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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的房子：城市买不起 老家建新房却住不上
来源：长城网
“你是贵州人，还是广东人？”对“80后”王佳(化名)来说很简单的问题，她的孩子却可能已经答不出了。
王佳是2亿多农民工的一员。今年2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副部长杨志明发布，目前全国农民工总量2.74亿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8亿人。
中国城镇化进程已迈过50%关口，这背后，是无数打工青年人生轨迹的变迁。近日法律出版社出版了《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一书，讲述新工人的故事，反思个体、群体和社会的现实与未来。“票子”、“房子”与“孩子”，这些当下青年普遍关心的问题，在新一代青年农民工眼中，又有着怎样的解读？中国青年报记者探访书中主人公，为你勾勒答案。
“票子”：平均月入2864元，有人希望“买宝马”
从1998年到2015年，王佳的17年几乎都在东莞度过。
王佳老家在贵州遵义的农村。初中一毕业，她就瞒着家人，和5个同学一起来东莞打工，一直在东莞各个区镇间辗转。
“刚开始什么都不懂，每个月拿250元就很高兴了。”刚到东莞的王佳没有经验和学历，等待她的只有低回报的体力活。从1998年到2003年，王佳先后在印刷厂、塑料厂、电子厂工作过，月工资也从最初的250元慢慢升到1500元。
2003年，她用打工攒下的钱远赴黑龙江学日语，之后又回到了东莞。“因为我对东莞最熟悉，找工作也不再局限于体力活。”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现在，她当上了车间小组长，月工资3500元，扣掉住房公积金和社保之后，还能剩下约3200元。
王佳的收入没有“拖后腿”。据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今年2月发布数据，外出农民工月平均收入2864元。和她相比，离开老家河南、到江苏打工的张占波，则在平均线上下“挣扎”。
这个生于1983年、曾在矿山拿3000元月薪的青年，现在在苏州的电器厂拿1900元月薪。他租的房间约7平方米，月租金260元。“感觉一个月存上200元就不错了，压力太大了。”
“相对于这样的收入水平，80后和90后的打工者的消费欲望，是非常高的。”长期研究打工者群体的NGO“北京工友之家文化发展中心”志愿者、《中国新工人：文化与命运》作者吕途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她印象最深的是张占波的梦想：“别人开宝马，我们也可以努力有钱去开宝马。我说不上来怎么样才能挣到钱开宝马，但是我觉得有可能。”
“他不吃不喝几十年，也不一定能买上宝马车。为什么一份更高的工资不是梦想？为什么建设一个健康的家庭不是梦想？”吕途分析，“对青年一代打工者来说，宝马可能代表的不只是一辆汽车，还代表了成功、地位、品味乃至社会认同等等符号。在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眼里，消费已经不止是为了满足需求，还是为了满足面子、攀比的欲望。”
房子：城里买房“付不起”，老家建房“住不上”？
“成家”，是苏浩民最心心念念的事，也是他现在面临的最大困难。
苏浩民来自湖南新化县，现在苏州的一家模具厂打工。在此之前，他先后在东莞、深圳、北京工作过。离开北京时，他和当时的女友分手。
“结不了婚让我很苦恼。”苏浩民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我将来想回老家生活，但是在苏州和老家都还没找到合适的对象。”
他认为打工过的这些城市只适合工作，不适合生活。“因为房价太高，买不起房子。”
面对大城市的高房价，苏浩民的选择和成百上千的青年打工者一样—在老家建房。2014年，他用自己多年攒的钱、父亲的资助，加上借外债，盖起了新房。“这是我这些年来最大的成就。”从此，他的工资要用来为房还债。
吕途分析，对于正在存钱盖房的打工者来说，其他的消费都要被压到最低。“虽然有的工友的月结余比例比较高，但是他或她一旦盖房，就立刻进入负债状况。”
吕途认为，这种“打工者在老家买房、自己长期漂泊在外”的现状相当常见，是一种“加和为零”的游戏：“当房子和居住地长期分离的时候，房子存在的意义大打折扣。城镇化在大步推进，在农村盖房子的人后悔了，在镇上买房的人又赶不上时代的发展了，想在县上买，却已经买不起了，一辈子辛苦挣钱，就是为了买跟不上时代步伐的房子？”
一些“80后”青年打工者告诉记者，传统上，买房子是为养老，但是，因为自己的子女将来必定不会在老家谋生，等老了以后，也许仍会面临“无法养老”的问题。
对于回老家之后的生活，苏浩民还没有明确的规划。“如果40岁之前能回去，就在老家找点别的事做；如果50岁才回去，就打算学一门手艺，用手艺谋生吧。”
买房问题，也折射着部分青年打工者的消费观。
吕途认识一位“90后”打工者小尹，他在一家汽车制造厂工作，工资一个月2000元左右。他在网上申请摇号，入住了重庆市政府提供的廉租房小区，租金加水电费合计约每月600元。
吕途曾去过他家里参观：“印象很不错，约30平方米。厨房和厕所都是原本就装修好的，他自己买了家具、装了木地板，花了2万多元。”
按照政策，租满5年后，小尹就可以购买这间房。在旁人眼中的“幸运”，却被这名“90后”弃如敝履。“我问他：‘将来是否会把这个房子买下来？’他很吃惊地看着我说：‘我如果买房子就表示我要结婚了，我怎么可能满意这样的房子？别人都住别墅了，我却住廉租房。太没有面子了。’”吕途回忆。
孩子：缺少“家庭生活”的一群
每近年关，当今青年一代在网络上宣泄“过年回家遭长辈逼婚”带来的苦恼，已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王佳的上一任丈夫和孩子，就都是“逼婚”带来的。
2007年时，她26岁，“家里人已经非常着急我的婚姻大事了”。2008年，经朋友介绍，她和上一任丈夫开始了用短信、电话撑起的“异地相亲”。
2个月后，介绍人就带男方去见了王佳的父母。王佳的回忆是：“大家都觉得可以。我父母说我们年龄也差不多，两家离得也不是很远，回双方家庭都蛮方便的。”但直到此时，两人还没见过面，甚至都没视频聊过天。
在双方家庭的催促下，他们于2008年10月“闪婚”，很快有了孩子。但王佳长期工作在东莞，丈夫在遵义市里工作，孩子成了农村留守儿童。生活在三地的他们，组成了“没有家庭生活的家庭”。
王佳对此很苦恼，又无法放弃城市的打工生活：“当时如果我回去带小孩，只靠老公不到2000元的工资，也就够房租、水电和基本生活费，再过三年五载，还是没钱。如果有一天生病住院，几千元的押金都拿不出来。”
她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最终，自己还是选择了离婚，留在城市。现在，她也组建了新的家庭，夫妻两人都在东莞打工。
对于王佳这样的青年打工者遭遇的“逼婚”问题，吕途认为：“青年一代的外出打工者，在多大程度会屈从于父母‘以爱的名义’的强迫，不取决于子女对父母的爱有多深，而是取决于青年对自己未来定位的认识。”
她分析：“如果农村青年未来的定位在城市，那么恋爱、结婚对象是否来自同村或者邻村，就不那么重要了。青年打工者屈从于父母的强迫，大多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未来，没有把握和自信。当自己都很迷茫时，听了父母的话，至少可以避免自己的错误决策可能带来的责备，避免失去父母和老家这个‘最后的庇护所’。”
王佳现在确定，自己要在东莞定居。“这里工作机会多，生活方便。老家各方面都不如东莞，回去之后，一切都要从头开始。”
2014年，再婚的她有了孩子。但夫妻俩没有把孩子留在身边，而是送回了丈夫的老家。孩子成了一个新的“留守幼童”，由爷爷奶奶照顾。
“如果将来条件允许，肯定要把孩子接到身边。”这是千千万万个王佳的梦想。但是，已被父母带到城市的打工者子女—“00后”们，会比留守儿童更幸福吗？
2014年，吕途对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皮村同心实验学校5年级的学生做了社会调查。在学生的烦恼中，父母的原因占到19%，比例最高。调查问卷的字里行间，彰显着青年农民工初为父母的诸多压力。学生们的原话有：“爸爸妈妈脾气不好”，“我让爸爸戒烟，他戒了又抽”，“妹妹的病一天好、一天不好，妈妈的心情也一天好、一天坏”……
户籍：外地青年是“过客”吗
“来北京有十几年了，一直没再离开过。”出生在辽宁本溪的姜国良，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1992年，姜国良就离开家外出打工。最初，他跟着家乡的剧团四处奔波，去过西藏、青海、新疆等地。2000年，他来到北京，加入了“工友之家”，一直工作至今。
姜国良有两个儿子。“我不是重视物质的人，未来最大的困难就是孩子的教育，将来考中学，非京籍的孩子会面临种种困难。”
他也在未雨绸缪，一方面想给孩子入北京电子户籍，另一方面也在打听老家的学校。“如果真的不太合适，孩子可能要回老家上学，这也是没办法的。”
在京十几年，姜国良依然不认为自己已经在北京扎下了根。“这个城市太大，我的性格比较适合小乡镇里安逸的生活。未来是不是会回家，我也说不好。”
同样的心态，出现在1300多公里以外的王海军身上。
1988年出生于山东农村的他，已经在一家江苏的德资企业站稳了脚跟。2014年，他在打工的城市付了房子首付，今年准备和女友结婚。“我个人最大的成就，就是这几年没有像好多人一样‘吃家里的’。我自己努力攒出了首付，这是亲手劳动所得，我很满足。”他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
但他依然没信心从此留在打工的城市。“家乡的亲人、朋友，都离苏州太远。虽然自己在这里工作，但朋友圈子还是比较单调的。将来小孩上学，户口问题也很麻烦。现在已经没有信心说，未来几十年一定都在这里。”
吕途分析，“过客心态”是打工群体最显著的心理特征之一。她曾家访过一对在广州番禺新桥村的打工者夫妻：“他们已经在番禺住了十多年,两个儿子都是在这里出生的。但家里面除了两张并在一起的双人床,没有任何家具，所有的东西，都放在各种纸壳箱里。”
“从农村到城市，青年打工者的生活、思想、消费方式都发生了变化。他们适应了城市和打工生活之后，下一步就是实现在城市发展的梦想。待不下的城市、回不去的农村，目前，他们还迷茫在城乡之间。”
“也许大家认为，打工者本来就是过客，这不完全符合事实。”这名曾去德国探访土耳其移民的学者说，“从居住地的稳定性来说，打工者倾向于在一个地方落脚的趋势是明显的。移民人口总要等到第三代才真正明白：回不去老家了。”
现在，姜国良最大的期待是：“希望我们这群从农村到城市里来的人，能够生活得更好，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在我们打工的城市，从弱势群体变为更有影响力、更有自信的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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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会提出．城乡二元结构是制约城乡发展一体化的主要障碍。必须健全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业城乡关系，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要加快构建新型农业经营体系，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推进城乡要素平等交换和公共资源均衡配置，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
我国目前留在农村的很多是老人、妇女和儿童，一些地方甚至出现土地撂荒现象。全国多数农民享受的公共服务不足。全国2．6亿农民工工作在城市却很难被城市接纳。
也有学者评价．当前中国城镇化的“虚高”应该可以由此遏止。
2．20世纪90年代初，苏江的老家开始了城镇化建设，他跟着无地可耕的父母进城务工，他对土地、乡村没有太多感情。“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没人交流。”苏江说，城市的便利显而易见，满街的人不会让人觉得寂寞。他的朋友也都在这里，他们与苏江一样，全是来沪务工人员。“我不打算回老家。”苏江说得毫不犹豫。
目前，苏江带着妻子和3岁的女儿，住在公司提供的单间配套宿舍里。他希望全家能定居上海。但没有上海市户口，无法申请经适房。高昂的房价更让他不敢幻想。但他宁愿租房，也不选择回到老家，虽然这对他而言是一笔不小的支出。
而三年后．苏江即将面临的两难选择更让他忧心，或者交纳高昂的“赞助费”，或者把女儿送回老家，当留守儿童。现在他常问自己，到底有没有机会留在这座城市。
3．“北京天安门广场是世界上最大的广场”——这个曾经写在教科书中的常识，如今早已成为过去时。辽宁中部菜县城就将县政府行政中心搬到老城外几公里远的新址，占用大片耕地，新建的大广场面积达到46万平方米，比天安门广场还大出2万多平方米。
东北地区某农业大市．市政府要搬迁到城南十几公里之外的新区，并配套建设了公务员居住区。那里昔日曾是著名的水稻产区，现在却不能收获一粒水稻，几万亩农田中出现了一座座工地，大型施工机械还在平地上堆了一座山，挖出了一个面积达3平方公里的人工湖和一条人工河，又在河上修桥，斥巨资打造依山面水的好“风水”。新城规划占地面积30平方公里，是老城区的一倍。
美国曼哈顿地区。建筑容积率是l2至21；北京的金融街，综合容积率为3．9。芝加哥一个楼群最集中的区域，大概1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建了1200万平方米的建筑；而北京望京地区600平方公里的土地建了900万平方米的建筑，还不及芝加哥1平方公里的使用强度。
这就是我国大部分城市目前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现实。但与此同时，我国土地资源紧缺正在成为房价快速上涨最主要的“借口”。让城市“长高”以缓解我国土地资源的紧缺，正成为我国城市化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话题。
目前我国多数城市仍在坚持的“低层建筑摊大饼式”扩张式发展，被北京市政协委员、地产商任志强认为是“最落后的一种规划方式”：比如说北京在不断地延长地铁或者轻轨的道路公里数，认为只要建设了快捷的交通，就可以让人们住到更远的地方，可以缓解城市中心的居住压力。但是他们忘了，当城市居住压力加大时，或者办公压力加大时，原本一个人一天可以办五件事，现在变成一个人一天就只能办一件事。在北京，从东城到西城一上午只能办一件事情，一下午才能办另外一件事情，城市的扁平化扩张实际上造成了效率的降低。任志强提出，限制建筑的高度．等于对土地的约束性限制增加了。“我们老说土地不够，如果把当地的楼提高一倍，我们等于多出了一倍的土地。”
L市新城与北上广相比大相径庭，晚上亮的灯几乎可以用“鬼火”来形容。街边配套商铺店面的玻璃上总贴着“招租”的纸条，但早已泛黄。每个月都会去那里办业务的深圳职员小陈这样描述：“L市的房子成片，但入住率极低，已经在那里买了房的，要再卖出去很难。”
被问及会否考虑去L市买房时，小陈连连摇头：“不去，从L市到公司，商务车要花90分钟时间，如果堵车或者坐公交车，时间更长，再说L市不是什么发达地区，人I：l跟深圳相比望尘莫及，就算是周边县城的人都住到L市，没个十年八载根本也发展不起来，可越是不发达就越没人来，这就成了一个死结。”
这一空旷城市难道只是个案?英国皇家特许测量师学会资深经济学家吴俊毅认为，目前中国符合严格定义的“鬼城”数量可能为50座左右，空置率普遍超过了50％，有的地区空置情况特别严重，方圆百里没有一个人．空置率可能超过80％-90％。
4．目前，中国基本社会保障体系的重心仍在城镇，农村社会保障体系建设滞后。一方面，城镇养老、医疗、失业、工伤等各项基本社会保障起步早于农村，已经初步建立了相对完善的体制和制度。另一方面．农村基本社会保障体制和制度仍在探索之中。农村的基本社会保障距离实现农民“困有所救、病有所医、老有所养”目标，仍有很大差距。
城乡居民实行不同的基本医疗保障模式和运行机制。城镇职工参加基本医疗保险．由用人单位和个人共同缴费，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账户相结合的管理模式；城镇非从业人员和中小学阶段的学生等人员参加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家庭缴费为主，政府给予适当补助，属自愿行为；农民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家庭为单位，由个人、集体和国家三方出资，属自愿行为。
在待遇上，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根据医疗费用所处的不同区间来分别给予经济补偿：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以大病统筹为主，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重点用于参保居民的住院和门诊大病医疗支出，有条件的地区可以逐步试行门诊医疗费用统筹：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以大病统筹为主，重点帮助农民提高抵御大病的经济能力。这种制度性差别，使城镇职工和农村居民医疗保险水平的差距过于悬殊。2005年，城镇职工医疗保险人均基金收入l079元，薪型农村合作医疗人均基金收入只有42．09元，前者是后者的约26倍；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基金人均支出781．88元，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基金人均支出34．50元，前者是后者的23倍。
据统计，目前我国失地农民累计不少于4000万人，仅“十一五”期间每年新增失地农民约200万人。另据抽样调查，有60％失地农民生活困难，没因失地影响基本生活的只占30％：有81％的失地农民对未来生活担忧，其中担忧养老占72．8％、经济来源占63％、医疗占52．6％。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在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进程中．一些农民由于种种原因失去土地，成为继下岗职工后出现的又一弱势群体。由于多数失地农民缺少技术专长，常常是上岗又下岗，长期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部分失地农民处境艰难，个别农民工进城后，产生“仇富”心理，城乡矛盾加剧，甚至引发违法犯罪事件。
从现实情况看，有的失地农民得到货币补偿一夜暴富；有的自主创业、外出打工：有的以出租房屋或收废品、捡破烂谋生；也有的“坐吃山空”，把钱花光，再次返贫：还有的处于种田无地、就业无岗、保障无份、创业无钱的“四无”状态。
5．德国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始终注重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均衡发展。一方面，德国的城市分布避免过度发展城市区域中的某一单一支配性中心城市，因而形成了“多中心”格局。德国有11个大都市圈，如莱茵—鲁尔区、柏林—勃兰登堡、法兰克福区等。这11个大都市圈分布在德国各地，聚集着德国70％的人口。另一方面，德国城市化建设遵循“小即是美”的原则，其产业政策的重点均以中小城市和小城镇为主，这些城镇数量多且分布均匀，虽然规模不大但基础设施完善，功能明确，经济发达。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10年底，德国共有大中小城市2065座，其中，82个10万人口以上的行政区生活着2530万人，占德国总人口的30％；其余人口则多数分布在人的小型城镇里。全国除排在第1位的柏林有340万居民外．排在第2位的汉堡只有170万人口，第3位的慕尼黑只有120万人口，没有其它超大规模的城市。
二战后，德国人为了重建城市，大规模摧毁了被战争破坏了的公共建筑。到了20世纪70年代，德国人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挽回的失误，开始把对历史文化和古老建筑的保护、修复作为重要内容，规定具有200年以上历史的建筑必须列入保护范围，并拨出专款用于维修和保护工作，使之成为城市独特个性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德国，城市既是建筑艺术的天堂，也是社会历史的缩影。
德国城市规划的一个特点是，其制订过程逐渐由政府主导转向市民参与，表现在“地方政府+专家+公众参与”的“三结合”上。在市级的城市规划特别是控制性详细规划的制定过程中，都有市民的广泛参与。在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中，市政府要向市民公示，广泛听取市民意见，对市民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市政府或者规划局必须给出书面的答复，要向市民逐条解释说明。因此，市民对自己的城市特别是居住地附近的规划要求非常了解，有利于形成共建共管的良好氛围。
城市能否稳定持续发展，关键在于产业支撑。但产业不能凭空发展，而是遵照市场经济规律，在市场引导下逐步发展起来的。德国城市虽然规模大小不一，但各个城市都有自己的特色、定位和侧重点，呈现出主导产业突出的鲜明特点。比如，柏林是文化、工业中心，法兰克福是金融中心，汉堡是贸易中心，斯图加特是汽车城，海德堡是科研城、文化城和旅游城。城市特色产业和文化可以增强居民的自豪感、凝聚力和城市环境的舒适度，有利于提升城市的形象，增强城市的竞争力。
德国属于温带大陆性气候，雨量充沛，光照充足，天然森林、草坪形成了基础的生态环境。同时，由于历史传统和人文素质，德国国民对生态建设、环境保护的意识较强。近年来。德国政府每四年颁布一轮生态建设计划，实行指令性管制。在小城镇建设中将环境保护作为重要因素优先考虑，坚决杜绝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来发展经济，在其建设法典中，环境保护制约着建设的全过程，而且政府规定，任何建设项目都要保证绿地总量的平衡。因此，德国几乎所有小城镇中森林和花园总面积都占该城的三分之一以上，环境十分优美。
6．城镇化，是当前社会广泛讨论的热点，也是两会农民工代表关注的焦点。政府工作报告中曾强调，“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为人们自由迁徙、安居乐业创造公平的制度环境”。在促进“人的城镇化”过程中，中西部城镇如何迎接日渐庞大的返乡农民工群体是一门难题多多的“必修课”。
全国人大代表张全收，深圳全顺人力资源开发公司董事长，人称“农民工司令”，目前正筹划把“司令部”从深圳迁往郑州。他说：“以往招收的农民工，基本上全部安排在沿海就业，现在已有约三成农民工被安排在河南，再过几年，农民工在沿海和内地就业就会对半分。”另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2年，本地农民工的新增数量历史上首次超过外出农民工的新增数量。
新现象、新数据共同证实一个新趋势．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返回中西部家乡。
近几年，全国有不少省市都在实施农民工“回归工程”，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据农业部乡镇企业局统计：全国累计有l．2亿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近500万农民工返回农村发展现代农业、开办工商企业，兴办的企业总数约占乡镇企业总数的1／5。1名回乡创业人员每兴办一个企业，就可以带动7至8个人就业，全国近500万农民工回乡创业人员，可以带动3000多万农民就地就近就业，每人每年增加5000元左右的收入。由此可见，农民工返乡创业，对于促进农民增收、就地就近就业，推动现代农业的发展，提升县域经济实力的作用是巨大的。可以说．现在农村的发展农民工功不可没；而未来农村的发展，农民工不可或缺。
“农民工返乡创业现象出现在我们这儿已经有很多年，但真正形成气候得从2008年说起。”面对关于阜阳市农民工返乡创业源头的提问，阜阳市人社局劳动就业管理局局长慕朝晖一下子把时钟拨到了5年前。原来，2008年，出于解决大量农民工因金融危机返乡的问题以及本地经济发展的目的，阜阳市响亮地提出了“返乡创业光荣”的口号。“那时候，我们主要是通过举行表彰会的形式，对返乡创业先进个人进行表彰奖励．号召其他人向他们学习。”
很多“80”、“90”后农民工留恋城市生活．但现实的情况却要求他们做出理智的判断，是在城市里继续苦等机会?还是回农村一显身手?“80后”农民工王建坤说：“我从中学毕业后就跟着舅舅来城里打工了，这几年省吃俭用也存了一些钱，但现在想办企业也有条件限制，我们这些农民工手里没有几个钱，如果政府不给一点扶持政策，恐怕创业这条路并不好走。”
某高校学者表示，当前政府虽积极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但过多的行政审批却可能耗尽很多人的热情，多年前办一家公司要到几个甚至十几个地方盖章审批，现在虽然很多地方有了一站式服务大厅，审批提速，但类似问题却仍然存在，如果不能尽早改变这一局面，恐怕很多人都会对政府的诚意产生质疑。
据调查，当前农民工返乡创业的金融需求仍存在较大缺口。从创业资金需求来看，由于返乡创业的农民工一般都已积累部分启动资金，资金需求缺口主要集中在一年以下的短期流动资金，且主要集中在规模种养业、加工业、交通运输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开办的多属小微企业，公司管理体制并不完善，有效抵押物不足，加上农民工与金融机构之间沟通不充分、信息不对称，金融机构从防范风险角度考虑，对达不到信贷门槛的农民工的创业资金需求较难满足。而农民工返乡创业缺乏有组织的引导和管理。目前尚无明确的组织机构或者部门对农民工返乡创业进行引导与管理，受技术、资金、管理、环境等条件的限制，多数农民工返乡创业处于分散、随意、无序的不稳定状态。
学者刘某对农民工创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升级的关键时刻，当前东南沿海地区‘招工难’和内地部分地区只要‘GDP’不要环境的问题都在告诫我们，不能再走过去的老路，农民工为城市的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如果回乡创业仍然是进行传统的产品加工，不注重生产技术，势必成为生产链上的最后一环，而罔顾环境一心发展的话，也难免出现用‘绿水青山’换‘金山银山’的问题，那么当前这些棘手的问题就会在城镇化过程中循环出现。”
专家王某认为：“大家进城务工是因为机会多，但大有大的难处，北上广竞争大压力大，农民如果可以将大城市挣来的钱带回农村创业，就可以慢慢将农村建设成一个小城镇，如果能够良性循环，生活待遇恐怕比在北上广打工强得多。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政府一定要做好扶持工作，引领农民走上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当然，开展城镇化的推进工作就要结合当前城市病的各种问题，做好统筹规划，毕竟无论是雾霾还是拥堵，都在降低着居民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城镇化给了我们一次全新的机会，我们一定要避免出现过的问题，争取建设一个风光明媚、生活富足的新城镇。”
“90后”农民工柯尧对未来充满希望：“大城市车多人多太乱太脏，我来这里打工就是为了学点知识，等我能耐学到手，钱攒够了，就回老家创业，如果家乡就业机会多、待遇好，以后年轻人建设自己的家乡不就挺好吗，还能经常孝顺父母，再说我们村里的空气比起城市好得可不止一星半点哩。”
7．毋庸置疑．在未来的十年甚至更长时间，新型城镇化将是发展的主导，在新型城镇化热潮中，如何保护好文化传承、延续历史脉络，让群众享受现代生活的同时，守护好文化遗产这个“根”?
国务院参事、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著名作家冯骥才表示，十年前，在城市化的进程中，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大量消失，为了抢救和保护这些弥足珍贵的文化遗产，国家和地方陆续采取了一些保护措施，比如出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建立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资助国家级传承人、颁布中国传统村落名单等。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抢救和保护并非朝夕之功，而是一项长期的工作。
一些非遗项目列入国家级名录后，成了当地的文化品牌。有些人出于商业考虑插手进来。
为追求利润最大化，这些人把非物质文化遗产不适合商业目的的部分人为地改变，致使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面目全非。比如剪纸和皮影，本来应该是纯手工制作的，但现在几乎都是机器压制的。“这样做的结果是改变了它的性质，使其不再具备非遗的特征了。”
申请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时，一些地方政府动机不纯．只是一味地追求政绩。一旦“申遗”成功，热闹几天后，就失去了兴趣，抛在一边不管了。时间一长，这些非遗就会被破坏，直至消亡。
冯骥才介绍说，在日本，文化遗产项目的传承人被视为“国宝”，一大批专家围绕着他转，给他做档案、建数据库、做影像资料等。可是我们的一些非遗传承人的身边缺乏这样的专家。“没有专家扶持，一些非遗项目，尤其是只有一两个传承人的项目。其结局可想而知。”
有群众反映，现在城镇化中出现对历史文化遗产的破坏是因为政府缺乏建设规划的总体布局，没有做好历史文化名城和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规划．没有使它融人城市整体规划的一部分。某县城一位工作人员介绍说，老建筑都好多年了，又破又烂的，跟新城区根本不协调，拆了重建可以建更好的。
也有网友表示，其实城镇化的建设中．对古建筑要按照不损害文物本体、格局和历史风貌的原则，改善水、电、通信等基础设施，意大利佛罗伦萨的一些古建筑里面都有水电设施，建筑风格保持不变。居民住在里面既可以享受现代科技的便利，又可以延续固有的文化传统，实在是一举两得．我国城镇化就应该学习这种先进经验。
一、请结合给定资料。对学者评价的中国城镇化“虚高”加以解释。(10分)
要求：全面、简明。不超过300字。
二、德国在城镇化发展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功的经验。如果你是某市负责城镇化推进工作的人员，请认真阅读“给定资料5”，概括从中可以获得哪些启示。(10分)
要求：全面、准确、简明。不超过150字。
三、某政协委员欲呼吁开展农民工返乡致富活动。请你根据“给定资料6”。写一份提案。以提交给该市政协会议审阅。(20分)
1．内容具体，切合主题；
2．准确全面，逻辑清楚；
3．不考虑行文格式；
4．400～500字。
四、当前我国城镇化发展对文化遗产造成了一定的损害。请你以×市政府相关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写一篇通告。以期各级机关单位在城镇化进程中做好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20分)
1．内容具体，符合实际；
2．格式正确，表达简明；
3．不超过400字。
五、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这一发展目标，请参考给定资料以“助推城镇化健康发展”为主题。写一篇文章。(40分)
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有思想性；
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
3．内容充实，语言畅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