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军高级教官笔下的蒋介石是怎样的？(图)(2)
&&&&&&&&避免蒋介石研究中常出的一些偏差&&&&&&&&在当前关于蒋介石的研究著作中，有些著作可能出于迎合图书市场，或出于标新立异，也可能由于缺乏真正的研究(没有读多少资料)等原因，常出现一些偏差。如有的对已出版的文献资料缺乏认真的研读。像台湾出版的《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四十卷，一千五百多万字，大陆出版的《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一百多卷，这些都是研究蒋的宝贵史料，但从目前出版的书刊来看，有的史实有出入，有的观点明显值得商榷，显然没有读过这些史料。&&&&&&&&再如，有的著作在对蒋介石的基本定位上发生游离。现在，虽然一般不用“人民公敌”、“独夫”、“民贼”来指称蒋介石，但应当看到，自日南京政府建立后，逐渐成为第一把手的蒋不把心思放在“革命尚未成功，同志还须努力”上，不去拯救灾难深重的中华民族，而是放在反共上，即使在日本侵华扩大、中华民族危亡的时刻，他也没有全力以赴进行抗日战争，尤其是抗战一胜利，他马上发动新的一场内战。所以说，对蒋介石的历史定位只能是，他阻碍了中国历史的前进，是一位逆历史而动的反动人物。而有的著作在定位问题上发生偏离，说什么要“冲破一切禁区”、“超离政治学”，说蒋介石如何注重礼仪，如何体察民间疾苦，如何节俭简朴，甚至说他在台湾是实行“民主政治”和“清官政治”，等等。这些都没有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方法，也有悖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立场。&&&&&&&&方永刚在书中很好地把握了这一点。如在写到“九一八事变”后，蒋介石是“剿共”，还是抗日？方永刚剖析了蒋的内心世界，认为蒋当时的心情很复杂，其真实想法是“‘剿共’一定要进行下去的，抗日这面旗也不能丢”。于是蒋决定，“剿共”、抗日两面旗子同时举，但是一实一虚，“剿共”下实力，抗日则是虚张声势，“雷声大雨点小”。方对蒋当时的复杂心态的剖析可谓入木三分。李庆这样评价方永刚的这本书:许多同题材书爱标榜“全面、客观、公正”之类的字眼，方的这部书不逊于其它书，不攒、不堆砌材料，从一个解放军高级教官的视角，淋漓尽致地还原了一个为世人争议不休的蒋介石。&&&&&&&&对蒋介石“坚持一个中国，反对台湾独立”的立场给予肯定 &&&&&&&&方永刚在很多细节上很下功夫，他不仅着重用墨于中国传统文化对蒋介石的熏陶、蒋在安葬母亲时的悲情、逃往台湾前夕的无限感慨、传统文化对蒋介石世界观的养成的重要作用；而且还突出了蒋介石的“一个中国”立场，强调他始终坚持中华民族的统一，如在描写与美国的合作时，也把蒋介石的矛盾心理揭示了出来。同时，方还把身为领导人的蒋介石的战略眼光凸显出来，不像有的蒋介石传记只是浮光掠影地轻描淡写。&&&&&&&&如在台湾问题上，现在台湾出现了一股全盘否定蒋介石的势头，从深层次看，这种对蒋介石的全盘否定，实质上是“台独”思想在另一角度的反映。方永刚在书中对蒋介石在台湾有一个总结，认为“蒋介石在晚年对中华民族作出的一大贡献，是坚定不移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及时地、严厉地打击台独势力。蒋介石在台湾27年，第一，他反对‘两个中国’；第二他反对‘台湾独立’”。&&&&&&&&再如写到蒋介石与中国传统文化，方永刚认为，在20世纪30年代，蒋对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对王阳明就极为推崇，逃到台湾后，他将所居的草山改名为阳明山。1972年，86岁高龄的蒋还为“船山学会”颁词说:“王船山先生是我们近代史上博学深思，卓然独立的大儒，穷尽理性，以弘扬传统文化，居仁由义，以匡正人心……”但方永刚明确地指出，蒋提倡研究王阳明一是为了反共的需要；二是为了维护在台湾的地位。所以，方还不无反讽地说，“王船山是一位主观唯心主义思想家，他能帮蒋‘心想事成’吗？”&&&&&&&&蒋介石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位重要人物，对其学界颇多争议。方永刚在《蒋介石:从溪口到慈湖》一书中，这样诠释这个曾被咒为“蒋该死”的名字:“蒋介石，一个凭借自信和勇气，凭借权谋和激情，凭借意志响彻整个中国和世界的名字；一个曾在中国翻天覆地，掀起滔天巨浪，令世人敬畏和诅咒的名字；一个在历史的空间震古烁今、空前绝后的名字。”(杨树标/浙江大学历史系教授)&&&&&&&&解密老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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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所有 中华网揭蒋介石败走台湾内幕 内讧中被李宗仁逼下台
抗战的突然胜利，在给带来惊喜的同时，也让他紧张异常，担心共产党人趁机进占重要城市和收编敌伪武装。于是，一场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内战开始了。在历经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赖以维持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消灭。国民党军队溃败之神速，令蒋介石始料未及。国内外舆论也对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政府是否能继续统治中国，表示质疑。日，蒋介石被迫宣布第三次下野。读书频道转载本文只以信息传播为目的，不代表认同其观点和立场本文摘自《国民党高官败逃台湾真相（第1部）》 杨帆 著 人民日报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已授权人民网读书频道进行连载，禁止其它网站转载，如需转载请与出版社联系）4. 缅甸战场失与得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中国态度骤变。1942年元旦，由美、苏、英、中领衔的26国共同在华盛顿发表《 联合国家宣言 》，约定“加盟诸国应各尽其兵力资源以打击共同之敌人，且不得与任何敌人单独媾和”。代表中国正式签字后，特向他表示：欢迎中国列为“四强”之一！这对中国来讲，是前所未有的荣耀。1月3日，中国战区盟军统帅部成立，辖区为中国、泰国、越南和缅甸北部地区，在罗斯福的提议下，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就在此时，为期12天的长沙会战取得空前胜利，12万日军在会战中死伤近一半，给了日军沉重打击。在中国战场战败的日军，在东南亚战场却是高歌猛进，守卫在香港的英国人已经投降；美国人正在失去菲律宾；而日军已在一个月前攻入英属殖民地缅甸，威胁仰光。而仰光是中国唯一的出海口，中国赖此出海口获得美援物资，滇缅公路是美国援助物资运往中国的唯一通道。一旦缅甸失守，中国战争的补给线就会被切断，而日军亦可从缅甸向滇西发动进攻，一旦云南不保，重庆将直接受到威胁，后果不堪设想。更为严重的是，一旦中国被击垮，日本即可从中国战场调出几十个师团南进或西进，占领澳大利亚、印度，然后长驱直入，直捣中东，与纳粹德国会合……后果，将令世界为之颤栗，这也正是罗斯福所担心的局面。出兵缅甸，中国义不容辞，蒋介石抽调最精锐部队第五、第六军向云南边境集结，随时准备赴缅协助英军作战。然而，在此前召开的中美英联合军事会议上，英国代表魏菲尔却表现出不太积极的态度。在魏菲尔离开重庆前，蒋介石再次表示派两个军赴缅作战，这位傲慢的英军统帅却称：“如果由贵国军队解放缅甸，实在是英国人的耻辱，我们只要贵国拨借美援物资就可以了。”蒋介石对英国人的傲慢态度大为不满，自从太平洋战争爆发，他便把缅甸战场看成是中国抗战与整个太平洋战争的枢纽。而英国人由于担心中国从战争中崛起，有可能威胁其远东殖民利益，担心中国参战会刺激该地区民族情绪高涨，因而对中国出兵缅甸存有戒心。在此情况下，整装待发的中国远征军迟迟不能成行。直到英军从仰光撤退前夕，英缅军队被日军围困苦于无法逃脱时，英国人才不得不向蒋介石求援。蒋介石立即下令中国远征军第5、第6、第66三个军开赴缅甸。但由于此前英国人的拖延，缅甸形势早已发生重大变化，南部重镇仰光已轻陷敌手，缅甸出海口已基本被封闭。此时，从东南亚到南太平洋，英美军的惨败之速，无不令中国人大为瞠目。从香港陷落到新加坡10万英军被3万日军俘虏，仅仅用了49天，此间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均被日军占领，连周边菲律宾、印度尼西亚也大都插上了膏药旗。相比之下，中国军队对日作战的坚忍，无不令盟军刮目相看。3月上旬，美国军方派给蒋介石的参谋长史迪威，来到云岫楼。起初，蒋介石对史迪威非常欢迎和器重，但两人很快在对缅战略上产生严重分歧。史迪威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以建功立业为目标，主张冒险进攻，收复仰光。而仰光在缅甸的最南端，此时远征军主力尚在缅北，向南距离最近的是曼德勒，要经过平满纳、东瓜，才能到达最南端的仰光。而仰光失守，沿途各地兵力微薄，若冒险南进，一旦发生闪失，将陷入既无援兵又无退路的危险境地。从决定出兵缅甸那一刻起，蒋介石便数次亲临缅甸考察，研究缅甸地形与交通。如今英军只顾逃跑，他怎能让自己的精锐之师冒险突进！3月18日，史迪威再次来到云岫楼，直接对蒋介石说：“我将下令中国远征军尽量南下，立即收复仰光。”史迪威从一开始就没将自己摆放在蒋介石的参谋长的位置上，他的颐指气使令蒋介石十分反感，蒋介石当即反驳说：“仰光濒海，日军具备海陆空三方面优势，中国军队无空军、炮兵掩护，很难克复该地。应先诱敌深入，待日军战线拉长，再进行反攻。”但由于史迪威寸步不让，甚至以辞职相要挟，蒋介石最终作出让步。3月21日，史迪威签发错误命令，远征军大部南进。而对于英军的消极避战和一味逃跑，史迪威虽然不满，却多次调动中国军队掩护英军退却，极大地伤害了中国远征军的感情，恶化了他同中国将领及蒋介石之间的关系。中国军队多次在强敌压境、后援不继的情况下顽强战斗，取得辉煌战果，尤其仁安羌战役，7000多英缅军被日军包围在仁安羌以北地区，弹尽粮绝，处境危急。第66军孙立人率新38师，激战两昼夜，击溃日军主力第33师团，毙敌1200多人，救出全部陷入绝境的英军。仁安羌大捷震动了英伦三岛，英美政府特向新38师师长孙立人颁发“帝国司令”勋章与“丰功”勋章。然而，局部的胜利并不能扭转缅甸战场局势，日军抓住远征军主力孤军深入、侧翼兵力薄弱之机，将远征军大范围迂回包围。在此关键时刻，英军竟背信弃义，独自逃离缅甸，向印度大举撤退，致使远征军陷入孤军作战的境地。在艰难的突围撤退中，中国远征军死伤惨重，曾在台儿庄、昆仑关立下战功的戴安澜身负重伤而牺牲。最后，远征军一部分退往印度，一部分退回云南。此次入缅作战，远征军10万精锐部队，只剩下4万，美式军械在撤退中丢失大部，令蒋介石痛心不已。滇缅公路被切断后，在蒋介石的强烈要求下，中美英联合开辟了新的援华交通线——中印驼峰航线，成为中国战场的“空中生命线”。但通过驼峰航线运来的军需物资，像挤牛奶一样断断续续，远不能满足中国抗战的需要。1943年10月，中国驻印军与英美军开始反攻缅北；翌年5月，驻滇西中国远征军强渡怒江天险，对怒江以西日军发起反击，以策应驻印军的缅北反攻战；6月下旬，驻印军占领缅北重镇孟拱，控制了缅北战局。1945年1月下旬，两军在缅甸芒友胜利会师，中国西南陆上国际补给线——中印公路完全打通。在1月28日举行的通车典礼上，一支特殊的车队穿行在这条刚刚开通的公路上：66辆大中卡车，满载着石油军火行驶在车队的最前方；紧随其后的是武器拖曳车、吉普车、救护车；各种重炮、山炮、平射炮……至3月30日，驻印军之新6军一部与盟军会师于叫脉，至此，缅北、滇西日军被全歼。此次反攻作战，在打通中印公路、增加外援输入、支援中国抗战的同时，还牵制了缅甸战场日军，为英印军在印度英帕尔地区的作战，以及整个缅甸战场的胜利创造了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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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蒋五虎上将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最精锐部队
来源:人民网 选稿:黄骏
　　卫立煌逐渐改变对中共的偏见 盛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
　　卫立煌是国民党陆军二级上将，虽为蒋介石的“五虎上将”之一，但却是蒋介石的“嫡系中的杂牌”。抗战时期，美国名将、“中国通”史迪威曾称卫立煌是“百战百胜的将军”。
　　1937年七七事变之后，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卫立煌率嫡系第十四军挥师北上，驰援平津战场。部队尚在征途，平津已先后沦陷，卫立煌便奉命转赴山西。蒋介石任命阎锡山为第二战区司令长官，任命卫立煌为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山西是阎锡山的地盘，阎锡山有句风靡一时的妙语：“在三个鸡蛋上跳舞，踩破了哪一个都不行。”现在，日军大举进攻山西，直捣省城太原，被日军进攻搅得六神无主的阎锡山，不得不仰赖中央军这个“鸡蛋”，便将指挥对日作战的全权委托给卫立煌。
　　第二次国共合作，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后，陕西、山西均属第二战区，中共领导的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也归阎、卫节制。卫立煌来到山西的半年多时间里，亲目所睹、亲耳所闻了八路军对日军作战的勇敢顽强。先是一一五师取得平型关大捷，一举歼灭日军坂垣师团一部1000多人，打破了自抗战爆发后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然后在太原保卫战中八路军各师连续取得长生口、七亘村、黄崖底和广阳伏击战的胜利，以伤亡300余人的代价，歼敌1800余人。对此，卫立煌十分钦佩。因工作关系，卫立煌常跟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接触。朱德平易近人、谦虚朴素、任劳任怨、宽宏大量的作风和品德给卫立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使之对朱德的尊重之情油然而生，慢慢地跟朱德建立了友谊。
　　第十八集团军驻临汾办事处距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驻地不远，卫立煌常去和这里的八路军将领闲谈。有一次，卫立煌和徐向前聊天，卫立煌说：“谈打仗，还是你们行。”徐向前忙说道：“卫总司令也行，国军里面就数你了。”卫立煌说：“快别这么说。那一年，我率第十四军刚进入鄂豫皖时，犯轻敌冒进，军部被你们包围起来了，漫山遍野都在喊‘活捉卫立煌’，要不是情况有变化，再过200公尺我就被你们捉住了。”说罢，两人哈哈大笑。
　　卫立煌逐渐改变了对中共的偏见，盛赞八路军“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
　　卫立煌被日军围困　电请朱德派兵掩护
　　1938年2月，太原失陷后不久，日军集结4个师团10万大军，气势汹汹地由太原南下，妄图把中国军队赶过黄河，一举拿下山西全境，进而占领整个华北。
　　卫立煌为阻击日军南进，将主力部队摆在太岳山区的韩信岭一带，构筑工事，采取阵地战的战法，进行忻口战役之后的第二次阻击战。
　　卫部在韩信岭与日军浴血奋战10余天，日军没能从正面突破，于是采取迂回战术，从侧面进攻中国军队。日军在攻击东阳关后，马不停蹄地向南疾驰，前锋直指山西最南端的风陵渡。守卫韩信岭的卫立煌所部顿时陷入了腹背受敌的困境。
　　危急关头，朱德、彭德怀指挥八路军在正太路、娘子关地区积极出击，破坏日军的交通补给线，阻遏日军攻势，配合卫部进行突围。
　　卫立煌采纳了八路军的运动战法，将主力10多个师化整为零，分成数路，巧妙地跳出了日军包围圈。由于情况危急，卫立煌一直坐镇霍县指挥部队突围，等待主力安全撤退到晋南的中条山一带时，他却发现自己已被远远地阻隔在敌后，为躲避日军，只得率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及一个警卫团悄悄地渡过汾河，进入晋西的吕梁山脉，拟经大宁晋绥军防地，然后经一一五师防地，向蒲、隰、汾三县东进。不料，在一个宿营地被一个汉奸认出，这个汉奸即向日军报告了卫立煌所在的位置。日军随即派出大批步兵和飞机对卫立煌所率的这一小股部队进行攻击和轰炸。卫立煌在进退维谷中，电请朱德派兵掩护。
　　朱德接电后即派出部队在卫立煌东进的路上等候、接应。但是一直等到黄昏，也不见友军通过，原来卫立煌已转向北移。第二天，石楼日军忽然出击，将卫立煌的警卫团全部冲散。朱德闻讯急派八路军第五团第二营驰援，在白儿岭与强敌激战。白儿岭整个阵地在日军大炮、飞机猛烈轰击下，工事几乎都被炸平了。
　　在这次战斗中，第五团第二营第十一连以一个连的兵力，抵制住敌军2000余人的进攻，不使敌人前进一步。
　　卫立煌因得到八路军第五团第二营的及时援救，终于脱了险。
　　此时，日军在打通同蒲路后，就把汾河上面的桥梁全部炸毁，卫立煌再想从吕梁地区向东南突围，已是万分困难。参谋处拟订了几种转移到晋南中条山区的行军方案。其中有一种方案是取道延安，参谋长兼第九军军长郭寄峤也认为可行，然而，卫立煌却直摇头。
　　其实卫立煌也知道转道陕北是一条最为安全稳当的路线，但陕北在蒋介石的眼里是“匪窝”啊！路过陕北，必然要跟中共高层人士接触，他深怕引起蒋介石的猜疑，因而顾虑重重。
　　他又想到，作为一名紧跟蒋介石反共的剽悍勇将，他跟共产党拼死拼活打了整整10年内战，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现在要通过陕北共区……想到这些，卫立煌更加拿不定主意。
　　此时，卫立煌的秘书、中共秘密党员赵荣声建议：“还是走陕北这条路好，这正是一个参观延安的好机会。”
　　卫立煌道：“我也想去看看，可是现在仗打得这么紧张，哪有时间去参观？”
　　见卫立煌有些动心，赵荣声乘机劝道：“不需要很多时间，走马观花，在延安参观一两天就行了。和毛先生见见面，听听他的意见。如果错过这个机会，下次再想到延安可就不容易了。”
　　卫立煌叫赵荣声把延安出版的最近几期《解放》周刊和《群众》周刊找出来翻翻，并给他准备到延安时的演说稿子。
　　赵荣声兴奋地说：“总司令决定去延安了？”
　　“去不去延安现在还没有最后决定，你先这么准备吧。”卫立煌仍是举棋不定。
　　一个意外的机会却不期而至。这时，蒋介石打电报给卫立煌，通知他迅速赶到洛阳参加高级军事会议。
　　有了蒋介石的急电，为如期到达洛阳，取道陕北这条捷径，也就自然成为合法的理由了。于是，卫立煌兴奋地对随从人员说：“我们可以取道延安了，我要会会毛润之先生，向他取取经，看看他用什么方法指挥八路军打得那样好。”
　　得知卫立煌将途经延安的消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都极为重视，特意组成专门的接待班子。毕竟卫立煌是第一个到延安的国民党战区长官一级的将领。
　　当时，在延安的一些曾深受卫立煌之害的鄂豫皖的老同志对此表示很不理解。毛泽东解释说：“不管怎么说，从抗战大局出发，争取卫将军这样的国民党重要将领，对整个国共合作的局面将有重要影响，所以要采取积极的态度，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尽量争取他。同时，卫立煌是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为我第十八集团军的上级。从上下级关系考虑，若能争取其支持我军，则对我军的处境，对华北、西北抗日根据地都会有很大好处。所以，欢迎一定要隆重、热情，招待的规格一定要高。此人官气很重，生活很考究，应注意礼节和照顾好他的生活，使他感到我党的诚意。”
　　毛泽东当即交待中央军委参谋长滕代远，嘱咐他召集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司令萧劲光、边区政府秘书长曹力如、交际处处长金城及有关的工作人员，一起开会，好好研究接待卫立煌一行的具体事项。
　　会上，经研究决定：关于住的问题，让卫住延安城里最好的房子―――天主教堂。这个教堂是外国人建造的，位于延安城十字街口东北面，砖瓦结构，内有地板，设备考究。关于吃的问题，届时将延安最好的饭馆―――机关合作社的厨师临时调到中央组织部招待所，以便服务人员能将热菜热饭及时送到教堂里的餐桌上。同时，组织延安各大机关的干部、学校的学生，组成欢迎队伍，在延安城外列队迎接卫一行。
　　卫立煌来到延安　毛泽东亲自接见
　　日天刚蒙蒙亮，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车队，便浩浩荡荡地由延水关出发，经延川县，直奔延安而来。
　　当车队行至离延安城二三十里处时，就到处可见用彩纸写的
“加强国共合作”、“团结抗日”、“欢迎卫副司令长官”等标语。在延安城外，卫立煌一行人远远地看到欢迎的队伍排列在大路两旁。车队一至，欢迎的队伍即敲锣打鼓，呼喊口号。见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场面，卫立煌等人深受感动。
　　车队停下，卫立煌等人走下汽车，专来迎接的滕代远、萧劲光、金城等人迎上前去，然后陪伴客人走向城中早已收拾一新的大教堂。
　　此时，毛泽东健步走出客厅迎上前去，和卫立煌等人一一亲切握手，以示欢迎。
　　寒暄过后，卫立煌由衷地称赞八路军：“贵军对日本作战打得非常好，立煌很是敬佩。今天来到延安，有机会聆教，非常荣幸。”
　　毛泽东面带笑容，称赞卫立煌：“卫将军是第一位到延安的战区长官，抗日坚决，和八路军友好合作，我们要沿着这样一条路继续走下去。”
　　毛泽东谈到国共合作的重要性，在谈反对投降主义的问题时说：“目前国际和国内均有投降主义的活动，这是一种很大的危险，我们决心抗日的人对此不能忽视，必须把片面抗战转变为全面抗战。为了抗战，在政治上有许多地方需要改造，也有改造的可能。”说到这里，毛泽东话锋一转，对日军在山西的作战企图做了全面分析：“目前在山西的抗战非常重要，如果不是我们大家都在山西拖住日军的尾巴，日军从风陵渡过黄河，夺取澄关，掐断陇海线，就能截断中国和苏联的国际路线，进一步压迫中国投降。我们判断，最近日军就要进占徐州。”
　　毛泽东的预测，卫立煌等人听了大有茅塞顿开之感。他对毛泽东更增敬佩之意了。
　　话到此处，毛泽东非常郑重地对卫立煌说：“八路军深入敌后，英勇杀敌，但也存在很多困难。一是弹药消耗大，没有子弹怎么打敌人？需要得到补充；二是医药卫生器材缺乏，还希望卫副司令长官帮助向主管部门催促一下。还有，现在已经要到五月，快夏天了，夏服还没有影子，不知道什么缘故。”
　　卫立煌当即表示一定要帮助解决这些问题。
　　中午，毛泽东设宴招待卫立煌一行。
　　这次为了接待卫立煌一行，延安交际处把在延安城里所能找到的好饭好菜全部端了上来。别看卫立煌官居国民党战区副司令官，贵为陆军上将，山珍海味早已尝遍，但自从入晋以来，一直同日军苦战，饥一顿饱一顿、热一顿冷一顿，好久没有吃过一顿好饭菜了。更何况这段时间被困于晋西的一个弹丸之地，物资奇缺，已到了有什么吃什么的地步。没想到在延安能吃到如此丰盛的饭菜，卫立煌欣喜异常。当然，他也明白，这是特意为他开的宴，便连连向毛泽东表示谢意。
　　下午，在参观抗大后，卫立煌便去二十里铺看望在那里治伤的林彪。抗战初期，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应算是他的下级。
　　中途，卫立煌停下车来，问：“谁身上带着钱的？一共有多少？”
　　随行人员将所有口袋掏空才凑了600块钱。在国民党军队中，犒赏、送礼是常事。一个师长受伤，上级司令官至少要送1000元乃至数千元。因事出仓促，卫立煌没有作送礼的准备，掂掂这区区600块钱，觉得实在太寒碜，拿不出手，想了想，便决定不送了。
　　探视林彪之后，卫立煌一直觉得十分遗憾。后来在离开延安的路上，他还说：“这次没给林彪送点礼，太不像话！”
　　当天晚上，延安各界举行盛大欢迎晚会，到会的各界代表达数百人之多。
　　当毛泽东陪同卫立煌步入会场时，全场起立鼓掌数分钟之久。
　　欢迎晚会由李富春主持。首先由毛泽东致欢迎词：“热烈欢迎卫副司令长官光临指导。卫将军是坚持华北抗战的领导者，此次过延，希卫将军对边区工作多加指示。”
　　全场掌声雷动。
　　深受热烈气氛感染的卫立煌非常激动，索性抛开秘书替他准备的演讲词，作了一番热情洋溢的即兴讲话：“此次奉命赴西安，系指挥黄河两岸部队，继续坚持抗战，直到最后胜利。这次抗战中已把我国的弱点完全暴露出来了。第一是不团结现象，因而受到了局部失利，但由于抗战继续坚持，我们的弱点逐渐消灭了。第二是缺乏组织，没有坚强的领导。今后要把全国人民组织起来，筑成一道万里长城，来打击日本强盗的进攻。”
　　最后，卫立煌赞扬了陕甘宁边区，认为边区各地的人民组织实为全国的模范，应该把边区好的做法发扬光大。
　　晚会上，延安鲁艺的师生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毛泽东和卫立煌并肩而坐，谈笑风生，十分融洽。
　　次日黎明，卫立煌等人离开延安。滕代远、萧劲光、金城等人受毛泽东的委托，将他们一行送到30里外，双方才依依不舍地告别。
　　卫立煌帮助共产党解决弹药问题 1955年从香港回归祖国大陆
　　卫立煌一行乘车向西安方向急驰而去。一路上，卫立煌与郭寄峤等人在谈话中对此次延安之行表示非常满意。对毛泽东所提八路军缺少弹药的问题，卫立煌认为自己既已承诺解决，就应该言必信，行必果。更何况八路军抗战有功，本来就没有多少弹药，还要跟日本人继续打下去，理应给予补给。
　　4月19日，也就是卫立煌到达西安的第二天，他就亲自来到位于北大街的第二战区驻西安办事处，写了一个手谕：“即发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枚。”
　　卫立煌把这个手谕亲手交给自己的老部下、第十四兵站分监杲海澜少将执行。杲海澜看到数量如此巨大，感到执行起来有困难，面露难色。
　　卫立煌严肃地说：“第二战区的军队都受我指挥，凡是打日本的我都一样看待。十八集团军仗打得好，我们就要充分供给。”接着，他问：“牛肉罐头还有多少？”杲海澜据实以告：“还有几百箱吧！”卫立煌当即下令：“发给十八集团军180箱。”在当时，牛肉罐头可是稀有食品，部队一般吃不上，整个第二战区才有几百箱，而卫立煌一次就批给八路军如此之多，可见其对八路军的友好。
　　卫立煌一次性地批给十八集团军的军用物资的确不薄，除上述的以外，还有三个师的夏装、50部电话机、1部10门的电话总机和1部20门的电话总机，以及部分医药用品。这些物资对于缺少弹药又缺衣少药的八路军可谓是雪中送炭。
　　这份厚礼，不仅仅是卫立煌对毛泽东的回敬，恐怕内中还有弥补他对林彪的失礼。
　　延安之行，的确对卫立煌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多次对赵荣声说：“要想战胜日本救中国，恐怕只有学延安的办法。”同时，卫立煌开始对延安出版的书籍杂志也看得多了，特别是在认真细读毛泽东的名著《论持久战》之后，对毛泽东的钦佩之情更是无以言表了。不久，他委派赵荣声秘密前往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找到林伯渠，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不过，在当时的形势下，卫立煌的入党请求被婉言谢绝。
　　1941年初，蒋介石发动皖南事变，掀起第二次反共高潮。时为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兼河南省主席的卫立煌，约束自己的部队尽量不要介入反共行列。他常对人讲：“内战不能打啊！再打就完了！”
　　1947年底，已出国考察两年之久的卫立煌，被蒋介石一纸电令从法国召回，接替被人民解放军打得焦头烂额的陈诚出任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接了东北这个烂摊子还不到一年，1948年11月初，东北人民解放军所发动的辽沈战役即宣告结束，在东北的国民党军的精锐被歼殆尽，卫立煌成了替罪羊。11月26日，气急败坏的蒋介石下令：“东北‘剿总’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战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于是，从沈阳炮火中逃回南京的卫立煌便被蒋介石软禁了起来。后来，由于蒋介石“下野”离开南京回老家奉化，卫立煌才得以逃出南京，隐居香港。
　　对于卫立煌这位在抗日战争期间与中国共产党合作较好的老朋友，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岂能忘记？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感召下，卫立煌夫妇于日毅然从香港回归祖国大陆。在广州，卫立煌怀着无比喜悦的心情致电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朱德副主席，报告他已经回来。
　　毛泽东接到电报后不胜喜悦，立即回电，表示欢迎。电文如下：
　　三月十六日电报收到。先生返国，甚表欢迎，盼早日来京，藉图良晤。如有兴趣，可于沿途看看情况，于本月底或下月初到京，也是好的。
　　毛泽东
　　三月十七日
　　日，卫立煌抵达北京。是月25日下午5时，卫立煌在中南海见到了17年未曾见面的毛泽东，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毛泽东详细询问了卫立煌的近况和在境外的生活情况，并向他介绍了解放以来国家的变化和远景。当晚，毛泽东宴请卫立煌夫妇，并在一起观看了电影。
　　卫立煌回国后曾先后担任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务委员会委员等职。
　　1960年，卫立煌因病在北京逝世。国家领导人在所致的悼词中说：“卫立煌同志对于抗日是有功的，他当时的爱国行动是值得称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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