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三十年战争,哪个政治实体从欧洲 实体经济地图消失了

三十年战争地图解析-历史趣闻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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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战争地图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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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读]三十年战争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具有历史转折意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原本是由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内部战争的引发的,只不过在后来的时候由于事态扩大,而发展
三十年战争地图解析三十年战争对于欧洲来说是一个具有转折意义的战争,这场战争原本是由欧洲的一些国家的内部战争的引发的,只不过在后来的时候由于事态扩大,而发展成为了欧洲诸多国家为了争夺利益而形成的产物,战争涉及范围极其的广泛。三十年战争地图为了能够帮助人们更加深刻而又形象的了解欧洲三十年战争,有心人士将三十年战争的参战国家及场地绘制出了三十年战争地图。这张三十年战争地图上面格局严谨,条例清晰,而且上面密密麻麻的填写着欧洲的这个国家的名称,可以说能够让人们一眼就清晰的看出上面的布局。从这张三十年战争地图中就可以看出,三十年战争中的的范围可以说是斑斑点点的遍布整个欧洲地区,几乎将欧洲的版图给覆盖。从这张三十年战争的地图上可以看到,在这场战争中除了一些欧洲大国之外,还有着诸多的欧洲小国的参与。在这场战争之后,欧洲的政治格局发生了极大的改变,在这其中有着地图中出现的一些大国在这场战争中倒下,进而的将欧洲版图中的位置缩小,但是也有着许多在地图之中出现的小型的国家在这场战争中取得胜利,强势的崛起,成为欧洲地区版图中的新一代霸主。从这张欧洲三十年战争的地图所向人们展示的内容,后人就可以想见这场长达三十年的战争对于欧洲各国的影响。三十年战争是怎么终结的《三十年战争终结》是一本个人根据自己的理解和研究而写作出来的书籍,具有极大研究价值。《三十年战争终结》是著名的越南作家陈文茶的根据自己对于越南三十年战争的回忆而写作出来的,上面记载的很多都是在越南三十年战争中发生过的具体事实,对于越南的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三十年战争由陈文茶所写的《三十年战争终结》在很大的程度上真实的反映了三十年战争中越南人民顽强拼搏,抵御外敌,坚强不屈的可歌可泣的斗争精神和感人肺腑的动人事迹。从这本书中我们可以了解到越南人民在面对外敌入侵时候坚强的决心和毅力,以及摆明了他们不会对于那种当政者违背胡志明主席的遗愿,作出背叛越南人民以及国家坐视不理的态度。《三十年战争终结》是在一九八四年的时候陈文茶完成之后拿到世界知识出版社所出版的,本书一共有八个章节,分别介绍了越南三十年战争中的原因和胜利的结果以及内容,在书的前后还分别有前言和尾言。可以说从整体上来看,《三十年战争终结》的这个篇幅并不长,但是陈文茶却是通过《三十年战争终结》这本书向人们反映了越南人民在越南长达四十年的战争生活中的经历,和他对这场战争的反思以及回忆。这本书的原稿是在一九八二年的时候在越南的出版社出版,后来为了方便大众而被翻译为中文。三十年战争是哪些国家参与的三十年战争在欧洲历史上是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可以说当时几乎整个欧洲都被卷入到这场战争中。但是很多人对于具体的有哪些国家参与到这场战争中却是不得而知。那么三十年战争是哪些国家打的呢?三十年战争图片其实,三十年战争在一开始的时候所涉及的范围并不大,它是由于罗马帝国的内部战争而演变而来的。在当时,由于新旧朝政交替,激发了阶级矛盾的发生,可是对于这些矛盾当时的那些人们并没有及时的解决,于是随着时间的积累,不断地事态发展,就由国家内部战争演变成为了整个欧洲的战争。在这场战争的主要发生地点是德国。不过这件事情的导火索则是以当时的波西米亚的人民因为不满当时的统治者王朝,也就是奥地利帝国的哈布斯堡王朝奋起反抗而做为开端的。在战争真正的爆发后,随着事态的恶化,不断地有着新的国家加入到这场战争中来。其中参与这场三十年战争的有打败了德意志,但是最后却是归属于德意志的瑞典,还有丹麦、荷兰和法国,可以说,在三十年战争以前这些都是一些小国家,但是在三十年战争之后德国被四分五裂,而这些国却是逐渐强大起来,其中尤其是法国最盛。除了上面提到的国家以外,在三十年战争中还有另外的一些国家,如在当时还比较强盛的苏格兰、英格兰、西班牙等。从这些国家中后人就可以看到几乎是整个欧洲都参与了这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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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十年》(Thirty Years' War)是一款游戏,由Ageod, HQ制作。三十年战争这款游戏将带你回顾,游戏讲述了在1618年到1648之间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
三十年战争:是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这场战争是欧洲各国争夺利益、树立霸权的矛盾以及宗教纠纷激化的产物。战争以波希米亚人民反抗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为肇始,以哈布斯堡王朝战败并签订《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而告结束。这场战争推动了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是欧洲近代史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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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一条最新一期《经济学人》封面文章《中国制造》中的一句话: 中国和它的邻居们,也许将是最后一批能够依靠低廉劳动力而降低商品成本,攀爬上发展阶梯的国家。 其实纵观历史,这个阶梯就是所有大国发展的阶梯,除此之外,已经没有别的发展道路了。随着机…
呃,基于这张有趣的地图,我想先谈谈这张地图哈……&br&对题主问题的详解在后半段,如果没耐心请直接跳过去吧……【施工中……】&br&&img src=&/943f72c6efe7f79677dcd57_b.jpg& data-rawwidth=&551& data-rawheight=&514&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51& data-original=&/943f72c6efe7f79677dcd57_r.jpg&&【韩国人YY的地图】&br&&br&&a data-hash=&be3c1a340f& href=&///people/be3c1a340f& class=&member_mention& data-editable=&true& data-title=&@翰海& data-hovercard=&p$b$be3c1a340f&&@翰海&/a& 童鞋发过的这张图……让小伙伴们都惊呆了……&br&相信看到这个图和问题,童鞋都会很愤怒,愤怒之后,有的人嘲讽两句,一笑而过;有的人想弄明白,韩国人为何如此无耻。如果你想明白为什么,那就让我们来扒一扒历史缘由,看看某边缘国家的逻辑吧……(韩国人yy的土地包括但不限于:中国东部沿海地区,蒙古高原,东北地区,西伯利亚,外东北,日本整个国家……让俺来找找韩国人yy的依据吧……)&br&&br&&br&中国东部沿海地区的依据……&br&韩国史学界有这么一批人,他们自认为是东夷人的后代,如果不明白什么是东夷人,那我告诉你,东夷人最有名的首领叫蚩尤。即便如此,看过上面的地图之后,我也算是被韩国人的无耻惊呆了……&br&&br&原始东夷人并不是同一个部落,原始的东夷人包括三个部分,即下图三个:辽河,海岱,太湖三大文明区域。大抵就是中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东夷人是原始东夷人的后裔,我是东夷人,那么东夷人的地盘,就是我的地盘,原始东夷人的地盘也是我的地盘……我猜这可能就是韩国人的依据吧……&br&&img src=&/e25c22c564bce0db5d4f19e_b.jpg& data-rawwidth=&558& data-rawheight=&339&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58& data-original=&/e25c22c564bce0db5d4f19e_r.jpg&&东部沿海地区作为原始东夷人活动的地域,在韩国人yy的那张地图里面表现的很明显,我在想越南人看到这个地图一定会骂娘的……(越南人则是把百越民族当成是越南人了……)&br&&br&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这样的……黄帝与蚩尤之战,相信许多中国人都知道,“涿鹿之战”,这场“战役”胜利的标志是黄帝族攻取了“原始东夷”的核心地,也是他们的圣山——泰山,从此,炎黄部落开始征服东夷的部落,两者合二为一,泰山成为华夏文明的圣地!东夷就成了华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原始东夷人的地盘,绿色的那部分)&br&&img src=&/419e00a1ced_b.jpg& data-rawwidth=&559& data-rawheight=&373&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59& data-original=&/419e00a1ced_r.jpg&&&br&再然后是箕子朝鲜,商末遗民,箕子选择朝鲜半岛北部作为商族最后的避难所。这可能是某个边缘国家所能跟东夷人强行扯上关系的根源之处吧。&br&&img src=&/0abfd54ee9c6db122e6bf525eafa96a8_b.jpg& data-rawwidth=&560& data-rawheight=&388&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60& data-original=&/0abfd54ee9c6db122e6bf525eafa96a8_r.jpg&&&br&箕子朝鲜的这次建立影响是深远的,后来的“卫满朝鲜”,汉乐浪郡等都是因袭于他。&br&可惜的是听说半岛北边的金太阳早已将箕子墓给铲平了,以期和华夏文明彻底划清界线。不过同样的事情他们南边的兄弟是不会这样做的。那个与中国战国时期某国同名的国度,会聪明的突出商族“东夷”的属性,然后结合自己偷换的所谓“东夷”概念(他们现在正以“东夷”合法继承人的身份四处活动)。以反过来证明他们曾经是整个中国的主人。尽管这与生活在尼罗河畔的阿拉伯人以古埃及的后人自居有些类似。(阿拉伯人的理由还充分一点,最起码他们现在的确是尼罗河的主人) &br&从这里其实已经可以基本看出韩国人的思维逻辑了:我是东夷人的一支,所以我是东夷人的正统,所以东夷人的土地都是我大寒冥国的!&br&&br&韩国人将中国东南沿海区域都yy成自己家的,大体可以通过这个东夷人后代来得到解释,然而,那张地图不仅仅是中国东部沿海区域的问题,他还将蒙古高原的大部分,东北,外东北,西伯利亚都yy进去了……&br&&br&蒙古高原的解释,还可以通过将东夷人的历史前推,因为按照人类迁徙历史来看,东夷人是从蒙古高原上迁徙北下的民族……(按这个逻辑,棒子们其实还可以更大胆一点,人类从非洲走出来的呀……)&br&&br&&br&韩国对东北地区的yy相信是最好理解的,他们也时常自称是高句丽,渤海国的后代,所以自认为是该土地的主人……虽然高句丽,渤海国事实上是东北地区的土著渔猎民族建立的国家,跟他们的祖先三韩部落没有半毛钱关系……&br&但真相是啥呢?&br&大唐征服高句丽,高句丽民族已经消融入整体的华夏民族,比如唐朝西域名将:高仙芝,就是高句丽人的后代,他们早已是华夏民族的一份子……&br&&img src=&/ec6ac490c488fec9720fcb16de147dbd_b.jpg& data-rawwidth=&780& data-rawheight=&508&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80& data-original=&/ec6ac490c488fec9720fcb16de147dbd_r.jpg&&&br&再说外东北和西伯利亚(包括库页岛),17世纪之前,这块不毛之地,根本木有人居住,好吧,谁要谁拿去,要不是俄罗斯人想找个不冻港出海口,谁会想要这块不毛之地呀……(呃,少量的通古斯民族被俺无视了……)&br&&br&最后说说可怜的日本吧,已经全境变成11区,难不成是因为日本曾经统治过朝鲜,所以朝鲜人自认为是日本正统,所以日本是大寒冥国的?&br&&br&为了给棒子们的yy找到一个充足的借口,我还真是绞尽脑汁呀……后来还真让我发现一个依据,语系!&br&这个世界上有一种语系,叫阿尔泰语系,国际上认可的“阿尔泰语系”主要有&a href=&///?target=http%3A//zh.wikipedia.org/wiki/%25E7%25AA%%258E%25A5%25E8%25AF%25AD%25E6%F&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突厥语族&i class=&icon-external&&&/i&&/a&、&a href=&///?target=http%3A//zh.wikipedia.org/wiki/%25E8%E5%258F%25A4%25E8%25AF%25AD%25E6%F&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蒙古语族&i class=&icon-external&&&/i&&/a&和&a href=&///?target=http%3A//zh.wikipedia.org/wiki/%25E9%E5%258F%25A4%25E6%2596%25AF%25E8%25AF%25AD%25E6%F& class=& wrap external& target=&_blank& rel=&nofollow noreferrer&&通古斯语族&i class=&icon-external&&&/i&&/a&三个分支。注意了!有一种叫做阿尔泰超语系假说的观点(其实持这个观点的人真心少,可能就是韩国人搞出来的……),认为日韩语系同属于阿尔泰语系……你看,通过这个框架,一下子,蒙古高原,通古斯民族所在的东北,外东北,西伯利亚,日本通通都可以装进去了……依照韩国人的逻辑一推:&br&我是阿尔泰语系中的一支,所以我是阿尔泰语系的正统,所以讲阿尔泰语的人的土地通通是我的……我是人类的一支,所以我是人类的正统,所以有人的地方,就是我的土地……Orz&br&&br&--------------------------------------------------------------------------------------------------------------------------------------------&br&好了,上面的讨论仅仅是针对这个欢乐地图的欢乐分析,不算严谨,博君一笑,逻辑自洽,如果你认同这套逻辑的话……&br&其实大部分理智的韩国人都不会这么想的,一部分脑子坏掉的人,你也不用去理会……如同少部分脑子坏掉的越南人……&br&&br&下面开始对这个问题的正式讨论(主要观点源于地缘看世界,请叫我温骏轩门下走狗……为了阅读方便,有很多引用就不再标明了……)&br&为什么韩国人认为长白山是韩国领土,有何历史和法理根据?&br&--------------------------------------------------------------------------------------------------------------------------------------------&br&仔细分解中朝边境的争论的“焦点”,可以分为五个点,由南至北分别是:鸭绿江口、&b&长白山&/b&、图们江正源、“间岛”,以及图们江口。&br&&img src=&/2fbeaeadc7e6_b.jpg& data-rawwidth=&587& data-rawheight=&394&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587& data-original=&/2fbeaeadc7e6_r.jpg&&&br&细较起来,这个问题其实跟日本人有关系,好吧,还是从头开始说。&br&中朝之间所涉及的图们江口以及鸭绿江的协约签订的故事,总的来看,因为历史的原因,中国在那两个地区没有占到任何便宜。其中缘由不再叙述。&br&&br&所以中朝之间的所谓“领土纠纷”,在政治层面其实是不存在的,因为两国在40多年前就已经正式签订了边境条约。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近些年来之所以在民间成为热点,并不是由于中国的民间,有什么特别的举动(最多也就是网上发发牢骚),希望改变鸭绿江口和图们江口的现状。而是&b&三八线以南的韩国,在民间热炒。&/b&所以有了题主的问题。&br&&br&朝鲜韩国对长白山,间岛所有幻想的最初的根源应该是对东北的大移民。&br&&br&随着清朝统治力度的薄弱,国内人口压力巨大的清王朝和朝鲜,对东北大规模的移民在19世纪及之后形成了风潮,无论从汉族还是朝鲜族农民的角度来看,东北地区最具吸引力的当然还是核心的“东北平原”以及三面沿海,气候条件较好的“辽东半岛”。问题是如果在东北平原进行竞争,无论是从人口数量、政治优势来说,能够通过辽西走廊和“渤海湾”海陆并进的汉族农民都占据了绝对的优势。因此无论是来自朝鲜半岛的农民,还是后来在朝鲜半岛登陆成功,并凭借技术和军事优势控制了东北地区的日本人,都无法在移民数量上,与汉族农民在东北地区的核心区PK。就日本的情况而言,他们固然能够凭借当时的强势地位,为日本移民获得最肥美的土地,但即使是最终没有因为军事上的失败,而彻底退出东北地区,这些日本移民也不会在东北核心区占据数量及文化优势。而相比于日本人,无论是附庸中国的时代,还是日据时期,都没有多少政治优势的朝鲜农民,在向东北渗透时,所遵循的原则更多的是“自然渗透”原则。并且这种自然渗透的结果,由于中国宽松的民族政策,其影响力一直延续至今。&br&&br&刚才我们说了,在东北平原和辽东半岛之上,朝鲜移民是无法与汉族移民竞争的,但这并不代表朝鲜移民在某些汉族移民暂时无法渗透的点上,占据地缘优势。而这些能够体现朝鲜半岛地缘优势的地区,就是我们今天所要分析的方向。&br&&img src=&/0ab16b5fb_b.jpg& data-rawwidth=&730& data-rawheight=&619&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30& data-original=&/0ab16b5fb_r.jpg&&让我们看看上面这个国内&b&朝鲜族分布示意图&/b&,很明显可以发现,历史上,图们江——长白山脉之间,是朝鲜移民渗透的优势地区。这种优势体现在,尽管清政府明令朝鲜移民不得越境开垦,但还是无力阻止朝鲜移民越过图们江,并在这一地区的人口比例上,占据优势地位。尽管在现代的国际关系中,一块土地上哪一个民族的数量占优,并不能与政治上的国境划分挂沟。但因这种人口结构变化,而产生一些想法是正常的(就像很多朋友对于缅北一些华人优势区,也有想法一样,俺就想法……囧……)。我想这就是韩国人对长白山念念不忘的根源吧。&br&&br&如果中朝两国是由一条贯通日本海与黄海的大河所分割的,那么无论是在约定俗成的古典时期,还是精确划界的现代社会,都不会有太大争议。河道中间的主航道就是最公平的国境线。&br&在一般人的印象中,中朝鲜边境的主要特征是“两江一山”,即鸭绿江和图们江,以及两江中间,号称两江发源地的“长白山”。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长白山,与我们一直在提的“长白山脉”不是同一个概念。后者是呈连贯状态的,中国东北边境山地的总称。而这里我们所指的“长白山”,就是一个山头,而这个山头最典型的特征,就是中间有个由火山口积水而成了“天池”。也就是中国所称的“长白山天池”,和朝韩所指的“白头山天池”。&br&&br&和这个问题相关的是间岛问题所涉及的大片土地,参看下图中紫色梯形部分。&br&&br&兴起于东北的满洲人入主中原后,&b&中朝两国的北部边境被明确为“图们江”了(图们就是满语)。换句话说,到了清朝末年,中朝双方对于依据鸭绿江、图们江两江作为划界的基础,是没有异议的。&/b&只不过确定的江名,并不代表就没有问题了。河流在下游地区的走势一般是比较明确的,但在上游地区,就不一定了,就像现在很多著名的大江大河都在争议源头地一样。在国内出这种事情,也就是争夺一点旅游资源,但如果争议出现在界河上,问题就严重多了(上游河流一般都是呈树冠状分部的,南北支流之间的距离很大)。而中朝两国之间最先出现问题的,就是北线的“图们江”。这一次所争议的焦点,就是图们江正源的问题,只不过半岛的胃口比较大,直接从中游就动手了,也就是把在图们江中游合流的北支流——海兰江,认定为“图们江”了。而图们江与海兰江之间的土地(现属延边管辖)争议,在后来也被扩大为所谓的“间岛”问题了。【注意细看海兰江和图们江的源头】&br&&br&&b&之所以要在这条江的汉语名称上做文章,是因为“图们江”做为中朝边境的北部界河,已经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了。&/b&如果朝方要想在双国正式划界时扩张自己的土地,只有在概念上做文章,即选定一条较北的支流做为所谓的图们江。(就是图中的海兰江)&br&&br&&img src=&/310f9fcd37c2bb6ae455_b.jpg& data-rawwidth=&714& data-rawheight=&483&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14& data-original=&/310f9fcd37c2bb6ae455_r.jpg&&【附:中朝主要历史争议区地理示意图】&br&当然,这类想法并不一定都有机会上升到政治层面。不过在中朝双方于1885年开始的第一次正式勘界行动中,朝鲜方面还是找到了一个自认为合适的借口,来希望从政治上解决这个问题。&b&朝鲜方面所提的理由,就是“海兰江”才是真正的“图们江”。好了,如果图兰江才是真正的图们江,那么我们看图,那一大片的土地成了朝鲜的了。&/b&而朝鲜之所以敢这样“瞒天过海”,就是因为中国方面在图们江北地区的移民数量过低,而引发的控制力不足。这种不足表现在,在海兰江沿线的居民,将海兰江也称之为“图(土)们江”,而将图们江称之为“豆满江”。事实上,这三个江名,都是指的同一江名。之所以会有概念的混淆,是因为朝鲜移民已经在此取得了优势地位,只有将水搞浑,才有机会混水摸鱼。&br&&br&最终的结果是,朝鲜方面试图将海兰江定性为“图们江”的愿望落空,中朝双方后来还是依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图们江来勘定国境线(问题当然还有,不过那是后面分析的方向了)。其实如果是在甲午战争之前,朝鲜是不可能有机会对等的和清政府讨论边境问题的,更不用提海兰江变图们江的异议了。&b&但中国在甲午战争的失败,直接导致了朝鲜在法理上的独立(日,《马关条约》签订),双方正式的划界工作也随着关系的改变而迫在眉睫了。&/b&&br&&br&&br&中朝双方在日开始的这次边界谈判,最终能够确定图们江干流的走向,期间的故事自然不少。但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b&中朝双方都认可一个概念,即鸭绿江与图们江同源。这个“同源”的概念,当然不是说两江是一个源头,而是说两江的源头非常接近,&/b&甚至说可以指向同一座山峰。而这个孕育了鸭绿江和图们江的山峰,就是后来争议不断的“长白山”,也就是朝鲜半岛眼中的“白头山”。&br&&br&从《中朝主要历史争议区地理示意图》,&b&海兰江的源头明显与长白山还有相当长的距离,这个距离甚至与海兰江的长度相仿。如果将海兰江确定为图们江的话,明显与两江同源的说法相违背。&/b&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海兰江源头与鸭绿江源头之间,这样长一段的国境线如何划定。从朝鲜的角度来看,后一个问题倒不是问题。因为如果能让清政府认可海兰江为图们江干流,无论在海兰江与鸭绿江之间划出怎样的连接线,朝鲜方面都能获得不少土地。只不过在“两江同源”的问题上,海兰江为图们江之说,始终是无法自圈其说的。因此在最终放弃了这个不切实际的提案,也就在情理之中了。&br&&br&不过在国际政治中,一个提法成立于否,往往并不在于它有几分道理或者法理上的依据,而在于它有没有。只要有,就有机会凭借自身实力的增长把它实现。就拿将国境线推至海兰江这件事来说,依朝鲜的实力而言,即使是中国再衰弱,也没有机会实现,但当朝鲜半岛有了日本作为后盾之后,情况就不一样了。&br&&br&&br&接下来扒间岛问题【整理自地缘看世界】&br&&b&间岛问题&/b&就是典型的日本插手造成的历史后遗症。&br&当年清、朝政府之间明确图们江作为国境线的基本概念之后,中国方面还是做出了一定让步,即承认朝鲜移民,移居图们江北的现实。也就是说,在不退让中国主权的情况下,允许朝鲜移民保有在图们江北所开垦的土地。而随着朝鲜半岛逐渐被日本所控制,日本也成为了图们江北的朝鲜移民的“保护者”。或者说,中国政府的谈判对手变成了新跻身世界强国行列的日本,从谈判双方的实力对比而言,中国方面开始处于下风了。也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朝双方在图们江流域的划界问题被重新提起。&br&&br&在图们江北至长白山脉之间,存在许多小型,甚至微型的河谷盆地。而这些地势相对平坦的地区,就成为了朝鲜移民所向往的“新大陆”。而&b&最初的“间岛”,又叫做“垦岛”,所指向的只是现在的龙井市东,图们江西侧的一片长约5公里,宽约0.5公里的河滩地。&/b&其面积小到我甚至无法在图上标出它的具体形态,只能用一个点来代替了。从地形上看,这边河滩地正是属于一块微型的河谷盆地,也是朝鲜农民移居图们江北的桥头堡。&br&&br&假如日、朝双方,就是为了图谋这么一小块河滩地,倒还真的有一定机会,尽管这个机会是他们“创造”出来的。&b&为了开垦这片河滩地,朝鲜移民又在河滩地的外侧挖掘出了一条新的河道。&/b&这们做的最初目的,当然是为了农业灌溉的需要,以让离河道较远的土地,也能够有充足的水源。问题是这样做了以后,&b&这片河滩地事实上就成了河中央的一个岛屿了(&/b&垦岛、间岛之称就是这样来的)。更为&b&敏感的是,图们江本身是一条界河,到底是应该以这样新的河道,作为中朝双方的分界线;还是旧有河道作为双方的分界线,就成为中、朝双方争议的焦点了。&/b&从客观事实上来说,在中、朝双方签订边境条约时,所存在的河道才是划界的依据。不过从朝鲜移民的角度看,当然是希望自己所开垦的这片土地,是属于自己的国家,因此与试图管理其的中国方面人员爆发了冲突。而此时距离日本正式吞并朝鲜,只有一年时间了(1897年,朝鲜王国已经变身为“大韩帝国”了,为了行文的方便,就不变换这身马甲了),日本当然责无旁贷的要为朝鲜移民出头了。&br&&br&日本参与所谓间岛问题,真实目的并非是为傀儡般的大韩帝国争取土地。因为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止是朝鲜半岛。即使是相对保守的日本政治家,也认定东北地区才是他们的龙兴之地。&br&&img src=&/c416b8f55f39be461d5e2df009f7090b_b.jpg& data-rawwidth=&924& data-rawheight=&1176&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924& data-original=&/c416b8f55f39be461d5e2df009f7090b_r.jpg&&&br&日本需要在朝鲜的东北地区修建一条新的铁路,并最终越过中、朝北部边境与日本在东北地区的北方前沿——“长春”相连。这样的话,不仅能够将日本在东北亚地区的控制区全面覆盖,还能够在将来与俄国的决战当中,拥有南、北两条战略补给通道。&b&“间岛”地区特殊之处在于,正是处在通往长春的铁路战略通道之上。&/b&&br&&br&由汉城向朝鲜半岛的东北角修筑铁路,在政治上当然没有什么障碍。在技术上,也可以先横穿那些山地,然后再沿日本海向北延伸铁路线(沿海多少有点沿海平原带)。现在的问题在于如何越过图们江,在中国境内修建连接图们江与长春之间的这段铁路线。在南线,连接鸭绿江和沈阳之间的“安奉铁路”,是日俄战争期间,日本借口战争需要,强行修筑的。在即成事实后,中国方面就默认它的存在了。只是现在日俄战争已经结束了,算是处在“和平时期”,再想在中国的领土上建筑铁路,必要的法律程序还是要走的。也就是说,日本需要的是取得中国方面的同意,才能顺利的进行下一步计划(战争之后,中、日、俄三方等于又回到了一种暂时的平衡状态,如果日本强行为之,中、俄双方就会联合对之)。&br&&br&在这种背景下,间岛事件的爆发,其意思并不在于争议的土地有多少,而&b&在于日本需要这样一个筹码,与中国换取从北线连接南满铁路和朝鲜铁路的权利。&/b&日本的这种战略意图,还体现在选择引爆“间岛事件”的时间点上。要知道,中国方面与朝鲜移民方面的矛盾,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之前甚至出现过朝鲜军队越境保护朝鲜移民的案例,其实严重程度较之这次“间岛事件”要严重多了。也就是说,如果从时机的选择上来看,日本如果想挑起事端,随时都有大把的,更好的机会。而为什么选择在1909年借助间岛的归属问题挑起事端,则是因为中国方面自己准备由长春向东修筑铁路了。&br&&br&&b&为了制造筹码&/b&,&b&以期获得朝鲜铁路与吉长铁路对接的权利&/b&。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图们江边的那点河滩地当然是不够的。以为海兰江“正名”来要挟中国方面的想法固然不错,但既然只是用来交换的筹码,就不妨把筹码做的再大点,即&b&把朝鲜移民在图们江北的主要覆盖区域都包进“间岛”这个概念中去。以这样大的领土要求,来交换一个“路权”。&/b&&br&&br&&br&日本扩张之后的所谓“间岛”概念,即朝鲜移民的优势区域,究竟包括哪些区域。之前说过,图们江北直至长白山脉之间,存在一些小型、微型河谷盆地。在这些盆地中相对较大的有两个,一个就是主要由“海兰江——布尔哈通河”冲积而成了“延吉盆地”。前者下游目前的主要城市为“龙井市”(上游则是“和龙市”);后者则是边上则诞生了间岛地区的地缘中心:延吉市。另一个较大的盆地则在延吉盆地的东侧,地理名称为“珲春盆地”,图们江入海之前所经过的最后一个较大城市(相对)——珲春市,就是兴起于这个盆地。&br&&br&&img src=&/030a9ef317e6ca51743e9_b.jpg& data-rawwidth=&791& data-rawheight=&554& class=&origin_image zh-lightbox-thumb& width=&791& data-original=&/030a9ef317e6ca51743e9_r.jpg&&&br&回过头来看看日本的战略目标有没有达到了。应该说日本完全达到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中日双方所签订的《间岛条约》中第六条明确规定了:“将来将吉长铁路延长到延吉南境,在韩国会宁同韩国铁路接轨”。而对于中国来说,从表面上也没有吃亏,因为所答应的还是之前中朝条约所明确的内容,即国境线不变的基础上,允许朝鲜移民在“间岛”地区合法居住和贸易。&br&&br&因此从韩国人的角度来看,直到现在都认为日本人出卖了朝鲜半岛的利益。从日本的角度看,倒也的确是拿朝鲜移民和所谓“间岛”做棋子的;而从中国的角度来看,这件事情本来就是无事生非。这为之后韩国人的闹腾提供了借口。&br&-----------------------------------------------------------------------------------------------------------------------------------------&br&相关问题:&a href=&/question//answer/& class=&internal&&为什么自古以来中国都没有将朝鲜并入?&/a&&br&-----------------------------------------------------------------------------------------------------------------------------------------
呃,基于这张有趣的地图,我想先谈谈这张地图哈…… 对题主问题的详解在后半段,如果没耐心请直接跳过去吧……【施工中……】 【韩国人YY的地图】
童鞋发过的这张图……让小伙伴们都惊呆了…… 相信看到这个图和问题,童鞋都会很愤怒,愤怒之后,有的…
&p&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授曾经感慨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当成是一个窝囊的王朝。然而,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却普遍认为,唐代是中世纪的黄昏,而宋朝则是“现代的拂晓时辰”。&/p&&br&&p&自从日本的历史学家内藤湖南在19世纪末提出“唐宋变革论”(唐代是中国中世纪的结束,宋代则是中国近代的开始)以来,宋代的近代化色彩一直便是海外汉学家讲述宋朝历史的最重要母题——&/p&&br&&p&内藤湖南的弟子、日本京都大学教授宫崎市定称:“中国宋代实现了社会经济的跃进,都市的发达,知识的普及,与欧洲文艺复兴现象比较,应该理解为并行和等值的发展,因而宋代是十足的‘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宋代社会可以看到显著的资本主义倾向,呈现了与中世社会的明显差异。”&/p&&br&&p&另一名日本学者摅薮内清也说:“北宋时代是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时代。……在这个文化发达的历史潮流中,有许多惊人的成就。甚至有人认为,北宋时代可以和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以至近代相比。”&/p&&br&&p&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中国社会史》上说:“11~13世纪,(中国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经济生活与前代比较,没有任何一个领域不显示出根本变化。不仅是程度上的变化(如人口增加,生产普遍发展,对内、对外贸易增长,等等),而且是性质改变。政治风尚、社会、阶级关系、军队、城乡关系、经济形式均与唐朝这个中世纪式的贵族帝国迥然不同。一个新世界诞生了,其基本特点已是近代中国的特点。”&/p&&br&&p&另一位法国汉学家白乐日也提出:“中国封建社会的特征,到宋代已发育成熟;而近代中国的新因素,到宋代已显著呈现。因此,研究宋史,将有助于解决中国近代开端的一系列重大问题。”&/p&&br&&p&在中国知识圈很著名的美国汉学家、哈佛大学教授费正清认为,宋代“包括了许多近代城市文明的特征,所以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视其为‘近代早期'”。&/p&&br&&p&哈佛大学东亚研究所研究员黄仁宇更是干脆地宣称:“公元960年,宋代兴起,中国好像进入了现代,一种物质文化由此展开。货币之流通,较前普及。火药之发明,火焰器之使用,航海用之指南针,天文时钟,鼓风炉,水力纺织机,船只使用水密隔舱等,都于宋代出现。在十一二世纪内,中国大城市里的生活程度可以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比较而无逊色。”&/p&&br&&p&另一位美籍华人学者、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也称:“吾人如大胆地说一句,北宋的朝政,是近古中国政治现代化的起步,亦不为过。可惜的是,传统中国这种有高度现代化和民主意味的开明文官制,在宋亡之后,就再次复古回潮了。”&/p&&br&&p&美国孟菲斯大学教授孙隆基则说道:“在我们探讨宋朝是否世界‘近代化'的早春,仍得用西方‘近代化'的标准,例如:市场经济和货币经济的发达、都市化、政治的文官化、科技的新突破、思想与文化的世俗化、民族国家的成形,以及国际化,等等。这一组因素,宋代的中国似乎全部齐备,并且比西方提早五百年。”&/p&&br&&p&总而言之,在海外汉学界,“宋代近世说”显然要比“晚明资本主义萌芽论”更有说服力,更可能达成共识。&/p&&br&&p&&strong&二&/strong&&/p&&br&&p&当然,我们不能因为海外汉学家说宋代是近代开端,便不假思索地附和。宋朝到底是不是迈入了近代的门槛呢?我们不妨列出近代化的衡量标准,来跟宋代社会对照一下。&/p&&br&&p&&strong&当一个社会从中世纪进入近代,总是会出现某些共同的趋势与特征,我们试列举如下:&/strong&&/p&&br&&p&&strong&商业化。&/strong&商业渐次繁华,商品经济逐渐取代自然经济。&/p&&br&&p&&strong&市场化&/strong&。随着商品经济的展开,市场取代行政命令,成为配置资源的重要机制。&/p&&br&&p&&strong&货币化&/strong&。市场经济的发展,不但使得货币成为市场交易的结算工具,而且国民的赋税与劳役、国家的行政动员,也可以用货币结算,达成黄仁宇先生所说的“数目字管理”。&/p&&br&&p&&strong&城市化&/strong&。越来越多的人口脱离农村和土地,进入城市谋生,成为城市的居民。城市人口在总人口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p&&br&&p&&strong&工业化&/strong&。手工业发达,出现了以市场交换为生产目的、以手工业坊场为生产形态的手工业。&/p&&br&&p&&strong&契约化&/strong&。英国历史学家梅因说:“所有进步社会的运动,到此为止,都是一个‘从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从中世迈向近代化的核心标志之一,便是出现了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的转型。&/p&&br&&p&流动化。由于人身依附弱化乃至消失,一个近代化的社会必然出现越来越明显的流动性,包括地域之间的流动、阶层之间的流动。&/p&&br&&p&&strong&平民化&/strong&。世袭的贵族作为一个特权阶层,日渐式微,平民阶层的影响力日益上升,世俗化的市民文化蓬勃生长,最终形成一个平民社会。&/p&&br&&p&&strong&平等化&/strong&。贵族式微,平民崛起的结果,是人与人之间基于不同出身的地位悬殊被抹平,阶层之间的森严壁垒被打破。&/p&&br&&p&&strong&功利化&/strong&。由于商品经济的渗透、社会风气的世俗化演变,一个近代化的社会总是会产生出明显的功利主义思潮。&/p&&br&&p&&strong&福利化&/strong&。近代欧洲的经验表明,当一个社会开始了商业化、城市化、流动化的转型,必然将诞生一个庞大的贫民阶层,原来由宗教团体提供的救济体系已经无法满足社会的需求,必须由强有力的国家财政负担起救济的责任。&/p&&br&&p&&strong&扩张化&/strong&。这里的扩张化是指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放任自流的市场经济机制可以自发地推动构建出一个近代化的经济体系。但这从来只是假想,而非事实。事实是,近代化的启动,总是以国家的重商主义为先导,政府设立的经济部门出现明显的扩张,如此,才能为市场的扩张奠定基础。&/p&&br&&p&&strong&集权化&/strong&。国家的权力结构从贵族封建制转化为王权专制。有学者指出:“无论是迟是早,几乎所有国家都必须在经历了专制王权这个阶段之后,才能跨入近代世界的大门。未完成由封建国家向专制制度的转变,意味着未能进入近代政治的起点,从而意味着国家在近代化第一阶段的完全失败。”&/p&&br&&p&&strong&文官化(理性化)&/strong&。随着王权制的确立,贵族的政治权力逐渐被一个科层化的文官体系所接替。在韦伯看来,文官制与理性化几乎是一个同义词,文官制的建立,即预示着国家治理的理性化,政治权力的分配与行使由明确的程序与制度来规范,从而摆脱了私人意志与情感的干扰。&/p&&br&&p&&strong&法治化&/strong&。近代化的渐次展开,塑造出一个复杂化的陌生人社会,以及一个庞杂的治理体系,熟人关系、习俗与道德已不足以应对这种复杂性,因此,国家需要创制出更加繁复的法律,以适应时代的嬗变。&/p&&br&&p&那么问题就在于:这些涉及经济变迁、社会转型与政治构建的近代化指标,在宋朝一齐出现了吗?是的,它们一齐出现了。&/p&&br&&p&&strong&三&/strong&&/p&&br&&p&宋代是继汉初之后的又一个商业繁荣期,商业化的浪潮席卷整个宋朝国境,“货殖之事益急,商贾之事益重”。一位宋朝人看到,“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舡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宋朝人家有了闲钱,即拿出来投资。一些汉学家甚至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p&&br&&p&既然称之为“商业革命”,当然需要有革命性的经济表现。宋代在经济上确实出现了革命性的变迁:&/p&&br&&p&——“田制不立”,即国家承认完整的私有产权(中唐之前实行均田制,产权的自由交易是受到限制的)。&/p&&br&&p&——农业生产力获得革命性的提高,特别是水稻早熟品种的引进与复耕技术的推广,让同样面积的土地可以养活更多的人口,如是,才可能从土地中析出更多的富余人口与农产品,流入城市与工商业。&/p&&br&&p&——原来束缚了商业自由的坊市制在宋代彻底瓦解,街市制开始形成,“自大街至诸小巷,大小铺席连门俱是,即无空虚之屋,每日凌晨,两街巷门上行百市,买卖热闹”。在宋代之前,这是不可想象的。&/p&&br&&p&——海外贸易高度繁华,当时整个大宋国的海岸线,北至胶州湾,中经杭州湾和福州、漳州、泉州金三角,南至广州湾,再到琼州海峡,都对外开放,与西洋南洋诸国发展商贸。市舶司(海关)每年从海上贸易中抽税近200万贯(明代在“隆庆开关”后,海关抽解每年不过区区几万两银),进出口总额约为2000万贯。&/p&&br&&p&——商业信用非常发达,从北宋到南宋,陆续出现了便钱(类似于银行汇票)、现钱公据(类似于现金支票)、茶引、盐引、香药引、矾引(类似于有价证券)、交子与会子(法币)等商业信用。如果没有发达的商业信用,大宗的或者跨区域的市场交易是不可能达成的。&/p&&br&&p&——商业化的深入,表现在国家财税结构上,即农业税的比重下降,商业税的比重上升,南宋淳熙—绍熙年间,来自非农业税的财政收入接近85%,农业税变得微不足道。这是中国历史绝无仅有的事情,要到了19世纪的晚清,洋务运动之后,清政府的田赋比重才下降至48%。&/p&&br&&p&宋代商业化的展开,也是市场化不断深化的过程。市场化不但表现为民间的衣食住行均可以通过市场解决,宋代江南一带的许多农户,基本上已经不种田,“糊口之物,尽仰商贩”;而且,国家也放弃了行政命令的方式,而采用市场机制获取政府消费品、调拨公用物资,甚至使用经济制裁的威慑来维持与邻国的和平。&/p&&br&&p&货币化的趋势在宋朝也非常明显。宋政府每一年都要铸造巨量的货币来满足民间交易,北宋的最高年铸币量则是570万贯,平常年份都维持100万贯至300万贯之间;明代近300年的铸币总量,宋人用两年时间便铸造出来了。宋朝国家的税收,也从以实物为主向以货币为主过渡,北宋治平二年(1065),宋政府货币性岁入的比重超过了50%,王安石变法更将力役也折成货币结算,显示出货币化已成大势所趋。&/p&&br&&p&&strong&宋代市民蹴鞠活动&/strong&&br&&/p&&br&&p&宋代的城市化也有革命性的表现:城市人口的比重达至历代最高峰。北宋的城市人口占20.1%,南宋时达到22.4%。如果据斯波义信的看法,南宋鼎盛时期的城市化率可能达到30%。而清代中叶(嘉庆年间)的城市化率约为7%,民国时才升至10%左右,到1957年,城市化率也不过是15.4%。一些研究者因此提出,宋代发生了一场“城市革命”。&/p&&br&&p&还有一些历史学者认为宋代出现了“原始工业化”。一个最能体现宋代“原始工业化”的例子是铁的产量:由于煤矿的规模化开采及应用于炼铁,北宋的铁产量表现出飞跃性的发展势头,而英国要到16世纪的工业化早期才产生类似的“煤铁革命”。大量的科学技术也应用于手工业生产,英国剑桥大学的李约瑟博士称:“中国的科技发展到宋朝,已呈巅峰状态,在许多方面实际上已经超过了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前英国或欧洲的水平。”&/p&&br&&p&&strong&四&/strong&&/p&&br&&p&上面我们从经济变迁的角度描述了宋朝的近代化表现,接下来我们再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来观察宋代——&/p&&br&&p&唐宋之际,中国社会发生了一个非常深刻的大变迁:唐代有部曲,是世世代代为门阀世族耕种的农奴,没有独立户籍;唐代的奴婢也不具备独立的法律人格,不独立编户,是附依于主家的贱户;入宋之后,随着门阀世族的瓦解,部曲与贱户都成为了自由民。宋代的佃户与地主不再存在人身上的依附关系,只是结成经济上的租佃关系,租佃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结合,以契约为证。宋代奴婢与主家之间也不是人身依附关系,而是经济意义上的雇佣关系,雇佣关系同样基于双方自愿的契约。这样一种结构性的社会变革,核心意义就是“契约化”——从“人身依附”向“契约关系”转型。&/p&&br&&p&这个契约化的过程,也是一个平等化的进程。不管是部曲,还是奴婢,在宋代之前都属于贱民,而这些贱民到了宋代,都基本上消失了,或者说,从前的贱民现在已经获得了自由民的身份,都成了国家的“编户齐民”,拥有平等的法律主体资格:“齐,等也。无有贵贱,谓之齐民。”&/p&&br&&p&&strong&宋朝:中国古代科举制度的改革时期&/strong&&br&&/p&&br&&p&贵族的消亡,推演着一个平民化社会的来临。宋代之前,政治几乎为贵族垄断,唐代虽有科举制,但借科举晋身的平民官僚,寥寥可数。宋代情势一变,取士不问世家,“升入政治上层者,皆由白衣秀才平地拔起,更无古代封建贵族及门第传统的遗存”(钱穆语)。据学者对南祐宝四年(1256)《登科录》的统计,在601名宋朝进士中,平民出身的有417名,官宦子弟有184名,寒门进士占了绝大多数。&/p&&br&&p&作为平民社会的表征,宋代的教育、文化艺术等领域,也一齐出现了明显的平民化色彩。宋代之前,贵族掌握着得天独厚的教育资源,而宋朝的学校则向全民开放,包括“工商杂类”的子弟均可进入州县学校读书。文学、音乐、美术在宋代之前也是上层人玩的高雅品,进入宋代后,才产生了完全属于平民(市民)的文学、音乐形式,如话本、滑稽戏等;我们从宋代之前的美术作品上也几乎找不到任何平民的影子,只有展开宋人的画作,如《踏歌图》、《清明上河图》,那种平民气息、市井气息才会扑面而来。&/p&&br&&p&同时,随着人身依附状态的解除,宋朝社会出现了广泛、持续的流动性,这种流动化既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横向流动,即可以从一地自由迁徙到另一地;也包括阶层意义上的纵向流动,即固化的等级结构被打破,任何人都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获得上升的机会。&/p&&br&&p&宋人发现,“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这里的“近世”,当然是指宋代。用现代概念来说,宋人有了“自由迁徙”的权利。&/p&&br&&p&宋人又发现,“先王之制,贵者始富,贱者不富也。贫富贵贱,离而为四,起于后世”。这里的“后世”,也是指宋代。“贫富贵贱,离而为四”的意思,是说从宋代开始,此四者可以自由组合,贫者可以富,可以贵;贱者可以贵,可以富;富者可能贵,也可能贱;贵者可能富,也可能贫;贫富贵贱处于变动之中。用现代社会学的概念来说,社会阶层没有“板结化”。社会也因此才焕发出活力。&/p&&br&&p&整个社会的结构性转换,以及商品经济的深入展开,也让宋朝的社会风气出现巨大嬗变——人们不惮于言利,“凡人情莫不欲富,至于农人、商贾、百工之家,莫不昼夜营度,以求其利”。追逐财富成为理所当然之事。拜金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大行其道,这种功利化世态乃是资本主义时代开始来临的一般社会景象,不管是两宋、晚明,还是近代的西欧城市,莫不如此。&/p&&br&&p&五&/p&&br&&p&现在,我们从国家治理功能构建的角度再来观察宋朝的近代化表现——&/p&&br&&p&研究者发现,在16世纪的欧洲,当经济结构从封建制度过渡至资本主义制度之际,也出现了一个特征,即由于经济失调而产生大量都市贫民,近代欧洲国家逐渐发展出来的福利政策,就是为了应对这种结构性的经济转化。英国也是在近代化开始展开的16世纪下半叶发布了一系列“济贫法”,由政府负担起救济贫民的责任。中国的国家福利体系,也恰好在宋代发展至顶峰,这种“福利化”国家功能的出现并不是巧合,而是近代化产生的压力催生出来的结果。&/p&&br&&p&宋朝的贫民救济主要由两个系统组成,一是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施行的“惠养乞丐法”:每年十月入冬后,各州政府“差官检视内外老病贫乏不能自存者”,每人一日“给米豆一升,小儿半之”。宋人对“乞丐”的定义与今日不同,凡贫困人口,均纳入乞丐范围;一是宋哲宗元符元年(1098)颁行的“居养法”:各州设立居养院,“鳏寡孤独贫乏不能自存者,以官屋居之,月给米豆,疾病者仍给医药”。简单地说,“惠养乞丐法”指由政府给贫民发放米钱;“居养法”则指由国家福利机构收留无处栖身的贫民。&/p&&br&&p&为了应对近代化的挑战,国家不仅要发展出福利功能,更需要深切介入经济活动,包括征税、借款、投资、开拓市场、调控市场、制订商业规则、维护市场秩序等,这便是重商主义下国家经济职能的扩张化。宋朝无疑是历代最具重商主义性格的一个王朝,政府设立非常多的经济部门参与市场经济,包括市舶司、盐井监、楼店务(房地产公司)、酒务(酿酒厂)、曲院(制造酒曲的作坊)、造船务、纺织院、染院、磨坊(粮食加工厂)、茶磨(茶叶加工厂),等等,具有金融功能的经济部门就有榷货务、便钱务、交子务、市易务、青苗法、检校库、抵当所等。&/p&&br&&p&可以说,宋代的国家扮演了一个“超级商人”的角色,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对此嗤之以鼻,但历史地看,近代化的商业引擎,离不开以国家之力来启动。一个对商业发展无动于衷、碌碌无为的政府,比如朱元璋建立的明政府,真的更有利于近代化的扩展吗?&/p&&br&&p&正因为近代化的启动与展开离不开国家力量的支持,一国总是在完成了国家的集权化之后才有可能顺利实现近代化,不管是先发近代化的欧洲大陆与英伦,还是后发近代化的日本,均表明了这一点。相比之下,中国的集权化完成得非常之早,秦朝建立郡县制,即宣告王权制的来临。早熟的集权化未必合乎历史趋势,因而中国在魏晋时期出现了贵族制的回潮,并在南北朝—隋唐时期形成门阀世族。经过唐宋变革,“君主独裁”政治才完全确立下来。&/p&&br&&p&需要提醒的是,我们这里所说的“君主独裁”,只是表示一种与贵族政治相对的政体,并不意味着君主不受约束,可以乾纲独断。恰恰相反,宋朝已经形成了一种“虚君共治”体制,君主“以制命为职”,但“一切以宰执熟议其可否”,即由宰相执掌具体的国家治理权;如果政令“有未当者”,则由“台谏劾举之”,即台谏掌握着监察、审查之权,以制衡宰执的执政大权;执政、台谏,加上端拱在上的君主,三权相对独立,“各有职业,不可相侵”。&/p&&br&&p&中国的文官制也建立得早,与郡县制的成立同步,但要到宋代,文官制才发展出足够的理性化。理性化是文官制的核心意义,即公务员的分类、职能、考试录用、考核、奖惩、培训、晋升、调动、解职,权力命令的发起、传递、审查、执行、反馈、问责,都有完备的制度与程序可遵循,从而最大限度隔离私人因素的影响。那些不欲受到约束的帝王,都会产生突破文官制的冲动,如西汉武帝启用了一个由宦官、侍从、外戚、尚书(皇帝的私人秘书)等亲信、近臣组成的“内朝”,将三公领导的“外朝”撇在一边;明朝干脆废掉宰相,另立“内阁”,内阁实际上就是皇帝的秘书班子。惟独宋朝三百余年,没有形成破坏文官制的“内朝”,文官制的运作非常稳定。&/p&&br&&p&近代化的治理秩序还有一个特点:法治化。今人多以为“法治”是西方特产,中国的治理传统是“人治”,但宋人并不这么认为,宋人自称“尚法令”。南宋的思想家陈亮与叶适总结说:“汉,任人者也;唐,人法并行者也;本朝,任法者也。”“吾祖宗之治天下也,事无大小,一听于法。”所谓“任法”、“一听于法”,套用现代的术语,就是“以法治国”的意思。&/p&&br&&p&宋朝法制体系之繁密,可能要超出许多人的想象。宋人叶适这么描述道:“今内外上下,一事之小,一罪之微,皆先有法以待之。极一世之人志虑之所周浃,忽得一智,自以为甚奇,而法固已备之矣,是法之密也。”一个聪明人,穷尽一生的智慧,想出一项立法,自以为新奇,但查一下法律汇编,却发现类似的法条早已制订出来了。&/p&&br&&p&这些繁密的法律包括民商事立法,宋朝的民商事立法非常完备,民间租赁、抵押、出典、买卖、借贷、财产继承,均有周全的法令给予规范。宋人自己说:“官中条令,惟交易一事最为详备,盖欲以杜争端也。”发达的民商事立法让一些研究者相信,宋代已经产生了“法学近代化”的迹象。&/p&&br&&p&&strong&六&/strong&&/p&&br&&p&如果我们同意前面对近代化特征的概括以及对宋朝近代化表现的描述,那么我们应该承认,宋代中国确实已经迈入了近代的门槛。&/p&&br&&p&请注意,这场发生在11—13世纪的近代化变革,毫无疑问,并非由西方输入——此刻的西方,还在漫长的中世纪沉睡;而是基于中国文明自身的积累与演进,基于中国历史内在的发展动力而形成的,用陈寅恪先生的话来说:“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文明的积累与演进如同一个冲积平原,历史是长河,时光的河水流过,不舍昼夜,不断留下前人的经验与成果,慢慢地便堆积出一个豁然开朗的世界。&/p&&br&&p&今天大多数的历史学家都相信,大约在11世纪发生了一场“唐宋变革”:中国历史从中世纪的黄昏转入近代的拂晓时刻。不过,不管宋代与唐代之间看起来有多么大的差异,宋朝的近代性同样是前代文明冲积的结果,比如从唐代的“飞钱”孕育出宋代发达的商业信用,瓦解于宋代的坊市制在中晚唐已经出现松动,宋朝管理海外贸易的市舶司也是继承自唐朝设施。“唐宋变革”并不是断裂式的突变,而是内在于文明积累的突破。&/p&&br&&p&文明积累的假说与唐宋变革的历史事实,首先宣告了所谓的“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荒谬。从18世纪起,处于近代化进程中的西欧开始出现了一种傲慢的论调:一些对中国了解非常有限的哲学家根据他们的想象,对中国文明作出了“停滞”的定性,如德国哲学家赫尔德称:“拿欧洲人的标准来衡量,这个民族(中国人)在科学上建树甚微,几千年来,他们始终停滞不前。我们能不对此感到惊讶吗?……这个帝国是一具木乃伊。它周身涂有防腐香料,描画有象形文字,并且以丝绸包裹起来。它体内血液循环已经停止,犹如冬眠的动物一般。”&/p&&br&&p&讽刺的是,这类对中华文明的诬蔑式论断,居然获得中国公知式人物的共鸣与赞赏。在中国网络上,还流传一句据称是另一位德国哲学家黑格尔所说的名言:“中国的历史从本质上看是没有历史的,它只是君主覆灭的一再重复而已。任何进步都不可能从中产生。”被无数网友奉为圭臬、一遍遍引用。&/p&&br&&p&然而,如果赫尔德与黑格尔(假如黑格尔确实说过那句“名言”的话)对中国历史的描述是准确的,那历史上的“唐宋变革”该如何发生?从盛唐的中世纪色彩,到大宋的近代化性格,这中间的变革,比任何一次的王朝更迭都要深刻。如果这都能说是“始终停滞不前”,德国人才应该“对此感到惊讶”。相比之下,倒是中世纪的欧洲更像陷入了“停滞”。&/p&&br&&p&当然,中西的历史都不可能停滞,西欧历史以他们的轨迹演进,中国历史也以自己的轨迹演进,经过漫长的文明冲积,“造极于赵宋之世”,产生了近代化的大突破。——我们这样的描述,也挑战了费正清先生提出的“冲击—回应”理论。&/p&&br&&p&所谓“冲击—回应”理论,简单点说,即认为中国传统社会只有在经历19世纪来自西方的“冲击”之后,产生了“回应”,才会出现近代化转型。显然,“冲击—回应论”的前提便是“中国历史停滞论”:必须坚持认为中国社会一直处于停滞状态,缺乏内在的近代化动力,“冲击—回应”的模型才有解释力。然而,当宋王朝在11—13世纪打开近代化的大门时,费正清所说的“西方冲击”在哪里呢?&/p&&br&&p&&strong&七&/strong&&/p&&br&&p&我们还需要解释一个问题:既然早在11~13世纪的宋王朝,中国就已经产生了近代化,那为什么到了19世纪下半叶,中国的近代转型还要显得那么艰辛、一波三折?这么重大的问题当然不适宜用单一的原因来解释,不过如果要找出最深刻的历史原因,我认为,那便是——“唐宋变革”所代表的近代化进程在南宋灭亡之后被中断了,历史发生了某种程度的倒退。&/p&&br&&p&敏锐的明末思想家黄宗羲与王夫之都察觉到,宋朝的覆灭不可跟其他王朝的更迭相提并论。黄宗羲说:“夫古今之变,至秦而一尽,至元而又一尽,经此二尽之后,古圣王之所恻隐爱人而经营者荡然无具。”王夫之说:“二汉、唐之亡,皆自亡也。宋亡,则举黄帝、尧、舜以来道法相传之天下而亡之也。”宋朝之亡,不仅仅是一个王朝的覆灭,更是一次超越了一般性改朝换代的历史性巨大变故。用那个时代的话语来说,叫作“亡天下”;用今天的话语来说,不妨称为“文明的中断”。&/p&&br&&p&为什么说宋朝的灭亡是“文明的中断”呢?请允许我先引用周良霄《元代史》序文中的一段话:宋亡之后,元王朝统一中国,并在政治社会领域带来了某些落后的影响,“它们对宋代而言,实质上是一种逆转。这种逆转不单在元朝一代起作用,并且还作为一种历史的因袭,为后来的明朝所继承。……明代的政治制度,基本上承袭元朝,而元朝的这一套制度则是蒙古与金制的拼凑。从严格的角度讲,以北宋为代表的中原汉族王朝的政治制度,到南宋灭亡,即陷于中断。”&/p&&br&&p&元王朝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及其影响,深刻地重塑了宋后中国的历史。我们择其大者,介绍如下——&/p&&br&&p&“家产制”的回潮。本来宋人已有“天下为公”的政治自觉,就如一位宋臣告诉宋高宗:“天下者,中国之天下,祖宗之天下,群臣、万姓、三军之天下,非陛下之天下。”天下非君主私有,而为天下人共有。而来自草原的统治者则将他们所征服的土地、人口与财富都当成“黄金家族”的私产,推行中世纪式的“投下分封制”,“投下户”即是草原贵族的属民,有如魏晋—隋唐时代门阀世族的部曲农奴。&/p&&br&&p&“家臣制”的兴起。宋人相信君臣之间乃是一种公共关系:“君虽得以令臣,而不可违于理而妄作;臣虽所以共君,而不可贰于道而曲从”。君臣之间,“各有职业,不可相侵”。入元之后,这种公共性的君臣关系被私人性的主奴关系代替,臣成了君之奴仆,许多大臣甚至需要入宫服役。在主奴关系下,君对于臣,当然也是生杀予夺,想廷杖就廷杖,就如惩罚自己的奴隶,一位明朝的观察者说:“三代以下待臣之礼,至胜国(元朝)极轻。”&/p&&br&&p&“诸色户计”的诞生。我们知道,宋代实行募役制,人民已基本上不用服兵役,劳役亦不多见,差役也开始折钱结算。入元之后,征服者却按草原旧制,推行全民当差服役的“诸色户计”制度:将全体居民按职业划为民户、军户、站户、匠户、盐户、儒户、医户、乐户等等,职业一经划定,即不许更易,世代相承,并承担相应的赋役。&/p&&p&“驱口制”的出现。宋朝基本上已废除了奴隶制,但元朝征服者又从草原带入“驱口”制度,使奴隶制死灰重燃。所谓“驱口”,意为“供驱使的人口”,即在战争中被俘虏之后,被征服者强迫为奴,供人驱使的人口。元朝的宫廷、贵族、官府都占有大批“驱口”,他们都是人身依附于官方或贵族私人的奴隶。&/p&&br&&p&“匠籍制”的推行。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多实行“和雇制”与“差雇制”,“和雇”是指从劳动力市场上招聘工匠,作为雇主的政府与工匠是平等且自由结合的雇佣关系;“差雇”则带有强调征调性质,但政府还是需要按市场价向工匠支付工值。元朝却将全国工匠编入匠籍,强制他们以无偿服役的方式到官营手工场劳动。&/p&&br&&p&“路引制”的实施。宋人拥有自由迁徙的自由,元朝则实行“路引制”来限制人口的流动性,元会典中有一项立法,叫作“路人验引放行”:“凡行路之人,先于见住处司县官司具状召保,给公凭,方许他处勾当。……经过关津渡口,验此放行,经司县呈押;如无司县,于尉司或巡检呈押;无公引者,并不得安下。遇宿止,店户亦验引,明附店历。……违者,止理见发之家,笞二十七下。”商民出门远行、投宿,必须持有官方开具的“文引”,类似于介绍信,才准许放行、住店。&/p&&br&&p&“籍没制”的恢复。籍没,即官府将罪犯的家属、奴婢、财产没收入官。秦汉时,籍没制颇盛,但至宋代时,籍没的刑罚大体上已经弃而不用了。入元后,野蛮的籍没制度又死灰复燃,如忽必烈的一道诏书说:“凡有官守不勤于职者,勿问汉人、回回,皆论诛之,且没其家。”这当然是财产权观念发生退化的体现。&/p&&br&&p&“海禁”的设立。中国的“海禁”之设,也是始于元朝。元廷统治中国不足百年,却先后实行过四次“海禁”,“海禁”期间,商民不准出海贸易,“禁私贩海者,拘其先所蓄宝货,官买之。匿者,许告,没其财,半给告者”;海外商贸只能由官府出资的“官本船”垄断。这一点,跟宋朝鼓励和保护民间商船出海贸易大不一样。&/p&&br&&p&治理体系的粗鄙化。元廷君臣的文化层次跟宋人不可同日而语,这也导致元人无法继承宋朝发达而繁密的治理体系,比如在法制领域,诚如民国法学学者徐道邻先生所指出:“元人入主中原之后,宋朝优良的司法制度,大被破坏,他们取消了大理寺,取消了律学,取消了刑法考试,取消了鞠谳分司和翻异移勘的制度。”&/p&&br&&p&可以看出来,元朝征服者从草原带入的制度具有明显的中世纪色彩,它们的推行,意味着“唐宋变革”开启的近代化方向发生了逆转。&/p&&br&&p&&strong&八&/strong&&/p&&br&&p&元制的殖入,不仅仅影响于元朝一代,而且改变了后面历史的走势。朱元璋建立明王朝,由于严重缺乏立国者的创制智慧,几乎全盘继承了元朝的家产制(分封制)、家臣制、廷杖制、诸色户计、匠籍制、路引制、籍没制、海禁制与粗糙的治理技术等制度遗产。&/p&&br&&p&更要命的是,元制中保留下来的具有近代性的表现,却被朱元璋这个土包子坚决扔掉,比如重商主义的政策、对外开放的格局与宽纵的统治。朱元璋似乎下定决心要将中国改造成为一个封闭而宁静的巨型农村,人民呆在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得擅自离乡离土;这个宁静的秩序不欢迎流动的商人、喧哗的商业,不需要市场与货币,国家的赋税也以实物税与劳役为主。至于开放的海岸线与嘈杂的海上商贸,更是不可容忍的,朱皇帝大手一挥:“寸板不许下海!”&/p&&br&&p&元廷因为统治技术粗糙,表现出宽纵的特点。朱元璋说:“胡元以宽而失,朕收平中国,非猛不可。”他当上皇帝后,果然刚猛苛严,说禁海就禁海,说不许开矿就不得开矿,说廷杖就廷杖,说死罪就死罪。对政治、社会、经济诸方面的控制,比宋元都要严厉得多。&/p&&br&&p&明王朝的悲剧便是,它必须不断突破朱元璋设定的“洪武型体制”,才可能艰难地回归到“唐宋变革”的近代化轨道上来。到了晚明,随着匠籍制与诸色户计的松懈,月港的开放,海外巨量白银的流入,“一条鞭法”的推行,“洪武型体制”才宣告解体,繁华的工商业终于脱困而出。一些历史学者相信这一段时期出现了所谓的“晚明资本主义萌芽”。&/p&&br&&p&可惜,此时距明室倾覆已经为时不远了。清人入关,中世纪制度又出现回潮。清王朝拷贝了朱元璋开创的制度,同时又将它改造得更加不堪:大清皇帝既是八旗子弟的主子,又是国家的元首,还是日理万机的政府首脑。明朝式的皇权专制混合了草原式的主奴关系,致使整套体制显得非常怪诞,也为清末新政的失败埋下了伏笔。&/p&&br&&p&我们都知道,清末近代化转型的目的,乃是建立君主立宪制下的“责任内阁”。但清朝体制跟君主立宪制的距离实在是太遥远了,改造起来势必要伤筋动骨,于是主政者拼命拖延,在野者则等得不耐烦,最后一拍两散。&/p&&br&&p&追究起来,这首先应归咎于朱元璋废除了宰相制度,皇帝直接当上政府首长,等于抽空了“责任内阁”的制度基础。清制因之,设军机处,作为皇帝机要秘书处。军机处与近代“责任内阁”的距离,甚至要远于明代内阁与“责任内阁”的距离。若是放在宋朝的“共治”政体下,将宰相领导的政府转换为“责任内阁”,我相信将是水到渠成的事情。&/p&&br&&p&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一部分知识分子受了欧陆启蒙主义思潮的感染,又极不满清王朝应对近代转型的低能,开始思考一个沉重的问题:为什么中国的近代化如此艰难?&/p&&br&&p&但他们的思考不是从制度嬗变的角度做抽丝剥茧,而是直接将炮口对准了中国的传统文明,认为是中国人的传统构成了近代转型的路障,是传统文化阻止了近代化。&/p&&br&&p&这样的“文化反思”至“五四”时期全面爆发,在“破四旧”运动中达到顶峰,余绪绵延至上世纪80年代的“河殇”症候群。这些西化的知识分子跪拜在“中国历史停滞论”的脚下。顺乎逻辑地,他们主张以全盘摧毁传统的极端激进方式建立“美丽新世界”。他们控诉传统婚姻家庭,拆毁祠堂,抨击宗族,砸烂孔家店,消灭士绅阶层,挖掘孔子墓,焚烧儒家经书,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改造国民性。&/p&&br&&p&然而,他们设想中的“美丽新世界”直到最后,都未能建成。&/p&&br&&p&震荡的一百年过去,中国白了少年头。“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是时候重新评估我们的传统了,是时候重新发现我们的历史了。&/p&
研究宋史的张邦炜教授曾经感慨说:“从前人们往往一提到汉朝、唐朝,就褒就捧:盛世治世;一讲到宋代,就贬就抑:积贫积弱。”其实何止是“从前”,直至今日,在许多人的印象中,宋朝仍然被当成是一个窝囊的王朝。然而,日本与欧美的汉学家却普遍认为,唐代…
刚好写过一篇关于车迟国师虎力大仙的文章,借这个问题与大家分享。&br&
车迟国的故事是非传统和非典型的,它没有遵循着取经路上大多数故事的惯例那样生发与展开,这个故事里未曾出现任何围绕着唐僧肉的予取予夺,也少了那种在兵刃碰撞和刀来棒往意义上的打斗,被置换和替代着呈现出来的,是一场两种宗教之间赌博式的竞赛——在游戏感强烈的西游记里,这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宏大主题。&br&  
虎力大仙和他的两位师弟是三个法力高超又具有领袖才能的道人,即使按着作者的鲜明爱憎为之冠一个贬义的名号“妖仙”,也无从否认他们确实有别于那些终日为人骨头的美味而流口水,或者为元阳的交配权而发着春的下三滥魑魅魍魉。他们关心着一种更加形而上的东西:在具体区域内传教的信众垄断权,以及建立在其基础之上的、可以实现的政治野心。虽然其修炼得道的肉身本体是兽而非人类,但除了这一点微小的先天缺憾,他们在本质上确实脱去了大半的魔气鬼气,正在从事着一种文人和知识分子愿意去从事的抱负。&br&  通过一次成功的求雨行为,虎力大仙成功地谋上了车迟国国师的职位,在君王之信任和百姓之敬畏间,兴盖观宇培植亲信,将本教派的法事体制化,将别教派的对手囚徒化,取经团队来到之前,他生活得异常威武而拉风。&br&  
当然,仅仅求雨是不够的,还要有“抟砂炼汞,打坐存神,点水为油,点石成金”的日常性卖弄强化自己的神秘性,如果这些也仅属雕虫,那么还有“对天地昼夜看经忏悔,祈君王万年不老”——从秦始皇开始,一切拥有独裁行为或独裁倾向的统治者都会带有严重的畏死焦虑,因为在他们那里,死亡并不仅仅意味着生命的终结,同时终结的还有权力,这种双重的完蛋让他们比任何人都渴望长命,所以,一个“万年不老”的许诺,才是捕获他们心智最关键的法则。&br&  
当“万年不老”成为游戏的准则,一个主修来世解脱的理论和一个主修今世长生的理论就是起点不同压根无法竞争的。所以作为一场博弈,佛学无法在尘世那些目光短浅的庸主跟前逃脱完败的命运。有明一代,君王好道之风长盛,又恰恰在西游问世的嘉靖一朝达到顶点:邵元节和陶仲文两大神棍被先后授予礼部尚书和光禄大夫的官位,嘉靖本人躲于后宫烦琐的斋醮中二十年不登朝堂,在已经出现的经济危机中,道观遍地的大兴土木自然是竭民脂膏的另一种写法,以侍女经血炼丹的惨行更是直接激起宫变。虚拟与现实的相互映照激起了压制在心头太久的不满和焦虑,所以在写到虎力大仙的时候,吴承恩必然无可救药地元神出窍,想起了他所生活的那个黑暗的王朝。于是,西天路上也被安排了敬道灭僧的极端场所。&br&  
凭心而论,与西游记里另一位妖道——那个要用小儿心肝作药引子的比丘国国师相比,虎力大仙的道教团体在车迟国没有作过那么惨绝人寰祸国殃民的行为,甚至还以他们的求雨行动真正地造福过百姓。求雨是虎力大仙的人生关键词,他们的成功上位正是来自于这一神技,在他成功之前,僧侣们呼天喝地的经文祈祷被证明一无所用。在求雨效能上压过僧侣,佐证了虎力大仙是被这个气候恶劣的王国所需要的唯一正确人选。求雨也在望后的日子里不断巩固着这种正确性:别忘了他与孙悟空展开第一场比拼的触因,就是天气再次久旱,国人又来请求国师祈雨。可见在经常“久旱”的车迟国里,民众对于虎力大仙确实具有一种惯例性的依赖感。这种依赖感是那些失败过的僧侣无法提供的。&br&  
那么这个秋毫无犯又福泽一方的虎力大仙,其罪行在于何处呢?就在于他在以求雨证明自己比佛教徒更加管用之后,催逼国王对和尚作出的“寺拆了,度牒追了,不放归乡,亦不许补役当差,赐与那仙长家使用”的行为。这场不地道的报复,让人想起一切不得志者偶然成功后爆发出的破坏性,和知识分子进阶后不可克服的劣根性。这种恃才傲物恃宠而骄得理不饶人的恶习,将自身的高地位迅速转化成宗教上的排外式垄断,于是一切终将势成水火。敬道不是错,灭僧就犯罪。原本可以是一个在和平相处中占据优势话语权的理想局面,被虎力大仙自己的骄傲和跋扈,弄成了你死我活的肉搏。&br&  
所以取经团队本次的任务,不再是保护那个可怜的师父,而是为自己所属的宗教夺回合法地位。西游记本就是崇佛的著作,取经团队的四位佛门弟子是小说的主人公与核心英雄,再加上吴先生在现实的大明中看尽了坏道人的暴虐,这一切背景全部指向一个预先写定的结果:在这场荣誉正名的交锋中,那个曾经骄傲和跋扈过的道教是注定失败的。那么作为一个被时势推向前台来应战的人物,虎力大仙也就必须是个悲剧的典型。&br&  
他可以不应战,他也理当不应战。他该知道这只猴子在五百年前以一己只力打败过他道教天帝的十万精兵,这只猴子是他道家老祖宗太上老君都要让上三分的狠角色。他唯一也是最恰当的选择,只能是承认自身对于佛门的失德之处,表达歉意,重修庙宇,从此“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地参政议政。一旦平安地送走猴子,那些连求雨都求不来的平庸僧侣根本无法威胁到他对国家的实质掌握权。除了暂时咽下一口气,他不会经受任何损失。&br&  
但是这一口气,又如何咽得下。中国文人们对这一口气的强调,困死过多少强劲的生命,又让多少可以璀璨的个体失去过理智和判断力?&br&  
因为取经团队对他的宣战是侮辱性的,猴子把他崇拜景仰的三清圣相丢入茅厕,又变作三清之相诱他满怀欢喜地喝下了尿液。这种宣战直指人格底线的玷污,没有留下面子和余地。所以,他必须反击,他也没有为自己的反击留下余地。在君王大臣和所有国民跟前的大斗法彻底展开,他要证明即使是外来的和尚也击败不了他这个本土的道人,他要的是猴子的血债血偿,他压上了身家性命。&br&  
问题在于,孙悟空可以不留余地,他保护唐僧西行这一如来钦点的官方行为随时获取着来自天上地下一切神邸的支持。但虎力大仙的不留余地,又有多少底气和资本?&br&  
他以为他也是有支持者的,事实上他曾经有过支持者。一个能按时分批调来风婆、推云童子、雷公电母的人,一个能勒令北海龙王派小冷龙来保持油锅水温的人,必然是左右逢源般吃得开过的。但是支持二字,永远有着可以达到的限度,有着不容动摇的基础,有着必须避讳的例外。&br&  
即使他的支持者可以胆大包天到无视孙悟空,他们也无法无视悟空的师父唐三藏,因为他们无法无视三藏的师父如来。这个作为取经团队策划人的西天佛老,是世间和宇宙所有教派的庇护者。五百年前他对猴子的驯服避免了整个道教天庭的覆灭命运。五百年后猴子已是他的开路先锋,对一切挑战佛教权威的地域和个人进行了敲山震虎式的排除和清理。&br&  
整个道教的神圣与仙人们都知道他们必须退让,当孙悟空跳在云端把虎力大仙招来的风婆雨师雷公电母一干小公务员喝骂一番,整个道教天庭也就迅速地调整了策略和立场。他们弃掉了那个在民间推广道教法力的代言者。&br&  
当几位原是被他请来的神人争先恐后地出现在云端为孙悟空导演的真人秀捧场时,虎力大仙必然是绝望过的。他知道他被他的教派丢弃了,他成了一个在达成妥协中必须拿掉的棋子。当然,直到此时,他依然有自己的机会。他应该果断地结束这场赌斗——赌斗的筹码是不平等的,取经团队若输将被全部就地正法;而他若输,仅仅需要平安地送走师徒四人。他依旧是他的国师,国王的信任可能会因了这场失败而减少若干成色,但他有的是时间去修补,因为只要取经团队离开,他在车迟国就没有对手。&br&  
但他的错误被他那口难以咽下的恶气放大了,他选择继续比下去,在孤立无缘的情势下靠一己之力比下去。气急败坏的人,是要乱方寸和章法的。接下来他两位师弟,就选择了最傻的比拼项目。就算要赌,为什么不赌符水,不赌炼丹,不赌扶觇,不赌这些道士最擅长而僧人没接触过的东西?你去和一双火眼金睛赌隔板猜物,你去和一位能坐上一年不动的唐长老赌云台坐禅?&br&  
等到比赛推进到砍头下油锅这些项目,虎力大仙肯定已经认命了,孙猴子金钢不坏之身名满天下,最爱的就是玩砍头再长的游戏,选择了这一赌,与其说他还在比拼,不如说,他预备了殉葬。&br&  
身首异处的虎力大仙倒在血泊中的时候,不知道是否想到了自己这奇特而大起大落的一生。虎力大仙的故事,是中国文人们经常体认的故事,出自政治上的野心,远离仙山古刹出仕红尘,却又终究没学到官场上理应掌握的屈伸与隐忍,为了一个虚空的气节,放弃了对既得利益的维护,盲目地好勇斗狠,最后,不仅没能战胜对手,反倒在更加微妙的形势下,失去了本教上司的庇护。&br&  
只是我也常在想,消灭三位国师之后,孙悟空当然拍着屁股走人了,受到教育的君主也会迅速摆脱错信于人的痛苦。可是,当未来的某一天,或者就在不久后,“久旱”再次降临这个气候恶劣的国家的时候,虎力大仙已经不在了,不知谁来拯救车迟。
刚好写过一篇关于车迟国师虎力大仙的文章,借这个问题与大家分享。 车迟国的故事是非传统和非典型的,它没有遵循着取经路上大多数故事的惯例那样生发与展开,这个故事里未曾出现任何围绕着唐僧肉的予取予夺,也少了那种在兵刃碰撞和刀来棒往意义上的打斗,…
正好读了一个大神的关于中国制造跟日本制造、德国制造的分析,对比来看楼上回答全部都&br&too young too
simple,分享一下,原文来自雪球TRUSTNO1,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视角得出的一个结论&br&&br&原文如下:&br&&b&
德国日本制造的核心原因&/b&&br&
要不要学(日本制造、德国制造)是一回事情,能不能学是另外一事。日本德国的工艺制造,根植于他们的产业结构,而他们的产业结构源自于他们的组织形态,而组织形态最终只取决一个问题,那就是说钱从哪里来?没有钱,一切组织都无法构建,而钱在组织内外的流向会塑造整个组织结构。也即是说,组织最根本的取决于他的融资形态,特别是最初起步阶段的融资形态将会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br&&p&&br&比如讲,美国企业的最基本的组织形态,来自于它的经理人制度,而这种制度的发端,与摩根时代,美国铁路大发展,以及巨额的债券融资有关。铁路的出现第一次使得运输业出现了稳定的抵押标的和稳定的现金流,这是与英国传统上依靠保险和股权承载的航运业有着巨大的不同。这使得,铁路的资产价格是以利率计价而非风险计价,换而言之,铁路资产现金流的稳定性使得债券获得了空前的流动性溢价。虽然火车诞生于英国,但是英国本土的国土狭小,而殖民地有民族主义敌对势力不适合投入巨额的固定资产投资,而美国恰恰有着发展铁路的天生禀赋,国土辽阔,横跨两大洋国内大规模的暴力反对派。这意味着,美国的铁路债务,具有,超高的流动性溢价,极低的风险溢价。这使得美国的铁路债务可以被没有金融知识的普通民众所接受。美国的铁路债务在民众中极度的分散,这使得债务人对企业经营的控制权极度衰弱,而可以随时撤换的职业经理人则走上了前台。因此美国人构造的是一种不依赖于特定投资者的极端外部融资模式,而这种模式在美国社会中形成了路径依赖,他们一直寻求各种稳定的现金流资产,流动性不好,他们就想办法增加流动性,次贷即是这一模式的现代版本;风险溢价高的,他们就输出民主增加军事存在,降低地区的政治动荡。&br&&br&而日本,则是另外一种形态,日本企业的特色就是终身雇佣制和年功序列制。他们的融资模式走上了另外一个极端,极端的寻求内部融资。这两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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