。在任的办事人员，一律实行竞争上岗。即使参加科举考试入仕的人员，如果性情乖谬,不通人情,声名一般,毫无操守的,岑毓英亦将他们“随时奏参,不敢稍存回护。”在任职期间,他对于武官的技艺,非常讲究。他对部队的空缺，定期抽调人员考验。发现技艺精熟,年力强壮的,马上予以补充；凡年老力衰,技艺不精的，即时开缺。而对于候补武员,岑毓英则照章按月考核。以马枪一枪,马箭一箭,步枪三枪,步箭三箭,分为一、二、三等奖赏。有表现出众的，即使不能马上使用，他也派委在练军防营效力,遇有缺出,再恰当时候再请求补充。对队伍中那些怠惰自安,品行不端,有不良嗜好,不堪造就的,岑毓英亦分别奏参,勒令回籍。
岑毓英认为,“吏治之坏,由于捐保太滥,流品混杂,自非严加考课,难以澄清。”，所以他强调裁汰冗员。光绪五年他任贵州巡抚时，贵州的官员冗繁、鱼目混珠,本来贵州的府、厅、州、县各个级别的衙门共设73个职位,佐贰杂职93个职位。而当时在贵州的官员,正途出身的实缺候补府、厅、州、县合例人员共有351员;合例的佐贰杂职人数共有207员。此外,未经引见的府、厅、州、县不合例人员共有138员;未经吏部核准的不合例之佐贰杂职亦有357员,一共有官员1000多人。岑毓英深感“以贫瘠之省聚千余之员,不但人浮于事,位置无从,抑且各在省守候,坐困终年,稍不自爱者……一旦得差得缺,难免盘剥于民”,“是欲整顿吏治,必先遣散冗员,俾仕途清而考察亦易。”因而他始终坚持“冗员过多,亟应照章甄别,将庸劣各员随时裁汰,勿任日久滥竽。”于是他将不合例的府、厅、州、县及佐贰杂职皆停差委,即行撤换,并勒令他们半年内自己禀请,通过吏部引见核准后,方准来黔补用。逾期不办或通不过者,则遣送回籍。对于实缺候补各员,那些与曾经游幕经商,置买房产及身家不清的人有联姻关系的官员,全部回避撤职,限一个月内自行检举,禀明办理。若隐匿不报,一旦发觉,即分别参办。如此一来,全省裁汰冗员达到五成。就是那些还保留下来的各级官员，一旦发现有官声平常,贪鄙浮躁,才华庸劣文理不通的,随时裁汰。
在任福建巡抚时，他决定对全省的候补试用府厅州县佐杂盐务各班的1200余人，除由科甲暨举贡生员，阴生、翻译出身按例不考和未经吏部引见验看例应回避人员外，其余由吏员、监生、俊秀、捐纳、劳绩出身的候任者154名，盐大使55名，佐杂各班596名，加上现任正杂159名，盐大使15名，共979名一概调集考试，岑毓英亲自出题，挑选文理通畅的考生，知府、直隶州、知县、盐大使，取留存五成，同知、通判、佐杂各取四成。去留人员，都由专门部门进行复查。考上的照旧供职；因指标不够而文理尚多通畅、才智堪以造就，弃之可惜，登记造册，随时酌情办理，最后将580名文理不通、又懒又不堪造就的官员裁减，勒令回籍，以清仕途。
岑毓英大刀阔斧地对吏治的整顿治理，令周围的官吏们刮目相看。下层官员，只要一听到岑毓英到来，一个个都心惊胆寒，闻之色变。但经岑毓英整顿过的省份，政府的财政开支在减少,办事效率在提高，余出的经费全部用于民生建设，赢得了老百姓的支持，争取了民心，促进了社会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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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教,兴的旷古绝今
也许是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的原因，也许是知识为自己征战沙场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撑的原因，岑毓英对教育十分重视。他认为“地方之治乱,系于官师之贤否。有教化则有风俗,有风俗则有人才。”因此他十分重视兴办学校,以学校作为教化人民,转化风俗的重要场所。在贵州，鉴于苗民屡次起来造反的教训,他把整顿学校作为治黔的一项重要措施。“但使修明学校,先立根基,风气广开，成就更众，人人有诗书之味,人人生忠爱之心。今日治黔之事,莫要于此。”他在贵州创办了苗学,并要求诸生“务须各求实学,不染浇风,守行己有耻之箴,为博学于文之彦,庶不负朝廷作育人才之盛心。”由于贵州汉少苗多,少数民族的种类尤为复杂。岑毓英认为汉民多居城市,子弟从学较易,文风颇有可观;而苗民则散居山谷,“不读诗书,罕知礼法,往往陷于刑戮。”为了让少数民族知书达理,岑毓英提出“欲格其非心,变其恶俗,诚莫如振兴文教”的意见。他非常赞赏前总督鄂尔泰提请于各府、厅、州、县设立义学教育苗童的做法,称其“法良意美”。但也为其后来不能继续,以至后来的义学有名无实而感到深深的惋惜。他认为正是此因,使“下游苗民积习相沿,多未雉发改装,形同外化。”岑毓英认为治理少数民族,必须“熏陶渐染,化其剽悍之风,共凛遵亲之义,自可长治久安。”]同时,他看到湖南添设苗学后,苗人“风俗丕变,人才辈出。雉发改装,颇知礼法”的新风貌,更坚定了他积极办学的信念,“惟苗民既念读书,必须宽以进取,引其向化之途。”为使边疆少数民族知书明理,岑毓英还积极改善边疆地区的办学环境。在任云贵总督时,他带领下属马忠等人前往临安、开化、广南等地清查保甲、添设义学。他发现大定府、威宁州两处文庙均因城池失守而遭毁坏,于是积极批饬筹款,加以修葺。广南府的教育事业在茹仪凤、宋湘、何愚、李熙龄、单光国等知府的倡导下,开学馆,设义学,振私塾,从府城到乡村到处兴办学堂。但因教育经费不足,阻碍了教育的发展。岑毓英知道后,他怀念青少年在广南读书时的情形,欣然捐纹银4000两资助广南府办学,广南府管教育经费的官绅将此款用来开办“永盛当”收取赢利,兴办学校,资助生活困难的学生和补助上京考试的学子。
同时,岑毓英不遗余力地为边疆地区创造良好的求学环境。他多次向朝廷要求将云南乡绅多年来的捐款用来扩大招生规模。他认为云南地处荒芜,地瘠民贫,自回民起义以来,内患不止,叠遭蹂躏,百姓愈形困苦。回乱平定以后经济日益恢复,读书之人渐多,却常常无处应考。云南历年捐项约合银近2000万两,所以岑毓英主张以300万两加广文武乡试永远定额各10名,又以230万两加广昆明等70厅、州、县及盐井永远文武学额各150名,又以220万两请增设安平等16厅、县永远文武学额各110名。如此大额的投入学校建设，他积极办学的思想可见一斑。积极修复书院,筹发生童膏火银两,培植士林也是岑毓英任职内的重要举措。光绪二年三月甲寅(1876年4月16日),他奏请“修复省城五华、育才两书院,拨盐井经费作生童膏火并捐发会试士子卷金。”又请示“拨盐斤赢余归普济堂资用。”他从黑水、元井、盐永等井按销盐一百斤抽厘金三钱,随收经费银五分,用厘金接济饷需,用经费发给生童膏火；又增设举人膏火正课10份,每份月给银3两,副课20份,每份月给银2两;生员正课80份,每份月给银2两,副课80份,每份月给银1两。光绪八年(1882),他与巡抚杜瑞联又增设生员副课20份。同时,他修理五华书院,增设学舍,重修并增设东西园书舍39间。
加强教化的策略是岑毓英边疆治理的一种手段,从中我们看到了其“以人为本”的人性化管理方式。这种方式也收到了良好的社会反响。从此以后滇省“生童藉资激劝,数年来举行童试乡试,暨辅行历届乡试,皆取中如额。”“士子皆感激兴奋,来滇省肄业求学者更多了”。以“教化转变民心”的思想来治理边疆,一方面固然是云贵经历了回民起义的洗礼,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在一定程度上激化阶级矛盾;另一方面则是因为殖民列强对我国西南边疆虎视眈眈,使岑毓英意识到“攘外必先安内”。他认为争取民心,缓和阶级矛盾,才能构筑牢固的边防长城。因此他以人为主体,通过安抚、教化的怀柔手段争取民心,这与那些靠血腥杀伐而维护自己辖地稳定的封建官吏相比,岑毓英无疑是进步的。
1889年６月６日，岑毓英积劳成疾，病逝于昆明，走完了他70年的风雨人生。临终之际，他给光绪皇帝流下了“慎选疆吏，严杜敌谋，他日设有边事，不至蔓延贻误。和议虽成，约不可恃，兵事虽息，备不可疏。日日办自强之事，时时存雪耻之心；国势虽弱而能张，外患虽多而不惧”的警世恒言。他死后，清廷追赠他为太子太傅，谥“襄勤”。
&纵观岑毓英的一生，不是科举进士出身，朝中也无亲贵扶持，却从一个乡下小子，成为督抚大员、国家栋梁，被清朝封建统治阶级称为“中兴名臣”，成为与李鸿章、曾国藩等一样活跃在中国近代历史舞台上举足轻重的人物。他凭的是秉性公忠、才识沈毅、勇略过人的智慧和才干，凭的是忧国忧民赤子情怀。在国家多难之际，一级一级地升至高位。因此他熟悉当时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生活状况，无论是主政滇省、黔省抑或闽台，均表现爱民如子的情怀，这在腐败的清王朝的地方大员中是不多见的。&&&
清人谭钧培说得好：“毓英起自田间，又隶学籍，深悉士民之疾苦，所至以课士爱民为先务：于黔则还民碉田，安辑流亡，创造乌江铁桥，增置书院膏火；于闽则浚大甲之溪，筑台北之城，筹宾兴费，开恤嫠局；于滇则清田缓征，请加学广额，革除夫马，裁减厘金，开办矿厂，修辑志乘，置公产以资会试，立敬节堂以维风化。举凡兴利革弊，不遗余力。廉俸所入，悉以为建宗祠、修祖墓暨设本族文武义塾与本籍书院膏火、考棚经费之用。生平于其乡正景行，故大学士宏谋侨居桂林，躬谒宏谋祠墓；见其子侄贫窘，势难久存，乃捐四百金买田畀其奉祠之裔以供祭享；又于督署设武学堂，以课阵亡将弁之子弟。其他在官在籍，每有义举，捐廉为倡，不可殚述。故殁而家无余财，臣率司道临其丧次，仅领存廉俸数百金，衣物、书籍数簏而已，佥叹贵而能贫，尤为恒情所难及。滇、黔官绅士庶闻其出缺，无不同声太息，至有泣者。其功德所至，爱载所孚，洵不可泯也。”仅仅数百字，就把岑毓英一生为学为官为宦的景行政绩，奉公廉洁，同袍部属敬仰，士民百姓爱戴之情，精粹准确地描绘出来而无一点遗漏。
壮哉！岑毓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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