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毛主席特批的开国上将，抗日民族英雄，却到82岁才入党
　　1955年授衔时，他曾一度请求“降衔”，毛泽东得知后说“董其武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
　　在解放军授衔的55位上将中，其中有三位是国民党军的起义将领，第六十军军长董其武就是这三位上将之一。
　　1982年11月，邓小平同全国政协副主席董其武交谈
　　董其武上将是山西省河津县人。他出身贫苦，6岁起在舅父的私塾读书。19岁到阎锡山办的军校读书。
　　1927年北伐开始，董其武参加了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先遣总队，任支队长，转战豫皖各地，屡立战功。后来，蒋介石大力裁遣非嫡系部队，董其武因此失业。不久，他听说天津警备司令傅作义正扩编军队，便变卖衣物，千里迢迢奔赴天津。经过傅的考核，董其武和同行的几个校官被委任为上尉参谋。但多数人嫌官小不愿意，董其武却留了下来，终于以才干得到傅作义赏识。
　　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他给傅作义将军写信，要求到东北抗击日寇。1933年，他参加长城抗战，在北平东的怀柔县阻击日军，连续血战15个小时，打退敌10次进攻，帽子都被敌弹打飞。1936年11月，绥远抗战开始，头一仗便是董其武指挥的红格尔图战役。他以奇袭捣毁了日军及匪首指挥部，并击落敌机一架。当时，毛泽东派南汉宸携其董其武亲笔贺信及绣有“为国御侮”的锦旗表示慰问，称绥远抗战为“全国抗战之先声”，董其武则被誉为“抗日民族英雄”。
　　全面抗战开始以后，董其武参加山西忻口作战被日军炮弹炸伤臂部。当时，他怕影响军心就没有声张，只简单包扎一下仍坚持在火线指挥。抗战结束后，董其武任傅作义所部的第三十五军军长，奉命同解放军兵戎相见过。但是随着战事的进程，他对腐败透顶的国民党政权日益失望，便同老上司傅作义私下商量另找出路。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后，董其武审时度势，明确表示要追随傅先生走和平道路，毅然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以和平方式解决绥远问题的主张，就是所谓的“绥远方式”，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对“绥远方式”作了明确阐述。即有意地保存一部分国民党军队，让它原封不动，保持中立，起义人员一律既往不咎，而且全包下来，不遣散，起义前什么级别，起义后仍按什么级别待遇，等条件成熟了，再按人民解放军制度将部队改编为人民解放军。董其武得知后激动万分：“有了绥远方式，我们的和平起义就有了明确的指针和方向，心中就有了底。感谢毛主席对绥远将士的宽厚。”
　　日，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第一届全体会议召开的前两天，董其武在起义通电上签上傅作义部二一八旅旅长、绥东保安司令董其武，1936年11月率部在红格尔图与伪蒙古军作战。
　　日，绥远省主席董其武在和平起义通电上签字。
　　日，董其武在“绥远省九一九起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签了自己的名字。和平随着电波，传到了北平，也传遍了中国。
　　1964年董其武任第68军军长时看望新战士
　　1950年4月，董其武进京向政务院报告绥远的工作。他的报告后来在《人民日报》发表。没过几天，毛泽东在丰泽园接见了董其武。当时毛泽东用称赞的口吻说：“你的文章我看到了，工作还是很有成绩的嘛！起义是一件好事，给你的复电是我亲笔写的，希望你们团结一致，力求进步嘛！……”毛主席谈古论今，滔滔不绝，谈话持续了三个小时。董其武听得几乎入迷，回到住处后，兴奋得彻夜未眠。
　　这次谈话，毛泽东还同他讲了国共两党许多差异，之后问道：“你现在还不是共产党员吧？”就是这句简单的问话，使他萌发了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想法。
　　这年7月，董其武在京开会，专门向华北军区书记杨成武首次提出入党的愿望。他说：“几个月来，毛主席的谈话一直响在我的耳边，不知道像我这样的起义人员，还能不能加入共产党？”当时有同志就鼓励他说：“共产党的大门是敞开的，毛主席的话就是希望你将来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
　　不久，抗美援朝战争爆发，董其武向中央请战，经批准后率部远赴朝鲜承担修筑任务，并顺利完成使命。1952年全军精简时，董其武的第二十三兵团缩编成第六十九军，董其武被特例任命为正兵团级军长。毛泽东解释说：“按说正兵团级应任大军区的副职为宜，但这样就没有兵权了。所以，还是让你当军长。”1955年首次授衔时，军区拟定给董其武上将军衔。鉴于当时正兵团职可授上将或中将，而董其武自己在国民党部队军衔只是中将，他马上找杨成武说，杨司令有功应授上将，我过去有罪不该授上将。杨成武向中央汇报此事，毛泽东听完后，要杨成武告诉董其武：“他是有名的起义将领，根据功劳、贡献与资历，应该授上将军衔，谁有意见也不能降低，这是党的政策。但是你杨成武不同，你是共产党员，是可授可不授上将军衔的，而董其武则是不可不授上将军衔的，我还准备给他一级解放勋章呢！”
　　听到这话，董其武马上双泪横流。在当时全军范围内，军长及起义将领授上将衔，对他的待遇都开了特例。董其武当时深感不应要党特殊照顾，而要用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在授衔的第二年便第一次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文革”风暴卷起后，董其武主动要求离职。1968年，毛泽东批示：把董其武接回休息，把他的小汽车也调来，一切生活待遇不变。
　　1980年，董其武已年过80，却再次递交入党申请书。中央统战部负责人到家对他说：“过去你虽没有履行入党手续，但早是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了。推迟你办理入党手续的缘由是，考虑到你的社会地位，认为你留在党外比在党内对工作更为有利。”
　　1982年12月，解放军总政治部批准他为党员，党龄从两年前算起，董其武热泪盈眶，庆幸有了光荣的归宿，写诗称道：“欣逢盛世开太平，愿为苍生献此生。行见华夏乐小康，更期世界跻大同。”
　　1989年董其武在北京去世，终年90岁。
　　董其武（右二）与商震（右三）、刘斐（左二）在颐和园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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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国上将宋时轮 为啥要三次入党？
日 07:3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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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过长征路，第三次入党
1930年初春，宋时轮任中共湘东南特委委员、湘东南游击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后任红军学校第四分校校长。翌年春，他遵照上级命令，率领红军学校的全体干部、学员进入中央苏区。红军学校第四分校被改编为红军总司令部教导总队，宋时轮任总队长。1931年3月，宋时轮调到红军第一方面军第三十五军任参谋长。同年10月，红三十五军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独立第三师，宋时轮任该师参谋长，翌年6月任该师师长。1932年7月下旬，独立第三、第六师合并，编为江西军区第二十一军，宋时轮任参谋长兼六十一师师长。
由于王明“左”倾路线在中央苏区的急剧发展，宋时轮在一段时间里受到影响。他在红三十五军时，就有人提出他有“AB团”嫌疑的问题。为此，他向军长、政委详细汇报了入狱、入党和1929年拉游击队以及到红军部队之后的全部经历。最后，他坚定地说：“1926年，我虽然在黄埔军校参加过国民党，但那是履行每一个入伍生的手续，我自入狱之后即同国民党的组织脱离了一切关系，除加入共青团和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之外，没有再加入任何组织，我绝对不是‘AB团’。”为避免斗争扩大化，红三十五军军委当年对宋时轮所谓的“AB团”问题，采取了不予理睬的态度。1932年10月，陈毅推荐宋时轮到红二十二军任参谋长。此时，有人再次提出宋时轮有“AB团”嫌疑的问题，致使其未能到职。
红二十一、红二十二军是江西军区的所属部队，作为军区司令员的陈毅，听到有人传播有关宋时轮的消息之后，首先听取了红二十一军政治委员李井泉关于宋时轮问题调查的情况汇报。尔后，他又亲自找宋时轮谈话。宋时轮如实地向陈毅谈了一年前向红三十五军军委汇报的情况，并坚定地说：“我绝对不是‘AB团’。”
陈毅认为：对革命队伍的同志，采取一而再、再而三的怀疑态度是极其错误的。他召集江西军区参谋长郭天民、政治部主任蔡会文及李井泉商量，提出：对宋时轮的怀疑是错误的，江西军区经过调查之后应有一个明确的态度，并向方面军报告。江西军区调查后的结论是：“1931年，宋时轮确被人怀疑和乱供过，但是组织并未轻信，今天应当宣布这是冤屈的。”
第四次反“围剿”胜利之后，由陈毅推荐，调宋时轮任江西军区司令部作战科长。由于军区参谋长郭天民要去红军学校学习，陈毅、李富春敦请朱德、周恩来要宋时轮尽快到职。日，宋时轮匆匆赶到江西军区。到职后，宋时轮听说的第一件大事是“江西罗明路线”。
1933年6月，中共中央局在江西军区所在地宁都召开第二次宁都会议。会上，毛泽东对前次宁都会议迫使其离开 领导岗位提出批评，博古则认定前次会议是正确的，继续第一次宁都会议时的反对“江西罗明路线”的高调。会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第四次反“围剿”的报告之后， 强调指出红军中不存在“罗明路线”。
一个月后，临时中央派人参加江西省委扩大会议，督促清算江西省的“罗明路线”，指名批评邓小平、毛泽覃、 谢维俊、古柏。在根据地、军事问题和土地革命等问题上，以邓小平为书记的会昌中心县委，认真贯彻了毛泽东的正确主张，是完全适应当时边缘地区特点的正确路线。他们在思想上和实际工作中坚决抵制“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路线，却被指责为“是与罗明路线同一来源”的“机会主义”。江西省委通过决议，对邓、毛、谢、古做出组织处理。
宋时轮认为：谢维俊、毛泽覃在江西第四、第二分区的工作做得很有成绩，不仅打击了敌人的政治和军事进攻，而且巩固发展了该区域的工作，无论从做法还是从结果看，都应该客观地承认其成绩是主要的，缺点、错误是次要的。如果说他们犯了什么路线上的错误，那么成绩的取得就无法解释。乱给人家扣帽子，这样搞法没有好处，反而弄得今后谁也不敢工作了。因为是非不明，不能使人心服。
在第五次反“围剿”作战中，宋时轮受伤，留医江西军区。由于对邓、毛、谢、古遭受政治上的严重打击感到痛心，宋时轮在治伤过程中产生离开江西军区到主力部队工作的想法。伤愈后，他几次向陈毅请求去红军大学学习，得到批准。
1934年初春，宋时轮踏进了红军大学的校门。红军大学设高级指挥、上级政治、上级指挥、上级参谋4个科，宋时轮被编到上级参谋科。
一个多月后，红军大学遵照《优待红军家属条例》的规定，组织学员礼拜六帮助红军家属挖泥塘。宋时轮负责挑，另一个学员负责上泥。负责上泥的学员，每担都装得很满，并且逐担增加。连泥带水挑了几担之后，宋时轮对上泥的学员说：“太重了我挑不起，你以后少装一些泥。”结果，下一担装的更多更重，一下子把宋时轮直犟的脾气引发了，他说：“我是自愿来优待红军家属的，又不是来罚苦工的， 你为什么要这样搞？”
回到红大，负责上泥的学员向党小组长汇报说：“宋时轮讲‘优待红军家属是罚苦工’”。党小组立即开“斗争”会。宋时轮在会上复述自己的原话，双方争执不休。党小组的其他学员因为不了解事情真相，随声附和说:宋时轮不接受党小组的批评。在直率、坦城和实事求是的作风不被理解的时候，宋时轮更加愤怒了。他说：“你们想学江西省委扩大会议时那样委屈邓、毛、谢、古一样来委屈我承认错误，就是杀了我我也不干。”党小组将他的问题上交党支部。在党支部“斗争”会上，宋时轮仍然不接受非实事求是的批评。党支部只好将他的问题上交红军大学。红军大学召开全校党员大会“斗争”他，宋时轮依然坚定地说：“我坚决不接受不合事实的批评。”最后，红大以“破坏苏维埃政府法令，组织观念薄弱，坚持错误”及总政治部个别领导说“其二七年被捕后表现不好并有ABR嫌疑”等原因，给予宋时轮“开除其党籍3个月”的处分。
宋时轮被开除党籍一个月之后，鉴于他的考试成绩非常好，红大决定将他从上级参谋科转到上级指挥科学习。不久，宋时轮在考试中又取得优异成绩，红大决定调他担任上级指挥科的军事教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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