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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为了让蒋经国上位劝退中统陈立夫
[导读]为了能让蒋经国尽快上位，蒋介石首先亲自出手劝退了中统的陈立夫，其后授意蒋经国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军统、中统两大特工组织合为一家，严加整肃，统一统筹。”
蒋经国与毛人凤本文摘自《四大特务档案》，陈达萌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1950年，蒋介石在台湾自我加冕，恢复了中华民国总统职务。毛人凤也重新当上了保密局局长。他以为，虽然在南京和重庆的时候，他总要受制于人；如今到了台湾，总算应该苦尽甘来，让他可以舒舒服服地在情报系统的第一把交椅上终老了。只是计划总赶不上变化，就在他自鸣得意的时候，却没有意料到自己正要面对一个实力超强的对手——“太子”蒋经国。败退台湾后，国民政府面临着几乎失控的社会秩序，强大而有效的特务机关对于他们稳定局面十分重要。1950年3月，蒋介石任命蒋经国为“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兼任特设的“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主任”。蒋经国的官衔虽不高，权力却超越三军将领。它既可以命令“台湾保安司令部”等相关部门执行具体命令，又可以通过对情报特务机关人事任免的备案，掌握全岛特务名单，说它是台湾情报机关的决策指挥机构也毫不夸张。蒋经国上台之后，面临的就是台湾情报系统已经存在的两股势力：其一是台湾原先最大的情报单位——保安处，它是沿袭日占时期驻军司令部“特务机关”和抗战时期的“战区第二处”的编制而设立的；其二是以大陆过来的“中统”和“军统”系统为班底的保密局。这两股势力的头子分别为：彭孟缉和毛人凤。蒋介石和蒋经国都明白，要整合台湾的情报系统，必须先搬掉这两块石头。为了能让蒋经国尽快上位，蒋介石首先亲自出手劝退了中统的陈立夫，其后授意蒋经国多次在公开场合宣称：“军统、中统两大特工组织合为一家，严加整肃，统一运筹。”看到蒋经国亲自出马，彭孟缉不敢托大了。一方面，彭孟缉只是一个“台湾省保安中将司令”，当时台湾岛“将星如云”，上将、中将一抓一大把，所以毫不起眼；另一方面，彭孟缉一直供职于军队，在情报系统没有什么家底，当初，蒋介石也是希望对毛人凤有所制约才将他安插进情报系统的。现在有个更大的官压阵，他当然就要把位子让出来。所以，彭孟缉是完全按“太子”眼色行事，不敢有半点出轨。但是毛人凤却沉不住气了。谁愿意在春夏辛苦耕耘后，到秋天任他人摘取自己的劳动果实？也许是到了一定年纪，自诩也算是“功臣”了，毛人凤一反常态，自恃有蒋介石做靠山，居然在国民党的中常委会上声称：“情报工作是很专业的东西，不能让外行来领导内行。戴老板生前就说过，军统是10万人的大家庭。要管理好可不容易啊！”这些话当然传到了蒋经国的耳中。但是蒋经国并不急于反攻。此时他信心满满，正在编织自己的大好前程。在他看来，毛人凤再闹腾，也只是一只秋后的蚂蚱，得意不了几天。有老爸蒋介石撑腰，将来保密局总归是自己的囊中之物。可是很快他就发现，毛人凤对他不仅只是口头的不满，更是处心积虑地在挖陷阱，想要让他身败名裂。毛人凤暗中收集了蒋经国的亲信毛邦初在美国受贿贪污的消息，报到蒋介石的案头上。蒋介石虽然没有如毛人凤所期待的那样真的查办，但还是把蒋经国给结结实实地教训了一通，弄得蒋经国好长一段时间抬不起头来。这件事激起了蒋经国的斗志，他决心要给毛人凤点厉害看看。这时，毛人凤的宿敌，国民党情报老手郑介民向蒋经国献了一计：开办训练班，召训新生及复训保密、内调两局现有干部；在此基础上，将两局人员混编，以打破两局长期以来的半敌对状态，建立现代谍报体制，结束私人割据的局面。这是对谍报系统的根本改革，也是对毛氏的“独立王国”的根本动摇，非同小可，蒋经国不敢擅自拍板，必须蒋介石点头。而要蒋介石点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蒋经国还是不露声色，采取挖墙脚的办法，来了个釜底抽薪。他将保密局二处处长叶翔之拉拢过来，委以重任。这样一来，保密局内的众骨干也纷纷“跳槽”。众叛亲离后，毛人凤就只剩个光杆局长。但毛人凤也不是省油的灯。他得知蒋经国的行动后，一不做二不休，以蒋介石提倡的“整肃纪律”为由，将叶翔之收受贿赂170根金条的罪证搜齐后，准备亲自呈报给蒋介石。叶翔之慌了神，哭哭啼啼地找到蒋经国。蒋经国一惊，忙安慰道：“叶处长不用担心，总统那里我去说。这样吧，你来我这里，担任大陆工作处处长。”旋即，他亲自赶往蒋介石处，称：“保密局有个高级特工叶翔之，由于家庭生活困难，收了一点礼，毛人凤便要严办他。我觉得此人是个人才，过去在大陆完成了许多重要任务，又是初犯，且已经退了贿礼，能不能网开一面，让他戴罪立功？”蒋介石本来就想栽培儿子，今见蒋经国亲自说项，更认定叶翔之可以重用，当即便同意蒋经国的请求。不曾料到，蒋经国手握尚方宝剑前脚刚走，毛人凤随后便把叶翔之的材料送来了。不料蒋介石看完材料后却大为生气：“你们到底怎么搞的？叶翔之明明是一个好官员，为什么非要整他？”毛人凤哪敢置辩，灰溜溜地走了。他再一次领教了蒋经国的厉害，终于明白他自己是斗不过蒋经国的。他有点绝望了。心灰意冷的毛人凤突然想到了宋美龄。自从“打虎”事件后，宋美龄和蒋经国因为权力之争，已渐生龃龉。她知道蒋经国上台，对宋家人十分不利。而毛人凤的特务系统好歹是一个独立存在的势力，有他存在，多少可以牵制蒋经国的行动。所以宋美龄答应了毛人凤的请求，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了好话。经过宋美龄的调解，蒋经国总算收回了要搞垮保密局的打算。然而，他和毛人凤之间的关系却一直十分紧张。1954年，蒋介石再次改革情报系统，一方面设立以郑介民为局长的“国家安全局”，撤掉“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该局直属于蒋经国任副秘书长的“国防安全会议”，由于主席和秘书长都是兼职，蒋经国成为“国家安全局”的实际领导者；另一方面以原保密局为班底分别设立仿照美国“中央情报局”(CIA)模式的“国防部情报局”和仿照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模式的“司法行政部调查局”。此外，像宪兵部队、大陆工作会、海外工作会、驻外武官处等情报机构均定期向“总政治部”及“国家安全会议”报告，接受督导。至此，蒋经国成为全岛超过5万特工人员的“共主”。蒋经国掌握的情报系统，严格执行蒋介石“保密防谍”的旨意，延续了1949年5月以来的“非常戒严”气氛，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毛人凤侥幸逃过了被清洗的劫难，却再也无力挽救军统的衰败之势了。蒋经国取代了他成为了台湾的“特工王”。毛人凤哪里是个轻易被放平的人，眼看自己几十年苦心孤诣营造的特工系统日益消散，不禁毒气攻心患上肝癌，到医院检察已成晚期，无药可治了。老蒋念及他毕竟为他的“党国”效过力，就送他到美国治疗，无奈癌症已到晚期，不久病情恶化。1957年毛人风在台湾满怀着对人民对共产党的憎恨之情，也怀着对自己权力丧失的遗憾，走到他罪恶一生的终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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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蒋经国上海滩打虎记：因蒋介石包庇孔氏家族而失败
[摘要]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急剧发展的巨大经济危机，将蒋经国派到上海“打虎”，实行经济管制。但是由于宋美龄、蒋介石徇私包庇孔氏家族，蒋经国不得不辞去职务，黯然离开上海。蒋经国上海打虎时编者按：因老虎吃人，历代人民一直在持续不断地打虎。最久远的打虎是冯妇打虎；最津津乐道的打虎是武松打虎；最悲壮的打虎是蒋经国上海打虎。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急剧发展的巨大经济危机，将蒋经国派到上海“打虎”，实行经济管制。蒋到上海后，采取群众运动和铁腕手段，强行“限价”，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奸商”，在一段时期内颇见成效。但是由于宋美龄、蒋介石徇私包庇孔氏家族，蒋经国不得不辞去职务，黯然离开上海。蒋介石自奉俭约，廉洁自守，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有过调查和制裁，但是，顾虑重重，下不了狠心，终于因宋美龄关系，在孔令侃和扬子公司问题上失足，失去治理“豪门”和权贵资本的一次重要机会。蒋介石派蒋经国到上海“打虎”，蒋经国豪气干云，决心大干1948年8月，蒋介石为挽救因内战而迅速加剧的巨大经济危机，以曾任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为助理，其任务是到上海实行“经济管制”。蒋经国虽名为助理，实际上负全责。蒋经国深知在上海前台活动的商界大佬们的后台就是南京的党国要人，任务艰难，赴任之前，就对乃父说：“上海金融投机机关无不与党政军要人有密切关系，且作后盾，故将来阻力必大，非有破除情面，快刀斩乱麻之精神贯彻到底不可也。”蒋介石支持蒋经国的铁腕做法。9月7日，蒋经国亲自回南京向蒋介石报告，蒋介石虽对上海官商勾结的严重状况感到痛心，但对蒋经国的“战果”却听得眉开眼笑，“兴奋非常”。由于满意蒋经国的工作，9月19日晚，蒋介石在和宋美龄乘车到南京东郊兜风时，特别和妻子相约，支持蒋经国在上海的举措，“同为经儿前途打算，使之有成而无败也”。啃到了硬骨头——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当时，上海最大的“老虎”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儿子孔令侃所开设的扬子建业公司（简称扬子公司）。9月29日，卢家湾警察局向上海警察总局报告，茂名南路、长乐路口的英商利喴公司汽车行囤有大量物资。当由经济警察大队会同该局前往检查，发现该处存有大量物资，均系扬子公司所有。另在大通路二百七十七号及虹桥路仓库中也发现该公司储存的大量物资。30日，奉命查封所有物资。10月2日，上海《正言报》发表消息，标题为“豪门惊人囤积案，扬子公司仓库被封”，副标题有“新型汽车数近百辆，零件数百箱，西药、呢绒，价值连城，何来巨额外汇，有关当局查究中”、“货主孔令侃昨晚传已赴京”等。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孔令侃曾致函蒋经国交涉，说明扬子公司营业额不大，查封之物，已向社会局登记，孔令侃并已于事发后乘夜车离沪赴京。孔令侃不仅是孔祥熙、宋蔼龄的大儿子，而且和宋美龄关系密切。宋由于早年小产，后来一直没有生育，非常疼爱她的这个外甥，视同己出，精心培植、呵护。宋美龄突飞上海，上海报纸的报道发生微妙变化继《正言报》之后，10月3日，上海三家大报《申报》、《新闻报》和《大公报》陆续报道扬子公司被查封的有关消息，但其态度却出现了微妙的变化。《申报》的标题是“抄获扬子建业物资，呈候经管局候示”， 这篇报道不仅标题较《正言报》平淡，其内容则一是强调“上项物资均已向主管机关呈报有案”；二是强调外传相关报道不确，声称“至外传查获大批新汽车及呢绒等，则并非事实”。《新闻报》的报道根据上海警察局特别刑事处的官方文书，其内容大体与《申报》相仿，但其标题则为“扬子公司物资呈报当局有案”，说明该批查封物资“呈报”过，有案可查，意在告诉读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仅仅相隔一天，但三报与《正言报》的报道却相差很大。其故安在？推其原，当和孔令侃的紧急赴宁与宋美龄的紧急上海之行有关。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的当天，曾飞往南京，向宋美龄求救。《正言报》的报道则说，孔令侃系乘夜车赴宁。两说在孔令侃赴宁所用交通工具上虽不同，但9月30日确有南京之行则一致。另据中央社消息：宋美龄于10月1日晨9时乘美龄号专机抵沪。《申报》、《新闻报》、《大公报》的低调处理显然和孔令侃、宋美龄抵沪之间的紧急互动相关。蒋经国的困难与矛盾按蒋经国的脾气和一贯作风，在扬子公司查获了如此巨额的囤积物资，自然只有一个办法——审查、扣押、查办其主人孔令侃，然而，蒋经国感到，抓不得。扬子公司以孔令侃为董事长兼总经理，属于权贵资本（当时称为“豪门资本”）。成立于1946年4月，注册资本一亿元，1947年资本增加为十亿元，分为一百万股，孔令侃占二十四万九千股。该公司长期名声极糟。1947年7月，已因套用大量外汇事引起广泛的社会反感，此次囤积大量物资一事被发现，自然更加激起各阶层人士的不满，甚至愤怒，不少人主张立即逮捕孔令侃。据蒋经国当时的亲信贾亦斌回忆，某日，他问蒋经国：“孔令侃案办不办？”蒋经国装作没有听见，不回答。贾亦斌再问：“孔令侃案你准备办不办？”蒋经国便说：“塔斯社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上海‘打老虎’，说用政治手段去解决经济问题是危险的。”说完便不再吭声。贾亦斌当时对蒋经国仍怀有希望，过了几天，再到蒋经国的住处，对他提出：“你对孔令侃一案究竟办不办？如果不办，那岂不真像报纸上所说‘只拍苍蝇，不打老虎’了吗？”蒋经国本来情绪就不好，听了贾亦斌的话，便将沙哑的喉咙放得特别大，嚷道：“孔令侃又没犯法，你叫我怎么办？”这时，一种从未有过的失望和愤怒从贾亦斌胸中涌起，一拳击在桌上，大声反驳说：“孔令侃没有犯法，谁犯法？……你这个话不仅骗不了上海人民，首先就骗不了我！”蒋介石自北平赶到上海东北战局逐渐转向有利于中共。林彪实行“关门打狗”方针，先围锦州，企图卡断东北国民党军退往关内的通道。由于锦州危急，蒋介石于9月30日自南京飞北平。10月8日上午，蒋介石先后与侯镜如、陈铁、傅作义等将领研究东北作战计划，但是，当日下午，蒋介石却突然乘中美号专机，飞抵上海，住进东平路官邸。当时宋美龄到上海后，即乘中秋节之机召见蒋经国、孔令侃，企图调解这两个表兄弟之间的矛盾，蒋要孔“顾全大局”，孔则大吼：“什么！你把我的公司都查封了，还要我顾全大局！”两人大吵起来。蒋经国临走时表示：“我蒋某一定依法办事！”孔则回答：“你不要逼人太甚，狗急了也要跳墙！假如你要搞我的扬子公司，我就把一切都掀出来，向新闻界公布我们两家包括宋家在美国的财产。”当即气得宋美龄面色煞白，手脚发抖，急忙打电话给在北平的蒋介石，说是上海出了大事，要蒋介石火速乘飞机南下。蒋介石到上海后，当夜与宋美龄“月下谈心”。同晚见到上海出版的《大众夜报》，其第一版报道为《扬子囤货案，监委进行彻查，必要时并将传讯孔令侃》。该报并配发一篇社评：《请蒋督导为政府立信，为人民请命》，中云：“政府究竟是要豪门呢？还是要人民？将此处决定。”蒋介石阻止监察院调查扬子公司案件发生后，在南京的监察院迅速注意到此案，决议派员调查。院长于右任将这一任务指派给了监察委员熊在渭与金越光。二人于10月7日抵沪，自12日起，先后访问上海市政府、上海市经济督导员办公处、上海警察局、上海社会局等处，会见蒋经国，并且询问了孔令侃本人。10月18日，蒋介石自北平致电上海市长吴国桢云：，以保护“商民”和“商营事业”为盾牌，批评监察院超出其职责范围，对于如何处理孔令侃及扬子公司，无一语涉及，相反，却严厉批评监察院“对商营事业无理取闹”，要吴国桢转嘱孔令侃“聘请律师进行法律解决”，实际上是在鼓励孔令侃抗拒调查。扬子公司的囤积物资履行过“登记”，不好随意逮捕，但是封存、查核，以便判明其罪或非罪，不仅是可以的，而且是应该的、必需的，蒋介石反对、制止监察委员的调查，而又不下令其他机构调查，其包庇行为就十分明显了。11月4日，蒋经国将孔令侃的囤积清单交给蒋介石，蒋介石阅后很生气，日记云：“本日经国报告，孔令侃囤积居奇，见其货单，痛愤之至，故今日情绪更觉抑郁矣。”然而，蒋介石也仅止于“痛愤”而已。扬子公司案激起了监察委员们对宋子文、孔祥熙家族的声讨热情，蒋介石本来认为，中国国情和西方不同，“未至民主程度而硬行民主”，只能“自讨苦痛”。早在10月16日，他就在日记中批评立法院、监察院的委员们不守纪律，和党，和政府，包括他这个“领袖”矛盾、对立。10月23日，立法院举行时局谈话会，有立委激烈地批判政府，发言说：“人事破坏法统，贪污无法惩办。如宋子文套购外汇，扬子公司的囤积嫌疑，至今也莫奈何。其次，例如豪门问题，至今没有办法。试问现在政府的权贵哪个不是豪门？哪个不是老虎？号称打虎的蒋经国，又有什么办法！”行政院取消“限价”，蒋经国辞职离沪蒋介石阻止调查，扬子公司的案子办不下去，其他事情自然也难于推动。10月16日，蒋经国在《反省录》中承认：“扬子公司的案子，未能彻底处理，因为限于法令，不能严办，引起外界的误会。同时自从此事发生之后，所有的工作，都不能如意的推动了，抵抗的力量亦甚大。”蒋介石下令阻止监察院调查的当日，蒋经国约吴国桢、宣铁吾等讨论目前经济问题，“可以说没有一个是支持政府政策的”。蒋经国在日记中自称：“今日在精神上受到极严重的压迫，未安睡。”此后的一段时期内，蒋经国既感到行政院方面的动摇，也感到自己的话越来越没有人听。10月27日日记云：“在前半个月我的话是不会打折扣的，而现在则不如前了。”10月28日，蒋经国到南京参加经济管制会议，“大家都主张让步”。会议决定粮食可以自由买卖，工资可以调整，百物都可以照成本定价。11月1日，行政院宣布取消限价，粮食按市价交易，自由运销，纱布、煤、糖、盐，由中央主管机关核本定价，统筹调节。蒋经国原来主张坚决守住“八一九”的限价防线，至此，彻底崩溃。当日，蒋经国发表《告上海人民书》，承认自己未能尽责完成任务，在若干地方，增加了人民的痛苦，应向政府自请处分。11月6日，正式发布消息，辞去督导员职务。从即日起，蒋经国可以不再到中央银行办公。11月15日，上海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发表声明宣告，孔令侃和扬子公司无罪。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危机俗话说：“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蒋介石、宋美龄包庇孔令侃的情节迅速在社会流传、发酵，蒋介石父子和宋美龄都受到社会，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广泛批评，它使国民党和政府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危机。当时守卫北平的将领傅作义就曾为此事对杜聿明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此事成为傅对蒋“失去信仰”的重要原因。贾亦斌在向蒋经国劝谏不成后也对他最后失望，“决心同蒋家王朝决裂，同蒋经国分道扬镳，去寻找新的道路”。 1949年4月，在浙江嘉兴起义，投向中共。日，《中央日报》曾发表殷海光执笔写作的社论《赶快收拾人心》，批判“豪门”贪财横行，“享有特权的人享有特权，人民莫可如何。靠着私人政治关系而发横财的豪门之辈，不是逍遥海外，即是依势豪强如故”。孔祥熙当时在美国，孔令侃在扬子公司被查封后不久也经香港去了美国。社论指认“豪门”为“人民公敌”，斥责国民党和政府“甚至不曾用指甲轻轻弹他们一下”。在扬子公司问题上，人们对蒋介石、宋美龄、孔祥熙、孔令侃以及蒋经国的批评实际上就是对掌控当时社会、国家的“豪门”的批评。这种批评是很容易转化为打倒“豪门”、推翻“豪门”的革命情绪的。平心而论，蒋介石自奉俭约，大体清廉，对孔氏家族的贪渎、腐败也有过制裁。例如：1942年12月，枪毙与孔祥熙家族关系密切的林世良。1945年，亲自审查孔祥熙涉案的美金公债舞弊事件，迫使孔祥熙辞去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多项职务。但是，蒋介石顾全国民政府和孔氏家族的体面，担心“夜长梦多，授人口实”，最终还是只能以大事化小，后台结案的方式了断。到了扬子公司问题上，蒋介石碍于宋美龄和孔令侃之间的关系，压制调查，窒息言论，徇私包庇，终于毁灭了国民党和政府拥戴者的最后一点希望，陷入人心尽失的严重局面。豪门越“豪”，处理其贪腐，就应该越坚决、果断、及时，这就是历史的教训。尾声熊在渭、金越光在《纠举书》中提出，扬子建业公司的“侵犯司法部分，并应移送法院，依法究办”。其后，该案交上海地检处侦查，由游鸿翔检察官承办。日，地检处传孔令侃及扬子建业公司副总经理于钟声到庭说明。二人不到。1月18日，再传，28日，三传，仍然不到。其间，上海社会局拟定对该公司查封货品处理办法，建议将其中工业原料及日用品两部分由政府收购出售，其盈余之数，半供全市公教人员福利基金，半充救济难民之用。12日，上海市政府第一百五十八次会议讨论，通过这一办法。15日，孔令侃呈文反对，声称“所存货品并无违法，不服处理，声明异议，请予取消原处理办法，发还货品”。上海社会局审核后，于2月24日报告吴国桢，认为该公司存货大多系1946年、1947年购进，储存均在一年以上，当限价期内工业原料恐慌之时，该公司仍不应市，实属囤积居奇之作为。2月26日，吴国桢批交上海参事室核议。4月12日，孔令侃再次递状。声称现因病在穗，不能来沪，一俟病愈，即行投案。4月30日，参事室复核，认为扬子公司“违法囤积”一案，经监察院金、熊二委员调查属实，孔令侃所称毫无囤积居奇意图之说，“自难采信”，原经济督导员办公室“将其货物予以查封，以利处理，于法尚非无据”，按照限价，供应市场的决定“亦无不合”。参事室并提出，将扬子建业公司的货品分为三类：日用品部分，待法院判决后再行处理；无关法令部分，带征自卫捐后发还；工业原料部分则收购出售。同年5月27日，中共领导的解放军攻入上海，实行军管，扬子建业公司案件结束。注：本文选摘自《找寻真实的蒋介石》（九州出版社，作者：杨天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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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pyright & 1998 - 2017 Tencent. All Rights Reserved蒋介石曾打算牺牲蒋经国“传位”给其他人？
　　陈诚，字辞修，浙江青田人，是蒋介石大陆时期最为器重的黄埔系高级将领之一。迁台后，更是深受蒋介石信任，先后出任“行政院长”、“副总统”和国民党副总裁等职。然而，随着地位的提高，晚年陈诚与蒋介石父子之间矛盾日益加剧，最终被蒋介石所抛弃。
　　党国重臣
　　1950 年代初，蒋介石可以完全信任的人，除了蒋经国之外，陈诚算是一个特例。蒋介石一到台北，陈诚便把军政大权交还给蒋介石。陈诚的忠诚与能干，令蒋介石对他更为信任和倚重。国民党改造，众元老纷纷落马，惟有陈诚步步高升。自1950 年3月陈诚出任“行政院长”起，蒋介石与陈诚可谓开创了台湾政治之新时代。表面上看，蒋陈两人没有明确分工，但实际上蒋为“总统”，是国民党“总裁”，军队和党务上的事由蒋介石说了算， 陈诚从旁辅之;而经济和民政，则由“行政院长”陈诚负责，蒋介石较少过问。
　　陈诚出掌“行政院长”时，台湾政治、经济问题困难重重，金融动荡，物价高涨，学潮澎湃。为了稳住情势，安定人心，陈诚做了好几件颇具开创性的大事，如实行“三七五减租”、改革币制、粮食增产及实施地方自治等。其中，对于“三七五减租” 的成效，有人曾做出总结，认为：三七五减租使农民生活改善，农业生产显著增加，业佃纠纷减少，农地价格下跌，农民政治意识提高;使占农民中大多数之佃农，得免饥寒，农村渐臻复兴，成为台湾一大安定力量，巩固民族复兴基地，增强反共实力，其影响所及，尤为重大。
　　而陈诚主持的币制改革，则进一步稳定了台湾的经济和社会，为台湾的经济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三七五减租”与改革币制两项，被认为是战后台湾由贫困走向小康的起步阶段。因此，陈诚在台湾民众中有很好的口碑。
　　当然， 陈诚之所以深得蒋介石重用，也与蒋介石用人严守传统亲谊观念有关。蒋介石所重用的大多不是黄埔系，就是同乡。陈诚不仅具有这双重身份，而且对蒋介石忠诚。正因如此，陈诚官运亨通，先是出任台湾省“主席”，后由他“组阁”，出掌“行政院”。1954 年由蒋介石提名出任“副总统”。1957 年国民党八大，又由蒋介石提名，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兼“ 副总统”。1960 年再度当选“副总统”。可以说，陈诚在台湾党政军拥有广泛基础和实力，极有资格成为蒋介石的继承者。就连蒋介石本人也常说：“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 与小蒋斗法
　　然而，由于蒋介石深受传统伦理思想影响，早有将权位传于儿子蒋经国之意。可以说，晚年蒋介石的最大心愿，除了“反攻大陆”之外，就是传位于子。毫无疑问，蒋介石在台湾拥有绝对权势，只要他不主动放手，“总统”一职非他莫属。但是，蒋介石想要把权力完全移交给蒋经国，却必将遭遇各种挑战。可以说，蒋经国的接班之路，并非是一帆风顺的。对于这点，蒋介石心里非常清楚。因此，在迁台之初，蒋介石就让蒋经国先后插足于党、政、军、团，在各重要部门历练，培植势力。与此同时，蒋介石也利用各种机会，为蒋经国接班扫除障碍，先后逼走陈立夫，驱逐吴国桢，囚禁孙立人。然而，在蒋介石与蒋经国权力交接之间还横着一个巨大障碍，那就是“副总统”陈诚。陈诚毕竟不是陈立夫、吴国桢、孙立人，由于他自任台湾省“主席”以来，一直主持台湾事务，成效显著，对台湾稳定与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尽管陈诚不敢居功自傲，也不可能对蒋介石的地位发起挑战，但对蒋经国却完全以长辈自居，在很多方面与小蒋为难。
　　蒋介石为了帮小蒋培植势力，又在台湾组建“救国团”。对此，陈诚坚决表示反对，理由是应记取在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内分裂为党团两大势力，不顾党之将亡，恶斗不休，搞得天下大乱的教训，不要再为个人势力的成长而另外弄一个“小国民党”。 但蒋介石没有听取陈诚的意见，而是坚决支持蒋经国发展“救国团”的势力。蒋经国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后，通过政工系统加大了对军队的控制， 对陈诚的势力也产生了冲击。对此，陈诚予以抵制，并对蒋经国往往“得理不饶人”。而蒋经国也自恃“太子”之尊，心中对陈诚颇为轻蔑;陈诚则个性强硬，向来就事论事，对蒋经国这后生小辈，自也不甘示弱，两人冲突时起。
　　为了协调陈诚、蒋经国两人之间的关系， 蒋介石曾于士林官邸召见两人。蒋介石语重心长地对两人表示：“你们都是我们革命的同志， 更是我最亲近的两人。如今我们退守台湾， 已经十年有余， 河山尚未光复， 同胞犹在倒悬， 你们两人若还区分彼此， 明争暗斗，那我们党国还有什么希望呢?”蒋介石的调解，虽然使陈诚与蒋经国不敢明争，但暗斗依然。
　　1958 年的“行政院”改组。陈诚希望由他自己兼任“行政院长”，由黄少谷出任“副院长”。因为两年之后就是“总统”换届之时，蒋介石已连任两届，按“宪法”规定，已不可能再连任，自然会将“总统”之位让于陈诚。为此，他还希望王世杰以长辈的身份告诫蒋经国不要太急，等他干完一届后，再向他交班。王世杰又将此事托付给了与蒋介石关系甚好的黄少谷。
　　黄少谷对蒋经国说：“辞修对你父亲百依百顺，又是与你父亲共事最久的党国重臣，你应该尊重他，不要与他争高低。你的治国才能，朝野钦佩，将来担大任，举国皆服。他干一届后，自然会把位子让给你，由你来干，你现在不必急。”
　　蒋介石知道后，在国民党中常会上痛骂黄少谷，并对陈诚大为不满。他在日记中说：“辞修手段言行风度毫无改正，令人灰心。而黄少谷之自私，政客作风，其心不可问。”
　　与老蒋争持
　　1958 年6 月30 日， 蒋介石提名“副总统”陈诚兼任“行政院长”。然而，陈诚与蒋介石在“内阁”人选上发生了激烈冲突。首先在“教育部长”人选上，蒋介石主张由上一届“教育部长”张其昀继续担任，但陈诚却坚决反对。陈诚认为“教育部长”必须德高望重，希望由曾任北大校长的梅贻琦出任。对此，蒋介石非常生气。他在日记中说：辞修政治上的缺点，就是他不察邪正，好听小人细言，对人不注重其基本政策与品性学术，而在其行政业务上以定取舍，此其所以不大也。
　　次日，蒋介石又在日记中记载道：
　　与经儿谈晓峰(张其昀——笔者注)事。晚约晓峰来谈，其调职问题，余虽知其受北大派攻击而遭辞修之无情打击，亦明知此为胡适等反党分子对党的重大胜利。孰知行政院长改组未露消息以前，此事早为胡适所悉，并以此预对晓峰示威，望其早自预备下台，此实为余所万不料及者。可知，辞修不仅不分敌我，已失党性，而其不守机密至此，殊为可叹。
　　上述日记表明，蒋介石最初对陈诚在“教育部长”人选问题上的不满，还不算很严重，只认为陈诚“不察邪正，好听小人细言”。然而，到了第二天，他从蒋经国和张其昀处得知在“行政院”改组之前，陈诚已将消息透露给“胡适等反党分子”后，其对陈诚已是极为不满，并上升到政治高度，认为陈“不分敌我，已失党性”。 步入晚年的蒋介石，往往比较情绪化。一旦对某人产生了不良感观，不仅很难改变看法，而且会愈演愈烈。果然，事情并没有结束。蒋介石在7月10日的日记中再次写道：
　　近日行政院改组中所发现心理上之影响：甲、辞修说话不实而取巧，令人怀疑，对其有不诚之感，此为一最大之损失，殊为辞修前途忧也。如何使之能大公无私，担负大任。乙、黄少谷只想做官，把持政务，而不顾大体。丙、张晓峰之书生态度，恩怨得失之心太重，亦令人对学者难处之感，但此实辞修不诚有以致之。时隔一日，蒋介石对陈诚的偏见再次升级。从此则日记来看，蒋介石似乎之前对陈诚抱有极大期望，大有来日将政权交给陈诚之打算。然而，此事使蒋介石对陈诚“前途表示担忧”，对其将来能否“担负大任”表示怀疑。更糟的是，对于蒋介石的态度，陈诚似乎没有丝毫察觉，他甚至在“行政院副院长”的人选上继续与蒋介石对着干。早在7月7 日，蒋介石就指示前来汇报“行政院”各部会人选的陈诚，“关于副院长与外交人选，以王云五与黄少谷调任之”。但陈诚并不想让王云五做副手，而是想让黄少谷出任副院长。为此，蒋介石更是生气万分。7 月10 日，他要张群转告陈诚，要他“速定副院长王云五继任”。 然而，不知是陈诚过于高估自己的实力，还是陈诚认为蒋介石对他信任不二。迟至7 月13 日，陈诚仍然没有决定提名王云五出任副院长，而是再次找到蒋介石，希望由黄少谷出任。对此，蒋介石在日记中说：
　　十时，辞修来见，谈行政院人事。彼对王云五任副院长事并未有新行动，反来征求我意见。其意在黄少谷，但要我决定，而陈雪屏仍任秘书长。余认为，其对余不应如此诈伪不诚也，殊出我意外。三十年来苦心培植，不惜他人怨恨与牺牲一切情感而扶植至今。其结果如此，伤心极矣。此为余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
　　此则日记表明，蒋介石对陈诚在“行政院”人选上的“固执”表示了极大愤怒，认为陈诚欺骗他，有负其栽培，是他“平生对人事干部所最失败、痛心之一次也”。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在这里特意提到，为了扶植陈诚，他甚至不惜牺牲一切情感。也就是说，之前蒋介石的确是有意将权力交给陈诚，而不是蒋经国。
　　被蒋介石抛弃
　　依据“宪法”规定，“总统”的任期为6 年，得连选连任一次。蒋介石自1948 年出任“ 总统”，1954 年连任，到1960 年刚好任期届满。这意味着蒋介石依法必须让贤。然而，蒋介石是不肯轻易放弃权力退位的。早在1958 年底，台湾省议会就吁请蒋介石第三次出选“总统”，而蒋介石也极想再度连任。然而，蒋介石的连任问题，却遭到外界反对，其中以《自由中国》反对最为激烈。《自由中国》先后刊登了《蒋“总统”不会做错了决定吧》、《不要再玩弄政治霸术——告国民党当局》等文章，明确表示“反对蒋介石三任总统”。甚至连胡适也公开反对蒋介石“修宪”与参选“第三届‘总统’”，他通过陈诚、张群、王云五、黄少谷等党政要人向蒋转达意见，反对蒋连任“总统”。
　　然而，对于胡适的劝告，蒋介石不仅听不进去，反而对胡适避而不见，并在日记中对胡谩骂。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
　　与辞修谈话，彼以胡适要我即作不连任声明。余谓其以何资格言此?若无我党与政府在台行使职权，则不知彼将在何处流亡矣。胡适无耻，要求与我二人密谈选举总统问题，殊为可笑。此人最不自知，故亦最不自量，必欲以其不知政治而又反对革命之学者身分，满心想来操纵革命政治，危险极矣。彼之所以欲我不再任总统之用意，完全在此，更非真有爱于辞修也。因之，余乃不能不下决心，而更不能辞也。
　　由于胡适、王世杰与陈诚关系密切，而蒋介石的连任，又直接关系陈诚能否继任，因此蒋经国等人怀疑陈诚与《自由中国》串通一气，阻止蒋介石连任。而胡适等人则认为，蒋介石之所以要坚持“三连任”，可能是出于蒋经国的主意。最后，王世杰向陈诚建议，主动向蒋介石辞去“副总统”来阻止蒋的“三连任”。然而，蒋介石并不为所动，反而召开“国民大会”对《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进行修改，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得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四十七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蒋介石不但可以“三连任”，而且可以无限制的连任。至此，陈诚继任“总统”的希望彻底破灭。
　　虽然蒋介石再次提名陈诚兼任“行政院长”，但陈诚已是心灰意冷，并以身体不适为由向蒋介石请辞。然而，蒋介石只准其请假，不准辞职。直至1963 年国民党“九大”后，蒋介石才决心改组“行政院”。是年12 月，蒋介石向国民党中常会提出换人案。行政院兼院长陈诚同志，主持政务，卓著勋劳，惟以久任繁剧，体力渐感不胜，曾迭次申请辞职，均经恳切慰留，最近以健康关系，再度恳辞，为期陈诚同志能获较为充分的休养机会，俾能迅速恢复健康，爰拟勉徇所请，准予辞去行政院长职，并提名严家淦同志继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推严家淦出任“行政院长”，此举可谓用心良苦。严家淦是一位技术性官员，在国民党内无派系，无历史渊源，对权力较为淡泊，不会影响蒋介石既定的传子方针。事实证明，蒋介石的选择是正确的，严家淦为蒋介石父子的权力交接非常成功地扮演了承先启后的角色。
　　日，陈诚在台北抑郁而终，享年68岁。
　　(作者为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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