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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号：1281231试题类型：单选题 知识点：甲午中日战争和《马关条约》,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三国干涉还辽，门户开放政策）,义和团运动,《辛丑条约》的签订和影响&&更新日期：
甲午中日战争是中日近代化道路上的一次重要对决,战局的胜负对两国发展都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主要体现在(&&&)①中国的洋务运动受到沉重打击②资金、市场的得失对双方都产生重要影响③日本的近代化道路更为宽广④清政府鼓励工商业的发展A.①②③B.①②④C.①③④D.②③④
难易度：中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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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中日战争：
甲午中日战争又称第一次中日战争、清日战争、清日甲午战争；日称日清战争，。因发生年为1894年即清光绪二十年，干支为甲午，中国史称“甲午战争”。为19世纪末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的战争。它以日（清光绪二十年，日本明治二十七年）丰岛海战的爆发为开端，至日《马关条约》签字结束。按中国干支纪年，战争爆发的1894年为甲午年，故称甲午战争。这场战争以中国战败，北洋舰队全军覆没告终。中国清朝政府迫于日本军国主义的军事压力，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马关条约》。它给中华民族带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大大加深了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
《马关条约》（1895）：
中日甲午战争（） 1、背景：①根本原因：解决日本资本主义发展中的矛盾。转嫁1890年经济危机 ②导火线：朝鲜爆发了东学党起义
2、中日甲午战争经过：重要战役：丰岛海战---平壤战役---黄海海战----辽东战役---威海卫战役黄海海战（1894）：日军取得了黄海海域的制海权，但北洋水师主力尚存威海卫战役：李鸿章“避战自保”，北洋舰队全军覆灭。
3、中日甲午战争结果：（1）中国为败给日本： ①腐朽落后的封建制度无法对抗新兴的资本主义（根本原因） ②李鸿章的避战求和态度（主要原因） 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领导者重视发展军事力量，皇室则贪图享受（2）签订《马关条约》（1895）
4、甲午中日战争对中国的影响：（1）政治：拉开了列强瓜分中国狂潮的序幕，列强竞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严重破坏中国主权，使中国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刺激中国救亡运动高涨。（2）经济：宣告了洋务运动失败；使清政府放宽民间设厂限制，有利于民族资本主义初步发展。（3）思想：民族危机加深，维新思想和民主革命思想蓬勃发展。
《马关条约》（1895）内容记忆方法：
方法1：用顺口溜形式:“割地台澎辽，赔款两亿高。开口有四处，设厂内税消”。方法2：用字头法结合谐音法记为“哥哥开厂赔两亿两”，解释:“哥哥”——谐音“割”音，指割地；“开”——开放四处通商口岸;“厂”——口岸设厂，内销免税；“赔两亿两”—赔款两亿两。
吞并朝鲜、入侵中国是日本对外扩张的首要目标：19世纪末，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进入帝国主义阶段。在远东，朝鲜和中国成为帝国主义争夺的焦点。日本早在明治维新以后，就确定了对外扩张的“大陆政策”，把侵略的魔爪首先伸向朝鲜和中国。1874年日本侵略台湾是近代史上日本侵略中国的开始。侵台碰壁后，日本于1876年强迫朝鲜签订《江华条约》，取得开埠通商，派驻领事等特权。1885年，日本乘朝鲜甲申政变(1884年)之机，迫使清政府订立《天津会议专条》，取得了向朝鲜派兵的权利。这年年底，日本创立内阁制，伊藤博文出任第一任总理大臣。此后，日本政府积极扩军备战，把对中国一战作为首要目标。1892年，日本已经建立了一支近代化的海陆军：正规陆军有7个师团(相当于军的编制)共12．3万人，后备兵队10万人，合计共22万余人；军舰达32艘，约6万吨。日本还不断派遣间谍到朝鲜、中国境内搜集情报，秘密测绘朝鲜半岛和我国东北、渤海湾的详尽地形。到甲午战争前夕，日本已作好对华战争的一切准备，只待制造一个挑起侵略战争的借口了。
日本蓄意挑起侵略中国的战争：1894年3月，朝鲜爆发了东学党(也称东学道，系秘密宗教团体)起义。5月31日，起义军攻占全罗道首府全州。朝鲜国王李熙要求清政府派兵镇压(当时清朝和李氏朝鲜有“宗藩”关系)。正在处心积虑寻找挑起战争时机的日本，也极力怂恿清政府出兵“助剿”。6月9日至11日，清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所部二千四百多人先后在朝鲜登陆，部署在汉城至公州一线。于是，日本以护送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回任的名义派出陆战队四百人入朝，10日公然占领汉城，至16日已有五千余人进驻仁川、汉城一带。这时，东学党起义已趋平息，中朝两国为避免事态扩大，提出中、日都从朝鲜撤兵。但日本却无理提出“改革”朝鲜内政的方案，6月底驻朝日军骤增至一万五千人左右。在朝鲜局势日趋紧张的形势下，以慈禧、李鸿章为代表的清政府决策集团竭力避战求和，寄希望于俄、英、德、法、美各国出面“调停”。7月23日凌晨，日本驻朝公使大鸟圭介发动政变，派兵攻占朝鲜王宫，扶植以大院君为首的傀儡政府。两天后，大院君“邀请”日军驱逐在牙山的中国驻军，战争已是一触即发了。
清政府内部对甲午战争的态度： 有两种不同说法。 1．不存在和战之争。这是史学界新近提出的观点。持此说者以夏冬为代表。夏冬通过对帝党的主要人物翁同和后党的主要人物李鸿章在甲午战争期间的表现进行分析，认为帝后两党无和战之争，他们的“出发点是一致的，即从清统治阶级利益出发，想尽办法保住他们的统治地位”。作者指出：“李鸿章与翁同在战前总的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即作好战、和两手准备，寄希望于通过谈判或第三国调停等和平方式解决这次危机，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使用战争手段。因此，在这一阶段，不存在谁主和谁主战的问题。”战争爆发后，“李鸿章属下的海军在朝鲜与日军接仗”，“李鸿章已在军事上指挥对日作战”；翁同“主张一战”，他的“‘以我兵能胜倭为主’的思想显然高出李鸿章一筹”。黄海之战失利至北洋舰队覆灭，李鸿章在外交上的态度是：“能和则和，不能和则战”；翁同态度较前后退了，“只是想免遭国人唾骂而已”。据此，作者认为：“李鸿章不能算纯粹的主和派，翁同也不是始终的主战派。虽然，他们考虑问题的角度不一样，但他们的一切行动都是为了维护清王朝的统治。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在不同的时期会有不同的表现，至于什么时候主战，什么时候主和，就要看什么对他们最有利。” 2．有主和主战之争。这是传统的说法。持此说者有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戚其章等。 郭沫若主编的《中国史稿》中指出：“在日本进攻、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矛盾激化和群众要求反抗侵略的压力下，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分裂为主战、主和两派。大部分没有实权的文职官员，如翰林、御史等都积极主战。”主战的还有以“翁同为首的帝党官僚”；“主和派主要是李鸿章系统的洋务派以及恭亲王奕等当权的大官僚”。 戚其章说：“认为帝后两党之间不存在和战之争，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在甲午战争中，慈禧虽曾‘传懿旨亦主战’，并‘谕不准有示弱语’云云，却不能以此就否定她的主和。同样，李鸿章作为海陆军的实际最高指挥者，在调遣军队、布置防守等方面不能说一件事没做，却不能以此证明‘北洋系的利益与民族利益就有了一致’，他‘已在比较积极地指挥全面对日作战’，于是连他的‘主和派’帽子也就可以摘掉了。”总之，“对后党是否主战的问题，也不应抓住个别事例不加分析就轻率地作出论断”。范文澜、陈旭麓、林增平、孙孝思等均持此说。
三国干涉还辽：三国干涉还辽（简称三国干涉）之事件，发生于甲午战争后。清朝政府与日本明治政府在日签署《马关条约》，割让辽东半岛予日本。六日后，俄罗斯、德国与法国以提供“友善劝告”为借口，迫使日本把辽东还给中国。
门户开放政策：又称海约翰政策。19世纪末美国政府针对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而首先提出的对华政策。
各国列强反应：1、俄国：俄国自第二次鸦片战争以来，早已对远东地区保有领土需求，先后占领原属清朝的外东北、夺得库页岛，更兴建西伯利亚铁路，企图在满洲与朝鲜建立势力范围，夺取极具战略价值的不冻港。因此，俄国与日本之争端势在难免。签署《马关条约》时，俄国曾多次暗示日本不得侵占东北，然则日本要求清政府割让辽东，令俄国有感利益受损。俄军甚至打算远赴东亚，不惜以战争解决问题。　　2、德国：中日开战初期，德国反应冷淡。但后来德皇威廉二世眼见日本快将打败清军，有感德国应该染指东亚。早前俄国与法国在1892年结成俄法联盟，令德国在欧洲之地位动摇。因此威廉二世尝试以干预中日议和，换取俄国支持其在东亚的扩张。　　3、法国：基于俄法联盟，德国拉拢俄国后，法国同样想在东亚取得更多利益。得到印度支那后，法国开始觊觎台湾，因此支持与两国一起干涉条约之签订。　　4、英国与美国：俄国与德国尝试拉拢英国，但英国认为马关条约对己有利，因为它规定中国开放更多条约港。而且，日本在华得到利益，可以阻挡俄国向南扩张。因此，英国在最后关头拒绝加入“干涉集团”。另一方面，日本也想寻求英美的帮助，召开国际会议解决辽东问题。但英美不敢得失任何一方，又恐怕日本或三国在华之势力坐大，因此双双宣告中立。 5、日本：日本仍然尽努力保住在条约所得。4月30日，日本提出只占领旅顺与大连两海港，加上一些赔款。但三国依然态度强硬，毫不退让。日本虽然战胜中国，但是中国的北洋水师也使日本海军损失不少。它希望英国会提供支持，但英国也只是建议日本接受三国的“劝谕”。在如此的外交压力之下，加上签署条约的日方代表伊藤博文是主和派，日本惟有在5月5日宣布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领。　　10月19日，日本与三国达成协议：日本归还辽东予中国，而清廷要付出三千万两白银作为赔偿。11月16日，清廷赎回了辽东。
劝告内容：4月23日，三国政府向日本政府发出以下通知：“今日本国割占辽东，既有危害中国之首都（北京）之虞，也让朝鲜国之独立有名无实，有碍维持远东之和平，故今劝谕贵国确认放弃占领辽东半岛。” 　　三国要求日本归还辽东予中国，并限定在十五日之内答复；三国甚至准备派出海军舰队前往东北。
事件结果：三国的外交胜利，激起了世界各大强国在华实现帝国主义的野心。1896年，俄国以迫日还辽有功，同清政府签署中俄密约。后来，密约泄露，列强争相迫使清朝划出势力范围、租界与租借地。俄国在1898年租下旅顺与大连两港口；德国则强占胶州湾。三国在事件中各怀鬼胎，反映了19世纪末与20世纪初紧张的欧洲国际关系。同时，事件也开列强企图瓜分中国之端。日本是刚刚崛起的新帝国，却遭到如此的外交屈辱。因此，日本一直怀恨在心，谋求“卧薪尝胆”，大力鼓吹发展军事工业，期待报仇之机。1904年，日本重整旗鼓，偷袭俄国在旅顺的海军，引起日俄战争。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日本趁机派兵侵占胶州湾。其实，与三国集团相比，日本也未尝不是帝国主义的国家。三国干预仅仅是帝国主义引起的典型纷争。清政府虽然代表中国签署和约，却在上述事件中毫无发言权，默默让马关条约之条款剥削中国。事件激起中国知识分子对国情的反思，开启百日维新之先声。
实质：日俄瓜分中国东北矛盾的激化。
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1）背景：①自鸦片战争以来，美国多次参与侵华活动；但是，由于当时美国实力比英国等国弱，难以单独对中国进行侵略活动。②南北战争后，美国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到19世纪90年代，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一工业强国，但军事力量还较弱。③1898年美西战争之时，列强已在中国强占了租借地，划分了“势力范围”。为改变这种局面，为了分享西方列强在华的侵略权益，美国提出了“门户开放”政策。（2）目的：①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实质是要把中国的“门户”向一切帝国主义国家开放：其目的是害怕中国由其他几个国家控制，使美国丧失在中国的利益。②通过“门户开放”，美国可以插足于任何帝国主义国家的“势力范围”，从而分享其他国家的侵略权益，达到“利益均沾”。③企图用自己的经济实力逐渐占领中国市场。因此，力求缓和各国争夺的矛盾，在竞争中逐渐排斥其他国家，达到独占中国的目的。（3）结果：①由于西方列强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拥有独占中国的地位，而且英国实力下降。同时，“门户开放”政策并不损害其他列强的利益，这就使帝国主义对华的争夺暂时取得了表面上的一致，形成了共同宰割中国的同盟。②美国利用“门户开放”政策加紧和扩大了侵华的步伐，影响越来越大。③“门户开放”政策并没有减少中国被瓜分的危险，中国的民族危机更加严重了。&
“门户开放”政策的主要内容：　　对任何条约、口岸或任何既得利益不加干涉；各国货物一律按中国政府现行税率征收关税；　　各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对他国船只、货物运费等不得征收高于本国的费用。
义和团运动含义：
或称庚子事变、庚子国变、庚子拳乱，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清末发生的一场以“扶清灭洋”为口号，针对在华西方人（也包括传教士及华人基督徒在内）排外运动，“突显中西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它也标志着以仇外情绪为契机的反对基督教传教活动已达到高水位”，义和团运动最终引发八国联军远征。在义和团运动中，起到了一定的打击帝国主义列强的作用，一定程度促进了中国人民群众的觉醒。但是由于具有笼统排外色彩和愚昧与残暴，也使得对义和团运动的评价较差。
义和团运动：（一）爆发原因：1、最重要的原因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日益激烈化。自甲午战争后，中国陷入了被帝国主义列强瓜分的境地，各帝国主义加强对中国的政治与经济侵略，加深了中国的民族危机，使广大的中国人民深受其害，成为义和团运动兴起的根本原因。2、义和团爆发的根本原因：19世纪末，各帝国主义疯狂侵略中国边疆和邻近国家，中国边疆地区出现了新的危机。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在经济上向中国大量输出资本，在政治上则强占“租借地”和划分“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热潮。在文化上他们通过教会深入中国城市和乡村进行侵略活动，使民族危机愈加严重，终于爆发了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3、导火索：1899年10月上旬，山东省平原县杠子李庄，因教民欺压群众，义和团便冲击当地的教堂。知县蒋楷派兵前往镇压。朱红灯率团民二三百人（一说近千人）与清军进行战斗，将其击败。至今在平原乡间还流传一句谚语“义和团起平原，不到三月遍地传”。
（二）失败原因： 1、义和团运动本身的缺陷性和盲目性。①义和团作为农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具有很大的随意性。②义和团本身具有巨大的破坏性。 2、义和团没有严密的组织形式。 3、没有先进的政党领导，没有科学理论指导。 4、清政府和外国势力的联合镇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为了躲开义和团运动打击锋芒，被迫采取假宣战，真投降的欺骗手法，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镇压义和团运动，使义和团处于内外夹攻的境地。在国内外敌人的夹击下遭到了失败。
（三）历史意义： 1、义和团运动表现了中国人民高尚的爱国主义精神、反侵略的伟大气魄和不甘屈服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顽强的反抗精神，显示了中华民族的力量。 2、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的走狗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加速了清王朝的统治基础，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在华侵略势力，粉碎了列强瓜分中国之野心。 3、义和团运动对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太平天国运动与义和团运动的异同：
1、相同点： ①所处时代：都发生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近代前期；②运动主体：都是以农民群众为主；③领导者：农民阶级； ④斗争方式：斗争武装斗争为方式的农民革命运动； ⑤组织形式：都利用宗教结社形式来发动群众，都带有浓厚的迷信色彩； ⑥结果及原因：都是由于农民阶级的时代的局限性,在中外反动派联合镇压下失败的。⑦作用：都沉重打击了中外反动势力。2、不同点： ①时代背景：太平天国运动发生在19世纪中期，中国社会性质开始变化，阶级矛盾的激化是其爆发的根因；义和团运动发生在19世纪末，世界进入帝国主义时代，列强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民族危机深重，民族矛盾是其根本原因。 ②矛头所向：太平天国要推翻清政府，义和团运动矛头指向帝国主义。 ③持续时间和波及范围：义和团运动持续时间14年（），波及范围大半个中国，转战18省；义和团运动只有一年多的时间，主要在山东、京津地区活动，时间和范围不如太平天国运动。 ④组织的严密性：太平天国有严密的组织(拜上帝会和太平军军事编制)，有公认的领袖,组成领导核心；义和团组织松散，没有公认领袖,缺少统一指挥。 ⑤斗争水平：太平天国有明确的革命纲领，斗争水平高，其《天朝田亩制度》是中国两千多年来农民革命的思想结晶。义和团没有纲领,斗争水平低,被清政府利用。 ⑥对外关系上：太平天国领导人吸收基督教的合理成分，形成拜上帝教，组织动员群众，太平天国有平等的外交思想,有灵活的外交策略，主张向西方学习，《资政新篇》首次提出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方案，反映了先进的中国人发展资本主义的愿望；义和团盲目排外，不能区分资本主义侵略和外来的先进文明，具有明显的反资本主义的落后性。 ⑦指导思想：太平天国运动借助西方基督教理论，把西方基督教教义、中国儒家大同思想、农民平均主义结合起来；义和团信封神袛，持符念咒，设立神坛拳厂，具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思想。
教案频发的原因：&义和团运动兴起的直接原因是教案，1、治外法权凌驾中国法律& 19世纪末，西方传教士被准许在中国传教和成立教会。在治外法权之下，不单教会的西方神职人员不受清政府管辖，一般中国信徒也常获教会庇护。地方上，基督教教会每每因为文化、风俗差异等等各种原因，与地方民众发生冲突。部分不良教民欺压当地民众，而地方政府却往往因为惧于教会的治外法权，不欲与洋人作对而未能持公处理，造成教案。&2、仇外心态&清末华北地方经济破产，传统社会纲纪解体；在转变的时代，人心惶惶，各式秘密会社纷起。总之，教会、教众和洋人、洋货，成为了仇视的对象。& 当时社会有许多诋毁西方人的谣言，如说洋人医院挖小孩眼睛制迷药、神父用特制器具吸男童阳精等等，而一般中国百姓一向迷信这类传言，从而人人自危，对西方人及中国教友恨之入骨。& 3、守旧势力煽动。
思想意识：1、爱国思想义和团具有朴素的爱国思想，对外国的侵略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十分痛恨。他们表示：“最恨和约，误国殃民；上行下效，民冤不伸”还有些义和团组织更希望能使国家从屈辱的境地摆脱出来，如当时的红灯照就宣布要以法术“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 2、排外思想与爱国思想相对应，义和团也存在一些排外的思想与举动。这些行为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应当进行实事求是的分析，不能简单化处理。3、迷信思想义和团存在大量的迷信思想，这是由于构成义和团员主体的中国农民在当时缺乏先进的思想武器，只能以落后的迷信思想来解释外国侵略者给中国带来的灾难，当时的义和团普遍认为中国的灾难是遇上了“劫运”。称“劫运到时天地愁，恶人不免善人留”（《庚子大事记》）。这些迷信思想在义和团运动的初期起到了一定作用：共同的迷信思想成为联结各个义和团组织的纽带，使义和团在组织松散的状况下仍能坚持斗争。 4、忠君思想由于封建思想的毒害，许多群众都有传统的忠君思想，在义和团运动中的“扶清灭洋“口号就是一个表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一些群众认清了清廷的本质，不再对其抱有幻想，转而提出新的“扫清灭洋”口号。
《辛丑条约》：
亦称《辛丑各国和约》、《北京议定书》，是中国清朝政府与英国、美国、日本、俄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奥匈、比利时、西班牙和荷兰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签定的一个和平协定。条约签定于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七月二十五日，辛丑年，故名辛丑条约。因条约签订日为阳历9月7日，因此有“九七国耻”一说。《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的不平等条约。条约规定：中国赔款9.8亿两白银，该条约标志着清政府完全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的工具，中国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辛丑条约》起因：当时清朝政府内部有将首都迁往内地（西安）继续与联军作战的建议。但是当时的清政府实际上已经没有可靠的军队了。义和团已经被战败，山东以南省份的总督们早在义和团期间就已经与外国达成地方上的协议，违抗清政府支持义和团的决定。因此清政府决定签署这个条约来保全自己。
《辛丑条约》内容和危害：
《辛丑条约》历史影响：1、巨额的赔款，是列强对中国空前的大规模勒索；为支付这笔赔款，清政府加紧搜刮人民，使中国人民生活更加贫困，社会经济更加凋敝。　　2、在北京设立的“使馆界”，实际上是“国中之国”，是帝国主义策划侵略中国的大本营。外国侵略者控制京津地区，使清政府完全处于军队的控制之下，便于侵略者直接派兵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　　3、按照条约规定，清朝官吏严厉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进一步成为帝国主义帮凶。　　4、该设外务部的规定，便于清政府能够按照外国侵略者的意旨实行卖国的外交政策。　　《辛丑条约》是中国近代史上赔款数目最庞大、主权丧失最严重、精神屈辱最深沉，从而给中国人民带来空前灾难的不平等条约。标志着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已甘当“洋人的朝廷”，从此，清政府完全成为资本、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中国的工具。它的签订，标志着中国完全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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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理论课课程论文 张樱
分析“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发展有哪些重大的影响
2014级电技1班9号
【摘要】:1894年爆发的甲午中日战争是中国近代史上一次重大的影响深远的政治历史事件。它使中国的半殖民地化程度大大加深，这场战争给中国人民带来了巨大的耻辱和更加深重的灾难，但它同时也更加促进了中国的民族觉醒。本文通过介绍甲午中日战争的起因及过程，并从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分析这场战争失败的原因来探讨甲午战争对中日两国发展有哪些重大的影响。
【关键词】:甲午战争 耻辱 近代史 中日两国 重大影响
一、 甲午战争的起因
日本侵略中国是蓄谋已久，准备充分的。早在1867年，明治天皇睦仁登基伊始，即在《天皇御笔信》中宣称：“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蓄意向海外扩张。1871年，近代中日两国签订了第一个条约《中日修好条规》，第一款就说：“嗣后大清国、大日本国倍敦和谊，与天壤无穷。即两国所属邦土，亦各以礼相待，不可稍有侵越，俾获永久安全。”这是一个平等的条约。但日本并没有遵守这一条约，而是开始积极向中国扩张。十九世纪末期，各资本主义国家向帝国主义阶段的过渡渐次完成，他们加紧争夺殖民地。中国与朝鲜成为他们在东亚争夺的焦点。在争夺中国的过程中，列强之间矛盾重重。英国、美国为了牵制俄国势力，支持日本侵略中国和朝鲜。
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制定了所谓“清国征讨策略”，逐渐演化为以侵略中国为中心的“大陆政策”。其第一步是攻占台湾，第二步是吞并朝鲜，第三步是进军满蒙，第四步是灭亡中国，第五步是征服亚洲，称霸世界。1890年，日本国内爆发经济危机，对开战的要求更加迫切，要实施其“大陆政策”，以促进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
二、 甲午战争的经过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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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争深刻影响世界历史
　　两个甲子以前，爆发了震撼世界的中日甲午战争，清廷败于东邻小邦，从此国势阽危，山河更加破碎。创深痛巨之下，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神州巨变。其他日、俄、英、法、德、美、朝等国，与此战密切相关，受到不同影响。甲午战争既是决定中日两国命运的重要战争，也塑造了20世纪初的东亚格局，并对世界历史产生了深远影响。
　　激发中国民族觉醒
　　中国近代史上发生了许多次对外战争，在甲午战争前，已有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中法战争，可说是烽火连天，硝烟弥漫。而中日甲午战争比以前的历次战争规模更大，损失更重，失败更惨。割地赔款，丧权辱国，随之而来的是列强争夺势力范围，掀起了瓜分中国的浪潮，国家和民族的生存面临严重威胁。
　　甲午战争前，中国虽已受到帝国主义的侵略，但当时正在搞洋务运动，先进的有识之士早已看透了洋务运动的弱点，认识到它不能够挽救中国，但对一般人来说，洋务运动造成一种假象，开了工厂，造了铁路，设了轮船、电报，建了海军，办了学校，引进了西方的科学技术，挂起了求富求强的招牌，给人一种希望和幻觉，似乎中国也在前进、发展，似乎“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洋务运动也能救中国。甲午战争的失败，使一切都破灭了。三十年洋务运动的成果经不起日本的一击，一点幻想和自我安慰的余地都没有了。
　　这真正是创深痛巨，刻骨铭心，中国人民从来没有遭到这样严重的灾难，从来没有经受这样的奇耻大辱。北洋舰队在威海卫的覆灭，不仅是中国海军的惨败，也宣告了早期富强努力的失败。当时，清朝的北洋舰队，在军事上、技术上是很先进的。在人们心目中，它的存在是中国进步的象征、强大的象征、希望的象征。甲午战争的失败，无情地证明了这种象征的虚假性。这对中国的打击实在太沉重了。特别是败在日本手里，日本是个小国，在历史上一直受中国文化的影响，号称同文同种，它的近代化也刚刚起步不久。败在日本手里，太不光彩、太不甘心了。而日本侵略中国更加凶狠，割地赔款，毫不留情，可说是心黑手辣，彻底戳穿了清朝这只纸老虎，同时，给中国人民在物质上、精神上的伤害极为严重，可说史无前例。
　　甲午战争的失败对全民族造成重大的冲击，使得人们从封建主义的沉沉大梦中觉醒，重新观察周围的世界，重新评估自己的地位和能力，重新选择应该走的道路。
　　甲午战争失败以后，全国震动，一片沸腾，呈现出前所未有的民族觉醒，前所未有的议论、争执、探寻、追求。鸦片战争、英法联军侵华、中法战争以后从来没有过这种景象，民族危机带来了新的转机，历史的辩证法就是这样。历史总是迂回曲折地前进的。一个有生命力的、伟大的民族，历史上既有挫折，也有胜利；既有苦难，也有欢乐，它不会永远胜利，笔直地上升、前进，也不会永远失败，直线下跌，一败涂地。历史总会给人们以机会，胜利和失败相间隔、相交叉。历史上的胜利往往随之而来会有失败和倒退，而历史上的挫折也会增长人们的智慧，锻炼人们的力量，而得到未来胜利的补偿。中日甲午战争的情形就是这样。
　　《马关条约》的签订，激起了全国的悲愤和抗议。3年以后，发生了戊戌维新运动；5年以后，发生了义和团运动；16年以后发生了辛亥革命。一个误国、辱国、卖国的清政府倒台了。一连串的历史事件，每个事件既是前事之果，又是后事之因，中日甲午战争是这一历史链条中极其重要的环节。如果没有甲午战争的失败，就不会激起中国这样迅速地奔跑。这证明了中华民族经得住严重的挫折和失败，能够从中吸取教训，能够在摔倒以后迅速爬起来，寻觅新的道路，作出新的努力。
　　甲午战争的意义非常重要。中国受到了重大挫折，但能吸取教训，发奋努力。这次战争确实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大转折点，它的意义就在于激发了全民族的觉醒，一种要求改革和进步的觉醒、富强意识的觉醒、爱国主义和自救的觉醒。
　　刺激日本扩张野心
　　甲午战争在日本史上同样影响深远，是日本向殖民强国过渡的转折点。
　　19世纪本来是欧洲人的时代，英国、法国、德国、俄国，加上美国，列强主宰世界，国际上战略局面比较简单，其他国家都是殖民地附属国，任人蹂躏，任人宰割。当时，最有希望赶上去的是东方的两个国家，一个是日本，一个是中国。
　　中日近代化的步伐，除了欧美列强之外，算是比较早的。19世纪60年代，中日两国以不同的方式开始起步，中日两国既是近邻，又是竞争对手。此前日本也闭关锁国，也受到西方列强入侵的威胁，但与中国不同，并未因此发生大规模的战争。1853年，美、俄舰队先后到日本，次年日美签订《神奈川条约》，虽然美国施以军事威胁，但却并未真正动武。1864年9月，英、美、荷、法四国舰队炮击日本下关，但联军登陆后，当地长州藩迅即求和，战争规模很小。
　　当时列强之间存在矛盾冲突，英美两国都感到扶植日本来牵制沙俄是合算的。历史的机遇向日本露出了微笑，日本也及时抓住了这个机遇，通过开展“明治维新”，走上了富强之路。
　　甲午战争是中日这两个东亚竞争对手之间的较量。结果，中国失败了。当然，中国的失败有其自身复杂而深刻的原因，但由于中国的失败，日本才能够脱颖而出，成为东亚一霸。
　　甲午获胜，日本掠夺的利益之大，连它自己也始料未及，全国都沉浸在胜利的狂热之中。日本经甲午一战，实力大大增强，这进一步刺激起它向外掠夺的野心。不过，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事件，逼使它冷静下来，清醒地估算出前途的障碍，卧薪尝胆，十年生聚，终于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由此赶上了欧美列强，也走上了一条不断对外军事扩张的不归路。
　　导致列强分化组合
　　甲午战前，在东亚事务中发挥作用的国家主要有四：中、日、俄、英。此外，法、德、美、朝等国也扮演着重要角色。甲午战争造成东亚力量此消彼长，导致列强分化组合，直接影响着世界战略格局的变化。
　　最关心甲午战争进程的，除了中日双方之外，要数力图向远东扩张势力的沙皇俄国。1895年2月和4月，战争即将结束之时，沙皇政府召开了两次大臣特别会议，准备和日本公开对抗，其方针是不能让日本赢得太多。但当时沙俄在远东没有强大的海军，横贯欧亚的西伯利亚铁路也尚未竣工，真打起来没有把握，于是联合了法德两国进行干涉。甲午战后，沙俄加紧了对中国东北地区的侵略，另一方面也为了对付英日同盟，俄国于1902年与法国结盟，以保护“两国在远东的特殊利益”。
　　英国当时在中国获得的侵略权益最多，势力范围最大，它千方百计要维护既得利益，保持优势地位，于是主张“维持现状”。当时英、俄矛盾是全球性的矛盾，两国在争夺伊朗、土耳其和朝鲜等战略要地的斗争中互不相让，剑拔弩张。于是，扶植日本抵制俄国扩张，就成为英国的重要政策。
　　英国虽然在甲午战争中支持日本，同时也不希望清政府受到过分削弱而垮台。甲午战前，英国把中国当成它与沙俄之间的缓冲来对待，一度还考虑过缔结“英中同盟”。但清政府暴露出的腐朽无能和不堪一击使得英国舆论和政府政策发生了转向。因此，当战争后期清政府主动提出缔结中英同盟时，英国政府未加理睬。在选择东亚的同盟者时，英国把目光投向了新兴的日本。英日同盟终于在几年后变成现实。
　　甲午战争前后，法、德、美等国也力图在东亚扮演更加重要的角色。中法战争中法国“不胜而胜”，1885年以后清廷被迫签订《中法新约》、《中法越南边界通商章程》、《中法界务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承认法国对印度支那诸殖民地的宗主权，中国西南门户洞开，法国侵略势力长驱直入滇桂。甲午战争后，德法两国通过参与“干涉还辽”，分别“租借”了胶州湾和广州湾；法国还在滇越边境勘界中捞到了好处。美国则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借助《马关条约》的规定，从1894年到1900年几乎将其对华出口贸易额增加了5倍。1898年12月，美国总统麦金莱宣布：“正在中国发生着重大事件，美国并不是一个漠不关心的旁观者&&我们的目的，是要用一切适当的、合于美国政府传统的手段，来促进美国在该地区的巨大利益。”次年，美国独立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主张保持中国的领土完整，反对列强的血盆大口把中国撕裂得一干二净。
　　朝鲜是甲午战争前后东亚矛盾冲突的焦点所在。日本在朝鲜疯狂地推行“大陆政策”，视之为入侵中国东北的桥梁，急迫地要在这个进出日本海的锁钥上建成入侵亚洲大陆的桥头堡。此时沙俄也把扩张重点放在了东北亚地区，19世纪80年代中期，沙皇曾力图把朝鲜变成保护国。英国则从维护优势地位出发，希望朝鲜成为缓冲地区，终于在1885年借口俄国军舰在海参崴集结，强占了朝鲜的巨文岛。甲午战后，朝鲜一步步沦为日本殖民地，李氏王朝转而向沙俄寻求庇护。1904年，日俄为争夺朝鲜和中国的东北发生战争，次年日本战胜，独霸朝鲜，朝鲜人民则开展了蓬勃的反日斗争。
　　改写东亚历史进程
　　中日甲午战争对20世纪世界历史最深刻的影响是：日本脱颖而出，进而打败俄国，从而与欧美列强并驾齐驱，继续一步步走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深渊；中俄两国先后失败，国内又都推翻了专制的王朝体制，经历了不同的曲折发展道路，并最终选择了社会主义道路。
　　甲午战争中，日本虽然是战胜国，但战争并没有给日本人民带来幸福和欢乐。日本统治者对外选择了侵略扩张的道路，对内必然加紧剥削和压迫人民。甲午战争取得胜利，统治者大发战争财，野心无限膨胀，更加疯狂地扩军备战。1904年，与俄国为争夺中国东北而大打出手，日本战胜，更加肆无忌惮地侵略中国。此后，占领东北，以至发动全面的侵华战争，日本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军国主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彻底失败，也把日本整个国家拖向毁灭的边缘，日本人民深受侵略战争的毒害。
　　而中国与俄国在失败以后，经历了不同的曲折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如果不是甲午战争的失败，或者中国的失败不那样惨重，日本也就难以崛起，俄国也就不至于失败，那么，20世纪初的历史将会大不一样。我们主张历史发展有其内在的必然性，这是就宏观历史而言，资本主义将走向社会主义，这是必然规律。但我们并不是宿命论者，在总的必然性范围之内，历史发展会有多种可能和多样选择，客观历史的形成并不是一个既定的、绝对的、唯一的过程，其中存在许多偶然性，历史的具体进程和各种情节不是上帝预先安排好的，而是人们在一定条件下自由创造的。历史给人们提供种种机会，允许人们选择，要求人们创造，等待人们开辟。甲午战争的失败并不是命中注定的，中日双方的主观努力是决定胜负的重大因素。
　　甲午战争中，中国失败了，失去了赶上历史潮流的机会；日本则崭露头角，崛起于东方，大大影响了20世纪初世界力量的对比。从这个意义上说，甲午战争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改变了东亚地区的力量对比，塑造了20世纪国际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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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亚洲上将谈甲午战争：制度?战略?信仰?国运
　　参考消息网4月12日报道 本报“军事名家的甲午殇思”系列报道自3月3日连续刊发以来，得到社会各界极大关注。在本系列报道结束前夕，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大学政治委员刘亚洲空军上将接受了新华社解放军分社社长刘声东和《参考消息》报社总编辑张铁柱的采访，就甲午战争谈了自己的看法。本报特刊登此文作为本系列报道的收官之作，以飨读者。
　　记者：请您谈谈对甲午战争的看法。
　　刘亚洲：习主席说，历史是现实的根源，任何一个国家的今天都来自昨天。甲午战争是一场深刻影响和改变了两个国家命运的战争，这两个国家一个是中国，一个是日本。再往大处看，它还在相当程度上影响了世界历史。当然，受影响最大的还是中国。对中国而言，这场战争的历史深刻性在于两点：一、战争失败了，但失败的原因至今仍在追问之中;二、战争虽然早已结束，但战争的伤口并未愈合，仍然横亘在历史和现实之间。对这场战争疑问的解答，构成了我们民族进步的阶梯。从这个意义上讲，甲午战争已成为一种标志，一个符号。
　　一、制度
　　刘亚洲：甲午之败并非海军之败，也非陆军之败，而是国家之败。
　　甲午战争日本的胜利是制度的胜利。大清帝国的失败是制度的失败。鸦片战争一声炮响，唤醒了清朝的同时也唤醒了日本。中日两国同时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但两个国家学习西洋文明，一个从内心革新变化，另一个则止于外形。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饭吃，一个把外来的东西当衣穿。当饭吃的消化了，强身健体;当衣服穿的只撑起了一个模样。福泽谕吉说，一个民族要崛起，要改变三个方面：第一是人心的改变;第二是政治制度的改变;第三是器物的改变。这个顺序绝不能颠倒。如果颠倒，表面上看是走捷径，其实是走不通的。日本就是按照福泽谕吉这个顺序走的，而清朝则反着走。结果一个成功了，一个失败了。德国“铁血宰相”俾斯麦曾分别接待过中国和日本两个代表团，后来有人问他对中日的看法，他指出，中国和日本的竞争，日本必胜，中国必败。他说：“日本到欧洲来的人，讨论各种学术，讲究政治原理，谋回国做根本的改造;而中国人到欧洲来，只问某厂的船炮造得如何，价值如何，买回去就算了。”
　　记者：当时清朝有句口号叫“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刘亚洲：中国古代文明太灿烂了，反而成了我们的包袱。日本从来不是领导世界历史文明潮流的强国，因为它缺乏文明的原创力，这反而使它在全面西化时能够轻装上阵。况且日本是个爱学习的民族，谁强跟谁学，而且学得有模有样。当年它被唐朝打败之后，立即派出大批遣唐使。那时日本弥漫的是一股“唐化”之风。二战结束后，东京的废墟瓦砾还没清除干净，裕仁天皇就签发了向美国派出留学生的诏令。所以，明治维新短短30多年时间，便把日本变成了一个现代国家，并不让人惊讶。日本与清朝的对决，是一个现代国家与前现代国家的对决。清朝怎么能赢？
　　记者：您说当时日本已成为一个现代国家，有什么标志？
　　刘亚洲：最主要的标志是人的觉醒。日本秉承中国文化上千年，其国家形态与它的母国是一样的：国不知有民，民不知有国。人民只有宗族意识，没有国家意识。那时候西方传教士到中国和日本来，都一致承认中日两国人民的忍耐与坚忍无与伦比，但另一个印象就是麻木不仁，对压迫逆来顺受，毫无主动性和创造性。日本有本侮辱中国人的书叫《支那论》，说中国人“似蚯蚓这种低级动物，把一段身子给切断了，其他部分没有感觉，仍能继续活着”。其实以此来形容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人，也不差分毫。但西风东渐之际，日本人断然斩断了上千年的文化脐带，脱亚效欧，加入了西方的发展行列。人民变成了国民。
　　百姓是不是国民，有两条重要标准，一是有没有权利，二是有没有财富。明治维新时，日本还搞了“自由民权”运动，其核心是“纳税人的参政权”。大久保利通说：“国家强大源于民众的富足。”日本走了和清朝洋务运动相反的路，鼓励民间资本。腐朽的制度不仅阻碍民族发展，为敌国入侵提供可能性，并在关键时刻出卖民族利益。甲午战败后赔了那么多钱，可战前买军舰，竟一分也掏不出来。有了国民，就有了真正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很多日本学者在总结甲午战争经验时都认为，国民意识是战争胜利的最大法宝。国民国家是近代日本的基本国家模式。反观大清帝国，当日本在不顾一切地调动和激发全民族的创造力的时候，清朝则不顾一切地将民间思想火花扑灭于萌芽之中。战争从来就不是老百姓的事，甚至不是军人的事。威海卫陷落后，南洋舰队曾派人向日本海军请求，归还被俘去的南洋舰队的两艘舰只，因为这两艘舰是北上参加北洋水师会操的，而非参战，理应归还。此事成了海战史上的笑柄。
　　记者：一切事情，核心因素是人。
　　刘亚洲：梁启超说：“今日世界之竞争，不在国家而在国民。”日本自然资源实在匮乏，所以就最大限度开发人的资源。明治维新时是这样，今天也是这样。它首先抓的是对人的教育。这里说的教育指的是“欧化”后的新式教育，它完全不同于日本“唐化”后的旧式教育。甲午战争10年后，日本又打赢了日俄战争。日本天皇说，赢了这场战争，他最应当感谢的是日本的小学教师，因为日本士兵绝大多数都受过小学教育，而沙俄士兵则大多数是文盲。教育的革命带来了思想的革命。军队是更需要思想的。对一支军队而言，思想才是真正的杀手锏。红军就是一支有思想的军队，所以它战无不胜。
　　记者：相比之下，清军就差多了。
　　刘亚洲：清朝的教育是中国历史上最差的教育。有个国家领导人在一次会议上拿出两份清朝的名单，它们是收藏在国家图书馆的。第一个名单上的人是傅以渐、王式丹、林召堂、刘子壮、陈沅&&第二个名单上的人是李渔、洪升、顾炎武、金圣叹、黄宗羲、吴敬梓、蒲松龄、袁世凯。第一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状元，第二份名单上的人都是清朝的落第秀才。这两份名单最能说明教育的问题。
　　记者：这个对比太强烈了，也太有说服力了。
　　刘亚洲：思想的力量太重要了。人的精神即人的思想。人的思想即人的精神。思想不仅是心理的，也是生理的。我看二战时期日本军队的影像，总觉得日本军人脸上有股异样之气，别人很难模仿。老干部看了我国演员扮演的日本兵，总说：“不像。”为什么不像？缺少了什么？有一次，我在日本访问，正值马拉松比赛，七大电视台全部转播。日本几乎是全国观看。有一个运动员腿扭伤了，花了近五个小时才跑到终点，但日本电视一直在跟拍他。街道两侧，密密麻麻全是为他鼓气的人。这时我突然明白了日本人身上那种异样之气是什么了。就在甲午战争前不久，李鸿章访问英国，英皇室为他表演网球。事后问他观感。李鸿章说：“很好，很好，只是实在太辛苦，何不雇人来打？”
　　记者：李鸿章这样的人，还是洋务运动的精英。
　　刘亚洲：梁启超认为李鸿章是时势所造的英雄，而不是造时势的英雄。在他看来，日本的伊藤博文则是造时势的英雄。他还说，像伊藤这样的人，在日本成百上千;“中国之才如李某者，其同辈中不得一人”。人是改革的最大动力，也是改革的阻力。成事在人，败事也在人。李鸿章以一人来敌一个精英集团，怎能不败？
　　二、战略
　　刘亚洲：甲午战争其实也是中日两国发展战略的对撞。19世纪中叶，西方列强入侵东方，亚洲各国相继沉沦，只有中日两国奋起自强。中国发起洋务运动，日本搞起了明治维新。洋务运动的倡导者和参与者，在建立现代国家的努力上，与日本明治时期那代人，应该同样值得尊重。问题是，东亚狭窄，容不下两个国家同时崛起，尤其容不下中国这样的大块头崛起，这就决定了中日间必有一战。日本对此认识得非常清楚，而清朝则懵懵懂懂。中日双方都在西方船坚炮利的逼迫下进行战略转移。日本实现了由传统战略向现代国家战略上的彻底变革。相反，清朝在确立具有现代特征的国家战略上始终裹足不前。直到国家覆亡，都没有制定出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战略。
　　记者：这告诉我们，任何时候，最重要的是要有清晰的战略。
　　刘亚洲：第一位的是要有战略意志。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向日本学习。日本是个岛国，它始终认为自己的出路在大陆。为了踏上列岛西边这片大陆，它已经准备了上千年。也就是说，它的对华战略已经实施了上千年。历史上的日本有两个特点：一、一旦权力集中，就要征韩;二、每一次自然灾难之后，就会出现要求对外动武的声音。最近的一次是福岛大地震后，日本右翼分子对钓鱼岛的染指。其实这都与它的大陆战略有关。大陆情结贯穿了日本历史的始终。
　　中国历史上不乏大思想家、大战略家，但是难以有跨越数代人的长久性大战略和实行这种战略的意志。日本发动甲午战争时，叫嚣的是“国运相赌”。清朝就没有这样的国家意志。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是想永久占领中国的，所以它学习的是满清灭亡明朝的经验，以摧毁中国人的心理和意志为主。这就是为什么日军在战争中对中国人那么凶残和几次大屠杀的原因。南京大屠杀就是“扬州十日”的翻版。从这个意义上说，大屠杀不发生在南京，也一定会发生在其他地方。只不过南京更合适罢了。它是首都，屠城的震撼力远大于扬州。这是日本的既定战略。
　　记者：这样一讲，日本的战略脉络就看得很清晰了。
　　刘亚洲：其次是战略眼光。要看得深、看得远。中国的历史，首先是世界历史进程的一部分，然后才是自身发展的历史。只有布局天下，才能布局中国。甲午战争既是中日双边冲突，又是大国博弈的产物，对国际格局的影响至今未消。1853年，英国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战胜俄国，堵住了俄国南下的道路。不久后，左宗棠收复新疆，也让俄国在中亚方向无所作为，所以它掉头东进，这就与日本发生了冲突。甲午战争后，日俄冲突成为必然。10年后，双方爆发了被西方称为“第零次世界大战”的日俄战争，这场新列强战胜老列强的战争，催生了日后的俄国“十月革命”，对世界大格局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 记者：请您谈谈清朝的军事战略。
　　刘亚洲：美国人李普曼说，只要存在着一条军事疆界，一条相应的政治疆界就会出现。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理解：只要存在一条政治疆界，一条相应的军事疆界就应该出现。军事战略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军事战略应当服从国家战略。但是如果军事战略出了问题，仗打败了，这个国家的国家战略也就完了。退一万步说，即使国家战略出现失误，如果军事战略恰当，还能为国家战略重构创造机会。否则，即使国家战略正确，如果没有正确的军事战略配合，国家战略照样无法实现。纵观当时中日两国的国家战略，最能说明这一点。清朝经过30年洋务运动，迎来了千载难逢的战略机遇期，将强未强。清朝的首要目标是确保战略机遇期不失去。日本则强调“强兵为富国之本，而不是富国为强兵之本”，8次扩充军备，准备“举国发动，国运相搏”。谁的国家战略目标正确，一目了然。但战争结果是，正确者失败，错误者胜利。差距就在军事战略上。
　　清朝经过了30年的军事变革，建立了一支表面上脱胎换骨的新式海军和陆军，但它的军事变革是失败的，主要是观念落后。胜利的军队用未来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失败的军队用昨天的观念打今天的战争。清朝的军事变革，正如车尔尼雪夫斯基评价彼得大帝的改革那样，“大胡子剃掉了，德式西服穿上了，但是留大胡子、穿旧式服装时期的那些思想却留下了”。清朝的军事改革从根子上没有能够摆脱农耕文明的桎梏。农耕生产方式要解决的问题首先是天下太平，有饭吃就满足。农耕文化的眼睛是向内而不是向外看的。清朝内斗那么激烈也是农耕文化的产物。因此，北洋水师虽然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铁甲舰，奉行的却是长期防御性战略。这是一支农民的海军，因此是一支守土的海军，而不是一支经略大洋的海军。表面上看，甲午海战的战场上，是双方“海龟”的较量。军舰都是从欧洲进口，双方将领毕业自同一所军校，且都用英语指挥。但那是农民与现代军人的较量，那是鸡蛋和石头的碰撞。我曾为北洋水师在全部海战中没有击沉过一艘日舰而震惊。后来我想透了，这丝毫不奇怪。全世界的鸡蛋联合起来就能够打过石头吗？退一步讲，即使是防御，第一道防线也应该在对马海峡展开。反观北洋水师，只敢在大陆沿海做些机动。作为失败的典型，这支水师实在太“成功”了。
　　记者：清朝军事变革还有什么问题？
　　刘亚洲：还有两点，第一是没有现代军事思想家。没有军事思想家就无法进行战争的顶层设计。而顶层设计的失败是最大的失败。中国一贯有轻视军事思想家的传统。兵书是不登大雅之堂的。正经的读书人以读兵书为耻。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后，在列强的监视和重压下，从零开始，仅仅20年时间就建立起一支全新的机械化大军，横扫欧洲。德军是怎么做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它们重视军事理论家。古德里安因为他的理论被任命为德军第一支装甲兵团的司令官，官拜上将。中国自古很少有军事理论家受到如此重视。与之相反，日本对华侵略的思想、政策的设计者，基本都不是政府官员，而是普通的学者和知识分子。
　　第二是难以冲破利益的藩篱。清朝的新军本来就是在湘军、淮军基础上组建的，门户对立，内斗激烈。朝廷上有维新派与顽固派的斗争，朝廷外有革命党与保守党的斗争。黄遵宪在甲午战争中悲愤地说：“噫吁哉！海陆军！人力合，我力分。如蠖屈，不得申;如斗鸡，不能群。”军事工业分属不同洋务集团，已然成了官员私产。战争中，日军缴获大量清军装备，这些装备型号之多，令日军瞠目。各个集团都在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北洋水师炮台上的火炮型号达84种之多。
　　记者：这样的军队怎能打胜仗？
　　刘亚洲：甲午战争中，一些优秀的清朝军人尽力了，特别是北洋水师的一些将领。北洋水师共有11名管带，7名殉国，近3000名官兵血洒海疆。但这并不能改变战争结局。他们越英勇，就越反衬政府无能，反衬战略出错所造成的代价之惨重。甲午战争，是近代历史上中国军队与外国军队武器装备差距最小的一次战争，又是中国军队败得最惨的一次战争。短暂的战略机遇期彻底失去。日本由此一步步走向强盛。中国则自始坠入深渊。仅举海军为例，到二次大战爆发时，日本海军总吨位为98万吨，拥有10艘航空母舰。此时中国海军全部舰船总吨位只有5.9万吨，还没有日本一条“大和”号战列舰的吨位（6.5万吨）大。
　　三、信仰
　　刘亚洲：甲午之败还是文化之败。
　　记者：“甲午殇思”系列中专门有一篇文章谈这个问题。
　　刘亚洲：了解一个民族首先要了解其文化。文化的核心是精神。精神的核心是信仰。这是一个民族的基因。基因决定了一个民族的特征、发展和变异。要知道一个国家未来向哪里去，可以先通过基因分析看看它从哪里来。分析甲午战争，同样必须分析双方的基因，才能透过现象看清本质，才能找到千年前的根源，也才能够看清千年后的发展。甲午战争前，日本向中国派出了大批间谍，我记得有一个间谍来到南方一处游冶场所，倾听缓慢、悠长、哀伤的二胡演奏，良久，他说：“完了，这个大国完了。”他从音乐声中看到了晚清中国人的精神状态。
　　记者：评价甲午战争，都觉得中日两军精神状态差距太大。
　　刘亚洲：清军没有守住一座该守住的城池，没有攻下一个该攻下的阵地。丰岛海战、平壤之战，乃至大东沟海战，日军无一战有十足胜算，但清军却总是无一战不一触即溃。日本《日清战争实记》写道：“支那大将身形高大，力气超群，貌似可指挥三军，然一旦开战就变成弱虫一条，尚未听到枪声就逃之夭夭，甚至披上妇女衣装，企图蒙混过关。”以至于战后在日本儿童游戏时，辱骂失败者是“支那”。两国老百姓的精神状态对比也非常强烈。中国老百姓送亲人上前线，哭哭啼啼。日本人出征的情形，梁启超写过了：“亲友宗族把送迎兵卒出入营房当作莫大光荣。那光荣的程度，中国人中举人进士不过如此。”他还说，日本人欢送亲朋子弟入伍都以“祈战死”三字相赠。报刊所载赠人从军诗，都以“勿生还”相祝贺。就连在日本社会地位最卑微的妓女，也捐钱捐物资助国家战争。
　　旅顺大屠杀时，中国百姓几乎未有任何抵抗，绝大多数神情麻木，如待宰羔羊。李鸿章幕僚罗丰禄描述：“倭人常谓中国人如死猪卧地，任人宰割，实是现在景象。”福泽谕吉说：“支那人民怯懦卑屈实在是无有其类。”在中国，一共发生过两次刺杀日本高官的事件，一次是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一次是尹奉吉炸死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两个义士都是朝鲜流亡者。朝鲜人在中国土地上有此惊天地、泣鬼神的壮举，让日本人胆寒。我常常想，如果他们是中国人该多好。如果一条鱼病了，是鱼的问题;如果一条河的鱼全病了，那就是水的问题。
　　记者：这个“水”指的是中国文化吗？
　　刘亚洲：是的。中国的国民性在古代是非常辉煌的。春秋时期，中国人性格阳刚勇武。思想灿烂绚丽，极富进取心，也极富创造力。到处是慷慨悲歌、侠肝义胆之士。与之相得益彰的则是直到今天仍令我们神往的诸子百家，洋洋大观！那时的中国人是有信仰的。他们信仰的是中国传统中最健康的东西，如信、义、仁等等。秦始皇之后，专制皇权大行其道，对人民一代一代进行奴化教育。被统治阶级阉割后的儒学道统使得中国只知道有家，不知道有国。孝子太多，忠臣太少。政治权力不允许民众树立信仰与道德，因此成了一盘散沙。尤其是经过元、清两个马背民族的统治，中国人的血性几乎被摧残殆尽。你看看明、清的绘画，很多是颜色黑白的山水画，愁云惨雾，给人一种凄凉压抑的感觉。戴季陶说，日本最消极的“浮世派文学艺术”的画中，都含有不少杀伐之气。200多年前，一个叫马戛尔尼的英国人到中国走了一趟，回去后，一针见血地说了一句话：“中国人没有宗教，如果有的话，那就是做官。”日本间谍宗方小太郎研究中国后得出一个结论：“人心腐败已达极点。”他提出，国家是人民的集合体，人民是国家组织的一“分子”，“分子”一旦腐败，国家岂能独恰胺肿印备埽业脑蜕ナ觯獗日呤蠡挂膳隆
　　记者：日本似乎也没有宗教。
　　刘亚洲：对，日本对外出口一切，但独不输出或输不出宗教。然而，日本人有信仰。日本的武士道精神，最初来源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豪侠人格。石原莞尔认为，中国原先也是有“武士”的，但这种“武士”在宋朝以后永远消失了。中国的“武士”在日本得到了发扬光大。日本神道最强调“忠”。“忠”在日本才是一种宗教，并成为超越其他一切宗教的思想。缘由是这个岛国历史上几乎从未受过外来侵略，也没有发生过王朝更替，是所谓“万世一系”。武士道精神加上对天皇的忠诚，使日本出现了一种畸形的信仰，将死亡视为解脱，认为死者可以免于受到谴责。武士道强调看透死亡。武士道最初要学习的就是忍耐、冒险和自杀。“武士道就是看透死亡，于生死两难之际，要当机立断，首先选择死”，而且是果断地死，毫不犹豫地死。武士只要做了对不起领主的事，唯有切腹自杀以谢罪。所以日本文化把认罪看得很重。正因为如此才不会轻易认罪。切腹自杀是最痛苦的一种自杀方式，却最受日本推崇。这种信仰调教出来的人，在侵略战争和屠杀中是不会有任何道义和怜悯的。我看甲午战争时期中日两军的照片，总有一个强烈的感觉：清军士兵无论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厚道的农民;而日本农民不管拿什么武器，看上去都像一个武士。你再看看日本的军歌：“&&冲向高山，让尸骸填满沟壑;走向大海，让浮尸浮满洋面。”在现代世界军队中，哪支军队有这样又是尸体、又是鲜血的军歌？
　　记者：听上去像今天恐怖主义分子的调门。
　　刘亚洲：日本军国主义者就是恐怖分子。日本侵略中国，从来就是以屠杀为手段。有一种研究认为，甲午海战时，北洋水师炮的口径大，日舰的炮口径小，但射速快。日军是打人不打船。当4至5倍于清舰射速的炮弹雨点般地落在船上时，给北洋水师造成的肉体创伤和精神打击是巨大的。日军攻击旅顺，远没有像10年后日俄战争时那么吃力，伤亡那么大，但它还要在旅顺进行大屠杀，杀得旅顺只剩下36人。面对这样凶残的敌人，你想当时处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状态下的中国人能够抵挡吗？
　　记者：难以想象。
　　刘亚洲：可是，一个奇怪的情景发生了。就在甲午战争发生40年后，有一批中国人做出了这个民族近千年来不曾有过的壮举。这个壮举令世界震惊，也令中国人自己震惊。这就是红军进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中国工农红军一扫甲午年间中国人的那种懦弱、麻木、贪生怕死，展现出来的是一种全新的精神面貌。他们是那样英勇，大无畏，那样藐视死亡和苦难。长征，被美国作家索尔兹伯里比作犹太人出埃及、汉尼拔翻越阿尔卑斯山和美国人征服西部，他认为：“本世纪中没有什么比长征更令人神往和更为深远影响世界前途的事件了。”布热津斯基说：“对崭露头角的新中国来讲，长征的意义绝不只是一部无可匹敌的英雄主义史诗，它的意义要深刻得多。它是国家统一精神的提示，也是克服落后东西的必要因素。”这支衣衫褴褛、面带饥色的军队从南中国出发时有8.6万人，到陕北时只剩下不到6000人，可正是这支军队，后来建立了一个强大的新生政权。仅仅40年，他们应该还算是甲午同代人。他们怎么会这样？是什么使他们改变得如此面目全非？
　　记者：您说是什么？
　　刘亚洲：我给你讲一个长征中的故事：红军翻越一座叫党岭的雪山，那是长征中最高的雪山，很多人因为缺氧和劳累死去了，被埋在雪堆里。后来部队上来后，发现有一只胳膊伸出雪堆，拳头紧握。他们掰开这只手一看，里面是党证和一块银元。党证里写道：刘志海，中共正式党员，1933年入党。从这个故事中，你一定会明白红军的力量来自哪里。
　　四、国运
　　刘亚洲：甲午一役，是民族之哀，民族之痛，但我认为，它同时还是民族之幸。因为在这场战争之后，一个奇妙的瞬间诞生了。在这个瞬间里，历史向古老的中国打开了另外一扇门。
　　记者：为什么这么说？
　　刘亚洲：甲午战争的失败导致了中国人群体意识的觉醒。甲午战争对中华民族的影响，梁启超曾有过入木三分的评论：“吾国四千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始。”从准确意义讲，不是鸦片战争，而是甲午大败才是中国人真正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开始。甲午战争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发生。甲午年6月，时年28岁的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指出器物层面改进不足以胜西洋，结果不被采纳。3个月后，黄海兵败。同年11月，檀香山兴中会成立。次年2月，香港兴中会成立。兴中会就是同盟会的前身。同盟会成立几年后，清朝被推翻。1919年因为不满日本强加给中国的所谓“21条”，北京爆发了五四运动。正是在这个运动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诞生了。从此，中国历史开始了伟大的转折。
　　毛泽东出生在甲午战争前一年。邓小平出生在甲午战争10年后也就是日俄战争的当年。他们的青年时代，正是甲午风云掀起的巨涛对中国近代史冲击最猛烈的时代。启蒙、自强与救亡，是那个时代的主旋律。他们的思想上一定有深深的甲午烙印。他们肯定从来不曾忘记甲午。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在谈到中印领土争端时说过“不能做李鸿章”的话。1982年，面对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不愿把香港归还中国，邓小平说：“如果不收回，就意味着中国政府是晚清政府，中国领导人是李鸿章！”正是在这两位伟人手中，中华民族获得了复兴。
　　记者：还没有人从这个角度看甲午。
　　刘亚洲：从另一个意义上讲，我们还应当感谢日本。毛泽东就讲过类似的话。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日本是一个有特点、有优点的对手。中国是日本最早的老师，日本是中国最新的老师。没有甲午一役，中国还不知道要再沉睡多少年。
　　马基雅维利有句名言：“造就最强大国家的首要条件不在于造枪炮，而在于能够造就其国民的坚定信仰。”中国共产党在当代最伟大的历史成就之一，就是再造了中华民族的精神信仰。也正是这群有信仰的共产党人，领导中国人民走出了甲午战争失败的阴影。抗日战争中，他们不仅彻底战胜了日本侵略者，还在第二个甲午年到来之际，打胜了一场抗美援朝战争。这似乎是一个宿命。当年的甲午战争，因朝鲜而起。抗美援朝战争，又回到了60年轮回的原点，这一仗不仅挽回了中国军人自1840年以来屡战屡败失尽的颜面，而且为民族复兴提供了重要心理支撑点。这是毛泽东的大手笔。萨镇冰曾是北洋水师的管带，刘公岛鏖战时，夫人来探望。萨镇冰说：“这里是什么地方？今天是什么日子？告诉她就当我死了，叫她速回！”夫人垂泪而归，不久就去世了。萨镇冰后来重建民国海军，解放后还当过中央军委委员，但终身没有再娶。他在抗美援朝胜利后欣喜若狂，写下了“终有扬眉吐气天”的诗句。去世前还赠诗毛泽东：“尚望舟师能再振。”甲午战争以来，日本人真正开始正视中国并试探与中国建立邦交，自朝鲜战争始。
　　记者：请再谈谈日本甲午一役后的结局。
　　刘亚洲：日本的结局与中国正好相反。甲午战争中国败了，却是凤凰涅，一步步走向辉煌;日本胜了，却在胜利中一步步走向死亡。甲午战争不仅使日本淘到现代化的第一桶金，还尝到了“国运相赌”，“以小博大”的甜头，在军国主义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最后，日本军国主义者已狂妄得没有边际了，竟然叫嚣要“将旭日旗插上喜马拉雅山山顶”。美国学者研究认为，日本患上了一种“胜利病”，什么仗都敢打，什么国家都敢侵略。看看日本人甲午战争后的旅程，我认为就是一场奔丧的过程。直到牺牲了上千万军民，挨了两颗原子弹，输得一干二净：交出了朝鲜，交出了满蒙，交出了台湾，除了一个冲绳之外，其他吃进去的东西都被迫吐了出来。种未灭，国已亡，至今还是个非正常国家。这一切，不能不说都与甲午战争有关。日本民族性格中一些本来是优点的东西，走到极致，也就滑向了反面。岛民善冒险，总是搞突然袭击。凭借冒险和偷袭，日本赢得了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的胜利。滥用这种力量，在最后一场战争中则遭到惨败。韩国学者李御宁指出：“袭击珍珠港的念头，来自刹那间一击取胜的剑道和相扑，但那场地太大了。每当把盆景树木要移植到广阔的平原时，日本总是犯大错误。”
　　当下的日本又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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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侯昂妤：对甲午战争的另一种观察
　　在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中，一批支持扩张的知识分子发挥了重要作用，德富苏峰（）就是其中一人。（资料图片）
　　参考消息网4月1日报道 即使用今天的标准衡量，中日甲午战争也可称得上是一场规模大、影响大的局部战争。在这场较量中，日本“以小搏大”却能完胜，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其达成了战术的速动，更实现了战略的速决。
　　日本的战争决策速度、力量动员速度、部队机动速度都远远快于清政府统治下的中国，关键性的作战均是速战速决。日，日本做出入侵朝鲜、与清军开战的决定，3天后就成立了战时大本营。日军攻占平壤仅用两天时间，突破鸭绿江防线只用3天时间，著名的黄海海战持续5个多小时。从战略上看，作为一场改变两国命运的战争，战场从朝鲜半岛一直扩展到辽东半岛、山东半岛，还包括黄海、渤海广大海域在内，可是整个战事前后不过9个月的时间。试想清军如果能跟日军打一场战略持久战，以当时日本的条件恐怕很难撑过三五年。其实早在1874年，日本驻华公使柳原前光就看到了这一点。他说，中日两国如果发生战争，“我求利在于速决，彼求利在于缓慢”。真可谓胜负快慢之间，日本臁⒖克倬鲇昧思孜缯秸
　　可为什么日本能快、能速决呢？透过甲午战争的历史，我们看到的是中日两国社会的散与聚、体制的重与轻、文化的闭与开，以及由此带来的两国战争动能的大小之差和两国转身近代的拙巧之别、拥抱变化的拒迎之异。
　　社会的散与聚：战争动能的大小之差
　　按照物理学原理，速度的快慢首先取决于动能的大小。战场上敌对双方的快慢，直接体现的是军队动能的强弱，从根本上讲则是社会动能的大小。军事的刀锋由社会各个层面融合锻造，战争检验着社会的凝聚力。
　　甲午战争时期的大清王朝，无论在地理上，还是思想、组织和军事上，都处于离析松散状态。秦山楚水呈现的地理自然阻隔，因现代交通设施薄弱而更显遥远支离；民众只知有朝廷而不知有民族国家，思想家与决策者难以契合；兵民相斥、海陆军分离、直隶和两湖的兵力分据、北洋水师与南洋水师隔海观火&&甲午战争之后，日本人有一个十分尖刻但却是一针见血的评述：清国“兵民处于四分五裂状态”，“海陆军队更是支离破碎之极，其利害隔绝而脉络不能贯通。直隶兵败而两湖之兵可以恬然不顾；北洋水师大败而南洋水师不仅坐视不救，反而暗自嘲笑”。在日本人看来，他们“不是与支那进行战争，而是与直隶省进行战争”。
　　与之截然不同的是，面对外部世界的巨变，日本以“神道”信仰为基轴，以天皇崇拜为核心，显示了独特、高效的“纵式结构”。明治天皇在民权与主权、南进与北进、文力派与武力派、国粹派与洋化派的争论中，选定并统一了国家前进的方向。在思想上，“维新之父”福泽谕吉、外相陆奥宗光向国民灌输这是文明淘汰野蛮的战争；“国民思想家”德富苏峰宣称“文明”的日本对“野蛮”的中国和朝鲜动武，是传递“力”的福音；“近代陆军之父”山县有朋抛出“主权线”和“利益线”的扩张理论。当战争来临之际，天皇、元老重臣、军部、外交大员、思想家、媒体、民众迅速凝聚成一台高效的战争机器。甲午战争的发动和结局，是日本上下一心的结果。
　　透过社会力量的散与聚，我们可以看到，甲午战争战端未开其实胜负已定，战局进程和结局具有必然性。在此，我们还联想到《马关条约》签订后台湾军民的抗日之战。在这场保卫家园的战斗中，数十万台湾军民的武器装备落后、保障条件很差，但同仇敌忾、众志成城，同数万日军激战4个多月，先后作战100多次，使日军付出死亡4800余人、伤病2.7万多人的重大代价。这充分显示出人心散聚对战争的重大影响，体现社会内聚对于赢得战争胜利的极端重要。
　　甲午战争后，台湾民众激烈抵抗日军入侵，并给日军以重大杀伤。图为武装的台湾原住民战士。（资料图片）
　　体制的重与轻：转身近代的拙巧之别
　　民国时期的著名军事家杨杰说：“国防所需要的政治制度，是强有力的政治制度。”“一种政治制度是不是强有力的制度，只有在战争的考验之下才能辨别出来，不合理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是破坏国防绢织的毒菌。”一个国家的政治军事体制，在战时直接关乎战争力的生成与释放，在平时则决定着战争力的积蓄。甲午战争作为中日军事近代化的一场大考，无疑清晰地辨别出两国政治军事体制的功能强弱差别，更重要的是，它还揭示出两国传统政治军事体制所具有的“轻”与“重”不同特质，正是这种特质决定两国在转身面对近代化时采取了不同的姿态。
　　长期以来，中国的封建政治军事体制呈现周期性循环固化。漫长的时间、广阔的空间、凝固的体制、传统的思维相加，“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哲学观深深地凝结于民族精神和社会结构，形成了一个政治神经极不灵敏的古老大国。晚清时期既是封建社会末世，又遭遇大清王朝的末期，这种体制笨滞僵化的弱点充分暴露出来。根据日本思想家福泽谕吉的观察，中国社会“政治的神经不会传达到十八省的各个角落，即便到达，其感触也无异于刺激鲸尾或牛臀。即便有外国人犯境，边地之事也难以传达到首都，就如同足踵上的一个蚊子一样。”曾纪泽在《中国先睡后醒论》中承认，中国自醒自救的过程非常缓慢。像海军这种建立在近代机器大工业基础上的军事力量，确实需要体制、科技、人才等的全方位支撑，如果体制没有创新，社会仍在沉睡，几艘铁甲舰之力无法挽狂澜。即使在甲午大败之后，光绪皇帝和康有为等人想变法图强，慈禧太后也决不允许。社会神经整体僵化，国家体制惰性十足，使中国在很长时间里失去了自我革新、快速前进的动力。
　　日本在中古武人执政时代，逐渐打破旧有社会结构，使天皇的“至尊”和武人的“至强”两种思想取得平衡，并在这两种思想当中留下了思考思维的空间，为求变图新的活动开辟了道路。相对于中国追求把专制神权传之万世，日本是在神权政府的基础上配合以武力的国家，日本这种双重因素的存在，使它在转身近代时要比中国轻松得多。从实际情况看，日本的军部成为主导日本社会发展方向的“股肱”势力，日本军人处于社会的最高层，而不像中国军人那样居于社会的最底层和边缘、缺乏回应军事挑战的激情，这意味着日本拥有一个比中国的文人阶层更易受西方军事技术影响并对此迅速反应的统治阶层。当然，也正因为这样衍生了日本狂热的军国主义。就整个社会结构而言，明治维新前的日本与西欧封建末期极为相似，更具接受西方近代政治经济制度的环境条件。当日本打开国门与西欧接触之后，不像中国封建体制的惯性巨大，而是很快显现出符节相合、轻快转身的特点。正如郭沫若所说：“日本的负担没有中国那样重，所以便走得快。”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中日两国近代化程度相差不远，但是和洋务运动不同的是，日本新兴工业生产力提高很快。日本政府大力支持民间集资制造轮船和武器，将官办造船厂廉价出售给私人，并且制定措施奖励民间造船业。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求富求强方面，很快将清朝甩在了后面。
　　甲午战争之前，日本极为重视军舰国产化工作。1888年，就在北洋海军成军当年，日本海军主力舰“三景舰”的3号舰&&“桥立”号在横须贺开工，后于1894年6月完工并随即参战。（资料图片）
　　文化的闭与开：拥抱变化的拒迎之异
　　中日两国在甲午战争中以快慢决胜负，其实是两国文化心态封闭与开放所带来的不同应变功效。
　　中华文化曾以强大的吸附力成为东亚文明的中心，但在14至16世纪却转向自我封闭。18世纪末，乾隆皇帝对英国特使马戛尔尼带来的先进武器不屑一顾，说出“天朝无所不有”的豪言壮语。妄自尊大历来与因循苟且紧密相连。鸦片战争后，徐继畲因为撰写《瀛环志略》，被扣上崇洋媚外的帽子，还因此被罢官；郭嵩焘介绍西方国家政治制度的《使西纪程》，被列为禁书，朝野上下无他容身之地；黄遵宪刻印《日本国志》无人问津，直到甲午战争后才被感叹价值《马关条约》赔款的两亿两白银。这些觉醒者的思想被认为是“学鬼蜮伎俩，有伤国体”。先进的观念消耗在与守旧派的争论和拉锯中，淹没在根深蒂固的防御思想中，禁锢在“中体西用”窄小的变革空间里。近代学习西方受到传统思维和保守力量的掣肘，改革仅限于技术，海权矮化为海防。北洋海军被当作活动的炮垒，没有夺取制海权的愿望和能力而采取绝对的守势运动，最后被消灭在威海军港之内。很显然，自闭自大的文化心理，带来的只能是行动迟滞和失败。
　　岛国日本和英国，被称为欧亚大陆的两只耳朵，消息灵通，善于学习。尤其是日本，一直处于人类文明边缘地带，没有自己的“轴心文明”时代，其生存哲学是以强者为师、以败者为鉴。日本先以中国为师，16世纪转而学习葡萄牙、西班牙，17至18世纪后掀起通过荷兰了解西方的“兰学热”。明治维新时期，日本全力学习西方以“脱亚入欧”，不像清政府仅限于技术仿效，而是力求在制度和文化方面与西方相通相同。
　　中日文化心理的封闭与开放，最终导致亚洲文化师生角色对换，中心与边缘地位逆转。甲午战争时的日本外相陆奥宗光评价说：“两国虽仅有一海之隔，竟然出现一种奇异的现象：即一方积极采取西欧文明，另一方却力图保守东方积习。”没有经历痛苦打击而开放进取的民族具有前瞻性的智慧，经历痛苦打击而变革求新的民族具有适应性的能力，反复经历痛苦打击才能艰难学习的民族将一次次与机遇失之交臂，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愿意的人，领着命运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
　　时间与空间一样，是战争的重要维度，是战争运动的基本依托，是体现战争效能的显著标志，是战争指导者能够利用的一种资源，也是战争实施者的一种追求。甲午战争告诉我们，传统战争虽然经常被人们认为是“大吃小”，其实同样也是“快吃慢”。在战场上，以慢吞吞对应快捷之敌，显然是必败无疑。以快胜慢，可以说是战争制胜的通则之一。认识到传统战争的以快慢定胜负，更加有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信息化战争“快吃慢”的实质。只有平时磨砺兵锋，战时才能迅疾如风；只有大力改革创新，兵锋才会常锐不钝；要想战胜对手，首先必须不断战胜自己。（作者为军事科学院军事战略研究部副研究员侯昂妤）
　　（原标题：甲午战争深刻影响世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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