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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生心路――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自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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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中国基督徒的自述
　　92年是我生命的“分水岭”，这是一个难于言表的过程。
　　文革的时光是我童年的全部。文革后，在我16～22岁时啃了马、恩、列的主要著作。完全不是出于政治原因，而自己真是好上哲学了。
　　我依稀记得高一第一堂哲学课，讲物质与意识的关系，老师讲毕，问：“哪位同学有疑问的？”我当即举手，说：“老师，我睡的那张床，是不是决定我做什么梦呢？”全班哄堂大笑，老师也笑了，他大致说了日有所思、夜有所梦的道理。或许他发现了我好思吧，不久对我说：“中学课本你不用看了，我推荐你一本书吧”，他推荐了艾思奇的著作，但我没有找到，倒从书店里买了肖前主编《辩证唯物主义原理》，他说也可以。就这样，我读了起来，很快就读恩格斯的《路德维希.巴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还有《反杜林论》。就这样，一个懵懂少年不知不觉地堕入了“形而上”的王国。
　　如果用因果法，其实，我还是感激我的家庭。4岁起，爷爷拿着藤条教我背诵毛主席诗词，我很淘气，老想着到邻家玩，怕打就老实背呗。于是，文学，就在韵律悠扬、铿锵悦耳间慢慢化成意境生动的语言之流，刚阳开阔的气象。少年时代是唐诗和古文的时代，粉碎“四人帮”，中华书局重版了《唐诗三百首》、《古文观止》，我把父亲买的占为己有（儿子吃老子的，天经地义嘛）。三百首全背了，《古文观止》也选背了相当一批篇什。我对中国古代文化的爱好，与这段日子直接有关，没有这一段的自我训练，我恐怕不会走上文科的道路。对于哲学而言，语言（言说）是要靠领悟力的，中国文化让我在先前已经受到了名词造句要严谨高妙的训练了。也因之，我对祖国传统文明一直怀有深深的敬意。
　　或许是特定年代的思维局限吧，我发现当时我和中国大多数信仰意识形态的人的观念中，人的主动能动性是研究得不够的，对个人的多样性，由人的多样性起发的历史发展的偶然性、人为性，强调得很不够。我这个想法大概在83、84年左右形成，但还朦胧，说不准。也在这个时候，大陆思想界爆发了“关于人道主义的大论战”，这场论战让我认识了一本重要的书，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哲学手稿》，其中反映出来的是一个我们当年想都想不到的马克思！事件最后是以官方高层介入而告终了。我触动很大，心想马克思主义就只有我们常见的那一种吗？马克思那部作品我在暑假时家下的书店很偶然地见到，是《全集》第42卷（1978年版）。那时代唯一的爱好是读书，拼命地读哲学史上最著名的作品，不管理解得如何，买了再说，读了再说。广州市北京路是我和几个同学去得最多的。省吃俭用一个学期，怀里揣着二十块钱就来“扫荡”，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进书店，我们中一人高喊一声：“鬼子进村啦！”把门口的人吓了一跳。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名著丛书”的哲学部分，那年月我收得七八了。当然还有中书华局、上海古籍出版社等出的大师级的代表作，古今中外，文、史、哲通来。到我出来工作时，书积了一大堆，老父有一次半认真半开玩笑地说：“你买的书，可谓‘封、资、修’全齐了”，老父终其一生都是一名坚定的老马。
　　言归正传。在“人道主义大论战”后不久，我读到了一本《西方马克思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这是大陆第一本全面研究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中马克思主义形态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苏联―中国”的系统，这班人基本上是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的思想家、学者，我至今仍然认为，真正能够继承马克思学说真髓的不是东方而是西方！这本书中呈现出来的两位西马作家卢卡奇和葛兰西，他们的思想印证我的感觉，于是我从常见的哲学中走了出来，同时对西方哲学也另有一番感觉，对中国传统文化也不再用最普遍的那种尺度了。
　　不过，还是那句话：直到现在，我依然深受马克思的影响，我认为马克思的学说是全人类的财富，其真知灼见之深刻到位，说服力之强，把握之准确，有人类以来，罕见其俦。有一位非常好的好友，对我说：“你骨子里依然是个马克思主义者”，我想了想，说：“或许马克思是一位先知吧”。我个人非常遗憾，基督教世界总体对马克思研究得很少，很浅，遑论一般的神职人员，一般的信徒了。马克思，培育了我看世界的一种立足点，一种眼光，一种批判精神。马克思不仅没有成为我信仰后要抛弃的东西，而且大大有助于我把信仰与理性的结合。感谢主！
　　在我信主之前，我的思想有过两大转向，均发生在对东西文化特质的领悟上，一个是哲学转向，一个是美学转向。我彻底“倒向”西方了。
　　先说美学转向。我念大学的时候出现过一课不合格，这一课居然不合格让许多人惊呼：不可能！老父极度生气，他说：“我本担心你的党史，谁知你高分过关了。但我万万没有想到，你现代文学居然不合格！”这个不合格，对我来说既是必然的，也根本不当一回事。我说：“爸，党史你为何担心，担心我反叛，瞧不起它？不会的，我学马列这么多年，记几个数字、事件、名词还不容易，我可以混。因为我不在乎，所以我可以高分。但文学不同，文学是我最执着的地方，中国现代文学有哪些好作家、好作品？除了周氏兄弟（鲁迅、周作人）、梁实秋，你说还有谁真是写文学的？因为我在乎，我计较，所以我拒绝听课、拒绝读书，所以不就这样啦。您放心，要个合格还不容易吗。”呵呵，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年少气盛是不好的，说什么也好，总得弄个合格吧，你不合格，多没脸面、也多不给老师面子呀。呵呵，现在的我很可能这样认为了，可那时我不及格的理由一说，老师、同学没有不投以赞赏的。唉，时代不同，这人心也变得利害了。
　　我当时还不太去想除了“文学革命”转为“革命文学”（借李泽厚语）之外，还有什么深刻的原因导致中国现代文学成就的乏善可陈。后来我想到了：是整个中国传统导致了中国文学有内在的巨大缺陷，这个缺陷自汉以来，没有补救过。什么缺陷？“文以载道”、“诗贵有境”、“得意忘言”。“文以载道”，那文就注定只能是“器”，文学艺术从来没有独立的地位和存在空间。“道”有两层：政道、治道与生命解脱成真之道。前者为儒，后者为道、释。文学只是为了表述、抒发求道者的心声，如此而已。那么，文学有尊严吗？没有；有创作上追求个体的信仰信念的完全自由自主吗？没有。表面上，中国古代没有出现过多少次大规模的以武力为主要手段的思想禁锢，选择或佛或道，连皇帝也干涉不了，但骨干里，你也只能在这几家里面转，转不出去。中国人很忌“忘祖”，承继祖法是第一位的，创新是有限度的，不能否定祖宗而表举自我，所以中国文学，其写人、其己，总有一个格式、格调，是千人一面的。文学历史上真正有创造力的作家很少，诗歌中唯有就是屈原、阮籍，后来就是王维、李白、杜甫、李贺、李商隐，近代的龚自珍，词就是温庭筠、李后主、苏子瞻（部分）、周邦彦、辛弃疾、姜白石、吴文英诸家。诗词之外，曲有少量可观，而戏剧、小说，则除了一部《红楼梦》尚可置世界经典之林，其余者，只能作为“历史标本”，有史学价值而现实价值很少。中国人写作要么是思想、要么是辞章，两者合一就是气、骨、神、韵、色彩、意境，这些的确是中国人的强项，西人永远不及。但除此之外，文学还有什么可以骄傲的？没有了。
　　因为文学到底是道器，所以中国文学的叙事能力就典范地表现为“春秋笔法”，例如《史记》、《汉书》和韩愈的散文。它不讲究巨大的象征、意象与语言深度的可为性，这些它统统交给诗了，而诗又是追求“挂角羚羊，无迹可寻”为上上境，那语言与事实之间，留下来的就是单一的“丝”，而不是整个大地！所以，随着古代文明的结束，中国文学的生命力也结束了。当用现代汉语写作时，中国文化的缺陷、不足无意间表露无遗：意境已经让古人造尽了，再造也是“仿古”，可除了意境，我们的文学还有什么高妙的？意境的生长土壤，被现代化、世界化的步伐打破，我们要直面人生、直面自己时，文学会是个什么？文学突然成为一个问题，一个巨大得到现在为止中国人还没有解决的问题！因之，现代文学在面对传统与世界时，那光景就是：“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两者余一卒，荷戟独彷徨。”鲁迅这首诗的象征于此甚为恰切！
　　中国走不出自己的过去，所以中国现代的文学必然也是迷茫的。西方文学有何难于企及的特质呢？西方文明有两大支柱――宗教与理性，前者求善，后者求真，两者皆要个人的承认才是实在的，也就是说，个人的位置从古希腊及之前的荷马史诗时代、希伯莱文明时代，已经确定了，那就是：人是在上帝（神祗）与大地之间的自己，他要么是摆脱大地的诱惑而冲向神性，要么是以大地之实在推倒上帝，上帝并不是不可怀疑的存在，人可以而且应该向上帝质问、要求上帝向自己证明他是上帝，以证明人的存在的价值。在上帝与大地之间，因为这种赋予个体的高大形象与多种可能，人的实存光景又肯定是漂泊的、不定的、不安的，但人又同时有能力与这些因素作斗争，追求自己认为是真实的、有价值的生活，并甘心情愿为自己的奋斗付出代价，哪怕死在路上，死在冲锋的战阵中。“英雄情结”，自我的“英雄情结”与争战中不可排解的孤独、唏嘘、痛苦、迷茫，我们无论从《伊利亚特》、《奥德赛》还是《旧约》中都读到了这种英雄无助、人的英明神武与整个大地作斗争的主题。
　　所以，西方文学一个重大的特征是：极重叙事艺术。故事要丰满，情节要鲜活、独特，故事的讲述首先要细腻、客观、可信、可亲，因为在这种文明中，人是活的，模式性的现世生存远没有中国人的规范，人的生命信仰有多种的可能，在他的一生中可以出现几次重大的转折，生命是荡气回肠的史诗。史诗需要什么？需要伟大的故事，伟大的历险故事，需要场面宏大的斗争情节，与谁斗最伟大，当然是与比自己强大的力量斗最伟大，于是荷马史诗、旧约中的《约伯记》到但丁的《神曲》都写了普通人与神争战的故事。这也导致了西方文学一开始最关心的：人现在存在的光景的深细再现，在叙事的角度、语言、人物形象与命运中透露出作者的立场，因之西方文学有一点是东方文学所没有的――同一段叙事文字中可以蕴藏着巨大的多重的象征、暗示和扎实的织体逻辑。
　　我个人有一个观点：到现在为止，人类最高明的叙述作品是《旧约》！无论你从哪个角度读它，它都是鲜活的，多重意味的。这种“魔法”中国文学中有吗？没有。因为中国人的生命一开始就没有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最关键，与自己斗的“英雄主义”！中国人讲“和”，讲“圆融”，谁有敢气拿起刀剖开自己看看里面的真实？
中国人总是温情脉脉地、有规有举地做人，在完全接受圣人教化中，认知每个人的本相都原来是秉天地之正气的，所以最好的做人方式是成为为万世开太平、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的大人夫子，扎实地履行在世间的种种义务，并视之为己之一切。如果人仅仅有这一辈子，中国人这种逻辑当然完全成立，并是最好的一种，但如果算入信仰，算入上帝、灵魂的因素，中国人的这种生存方式，就是“群体丰满，个体扁平”。因为中国文学缺失了一个重大的维度，所以中国文学的“长跑耐力”就不及西方文学了，西方文学的优势永远在于对人的“内科医生”式的把握，它写的人，才是真真实实的、有思想、有灵魂的完整的人。换言之，中国文学中的人是“类型化”的人，是扁平的角色。这不能怪中国人不聪明，而是中国文明是政治第一的文明，这种文明内在地要求人就是要做“角色”，它只承认人生于世，这个“自我”不过是一个角色，无真实性的，只有融入真道中的另一个我（无我）才是真实的，西方文明中也有这样的观点和思想，但西方的不同之处是：它不是仅仅有这种观点，还有完全相反的观点存在，并一样发挥作用。
　　那么，西方文学的顶尖级作品有哪些，我略举一批：旧约、《神曲》、莎士比亚戏剧、歌德《浮士德》、陀斯妥耶夫斯基的小说，现代作品中有卡夫卡的小说、T.S.艾略特的诗、瓦雷里的诗、威廉.福克纳的小说、圣琼-佩斯的诗、贝克特的戏剧等等。
　　当然，上面谈的只是我一面的领悟，如果要深入展开谈中西文学的差异是远不止这些的。
　　那我是什么时候开始这个转向的呢。几乎与哲学同时，八十年代初我读到一套袁可嘉等先生编译的《外国现代派作品选》（上海文艺出版社），83年初时是读到第一册，里面就收录了W.B.叶芝、艾略特、瓦雷里等人的作品，这一批作品彻底颠覆了我的文学观。
　　从前，我的唐宋诗词、《古文观止》建立起来的审美系统瓦解了，原来真正的诗是这样写的。文学就是文明本身，就是生命本身，就是信仰本身。两种质之不同的文明，我以为是见高下了。
　　在接触到萨特前，关于人的认识，我的思考几乎与那个时代思想界一样：人是作为类的人，人的问题要在人类社会存在、客观规律中解读。个人还隐居在群星、黑夜和大地背后。
　　这里要又一次回到中国古代文明。可以这么说，中国古代文明虽然与马克思主义（起码是恩格斯以还的官方马克思主义）有许多的差异，但也有极相近的地方，都标举人的“类”、“群”的特征，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想大师卢卡奇晚年就曾说过：从“类”的角度出发，是把握马克思主义真理的一条钥韪。把人首先地、最大限度地作整体观，在这个整体中个体的人只是这个整体的部分，受整体的支配、约束，无论是马列还是儒、道、释都强调世界观决定了一个人是个什么人。显然，从一个整体主义转换到另一个也一样整体主义的系统，其中的对应或略可当之的命题坐标并不算太难找，也不算太难改造。难怪如冯友兰、贺麟这样的“新儒家”会在解放后最终会改造为信仰马列者，而象胡适等终其一生都反对马列，他对国学研究极为深湛，硕果累累，但从来没有成为国学信徒，其中最大的区别我以为就有“生命认知”这一环节，他坚决反对把个体完全地交给某个整体。从这里可以看出原因中的某些道道了。（其实我也一样，坚决不愿意把自己交给某个现行的宗教组织，我是基督徒，但不是基督教会信徒）。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萨特的“存在主义”在大陆成为时髦，萨特的“来到”使只有“一种颜色”的现代思想史在大陆彻底结束了。尽管在他进入中国之前，弗洛伊德已经介绍进来，也为艺术界、理论界大感兴致，但毕竟比较局部。只有萨特才改写中国思想史的走向，他，当之无愧是中国大陆思想史上真正的普罗米修斯，尽管他本人后期的确转向马克思主义，但对中国大陆而言，前期的萨特才影响了中国，活在整整两代人的心中。在萨特的伟大戏剧作品如《苍蝇》、《间隔》（一译作《禁闭》）中他鲜明地传达了一个主题：“人是他自己造成的东西，而决不是别的什么；如果上帝存在，人就不存在；人是注定要自由的”，那时整个中国都不大明白上帝除了“全人类头上的那个暴君”之外还有什么含义，所以上帝可以意指任何要控制人、取消人天然的自由自主、欺骗人为之献身的力量。萨特断言：“朱庇特于我无关，正义是人类的事情，而我不需要一个神来教导我。神道和国王们感到痛苦的秘密，就在于人类是自由的，上帝却只是别人对关于它的神话的恐惧，而决不是别的什么东西。”上帝尚且是虚假的，那何况是人，何况是一个如上帝一样不实的“民族”、“国家”那样的概念？谁有资格要求我“只能这样，不能那样”，我干嘛要把自己的命运交托给一个假神？――“还我自由！”萨特的光辉照出了从前意识形态那个虚假的偶像，那个号召全体人民要信奉他的偶像，不过是“泥菩萨”，你不信他，他就死亡了，他拿你没有办法！但如果你是按别人的想法活，依与别人的关系而活，那死亡的就不是假神而是你自己了，在《间隔》一剧中，四个地狱中的鬼魂，懦夫加尔森把杀害婴儿的女人埃司泰乐抱在怀里，但只要有那个女同性恋者伊奈司一个眼光，就能使他们分开了，于是永无尽头的一个目光、一次在场就是永恒的惩罚，那句著名的台词“他人就是地狱”，写的是十足的人间。
　　萨特第一次影响中国思想界不是他的哲学著作，而是他的戏剧剧本，例如《脏手》，写了一个共产党领袖被他的战士杀死的故事：贺德雷是一位满怀理想抱负、坚强如钢铁的共产党领袖，但有一个弱点：有人情味；雨果是一名资产阶级家庭出身投入革命的党员，他是为了逃避孤独而入党的，他不愿意杀人，他认为杀人是肮脏的，他认识贺德雷之后，敬服这位领袖，但当他发现自己的妻子在贺德雷的怀抱时，把贺杀了，杀了人之后才知道是一场误会。于是不想杀人的雨果，终于自己给自己添了一对脏手，他俨然是一个现代版的哈姆雷特，而贺也不是死在他追求的正义事业中，而是死在同志的误会里。这部作品的中译据我所知最早在《外国文艺》上发表，轰动很大。之后，《间隔》、《苍蝇》、《毕恭毕敬的妓女》、《死无葬身之地》等相继译出中文。萨特在短短两年时间内，风靡了大陆人文界。可能也在这个时候，原来把持大陆人文领域的意识形态方向的人，相继离世，中国大陆人文艺术创作进入一个相对的宽松期吧，总之历史让萨特赤裸裸地行走了一趟。我们终于在灵魂深处，告别了“万岁”。是的，彻底告别了，可以用完全不同的别一种思维来看世界了。
　　萨特对我的意义，现在回忆起来大概是：自己第一次把目光完全地集中到具体的人身上，不再冥思“规律”、“社会化生存”、“人与自然”这样的命题（当然，不等于我以后不再关心这类命题了）。我清楚地意识到，人与人的关系可以是断裂的，之间并没有什么必然性，人的内里也是断裂的，这种断裂如果有什么必然的、不可避免的因素的话，那就是自由与恐惧的并存，自由的脆弱，最后变成荒谬。不过，如果再深想一层，更可怕：自由本身不就是荒谬吗？人为什么是自由的？自由是什么，是荒谬，被抛入世界、孤苦零仃的荒谬。既然如此，所谓社会规律又是个什么东西？当你在荒谬中结束生命时，这个规定性又从何谈起？那“全人类联合起来，实现共产主义”还是真实的吗？不真实了。到此，一个个挂在我心中的“画像”
除了下来。
　　萨特当然并不是二十世纪最深邃伟大的思想家，他对“人”的理解远不如三年后“到来”的海德格尔，但不管怎么样，他提供了：人的悲剧性从本体论上说不什么因为什么阶级压迫、剥削，不是什么不公平制度造成的，而是因为人生在世，这种“在世性”造成的，只要你“在世”就是悲苦荒谬的。这一点，的确让我许多时候都想到佛家。
　　我读佛家，那个年代书店里没有什么可买的书，只是在86年左右的一个书展中，非常偶然地买到几本台湾版的好书，包括《俱舍论》《解深密经真谛义》（陈真谛译的“解深密经”、及欧阳竞无等人的集注）等，好在不贵。最早的佛经我是从佛寺中得来的，例如广州的光孝寺等，最早得到的也是最常见的，如《金刚经》、《维摩经》、《妙法莲花经方便品》、《华严经入法界品》等。有些是在寺中买的，有些和尚赠送的，有一次我与一位朋友到广东新会的一座山，那里有一间清代建的古寺，里面有两个和尚，其中一个见我问有没有佛经卖，交谈几句后，带我们到他的房间，翻开书箱，哗，我眼都直了，天啊，不是红色烫金封开的折本，就是线装本，咱眼馋的就是这种耶！在广州古籍书店，线装本是最贵的一种，我曾买过《百法明门论忠疏》、《唯识三十论要释》，一本就将近十元钱。十元钱那时是天价了，再也不敢买了。那位僧人说，自己马上要调走了，带着太多书不太方便，于是挑几本送给我们，他对我说，您可以先读《百法名门论》这是好书，我当即说，我已经有了，是《百法明门论忠疏》了。他说你能读古文古注，那很棒嘛，我们这些年轻的修行人也要靠师傅带着读，古汉语、佛学用语要一步步学，你很有慧根呀，懂得找这样的书。我笑着说，你太过奖了，我完全是外行。于是在他哪里，我无偿得到了《地藏王菩萨本愿经》、《百法名门论》等好几本。问其称谓，他笑了：“有缘千里能相会，相逢何必曾相识”，交谈了一会儿，他有事要走，我们行礼道别了，我问邻人，邻人告诉我，他是这里的住持，呵呵，年纪轻轻的就当住持了，不禁让我肃然起敬。这是一次愉快的经历。
　　我对佛教一直没有反感，只是其对世界的看法，一直不能说服我。主要就是存在问题。最早开卷读《金刚经》，觉神清气爽，大有醍醐灌顶、一股清泉直透心肺之感。可是，仔细一想，咦，不对呀，人的认知能力能不能肯定到世界存在的真实性，难道真的完全不能？凭什么要否定六尘，六尘有部分错就等于完全错了？没道理。我直到现在也不认同佛家那种世界观，自然也就入不了佛门了。入不了，不等于完全否定、不接受佛教，例如我欣赏佛家对人世光景的把握，苦，的确是人的在世性的一种本质。佛家早在两千百年就把握到了。这是极为了不起的成就！佛家的思辩能力在古代世界中，是全人类最高的，它比同时代的中国本土思想、西方的基督教思想都要精致得多，深刻得多，其中我以为最典范的是唯识学说。如果说整部人类认识论史，除了西方之外还有何高明的见解的话，那一定是佛教，舍此无它。儒家直到宋代才在这方面有所成就。而且中土佛学，于禅宗之后，逐尽深细敏锐的思想力，佛家世俗化了，其好坏一言难尽。
　　在佛家中找不到我认同的完全出路，儒家就更加了，道家我一开始就认为，在理论上它与佛差不多，那种道教的东西又不入我眼，中国古代文明的吸引力就停留在仅仅作为存在领悟的参照系上了。面对萨特的“他人就是地狱”，我只能在半夜的黑暗中自己独自写诗，并且独自面对四年时间中的两次失恋。这无疑增加了我的苦涩感，我的失恋不因我本人而因女孩子们不愿意嫁入我这个家，这些以后谈到我老父再说吧。
　　我在萨特那里停留了大概两年，海德格尔与弗雷泽的《金枝》又一次改写了我对人的看法，并且在神圣问题上第一次真正地“思入宗教”了。
　　海氏的来到，同时伴随着八九十年代的交替，中国思想界、人文界又一次出现巨变。我个人真正遇到了萨特戏剧中描写那种况味，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我离开了书斋，进入社会，在这前后，我不再是学生，而是一名在政府中工作的干部，因为我要赚钱养家，自谋出路，不仅父母不再可能帮我，我还要为家庭作贡献了。但我仍然保持读书的热情，面对人生前所未有的转折，面对坏天气，要理出个头绪，找出个我的坐标出来。但，心一直在痛，为了逃避，我一头扎入了海德格尔那本厚厚的《存在与时间》中，并一发不可收地读到他其它可以找到的材料，包括了刘小枫等著的第一版的《诗人哲学家》。
　　海氏的思想现在还是中国思想界的热点所在，所以我不多谈了。不过，以我当时影响最大的却是另一本海氏著作的英文转译中文的《诗.语言.思》。他让我第一次具体地见到“上帝”、“神殿”、“真理”、“存在”这几者是如何串在一起成为诗的真实，也是生命的真实的。书中尤其那篇著名的“艺术作品的本源”，我以为直到现在仍然是传达存在的神圣、诗的价值与人生在世不能或缺的神圣、神秘与神意维度的最佳作品之一，这篇作品为我进入基督教，神奇地作了理论准备，连同另一本书保罗.蒂利希的《存在的勇气》一道，让我感受到西方文明的根基中还有这样的一个极度广泛而中国人不屑的存在。它的真实性、价值有待认识。
　　宗教感的培育需要一些条件，例如你得肯定人的存在是整体性的，不容分割和贬低的，这个整体性中就会有超越的部分。举个简单例子，为何人会认为自己有人格？人格的含义如果要很理性地分析下去，不过是信念，在一堆信念中链接而成的被认为是自我的信念组群。人格并没有实在得如物体那样无法回避的事实，但为何说汉奸可耻、淫妇可耻？这耻的心实是把“我”看作是只有正大光明、正气浩然的才算是人，有此才不枉为人，这个“人”是可以抵抗强大黑暗、罪恶的武器，是连接天地，浩荡长存，牛鬼蛇神也无奈我何的。人格理念的形成是人类自我教化中形成的自我肯定的历史积淀物。而人类历史的性质，言其唯物或唯心都是伪问题，人类自己形成的东西有纯唯物或唯心的吗？荒谬！
　　但是经历了数十年意识形态的高压严冬之后，社会要恢复应有的正常形态并非朝夕之事。更要命的是，中国人两千年来对于鬼神、宗教信仰的态度主流是“实用主义”的。拜神祈福者如恒河沙数，但真正看破红尘、放下我执者甚少见。有宗教感的人极多，而真得宗教三昧并为之献身的极少。“敬鬼神而远之”，与鬼神有约，你求他什么事，他给你办成了，你向他承诺的条件也得兑现，兑现了那人神关系就告一段落了。民间崇拜中的人与神就是一种“契约关系”，类似商业或生意的关系。加之刚刚过去的“大破大立”，人们的恐惧心理挥之不去――谁能保哪个时候，不会又来一场“文革”？在这种条件下你要了解一种宗教的真实光景，它的生命意蕴，得要冒被人指为“异类”的危险。但我得冒险，因为我的心灵渴求了解“完整的人”，追求“完整的人”！
　　在阅读海氏的时候，我第一次产生接触基督教经典和信仰的欲望。当然，如果具体分析起来，我想接触和了解基督教，是基于三股力量：海氏的哲学；西方文学中随处可见而且极为重要的《圣经》典故，作品体现出来的《圣经》全面影响；西方音乐中表现出来的宗教感召力。而海氏学说是催化剂。　
西方现代文学理论是现有人类文学理论中最完备深透的理论，中国基本上没有足够完备的文艺理论体系存在过，原因我在“之二”中谈过了。在八九十年代之交，我热衷于英美的新批评、原型批评、精神分析学批评，我感到任何伟大文学的背后都有一些神秘神圣的因素构成作品的质感，例如布鲁克斯那篇著名的《诡论的语言》中大量分析了多恩、华滋华斯等人的诗，其中的引用华滋华斯的名句：
美丽的夜晚，宁静、自由 这神圣的时辰就象一个女尼 满怀崇敬而屏住呼吸…… （见《当代西方文艺批评主流》，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
你读到这样的句子时，是整个心都跳出来，整个人的呼吸都屏息住，感觉到有一种真实一下子彻底呈现，你被她镇住了。你如果完全没有宗教感，也没有读外国诗的经验，这样的诗句，对你不会有反响。但我那时开始有这样的神圣感了。西方文论大大地推进我阅读世界文学名著的能力。有理论，有阅读过但丁的《神曲》、T.S.艾略特（尤其是他的《荒原》、《四首四重奏》）、W.B.叶芝、威廉.福克纳（特别是他的《喧哗与骚动》、《我弥留之际》、《熊》）的经验，我培育出了通过文字的表面而理解作品背后整个大叙事的指向、意蕴的判断力、感受力出来，这几年的训练没有白费，可谓终生受用。
　　另一个渠道，就是音乐了。粉碎“四人帮”之后西方音乐的推介，依然是一片沙漠，我当时只能听到一批国乐，如《彩云追月》、《鸟投林》、《雨打芭蕉》、《赛马》等等。听《二泉映月》，我会流泪，仿佛见到爷爷奶奶口里说的旧社会，这首曲子后来我收集了近二十多个版本，不同现代音乐家用不同的手法、或中或西、重新配器的版本，然而说到底，我以为只有两个版本最有代表性，一个是原曲作者盲艺人阿炳临终前的“钢丝录音机”版，那真是绝对原汁原味，是旧中国民间艺人辛酸悲惨的一生被民间朴素委婉的手法传达出来，不是旧社会中的底层艺人，拉不出那种味道；还有就是八十年代初，闵惠芬主奏、上海民族乐团合奏的版本（我手头上的卡带），那是传统诗人感物生情，对生命苦难、屈结的细腻抒发，余者皆不出于两者之樊篱。不过我最欣赏、印象最深的还是古曲，《阳关三叠》、《梅花三弄》、《春江花月夜》等，这几首都杰出的唐诗宋词的境界与原作非常接近。接着很自然也听国内的现代作品，如交响诗《红旗颂》、小提琴协奏曲《梁山伯与祝英台》、钢琴协奏曲《黄河》。我以为中国人的作品只有中国的名家才演绎出那种意境、神韵，外国再好的乐手都等而下之，例如《梁祝》，俞丽娜比西棋崇子好；殷诚忠、李德伦版的《黄河》，比奥曼迪指挥费城交响乐团的版本要好，尽管后者比前者在音乐技巧、录音技术上高出整整一个层次。中国音乐的长处仍然是在于诗化，它天然地与中国诗歌、中国艺术语言的积淀相邻，你如果有欣赏古诗的能力，就一定有听中乐的能力，反之亦然。
　　但是，中国音乐毕竟“传统”，原有的音乐都比较简朴，包括了印度过来的佛教、本地道教的音乐，都属“单调”。二十世纪中国音乐就了很大的进步，吸收了西方不少的元素，可以有非常优美的旋律，有很好的变奏，交响效果出来了。但是，当我们运用大型交响乐团演绎交响乐时，我们的短处依然暴露无遗。中国文化、中国人的心灵，不会出现“交响”，现代音乐有“交响”了，又不会在交响中深层呈现两种甚至三种同时有着强大生命力的对立主题的交错互动，不同主题间通过变奏而展开的对话、冲突、沉积、调适而求最后化之的极深空间。中国音乐如中国人自己的心灵一样，显得浅白、圆润、真诚、朴实。因为我们的文化拒绝深层的思想冲突，所以中国到现在为止，依然不能产生那怕是一部可置于世界音乐之林的一等一的“中国的”伟大交响曲作品。交响乐比戏剧、小说等文学，更加不适合中国。《梁祝》、《黄河》置于交响乐作品之林，只能达到“小品”的水平，与同一体裁的贝多芬、布拉姆斯是天壤之别，也与前苏联拉赫玛尼诺夫、肖斯塔科维奇的同类作品，天壤之别！只有拥有史诗、伟大的戏剧叙述艺术、伟大的小说传统的西方，才是交响乐的殿堂，交响乐比小说更加属于西方的。
　　我个人正式听交响曲，象众多的“发烧友”一样是从电台开始。那是高中后期，80年左右，吸引我的是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第三“英雄”》、莫扎特的《第四十交响乐》，后来，是想方设法借录音带听。到我信主前，我耳熟能详的西方古典乐作品有近一百部了。
　　在音乐里，让我产生要了解宗教冲动的是当时我唯一能听到的几部作品：布鲁赫的《G小调小提琴协奏曲》（版本是：柯岗小提琴、罗宁.马泽尔指挥、柏林广播交响乐团）、德沃夏克的《大提琴协奏曲》（麦斯基大提琴、伯恩斯坦指挥、以色列交响乐团）、莫扎特的《安魂曲》（慕特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合唱团）、勃拉姆斯《安魂曲》（卡拉扬指挥、维也纳交响乐团、合唱团）、马勒的《第二交响曲“复活”》、（西诺波里指挥、伦敦交响乐团、合唱团）、《大地之歌》（海丁克指挥、阿姆斯特丹音乐厅乐团）。前两部作品的第二章，有很深的祷告意味，后几部都是严格意义上带有宗教特色的作品了。这些都是西方音乐中的最杰出之作，其陶冶心理之力量，不可估量，让我鲜活地见到信基督的人那心灵的光景。圣洁、虔诚、坦白、谦卑，中国文化中从来没有过的一种气质
、一种力量、一种召唤，呈现得如此的真切、完美、光彩夺目。尤其是勃拉姆斯《安魂曲》，其歌词全部是德语译的《圣经》句子，是作者经过精心挑选写就，第一部分的“八福”极尽哲理，感人至深，我为之折服。
　　于是我下决心，要读《圣经》，要接触一下基督教经典和信仰，我要寻找途经。
　　上文曾提到，我认为西方文学叙事的最高艺术在旧约，而并没有说我这个观点形成于何时。在89年之前，我还没有《圣经》，找不到。对《圣经》的认知零星地从文学作品、文学史、文学理论中获得，威廉.福克纳有一系列小说的名字，完全用了旧约的典故，我觉得有趣，如《押沙龙，押沙龙》、《去吧，摩西》。但丁《神曲》、弥尔顿的《失乐园》、T.S.艾略特的《四首四重奏》都有大量旧约故事而锤炼出来的意象。
　　1989年，在书店偶然地得到一本“圣经诗歌集”（具体名字忘记了，因为那本书两年后给朋友借去，至今下落不明），把旧约中的
“约伯记”、“诗篇”、“箴言书”、“传道书”、“雅歌”、“耶利米哀歌”全数收录，所用版本是天主教的思高本中译，附入了该部分书卷的全部中文注释。思高本《圣经》是中国第一个从圣经原文直译过来的中译本，现在天主教会依然使用这个版本。那一年的秋天我全部沉浸在其中，真是为其中的叙事艺术所折服，诗歌水平之高在中国《诗经》之右。这是我第一次阅读《圣经》，大概也在这时我形成对旧约叙事艺术成就的评价。
　　但有个小小的“选译本”不够用啊，得要一本《圣经》全本才行。我首先想到的是天主教会，因为我用的正是他们的译本。可是去了两次天主教堂，他们说《圣经》是不卖的，只提供给信徒使用，劝说我参入他们。可说实话，那时我完全没有准备，只是想了解，想得到一本《圣经》，就这么简单。这样天主教这里行不通了。
　　于是，我打起一个朋友的姥姥的主意来。我有一位朋友，他的姥姥当年也差不多80多岁了，身体依然硬朗，这位老姐妹经历了许多世纪性的大风浪，特别在文革时为了保持自己的信仰，宁可被造反派拉到街上游街视众，列入反革命被谴送回乡。我打起这位老人的主意来，希望通过她从教会中弄本《圣经》过来。老人真的给我办到了，送了我一本《圣经》，这就是和合本了。我曾经与老人有过简单的交谈，她说信主的人是有福的，主可以使你整个生命永远在幸福中，你不需要担心，永远不需要
担忧。慈祥的老人没有说出什么深刻的道理。这本新的《圣经》我却看不进去，《创世记》仅看了前三章就把书扔到一边，觉得这些故事很荒谬，本来嘛，我要一本《圣经》只为了了解西方艺术。
　　在一次交谈中，这位朋友让我开始改变想法，他说不久前他的姥姥问他一个问题“宇宙是怎么来的？”朋友问我，你说呢？我不加思考，马上说，这还用说，是大爆炸来的嘛。他说他也是这样答老人的，老人却反问，你认为纯粹偶然的大爆炸可以炸出一个如此秩序井然、完美无比的宇宙吗？她又说，如果人是纯粹物种进化过来的，从猴子进化到人，这个
几率有多大？我很惊讶，我说你姥姥据我所知文化水平并不高，她有这个水平思考这些？朋友说，老人是在教会中听讲道时牧师说的，因为我的朋友也是大学毕业，她为了说服孙子信教，记了下来。
　　我无语了。的确，这是个重大而又深奥的问题，宇宙万有，为何会存在，这个世界为何有必然性这回事？于是很自然，我想到了《圣经》的开篇，想到了这位神。
　　不过，当我真正面对宗教时，我却迟疑，甚至拒绝了。我出来工作后，很快“以文会友”认识了一班文学青年。大家意气风发，经常谈古论今，吟诗诵文，还通过宣传部特批自办了一份小报纸，我也自然成了其中的“核心分子”之一。我们都彼此坦然，不同意见也会闹得不可开交，不过一会儿又都什么也没有发生过，啊，那还是个率真的时代呢。
　　在这班人中有两位女孩子，刚刚高中毕生不久，很为我们这班“才子”倾倒，很想像我们这样读通世界名著、中国名著，出口成章，过着洒脱的诗人生活（唉，少女情怀总是诗嘛；现在她们回忆起来都不约而同地笑：“好在当年没有犯错误。”呵呵…）。但很快她们发现离我们太远了，追不上，因为我们学习过的东西，她们很难在短时间内追赶上来。于是她们转去学音乐、学心理学，有一段时间我们比较少见面了。据说，其中一位女孩子还借读了刘小枫的《拯救与逍遥》（我有一位朋友买了这本书，宝贝得不得了，我要借读一下都面有难色。这倒好，女孩子就借了，这“重色轻友”真是男人的本性。呵呵…）。过了不到一年，惊人的事情发生了：她们两个居然入了基督教！问其原因，原来是她们出于好奇，跑去教堂，听了一个月的讲道和聚会，居然很快就信了。其中一个还直截了当地对我说：“你以前说的基督教不是真的，你不了解基督，更不了解上帝。”我清楚记得，我当即就发火了。我到现在为止极少对女性不客气的，那次我真是火了，我说：“你懂个啥？基督教是中国人一下子就能明白的吗？好端端的，入什么教。神经兮兮，不知所谓。我就不信，凭你们两个就比我更了解基督教了！”她也不服气，也回敬我一句：“我信了主之后，觉得看问题，都高过你们了。”把我气得够呛。
　　后来这位女孩子找我单独谈了一次。她说：另一位女孩子对我有好感，她自己也觉得我们俩个挺配的，问我的意思如何？我那时还没有从另一段失恋中走出来，心还在痛，对周边的异性毫无兴趣，我说：我觉得我们的距离颇大的，以后再说吧。（这位女孩子口中的那个女孩，后来就成为我的夫人。呵呵，那是四年后的事了）这样，我们又有一年比较少见面了。我真是完全没有想过要入教，我以为有宗教情怀，就可以了，人就完整的，干嘛非要投入其中呢？那是1991年的春天。
　　1992年春，有一天我中午睡觉，朦胧中觉得自己离开了身体，我升上了天花顶，看到床上那个我，然后，房子不见了，城市不见了，我站在云端，向着太阳的方向飘行去，那阳光很柔、明亮，且温暖，我突然对着太阳的方向脱口而出说了一句：“父啊，我回来了”，太阳那边有个声音回应我：“我儿，你应该回来了”，然后我就醒了。
　　的确，这个事情从心理学上解释并不困难，仅仅一个梦甚至是幻觉而已，我自己也从来没有纠缠于它的真假。这个梦不久，那两上女孩子打电话给我，要来家里坐，于是我用戏谑的口吻把我这个梦告诉她们，原本是想对她们说：“你看，人人都有神秘体验，有神秘体验不等于有神。”可，我仅把梦景说完，还没有开口说我
那个高明的结论，我就发现那位说比我高明的女孩子，一脸的严肃神情。
　　半晌她对我说了一句：“你有福了。” 我说：“是吗？” 她说：“你不觉得这是神在呼召你吗？你觉得这仅仅是你的心理作用吗？”
我笑了：“天啊，我现在连谁是上帝都不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何会对着那个无形者说这样一句胡话――父啊。我的父亲你们不是见过吗，除他我哪有另一个父亲，荒唐！” 但她执意说：“真的，我听了你说的这些，我有感动，你是上帝拣选的人，你有福了。”
我还是揶揄的口吻：“好，但愿我真有这个份，能得到上帝亲自的保佑，谢谢你们了。” 另一个女孩子（我那位未来的夫人）说：“别说了，我觉得他不会信的。”
那位挺认真的女孩子说：“如果你有感动，你就自己读《马太福音》的‘主祷文’，向上帝认罪。接受他为你的生命之主。你就开始新的生命了。” 这事就过去了。
　　不过，这件事的确对我的心灵构成很大的冲突，觉得自己的生命到了一个临界点了。从前怀疑、否定的东西，此时慢慢变得清晰、亲切起来。在我的脑中，海德格尔说的“存在”和《圣经》很明确地联系了到一起。大概在那年复活节前三天，我独自一人作了平生第一次的祷告。我终于信了，从此成为一名基督徒。
　　我的观察，每一个人在自己生命处确立某种信仰，具体的光景都千差万别。我之所以能够信主，大概在心理和思想取向上有如下几个方面作了积淀：
　　一、对世界的总体看法。世界广大无垠，我们的理性不可能穷尽所有的事物和现象。我们这个自然怎么会是有序的，它是何时开始，怎样开始的？这些问题科学都感到头疼，世界的整体性质、“存在”的基础和终极指向，这些都不是“物”这个层面可以显露，不是科学可以言说，它属于形而上的范畴，属于哲学、信仰、宗教的范畴。
　　二、对人的看法。人是万物之灵，这没错，可是人不是“超人”，更不是神，人与天地是区分得很明显的，它是物界中最高智能者，却也同样是一个有限者。麻烦就麻烦在人知道自己有限却又追求无限，并意会到无限，如果心态摆不正，矛盾就来了，苦就来了，甚至罪恶也来了。悲喜交集，弘一法师临终前留下的四个字，非常准确地概括了人的共性光景（当然，法师本人是不是这样理解，我不管）。人不可能达到他要达到的、可以望见的或意会的理想境地，这是我当年对人的总体看法，带有很明显的存在主义的虚无与悲观色彩。
　　三、对宗教的看法。我在信主前几年已经不把宗教视为迷信、人类丑陋的社会现象了。我以为，人如果要道德地活着，道德最初与最高的尺度理据必然是宗教！因为人如果要自己给自己立尺度，这个尺度第一很可能是“合理性”即可，就是说不必要很高要求，不需要深厚与坚强的良知与信念，大多数人有利就是道德的了；第二，可能是易变的，即易时而动的，社会风潮都如此，法律又没有说不行，即使法律说不行，执法有难度，大家做就跟着做了。人没有必要在道德问题上与自己过不去，反正人就这一辈子，跟谁较真，谁跟你较真了？但是，我们看到古今中外，道德之中都有某些力量强大到使人如果不如此就落得个“无地自容”，这股力量有时逼得人在羞愧中结束这一生，他有罪！这不是法律的声音，而是来自道德深处的声音，来自某个深到不知是什么地方的声音、一股整个人类也不能抗拒的力量，这种力量显然不可能在社会生存中寻找它必需存在的理据。只有宗教指示给人的终极状态，超越一切现实、现世光景的状态，直向着人的灵魂提出的要求，所确立的尺度，才能镇住人所有的私心杂念，人才不敢乱来。这只能是神力或者说超自然的力量了。宗教是人的自我完善，生命的自我提升最大的动力，最深最坚固的策源地。
　　具体到我个人接触到的这么多宗教，唯有基督教可以说服我，因为我的世界观之前已经打下了颇多的“西方”底色，西学比中学更能让我信服。这自然基督教方面的领悟，就容易产生心理上的共鸣了。
　　好了，为何当宗教来到时，我又犹豫，后退和拒绝了呢？毕竟我不是生长在西方，人天然的“怀疑”、“小心翼翼”，加之理性思维训练的原故，对于非理性的“神迹”本来就不容易接受，所以在我那个梦之后，我的第一反映，不是信，而是拒绝，是否定。
　　但为何我不久又信了呢？想来，也是人的精神建构是多层面的，彼此碰撞的造成的。仿如交响乐是不同主题之间的对话、冲突，最后达致一个统一一般。我为何要提交响乐对我宗教上的影响，其中一个深层的原因就是交响正是人直面自我多层观念、矛盾对立的心理状态时所出现的深刻宏大的波动、斗争与整合，这种光景是人类文明和人的自我心灵的真实写照。那我的冲突总的底色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冲突了。
　　其实，非理性的神秘因素在每个人的生命中似乎都会有出现的可能，其与现实的某个“点”的巧妙契合，有时真也让人大吃一惊。例如，八十年代末，我的爷爷与奶奶相继去世。两老走时，我都在场。爷爷去世前，在医院里我一直陪伴病床，开始时他很清醒，后来进入昏迷状态，最后的日子里，半夜三更，突然他醒来，对着空空荡荡的门口，意图起床招呼，大声说：“哎呀，二哥，你怎么来看我了。几十年没有见了。来，来，进来。我虽然病了，没有事。这位是我的大孙子，你没有见过他。”然后叫我：“你快拿凳子给你二祖父座，你还没有见过你二祖父呢。”我知道爷爷出现幻觉了，我在他耳边说：“行了，爷爷，二祖父叫你好好休息，我与他聊天行了。”爷爷笑了：“对，对，对，很晚了，我也累了。你们聊。你记得吗？你二祖父写得一手好书法。”然后他又对着门口说：“我这个孙子跟我学书法十几年了，四岁就开始教他，用您的方法。他跟他爹长得一模一样，在XX学校读书，学中文的，古文懂得不少，继承您的衣钵了。唉，总算没给祖宗丢脸。”我马上说：“爷爷，我们知道。你吵着人家睡觉呢”，老人家似懂非懂，迷迷糊糊又睡了。我的二祖父早在解放前就去世了，是前清秀才，文墨不错，咱家里的家谱就是他腾抄的，写得一手风雅端庄的王体字。爷爷说对了，我与二祖父根本不可能见过面。呵呵，爷爷怎么会同时见到我和二祖父？我到现在也弄不懂。爷爷终于安静下来，继续沉睡了。一位在医院里专门侍候危重病人的阿姨喊了我出去门口，悄悄对我说：“你别跟你爷爷答话，他是跟下面的人说话呢。每个人临死前，他已经死的人都来接他的。这不干你的事。你由着他吧，要不然，下面这些人会不高兴，你就有麻烦了。”我笑着说：“谢谢您，不过，我压根不信这些”。
　　人的频死体验，也多姿态多彩，我的一位同事，也是从来不信神，不烧香的，到他老父去世时，亲眼睹怪现象：他老父弥留之际，老是嘀咕：“怎么对面门里是些牛头马面，他们的话我听不懂的？他们好象说我走错门口了，要我回去”，到死前一天，突说：“我找到门口，那边的话我听懂了，原来我是属羊的，根本不是属猴。”到老人去世后，办丧事时，按阴历一算，果真老人不是属猴。
　　在我爷爷去世后不到半年，我奶奶也走了，一直没有直接的病症。事情来到的前一个月，我梦见她死了，全家挂白，她的棺材放得老高，很大。奶奶从感到不适到去世，前后不到两小时。傍晚时突然来了一阵怪风（那天没有风，这风之后也没有风），把客厅里原来挂得很紧的爷爷的遗像吹倒在地上，奶奶即时咽气了。母亲毕竟是女人，女人是容易信命的，找人来打点一切，我与父亲虽然不信，但又何苦阻止呢。那些做法事的人说，那一阵风就是爷爷来把奶奶带走的。
　　其实，我至今仍然认为这些都可以有很科学或者合理的解释，爷爷死于急性脾脏炎，差一个月就九十岁了，以为是胃病，开刀后才发现不是，而且不可能好了；奶奶也八十有七了，死于器官衰竭。
　　但是，这一切合理的解释也还是不能阻挡那些“神秘的解释”。因为有些东西是太巧合了，所有的偶然走到一起如果串得成因果链子的时候，一个合理的解释就可能发生了。从科学上可以说，从神秘的方面也可以说。大家的着力点不同。人虽生天地，虽在经历一些事，但当局者未必就能恢复或者说看透事实的全部，旁观者或不在场者的解释，自然也同样，不能得出“这就是全部事实”“唯一的事实”的结论。人事上的东西比诸纯自然还要复杂和含糊。历史为何不可重复，因为事实是不可能重复的，我们只能根据事实留下的某些证据来在别一个人的心目中“重组事实”。解释学上的这个特征，让相信存在“唯一事实真相”的说法，显得简单且幼稚了。
　　我在作的那个梦之前，我对于这些非理性的说法，一直不重视。现在是突然浮出水面，显得“体积庞大”，它异样于我自己以往的所有想法，我感觉很陌生，但细看也很亲切可信。例如，我遇到的那个梦吧，它可以把基督教中那个上帝与人的关系，解释得很符合《圣经》启示的样子，也完全可以与我一直想探求的宗教崇拜的状态衔接得很好。即是说，非理性虽然独立于理性，但并不是两者不相连的！到现在为止，我个人有一个原则：任何关于基督教神迹的传说、传闻、个人经历，是不是来自上帝的，检验的唯一尺度就是《圣经》，特别是新约！如果我们在此对《圣经》有深刻的、细腻、全面的理解，我们谦卑地求圣灵指导我们、主耶稣亲自的带领来完成好这项生命的基础工程，那么，我们在世上遇到任何不可思议的事，心里就有一把尺了，就不会迷失在“光怪陆离”“是真是假”的迷惑中。
　　由于我反来复去想那样梦，也由于那几位本身是基督教徒的伟大文学家、理论家给了我榜样性的启示，包括但丁、W.B.叶芝、T.S.艾略特、列.托尔斯泰，还有奥古斯丁等人，在我心目中树立了不朽的形象，这就是基督徒，我要向他们看齐，与他们为伍，是我的荣幸！
　　于是，在经过内心的反复之后，我向着耶稣启示的真道，迎面而去了。
　　我到的那间教会，是一间旧堂，位于闹市中心，大概有一百年历史了，算是城市中的一座标志性的建筑。整个教会约有几百人，地方不够用，星期天崇拜要分两场。每个星期有两天晚上的灵修聚会，祷告、崇拜和查经研讨，我享受到纯粹的一种真诚，浸润在质朴的虔敬中。新教教会，教堂大堂都是一个简单直观的十字架，没有圣像，没有名贵的古董，没有有钱人，也没有象我这样来自知识界的人，大家都是普普通通的工厂打工仔、退休老工人，大家对我都很好。开始的时候，祷告我是不习惯的，觉得别扭，很快也在这种虔诚的气氛中融洽了。
　　信主了，对《圣经》的感觉也不一样了。未信主前，我在那本朋友姥姥送给我的《圣经》上划满了红线、眉批、写了许多字（这是我读书的习惯），现在不敢乱写在上面，仿佛那是对神的不敬。我每天晚上抽一到两个小时独自一人专读《圣经》。为了更好地理解，我向教会的牧师、传道人提出借阅一些参考资料。不过，所得有限。能够找到的就是《系统神学》（任以撒著）、《荒漠甘泉》节选本、《效法基督》等几本小册子。教会虽然从十年浩劫中过来，但人才青黄不接，著述很少，来源稀缺，整个教会所通行的圣经知识、神学观点、思想模式，基本是解放前那班老牧师、老传道人留下来的，几十年的封闭使国内教会与整个基督教世界主流脱节了近四十年之久！而且，此前本来中国教会就不关心神学的训练与研究，中译、著述本来就很不够，而关于基督教哲学、基督教史、圣经研究等等学术领域更加是空白得可怕。国内几乎找不到好象的、学术品格上是可靠中立的著作。
　　但是我与牧师都共同认为，信主的人要深入地理解《圣经》是不能靠那些薄得可怜的小册子的，必需要有比《圣经》多几倍甚至几十倍、几百倍的研究材料作必要的参考。
　　我的理由有三：
　　 一、《圣经》作为“史书”的阅读需要。《圣经》多为故事、行迹，浓缩得很精简的宗教教义、律例，简靠文字表面，要精确把握其“为何如此说”“如此做”，明显是困难，它公认为以色列人的历史，如果仅仅是历史，那好办，可是它却同时是“宗教的”，即其中蕴含着超越的、全人类适用的信息，那么一个微小民族的上古史在何种程度上对全人类有永恒意义？要肯定后者，必先清晰前者。前者的肯定，就是历史本身的发生真相，作为我们要需要知晓得多的细节、掌握更多当时的历史背景、文化底蕴、社会分布、日常生活、宗教活动等等等等材料，这一部分能够掌握得更透彻深入，关于圣经历史的理解当然把握就越大。这是肯定的。也就是说要读懂《圣经》，必需掌握比《圣经》字面上的信息要多得多的信息。这是《圣经》的特质决定的。
　　二、《圣经》精意把握上的需要。《圣经》的精义大体体现在两个大的层面上：1、圣经大部分故事的叙述都带上很强的象征性，其潜在的含义、故事情节散发出来的信息，是多义、多层、多角度的理解都可以成立的，那么如何掌握一些主流角度，“先立其大者”，了解掌握比较权威、或者影响最大的解释，对于初者十分重要；2、圣经中有许多词汇，介于哲学语言与宗教语言之间，例如“道”、“约”、“真理”、“生命”、“人”等，还有一些是完全是宗教语言，如“属灵”“十字架”“救赎”“罪”等等。这些词汇的背后都带上了当时了以色列文明、希腊化下的犹太文明的烙印，是那个时年特有的普遍易懂的词汇，可到我们这里，千年万里的隔阂，该如何理解得准、理解得透？
这些词汇也好，故事与人物也好，都是《圣经》启示的精华、精神所在，是上帝透过具体时代的人的语言给我们的一尺全人类适用的尺。如何“听懂”它，成为我信主之后自己给自己的一大任务。教会的负责人、牧师也很赞成，并且共同为我谋划找书，找资料。他们主要考虑我这样一个青年知识分子来到教会，正正是教会最需要的人，开始他们，包括我在内，都共同想到去读神学。但当我了解到金陵神学院的课程和一些情况后，这个念头很快打消了。大家又为我想办法找比较新的资料。真是感谢主，主为我提供了方便，很快我有收获了：
一、得到“思高本圣经”了。一位年轻的姐妹到香港探亲，我托她找“思高本《圣经》”（因为我始终为其译文的准确、典雅而深深吸引），她办到了。思
二、得了一部最新、最详尽的新版《圣经》。一位很有心的老兄弟，托人带了一本《圣经，启道本》（香港海天书楼，1990年）回来，送了给我。此书正文为和合本，但经过比较严格的与原文核对，最精彩的每一卷书前辅有详细的“参考资料”，全书合共10万字；每一卷的经文注解合共超过150万字；还有丰富的图表、照片等，可以说是一部大型的、百全书式的《圣经》读本了。
　　三、在书店买到了梁工主编的《圣经百科辞典》（辽宁人民出版社，1990年）、威.沃尔克著《基督教会史》（是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前者是新中国后第一部中国人编的圣经工具书，在那年代可以说是非常了不起了，后者是闻名世界、经久不衰的基督教史专著，以学术上的中立、特重文化与思想史的发展脉络而著称。
　　再加之，在未信之前我已购得刘小枫主编的《西方现代宗教哲学文选》（上中下册，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还有何光沪先生主编的那套“宗教与世界丛书”（四川人民出版社），从1989年开始陆续出版，有几本对我颇有效用，例如J.麦奎利著《谈论上帝》、A.汤因比著《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J.C.利文斯顿著《现代基督教思想》C.道森著《宗教与西方文化的兴起》等等。有了一些作品，我基本满足了初期阅读的需要了。
　　我知道要谦卑，本来就不懂，那就从不懂到懂的学了。所以一开始把自己的定位调低点，最想了解的是整个基督教信仰系统的结构，这个系统的核心、主要支柱、关节点、这个系统内在的逻辑关系，特别特别，我要从身心上感受上帝“道在肉身”的“活的上帝”，作为人类救主的上帝。从前我对基督教除了还属于零星之外，就是上帝和耶稣都处于“故事化”“传说化”的背景中，既不可爱，也不鲜活，现在我感受到上帝“无所不在”、耶稣作为“完全的人”和“完全的神”那种神圣是如何结合的情形了。
　　信仰到底是感性的，或者说理性要以感性作基础与前提。在生命中经历上帝、经历基督，怎么个经历？记得我当时最深的感受是――效法基督，有一种“角色互换”的灵性对位法则存在。其具体含义是：基督“道成肉身”，是上帝的怜悯、爱和大能，让他甘愿“降尊”为人，经历了人的苦难、无奈和死亡，最后以神的权威施行救赎，同时圣灵以“俯就”的形式，以“人的语言”向人发出了上帝的心声；而我们要理解上帝对人的要求，理解《圣经》精意，我们要把自己的灵性“提升”，仰望、奔向、拥抱，上帝也要求信靠他的人经历他的心肠，体味他的用意。体味到上帝的意愿，同时也明白了人的真实光景了，这两者是同步合一地进行的。那这个过程完整地在自己生命心灵中走一遍了，《圣经》的精义也就肯定有所靠牢，不会随风吹荡，不会是路边的一块石头了（见耶稣“撒种的比喻”）。
　　我在信主初期的三年左右的时间中，在理性上解决了（准确些说是我自以为解决了）两大问题，一个是人道与神道的问题，一个是十字架道路的“时间性”问题。
　　前者很明显，也是几乎所有怀有人道主义立场的人必然的提问：旧约的血腥暴虐的上帝与新约慈爱的上帝，是同一个上帝吗？这是一个既基于神学逻辑的一贯性必然要解决，同时也是基于人道主义立场必然的提问。当时我的想法比较简单：上帝是上帝，是全人类的父，当人类背叛他，不识他，与他为难时，不仁在前者是人而不是神，所以他有权施予惩罚，惩治的最大代价就是死亡了。当人已经没有上帝的活的灵在里头，他只是一个“空壳子”，是泥土的（象征），旧约的故事只不过是启示人一个道理：没有上帝，人只有死亡，生与死无分别，因为他没有未来，没有未来作为座标与参考系的人，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根本价值所系。旧约突出强调的是人必需要与神同在，人的未来才是有盼望的，他活着才有意义，而上帝是用惩罚、圣洁、严苛的管教来启示这一道理。在“万神集市”（我当时用了这样一个比喻，曾经在灵修研讨中，作了一次发言）里，要人知晓到上帝，上帝的手段恐怕是要用非常的手段来显示“我是自有永有”的独一真神的形象，他必须要那一堆好战的部落与初期国家之中，显示他比任何神祗都要强大，他要成就的无可阻挡，才能在人心中生效。既然上帝不把所有的人变成机器人，那他就只有用这种手法，用雷霆手段使好战的人在战争中知道“他是上帝”，这是上帝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对着特定的人群所用的。故事中的许多情节是特定的，不能代表上帝对所有人都用血腥，例如他在其它地区的民族中就没有用。同时，他也不是把所有的人都杀尽来显示他的威严，在大洪水之后，上帝自己主动在与挪亚立约时限制了自己。这证明了上帝的慈爱，慈爱才是上帝的本质。烈怒的上帝只是在特定条件时作的一种强调。这样，旧约的上帝与新约的上帝，在本质上是完全衔接得起来的。
　　第二个问题是，十字架启示发生在公元两千年前，那么如果不经十字架之道就不能得救的话，这样问题就要解决两个了：1、在耶稣之前的人怎么处理，虽然在耶稣之后，但由于客观条件没有听到福音的人怎么处理。我当时阅读《圣经》的感受是：十字架是向着全人类的，换言之，它的效用是超越时空的。我们不能把耶稣仅仅作为一个历史中的人看待，而要把他作为上帝本身看待，这新约中有启示，耶稣不是说他的岁数比亚伯拉罕还要大吗，不是说“大初有道”“道成肉身”吗，这代明，耶稣的十字架之道在耶稣降生为人之前已经存在，并由上帝向人启示出来了。只不过有些人因为敬畏神，纯粹地敬畏而生智慧，他们听到，见到了，并且坚守了，而大多数人则被世间纷乱的偶像崇拜、自我的私欲阻挡了，造成了大多数人与上帝失诸交臂，人类已有的文明成为人与上帝间最大的阻碍。唯有耶稣的十字架把这个阻碍拆除，在末世的时候，启示出完全的上帝之道出来，让更多的人知晓、信仰而最终得救。
　　这两点对我当年能够坚信下来，有决定性的作用。不过，原罪问题，我那时还没有解决。我还因为这一条而困惑，在一个现在看来并不复杂的问题上，因为我的人道情怀，反而为后来的反叛、离开埋下了种子。
　　信主初期的两年时间里，我潜心把整本《圣经》通读了一次，新约就更多三次以上了。那本《启道本圣经》给了我莫大帮助，其注释、讲解为我串起了许多的神学概念、历史背景，同时当年也读一些“系统神学”的书籍了（例如任以撒那本《系统神学》），我也象当年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原理》那样，先找了一个教会内认同的架子把整个信仰各个环节搭建起来。这两年让我受益终身，今天我依然认为，初信的人，一定要拿出学习外语或者参加高考那样的精神出来，把《圣经》从头到尾认认真真细读一遍，全面地形成一个信仰系统，不论你日后对这个系统作何处理，这个基础的工程如果不完整，一切都无从谈起，圣经本质上是神的话，连神的话也知之不全，何论信仰？
那些日子除了一周回两次教会之外，剩下的就是自学。几乎晚上不上街，闭门静习，做了大量的笔记。这些笔记今天读来当然幼稚得很了，它不过是ABC程度，不过确实当时有效。大概整整一年半之后，我才开始欲扩充阅读范围，把J.C.利文斯顿著《现代基督教思想》、威.沃尔克著《基督教会史》两部著作通读一遍。这种阅读我以为更加是一个基督教徒要深入地理解基督教作为宗教的作为、发展主线、发展条件，必不可少的环节，一门有两千年以上历史的宗教，如果对其发展脉络知之甚少，甚至完全不知，如何理解这门宗教和他人，甚至如何自己的信？中国学问有很好的学统，就是“文哲史打通关”，西方也有，例如古希腊大学的“六艺”、中世纪至今的神学院课程，这些是一个人要成为有教养、有德行、有理性的人必需要的基础，我们今天的中小学基础教育实质也是类似的目标，可惜在教会，这类工程被降到最低，成为少数人（神职人员）才可能获得的“恩典”，绝大多数平信徒要么没有意识要做这项工作，要么心有余力不足。
　　92～95年左右的教会团契生活，给了我很大的归属感，我享受到一种独特的集团气氛和意识，也乐于成为其中那怕是作用有限的一分子。我的性格温柔了许多，祷告中我会流泪，会感受到来自神的、圣灵的清风细语那样的抚摸，抚摸着你整个人，在神深厚而温柔的爱中，你的祷告是与神交流的最好途径，在祷告中，你读过的经文全部都活起来，你也很快感受到耶稣那份对神、对人的情怀到底是什么性质的。你会感受到，耶稣本来就一直活在你的生命中，或你也活在他的生命中。祷告是必须的，也是平凡而日常的的，就象我们每天出门前问候一句父母，好象我晚上有时加班到深夜，走入孩子的卧室，轻轻吻一下他的额头一样，这种心肠之柔美、纯粹、深邃和浓烈，不足为外人道。特别当你独自一人的时候，祷告的感觉特别好，感受到与神的距离几乎是没有了，我成了那个把头枕在耶稣怀抱的门徒一般，我在祷告，此刻，耶稣在垂听、诸天在垂听。
　　那年头，教会已经开始关怀社会上的边缘群体，如伤残人士、刑满释放的犯人、问题少年、孤寡老人、失恋失常的人士等等，当然可为性是有限的，毕竟一来教会那时的意识还不够强，二来最主要的，在政府眼里宗教是“偏门”，行动上让我们诸多顾忌。也许，我口
才还过得去吧，也带了一些朋友信，也参加了一些捐款活动。而且当年我可能是这班信徒中收入最高的人了（学历和单位的关系），所以也高兴自己能尽一点力。而这些体验，是我从前在书斋中所没有的。
　　时光过得快（呵呵，现在回忆起来），大概三年时间，我开始厌倦回教会，原因是一个：我与“一本书主义”产生了矛盾，而且矛盾公开化了。
　　所谓“一本书主义”，用那位劝我归信的姐妹的话说：“你信主之后，你以前学过都是伪知识，可以完全抛弃。全人类的真理都在《圣经》里了，舍此之外，别无真理。”我到现在为止，对这种观点都持反对态度。我以为，从本质上一切真理，只要它称得上是真理都是来自上帝的，这没有错，基督教的十字架真理更加是上帝向人启示的一切真理的核心，唯《圣经》启示了这个核心性的真理，其它宗教或思想都没有做到，在这个层面上说“唯《圣经》”论即是“唯基督”论，我当然完全赞成。但是，关于这个人类世界、神创造的物质宇宙，物与人的关系，人自我的认知，等等层面上，非常显然，不可能由一本《圣经》全部反映得出来，相信这种事的人，根本不用大脑。
　　其次，理解掌握其它学科的知识，只要这种知识称得上是真知识，对于理解《圣经》就肯定有好处，例如我记得曾举例，有古希腊哲学史知识，你理解《约翰福音》中的“道”就肯定比只懂中文或只读懂英文文法的人，要更深刻准确地知晓其意思；你知道基督教史最早阶段的历史，包括罗马时期的宗教、哲学、风俗等，就会帮助你理解保罗书信所指的“假先知”、“世间小学”是什么所指。另一方面，所谓上帝的启示，按照正统神学的看法，也分“普遍启示”和“特殊启示”，普遍启示就是上帝向全人类作出的同一启示，是其它民族、宗教和思想中都可以观照得到的，领悟得到的启示，“特殊启示”就是指《圣经》启示。如果我们只强调《圣经》启示的话，那实质上是说，上帝对待人是不公平的，他只给一个以色列机会，却把99%的人有意拒绝了，上帝这是在搞“种族歧视”，这是可能的吗？
　　当时，好几个非常热心、虔诚和年轻的女信徒起来反对我，其中带头的就是那位我认识并希望促成我与现在的夫人恋爱的女孩子。她不听，说我是“做学问的眼光看圣经”，没有在圣灵带领下读经，注重人意多于注意神意等。在我在团契中作主题发言时，多次打断我的话，而演变成争论。每一次我都最后处于尴尬中，不是因为自知理亏，恰恰相反，是觉得“有理讲不清”，向着一班完全没有受过训练的人讲超越他们经验和心灵承受能力的话，我实在还没有这个能力，也没有这种权威（其实，到现在也是），还因为当时我信的时间比她们要短。我知道自己遇到一些把无知当真理的人了。
　　这种无知的确使我很伤心，伤心的地方主要不是因为伤害你的人是你曾经熟悉的人，而是因为我们的肢体居然就这种水平而不知自己的浅薄，这样地奉行信仰还以为真理在把。无论从个体还是整个教会事工来说，这种倾向都是有害的。但没有办法，让你哭笑不得。
　　教会领导层当然也不可能在这类问题给予明确指导，理由是我们两种说法好象都可以在圣经和教会传统中找到依据。大家都不是异端，可是明显我是弱者一方，你面对几百号文化水平离自己还远的人，你能做些什么？我当时很急，也烦闷和气愤，不知道修饰自己迁就大家，呵呵，当年的幼稚也就可想而知了。其实，我遇到的这种光景，与佛家在中国盛唐之后遇到光景有某些惊人的相似，你要叫那些广大的劳苦百姓，苦思修行，有高超的思辩思维去研习佛法，什么空宗、有宗，什么法相唯识，他们搞得
定吗？特别是盛唐期间，中国思想史是一个“乏善可陈”的年代，几乎毫无见树，却迎来了最发达的经济、最好的开放局面、最美妙的中国诗歌，可是，却没有产生最有份量的中国思想，包括宗教思想。葛兆光先生在《中国思想史》中言道，禅宗兴起、法相唯识法学的式微，很大程度上是中国人厌倦义理之学的结果，“从八世纪中叶以后，一度相当兴盛的佛教义学有些偃旗息鼓，似乎士人越来越倾向于相信，真正的佛教信仰，并不是在经典的阅读和研习中，而应该是在习禅与持律中得来，也就是说，以戒律严格护持自己的身心不受污染，然后以禅定去本验自己的心灵本原，或者以禅定体验到自己原本清净的心灵境界，然后用戒律小心呵护这种境界不至于失坠，这种针对心灵的实践性宗教信仰才是佛教的正途”（第二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年）。后来的净土宗专念佛号、吃斋持诫、又结婚生子的“居士”生活就更加了，佛法的方便法门一变再变，每次大变都是一次“降低门槛”。
　　基督教史其实也有类似的情形，只不过发展史上一开始就有“繁”
与“简”两股很明显的力量在作用。对于最广大的劳苦大众而方，信基督只要理解接纳一些最核心的教义，有心灵、信念、言行的合一，是发自内心地向主发出呼求的，他就一定能获得主的回应，只要他坚守他明白的道理，他的得救就一定是事实，基督教对他们来说是简易的真道，是实实在在的、贴心的道理；而对于那些饱学之士而言，基督的道理却是最深奥的，处处有大文章，要为之努力终生来领悟与宣讲神的道。这两者本来并不矛盾，但来到华人地区，却有可能造成某种分裂出现。
　　当年，我与那些女孩子们的争论已经触及到一些非常深奥的神学问题了，例如普遍启示与特殊启示的关系问题，到目前为止基督教神学仍然没有搞掂，卡尔.巴特，这位本世纪最伟大、影响最深远的神学家坚决地称耶稣之外不存在任何关于上帝的知识，而杰出的天主教神学家K.拉纳则认为基督教虽然是绝对的宗教，其依据是上帝在基督里的自我启示的这一独特事件，但这个启示是在历史中的一个特定时间点上发生的，由于这个原因，非基督教宗教传统虽然带有错误和缺点，仍然可以作为信基督前的预备。呵呵，上面是两种不同的极端说法了。总之，得救的恩典与十字架信仰在基督教世界中还存在一些神学上的争议，我个人总体倾向巴特一路，只不过没有他那么绝对就是了。
　　当年自己还不明白这些道理，说白了，水平比现在还差得多，所以弄得把关系僵了。自己当然心里很难受，觉得基督教徒怎么就这么低素质，怎么中国就不会出现一个象奥古斯丁那样的信徒？为什么教会内部的气氛越来越觉得单调、沉闷、压抑，有时甚至要带着面具那样回去？为什么传道人的讲道，听起来那样的肤浅、偏面和了无新意？不少教会不重视真正意义的神学训练，只重“宣传工作者”那样的传教士的培训？现在想来，这也是事实，世界各地的新教教会中存在一股“反智倾向”，华人教会同样难免。我们有时过分自负地相信圣灵与自己心灵相遇那一刻，自我把握圣灵启示的能力，这种方式表面上高举“唯圣灵”论，以为得胜的是圣灵，圣灵是用人可以理解的方式来引导着主的肢体。这样想当然不能说不对，但也容易走过了而毫无自知，它与中国人喜欢的“得意忘荃”、“直指人心”其实在形迹上相近，都容易把“一刹当永恒”，拒绝用理性分析和证明作“后续工程”，这样就掩饰不了自己的浅薄无知了。我当时的确很介意这种无知的存在，厌倦情绪很快滋生，想退出的念头越来越强烈。终于，在95年下半年，我离开了教会。当然直接的导火索，却还是另有原因。一个来自单位，一个来自父亲的去世。
　　95年下半年开始我的信仰进入低潮时期。生活上也遇到前所未有的压力，虽然职业上面迎来了第一个丰收季节，但整个人却处在混乱与烦躁中。回想起这样一个时期，觉得颇为恐怖。
　　像所有非神职人员一样，我去教会参加崇拜和聚会也都是业余时间，大概一年半左右，单位就知道了。上司找我谈过两次话，两次都比较委婉，充分肯定我一直表现不错，组织是看在眼里，要好好珍惜云云。我表示感谢。到95年中，领导再找我，就不客气了，细节我不说了，大概是说，市上面也听闻我
去教会了，某领导很气愤，我把单位陷于被动了，暗示要么与基督教一刀两断，要么与单位一刀两断。另一位领导对我说：“哎呀，年轻人，信仰这个东西说不清道不明，但总不能与组织对着干，你自己心里信没人管，就不要这么张扬了，你这样也会给教会带来麻烦的。”果然，不久之后，教会主要负责人约我出来吃饭，也说这事情管理部门已经知会他们了。我告知单位的意见之后，他说：“看来这事不好办了，我建议你还是暂时不要回来吧。”我想了想，也是，毕竟咱们处的这方水土不一样，我个人事小，还要为教会与政府的关系考量。我们共同祷告，两个大男人都哭了，他说：“一切交托，有神在，暂时回不了教会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你要坚持读经
、祷告。神有使用你的时候。”
　　那些日子我脾气越来越差，晚里睡觉经常做两个相同的梦：梦见去世的爷爷，气疯了那样要打我，我则拿起凳子与他怒目而视，老人最后极为失望的离去了；又梦见自己处身于黑暗的旷野，漫山遍野都是碗口粗的毒蛇，无穷无尽地拦着我的去路，我与蛇搏斗，每次都是险胜，醒来一头的冷汗。我出现了只有失恋时候才有的失眠，几乎晚晚如是。有一次，临睡前我与妻子握着手祷告完后，象突然看见一张占满整个星空的魔鬼的脸，它张开口要把我整个人吞下去，而我手中突然握住了一把带火的剑，形状却是十字架，我用剑把那张脸劈开两半，它烧成了灰烬。妻子问：“刚才你的手怎么突然冰得象雪一样？”我呢喃道：“我见到撒旦了”。
　　也是因为我的信仰，家里分裂了。老父气愤地说：“你的老子是上帝，那我是谁？！”这让我无言以对。
　　我的家庭，祖孙三代的遭遇都与二十世纪中国的遭遇紧密相连。祖上是读书人，薄有田产，但抗战战火延到岭南，日本人来了，二祖父留在乡下，不久死去，祖父带着父亲等逃到了香港，与数以万计的难民一样，靠找散工、捡垃圾为生，其实已经沦为乞丐了。
　　香港不久沦陷，祖母背着我那个可怜的四岁小叔父上街去做女工，突然日本军戒严，一行人不知何事，却突然冲过街口，两名日军追上前，挥起军刀砍下了一个男人的头，那个头一直滚到我祖母跟前，那个身子又在街道上滚来滚去，血溅满地，小叔父吓得尖叫不断，当场吓成痴呆，不会说话，半年后在贫病交加中死去。抗战胜利，在死亡边缘中挣扎的一家才回到乡下，家乡已经面目全非，无可安顿，逼于生计，祖父只身出城，在布行当工人，每月寄些许钱回家，而家中的父亲上了当地免费的小学，他读上小学时，年纪已经十三岁了。也与所有那个年代过来的劳苦大众一样，这种光景决定了他们两代人对
共产党的感激之情是难于言表的。他们是国家的主人，一切都不用愁了，一切生存基本的条件国家都为他们策划，甚至在家境困难的情况下，父亲念的大学因为是师范系列而免学费。党的恩情比海深，所以从五十年代中期开始，父亲就申请入党，但很不幸，一个“大跃进”，一个“文革”，他这个愿望二十年后才实现了，文革之后，他是作为我们市里第一批六名知识分子党员之一加入，成了当时地方新闻。
　　父亲一生正直、仁厚、忍耐，是我的人生榜样。“大跃进”，学校师生都参与了，到农村去搞农业，成绩则靠“报大数”，亩产千斤等等不在话下。但父亲不识时务，公开说领导在说假话、有违毛主席教导，校领导气晕了，上报父亲有反革命言论，好在当地教育局有位主管领导保了父亲，但也把他调往山区教中学，一去就是十四年。父亲后来对我说，他从没有后悔这段经历。为了不让
上辈担心，他隐瞒了个中原委，只说是响应“支援山区”号召去的，组织决定就要服从，两位老人也信了。父亲很孝顺，他一直身体不好，祖母喜欢吃饼干糖果，他每个月除了家用之外，专门寄钱回来给祖母买零食。父亲待学生家长很真诚，他调回市里后，将近十年仍然有老同事、学生、家长不远几百里来探望他，带来一点山区特产，父亲每次都盛情款待
。母亲告诉我，八十年代初有两次他还偷偷把一百元给了来探望他的两位学生和家长，弄得那两个月，我家连看病的钱都没有了。
　　父亲从患病到去世足足有近二十年，他知道这个病没得好，死亡的暗影时刻伴随，然而我却从来没有听到他一句沮丧的话，他深知自己肩上的担子。直到一天我说：“爸，我还出来工作吧。”他才叹了一声：“唉，即使你再深造，我也没有能力了。”我说：“爸，你放心，我长大了，也懂事了。”所以我出来工作时，首先考虑的赚钱，而不是自己的爱好，经历了两次失恋，我知道这个家是我生命中不能舍弃的部分。第一个月出薪水，全家象过节一样，父亲第一句：“给钱你祖父、祖母买东西吃。他们养大的孙儿终于能侍候他们了”。父亲国学功底比我扎实得多，他发表的文章不多，但编辑连标点符号都没有改就发了。临终前一个月，在病床上，他说：“你背一段《滕王阁序》给我听听。”颂毕，他非常享受：“啊，真是神人之作。这篇作品我是小学时学的了。你记得很准，好，好。还有一篇《李陵答苏武书》，你不喜欢，但我还是很喜欢的。”又说：“你与我已经完全不同了，你是另一种人。不管怎样，凡事不要走极端，要尽量为国家做点事，能为国家做事，就是好人。还有就是照顾好你妈，她这辈子比我还苦，而且因我而苦。我最放心不下的，就是你老妹，她可能一辈子都要你照顾了。你们兄妹俩，小时候我不在身边。我回来了教学任务又重，没有把你们教导好，培养好。”父亲还没有说完，我早就热泪盈了。
　　或者是我还是很继承了父亲“孝字为先”的秉性，我结婚之后马上就要了孩子。当孩子出生刚满周岁，他就走了。他临终那天下午，我预感到是时候了，一定要我夫人把孩子抱到医院，抱到他病床前，轻声说：“爸，孙儿看你来了”，原来已经昏睡的父亲突然脸上出现了少见的光彩，挣开眼看了孩子一眼，眼神很是安慰和满足，然后又昏睡过去。傍晚，父亲离开了。我一直陪着他，只有我一人在床前。
　　医院住院部到太平间那段路，有一半是原来防空洞的隧道，灯光昏暗，阴冷幽深，我跟在拖着父亲遗体的推车子后面，仿佛自己也进入了死亡之谷。清楚记得，我心里响起了莫扎特《安魂曲》的第一段，那是一个伟大天才对于死亡深深不服、对天不假年、生而多难的不公平的哭诉，尽管庄严规整，却包裹不住内里的反抗与争鸣。如果我是音乐家，我一定为父亲写一首《安魂曲》！
　　后来的几年，我一想起父亲，耳边居然不时响起普罗科菲耶夫的《第五交响曲》第一乐章，作品中再现的俄罗斯，那个冬天，大雪纷飞、阴冷单调、命途多桀，但同时又出奇地生机勃勃、坚毅刚强，虽百转千回，频频要在生与死之间决斗，但内里却始终有一股任何敌对力量都摧不垮的意志、信念，那不是正是父亲一生的写照吗？音乐风格、结构与主题指向，都极度吻合！
　　在父亲去世后的第一个春节，我特意请母亲、一家大小去走花市，啊，大概二十多年没有走花市了，可面对灯火艳丽、繁花满路，我想到了父亲，小时候，父亲寒假回来，也是带着我们兄妹俩这样逛花市，爸，你现在在哪啊？我不禁泪流满面……
我到现在为止，依然坚信父亲是一个很优秀的人。如果这样的人，也要下地狱，那该诅咒的就不是这样的人，而应该是上帝！关于原罪论，我一直是似懂非懂。干嘛这么多人要下地狱？一个不信上帝的人，就这么可恶吗？他的德性就完全亏空了？当年这些问题因为对父亲的思念，变得极为尖锐。
　　我把自己封闭起来了。有一天，夫人要我一齐祷告，我突然失控，大喝一声：“祷告什么！向谁祷告！”吓得她脸一下子全白了。
　　我是不是信错了？为何信了这样一个上帝？有上帝吗？是的，我承认，全人类在上帝面前有罪，罪的代价是死，可是死等不等于“永罚”？难道原罪与地狱之间，没有对耶稣的信仰，就可以直接划等号？这个问题太本质了，它涉及全人类，全人类都要求耶稣和他的门徒拿一个说法出来。
　　这又是一个难题，基督教在理论上还没有完全把这个问题解决，是的，必须承认这一点。承认人有原罪，不信上帝是罪，我想许多人不会反对，但要把所有不信上帝的人统统划入与撒旦同一命运，扔进火湖里去，却有极大的不公，则很多人会同意，并在心理上过不了这关口。因为很明显，许多人身上有着撒旦不具备的东西――德性，他们不是绝对的恶者！他们的心灵还有光明，还有善，还有爱，还有超越私欲的如耶稣般纯粹的仁义！
　　那怕小小一丁儿，也足以把他们与撒旦区别开来了，难道基督教教义可以对之视而不见吗？这个区别难道不重要吗？中世纪天主教会里某个时候普遍流行一个“炼狱说”，即那些有美好德性的人，虽然因为种种原因不信基督，但上帝怜悯他们，设立一个净化他们灵魂的地方，叫“炼狱”，在经历灵魂净化的苦难后，他们一样可以上天堂。新教完全否定了这个设想，是的，这个设想表面上并没有圣经依据。可是，否定之后却为新教在这方面如何解释留下一片空白，甚至混乱。
　　我目前有一些简单的想法：首先要承认，对人来说这是一个难题，圣经表面上的说法很残酷的，并没有为此留有余地，或者说对于信仰，这是一块还没有完全揭晓的“奥秘之地”。但我想，凭着基督之爱、基督作为人的中保的大能，我想有两个理由可以作出推论，上帝不会把所有不信上帝之名的人，拒绝福音的人，统统与撒旦一类打入永劫：
　　一、上帝本身的位格与心肠决定了上帝不会最后绝然地抛弃所有非信者。“上帝就是爱”，爱是有宽恕、赦免、有补足、有牺牲的，不是绝对“以牙还牙”式的报复。
　　二、上帝之道，并非是仅系于一个叫耶稣的人物身上。上帝之道本质上是“三位一体”的真道，是自始至终普世的。谁教会了人有德性？上帝；堕落后的人是不是德性、美好全失？不是。既然不是，就不能称人是“绝对的恶者”。是的，上帝在人这里已经变成了绝对的他者，人不再认识上帝，为何不认识，因为他们都把上帝视为偶像神了。
　　偶像神的特点，是它只是一个“空间神”，只是在某个“地盘上”存在的神祗，“空间神”绝对不是全人类的神，全人类的神是流动的、充盈的，充满宇宙，特别充满人类历史之中的。不变的是它的本质，不断流溢、工作不息的是他的爱、救赎和抚慰。上帝之在，在与人的关系上主要地呈现为“时间之神”的特征。上帝作为道、作为爱、圣洁、公义、希望、拯救，都不是空间性的表现，只能在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体现在人生和人心中。上帝的属性一早就赋予了一部分给人，让人凭自由可以或多或少地坚守得了。堕落后仍然有“知善恶的能力”，这个创世纪的细节往往为一般信徒所忽略，而这正是保证了人之为人的本质特征，使人区别于撒旦的特征，也是上帝始终与人同在，能够让人的历史最终都向着某种趋向迈进的保证。这位“时间之神”与人的关系，混然无声、若有若无，一旦于历史实证，它马上就隐藏了，但你以信仰的心看历史，它又显得清晰可鉴了。（具体可参阅卡尔.洛维特著《世界历史与救赎历史：历史哲学的神学前提》，上海三联，2002年；莫尔特曼《创造中的上帝：生态的创造论》，上海三联，2002年）
但那时我不明白，或者说不会这样思想。在原罪与永罚之间的逻辑断裂中，我一度否定了自己的信仰。
　　一个在坚持“正统神学”，甚至是在基要主义信念为底色的教会中成长起来，并完全接受的人，很难对信仰命题进行独立的理性反思。华人教会尤甚，其一来中国人本来就不好缜密、深进的思辩，二来华人教会中普通信徒因为与国际基督教之间的脱节，而很难获得思想资源。而在这种光景下，其他人看来并不难发现的悖谬命题，却变得难于发觉了，别人的批评也听不进去。我们害怕思考，不敢去思想一些与正统不同的观点，不信任与教会不尽相同的《圣经》研究成果，曾有一次，一位姐妹看到一本三联书店版的《圣经是怎样写成的》，她说读了不到四分一就不敢读下去，把书扔了，她害怕。怕的原因是没有能力分析鉴别。当教会内部不能对言之成理的疑问作出合理的讨论、没有丰富的历史知识、思想知识和神学知识的资源提供给疑惑者来理解，而当他们一旦执于怀疑而解不开时，反叛、出走，就容易发生了。我正是走过这样一段路的人。
　　我在家里越来越沉默，很快《圣经》也不读，祷告也停止，妻子当然觉察到我的变化，她觉得我陌生了，我也不能与她讨论，她是个很单纯的人，心灵很美好，我不忍心破坏她的心灵，亦不愿意说，慢慢她也不与我一起祷告了。
　　这段日子，我把心思放到了职业上，96年我的作品开始在省、全国获奖，单位又视我为可重用之材，很快，办公室换了，开会时座的位置变了，结交的圈子也逐渐有些不同。但，空虚，人觉得虚空，我从没有享受过这一切，因为我根本对此就没有兴趣。曾经几次，单位要我写个人总结，评XX先进、XX优秀工作者，要提交作品，我说：“不小心，丢了”，他们愕然：“人家某某，二十几年前在省报上发的一篇稿子，底稿都保留到今天，宝贝得象独生子一样，你怎么这样无心无肺的？”我笑说：“我不是他，我不讲‘计划生育’，别小提大作。反正丢了，单位大把好同志，找谁都比我强”。也从那时开始，我就不断遇到新同事提的问题：“把您的大作给我们读一读，教教我们吧
。”我总是说：“我的作品充其量是三流货色，评上个什么鸟奖，证明不了什么，我的作品肯定入不了‘史’，我的名字肯定进不了地方志。你们千万别把评奖看得太神圣，说实在的，最大的好处就是给你多一张混饭吃的牌子，你有心‘进步’的多一块垫脚的砖罢了。如果你们真要学，就学大师级的作品，我就是这样过的。古人云‘取乎上法，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首其下’。选一两部您很喜欢的大师代表作，熟读之，达到滚瓜烂熟，分析体味，然后融入自己的语言习惯中，变成自己的东西。然后再读其它类型的代表作，读同一领域内的二三流作品，体悟比较，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眼界就培养出来，笔力也培养起来，底气也有了，如果再在遵守写作与传播规律同时，大胆创新，那成果肯定会有，这是我唯有的心得。你们的将来必定高于我”。有人觉得我假谦虚，
是换一种方式的自吹自擂，我干脆把话挑明：“文人，写不过莎士比亚、曹雪芹、里尔克，你就别臭美了。把自己当是贩卖文字的商贩或帮闲就好了，好命的捞个‘御用金笔’还可以有希望，光宗耀祖也就算了。人要有自知之明，省得最后连斯文都失去”。对我来说，这时候的写作，既是麻痹自己，也是重新面对人间与社会。
　　单位的上班时间有一段时间比较宽松，毕竟是文化传播部门，上班是可以看书的，这是我最喜欢的一点。也是这样，我重读（或旧作新读）了一批思想著作，其中最主要是分析哲学的作品，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罗素的《哲学问题》、《我的哲学的发展》、蒯因的《从逻辑观点看》、理查德.罗蒂著《哲学与自然之镜》（三联书店，1987年）。研究著作方面包括了M.K.穆尼茨著《当代分析哲学》（复旦大学出版社，1986年）、艾耶尔著《二十世纪哲学》（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洪谦主编的《逻辑经验主义》（商务印书馆，1989年）、涂纪亮主编《语言哲学名著选辑》（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