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药闯出片天 ――记军事医学科学院药物合成研究室创新团队　
　　军事医学科学院毒物药物研究所药物合成研究室不足百人,却拥有3个“国字号”名头。
　　研究室以刘克良、李松、仲伯华为首的药物创新团队,自主研制成抗流感病毒特效药“军科奥韦”等,使我国率先拥有全球品种最丰富的流感防控药物体系。主持建成全球单产能力最强的流感防控药物生产线,为我国13亿人口储备了世界最高质量标准的“救命药”。研制出为1亿多糖尿病患者减轻70%药费负担的Ⅱ型糖尿病药物“太罗”以及对抗“超级细菌”感染最后一道防线的“替加环素”。
　　这个有着63年历史的功勋研究室,不久前被解放军总后勤部授予“药物创新模范研究室”称号。
　　临危受命研制“争气药”
　　2005年,H5N1禽流感显露出狰狞面目。我国迅速采取应对措施,同时向跨国制药公司定购50万人份达菲。这是当时世卫组织唯一指定的抗流感病毒特效药,但遭遇的却是漫长的等待期以及对方拒绝转让专利。
　　千钧一发之际,军事医学科学院科研人员挺身而出,决定自主研制抗流感病毒药物。很快,由药物合成研究室研制的“中国版达菲”――“军科奥韦”完成全部临床前工作,正式申报军队特需药品证书。同时,研发团队依靠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生产工艺,将生产效率提高3倍,且彻底避免了原工艺易爆炸、易产生致癌杂质的弊端。
　　“关键时刻一鸣惊人,靠的是前瞻部署的战略眼光和只争朝夕的拼搏精神。”中科院院士、军事医学科学院院长贺福初介绍,“早在2003年,团队就开始了相关研究工作。那时,我们意识到SARS疫情之所以难以遏制,缺乏有效的防治药物是重要原因,而流感是下一轮最有可能突然来袭的重大疫情。医学科研工作者有责任为此作好充分准备。”
　　终于,李松团队成功研制出“军科奥韦”,并获得我军规范药品审批制度以来第一份新药证书――“军药001”号。
　　此外,为解决儿童、老人、重症患者服药难题,他们研发了全球唯一的“磷酸奥司他韦颗粒剂”;为应对“磷酸奥司他韦”大量使用可能产生的耐药性,研发出抗病毒活性更强的“帕拉米韦”。
　　2009年,北美暴发H1N1流感疫情。该团队再次立下军令状,最终1300万人份的生产任务提前18天完成。当年共生产储备2.6亿剂“磷酸奥司他韦”。而在之前,这批药即便能从罗氏公司买到,也要多花58亿元。
　　打破垄断研发“民生药”
　　日,在抗多重耐药细菌感染新药“替加环素”上市发布会上,发明人李松在签署成果转让协议后说:“替加环素是目前为止对抗超级细菌的最后一道防线。虽已成功上市,我却希望生产企业不要为了经济利益大量销售。无论何时,国家安全、百姓健康才是最终目的。”
　　军事医学科学院政委高福锁十分感慨:“当时我在现场,听完非常感动。这就是有责任、有担当的科学家的胸怀。”
　　上世纪50年代,研究员张其楷率领科研团队打破国外经济封锁,完成了当时急需的抗丝虫病新药“益群生”和抗结核病新药“异烟肼”的合成研究工作,最终推动药物投产和临床应用。
　　上世纪90年代,糖尿病在我国的发病率快速上升,并缺少有效治疗药物。研究室首先瞄准了这一关系民生的战略性药品。化合物罗格列酮是当时的热门研发产品。美国葛兰素史克公司率先研发出“马来酸罗格列酮”并上市,商品名为“文迪雅”,并将所有酸式盐组合物申请了专利。当时学界普遍认为,“罗格列酮”不能生成碱式盐。
　　不过,李松坚信科学上不存在绝对。通过大量理论分析和量化计算后,他们终于发现罗格列酮一个键上的氢呈现酸性,应用强碱可以生成碱式盐。这让该团队顺利合成全球唯一的罗格列酮钠盐制剂。2004年,在此基础上研发的治疗Ⅱ型糖尿病药物“太罗”上市。
　　“太罗”的上市迫使“文迪雅”从每粒不低于20元降到每粒13元。而每剂4元、疗效显著的“太罗”成为名副其实的“平价药”、“民生药”。
　　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太罗”继获得中国发明专利金奖后,再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
　　甘于奉献攻克“原创药”
　　长期以来,民族制药企业一直对完全自主创新药物的研发望而却步。面对这块难啃的“硬骨头”,研究室药物创新团队决心从源头上创新,加速新药的中国原创。
　　他们以仿制药物研发和产业化反哺创新药物研究,逐渐建立起世界一流的科研平台。自主创新的基因,早已融于团队研发人员的血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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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刊杂志赏析网 2017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就读是怎样一种体验？ - 知乎14被浏览1941分享邀请回答11 条评论分享收藏感谢收起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名誉所长黄翠芬逝世
　　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名誉所长、一级研究员黄翠芬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8月9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黄翠芬是广东省台山市人，先后就读于岭南大学、美国康奈尔大学和突夫斯大学医学院。新中国成立后，她辗转回到祖国怀抱，在山东医学院(今山东大学医学院)工作。1954年调入军事医学科学院后，历任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免疫室副研究员，基础医学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生物工程研究所研究员，院专家组成员，全军分子遗传中心主任，全军分子遗传学重点实验室主任等职，1996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为国家和军队卫生事业的建设发展作出了贡献。　　黄翠芬是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84年被中央军委授予“模范科技工作者”荣誉称号。来源新华网)(责任编辑：Newsh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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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热点关注锻造“基因战士”&&摧毁“血海暗礁”——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发新药“重组人尿激酶原”纪实
罗马诗人维吉尔认为，血液是人的“紫色灵魂”。
亘古以来，人类在血泊中降生，种族在血液里传承，躯体在血液里滋养。每一天，每一秒，人类身上平均有5680毫升血液沿着体内总长为
96540公里的动脉、静脉和毛细血管静静流淌。
更为神奇的是，人体血液中有凝血和抗凝两大动态平衡的对立系统。当抗凝占优势时，血液就会如同长江洪水，四处奔涌，稍不留神便可造成千里决堤；当凝血占优势时，血栓又应运而生，恰似茫茫雪原千里封冻，咆哮黄河顿失滔滔……生命从此嘎然而止。
锻造“基因战士”&
摧毁“血海暗礁”
——军事医学科学院研发新药“重组人尿激酶原”纪实
远古时期，大禹治水，疏通江河洪涝。
基因时代，溶栓新药，摧毁“血海暗礁”。
人们依然记得，1924年1月21日，列宁与世长辞；1953年3月5日，斯大林突然卒亡。尽管众说纷纭，但西方医学专家深入研究后普遍认为，列宁和斯大林死于血栓引发的疾病。
史料记载，自古以来，有无数叱咤风云的伟人、纵横战场的英雄卒于无声无息的血魔之手。当前，仅在我国，每年患各种血栓病的人就高达1300万，而全球病亡人数的51%也与血栓息息相关。
●神农尝百草&&
继明觅“血株”
&“筋疲力尽，人困马乏。”记者采访期间，参与“重组人尿激酶原”新药研发的科学家们道出了颇有些让人意外的真情实感。
是的，万里长征是一座丰碑，但丰碑岂能轻易铸就？历时28年的反反复复、失望绝望历程，历经上、中、下游三批科学家接力的基因产品，在拿到国家一类新药证书和临床批件后，以肖成祖、胡显文领衔的探险队员们深深明白，这只是红军翻过了茫茫大雪山，到达陕北的胜利会师。成功的确在望，但依然任重道远……
不明就理的人首先会问，为啥研发“重组人尿激酶原”？因为建国以来，我国每年血栓病人高达500万人左右，而国内只有副作用严重的传统溶栓药，导致很多病人在服药同时，又埋下另一祸根。
遥想当年，古圣先贤神农氏为了救天下百姓疾苦，尝尽世间毒草魔花，在医学海洋里树起了擎天巨柱，立起了泰山北斗。如今，改革开放了，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血魔”却在变本加厉地肆虐。面对这种令医疗界各门各派大师们万分尴尬的形势，研制新的替代药已成为迫在眉睫之事。1986年，我国首次推出“863”计划，便决定用生物高科技研究开发新一代溶栓药——重组人尿激酶原。在我国生物工程奠基人之一的黄翠芬院士支持下，军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方继明教授第一个冲上前线，担起了上山下海寻找“血株”、全面展开与“血魔”斗争的重任。
这一年，方继明教授53岁，正是科学家出成果的人生旺季。可是，面对“重组人尿激酶原”这一新药研制任务，压力无疑是巨大的，因为发达国家也在开展此项工作。方继明的博士学位是在国外攻读的，他十分了解那里的科研条件，在国际竞争中他们成功的概率毕竟要高许多。虽然从1983年开始，他就在摸索如何找到治疗血栓的新药，但想到研究所刚刚成立，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实验室；基因工程药物在国际上刚刚兴起，国内一片空白，资料一无所有，方继明感到肩上的担子是如此的沉重。
为了血栓病人的健康和民族药业的振兴，课题一展开，他便像田径赛场的短跑运动员一样，一起步便以冲刺的速度，不顾一切地在科研之路上向前闯。实验室条件差，他在所领导的大力支持下，带同事利用老旧房子动手改建；没有可供借鉴的资料，他就靠昼夜加班反复实验，逐个从第一手数据开始做起……仅仅三年，方继明便以神奇的速度用生物技术分离出“尿激酶原”的全长基因，，其成果荣膺军队科技进步一等奖。方继明因此被评为“863”先进科技工作者。
“下一步就该进行工程细胞构建了！”方继明不禁有些激动，他觉得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自己已为祖国举着“863”火炬在既定的跑道上跑完了大半路程，再奋力一搏，就会摘取医学桂冠。
方继明没有想到，他生命之钟的发条已上得太紧太紧。1990年5月7日，在找到“血株”并成功进行改造不久，踌躇满志的方继明终因积劳成疾，突发脑血管栓塞，卒死于“血魔”手中。
寻找“血魔”克星的方继明被血栓夺去生命，这深深地刺痛了战友们的心。大家明白最好的悼念方式是化悲痛为力量，接过他的棒，尽快构建成高产的工程细胞。这个任务同样艰巨，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失败，但毫不气馁。在俞炜源、程度胜、李凤知等不断努力下，从开始构建的细胞表达活性仅每毫升10个单位，逐渐增加到了100个单位，最终达到了近1000个单位，接近了当时国际上报告的最高水平。
●隆平种水稻&&
成祖养细胞
水稻种植自古就有，但真正种好却是世界难题。袁隆平这位“农民科学家”，就是因为种水稻摘得了首届国家最高科技奖。
同样，基因药物是从细胞中提取的。细胞宝宝养的好坏，直接决定项目的前景和效益，直接决定方继明用生命换来的“血株”究竟能不能提取出“神药”，有没有开发生产的价值。
基因工程室的科学家们经过多年奋斗获得的工程细胞，表达水平尽管在当时已与国际相当，但每毫升仅仅7微克左右的表达量能否开发成产品呢？这又是一个难越过的坎摆在了大家面前。为此，军事医学科学院在全院觅将，年逾花甲的生物医学专家肖成祖请缨出战，挑起了这副担子。他接过方继明的接力棒，率领团队向下一个堡垒——“重组人尿激酶原中试工艺研究”课题展开了冲刺。
这个任务是要在方继明研究的基础上，大量繁殖工程细胞，并将细胞产的蛋白质分离纯化，制成能临床应用的“重组人尿激酶原”。按说“血株”拿到了，也去了“毒刺”，提炼是获得研制新药的最后一道门槛，可事实上，山近路远，险象环生。1956年毕业于中国医科大学、当时已是该领域著名专家的肖成祖，常常为一个个久攻不破的难题，急得一夜间满嘴水泡。
“养细胞那比养孩子难多了！”这位一生“耕耘”在生物医学研究领域的“老农”深深感叹。细胞的生长，条件要求十分苛刻，每天要喂以良好的营养，还要给它氧气，还不能让细菌污染，稍有不慎，全功尽弃。而要使表达量并不十分理想的细胞能多出产品，高密度﹑大量培养工程细胞是生产尿激酶原的关键环节，进行细胞高密度大量培养，需要不断更新培养液。但在抽取培养液时，密集的细胞常常将滤膜堵死，结果既得不到细胞的产物——尿激酶原，又无法维持细胞生命。为解决这一难题，肖成祖通宵达旦地泡在细胞培养室，研究、实验、实验、研究，终于成功地发明了“灌流培养控制系统”，使抽换培养液时的滤膜被堵塞时，培养液及时反向流动，冲开堵塞的细胞，保持管道畅通。
肖成祖搞科研，视为生命。他的爱人程医生跟记者举了一个例子：“老肖这个人，搞研究搞了一辈子，其他什么事都不管！这么多年来了，你问问他，他知道八所饭堂的大门朝南还是朝北？”
“有一回，李逸明和黄策的爱人说，半夜三更起来上厕所，总能听到楼道里有动静，声控灯时亮时不亮的，会不会是小偷，要不要报警。我一听，哈哈一乐，说不用报警，那小偷就是我们家的老肖，半夜三更偷偷摸摸来去实验室是常有的事。”程医生说得肖成祖好不好意思。
正是由于强烈的责任感，肖成祖带领课题组的战友在五年时间里胜利地完成了中试工艺的研究，其中含有多项国内领先的新技术，在细胞培养方面，创造了“多孔微载体无血清灌流培养新工艺”，使细胞培养密度从每毫升200～300万个水平提升到2000万个，培养时间可连续长达2～3月，生产效率高达86毫克/L/天，终于使上游的工程细胞跨过了拦路坎，可用于大规模生产了。就像是从山穷水尽之处走向了柳暗花明之境。在纯化方面，创造了“四步法”，冻干后的产品经国家检验质量完全达到了临床使用的要求。在完成临床前试验后，1999年被批准进入I期临床试验。肖成祖领导的研究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以及多项国家发明专利。他的工作曾多次被邀出席国际细胞培养会议并作报告。
●三落又三起&&
寒霜砺硕果
上世纪90年代，全军课题项目开始压编，“重组人尿激酶原”研究工作同样面临下马危机。
1997年的一天，肖成祖刚从实验室出来，突然被通知参加课题进展情况汇报会。突击考核有如暴风骤雨，幸好肖成祖胸有成竹，数据翔实，理由充分，才保住了课题。尽管这样，所里为了要开展另一课题，调走了一些人员，他们的细胞培养就留下了3人。原来那时，有人认为“尿激酶原”从上游种子上就没有多大价值，任你怎么呵护，它就是结不了大西瓜，不如趁早放弃，集中力量搞别的。关键时刻，肖成祖并不灰心，他和黄子才一起，并从清华招了一名化工博士生-胡显文、自己动手，克服条件差﹑经费不足等困难，安装起了30立升的反应器，连续生产了100天，并和张正光、郭志霞、高丽华等一起，利用冰库条件，设计创造了四步法纯化工艺，从培养液中提取出了80克高质量的尿激酶原产品，足足可以满足整个一期临床的药物需求，胜利地完成了中试的科研任务，‘863’15周年时，肖成祖被授予‘先进个人“称号。1999年拿到了国家I期临床试验批件。
“中国在生物医药领域最大的困难，主要是细胞的大规模培养水平不高。”谈起当年神勇表现，胡显文直截了当地摆出了原因。一次，在日本开动物细胞培养学术会议。胡显文在报告说，自己提取了“尿激酶原”产品80克。与会学者提醒他说，少了一个“m”。什么意思？外国专家认为，按照中国动物细胞的培养水平，胡显文获得的产量应该是80毫克（mg）还差不多。可是，胡显文郑重宣布，他提取的是80克产品，是世界先进水平。
“没有陈惠鹏所长，没有许家勋政委，恐怕这个新药早已走进了死胡同，胡显文每次总把领导大力支持挂在嘴上。
原来是当他们完成了中试任务后，“863“生物工程开发中心本想自己开发生产，但1999年，军委下令禁止机关部队参与经商活动，这样“重组人尿激酶原”后续需要进行大量临床试验的经费就没着落了。如同一个孕妇十月怀胎，种子虽然有了，但还需要大量的营养，最终要到医院生孩子才能确保安全可靠一样，没有大量资金支持怎么行？
“重组人尿激酶原”研究工作再一次陷入难产境地。
机关部队不允许搞经营，找婆家就成了当务之急。消息一公开，说媒的人纷至沓来，其中不缺乏大户人家或者名门旺族，包括山东鲁能、贵州神奇、哈医药等发函﹑来人进行谈判。&&集团抢先一步，捷足先登，他们以每年提供生物所1000万科研费的承诺和7500万元的转让费拿下了该项目，全所好像看到了成功的彼岸。
谁知！刚刚还是阳光明媚，转眼又是风云突变。签字仪式时，&&集团老总说忘了带公章，当天连饭都没有吃，就把合同带走了！此后，他们又一直以各种理由推辞，不把合同送回，整整拖了快一年，研究工作再次受到夭折。
正在此关键时刻，所里换了领导班子，陈惠鹏所长和许家勋政委决定此事不能再拖了，必须立即追回这个合同。他们限期&&集团必须给予答复，要么将合同盖章送回，要么原合同无效作废，就这样，终于与他们解了套。
此时，天士力集团派人来了。
说起天士力，现在已是赫赫有名，复方丹参滴丸畅销国内外，但在2001年时，生物所有些人还不太了解他。当他们前去洽谈转让时，有的还以为他们只是个中药厂，搞不了高科技。后来去天津参观，嘿哟！这么现代化的一个中药厂，年产值10亿，而且集团领导思想开阔，雄心壮志大得很哪！胥照平连连感叹自己有眼不识泰山——差点把驸马爷赶走了！
双方一洽谈，8000万人民币，一分不少，天力士集团总裁闫希军带着诚意而来，以创纪录的大手笔拿下“血株”，并且爽快地主动提出，包下全部临床试验用费。就这样，一度走到悬崖边的项目又火速地启动起来了。
●田径接力赛 显文接三棒
新药研究的马拉松比赛走到这里，已经到了最后冲刺阶段了，此时肖成祖教授已到了退休年龄，慧眼识英雄，他把尿激酶原的担子交给了它学生，精力充沛的胡显文博士。而他自己表示，人退休了，工作不退休，仍愿意无偿地为它的最后冲刺贡献余热。
胡博士是1987年清华大学化工系毕业的高才生，中国科学院化冶所的硕士生，中国科学院化冶所和军科院生物研究所联合培养的博士生。他勇敢地接过第三棒后，果然不负众望，继续带领大家和天士力紧密合作，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解决一个又一个技术问题，终于拿下了最后的堡垒。&&&&&&
要进行临床试验，首先要找到合适的临床医院。他挑选了室里的胥照平﹑张正光和天士力的刘锐等组成了临床小组，南下北上，奔赴全国各地精心选择出了18家医院。以后在试验期间，该小组又为了协调和了解进行情况，常常不顾身体有病，不顾高温酷暑和冰雪严寒，奔波于广州、重庆、哈尔滨、内蒙等地，出差不下70多次，有时一个月内出差多达5次。为了抢时间赶进度，经常是夜晚乘火车，天亮到达就工作，三天两夜不脱衣服睡觉是常事。
2003年初，一些地区SARS流行，有些临床医院被封闭，但胥照平等仍冒着被感染的危险，带着防护镜，穿着防护衣，奔波于各大医院。收送病例表、标本和临床用药品，给医生送去防护物品等。他们想的是：“方继明教授为之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这些后来人不能有半点懈怠，一定要尽快把临床试验做完。”
为了预防参加临床试验的医生护士遭受感染，胥照平还千方百计从微生物流行病所获得了当时刚刚被批准使用的预防药ω干扰素送给他们，这种关心使相关医务人员深受感动，使临床试验在SARS期间，还能继续进行。
2005年底，在临床小组的努力下完成了全部Ⅱ、Ⅲ期临床试验。药审中心专家看了他们上报的临床试验材料，认为目前在我国如此短的时间内完成难度如此大的临床试验，还是很不容易的。
随着科学的进步和对人民健康的高度负责，申报新药的要求愈来愈严格。尿激酶原是一类新药，新药评审中心就对它格外“青睐”。尿激酶原的单双链检测方法国外报道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还原电泳法，一种是S2444比色法。前一种由于受操作中一些因素的影响，测定的结果要比后一种测定的结果低些。但由于操作方便，不用较贵的进口试剂，所以在早期我们采用了它。按照药物评审中心要求我们试用S2444法进行比较，但在国内还未建立。于是胡显文亲自承担起该工作，不断地查找文献资料，不断地摸索试验，不断地与中检所等咨询讨论，终于建立起了我们自己的S2444法，敏感性和稳定性较国外报道的更好。现在已被药审中心认可为测定单双链的确定方法。这一方法的建立，对于尿激酶原的审批起到了相当大的推进作用。
问题还不仅仅在单双链的测定方法，由于该项目被&&集团整整拖后了一年，国家对新药审批有了很多新的要求，如2005年要求纯化工艺要有病毒去除的评估试验，2007年又要求长期连续培养的工程细胞要求对目的基因的稳定性测定等等，胡显文尽管还承担着其他研究课题，但他仍然把尿激酶原的工作放在前面，带领着大家，把一个又一个药申办提出的问题完满地解决了
军民团结紧合力结硕果
尿激酶原转让给天士力集团公司后，就像登上了高速列车，利用他们在制药方面的优势，精心组织着18家医院的临床试验，仅仅三年时间就完成了Ⅱ、Ⅲ期临床试验。正在大家高兴的时候，不料出了一件叫人十分遗憾的事。公司里为了要同时申报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在送检试生产样品时，未能认真校验，分装量不一致，结果欲速则不达，被药申办处分，半年后再说。这时，公司里有些董事耐不下心了，认为是生物所工艺有问题，而生物所也有人埋怨公司要新药证书和生产批文同时报，是想一口吃个胖子，反而得不丧失。一时间合作出了问题。
那时肖成祖正在广州一家公司帮忙，知道该情况后毅然辞去了公司的聘任。回到北京后与生物所的科技处处长郑涛一起，去天津了解和沟通。天津有些人认为是生物所培训不够，工艺不可靠；而生物所认为你没有好好按我们要求做，出了问题反而归罪我们，真冤。分析起来，两个单位性质不同，生物所是研究单位，他们的方向是“创新”，是“水平”，因此要求“变”，从不断改变条件中寻找“最好”；天士力是生产单位，他们的方向是“质量”,是“规范”，因此要求“不变”，从严格的操作规程中保证“最好”。举例说，生物所要求根据细胞增长密度，不断调节培养基的灌流量，以保证细胞营养的需要,从而达到高密度、高产量。而天士力则要求，规定什么时候加，加多少，不可以随时进行调节。这就产生了矛盾。于是生物所开始从对方立场考虑，与对方一起从新调整了部分工艺，而天士力调整了该项目的领导，就这样双方的疙瘩也就解开了，向最后的申报再次发起了冲锋。
为了确诊工艺的可靠性，胡显文让高丽华和刘红先在自己实验室实践一遍，然后到上海天士力现场去证实。100多天时间里，高丽华没有睡好一次觉，高度紧张，生怕出现闪失。果不其然，中途出现了2次意外停电，她迅速启动了应急发电机，却冒出了一身冷汗。有一天，上海下起了鹅毛大雪，天气持续恶劣。氧气眼看就要让细胞“宝宝”们吃光了，但新的氧气瓶迟迟没有送到。“怎么办？厂子里的氧气没有多少了。高丽华一分一秒都在精心计算着使用剩余的氧气。幸好！在所有氧气消耗刚出现红色警报时，氧气瓶的车到了。
高丽华去上海再次证实了生产工艺是可靠的，这给大家鼓起了信心，双方的合作更加融洽了。在开会讨论关于申报问题时，常常是满满一屋子，你一言，我一语，双方各自发挥各自的优势，主动地承担需要解决的问题，如生物所的胡显文、张正光、李世崇等进一步完成了国家药审办2005年和2007年新要求的生物制品病毒清除试验，和连续培养中目的基因的稳定性观察的研究；天士力则完成了产品的长期稳定性观察，车间GMP和生产工艺的验收，三批样品的抽查，以及大量技术性验证文书的书写等，大大推进了申报工作。
2011年4月22日，这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历经28年之久的“重组人尿激酶原”终于拿到了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这里包含着30多个单位，280多位科研和医务人员辛勤劳动的汗水，单单申报的资料就有51册，6000多页，1000多万字。这也是科研人员一丝不苟，解决了一个又一个难题的结果，他们在国内外的杂志上发表了80多篇文章，获得了9项国家专利。
此时，作为该课题原主要负责人之一，年近八旬的肖成祖教授激动万分，他只说了一句话：“这个药，能够为人类健康做出一些贡献，我们终于可以告慰方继明教授的在天之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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