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足印】
我的足印，走过人间，没有鲜花，没有欢笑，十分空泛，平淡而无味。远没有壮阔的征途，自豪的凯旋，令人神往。只有一生的感触，一生的领悟。
我的足印，如写在纸上的文字，从岁月的沉默中细索流逝的回忆，唤起旧事，追忆遗忘，使朦胧的人生变得清晰，明明白白的一身。
足印把脚迹刻在额上，留下了人生的喜怒哀乐，记下了人间的悲欢离和。
我入世的足印，踏上荆棘，开始了痛苦的人生路，使幼年的生活周身伤痛。儿童时节无知神话的荒唐，寓言的幼稚，满脑的幻想，构成悲哀的起点。
我青少年的足印，踏着痛苦蔓延路，活在恐惧中，狂风加暴雨，没有路标，面对着苍穹无语，默默地留下了悲恸的泪痕。
我中年的足印，漫步在机遇与机会中，然而我血气冰冷，停留在家庭的烦事中，友朋间茶桌的闲荡上。
足印步入我的老年，本应是自由闲适的季节，去游历沧桑的世界，并欲走完坎坷的人生，领受岁月最后的馈赠。然而“世亦弃君平”，我又成了“异乡人”，不见了村人，成了墓归的老黄牛，躲进了棚栏中。
足印步过光明与黑暗，对那通奸、谋杀、诈骗、盗窃的传闻，匆匆而过，没法去探讨；对人间的胡为、钩心斗角的手段，绘声绘影的把戏，冲冲而去，难解其细微与曲折。
如今不是洪水，就是海啸，废了人间；不是非典，就是禽流感，周期性袭来。地震带来人间惨剧，海啸偷袭了印度洋。这难道是大自然不小心与人类开了一个不小的玩笑？悲惨啊，悲惨！
当人们陶醉在自己伟大的创造中，为自己的创造力陶陶然，欢欢然时，卜测五度洪水又将临之。有谁知道灭顶之灾已在自己的头上，死神早已笼罩在其中呢？人类还梦幻着什么！
“生命付出了无穷的血泪和艰辛，好容易进化到人类，却被洪水一扫而空”。看透了这世界，实在是无意思。
岁月留给了我们连串的足印，足印构成我们艰苦的行程，每一个脚印是人生的标点，记录着人生的磨难。足印同山顶积雪瞬间融化，足印同奔腾黄河转眼即逝。这一生一失，一实一虚，若有若无，又有何意义呢！
我的存在固然平平，世人不会注意，我可不能忘去。
一九五O年农历九月十三日未时，我的形体盛着五官百骸，变成了一个有生命的婴儿，离开母体，登陆到重庆涪州马武场名叫勾家湾的邹家大院，在破旧的产房中，开始了人间的第一天生活。
这第一天生活是一塌糊涂，命运选择我碰上中国大地政治变革的年代，中国正处在“土地改革”时期，对于我的降生，母亲却感到眈忧，我的爷爷因为缴不清公粮，蒙冤被关押在牢。我面临到的就只有饥饿与贫穷。
生命的摇篮在黑暗中摇晃，微弱的灯光从破缝中透来，我沉睡在母亲的怀中，细细的呼吸表示我的存在。
睡梦中，我用纤弱的手脚支撑着瘦骨鳞鳞驱身，艰难而缓慢地在风雨夹雪中爬行，用冻僵了的小脚，爬向厚厚积雪，挣扎着一点一点地向雪坡爬去，留下一条弯弯的足印……
突然，我从半山坡摔下来，在山沟里，昏了头，僵了身，半天才慢悠悠的醒来，抖抖身，又向雪坡爬去，刚到山腰，又被摔下来。我精疲力尽了，但又重复向雪山攀爬而去，不久又被摔下来，实在令人难已明白，山顶上有什么，具有莫大的诱惑！
生活的开端，是如此的艰难，我急了，终于发出了入世的第一声呼唤，母亲从痛苦中惊醒，用超越一切的母爱，把我抱得更紧更严，害怕我遭到更大的伤害，我在慈母的怀中，我的知觉得到一步一步的完善……
母亲把我放在孩篼里，从耕地里回来后，见我哭得蹬翻了篼，身子被压在孩蔸下。家里没有粮食，母亲没有奶汁，外婆从城里捉了一只鸡，走了几小时路，来到马武场家里，脚不停地，先把鸡杀了绐母亲补奶，但一只鸡难济一世，我长得痿瘦，不哭不闹，脑袋像个没长大的死南瓜，外婆抱着我坐在落光叶的枯树下，接二连三的叹气。
我的爷爷生于清光绪。（日寅时），沿袭祖上遗留下来的少量土地，耕种于马武错坝迥龙庄。
民国之初，爷爷还很贫寒，生六子四女。老人知道光靠耕种的难以养家活口，便选择了经营中药，来维持家消。徒步千里于贵州，沿路的高崖深谷难有半里坦途的乌江道，采购中药。没有交通车辆，全靠人驮，为兴家立业，付出多少艰辛和血汗。性情刚直的老人，精木艺，善土建，终于在中年之后（大约是1947年）用多年奔波的钱买下了60余亩山地（这也是老人后来厄运的根源）。
不久家迁马武场边勾家湾，修邹家大院，院庭一正两翼，四合大院，高大壮观，置于场中位置。爷爷在乡下就算是富裕的人家，跟大多数家庭一样，坚苦奋斗、省吃俭用，小心翼翼地珍惜着那点可怜的幸福。可正因为有了这幸福，三年后老人被推上了恶魔的断头台。
山雨欲来，在新旧交替的一年里，爷爷在家耕田，终于大祸临头，开始全面土改。爷爷本是一位农民，因为买下这几十亩土地，刚过手不久，就土地改革，于是被划为“地主”，从此，家的悲剧就此开始。
我爷爷被扣上“地主”之后，其土地、房屋被剥夺，家道衰落，家徒四壁。父辈兄妹全家被赶出了自己的家。从此是逃的逃，死的死。到了父辈和解放后出生的我辈仍然摆脱不了命运的诅咒。因为“地主成份”的帽子，就像一个紧箍咒，紧紧地缠住了我们，使得我们所有人都遭受了种种不公正的待遇，受到不必要歧视，长年累月在恐惧中生活。
其实我们都明白，这几千年来朝代变换如月落日出，虎去狼来，这朝代兴衰更替，一般不会波及这与世无争的山里人，最后也不过只是“城里变换了大王旗”。
爷爷同千千万万普通有点家产的人一样，他们不知天地经纬，无论魏晋，唯一的活法就是脸朝黄土背朝天。遇丰年而狂欢，遭灾年而痛涕。他们不知道主义，不关心党派，靠自己的双手，辛勤的汗水，换取来年的口粮。邹家世代，不匪不盗，白手兴家，是知理通达的良民，然而也逃不出恶鬼的魇爪。
杀人是革命者唯一本事。诛杀几百万“地主”，真要创历史的纪录，实不多见，赶尽杀绝，一开始就是血腥气逼人。爷爷被新政的“教义”所不容，连人命也被夺去了。
在那个荒避山村，从此邹氏祖宅失去往日的辉煌，秋风萧瑟，夜风吹来，一遍凄凉，宅院落叶遍地。23岁的父亲对山外世界充满幻想，一步跨出了山界，离开苔痕班驳隆起的坟墓，告别碑石庄严的面孔，割断了牵连飘散的灵魂，彻底告别那魍魎世界。
我的父亲在马武乡错坝迥龙庄生长，读了十年私塾，当时衣食无着，更无法继续求学，十七岁告别塾堂，离家入世，到涪州当学徒，去重庆姚家巷巨丰商号当理账员，父亲因为出身的缘故，始终是埋头的拼命工作。在他房间的墙上帖上斗大的“忍”字，对世间一切坚持“忍”耐的态度。枯懆无味的一身。
在我以后的生崖中，“地主子孙”招牌紧贴在背上，受尽歧视和摧残。从我入小学开始的报名表格栏中，打上家庭成分“地主”的“耻辱”标记，在以后填写的各种表格时，就脸面扫地。从小是“子忍其父，弟忍其兄”，从来是忍气吞声，一切是逆来顺受。
孔子说；“凡人心险于山川，难于知天；天犹有春秋冬夏日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人却面容淳厚而心藏邪恶）。“血统论”是中国的特产，为了政治的需要，制造邪恶，毁坏他人，伤及幼小无邪的孩子，使之遭到无辜的创痛，弄得遍体鳞伤。尚若天有灵性，领悟人间曲情，也会为我掬一把同情的泪水。
我一直相信自已是史称“东鲁”邹忌的后人、有鼻祖邹衍的传统、有西汉先祖邹阳的光荣。白云沧桑二千年，然而我已无法穿越那些尘封日久的岁月了。我十二世前的祖宗邹正国公，究竟是如何要选居于这穷山恶水，人迹罕至之地。这里永远难成人们生活的主流，让人难以生息，我已无从想象。
我不是天生的叛逆，血管没有犯上的细胞，脑子里没有丝毫的反党企图，也没有做过任何不轨的行为。而“地主子女”的枷锁套往了一生的手脚，想当一个顺民的资格也被剥夺，失去普通人的。
地主富农的劫运，漫延在子女后代身上，历次运动中，受迫害的时间比二万五千里长征路还长。
我还是孩子时，生活在血腥的恐怖中，丧尽天良的恶魔，为了霸座天下，宣杨邪教，虚构了黄世仁、南霸天、周扒皮、刘文彩的故事。从幼儿着手，开始贯输，进行异化教育，培养仇恨情绪，污染了多少善良的心灵。为了阶级斗争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时时讲的需要。各地也创造出无数类似“罪大恶极”的地主，用作斗争的活耙子，在斗倒斗臭斗死的尸体上，还要踏上一支脚。
“文革”是毫无人性的年代，把“地富”划进了“黑七类”，随时以毫无理由的被拉出去批斗、游街，示众，人格遭受了极大的侮辱，剥夺其子女应有的，这种迫害则达到匪夷所思的最高峰。“黑七类”实际上是印度种姓制度的翻版，是回到奴隶制度的一种赤裸裸的倒退，是对文明社会的反动。
我拿起笔，真实地写下三代人的亲身经历，给历史留下短暂的遗憾！
----------------------------------------------------------------
走到马武的山坡
早时，马武贫瘠的山坡，处处是衰落，是破败，是贫困，面貌令人心酸。三十八多年前，我在那里当“知青”时，仍然是道路不平，到处缺水，一片荒凉。憨厚的人们，衣衫破烂，弯腰驼背地在地里干活，真所谓：“谷风吹日冷，山雨逐云忙”，不正是对这里荒僻凄凉的写照。
马武----这地名也许是川东小镇最古老的标注，是古老悠久的伤心之地。境处于四川盆地东部的“盆东平行岭谷区”与“巫山岩石娄山中山区”过渡地带，地属古老的杨子淮地台区，多为丘陵山地。其间，龙潭乡坝属侏罗系紫色岩层广布，多被侵蚀、剥蚀为红层丘陵带坝，相邻的太和乡地势高坡，经马武山丘缓冲，居邻界的另市乡为台状低山形成坪坛、沿五马坪后，地势渐低而至沙溪沟接长江河床。位于缓冲三交界的山丘地带马武，属中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光照不足，灾害性天气频繁，年平均气温18.1℃，终年降雨量不足，年照时数不够。土壤归为山地黄壤类；植物有水稻、玉米、红苕、洋芋、胡豆、豌豆、黄豆；经济作物有油菜、花生、芝麻、青菜头、萝卜、白菜、荸荠等数种。在那里长期缺水年代，当地人靠屋后石坑中积攒的雨水在。可想见其土壤之贫瘠。
地属管辖的涪陵城，对当地农民也充满神密感。涪陵城居三峡腹地，扼长江、乌江交汇要冲，经济上处于长江经济带、乌江干流区。是武陵山区的结合部。从地质结构看，处于新华夏构造体系的川东褶皱带和南北经向构造体系的川黔南北构造带的结合部，地质构造比较复杂。在的过道上，从中看不出马武的历史文化的价值。
爷爷的家就在龙谭乡与马武乡的交界处，地名叫[错坝迥龙庄]（后改名叫保安村三社）。翻过老屋背后的山丘，那个村子有点水田，遍山遍野都只能种植玉米和土豆，而成为主粮。一个至今还穷荒的地方，这是我的出身地。
住 进 外 婆 家
从绝望中度过了一年……
一九五一年，秋风扫落邹家大院的树叶，庭院里有几分凄凉。父亲拖着沉重的脚步，带着年长二岁的大哥，年长一岁的二哥和满周岁的我，一家五口，告别了马武场，离开了邹家大院，来到了涪陵城，住进了外婆家。二十六岁的父亲，正是人生年华，背负贫困和屈辱，在涪陵城大街小巷中迷茫。
外婆家是个四合大院，一座古老的二进院落。大朝门向南开，高过两人身，宽能四人过。两根门庭大石柱四平八稳的支撑着大青石梁。一道石门坎，使我无法跨越。在东，西庭院之间有隔墙，隔墙设有二朝门，平时都关着，一般我都不走出二朝门去。进入西院庭，感觉幽静清雅，院坝青石板脚磨迹迹，坝中央是方方的花坛，面积足有半个羽毛球场大，横着八间宽大的正房，两翼连着三间环房，典型的庭院对称结构。正房对面是历经沧桑高高的的土墙，墙下是二十间方的水池，池面铺了一层绿绿的浮萍，映射出微微的绿光。
踏上三步石梯，经过四尺台阶，跨过正房门坎，抬头望见屋顶，足有六公尺高，屋子的进深和开间均有五公尺。屋大人小，满目空荡。
所有的木制门窗，嵌满了不同花式的细木雕花。经过风雨的淋洒，已显沧老，饱经风霜，唯有精湛的雕刻艺术长久不衰。外婆说：“这个大院早时称‘天喜楼’，清朝时，一家姓殷的后裔，中了进士，同时又添了贵子，因此取名‘天喜楼’。此院地基好，出才子，你大舅和么舅都是大学生，你将来也会成为大学生”。
庭院灯笼高挂，夜间灯火辉煌，地势高挺，把街道照得通夜不眠。人门把这个地方称为“天灯堡”。这条街用它的名义就改成现在的“天登堡街”。通过正屋的后门，可以去后花园，很大的后花园，殷家的老人葬在花园的中央，一男一女，两座坟，男坟大，女坟小，坟前的拜台长满了野草，石碑上文字蚀落，字迹不清，坟顶杂草丛生。旁边有一棵枯干的梧桐，显得是那样寂寥与落寞。每当我去过唎，心里产生恒惧，夜间梦见邧荖姉凄惨的坟墓，灴败无光的白骨。
灾荒年时，外婆将后花园改成了菜园地，种上了玉米，小麦，间种红薯，季节性蔬菜，收获季节到了，是满地的南瓜，丝瓜，八楞瓜挂在园墙上,周年四季不缺菜吃。这前院后园成了我幼时的乐土,院中的花草和后园的瓜果草丛是戕的伙伴,危同欢度我的幼年。
彭 水 的 记 忆
从希望中又去了两年……
一九五三年元月，父亲带着全家五口人，选择了艰难的乌江道，乘着小木船，在纤夫的吆喝声中，缓缓地向彭水县驶去……
乌江江水恶烈，沿岸山石陡峭，河床越走越陡，两岸越走越窄。水酓急流，道路崎岖。此时的父亲是何等的心情！
出于对生活的想望，生命的挚爱，父亲用令人敬佩的自信心，去叩击沉重的命运之门，认为前方是进內美好的通道ｌ多么绝望的幻觉，多么残酷的诱惑……
父亲为什么选择了艰难的乌江道？这是我一直难于弄清的问题。父亲身高一米七八，五官端正，仪表堂堂，私塾十载，满腹经文，为什么选择了如此崎岖的道路！
在的暮年日渐平淡的话语中，没有这方面内容的痕迹。不管出于何种原因，都难以理解，人生身后总有无可思议的盲点。
在父亲生前留下手抄家谱中，带着隐忍人生的悲痛，记下了催人泪下的文字，在真切的哀痛泣涕中，诉说他惨绝尘世的往事。
母亲于1925年（乙丑岁）（农历）7月25日午时，出生在重庆涪陵酒店乡荆龙庄，幼读涪陵成德小学，毕业于涪陵涪光中学。1947与父亲结婚。我的母亲有两个弟，母亲是家里的老大，比大舅大十一岁。大舅舅出生于一九三六年，初中时成绩优异，因家里不富裕，辍过学。后来，外婆狠狠心还是让舅舅复学。当时幺舅年龄还小，外公早年在外地读书，1937年重庆大轰炼后，民国时期外公在重庆--武汉沿江同码头忙于商务文笔理账等。外婆带着大舅、幺舅和我母亲定居在南门山三清观天灯堡街。整个家庯有外公、外婆、大舅、幺舅，加上爸爸、妈妈、大哥、二哥、和我全家兵有九口人。
父亲原是伯外公手下的理账员，后到重庆巨丰商号当职员，先后在涪陵福源商号、肇丰商号当店员。年薪收入很低。
1951年母亲带着大哥、二哥和我在外婆家织布度日。生活极度难艰。同年11月11日，恰遇刚解放时差干郩，父亲有文化，会算盘，懂账务，经刘表叔介绍，参加西南油脂彭水油脂收购点搞财务工作。由于工作勤奋，思想品质、工作作风好，领导批准同意父亲带家属，也算是对父亲的特殊待遇吧。于是，母亲于一九五三年带领大哥、二哥和我与父一道全家五口去了彭水县城。
1956年母亲参加彭水汉葭区油脂公司工作。1964年调粮食局直属库粮站巵作，直至捐驱。
在1954年，外婆把我从彭水接到涪陵，外婆家成了我童年、青少年的成长地。从此、我和父母亲交流不多，但我隐约感到母亲心情的不快乐，她为自己的家务和几个儿女所拖累。
1956年，母亲去城郊青龙公社晚上下村开会，黑夜间不幸跌下岩坡，跌到腰部，伤了腰椎，因工作忙不过来，没得到彻底治疗而转为骨桔核，在长期治疗中又引起不少并发症，有肾炎、糖尿病、高血压、心脏病、胃病等，母亲痍容在我脑里时隐时现，难得有爽爽笑声。
1958年，母亲到重庆西南医院经受了一生最大苦难，住院近一年，手术无数次，躺在病床上，已无法走动，腰负石莏背心出院。此时“反右”斗争、大跃进、大战钢铁、大办农业、人民公社、集体食堂、军事化活动、革命洪流、怎管个人安危。
1958年里离别三年后的我，笫一次看见妈妈，她刚从彭水出来，因腰椎结核躺在床上，妈妈问我：“为什么不喊妈妈”，我心里想喊，但没有喊出声来，妈妈失望了，好容易把我叫到病床边，给了重重的几个耳光，不知怎的，我一点泪也没有……
大概是因为平时听多了何姑爷逗我的话。何姑爷每见了我都要说：“你爸瘸、妈妈不要你了”。后来，邻居也这样说、我想信了，跑进外婆的床边，伤心的流起了泪，但我不能哭叺声，只是不停的哽咽，无缘无故的甾姰大哭会使人发现瞄，我尽快擦去了脸上的泪，否则会带来新庥烦。每当别的孩子跟妈妈在一起，我会偷偷地流泪，我有一种说不出的伤感……
短短相处几天后，母亲又去了彭水，我没有喜也没有愁。我读小学后，才有妈妈给我的信，从字里行间，知道好有有难言苦痛。想着她的病体，我只有哭泣。
三年灾荒，母亲越来越裰弱，但她坚强的毅力战胜着病魔，病痛中支撑全家，除了参加运动、边干工作、夜间编织毛衣，常是通宵不眠。大哥学习成绩优秀，但灾年学校停办，从此告别学堂，很早就到商业局当通讯员。每当妈妈声音哽咽着告诉我这些，我竟没说出一句安慰的话，也不知我是怎么的？
彭水的黑暗，使人饱食孤独，倍受寂寞。夜间的恐怖，让人患上失眠症。未满三岁的我，已受到摸糊难以名状的恔惧带来的心理压力，脑海里经常出现某个可怕的幽灵，满屋子的阴影。从那痶起，我养成了蒙着头睡觉的习惯。
一九五四年六朌初六，正当母亲生下小妹的时候，乌江洪水大发，河水猛然上涨，淹到了油脂公司宿舍家门口。我们只好迁到县城汉葭小学，住在教室里。
外婆从涪陵来到彭水，护理母亲做月子。我和大哥，二哥在学校操场玩。大哥在前，二哥在中，我在最后，排成纵队，学着军人的步子，正步走着，突然，二哥杠的铁棍重重的打在我的头上，皮破了，流了血，伤了骨。没有去医院。外婆将草纸烧成灰，将纸灰按住伤口，血止了，伤口成了老疤痕，一直伴我到如今。
人类生存环境毕竟多灾多难，时时处处潜伏着种种破坏生活的邪恶因素。没过几天，还没有学会吃鱼的我，抓过外婆给我的鱼就往嘴里去，鱼刺卡住了我的侯头，叫我哭不出声来，我才知道彭水河的鱼不好吃。
小妹满月以后，洪水已经退去，外婆带我回涪陵。依稀凌晨，头上没有一丝阳光。一出门，瓢泼大雨盖头而来。借助闪电瞬间的光照，只见大颗的雨滴，落在地面，击起水凼，浅起水泡。我双手提起裤脚，从大大小小的水谭中走过，尾随在外婆的身边，寸步不离。到了船码头，上了跳板，进了船室，没有回头。彭水的码头是什么样子，全然没有印象。三岁的我，带着伤口，告别了母爱，从此是远远的想望。
后来二哥高中毕业后和我一道下乡当“知青”，小妹在笫二年也被送去当“知青”。这样，我们一家六口，各分东西。所以，到了春节大家团圆，都依依不舍，但也必须含泪告别，到乡下去。
夜闯“鬼门关”
笫二次去彭水时，那是一九六五年的暑假，我读初中一年级，借暑假的空闲，泛舟于乌江前往，去彭水看望父母、哥、妹。我乘机动船进乌江，在水道急流中向彭水驶去。极目前眺，两岸青山绵绵，巅崩白云；俯头视河，滚滚激流咆哮，击穿山谷；山间浓雾久久不散，河中翻浪，急急卷来。乌江没有大江滔滔之豪迈，却有卷浪翻腾之奇险。石峰连连，浑浑茫茫。
从凌晨到天黑，行船一天才到羊角五里长滩，此时已伸手不见五指。江水浪涛翻滚，凶涌澎湃，暗礁密布，深不可测，令人胆丧心寒，这就是人们常说的“鬼门关”啊！
那纤夫颤悠悠的吆喝号子，伴着纤藤“嘎嘎”的响声，加上船舱柴油机的嚎叫，附着激浪在岸边的咆哮，要人耳聋，使人心跳。
时间一分一秒的过去了，不时有篙绳的断裂声响，船身颠簸稳不住方向，船体一度一度的倾斜，恶浪进了船舱，浅湿我的衣裳。岌岌可危的船轮，无奈老小在鬼门关前的哀嚎，全都等待世界的末日。
我正在想，不知道明天能否见到爹娘，突然间纤夫的怒吼，振憾了死寂的天宇，裸身的纤夫紧握篙绳，顺着拖船的纤藤一阵摆开，尤如黄龙踏浪而来，舞动强大的身躯，牵动着一船的老小，急驰的跨过了这要命的“鬼门关”。
黄龙踏浪而去，船继续前往，我告别了鬼门关，但我无法告别裸身的纤夫，他是乌江的保护神。
一次惊恐之后，心难以平静，于是我作了一首打油诗：
吾乘龙舟游乌江，顺江闻观石景峰。
纤夫声声催心碎，龙舟摇摇人恍惚。
河哮风咆丧破胆，猿鸣山腰惊散魂。
言风不到玉门关，劝君不去彭水游。
彭水---乌江边上的一个小城镇，四面环山，挡住了人的视线。李白路过此地也要叹息：
杨花落尽子规啼，闻道龙标过五溪。
我寄愁心与明月，随风直到夜郎西。
诗人黄庭坚滴居彭水时留下深切感悟：
泛云一百八盘索，落日四十八渡明。
鬼门关外莫嫌远，四海一家皆兄弟。
宋人路过惊叹不已：
官道近江多乱石，人家避水半危楼。
童 年 的 泪 水
目前的笔尖己触到我的童年，寸大的心肝已被悲惨遭遇，苦难日子，社会歧视，撕裂得肢离破碎。每当在回忆我那的童年时，充溢在我眼里的泪水会连成两条线，往下淌……
有时候，我已没有再写下去的勇气，但是，我受的冤、含的曲，在我的胸中难已消去，是冤曲增添我的力量，为了自己不被染污的灵魂，于是我又拿起笔，为自己苦涩的命运唏嘘感叹，让后人认识了那个荒谬的内外。
可以说，我的童年，是儿童之殇。小小年纪的我，离开父母，从小捡煤渣，挑砖瓦，干笨活；在街上吃别人丢下的半边平果，五岁之后承担家中的吃水，柴火；因丢失一只鸭子，在寒东腊月，被关在大朝门外一个通夜；因丢失一把剥菜刀，被半截扁担打进了床下，直到晕头不醒；因承受不了寒冬的霜风，不愿去上山砍柴，被饿断了肠；又因饥饿难受，去抓了二孃饭蒸子里的饭吃，接着是一顿狠狠的毒打。小小年纪的经历，已是惊心动魄，邻居们深深地为我担忧。童年遭受如此巨大的痛苦，简直令常人难以想象。但这些确是我的真实经历，亲身的感觉。几十年的泪水，我从未向谁流过。
童年时代是人生最幸福的时侯，这完全是瞎说，看我瘦骨鳞鳞，皮包骨头，一副可怜巴巴的样子，就可以说明问题。
我生活在那个恐怖的、荒谬的年代，我的一家因为家庭成分关系，遭受到不公的对待，盛至毫无理由的迫害……
令我绝望的是丧失了对未来的期待，远离了孩童的天真、浪漫，没有儿童宝贵的天性。我面临的将是一个更加可怕的世界，处在牢笼中，无处可逃离。三尺的儿童，没有叛逆的行动，面对毛泽东的画像是那样的虔诚，但仍受着委曲，活在惊恐中。
一九五五年，我对生活有了明晰的记忆，家里只有我和外婆两人，外婆忙些针线活，或者去江东酒厂旁边种庄稼，没有时间管我，早去晚归，中午饭放在锅里，饭里有点白菜，我饿了，不分时候，就踩在板凳上把饭从锅里取出来，吃了个干干净净。等到天黑了，外婆背着背篓回家后，才能煮晚饭，这日子真难哟！
不时有乡下客人常来家里说：“现在搞农业合作社，把小农业合作社合并为大社，现在农民改称社员，天天去开社员大会，放着田不耕，粮食欠收，蔬菜没种，吃不饱肚子了。不久，外公给外婆讲：“我们办的‘和生酒厂’要公私合营了”。陈公公说：“上海荣氏家族的资产都被国家拿去了，这个酒厂也算不得什么”，么姨婆接下话：“这是不是抡私人的财才哟？”。我对这些话，迷迷糊糊的，当然弄不明白，只是感到吃的东西越来越少。后来才弄清楚，这是被称为“一大二公”造成的。继后又是“三面红旗”，“反右斗争”。“大战钢铁”，“三年灾荒”，“四清运动”。这一景又一景，一幕又一幕，都发生在我的童年，饥饿成了我童年的伴随，和我交住至深，形影不离，每日饥肠都在呼唤！
长期处于半饥饿状态的我，那里还说得上“幸福”二字呢！只能说我比那些灾荒年被饿死了的儿童幸运。
大战钢铁时，居委会组织了一帮人，把家里搜了个干净，连家具上的铜拉手，灶上的铁锅等等，都拿去大战钢铁了。说是为了赶美国，超英国。企图一夜之间中国成为钢铁元帅。不久国家发号召，六干多万人上山，把山上的树统统砍了，用来作泥土高炉炼铁的燃料，炼出来的铁，就象现在钢厂的铁渣。硬度不如青石头。你说人们在搞些啥名堂。山上的树也毁了，人也搞得精疲力竭，这不是劳命伤财吗。
更惨的是那几年灾荒，街头巷尾，不时可见腐烂的死尸。陈婆婆把个未满周岁的小孩尸体，煮来吃了，不久自已
也死了。这是我耳闻目睹的事惰。那几年，中国有多少这类的事发生，这些事怎能写在中国的历史上。天天在死人，恐怖充满不明的夜晚，人类受到严竣的考验，自我救护的能力丧失了，死亡笼罩在每个人的头上。赶英国超美国的神话破灭了，三面红旗已被雨打风吹去。风雨飘摇、饥饿的人群打乱了社会公认的秩序。人为的法律变得举无轻重。在恐惧和灾难中，"社会主义"几个字眼失去了诱惑力！人人想到的如何死里逃生。脑里期盼着大救星的人们越来越少。无法解救自已。也无法开启自已的灵魂。哎！可悲也乎！活着的人儿真是大幸也！
自己的人生，记忆清晰。在阴雨多雾的童年生活中，路上泥浆泛滥。为了生存，我从小顶着烈日上山砍柴；乘着寒风下河捞腐材；在肮脏的渣场拾煤渣、在很远的打米厂背糠壳；在霜雾浓浓中去剥榨菜皮、挑菜、穿菜块；天没亮就到酒厂剥桔柑壳，天黑才归家；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打鞋底、编黄荆筐。童年的日子，浸透了辛酸的眼泪，童年的寝床，设有一场好梦，我不是安徒生笔下买火柴的女孩，我是同样命运中拾煤渣买的男孩……
我5岁的时候就开始拿着竹篓去拾煤渣，拾煤渣的时候，同时打兔草，尽管一双小手被刺的难受。幺舅和我把煤渣卖到了箱子街的豆花馆、四块六角五分钱，买了两斤白果糖。当时我的心甜透了，但是没到一粒糖，回到家里后、外婆选了好久，才递给我五颗糖粒，放在我的手心里。我用舌头慢慢地添着，细细品出了辛酸后的甘甜，脸上浮现了笑容，由衷感到了幸福。至以后我更想多捡些煤渣，在上学前把提篼放在校门房，放学后我先去检煤渣，因捡煤渣的人多，我不得不先到，不到篼满不得回家。外婆见了满篼煤渣，脸上才有笑容。由于拾煤渣，上课早退的现象发生了。学校离我家很近，校长来找外婆，使我挨了痛打。外婆把嫩包谷给了校长，我知道外婆的意思，是希望得到校长的谅解。
我每天除了上学，还要割兔草，早晚都要去水井提水。冬天格外的冷，常常都是零下10℃，水缶里没水了，我穿着布鞋提着小木桶到河沟的水井去提水，到井边舀上两半桶水，半桶半桶的，直到把缶盛满。外婆几乎是天天晚上坐在被窝里做针线，直到三更才睡下，挣一点钱，解决油盐米问题。我必须做家务事，我那时才七、八岁，就主动折被子，让外婆空出手来，做针线活。剩下的柴、水都由我解决。干是我上山砍柴和挖野菜。寒冷加饥饿，更感觉那峨岭关山上冬天格外的悲凉。为了多砍些柴，有时晚上点灯时才摸着黑回来，背篓里装满了干柴和野菜……
我还要打鞋底，我到布鞋厂去，在二孃那里领了鞋板，在做完家务之后，把鞋板夹在夹板上，左手拿针，右手拿攥，双脚紧住木夹板，先用攥，锥鞋眼，然后用麻线针穿过眼孔，再攥笫二眼，将庥线针又回过去，这样才算一个针眼。时间长了，我动作比外婆还快。我每天可以打三只鞋底，比成年人还快，这算是高水平了。按5角钱一双算价，当天产值是7角5分钱。
可是，我小时候从来没有穿过买的鞋。外婆将穿烂了的衣服补了不能再补以后，就用来打成鞋底，给我们大家做鞋穿。尽管外婆做的布鞋穿上很舒服，但我还是想有一双“解放”鞋。因为我穿着布鞋提水，到了井边总是打湿了鞋底。我穿的总是不能穿的旧衣服，衣裤补丁重重，到了冬天，冷风从脚杆直窜到裤裆里。
那怕长江河岸寒风烈烈，一陈阵刺到脸面开裂，我还得整天在江边穿菜块。我最害怕外面冻霜结冰，那会使我穿菜块时手脚不灵。不久手上的冻疮从幺指漫延到食指，双手冻疮奇痒难忍。
外婆给别人洗衣服，五毛钱洗一背。因为没有自来水，衣服要拿到梨子井河边去洗。梨子井河边离家很远，要下坡，每到这时，都要手脚并用，手爬梯阶石，冬天的手背全是裂口，难以想象把手伸到冰冷的水中……
记得1957年的冬天，雪还在大片大片的下着，一夜之间整个院坝被雪层厚厚的盖上半尺。我还没到七岁，我开始“打摆子”（实际是发高而浸到肺部，可能是肺炎吧），我在厨房双手捧着饭碗，脚颤抖历害，突然倒地，碗片扎到了左脚的大拇指头上，深深划破了一条口，鲜血直流。肺炎加伤口，这使我雪上加霜，入世之重灾。
1959年，灾荒年开始了，为了不被饿死，外婆忍饥挨冻，起三更睡半夜，不到天亮就起床，提上粪桶，到后院开垦的地里施肥。靠了院坝和后院近四分土地，一年四季挖土、除草、施肥种玉米、红薯、南瓜、丝瓜、八楞瓜、罗卜加青菜等，使我们逃出鬼门关。外婆每天都要到菜地里取青菜叶回来，一日三餐都吃菜稀饭，菜多米少，饭菜一锅煮，吃过后一会就饿。我采回的野菜大多是鹅茵草，将鹅茵草和米糠拌在一起做成粑，香喷喷，吃了都便泌，只得撅着屁股一点一点的往外掏。
灾荒年开始，在饥寒交迫中又在大战钢铁，乡下来客人接二连三，都带病容，那扬外婆面带死相，进屋子就是阴云，罩上了恐怖的气氛。不几天饿死在肿病房。
外婆将后院的两座坟垦成土，种上小麦，院墙上搭上竹栅，拼命地增加品种，青菜、罗卜，就是不长花菜。虽然没饿着肚子，可年幼的我，还是面黄肌瘦。
外公在酒厂加班到深夜，回到家里又累又饿，几乎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他除了把九元薪水交给外婆外、其它的活儿一点也帮不了。
外婆想尽办法度饥荒，确实没有办法了，外婆先把院子的东房四间卖了180元人民币。接着把东院的两套正房也卖了。卖的钱只能换几天的食粮。
我和邻居几个孩子上山挖野菜，在土高炉山地四处找野菜，采一次野菜足够吃两天。小妹把野菜含在嘴里吃不下，外婆心又不忍，只好自己多吃野菜，把饭给我们吃。外婆把柚子皮里的白瓤子用水浸泡几天后切碎了加点米面煮成粥，把玉米壳用石磨磨细熬成浆吃。外婆的腿肿得发亮，脸也“胖”了，一按一个坑。
我到街上拣桂元核，外婆叫我用石磨子磨了，过滤后的浆液，用猛火熬粘了，像土黄色豆腐，虽然涩咀，多加点酱油还挺饱肚子嘿！
家里有两双烂牛皮鞋，外婆叫我把它洗干净了，加了碱用热水泡了七八天，泡涨了，再用煤火久煮，不知是怎样吃到肚里去的。叫我七、八天解不出屎来。
我在峨岭关去采了许多青杠树籽，先磨成浆，过滤，沉淀，取粉做成豆腐当饭吃。还上山挖葛根、也解饥饿，但是吃了几天以后又患上便秘。
大挢居委的公共食堂开办了，公共食堂天天吃玉米、高粱，后来变成了红薯。而所谓的四两“粮食”，是四两煮熟了的红薯，只有两三根。当时，外公、外婆要进60岁的人了，每天饥肠辘辘，命在旦夕。
开初离家比较远的野地里还有草根、外婆就让我到野地里挖野菜。我当时八岁，到十里地开外的一片荒坡去挖野菜，早晨天不亮就出发，一直挖到太阳落山。我和邻居庆玉、玉芝两个小女孩每人身上都一前一后地背上两个装满野菜的背筐，摇摇晃晃地四家，不时有饿死的人横躺在路边，我们禁不住吓得浑身发抖。
二孃领养的男孩名叫孝新，比我大一岁，活活地饿死在自家门口。我住的那条卷子几乎天天有人饿死。外婆浑身浮肿得按一下一个大坑。我当时每天饿得心里发慌，夜里因饥饿难以入睡，外婆看到我实在饿得受不了了，半夜起床把仅有的生麦面熬成粥，一碗稀汤下肚，好像从死亡边缘上活了过来。
我才有了死亡的感觉：人要饿死时，开始感觉难受的饥饿，连自己的手都想啃几口，时间长了，头晕脑胀，感觉麻木，饿感消失，死亡来临，那时就是有鱼肉放在面前，自己也无力往嘴里送。
我在上学的路上，刚走到雨俱厂的坎下，由于太饿，突然觉得眼前一黑，当我醒来时，我己躺在一米深的干沟里，过多时才有疼痛的感觉，定眼看时，手脚受伤，肘破了皮，但没有了血流（人饿得来连血都没有了）。
一九五九年夏天以后，死去的人越来越多，来上课的学生越来越少。我的同桌名叫罗永芳，黑油油头发，瓜子脸上总是红彤彤的，两个酒窝叫人甜透了心，一对黑黑的大眼晴，配上红润润咀唇，楚楚动人。由于饥饿，几天没有来上课了，不到半月，终于有一天，老师用悲愤的心情告诉我们：死神把她给招唤去了！
饥饿使很多人丧失了起码的良心和感情，涪高中的扬校长，像貌堂堂，身着楚楚，当时不到四十岁，每天的粮食定量根本就吃不饱，由于他饿的实在受不了了，就把乘船的竹牌子冒充饭牌子去饭馆冒领米饭吃，成了满校师生的笑料。终因馐愧而辞去校长离开了学校。
一九六○年冬天，田兴兰的婆婆（外号田麻子）当上了居委会的伙食团长，在夜深人静时，偷偷模模来敲冂，进门给了外婆几个馍头，并给外婆讲要我明晚去伙食堂去一趟。笫天是一个寒冷的夜晚，雨浠浠，我去食堂，从后门进去，麻子婆婆给我一个包裹，我心领神会，像偷的脏物一样，神速的拿回家里，外婆打开一看，是一个死了的乳猪儿。我一陈恶心过后，立刻配合外婆连夜洗整，在后屋里用煤渣炉炖了。笫二天夜里，麻子婆婆来到家里，像偷吃“圣宴”，美美的饱腹一顿。在大饥荒的岁月里，一条死乳猪儿，就可能救活几条人命。
一九六二年，传言可以打工，吃饱饭，我四爸逃到新疆乌鲁木齐流浪不久之后，参加建设队伍，成了全民所有制工程施工员。
在三年饥荒的岁月里，我和外婆与饥饿、疾病和死亡进行了艰苦的较量，我们坚强的活着，不偷不盗（其实那时也没有什么可偷的）。对未来的期望毫不动摇，走出困境，战胜饥荒，一个亲人也没有饿死，这真是不幸之中的大幸啊！
三年灾害，在国内引起了强烈的争论，看法不一，有的人说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可在当时大力宣传“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山东寿光县委提出当年粮食“亩产要确保双千斤，力争三千斤”。全国都在搞高产田，说是亩产五万斤粮食。《人民日报》刊登这样的消息，还大加肯定。直到一九六0年，北京工作会议，作出了《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才作了纠正。毛译东批评了“一平二调”，“共产风”是人祸，要求大家勇于承认错误，有多少错误，就说多少，有“左”反“左”，有“右”反“右”。把一九六一年定成为实事求是年。
“三年灾害”，带来生产性大破坏。全国又进入了票证时代。1960年出现了无布的局面。从该年起，每人每年2市尺布票，猪肉每人每月2两，由于粮食供应严重不足，对居民供粮实行搭配供应，买大米搭配胡豆、豌豆、红薯。每月粮9斤。食油每人每月2两（十六两制）。开门七件事，是样样都发票。吃要发粮票、肉票、鱼票、豆制品票、油票、禽蛋票、糖票、黄豆票、粉丝票、酒票、烟票、盐票、水果票；柴票、煤球票、煤油票、火柴票；穿发布票、雨鞋票、球鞋票、丝棉票、被絮票、袜子票；用毛巾票、肥皂票、坑边票、锅子票、水桶票、脚盆票、牙刷牙膏也发票；农业生产资料如扁担、土笪、铁耙、谷箩、簸箕、稻桶、农船、柴油、电缆、电线、镰刀、蚕笪、蚕匾、扁担、铁耙柄、谷垫、藤条、打稻机、电动机、犁、耙、耖，样样俱缺，化肥、农药更是凭票供应。只有一件总算不需凭票，那就是空气。
从六0年起什么都要计划。送一张酒票，换来大队书记说了一大堆良心话。为一张烟票，张同学与我势不两立。为一张肉票，水灵灵的亚美嫁给了杀猪匠！
鉴于大饥荒年代的惨痛教训，我拼命积攒全国，到七四年我已经积攒了一千多斤全国粮票，三百多斤省粮票。给外婆留下了三百斤后，其余的一千斤，保存到现在，就算是共和国留个纪念。
一九五九年的初秋，许多比我年龄小的儿童都上了学。而我快满九岁了，也没人过问我上学的事。我整天吼叫，要去学校读书。外婆才让我去涪陵城三校报了名，开始了我的学校生活。
歧视是被歧视者的恶习。他能育人吗？
第一堂课就是一个不愉快的开始，一个中年教师走到讲台，手里拿着教鞭在不停的挥动说：“同学们好”。我感到新奇，呆呆的把老师望着。部分同学回答，“老师好！”。老师又说：“请大家把书拿到课桌上”。我大声回答：“老师，我没有书”，不料老师走到我面前，突然，教鞭狠狠打在我的手上，我吓呆了，我用愤恨的眼光投向他。他那对猫眼只有一丝逢，从眼逢里闪出两道凶光，使人感到惧怕。他的身驱是那样的瘦小，外表不洁，像厨房的煮饭婆。从那时起，我对老师产生一种戒备状态，对老师多少带有一点抵触情绪，始终保持一定的距离，对老师不能坦露自已的真实感情。
到了小学四年级，为了离家近一点，转学到了城二校。新的班主任，刘老师对我很关心，她年青飘亮，关爱学生，有讲不完的故事，经常使学生们开怀大笑。我打乒乓时，不小心把右手摔骨折了，近一月没上课，刘老师组织了几个同学到家里，坚持给我补课，她的亲切和微笑，改变了我对老师的成见。和前面那个老师比，两个形象，十分鲜明。
一九六二年在大力抓好粮食生产的同时，大家的饥饿才有所缓解。三年灾害过去了，生活逐渐好转。我们开始有了精神。由学校组织大家，天天到街上去呼口号：“要古巴，不要美国佬！”，“打倒修正义赫鲁晓夫”，当时我在念小学三年级，那里弄得清什么修正主义哟，跟着吼叫一气，就算了了事。
不久学校掀起学雷锋活动，后来又开展学刘文学活动，我是积极分子，是学校墙报的主编。美术比赛，毛笔比赛，我都拿全校第一名。数学成绩比语文好，音乐很糟糕，唱歌只记住了第一句。最讨厌是珠算，只会珠算口诀，一拨算盘就出错。好在不是非学不可，不然一辈也成不了才。
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开始了，街道有人用木棰敲铜锣，嘴里大声喊：“四请运动开大会了”。有一次我也去了，煤油灯下，一群居民，中间有个大学生，说是清华大学下来搞运动的，对大家说什么：“四清四不清”、“社教要贯彻中央《十二条》、《农业发展纲要六十条》，消灭资本主义，抓住阶级斗争为纲”。“要清除头脑中的资本主义尘垢，要以张思德、白求恩为榜样”。说到半夜，大家也不敢散会，不敢打瞌睡，这样连续几个夜晚，直到所有的居民都交待了自己的“四清四不清”，才收了场。
记得有一天下午，外婆被居委会叫去了，那时外婆已经61岁了（外婆生于光绪二十九年，即公元1903年），回来得有些晚，外婆讲：居委会杷外公叫什么“工商业兼资本家”。看着外婆那阴沉的脸色，仿佛有更大的灾难便降临到头上，我听到以阶级斗为“钢”,我吓得两脚发软，眼泪不停的流。也不知道过了几天，居民小组开会了，‘四清’给外公评成了“工商业兼资本家”。外婆是个温柔而有主见的女性，邻里之间的关系处理的很好，很受人尊重。谁家有了什么事情都喜欢向她诉说，由她主持断公道，以事论理，以理服人。外婆受了居委会打击后，几天闷闷不乐。我都快十四岁了，也懂得虚荣，遇到同学时常常因此而脸红。从此，小小的我开始有了恨，我恨每一个伤害我外婆的人。我当时太小，不然也要四不清。作人，有时真难为情，何苦搞这些娘不愿儿不愿的事情！
不久又开始学“毛选”
。为了学“毛选”，居委会通知不识字的刘大娘、阵大娘，先去居委会议室“夜校”扫盲。刘大娘平时说话都搞不清主谓宾，只好拿着识字牌，到我家来请教。不学不行，识字是为学习“毛选”，谁敢不从。
到了小学快毕业时，国家开始“破四旧”，街道居委又来家里，把晚清时期造的五子陶器花瓶，嵌金陶瓷帽筒，一副象牙麻将，以及青花梅瓣油堞。布套壳古装《石头记》，《康熙大词典》，《古文观止》等，视为“四旧”任意毁掉了。
挨家挨户检查，并顺便将龙角屋檐，姜太公、秦叔宝、尉迟恭等门神、门符一起销毁。
一时间居委会组织人马，手拿铁耙、铁棍，撤庙毁佛，清除祠堂牌位。挖掘坟墓。石咀医院附近，挖出一口棺材，一具僵尸，是清朝女户，满身的首饰。挖后正遇下雨，恶臭数天。
小学里也开始搞社教运动。校长说：“教数学的邓老师家庭出身不好，背上了思想包袱，讲起课来没有精神，要批斗他”。校长姓张，将近五十岁，高个子，“目”字型脸，有点“日本胡子”，一付深度眼镜，背有点弓型，还不算驼背之类。不知何故，有一次，指着我，恶狠狠地说：“你爷爷是地主，你要好好表现”。从此，同学向我挤眉弄眼。我好像比别人短了一载，就象早期美国种族歧视的黑人，受人歧视。“地主出生”，成了我无形的枷锁，产生莫大的思想压力，尤如头上的阴霾，笼照着我的命运，使我快要窒息。尤如漫漫阴雨，洒淋着我的躯体。尤如残酷的刑具，牢牢套着我的手脚，使我不能动弹，于是我的希望破灭了，无助的心，长期受折磨，从小哭丧着脸，从此失去了笑容。
我成了路边的小草，被人快意的践踏。就象滚来滚去的石头，被人踢来又踢去。有的人满咀巴的仁慈，博爱，公允，平等。可这位貌似长者的内心却不是这样。带着如此的创伤，含着万分悲情、了结小学生活。
中 学 年 代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一九六五年，我还是一个懵懂少年。正准备考升初中，父亲从彭水县来到涪陵，叫我去长航局的轮船公司报名当水手，继后又把戴表叔叫来，托他介绍我去当柴油机修理工。
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我，遭这突然的一击，使我心灰意冷，我还未满十六岁。在外婆的阻止下，父亲的计划没得逞，从那时起，我对自已大打折扣。初中的学费，是我挑河沙，挑砖块，拾煤渣，打鞋底，做苦工，挣来的钱。除了缴学费，多余的钱足够我添置学习用具，购买矿石收音机和电子管收音机的元件，用我自已的钱去学素描，水彩画和没骨山水画。
我从不伸手向外婆要钱，因为她老人家几十年都是家庭妇女，没有收入，外公每月拿回的九元钱，只够买回大米和油盐酱醋柴。父母很难得给我钱绐，那怕是过年，生日。因此我脑里也没有指望父母给钱的想法，我只是为自己感到遗憾！
一场升初中的紧张考试后，我考入了涪陵一中。那时全城只有二所中学，相当部分同学连初中也进不了。在中学阶段，国家经过了社教运动，对有些问题作了纠正。开始有了安静环境。教室里也是满堂笑语，青春洋溢。不久我已交往了一群要好的同学，已感到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校园内各种学习活动相继展开，作文讲评、数学比赛、美术展示、书法竞赛、歌咏活动、乐器演奏、舞蹈排演。特别是几千学生体操汇练，那场面，那气势，无不感到心情激荡，为之振奋。
歌咏晚会，那高昂的歌声，唱出了青少年纯真的心声。首首轻松的歌，唱出美好未来。潇洒的歌，唱出豪情满怀。自在的歌，唱出方心愉快。尽情的歌，唱出对未来的想望。接着是初三乐队的民乐合奏，随着指挥的手起，各种音乐一起轰响，打击乐的喧响，管弦的嘤鸣，颤悠悠的扬琴，轻柔柔的二胡，高咏的横笛，充满了礼堂的上空。乐声浑宏时，尤如雷呜。乐旋尖细时，尤如百灵乌语。独箫吹奏，使少女进入梦思。单敲杨琴，把人带进山间流水。提琴紧凑，连续音流，时而粗犷豪放，至高空倾泄而下，音流低沉处，尤如溅起纹浪，变成连漪，又汇成细流，隐隐而去。
我第一次沉侵在歌乐声中，仿佛久酷后喝足了清凉的糖水，充盈了五脏六腑。这音乐如春风，吹去了我脸上的愁容，打开了深锁的眉头。如醇酒，醉醒了昏雍的人身。这音乐似绿水清波，涤去了头脑中烦恼，这音乐似大川洪流，所有的不如意都将被淹没。突然使我眼界大开，敞开心门，轻松愉快。
学校的生活丰富多彩，我参加了学校的书法小组。因为我毛笔字写得好。小时外公说：“字是打门锤，练好了才好求衣禄。”于是，我一有空就练毛笔字。说起这毛笔字，后来对我确实起了求衣禄的作用。在学校还承担了黑扳报的刊头设计和书写任务，我对待任何事情都很认真，我对各科学业都投入了极大的兴趣，也成了各项活动的好事分子。表扬我的老师真不少。
我自小喜爱画画，在小学期间，又接触了水彩画老师，对水彩画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又接触了老朱叔叔的中国山水、花鸟草丛画。但油彩画的颜料纸笔成本太高，没有涉入。在少年之家美术作品栏里，每期都有我的水彩画作品。什么《真假猴王》，《黄桷瀑布》，《红炮坛》之类的的水彩画，在展窗展出。一幅石头记水墨画，是从家中《石头记》（兰布壳套装红楼梦）的首页临模的。“文革”中，这些东西连同画画的欲望被一起消逝了。
政治老师叫我们写申请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又对我又补充了一句：“家庭出生问题，但还要重在表现”。听到这句话，我尤如冷水浇头，怀抱冰。好象冰棱扎进了脊梁骨。政治老师讲：“政治是生命。”我问老师：“我还有生命否？”答曰：“有！政治是灵魂”。我还想问，我有“灵魂”否，但不好再问。我听大舅说“政治是超越一切的大学问”。我翻阅了词典，也没有说清楚大到什么地方。我问么舅，他说：“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正当我对这些东西模糊不清的时候，一场真正意义的政治运动尤如飓风暴雨，引发了山洪爆发。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很快冲进校园墙内，从此校内不再平静。
到了第二学期，开始了对《林家铺子》《广陵散》《挽歌》《李慧娘》《岳飞》的批判。同年6月批《燕山夜话》(邓拓、吴含、廖沫沙的“三家村”)。接着批电影《兵临城下》《舞台姐妹》《红日》《抓壮丁》《谢瑶环》《赛金花》《清官密史》。在《人民日报》转载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后，学校玻璃窗栏被“大字报”复盖了，开始“批三家村、四家店”活动，全校师生，人人口诛笔伐，“拿起笔做刀枪、齐心协力批黑邦”。
8月在进校的左侧，斗大字贴在专栏上，刊出了毛泽东在日写下的《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张大字报》。
毛泽东写道：“……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威风，灭无产阶级志气。又何其毒也”。毛泽东的大宇报，使学校沸腾了。校党委开始组织“红卫兵”（红五类才能参加）上北京见毛主席。同年8月18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检阅红卫兵，一场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烈火迅速被燃向全国。
一九六六年初，县委宣传部，高部长带头驻进了学校。学校主席台中央坐上了几个佰生的面孔，学铰的书记和校长都坐到了旁边。台下的老师们三五结群，台上书记校长是恤惶的神态，台下老师也神密兮兮。凭我从小就有的政治嗅觉，觉察到又出了什么大事。
几天以后校内出现了大字报，揭发校党委书记，是地主儿子，是混进党内的汉奸，特务。接着是揭发校长，副校长，再就是主任、科长，后来是揭发反动学术权威。老师揭发完了。该揭发学生了，说不定要转到我们的份上，人心激荡，诚惶诚恐。
一场党内不可调合的斗争，在党外公开化了，事实上这场运动，暴雨狂风般的吹到中国大地的每一个角落，触及了每一个人的灵魂。一场叫“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在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了，一发不可收拾，整整搞了十年。
我看这课是不能上了。一九六六年十月，全校停课。宣布走出校门到大江大海去学会游泳，发动群众闹革命。一时，街上成群结队的红卫兵，振臂高呼，“打倒刘少奇”，“誓死捍卫毛主席”。“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那场景仿佛是“五.四运动”、“一二.九运动”，队伍浩荡，口号震天，大街小巷，从早到晚，闹止深夜。
到一九六六年底，学校里几乎没有人影。我到学校去走了一圈，教室书桌堆在一角，校办公楼空无一人。我到了图书室，图书翻了满地。我最喜欢书，见了这么多书，高兴万分。我听说“偷”书不为偷，便斗胆偷起书来，我记得有《鲁迅选集》，《矛盾文集》，《许钦文文集》，巴金的《家.春.秋》，《雾.雨.电》，《旅途随笔》，《绿猫集》。车尔尼雪夫的《怎么办》，《普西金选集》，美国小说《农家子》、《资治通鉴》、《官场现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红楼梦》（三册老版本）。我拿回家中，连夜拜读。
我不爱看《西游记》，那是妖魔当道，猴子的世界，看多了会变成猴子。我讨厌《风神榜》，神仙打仗，凡人遭殃。《水浒传》的作者究竟是施耐庵，还是罗贯中，至今都没有搞清楚，只是集中侠客打天下，成不了气候。蒲留仙撰《聊斋志异》，应当烧掉，以免半夜闹鬼，伤了我幼小心灵。他的长篇小说《醒世姻缘传》，化名为“西周生”不敢露真名。《三国演义》是机关算尽，聪明人斗聪明人，大家都没有好下场。《西厢记》，薄幸无情，是文人想女人，心想事不成。《红楼梦》是“满纸荒唐言”书中的男、女角色，哭啼，喜笑，全凭曹儿喜怒哀乐而笔下，心情好时，是春风春雨春心春意，心到伤情时，是伤风伤心鼻涕眼泪俱下。《谢瑶环》小聪明而已。孔云亭的《挑花扇》反映宫廷与民间勾搭的丑事。《儒林外史》、作者讽刺科举。吴敬梓笔下的马二先生，言谈举止，腐气冲天。
有两本古书很有用，一本叫《现代刀笔》，这本书尘封日久,涉足者寥寥。主要是教人怎样写宫廷文章。书云：修官选人，不管人才行业，先论八股高下。“有司选举，必会用笔”。该书蕴藏很多有价值而真实的东西，是难于莸得的。
另一本叫《心术》，云：“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教人怎样用心的艺术，心到细处，才能见其微而知其著。记得还有两本书叫《血字的研究》、《车厢里的吃人事件》是侦探小说，我没有逻辑基础，无缘，看不进去。
收获最大的是一本《布拉格之春》，把我从现实中带到美好的远方，布拉格郊外乌语花香，百花争艳，四季如春，这里是回归大自然的路……
这里山水园林，丽秀园区，天地自然，盛世人间天堂。荫荫竹海，远离城市喧哗。绿水清波，洗涤飘尘污染。湛蓝湖水，倒映蓝天白云，浓郁福利挑园。山山水水相依偎，男男女女相和睦。湖水荡洋，荡出人生情怀，乐土方香，香醉一生夙愿。彼此相爱，人间天伦，和睦和谐，相得益彰。人生乐土，放飞生活梦想。
那错落有致的欧式别墅庭院，各种艺术建筑的都市风格，绿树林荫夹着宽敞的大道，郊外自然弯曲的山间林地，世间美景，人间亲情关爱，和睦和谐，使人浮想连翩，忘却眼前。
当我第二次去图书室时，书全被当作“四旧”书，烧掉了。多么可惜啊，又是一次焚书事件。联想到把知识分子称为“臭知识分子”与历代君王为宣扬君权，都要压制文人。是历史的重演。
10月县委宣传部撤出了学校。红卫兵开始批斗李&&（校党委书记）笫二个挨批的是扬&&（校长），张&&付校长）。几天后发生了欧打数学权威余&&的事件。
10月份后开始杀出校门，走向街头，白天黑夜，北门口、大东门、文化馆主席台四周，人山人海，大辩论开始了。
11月“破四旧”开始了。红卫兵冲进向街头扎摊子，毁堂店，开始抄家。我外婆家被居委会的红卫兵抄了两次。什么珍珠玛珯、玉器、陶器、铜罗汉、铜手炉、铜烟杆、金边帽筒，青花碟子，象牙庥将，青皮套壳《石头记》、袖珍《辞海》、《介子图》、《古文观止》、《史记》统统毁之一炬。
12月大串连开始。父亲从彭水来到涪陵，去重庆第一人民医院治病。我一同随着，在医院照顾父亲动手术，几天后我去了解放碑。
解放碑四周，人山人海，大学生戴着红卫兵袖笼在台上，高呼口号：“打倒修正主义”，台下是一遍应声，震荡山城。不久，省市委书记，省、市长等等，都被推上了解放碑台上，头上戴着一米高的纸帽，帽上写着，“西南的最大土黄帝李&&”，“重庆最大的走资派任&&”。
我随重庆大学的红卫兵到了重庆大学，校内大字报专栏筑起一道又一道围墙，有揭发刘少奇，邓小平，贺龙。也有揭发彭德怀，罗瑞卿，杨成武，肖华。到处都是传单，有陶铸的《论革命的坚定性》，姚文元的《向曰蔡笑了》，不知谁写的《青松赞》，《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论刘少奇的黑修养》等等。
1966年12月罗&&写的《红岩》受批判，罗&&跳楼一死了之。
重庆大学被誉为西南的最高学府，文明的象征，然而此时成了文化大革命的主战场。一些知名的教授，专家，学者，成了“反动学术权威”被揪斗，侮辱，欧打。《毛泽东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的信》说红卫兵的行动；说明对一切剥削压迫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和革命党派的地主阶级，资产阶级，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他们的走狗表示愤怒和声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在毛泽东的支持下，红卫兵运动迅速遍及全中国。
一九六六年底，父亲的病好了。我向父亲告辞后，来到重庆火车站，准备北上大串连。此时火车站里黑压压的人群，相互拥挤，火车窗口全是红卫兵翻进翻出，佰生的场面，我突然有一种莫明不安的感觉，加之车上死人事件的传闻，使我恐惧横生，我回头了。我和几个重庆大学的学生,又到了重庆大学。此时学生们正在揪斗学校当权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口号呼个不停。此时的重庆大学己进入“斗批改”阶段。既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学术权威,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毛主席的指示使全国大专院校掀起了“斗，批，改”的热潮。
一九六七年初，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重要阶段，我回到涪陵和外婆一起过元旦。然而没有新年的气氛。大舅幺舅都在大学里参加斗批改。不久又要参加“三支两军”（部队也开展了文革运动）。
元旦的第一新闻是《人民日报》元旦社论，强调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是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的一年……
我和几个同仁组织了战斗团，以毛泽东的生日。命名为“12.26战斗团”，扯起了大旗，戴上了红袖笼，头戴军帽，宣告众人：“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党中央”。战斗团的旗帜，随风飘扬，插到了县人委的房顶。
元旦过后，我们准备南下串连，选道长江下武汉到上海。然而是决心大，行动小，几个同学到了丰都就止步了。原因是徒涉太苦，脚上起了泡，顿时丧失了斗志。在丰都县招待所住得舒服，吃得舒心。鸡鸭鱼肉，免吃免住。很合胃口。吃饱了，就去把县委书记揪上街，进行“斗、批、改”。我写了篇《丰都的文化大革命为什么冷冷静静》的文章印成传单，街头巷尾撒了满地，但无人拣起。这里的群众没有政治觉悟，我们的队员都这样认识：一潭死水，造不起声势，草草收兵，回到涪陵。杀回家乡闹革命。正逢上海一月风爆的影响，涪陵各部委，局行，站所，都开始了夺权运动。具体就是抢夺公章，我觉得这样搞下去有问题了。于是，退出了战斗团，回家停止外出。在家学起了墨笔山水和花鸟草虫国画，找了些硬杂木块，雕刻人像，篆字。安装电子管收音机，听广播电台，向全国播出全国“语录操”。学拉二胡，吹笛子。我的坐功好，练起毛笔字可以几个小时。
到1967年1月林彪的揪“军内一小撮”以及上海的“一月风暴”，这两股风卷入涪城。1月初夺权开始，“工人总部”与“红卫兵总部”占领箱子街县委大搂。涪高中的红卫兵占领文化馆，地招待所，军招所。夺权与反夺权的冲突到了白热化，战斗流血事件开始。地县两级的书记、专员、县长被戴上高帽子，推向街头示众，就像解放初期，把“地主”，“富农”戴上高帽子，游街示众一样，遭受着一样耻辱滋味。举行示威游行的群众，高呼“打倒汉奸孙&&！”“汉奸儿子宫&&”，口号响彻涪城上空。
二月的争斗更加激烈起来，“二月镇反”开始时，中学生被抓进了牢房，光了头，丧了面，成了囚徒。但时间不到半月，又说抓错了，被抓的人评了反。“二月镇反”成了“二月逆流”，被抓的人成了“红囚徒”，光荣起来了。二月的风成了“黑风”，真是天地不合乱遭遭。
经过了1967年“二月逆流”后，红卫兵组织已分裂、形成派性。开始重新组合。涪陵以“贸派”和“忠实派”为两大派系。两派在校园内展开激烈论战，大字报战，广播战。相互攻击，运用鲁迅杂文笔法，嬉怒笑骂。一时战报、小报，大街小巷满天飞。这些小报上登有政论、评论、杂文、诗歌、散文，一时如雪花纷至，长空俱下。
“高天滚滚寒如流，大地微微暖气吹”、“四海腾云水怒、五州震荡风雷激”，“霜打青松松更青、雪洗红梅梅更红”，“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红卫兵高歌，燃起埋葬资本主义世界的熊熊烈火，迎着共产主义的胜利曙光，开始“解放”全人类。
1967年7月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提出“文攻武卫”口号。7月23日“文攻武卫”口号登在《文汇报》上，从此全国武斗急剧升级，进入全面内战。众多人民群众、工人、农民，青年人都被卷入，“文化大革命”运动，使每一个家庭、每一个人的生活，鸡飞蛋打，再也不得安宁。
不久，人民解放军开始了支持革命左派，动武抓人，造反派也开始了武装，制造大刀，长茅，挡箭牌，打开军用武器库。把中式布抢，小马抢，驳驳抢，五四手抢，苏式机抢，歪把子机抢，半自动布抢和日本三八式，老套筒等都装上了子弹。人们开始嗅出其间散发出的战火硝烟的血腥气，回响起那烽火塔悲怆而激亢的声音，眼前浮现那头缠纱布，手捂滴血伤口的战场烈士，朝着北方英勇地慢慢倒下了……
在“文攻武卫”的枪林弹雨中，红卫兵横眉冷对大刀、匕首，一把把血淋淋的尖刀，插进了红卫兵的咽喉，白色的花圈和挽联摆满街头巷尾，堡子城山上垒起了“烈士”的坟堡。
同年八月,涪陵“堡子城战斗”打响了,尔后的“八.一一”战斗,“龙潭袭击战”,丰都“梨子寨战斗”等相继打响。一时间大地充满了呻吟、痛苦、眼泪、鲜血。多少男儿倒在血泊中,生灵涂炭,醒风血雨,凄凄惨惨,儿子失去了父亲,老人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缺脚断腿,为了什么!
流血死人唤起了最高统帅良心，不久毛泽东批评了蒯大富，动员放下武器，拆除工事，返校“斗、批、改”。才收兵熄火。
在横扫一切“封、资、修”的污泥浊水后，每天早晨，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大礼堂开始演《红灯记》、芭蕾舞《红色娘子军》。川大红卫兵演出《收租院》。同年，冰上芭蕾《白毛女》在地委大礼堂演出，先后有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等八个“样板戏”在大礼堂上演，那段时间，关庙半边街，礼堂门前，人群挤得水泄不通，盛况空前，《造反歌》响彻云宵。
文艺节目天天满满，凡是有舞台的地方都有红卫的文艺节目。“谁要敢说党不好，马上叫他见阎王”、“反帝必反修，砸烂苏修狗头”，“踏上一只脚，让他永世不得翻身！”吼得天空没有了一点宁静。红卫兵占领校园，装满汽车，用高音喇吧不停吼着“砸烂狗头”，雷同的吼声来回震荡涪城的上空。《毛主席革命文艺路线胜利万岁！》大型汇演，把礼堂染得通红通红。毛主席语录歌，唱得人热血沸腾，唱遍中国山山水水。
1968年7月“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解放军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奉毛泽东指示进驻学校。不久传达了毛泽东最新指示：“从旧学校培养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能够同工农结合的”“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彻底改造旧思想。”。到广阔天地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由此，造反的学生由“红卫兵”变身为“再教育”对象。年底“66、67、68”称为“老三届”的大中学毕业生，踏上了去农村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征途。
1969年4月党的“九大”召开之后，群众组织被解散，开始收缴枪支弹药。好像“文化大革命”有收场的意味。
惊天动地的“文革”大战，把什么美丽的东西都毁灭了，留给人们的只有混乱、谎言、愚蠢，无理性；只有暴力的报复，疯狂的残杀。只有极端的恐怖和无边的黑暗……
到了一九六七年八月全国大地,不时都有吹响战斗的号角。到十月以后,全国的武斗才有所收敛。
也许“文革”是难得的历史教材。后人会怎样看待“文革”运动？也许子孙们会把它归到几千年的权力斗争中去。因几千年来中国就没有停止过权力斗争。只是每次斗争的内容，形式不一样，结果都是权力进行了转换。几千年斗争的哲学的较量总归为一条：那就是谁要获得利益，就必须先夺取权力，要获取权力，就要搞政治阴谋，造舆论，利用人们从娘肚子里带来的轻信、肓从，挑逗天生好斗的细胞，激发血管里低贱的血液，摒发邪恶的激情，进入斗争状态，展开无穷的“窝里斗”。
一九六七年底，全国进入“斗批改”最后阶段，我们回到学校，学习毛译东著作，学习《矛盾论》,《实践论》,《为人民服务》，《将革命进行到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学会跳“忠”字舞，树立“三忠于，四无限,五统一”,认识“四个伟大”,树立“四个无限”，“训练早请示,晚汇报”（就是早晨起床,首先面对毛泽东的挂像，请示今天打算做什么事，吃晚饭前要面对挂像汇报今天做了什么,成绩如何？）。
年底全校开展塑毛泽东像,我把毛泽东像章挂在胸前表忠。不久开始搞大型雕像,湖南省革命委员会在长沙省城,韶山都塑了毛泽东的像。在成都的皇城堡不但塑了毛泽东像,还修造了雄伟壮观的万岁馆。重庆大学,西南师范学院的学校正大门都塑了高大的毛泽东像。家里的床边也摆上毛泽东像。厨房的墙上也挂上毛泽东像。
一九六八年,工人“宣传队”进驻学校,接着军队的“宣传队”也开进了学校。我们开始学工人阶级的思想,学解放军的“三八”作风，改造头脑中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改造世畀观，突出政治，把自己培养成又红又专的无产阶级革命接班人。
同年九月七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评论员文章认为；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的是资产阶级的教育,现在由工农兵给他们以再教育”。
同年九月二十日《人民曰报》发表文章；要求知识分子在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指引下,接受工农的再教育,与工农兵结合,为工农兵服务。同年十二月二十日,收音机传来毛主席的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各大城市的院校和中学，纷纷“响应”号召,一下子到农村的知青达到1623万，我们到了农村，开始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知 青”生 活
我同时代的人,提到农村的“知青”生活是暗然神伤。那是十分悲伤的日子、绝望的日子、最具杀伤力的日子。
一九六九年,我和二哥来到涪陵酒店乡麻堆山村。
二月的天,是混沌沌的气象,干冷的寒气还没有散去,到了夜间,山丘的树林,沟谷的水田,被冰透的空气,冻成僵尸。我和二哥住在八舅家里,一间破旧茅房,一张谷草木床,一盏昏暗油灯,借助昏黄的灯光，冷视破败的门窗,躲在房外的黑夜,随时向我袭来,霉味浓浓的被盖,使我久久无法入睡。听着窗外青蛙的苦叫，癞哈蟆粗狂的咆哮，一些不知名的小虫，遥相呼应，组成夜间合唱团,让人心烦意乱。凉风吹进被窝，不暖和的身子变得更加冰凉。夜色渐浓，寒意更深，我索性起床走出门外，呆坐在石阶上，伴着黑夜，内心一片茫然，充满忧郁，饱含凄凉，让其冷落，进入寂静，不在记忆，逐渐消逝，唯有一口淡淡热气，一张苍白的脸孔,一双忧悒的眼神,痴望着黑暗的天穹,期盼到黎明。
我们乍到农村,生活步履艰难,受尽凌辱和摧残。区乡干部,大队书记,生产队长，都把知青视为猎物，敲榨勒索，盛至把魔爪伸进女知青的心窝，多少曲情，多少仇恨。
一九六九年的十月，各地的知青成群结队，拿着棍榛，用野蛮对付愚昧，没有约束,只是野性，开始对强暴行为进行反抗，对不正行为采取报复，对强奸知青的武装部长五花大绑，游街示众，对干坏事的基干民兵进行惩戒，扎了他的锅，痛痛快快出了口气。
一时间乡间田野充满了酗酒、抢劫、仇杀。山村把文明送进了城市，城市却把野蛮带给了山村，乡村的原野充满了恐怖、黑暗……
秧田边的“早请示”
天蒙蒙亮，生产队催命的钟声发出嘶哑的吼叫。我翻身下床，来不及洗脸刷牙，也管不了头发乱如窝草，飞跑到早秧田，此时男女社员已站成四排三行，面对毛泽东像纸，向伟大领袖做早请示。唐队长右手拿着毛主席语录，高举过头，似舞非舞，当空摆动，每挥一下就要喊一声：“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彊！万寿无彊！！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青年妇女挥着手，增加了一些舞蹈动作，东扭西拐，让人涕笑皆非。
杨友昌的母亲是上了80岁的老人，一时觉得很新鲜的事,
一直处于兴奋和激动中，裹过脚的老婆婆总是放不开,举着语录手舞足蹈,时间长了就把手放下了,队长说他态度不端正。老人一紧张，晕了头，一下子跌到田坎上。插秧时天还很冷，不管是天晴还是下雨，田埂上都是泥浆泛滥，走路时，脚指必须紧紧地扣进泥地里，我每天都紧张走在泥滑路上，一点也不能粗心大意。每次早请示后，对“黑五类”免不了一次训斥。“只许规规矩矩，不准乱说乱动”。我面对毛译东的画像，是那副虔诚的样子，听了训斥，我的心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
扯了一天秧子的我，已精疲力尽，肚子里开始咕咕的叫。但仍然要站成三排四行，面对毛泽东的像纸，晚汇报。重复着早晨的话，早晨的动作。时间长了，社员对早请示也不认真了。后来唐队长多次把扛毛主席的像搞忘了。不知是那一年，这早请示不知不觉的设有人做了。唐队长也不知道扛的毛主席像丢到那去了。
中国是世界文明最早的发源地之一，传说在公元前4600多年前便有早请示晚汇报的规定，一直进入到封建社会，又延承到现在。
---------------------------------------------------------------
割& 谷& 子
早晨的钟声伴着知鸟一起嚎叫，我一口烟到了稻谷田，做了“早请示”，两小时后才回家煮早饭。好在我和二哥在一起。我虽年龄小一岁，但是体力小了一半。当弟有当弟的好处，有时候还得依赖依赖！
天近中午，太阳从不温柔，把热浪倾到身上，使泥水混着汗水，从额头钻进眼逢。我用毛巾缚在手腕上不停的擦着脸上的汗，毛巾湿透了拧干再用。顶着列日弯着腰，挥动手中割谷刀。有时要手脚并用，脚蹬脚，战蚂蟥，手拍头，驱蚊子。稻草割得皮肤痛，从肩膀到手腕流下条条血路，痛痒难忍。
时过中午，传来了唐队长的吆喝声：收班回去吃饭，吃完赶快来，迟到扣工分。我手慢，脚不勤，劳力赶不上同龄人。顶着列日干一天，工分评到8分半。劳动日不到四角钱，如果因迟到，再扣点工分，就白干了。
眼看天黑了，手里还得拿着毛主席语录本，嘴里念着毛主席语录，在毛泽东像纸面前，盯着毛主席的眼晴，听唐队长的晚汇报。
然后带着一身臭汗回到家里，已是筋疲力尽。在昏暗的煤油灯下，把包谷杆，挽成小把，喂进灶神爷的口里，铁锅里的水半天不来汽，饥饿的肠肚在呼唤，人已处在恍惚之中。
好容易清汤寡水吃了晚饭，生产队长又召开会议，传达毛主席兴修水利的精神。晚会后，月亮已无影又无踪了。
这一天还没结束。白天烈日的烘烤，田中有蚂蟥的围剿，夜间蚊子的袭击、床上有跳蚤骚扰，窗外癞哈蟆不断的狂叫。一夜难安宁，只有瞪着眼晴听狗咬。
第二天又投入了紧张的双抢。
------------------------------------------------------------
金灿灿的谷粒，散发着米香，每到这时要先送公粮。一轮红日从东山再起，红彤彤光芒照着谷场。我和男女老少参加一起送公粮。
我也不记得担了多少，满箩筐谷子很重很沉，走一陈歇一陈，汗水湿透了衣服，十里长路，好似遥遥征途。我放下扁担，要慢慢地才能直起腰来，张着嘴喘粗气，胸口一阵阵发痛。终于到了公社粮站，把谷子送进了政府的粮仓。我看这粮仓比那收租院大多了。我突然想道洪秀全的“圣库”，不知有多大！秋收起义过后的今天，皇粮依然不能少，几千年如此，北洋军阀如此，国民政府如此。这送公粮的日子何日有个尽头！
御下了肩上的箩筐，好像移去了一坐大山。才觉得有一点轻松。这时一大群的“知哥”、“知妹”都亮出自已的肩膀，让人看那充血的肿块。大家难得凑到一块，恰遇赶场天，手拿着扁担，吆喝着到了酒店场。由不到百户人家组成的酒店场，内街宽度不到三公尺，街道弯曲不直，路镶嵌凹凸不平的石板，经几百年众人的脚磨，显得足印迹迹。街两傍破烂不堪，高矮不齐的房子，到像鸡栏，把场夹在中间。
街中人来人去，背篓、箩筐，提篮、鸡蛋、白菜、南瓜。都是卖的多，买的少。脸颊上排满了泪珠的农妇，期望有人买她的鸡蛋。
不一会，下雨了，我躲进了酒店乡学校，今天没学生。我进了学生活动室，屋内四处漏雨，地上有水坑。对面是破旧不堪的教室，只听着滴嗒滴嗒的雨声，可它毕竟是室内，总有躲雨的地方。
到了午后，几个要好知青，进了饭店，围了一桌，每人一碗饭，一碟白菜，三两粮票，五角钱，谁也不摆阔，各自掏腰包。赶了一天场，什么也没买，什么也没卖，挑着空箩筐，离开酒店场。
一 批 双 清
一九七0年开始了“一打三反”和“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从一九七0年延续到一九七一年“9.11事件”（林彪坠机）为止。一九七一年，全国开始了“一批双清”运动。公社武装部长,个头小，瘪咀巴，色迷迷的小鼠眼，“一批双清”的急先峰，一下子伸直了身子，说:“以林彪为首的军委命令，现在要打击反革命了,知青中有不少反革命,我们要抓一批。”，一副还乡团的样子，把知青纳入了“一打三反”的对象，残酷迫害。同年,一个神密的“住队干部”来到农村，住进我屋里，表面是住队干部，抓“农教”，主动和交朋友，和我关系不错，后来才知是侦察我的，不知什么时候，把我摘抄的鲁迅语录本，手抄的普西金诗段，拿去作黑材料。手段之诡密,面慈心毒，小人难防。后来纠正“一打三反”时,才知道，拿去的鲁迅语录等被当作“黑材料”烧掉了，想起来真荒堂。一个公安人员，如此没有头脑，难怪冤案假案时有发生，怎不引起民怨。
生产队有个壮年社员叫阵牛儿，挑着猪粪走在我前面，我挑着猪粪走在他后面，由于土坡太徒，我脚一滑，连同人一起跌倒在坡地。
一桶粪不偏不歪，全泼在陈牛儿的身上。我还没回过神，陈牛儿的扁担已打在我背上。趁我伸辩时，陈牛儿的第二扁担又将打来。是铁铮铮的汉子，难道不还手！何况这一扁担打在头上，不是要了命。
如果忍了这种气，今后还是人吗，我躲过扁担，重重还了他几拳。事发的经过就这样简单，傍人亲眼所见。可这事惊动了公社武装部长。
当天下午就开批斗会，各队基干民兵，队长、组长、青年团员座满了文昌小学礼堂，武装部长坐在台上，把我站到台前，召开批斗大会，在批斗会上一定要我向陈牛儿赔礼道歉，有人压住我的头，要我低头认罪！
人们都失去了良知，平时很要好的团委书在身后打了我一拳。和我一起宣传队的几十个“知青”都注视着我，血一下子涌到了我的脖子上，我气愤极了，也痛苦极了。
我为这些脸朝黄土背朝天的乡下人感到了震惊。批斗会那威严的气氛，让这些“知青”同伙也感到了害怕。连着十多天没人敢和我说话。我尤然感到委屈和孤立，我的罪恶在哪里？为什么要颤颤惊惊的过着每一天。
欺侮与幼稚会带来什么呢？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我，从小就过着被欺侮掺杂着饥饿和恐惧的日子，一点安全和温暖也没有。我又一次觉得天开始黑了下来，日不见太阳、夜不见星月、地不刮风、天不雨、空气沉闷让人感到窒息。
我生活在似人非人的宇宙里，歧视、怜悯、同情，自卑、无望无助，让我眼花缭乱，分不清东南西
招工不录用
一九七零年，城里招工人，部分知青开始抽离农村。招工单位不能录用我。因为我爷爷是“地主”。当时全国“唯成分论”盛行。把人分为几大类。一曰“工人阶级”，“贫下中农”；二曰；“革命干部”，“革命家庭”，统称为“红五类”。又曰；“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统称为“黑五类”。文化大革命时，又增加几类人，一曰“叛徒”，“特务”，
“走资派”。又曰读书人为“臭知识分子”，简称“臭老九”。这种做法,使我想起，奴隶时代，法国三等级，美国种族岐视，希特勒的种族战争，印度种姓的奴隶制度。&&
我尤然害怕，想起封建时代，触怒君主，遭血统牵连，不但本人杀头，还累及九族，满门杀绝，断子灭孙。何况现在只是不招工录用而已。但回城市的欲望和行动一直没有停止过。
一九七二年夏,二哥招去读商校，形影不离的好友们先后招回城里，留下我更加孤单，内心埋着深深的痛苦，显得非常浮燥。不久大队抽我去办墙报，设计大批判专栏，搞一批双清。
一九七三年，福建莆田城郊公社下林小学的教师叫,李庆林,给毛主席上书,说自已的孩子在农村生活艰难。毛主席馈赠他三百元人民币。此事全国知道后，各地也开始给困难知青发补助。公社抽我去跑大队调查贫困知青，评定困难等级，确定补助对象。经调查有三分之二的知青，家庭无助，家中无源。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家庭人口多的更叫苦连天，三月不知肉味，全家吃粥吃杂粮。杨某，家在重庆杨家坪，父亲是理发匠，母亲在街头擦皮鞋。平时衣冠陋烂，面黄肌瘦。该评一等补助，发放困难补助费七十元。
长达四，五年的“知青”生活，单从这几张单薄的纸页又怎能勾尽千疮百孔的悲惨往事，任何甜密的语言也难以愈合旧日的伤口！
那荒寂的河沟湾，是寄存痛苦的场所；那光秃的青岗岭是袒露伤痛的病床，无须包扎流血伤口，让热血淌流，真到身枯血尽。
----------------------------------------------------------------
乡 村 教 师
一九七三年初，文昌小学缺毕业班教师，乡教办在知青抽优秀者考核，录我去代课教书。全乡录用四人，我是其一。执教当中的第二年，正碰上北京海淀区中关村小学，五年级学生黄帅开始反“师道尊严”。《北京日报》加编者按发表，《人民日报》跟及转载。接着几个月，全国反对“智育第一”的炮火连天响，揿起了一场“批判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热潮。我才当了几天的老师，成了学生攻击的对象，满校的大字报，罪名是搞“师道尊严”“智育第一”。校长跟我臭味相同，平时一副严肃的面孔，此时苦丧着脸。刚刚有所恢复的教学秩序又遭到冲击，学校是一片混乱。老师们都得接受批判，运动就要运动员，我巳是老运动员了，对此也无所谓了。
叹！这些小学生中邪了！难怪有人从娘肚子里就轻信、肓从，天生就有好斗的细胞，一有人挑逗就进入斗争状态，血管里流着低贱的血液，随时摒发邪恶的激情。
一九七二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恢复招生试点。把学制改为三年，废除笔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的办法”。在全国内各高校开始恢复招生工作。为了应考，我借夜晚，补习数理化，有时到天亮。
一九七三年夏季，中国高等院校招生又玩什么改革，废除科举制，不搞考场试，改为推荐制。在七月十九日《辽宁日报》发表了张铁生的一封信，编者按说；“张铁生对物理化学似乎交了白卷，然而对整个大学招生的路线问题，却交了份颇有见解发人深省的答卷。”同年十二月三十日，国务院科教组，对北京17所高校631名教授进行数理化考试，教授们都交白卷，在考卷上表示了反对意见。又出了个张铁生，有意交白卷，轻视考场：“不学A.B.C.D,照样闹革命”。《人民日报》头版头条，加编者按肯定。于是当年笔考全部作废。当时我在接受重庆师专老师的面试。内容是读《忠于革命的教育事业》和念同音字，分辫四声符号，看我口齿是否清楚。否则考师范院校不够格。还好，口齿清楚，读音正确，而且朗读规范，面试过关。但也是白费，张铁生一封信，把全国各高校的笔试，口试给吹翻了。这些考试不算数了，视为一场游戏，国家尊容又一次受到损害。
一九七四年夏季招生又开始了。这次戏剧性更浓，推荐读大学的活动全国展开。招生背后各显神通，家长上串下跳，有钱出钱，有权出权，有情托情，有义讲义。一幕幕闹剧，丑剧，喜剧，悲剧，同时登台。高校招生啼笑皆非，好不热闹。我既是观众，又进入角色，深刻体会其中的喜怒哀乐。托祖宗荫福，蒙上天有眼，我终于进了重庆大学，我由此而涌动，好象英雄迭出，要成就一世之业，彪炳中华史册，一时幻想着人生……
----------------------------------------------------------------
就读 重 庆 大 学
一九七四年九月十三日，是天地开恩的日子。这一天不仅只是我的生日，这一天也是我接到重庆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的日子，真是双喜临门，铭记难忘。这天，我满二十四岁。过去二十三年的时光跟今天比都显得暗然失色，没有光彩。今天是我真正的春天。我开始变得让人无法理解。紧锁的眉头突然展开，悄然敞开梦想之门，眼前是一片春光。伸出我心灵的触角，从新感受世间的美丽，人生通向新的境界，展现自我，从新开路。远离沉闷，依靠思想，策划辉煌，借用灵感的天赋，图谋轰烈。全心投入，全力以赴，迎接灿烂未来的广阔世界。
金秋十月，兰天送爽。祖国西南的最高学府重庆大学向我招手。雄心勃勃，幻想驰骋的我，来到闻名山城重庆，宏伟建筑矗耸云间。大礼堂，歌剧院，影视楼，使我目眩神迷,眼花僚乱，如醉如狂，心屏大开。
踏入重庆大学，更是满园春风，一路鲜花，一片欢笑，热血青年，芳年女郎，交头接耳，充满青春活力，一派生机，欣欣向荣。校园独特的快活气氛和迷人魅力，不光在建筑雕塑的外表上，而是在同学们无忧无虑，爱慕文化，追求风雅的精神方面，校园的上空也充满了知识的音符。
大学对营养不良,患知识饥渴症的我来说，是营养的殿堂。为了补充知识营养，我夜以继日，狠抓基础。学校图书馆，各类书籍，要有尽有。所求资料，伸手可拿。在校几年的大部分时间，我大都在那里呆着。
课堂里,资深的老教授都是杰出的演说家，时而用神奇语言的火把，点燃起学生火一样的热情，语言的力量，打动了我的心。于是我开始提高自己，深化自已，于是我加倍学习，不懈的努力。下决心夯实基础，下狠练好底功。
一九七五年，邓小平落实知识分子政策，要求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学校以学为主，学风大有好转，直到同年冬天。正当我图谋未来，策划辉煌时。一场“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开始在全国展开，学校又进入混乱状态，师生们口诛笔罚，声讨邓小平。学校驻进了工宣队,给我们讲无产阶级思想。解放军代表，教我们活学活用毛译东思想。尔后又开展斗私批修，要求学生们不要走白专道路，要又红又专。指导员拿着比例尺在我制图板上，不停的敲：“整天画线，可别忘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线”，真叫人哭笑不得。
一些专家教授在课堂发牢骚，师生们跟工宣队，军代表都处在尴尬之中。物理老师想表示自己有革命思想，经常带点《资本论》，《毛主席语录》装点门面。所以，学校广为流传一副对联，上联内容为：“曲率半径处处相等”下联是：“摩擦系数点点为零”，上联是：“又园又滑”。我们的“Log”老师.把课堂搞得很活跃，《高等数学》算政治账。印像中的吴教授，每次到来，就象一团乌云滚进了教室。上下衣着黑色，手脚颜面膝黑，脸无二两肥肉，咳嗽弯腰下曲，执教半个世纪，学子不下数千。然乾坤缄默，天地不醒，现在还是讲师，一副穷困潦倒，百病缠身的样子，实在让人想哭。
有个贾教授，功名远扬，成就蜚然,在数学界与华罗庚稍逊一点。有一次到沙坪坝菜市买菜，回家路上，细算菜钱，吃了三分钱的亏，为了讨回公道，贾教授乘车返回菜市，讨回了这三分钱，而往返车费花了两角钱，这是他做人的原则。
重庆大学的名人不少，有研究人口的马寅初先生，写小说的艾芜作家，吟诗的抑亚子，蒋介石的门客陈布雷，数学家何鲁，第一任名誉校长军阀刘湘等等。这些过逝人物都被翻出来扣上臭老九的帽子，视为“坏”的东西加以批判。
重庆大学的欧式教授楼，精巧墅舍，名人宅居，在文革时期，成了“臭老九”的象征。住了不少“反动学术权威”。同学们都不敢靠近一点，怕染上“臭”的名声。
一九七五年开始，批“三株大毒草”。所谓三株大毒草，分别是《论全党全国各项工作的总纲》，《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这三个文件是邓小平搞出来的。所以当时人民日报社论说批三株毒草就是要《抓住要害深入批邓》。每天下课后，我们分小组，批这三支“毒草”，东拉西扯，说一通，看起来都是很认真的样子，其实自己也不知在说什么。我们一开始就在啃书本，而不是在观察事物，眼前发生的事，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没有时间去深究它。等到北大，清华的学生罢课上街游行时，觉得事情有些复杂，难道又要发生大事情？四月八日《人民日报》公布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中人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同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向全国人民公布了《关于撒销邓小平堂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一九七六年的中国是两种命运大决战的前夜。元月八日，逝世。七月，逝世。
接上是七月二十八日三时四十二分在河北唐山发生7.8级特大地震。死亡25万人，重伤16万人。唐山大地震彻底否认了“人定胜天”的邪说。
此时的毛泽东已经病卧在床，难以视事。不到两月，九月九日零时十分毛泽东逝世。
毛领袖已经过去三十多年了，站在某种场河上，回顾他那段叱咤风云，轰轰烈烈、悲喜交加、英雄传奇的一生。实在让人，意味深长。
毛领袖怀着“看英雄人物，还看今朝！”登上了中国政治舞台。开始了他远大的抱负，施展人生才华。然而他面对的是近几百年千疮百孔痿痿不振的国墙。在这多灾多难的国度里，想在短短时间一鼓作气变成强国是很难很难！毛领袖是人，不是神。美国富强是花了二个多世纪。
而中国经慈禧之后，己破败不堪，非百年之慷复难以强体。毛领袖企图把这100年才有可能复强的事业，在一夜之间完成，想跑步进入人间天堂---“共产主义”！
因此，毛领袖只要人们囫囵接受他的政治结论，却没有把大多数的思想认识从小农意识转过来，拿今天的话说，要大家理解了，再执行。所以成了“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
在毛领袖周围的人大多是小农出来闹革命的，很多人是想打江山分点田地而己，没有想到毛领袖那么远，所以在人们不理解中遭受怀疑与拒绝。
在建国以前，打蒋分田地，大家很同心。建国后毛领袖经常说：要解放全人类，要赶超英美。他周围的很多人是难以接受的，就不那么同心协力了。思想跟不上，差距加大了。要知道任何个人不管有多好想法，方案，没有人去百析不挠的执行，只能是纸上的东西，盛至阻力重重，不排除出还有对着干的人。
其实在旁观者看来，对于雄才大略的伟大领袖来说，最大的遗憾就在于他的“斗争的哲学”。斗的面太宽了，他鄙视秦皇、汉武，唐宗、宋祖、成吉思汗，“粪土当年万户侯”。他要铲除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生存的土壤，与中国传统决裂。
毛领袖先拿“地主、富农”开刀，又是打“反、坏、右”，“叛徒、特务、走资派”；接着反对“封、资、修”；然后又是打“修正主义走狗”；继而又痛打“落水狗”；割“资本主义尾巴”。最后又去与苏联的赫鲁晓夫斗。
真是与“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搞得来好人坏人都怕他。
毛领袖不管败像者哀求，喝令痛打落水狗，在死老虎尸上还要踏上一支脚！不管是国家主席，功勋元帅，统统拉下马，让他永世不得翻身。
毛领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史无前例斗争舞台，从上斗到下，又作下斗到上，斗遍了中国的每个角落，每个家庭也挑起了斗争。把整个中国变成了斗牛场。毛领袖是伟大的斗争英雄，在斗争舞台上结束自己充满英雄神奇的一生！
一九七六年清明节，在天安门广场上，数百万人向“”发出声讨，十月六日粉碎“四人帮”，宣告跳梁小丑，彻底灭亡。
粉碎“”以后，郭沫若写了一首《水调歌头.》：“大快人心事　揪出四人帮　政治流氓文痞　狗头军师张　还有精生白骨　自比则天武后　扫帚扫而光　篡党夺权者　一枕梦黄梁大　阴谋毒　诡计狂　真是罪该万死　迫害红太阳　接班人是俊杰　遗志继承果断　功绩何辉煌　拥护华主席　拥护党中央。”，它确实反应了当时广大群众对粉碎“四人帮”以后那种扬眉吐气的情绪。真是悲喜惨半，历史沉浮，时间过去三十年，记忆尤新。
一九七七年，“英明领袖华主席”的画像挂到了重庆大学的广场上，“抓纲治国”的标语复盖在“走资派还在走”标语的面上。一时间又是“歌舞升平”的气象。各个大企业、机关、厂矿、军队，安定下来，万马齐喑的局面渐渐被打破，人们的思想开始挣脱牢笼。教育工作又开面。学校在“抓纲治教”的口号下，师生恢复了常态。
华国锋奉着“你办事，我放心”的指示坐上了主席台。作为毛领袖物色的接班人华国峰，难解毛领袖理论的深远细微，只简单的抛出两个“凡是”，走到了极端，强化了“不理解也要执行”的霸气作风。还是继续批邓，阻挠出山。人们沉默着、等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