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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大城市才有前途和钱途？全世界青年都在纠结
“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
& && &&&随着中国大力推动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关青年人是否应留在北上广等大城市的议论变得激烈起来。根据最新网络调查数据表明，最近逃离北上广深的比例为11%，而从全国各地拥入北上广深的新增比例达到21%。
& && &&&中国上网者多为青年，这个调查表明中国年轻人在为是否留在大城市而备感纠结。实际上，世界许多国家的人们也跟中国青年一样纠结：在澳大利亚，大部分的人口多数集中在悉尼和墨尔本这样的国际大都会，农村小镇人口老龄化已经非常明显；被认为是中产阶级美国梦的载体——美国郊区化的趋势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被城市人口的增长打破；俄罗斯过去一年中3000多个农村和小城市居民点的消失让人们忧心忡忡；英国青年人一边抱怨大城市的种种不便一边却“赖”着不走。对于这种纠结心理，伦敦大学社会学系学者哈丁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说，在世界各国，无论生活在大城市、中小城市还是乡村，各有各的好处，也各有各的不足。但无论在哪里，关键是要给青年一个“向上的梦想空间”，尤其对小城市和乡村来说更是如此，否则大城市过度扩张和地区发展的不均衡会让整个国家的梦想破碎。
“中产梦”从郊区转向大城市
& && && &居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市内的贾斯汀是当地一个律师事务所的职员，她以前住在离华盛顿半个多小时车程的一个美丽小城镇——瀑布教堂市，那里实际上就像是华盛顿的郊区，当年她的父母离开吵闹、拥挤、犯罪率高发的华盛顿市内，没想到当30岁的贾斯汀怀上第一个孩子后，就决定重新搬回华盛顿市区，寻找新的生活。对此，她对记者说：“我们想在城市环境里养大我们的孩子。我不喜欢做什么事都得开车去，这真的是关键因素。我真的想不开车就去图书馆、去杂货店。”
& && &&&实际上，贾斯汀这样的转变不是个例，她代表了全美国一个日益增强的趋势。美国佛罗里达州“FSU新闻”网站称，“美国梦”越来越在城市而非郊区实现。报道称，目前千禧年一代的年轻人越来越喜欢离开郊区前往市区生活。根据统计，美国近年来城市人口的增长超过了郊区人口的增长。根据2012年公布的一项数据，美国51个最大城市当中有27个城市市区人口增长超过郊区人口的增长率。自从汽车发明以来，这在美国历史上是第一次。人们离开郊区的原因有很多种，比如汽油价格上升，交通堵塞令人疲于奔命，离婚率上升以及最近的房地产危机。
& && &&&对于澳洲这样的移民国家来说，悉尼和墨尔本这两个城市及，不夸张的讲占据了整个国家人口的一半。随之带来的许多房价高涨，城市生活水平跻身全球前十，但还是有人前赴后继的想要往这两个城市里挤。在许多年轻人的眼里，觉得澳洲别的地方都太无聊，只有在像悉尼和墨尔本这样城市里才是生活。
& && &&&在德国，去年公布的全国人口发展分布结构图也显示，柏林、慕尼黑、汉堡、法兰克福等大都市人口膨胀，小城镇和偏远乡村则逐年萎缩。慕尼黑市人口报告显示，该市仅2012年前三个季度在户籍管理局登记的新居民就达2.1万人，预计到2014年，慕尼黑人口将突破150万，到2030年将达180万，其中，迁入人口80%以上是35岁以下的年轻人。而原东德、萨尔州以及巴伐利亚北部地区，人口迅速减少。图林根州苏尔市的人口预计到2030年将会减少一半。
& && &&&日本在亚洲是经济较发达的地区，各地发展相对均衡，但近年来地方上的年轻人大量拥向大城市寻求发展。这种行为在日本被称为“上京”。日本热门电视剧、漫画等有大量反映“上京青年生活”的作品。比如中国人熟知的《东京爱情故事》中，男主角就是从爱媛县来东京发展的年轻人。在日本家庭中，以前一直遵循的传统是长子留在家乡继承祖业，其他子女到别的地方闯荡谋生。但是这样的传统越来越被放弃，许多中小城镇，家里的长子也会离开家乡，留下来的主要是老年人和妇女儿童。
& && &&&俄新网去年的一篇报道称，近年来，由于俄罗斯农村和中小城市人口大量向大城市迁移，不仅农村地区受到严重冲击，一些中小城市也因为人口减少而濒临荒废。俄罗斯许多小城镇和乡村都成了人去楼空的“鬼城”。有近2万个村庄已经成为无人区，另外有近4万个村庄的常住人口不足10人。
大城市里青年失业率高
& && && &澳洲悉尼和墨尔本部份城区的青年人失业率几乎是全国平均水平的四倍，专家们将此归咎为教育开支的削减。根据最新数据统计悉尼西南区15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为1/7。该区域中坎特伯雷至班克斯镇一带则是最严重的地区。统计局和教育、就业与工作场所关系厅的数据显示，该地带15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为19.1%，几乎4倍于全国平均失业率（5.5%），2倍于全国青年平均失业率（11.6%）。
& && &&&墨尔本外西区15至24岁年龄段的失业率也高达20%。莫纳甚大学教育系副主任沃尔甚（Lucas Walsh）说，在澳洲整体经济形势稳定的情形下，上述数字实在糟透了。他说：“我们现在正处在澳洲历史上经济连续增长的最长时期。成年人的失业率非常低。那么这么多的就业机会也留给我们的年轻人了吗？不，他们没有足够的就业机会。”他认为，削减职业教育经费制约了青年人的就业选择。数据也显示，并非悉尼各城区的青年人失业率都偏高。悉尼东郊的失业率只有4.1%，悉尼内西区为4.2%，下北岸地区则为8.3%。这说明目前青年人失业只是集中在某些特定的郊区。
& && &&&坎培拉大学劳动力市场研究中心主任路易斯（Phil Lewis）说，目前失业青年相对集中的状况令人担忧。他认为失业青年集中在特定的郊区，原因在于他们往往与父母同住。“在这些郊区，父母的失业率往往更高，失业青年的教育水平也更低。在富裕的郊区，则拥有不同的家庭文化，家长很可能受过良好的教育，他们对子女的期望使得这些年轻人受到更高程度的教育。”另一方面，澳洲就业市场也在改变，蓝领工作岗位也在减少。路易斯教授说：“没有技能的人过去还可能在工厂或铁路部门找到工作，但现在那些工作不存在了。”
& && &&&统计局的数据显示，在18个行业中，有15个行业的空缺职位都在减少。今年5月份澳洲失业人数超过687,700，高于去年同期的624,900人。目前纽省失业人口与空缺职位比例为6:1。悉尼大学工作场所研究中心的分析师奥利弗（Damian Oliver）说，澳洲青年人长期失业，会使国家处于当初欧洲没有工作的“失落一代”青年人所面临的风险。他说：“青年人如果在就业市场没有一个良好的开端，那么他们未来每时每刻的就业会变得越来越困难。”更重要的是，“如果青年人没有工作，将来社会为此付出的成本实在太高。”
“离开大城市”多是年轻人的牢骚话
& && & 尽管更多年轻人倾向移居大城市，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对此毫无抱怨。俄罗斯《晨报》曾引述全俄社会舆论研究中心公布的一项调查结果显示，3/4的移居者承认自己对莫斯科没有好感，许多其他地区居民并不希望自己的孩子生活在莫斯科和圣彼得堡。部分莫斯科市民承认，莫斯科的收入确实比其他地区高，但其他地区也有优势，它们拥有比莫斯科更好的安全环境和更健康的生态环境。此外，莫斯科人还面临着物价和房价高涨等问题。莫斯科房价近年来居高不下，加之生存竞争过于激烈，15％的莫斯科居民表示准备移居外地。俄学者马哈拉姆表示，大都市的繁忙混乱、激烈竞争迫使一些莫斯科人选择到乡村或偏远之地寻求一份安宁。
& && &&&今年32岁的托斯滕是慕尼黑宝马公司的一名技术员。他前些年从德国东部的小城市举家搬到这里。在慕尼黑的收入比在小城市要高出三四成，孩子受教育的环境也较好，文化生活和购物选择也更多。不过，他同时担忧未来会不会出现停车难、物价升高、安全等问题。慕尼黑市城市规划部的一名负责人对记者说，慕尼黑目前每平方公里居民达4300人，正接近伦敦的5000人。未来慕尼黑将更加拥挤。现在慕尼黑的房租，每平方米每月平均高达13欧元，比中小城镇高出近一倍。而买房平均每平方米要3500欧元以上，也比小城镇高出一倍。另外，慕尼黑缺房的现状已经越来越突出，未来孩子教育问题也会出现紧张的情况。
& && &&&大城市机会将更多，但困难也更大，这让许多年轻人对大城市都缺少归属感。今年1月，英国慈善机构王子基金会公布的最新调查发现，英国大城市里青年的精神和心理健康问题严重，有1/3的受访者表示曾想到过自杀，他们之中服用抗抑郁药物的人数比其他地区高出一倍。不过，要离开大城市，去往乡村生活，往往只是英国年轻人坐在酒吧里说的牢骚话而已。祖祖辈辈都在英格兰西北部城市曼彻斯特生活的托尼对记者说，他从曼彻斯特大学毕业，如今想在这座英国老牌工商业城市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地，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对于自己现在在当地一家电话公司做销售员，托尼觉得挺知足。这个25岁的年轻人说，自己也曾想过搬到乡下小镇去经营自己的电子商务公司，但经过几次实地调研后发现，无论是从当地市场的消费能力，还是从这些乡村与大城市之间的物流能力来说，他都感觉不到成功的希望，所以始终不敢下定决心。
& && &&&日本年轻人涌向大城市生活，主要是经济原因。大城市可以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优厚的待遇、广阔的上升空间和机会，这些吸引着外地年轻人蜂拥而至。但同时，这也会给整个国家带来严重的“城市病”。他说，问题还是要依靠解决城市间差距。日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一开始的确是大城市领先，但是后来日本以这些大城市为中心推进放射状发展，大量建设轨道交通，然后沿轨道交通站点建设居民区，并提供高标准的生活文化设施配套。这使得大城市和中小城镇之间差距越来越小。
中国城市化需要产业支撑
& && &&&马里兰州蒙哥马利是靠近华盛顿郊区的小城，面对人口逐渐流失带来的压力，当局称将设立可以在晚上11点后播放音乐的“热闹区”，并为青年人创建各种聚会场所等，以努力吸引外来人口。
& && &&&作为年轻人，是否在大城市发展确实是一个两难的选择。首先，如果仅算吃用等一般生活成本来说，北上广等大城市甚至比二、三线城市更便宜。但是生活到一定阶段之后，在大城市结婚、立业、子女教育，这些硬成本非常高，成为那些在大城市生活的人不得不考虑的问题。此外，大城市在工作就业方面有更多机会，小城市市场容量小，关系网起到的作用更大；但在大城市，工作一定时间之后因为竞争的激烈也会让一些人感到上升空间变得越来越有限。因此有人离开，也有新的年轻人进来，都是正常的。
& && &&&张颐武称，人们向大城市聚集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必然现象。但令人担忧的是，随着人员在大城市聚集，可能导致大城市与小城市之间的差距越拉越大，产生“大城市病”。他说，解决这种问题需要加强对小城市的构建，特别是要发挥小城市的优势，使城市有产业支撑，这样不会出现光靠政府投资建设却空无一人的“鬼城”。
& && &&&俄新网称，支付高昂房租居住在大城市的生活并不是人们心中真正想要的生活。他们只是对小城市工作机会有限很担忧。而在网络化时代，返乡者可以依靠自己的创意有所作为。由于中小城市成本较低，使创业更加容易，互联网的普及也缩短了中小城市与大城市的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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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gic2964023 发表于
只有大城市才有前途和钱途？全世界青年都在纠结
“城外的人想进来，城里的人想出去。”
& && &&&随着中国 ...带着梦想进入北上广，要么梦实现了；要么梦醒了，离开了；要么死在梦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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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选择大城市好还是小地方好？
毕业后找工作
7月又是一个毕业季。即将毕业走向社会的大学生面临人生第一次选择，有人选择去一些相对小的城市，找一份安稳的，过更为平静的生活；也有人选择留守大城市，做一个怀揣着梦想的“蚁族”。是离开还是留守，这个问题让大学生难以抉择。
＠兰花花：我挺庆幸自己当初放弃留在大城市，每天要花费三个小时奔波几十公里路去上班，还要面对上的激烈竞争，高消费高房价，今后还有孩子高额的择校
费，这些压力对我而言是难以承受的。现在我可以享受180平方米的大房子，走路上下班也只需要15分钟，还可以常常回父母家蹭饭。
＠瀚博：基本上，作为没有什么背景的外地人，在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努力打拼，等到有条件买得起房、生得起孩子的时候，在家乡工作的同学们都早早有了几套房子，孩子都已经很大了。我们束缚在大城市的有序生活之中，同学们却在小地方如鱼得水。
＠厌辩：首先你要问自己想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毕竟人生再长，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在走。年轻的时候奋斗，老的时候容易享福，年轻的时候就想轻松，一辈子也就那么平平庸庸过了，可能过的也会挺开心。
＠村夫：打个比方吧，大城市像海洋，资源多，就业机会多，但是真的有才华的人也多，富二代官二代之类的关系户也多，需要几年的沉底时间才能浮出水面。而小城市就像浅滩，你可能一去就是鹤立鸡群了，相对好找工作。
＠琵琶：刚刚毕业的第一份工作非常非常重要，几乎会决定你的人生轨迹。所以你要慎重选择。如果你的家里有合适的岗位，回家发展未尝不是好事。毕竟在钢铁森林里奋斗是需要勇气和承受力的。
＠匡威：一年前面对的问题，我选择了回家，但是现在各种后悔，因为这种安稳的生活根本不是我要的，现在和我妈妈在斗争，她要我留家里，我想出去闯，纠结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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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所有-OFweek人才网（）大城市不死——包容的就业机会
[摘要]有人会说，既然城市发展的好处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城市就只需要把大学生留下来就可以了。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本文摘自《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陆铭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7月 图源网络虽然大量学者基于经济集聚带来的好处而主张不要为发展大城市设置限制，但仍有不少人认为中小城镇的优先发展能使大量农民迅速非农化，降低农村劳动力流动进入城市的心理成本，较好地将城乡两个市场结合起来，并且所需建设资金相对较少，因而更符合中国国情。事实上，大城市和中小城镇的发展并不相互排斥，中小城镇的发展以大城市的发展为基础，并受其辐射功能的带动。如果违背市场经济的规律，限制大城市的发展，结果是小城市也发展不好。由于对城市的规模经济效应认识不足，中国的城市发展政策一直偏向于控制城市化进程和限制大城市人口规模。在城市化速度方面， 政府似乎是有意压低城市化的速度，比如“十二五”规划提出，到2015 年城镇化率由制定计划时的47.5% 提高到51.5%，5年提高4个百分点，低于过去大约1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实际上，到了2014 年底，城市化率已经超过54%。在城市体系的调整方面，政策导向是重点推进中小城镇的发展，而限制特大城市的发展，具体体现在城市人口规模限制和户籍制度方面。“十二五”规划提出，“特大城市要合理控制人口规模，大中城市要加强和改进人口管理，继续发挥吸纳外来人口的重要作用，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要根据实际放宽落户条件”。而在实际操作中，大城市人口限制政策主要针对的是低技能者，这一点，在各个地方的落户条件上均有体现。 比如，上海市的落户实行打分政策，只有本科及以上学历才有评分资格，并且打分向高学历、重点高校（如211 高校、教育部重点建设高校）以及具有高技能水平（如大学成绩排名、外语水平、计算机水平） 的毕业生倾斜。在深圳，外来务工人员入户实行积分制，累计积分达到一定分值才可申请入户，而积分的计算同样向高技能水平的劳动力倾斜，应届毕业生申请落户必须具有本科以上学历和学士以上学位。北京市的户籍分配和工作单位相挂钩，留京指标更多地分配给了事业单位、大型国企和外资企业，然而由于数量有限，在这些企业内部，指标也往往分配给了教育水平相对更高的劳动力。不仅特大城市如此， 即使在我调研的一些中等城市，落户标准都将教育水平作为一个条件。如果全国各个城市同时都不要低技能者，那他们去哪儿城市化？ 有一种在现实中存在的担心是，随着城市人口规模的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加剧失业问题。人们常常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那么，事实是否真的如此呢？担心就业问题的人，忽略了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那些外地人在大城市找不到工作，而且无法获得本地人的福利待遇，那他还留在大城市干什么呢？ 几乎所有反对城市发展的论点都严重忽略了城市扩张的好处，而与城市扩张的坏处相比，那些好处往往并不直接可见。城市发展的好处最重要的来源就是所谓“人力资本外部性”。这个词的意思是说， 一个人的教育水平提高了，不仅能使自己的收入有所提高，而且，在他与其他人的交往中，还能够相互学习和影响，促进知识的传播和生产， 于是，别人的收入也能够有所提高。可能有人会说，既然城市发展的好处来源于“人力资本外部性”，那么，城市就只需要把大学生留下来就可以了。如果这样想，那就大错特错了。“人力资本外部性”不只是大学生才享有的，低教育水平的劳动者在城市中也能够得到知识、技能、信息等多方面的外部性。即使是那些受教育程度不高的农村移民也常说，在大城市能够长见识， 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进一步深究的话，低技能劳动者在大城市获得的收入提升效应往往要大于高技能劳动者。道理是这样的，每个人都能够从城市的高教育者那里得到“人力资本外部性”，从而提升自己的收入。但是，一个大学生留在大城市发展，却会面临大学生之间的相互竞争，这种竞争就会降低他们的收入，从而抵消一部分“人力资本外部性”提升收入的作用。而低技能者却与高技能者有互补性。一方面，在同一个生产单位， 两者就是互补的，比如金融区要配保洁工，工程师要配操作工；另一方面，如果将整个城市看做一个生产单位，那么，高技能、高收入的人也需要餐馆服务员和家政服务员。这个问题，我在下文还会详细讲到。 图源网络空口无凭，让我们来看数据分析的结果。10 余年来的研究发现， “人力资本外部性”的确是存在的，我本人和哈佛大学的格莱泽教授（Edward Glaeser）正在做的一项研究也用中国的数据证实，“人力资本外部性”是存在的，一个城市的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一年，这个城市的劳动力平均工资可以获得21%的提高，而且的确是低技能者所获得的“人力资本外部性”更大。通常来说，城市人均教育水平较高的城市，也是规模相对更大的城市。于是，反对大城市发展的人仅凭直觉就说，随着城市的人口规模扩张，城市将无法提供充足的就业岗位，从而将加剧失业问题。反对大城市的人还认为，在城市扩张过程中，低技能者将面临更大的失业风险。同时，原来的城市居民将面临更为激烈的劳动力市场竞争， 从而也会加剧原有居民的失业问题。那么，事实是否如人们担心的那样呢？已有的经验研究发现，外来劳动力进入城市就业对本地居民失业的影响程度很小，但的确会给劳动力市场带来竞争，从而对工资上升有抑制作用。在理论上，劳动力流入并不必然增加失业，这主要是因为存在着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城市人口规模的增加会不断地创造出新的就业机会。不过长期以来，有关城市扩张有利于创造就业岗位的经验证据仍很缺乏，也没有经验研究为不同技能的劳动者如何在城市扩张中受益提供证据。针对这些政策争论，我和高虹、佐藤宏使用中国家庭收入调查（CHIPS） 2002 年的城市居民数据研究发现，城市发展的规模经济效应有利于创造就业机会。城市人口每增加100 万人，个人的就业概率平均提高0.66 个百分点。相比于城市总人口规模，高技能劳动者的集中对就业的影响更大。平均来说，一个城市的大学毕业生每增加100 万人，会使该地区个人的就业概率提高4.34 至6.61 个百分点。我们同时也发现，城市扩张的就业增加效应对于较低技能水平的劳动力更大。对于受教育年数小于等于9 年的劳动者来说，城市中的大学毕业生数量每增加100 万人，其就业概率会提高8.58 个百分点。而对于受教育年数在9—12 年之间的劳动者来说，这种效应下降到了3.57 个百分点。受教育年数大于12 年的劳动者受益更小，仅为2.12 个百分点。城市规模促进就业的效应在不同技能水平的劳动者之间存在差异，这一现象可能还与中国的制度有关。在当前的户籍制度下，本地户籍居民享有更好的公共服务和各类福利。在户籍制度制约下，各地（尤其是大城市）的落户政策在不同程度上均向教育水平高的人倾斜，于是激励人们通过过度追求高文凭来获取大城市的户籍和相应的福利，加剧了大学生的相互竞争和就业难。而当高技能者挤破头要留在特大城市的时候，由于他们与低技能劳动力之间的互补性，大学生的集聚却带来了对大量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而这时，城市里低技能劳动力的供给却受到制度制约，这样一来，对低技能者的需求多、供给少，低技能者反而更容易找工作。近来北京师范大学邢春冰和美国克拉克大学张俊富两位共同完成了一项研究，他们发现，大城市有很多特征，除了更高的人口密度之外，大城市的人均GDP更高，大型工业企业更多，而基础教育的学校规模更大，公路更多，工业排污更少。即使在控制了与城市规模相关的城市特征之后，农村移民仍然更愿意去大城市。一个具有代表性的移民愿意牺牲1.72% 的月收入，去人口多出1%的城市。一种常见的担心是，如果所有的人都到大城市去，大城市会不会被挤爆了？放心吧，不会的。城市被挤爆只是一些害怕大城市发展的人的想像，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城市被挤爆过。或者说，早在一个城市被挤爆之前，城市的生活成本就已经很高，即使没有人为设定的制度障碍，大城市更高的生活成本（特别是房价），也会成为阻碍移民进入大城市的市场机制。那么，在扣除了生活成本之后，是否移民在大城市的净所得就大幅度下降了呢？复旦大学高虹的一项研究显示，即使在扣除了物价差异和由住房价格代表的生活成本差异之后，大城市的实际收入仍然更高。换句话说，还是因为存在着制度上的劳动力流动障碍，中国城市间的人口流动均衡还远没有达到呢。中国正在进入后工业化阶段，这以后，城市（特别是大城市）的重要性就更强了。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是，越是发达的国家，服务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越高，城市化率越高，而且，人口还在进一步向大城市集聚。原因何在？因为人口密度有利于服务业发展。与农业和工业相比，服务业的产品更具有不可运输性，大多数服务产品需要面对面地完成。同时，现代服务业越来越依靠知识、信息和技术作为核心投入品，而面对面的交流有利于知识、信息和技术的生产和传播。那么，消费型服务业呢？消费型服务业是跟着人和钱走的。一方面，人口密集的地方，发展消费型服务业的固定投入（比如便利店和餐馆）更容易被分摊，生意好做；另一方面，劳动生产率越高的城市，富人越多，人对消费型服务的需求越强，其中，像餐馆和家政这样的服务其实是在将高技能者从家务中解放出来，有利于提高其劳动生产率， 促进社会分工。也正因此，一个现代城市越发展高技术产业，越发展生产型服务业，其带动的消费型服务业需求越多。正如我反复强调的，就是因为上述经济规律，大城市的政府不能认为自己不需要低技能劳动者了。恰恰相反，消费型服务业的从业人员大量都是教育水平并不高的劳动者，而他们从事的工作又是不能被机器替代的。可以这样说，给定一个国家劳动力的教育水平，反而使大城市吸引大量的低技能劳动力前去工作。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从2001 年的40.5% 增长到了2014 年的48.2%，已经超过第二产业，正在靠近标志性的50%的门槛。细心的读者会发现，50%这个点对于中国来说已经来得太晚了。与国际上处于同样发展阶段的国家相比，中国的第三产业占GDP比重大约低了10 个百分点。无独有偶，中国的城市化率大约也是比其他相同发展阶段的国家低了10 个百分点。中国城市服务业滞后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为常见的解释是两个： 其一，在最近10 多年的时间里，持续的低利率（名义贷款利率减掉通货膨胀率之后的实际利率）政策降低了资本使用成本，鼓励了投资， 相应的，使用资本更多的工业部门（尤其是其中的重工业部门）增长迅速，排挤了使用资本较少的服务业的增长；另一个因素是，收入分配中劳动所得的比重持续走低，这也成为制约老百姓收入增长和服务消费的重要因素。除了这些原因，中国的城市发展模式也要作检讨， 如果不及早纠正敌视大城市的误区，仍在城市发展中追求低密度，这将贻害服务业的发展多年。作品简介《大国大城——当代中国的统一、发展与平衡》，陆铭 著，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7经济学家陆铭教授的《大国大城》关注的是中国当前城乡经济发展中切实存在的现实问题。房价陡升、雾霾遮天、交通拥堵；空巢老人、留守儿童、农民工的窘境……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刚刚过半，但大城市的病状和乡村的隐痛已经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限制大城市人口流入，让农民工返乡，问题就能解决吗？不！去往城市，来谈乡愁。作者比较了全球经验，立足本土现状，基于实证，力倡中国发展大城市的重要性。社会问题宜疏不宜堵，只有让市场本身充分发挥对包括劳动力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调节作用，才能从根本上解决当下棘手的社会问题。政府的功能不是与市场博弈，而是在市场失语的地方，以长远眼光，布局科学的基础设施、提供公共服务供给。《大国大城》将告诉你，只有在聚集中经济发展才能走向均衡，只有以追求人均GDP的均衡取代追求区域GDP的均衡，才能充分发挥出大国的国家竞争力，最终提升全体人民的公共利益。（本文为腾讯文化签约的合作方内容，未经允许不得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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