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中，日本人在中国和东南亚屠杀的平民数有没有希特勒在欧洲大陆屠杀的平民多
二战中，日本人在中国和东南亚屠杀的平民数有没有希特勒在欧洲大陆屠杀的平民多
二战中，日本人和希特勒都在疯狂屠杀平民，日本人在中国和东南亚屠杀的平民数有没有希特勒在欧洲大陆屠杀的犹太平民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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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大屠杀是纳粹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民族清洗（种族灭绝）。犹太人大屠杀是二战中最多人知道的暴行之一，在这次大屠杀中共超过600万犹太人被屠杀。
二战，日本在中国杀死1800万，伤1700万人口。估计平民占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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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文化的反犹主义与纳粹大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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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纳粹实施大屠杀政策时，普通德国人充当了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就是说，大屠杀不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犯罪，而是一种国家计划、一种文化的结果。
当纳粹实施大屠杀政策时，普通德国人充当了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就是说，大屠杀不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犯罪，而是一种国家计划、一种文化的结果。
资料图 记者○ 从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的角度，你觉得应当如何看待纳粹德国的民族主义? 单世联： 纳粹民族主义与战争，特别是与对犹太人的大屠杀直接相关。纳粹暴政的特殊性，就在于它的大屠杀。纳粹大屠杀的对象并不限于犹太人，还有吉普赛人、波兰人、斯拉夫人等等，还有同性恋者、精神病患者、苏军政治委员等等。但最集中的群体显然是犹太人。犹太人的具体死亡数很难精确。纽伦堡法庭估计为585万，包括战前波兰的300万，苏联的200万，以及其他国家的100万。对犹太人的屠杀由来已久，一部欧洲史几乎可以说就是一部排犹史，但只有在纳粹体制下，对犹太人的屠杀才成为&种族灭绝&。这一行为似乎具有偶然性。比如有学者认为：&毫无疑问的是：在通往&最终解决方案&的道路上，希特勒的作用是决定性的和不可缺少的。如果他没有在1933年上台，也可能会出现一个保守党政府，或另一个军事独裁政府，歧视犹太人的法律很有可能也还会在德国出现。但没有希特勒和以他为首的独一无二的纳粹政权，制定并实施一个从肉体上灭绝欧洲犹太人的计划是不可想象的。&但更多的研究都关注纳粹大屠杀与传统反犹主义的关联。研究大屠杀的权威史家保罗&希尔伯格(Raul Hilberg)就不但把希特勒的战争称之为&针对犹太人的战争&，而且明确认为大屠杀认为是欧洲排犹思想的极端体现。 说得这里，有必要提到一本书。这就哈佛大学历史学家戈德哈根(Daniel Jonah Goldhagen)据其博士论文写成的《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一书。此书于1996年出版后，不但风行美国，排榜为十大畅销书，被英美学界认为是&称得上里程碑的畅销不衰的著作&，而且德国的《时代》和《明镜》等著名媒体也很快推介此书，德语版销量达十多万册，成为当时销量最大的畅销书，并引发了&历史学家争论&。次年，德国历史学家沃尔夫冈&维帕曼(Wolfeang Wippermann)还专门推出分析戈德哈根论争的综述性著作《谁之罪》(Wessen Schuld，Berlin：Elefanten Presss.1997)。戈德哈根的主题是&普通的德国人是如何陷入种族的排犹主义而变成心甘情愿的大屠杀刽子手的&。他紧紧抓住大屠杀执行者的&志愿&特征来反思纳粹大屠杀，确认反犹主义是德国文化传统的核心，纳粹反犹主义是普通德国人信仰的主要部分。当纳粹实施大屠杀政策时，普通德国人充当了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就是说，大屠杀不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犯罪，而是一种国家计划、一种文化的结果。 戈德哈根的文化解释有三个层次： 首先，灭绝种族的意识形态是德国对犹太人的认识模式。 其次，排犹主义是纳粹持之以恒的目标，并得到德国人的认同。 最后，也就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大屠杀的行刑者是自愿的凶手，他们都是普通的德国人，不是受过意识形态灌输、受着组织约束的纳粹恶魔。毒气室和焚尸炉，希特勒、希姆莱、海德里希和艾希曼固是杀人魔王，但还有更多的机构和人员参与了大屠杀，这些人加上军队的共谋者，计有几百万之众。特别值得重视的是，在纳粹建立的一万多个集中营中，大量普通德国人为集中营体系提供了人力资源，他们同纳粹党、党卫军等纳粹机构并无特殊的联系。他们同党卫军和纳粹党中的其他普通德国人一起，折磨着、屠杀着集中营的犯人。 所有这些观点都可以得到经验材料甚至数据的证实，中国读者对此也不陌生。戈德哈根选择了第101&刑警营&(Orpo)作为分析的对象。该营最初有500名刑警，进攻苏联后增加到点5500名，其中大部分是年龄较大、不能再进入武装部队的男性。之所以选择&刑警营&，不只是因为刑警营直接参加了大屠杀，而且也因为刑警营的德国人有相当大的一部分并非由于他们在军事上或意识形态的合格，而是被偶然选中的;他们在军事技术、思想灌输甚至武器、后勤和程序方面的训练是微乎其微的;他们不是纳粹机构，其人员并没有纳粹化，有些人被认为是不适于服兵役的，有的人是为了逃避兵役才当警察的。他们只接受了两个月的特殊培训，就被派到苏联，居然很快就适应了凶残的杀人者的角色。在详细评论了刑警营配合党卫队的&特遣队&大规模屠杀犹太人之后，作者根据1945年后一次德国起诉调查所获得的完整记录，以第101刑警营为中心，集中分析这些由&普通德国人&组成的行刑者的志愿特征。 从其人员构成上说，他们来自德国社会的各个等级、各种行业。他们不是狂热的纳粹分子，也不是职业军人，更不是杀人狂，而只是&普通德国人&，因此他们广泛地代表了德国社会。 从其行为方式上看，他们决不是被迫完成任务的违心的杀人者。根据有关证词，希姆莱曾下令，警察和安全部队的成员可以自行选择是否参与对犹太人的屠杀。1942年6月，101营被第三次派往波兰实施大屠杀，当他们明白自己要扮演的角色时，没有人表示出不理解和惊讶，没有人想要了解一下为什么要这样做。 从其屠杀对象来说，他们的行为有选择性，即优先杀害犹太人。戈德哈根发现，德国人热衷于消灭犹太人，竟然达到这样的程度：他们宁可推迟对付给他们造成真正威胁的游击队，也要先去捕杀犹太人。 从其行刑环境来说，他们是在德国社会/文化空间中行刑的。行刑的地点虽然不在德国，但纳粹在波兰精心塑造的文化生活成为刑警营生存的天地，刑警营的官兵们在屠杀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以后，又回到比较正常的德国文化生活中。他们的文化生活包括：警察俱乐部、娱乐中心、酒吧、运动场、剧院、影院、教堂、谈情说爱的地方、讨论伦理道德之所。 由此可见，从文化上解释大屠杀，确有所据。戈德哈根总结说：&德国文化中普遍长期存在的恶毒的、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为大屠杀准备了启动条件;持有种族大屠杀意识形态的罪恶政权对此加以利用;受到大多数德国人崇拜的领袖希特勒把这种残忍的种族灭绝的纲领付诸实施。在纳粹时期，灭绝种族的排犹主义成为德国领导阶层和普遍德国人杀戳犹太人的动力源泉。&作者也注意到，排犹主义是若干欧洲国家的传统，仅仅排犹太人主义本身并不能导致大屠杀，德国的特殊性在于：&只有在德国，一个直言不讳的、丧心病狂的排犹主义运动上台执政，而且是通过选举上了台的，这个运动一心要把排犹主义狂热变成由国家组织的种族大屠杀。&&其他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排犹主义都没有像德国的排犹太主义那样广泛，以致变成一种文化模式，那样深深地同种族主义相结合，以致于把犹太人视为德国人民的死敌，那样恶毒地公开号召要消灭犹太人。&如此，则大屠杀=反犹文化+纳粹运动(及其所掌握国家机器)。 当纳粹实施大屠杀政策时，普通德国人充当了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就是说，大屠杀不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犯罪，而是一种国家计划、一种文化的结果。 ○ 如此说来，你赞同戈德哈根的观点，认为大屠杀是长期以来民族主义文化传统的必然后果? 单世联： 戈德哈根鲜明地提出了大屠杀的独特性问题，对理解大屠杀有两个重要意义。其一，大屠杀的刽子手，事后几乎都一再强调他们只是奉命行事，种种犯罪行为是由完全超出他们控制范围的&更高&力量所左右。他们喜欢说&我只是做我的工作&、&我是在执行指示&、&我不能违背命令，否则就会被杀死&等。其二，在当代思想界，盛行一种把大屠杀普遍化的倾向，一是把大屠杀与现代性联系起来的后现代主张，另一种是把大屠杀解释为西方文明的一种后果。两种普遍论，客观上淡化了大屠杀作为一个&德国事件&的特殊性，无法形成对大屠杀的完整解释。戈德哈根强调反犹传统与大屠杀的关系，对矫正普遍论极有意义。 文化是重要的，对以&文化民族&自居的德国人来说，尤其如此。然而，文化解释并不全面。 第一，它需要进一步语境化。不能用普遍性的东西来解释独特性的东西，反犹主义数千年來一直是个很普通的现象，但是纳粹式大屠杀却找不到先例。而且在遍及全欧的反犹主义与纳粹基于种族主义的灭绝性大屠杀之间，还有不小的距离。直到纳粹上台之前，恐犹症无论是在普鲁士德国还是魏玛德国都不是文化主流，法国、奥地利的反犹主义都比德国更为普遍、更为强烈;且德国的反犹主义也有差别，其对犹太人的反对程度也须仔细区分。除了纳粹，魏玛时期，没有哪一个以反犹主义作为其政纲的政党获得具有决定意义的选票，而纳粹在1930年代以前也只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种族主义党派，直到1928年，纳粹党在德国大选中也只得到3%的选票，因此反犹主义对其纳粹的上台是否起过决定性作用，是需要讨论的;而且即使把票投给纳粹，也不一定就是支持其反犹主义。在纳粹与德国之间，反犹主义并不是唯一的连接物。在大屠杀发生以前，犹太人普遍认为德国是宗教和民族平等的天堂。德国人对犹太人的仇视并不根深柢固;尽管欧洲其他国家都爆发过仇视犹太人的公众暴乱，但德国却沒有出现这种现象。一战期间，俄国沙皇下令驱逐50万犹太人，他不相信犹太人对俄国的忠诚。而占领白俄罗斯的德军却缓和得多，他们废除了反犹太人的法令，对犹太人表示友好。 第二，它需要分析由文化而行动的具体过程。从反犹文化到屠犹行动，中间还有许多环节。反犹文化本身，并不直接导致大屠杀。战争期间，英美两国秘密监听了德国战俘的对话。2001年，德国学者斯恩克&耐茨尔等人对15万份监听实录进行了研究，他们的结论之一是：&很多人确实抱有反犹主义的思想，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等同于&纳粹&，而且这和他们的杀戳行为也没有直接关系;很多人憎恶&犹太人&，但他们也对犹太人遭到屠杀而感到愤然不公。&全部问题在于，对他人(异族、别国)的敌意、迫害狂、甚至杀人欲等等，与真正的杀人行为是不同的。想杀人与真杀人，是有严格界限的，前者是文化心理，后者是社会/政治关系的一种功能，仇恨本身不能解释参与集体屠杀的行刑者和杀人行为。没有纳粹德国领导核心的直接命令、为此而动员的国家机器及相应的程序与方法，普通德国人不可能完成大屠杀。 第三，它需要进一步的精确化。我们不可能准确地回答到底有多少德国人赞同这种希特勒的反犹、屠犹偏见，因为憎恨、非理性、谬见和类似的内心状态都无法被精确地衡量，我们无法绝对客观地断定人们脑子里究竟在想什么。求助于探究至犹太人憎恨者思想深处的智力手段，分析不同的文化传统，甚至关注一个民族的思想状况和性格习性，所有这些做法对于让问题清楚地显示出来都有着重要意义，但并不能解决它。就戈德哈根的著作而言，可以讨论之处于，反犹主义是否即是德国文化的核心?大屠杀是否只是源自一种文化?如果回答是否定的，那么作者对人类行为和历史变化的真正复杂性缺少辨别力。 在具体分析中，戈德哈根也有大而化之的毛病。其一，一般地说，大屠杀的主要执行者是&党卫队&，但戈德哈根却以第1O1刑警营的官兵大都是秉其反犹主义参加大屠杀为据，推断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是反犹太主义的结论，但是否&普通的德国人&都像第101刑警营的成员那样?即使是第101刑警营的官兵，他们之参加屠杀，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如服从命令、企望升级或害怕被认为是&软弱&等等，这是同样研究过第101刑警营的另一位学者布朗宁(Christopher R.Browning)在《普通人》中提出过的原因。这本书现在也有中译本了。其二，&毁灭的愿望&源自反犹主义传统，但其真正实现，却需一个新的环境。行刑者固然生活在德国文化环境中，但所处的位置却是异域的。研究者们一再指出，入侵苏联向德国提供了一个迄今为止一直缺乏的机会：遥远的地域和陌生的文化，广袤的原野，战争和军队的掩护，当地的合作者，恶劣的天气，再加上战场上毁灭的愿望等，纳粹屠杀者仿佛置身于一个迥异而充满敌意的世界，可以几乎没有顾忌地行动。大屠杀主要发生在东欧地区，不是偶然的。 ○ 那么，民族主义的反犹传统为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导致纳粹德国的大屠杀呢? 单世联： 这确实是一个问题，我们还需要研究纳粹反犹的特殊意义。 解释大屠杀的两种普遍论：它是现代性的后果之一、它是西方文明的内容之一。同样，特殊论也有两种思路，一种是将之与德国反犹传统联系起来，以明大屠杀的&德国性&。另一条思路，是将之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特殊的政治、文化形势联系起来，以明大屠杀的&时代性&。21世纪以来，德国学者拉尔夫&格奥尔格&罗伊特，出版《希特勒传》(2003)和《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2009)两书，深入研究了1914年到1923年德国革命这一充满戏剧性转折的历史过程，认为希特勒和大屠杀并非德国社会畸形发展的产物，而是对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反应。在罗伊德看来，戈德哈根没有用历史的眼光而是孤立地看待这一过往。 在介绍罗伊德之前，我们先来看看19世纪的反犹。材料来自奥地利作家茨威格(Stefan Zweig)的自传《昨日的世界》。据这位著名作家回忆，19世纪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包括反犹主义，都不带有那种可怕的仇恨之心，这种仇恨之心是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余毒才侵入到时代的血液循环中的。茨威格回忆19世纪末的维也纳生活时，特别提到反犹太主义政党的党魁卢埃格尔(Karl Lueger)，此人于年任维也纳市长。&从某种意义上讲，卡尔&卢埃格尔是希特勒的榜样，是他教会了希特勒随心所欲地利用反犹太主义的口号。这一口号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树立了一个可见的政敌，同时却又悄悄转移了他们对大地主和封建华贵的仇恨。但是这两人又有所不同，这也正反映了我们今天的政治已变得彻底的庸俗和野蛮，反映了我们为个世纪可怕的倒退。卡尔&卢埃格尔留着金黄色的柔软的络缌胡子，仪表堂堂，维也纳老百姓中间被称为&漂亮的卡尔&，他受过高等教育，而且不愧为在精神文化高于一切的时代上的学。他擅长言词，性格爽气而恢谐，即使在最激烈的演说中&&或者说在那个时代被人视为是激烈的演说&&也从未失去过应有风度，他虽拥有一把刮刀&&一把可以干出杀人祭神的野蛮行径的机械的切削刀&&但他却小心翼翼地控制着它。他对自己的对手始终保持某种君子的雅量，他的私生活是简朴和无可争辩的，他的排犹主义的政治立场从未妨碍他一如既往地对自己从前的犹太朋友怀有善意和多加关照。当他领导的运动终于征服了维也纳议会和他本人被任命为市长以后，他一直秉公办事，政绩是无可指摘的，甚至可以说是民主的表率。在这个排犹主义政党取得胜利以前一度胆战心惊的犹太人，继续生活得像从前一样：享有平等的权利和受到尊重。& 因此，茨威格回忆说：&我个人必须坦白承认，我当时身为一个犹太人，无论是在中学还是在大学和文学界，都没有遇到一丁点儿麻烦和歧视。&所以，&反犹主义&是一个复数概念，欧洲历史上有各种各样的反犹主义，它本身并不必然导致纳粹式的大屠杀。 当纳粹实施大屠杀政策时，普通德国人充当了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就是说，大屠杀不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犯罪，而是一种国家计划、一种文化的结果。 罗伊德利用大量当时的文图资料，对希特勒早年思想状况和政治活动作了细致研究，提出了许多新观点。 第一，不同于《我的奋斗》中的自述，希特勒早年并非反犹分子。在维也纳时期，希特勒确实开始思考犹太人问题，但他只是把犹太人看作一个独特的民族。在其境遇一落千丈的潦倒日子里，他还和流浪之家的犹太人以及犹太手工业者、犹太商贩建立了很好的关系。慕尼黑时期的希特勒也不是反犹分子，那里以犹太人居多的左翼艺术家云集，以艺术家自居的希特勒当然不会持反犹立场。一战期间的希特勒只有民族主义立场而无政治兴趣，当年的战友都没有预料他后来会如此仇恨犹太人。他的铁十字勋章就是由犹太陆军中尉授予的。由于他所在团里的犹太士兵都很英勇，希特勒对他们是有好感的。在他作为帝国总理时，还帮助了一个因&雅利安条款&而失去法官职务的犹太连长。因此，劳埃特断定，《我的奋斗》中描述的青年时代的反犹太主义是希特勒后来建构出来的，并不是真相。 第二，不同于《我的奋斗》中的自述，在1918年11月到1919年5月这一&停战期的天堂&或混乱的日子里，希特勒属于政治上的左翼。正如历史上一再发生的那样，一战后犹太人成为为德国灾难埋单的人，全德都掀起反犹太浪潮。苏俄主导的&十一月革命&则使反犹主义不断升级，德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相似性、布尔什维克主义与犹太人、共产主义与犹太教的关系，成为反犹主义津津乐道的话题，并深入人心。大多数德国人都在问：德国会走俄国人的路吗?在这样一个混乱形势下，回到慕尼黑的希特勒，在政治上是接近多数社会民主党的。在独立社会民主党主席&犹太人埃斯纳&被剌身亡后，他还参加了的葬礼。甚至，在希特勒成为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党魁的时候，还与多数社会民主党保持着联系。这并不奇怪，参加过大战的军人仍然记着&堑壕社会主义&&&在前线共同战斗的士兵中没有阶级&&的经验，他们寄希望于多数社会民主党能够打破社会分层，提高参战军人的社会地位。希特勒所在的步兵第二团都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都参加过左翼政党和组织的示威活动。1930年以后，改变了政治立场的希特勒还多次称赞社会民主党人的勤奋、纪律、廉洁，肯定他们推翻霍享索伦王朝的功绩。， 第三，不同于《我的奋斗》中的自述，希特勒政治立场的改变始于1919年5月之后。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苏俄主导的德国11月革命有关。日，《凡尔赛和约》公布，谈判过程中的不公正、和约提出的苛刻赔偿，德国人不但受到民族感情上的巨大创伤，还认为这种无视来自东边威胁的和约，实际上把德国划为革命的区域。这一方面加剧了德国与西方的对立，在反革命、反布尔什维克连带着反犹太的高潮中，一无所有的希特勒把周围的反犹情绪内化，为其失败感和愤怒找到了投射的对象。也就是在此时，希特勒以其演讲天赋而在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中崭露头角，其演讲的主题就是反布尔什维克主义、反犹主义。将犹太人与布尔什维克等同，是新反犹主义的核心内容。当1941年闪电进攻苏联失败后，希特勒开始了对犹太人的系统灭绝。&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只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犹太资本主义&。作为一战后穷困潦倒的一员，希特勒和德国多数中下层民众一样，害怕经济剥削使社会变得冷酷无情，个体生命变得无足轻重。希特勒早年追随社会民主党，对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至少不反感，这种态度就反映了他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实际上包括戈倍尔在内的北方纳粹，就多持有社会主义立场，戈倍尔本人就持有强烈的反资本主义立场。在希特勒看来，这就是西方资本主义和国际化的&犹太&社会主义之外的第三条道路。在形成反社会主义、反资本主义立场的同时，希特勒又接受了种族主义。罗伊德认为，极端的反犹情绪在1919年逐渐升至沸点，希特勒种族主义世界观就是在这种情绪中开始形成。 事后看来，所谓&犹太布尔什维克主义&、&犹太资本主义&、&犹太人的世界阴谋&等，统统没有根据。罗伊德特强调的是，当时许多德国人真的相信了这些，希特勒就是其中之一。 这种说法与德国&修正主义史学&有关。所谓&修正主义史学&的主要观点，是说纳粹大屠杀并非独一无二，它完全可以与本世纪的其他大屠杀相比较;纳粹大屠杀是布尔什维克恐怖的&翻版&，在古拉格集中营与纳粹集中营之间有着因果关系，布尔什维克主义与法西斯主义有同源性。在哲学家哈贝马斯(Jrgen Habermas)、文学评论家拉尼茨基(Marcel Reich-Ranicki)、史学家温克勒(Heinrich August Winkler)等人看来，这种&修正主义史学&是用斯大林等人来把希特勒相对化，并试图取消德国的罪责。 我赞同哈贝马斯等人的观点，但罗伊德的研究至少告诉我们，纳粹反犹不同于历史上的或其他国家的反犹，它与20世纪的欧洲政治生活密切相关，有其新的内容。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理解大屠杀的种种复杂性。 ○ 大屠杀是一个复杂性工程，任何一种简单有解说都是不够的。你能说说其中的主要构成因素吗? 单世联： 对这个问题比较全面的回答，我在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中分三章作了分析。 第一，现代性提供的意识形态与组织机构、工艺技术。纳粹大屠杀不是原始时代人命如草的部落残杀，不是金戈铁马的战阵厮杀，而是党国权力和工业化组织紧密合作，特别讲究科学和效率的现代作品。大屠杀的方式不是军事的、警察的，而是工业的。法国学者菲力浦&拉古-拉巴特(Philippe Lacoue-Labarthe)指出：&从消灭犹太人的&最终&形式来看，这种消灭不再带有任何经典的或现代的系统镇压的特征。甚至所有那些为了逼人招供、迫人悔改、恐怖惩戒而发明的&机器&，都不再用得着。犹太人就像处理工业废料，处理寄生虫一样被处理了。&&这就是为什么为此目的而使用或&改造&的那些机器(并不是人们所发明的铁处女、车轮刑、断头台一类的机器)，是我们工业领域中十分平常的机器。&在此工业系统中，组织者的任务是更好地利用现代科技成果，不断改进方法和工艺程序，以确保执行者能够把本来具有一些属人的感情，乃至动物性的怜悯抽象掉，在完成杀人任务时无需产生良心颤动和道德的不安。执行者面对的也不是一个与他们一样有生存权利、有创造性和想象力的生命，而是一件件产品原料，一堆有待处理的垃圾。 当纳粹实施大屠杀政策时，普通德国人充当了心甘情愿的刽子手。这就是说，大屠杀不是一种偶然的集体犯罪，而是一种国家计划、一种文化的结果。 以为现代文明的理性世界使大屠杀成为可行是正确的，但如果进而得出结论：是现代性本身导致了大屠杀，那就过头了。一个很简单的道理是，大屠杀之于纳粹并非是一件合理有效的行动。战争之前，纳粹对犹太人的政策主要局限于伴随着驱逐的&种族隔离&，战争开始后，却不惜花费巨大人力物力进行&种族灭绝&。那么，是什么样的合理性可以解释：将希腊罗德岛上的2200名犹太人运到3200公里外的奥斯维辛，而不是将更为紧迫的军事运输放在首位?在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东线红军步步逼进、德国即将战败之时，是什么样的经济和政治理由使得1944年抓捕50万匈牙利犹太人到奥斯维辛?齐格蒙德&鲍曼(Zygumnt Bauman)是谨慎的，他并没有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划等号。他的结论是：&现代文明不是大屠杀的充分条件，但毫无疑问是必要条件。没有现代文明，大屠杀是不可想象的。正是现代理性化的世界使大屠杀变得可以想象。&那么，&充分条件&是什么? 大屠杀至少有三个构成要件，传统的反犹主义锁定目标;现代性提供理由和组织、技术手段;原始的破坏力、愚昧、残忍和暴虐生产施暴者的动力。没有后者，反犹主义只是意识形态，官僚体系只是机器而没有行刑者。既反传统又反现代性的纳粹在高度文化的社会中，将愚昧的认知和野蛮的力量收集、整理起来，在国家的控制下集中起来指向犹太人和其他被害者，实施大屠杀。 当然，大屠杀发生在东欧地区，这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在向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转进的过程中，民族矛盾和冲突非常尖锐。实际上，这一地区的大多其他民族都有程度不同的屠犹行为。二战结束后，波兰、苏联都继续虐待犹太人。最近翻译进来的《野蛮大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记录了这一方面的情况。从中我们可以看到，民族主义作为一个文化传统，在与现实的政治、经济矛盾纠结在一起后，会造成多么大的人道主义灾难。当代恐怖主义的行径，更是提示着我们，民族主义仍然是影响当代世界和平的一支重要力量，我们需要认真研究这一文化政治现象。 深读 伊恩&克肖：《希特勒》(2000)，赖兴等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 丹尼尔&乔纳&戈德哈根：《希特勒的志愿行刑者》(1996)，贾宗宜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年版 斯恩克&耐茨尔、海拉德&威尔则：《撒旦篇章&&二战德国窃听实录》(2003)，刘景姝译，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13年版。 拉尔夫&乔治&劳埃特：《大逆转1919&&希特勒反犹背后的欧洲史》(2009)，陈艳译，：陕西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 斯蒂芬&茨威格：《昨日的世界&&一个欧洲人的回忆》()，舒昌善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年版。 菲力浦&拉古-拉巴特：《海德格尔、艺术与政治》(1987)，刘汉全译，：漓江出版社2014年版。 齐格蒙德&鲍曼：《现代性与大屠杀》(1989)，杨渝东、史建华译，：译林出版社2006年版。■
[责任编辑：杜鑫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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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小时点击排行它们吃的都是官粮，有的动物伙食标准比我们高得多。
从村民家借来梯子，司机才拿着手机爬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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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页 :基本信息
　　书名：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
　　出 版 社：广东人民出版社
　　作者：夏志清
　　内容简介：
　　《黑暗时刻》上卷分析希特勒的个性、理念、行为与结局，通过希特勒与其身边大小人物的关系，尤其是他与德国国防军及一些知识人的扭曲关系，展现纳粹运动的社会基础与文化后果。下卷以集中营为中心，探索大屠杀的起源、方式与程序，分析受害人、施暴者及相关人的心理模式与行为风格，重点讨论“奥斯维辛之后”的精神状况。全书综合使用回忆、著述与创作等各类材料和方法，融历史叙述、理性反思与情感体验于一体，寓细节排比于宏大叙事，是中国读者认识纳粹文化的可靠指南。
　　作者简介：
　　单世联，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博导，国家社会科学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长期从事文化理论、中国现代思想史与20世纪激进文化实验研究，出版著、译20余种。主要著作有：
　　《中国现代性与德意志文化》（三卷）
　　《黑暗时刻：希特勒、大屠杀与纳粹文化》（两卷）
　　《文化大转型：批判与解释――西方文化产业理论发展研究》（两卷）
　　《革命文化研究》（三卷）
　　书摘正文：
　　一、希特勒五章
　　如果希特勒死了，那么德国也将覆灭。我们不会投降，永远也不会。我们可以没落，但是世界将同我们一起毁灭。
　　――希特勒（1945年1月）
　　希特勒是德国纳粹运动的创始人和纳粹德国的核心，没有希特勒，就没有德国的纳粹运动和纳粹国家。所以纳粹党领导人的口号并不全是夸张：“希特勒就是德国，德国就是希特勒！”
　　希特勒不但是重要的，而且是独特的。权威传记《希特勒传》的作者费斯特认为：“属于德意志特色的最为重要的、无论作何种评价都不会过高的因素是希特勒本人。所有惊人的、从历史和社会那儿学来的超凡总揽能力和分辨能力，最终归属于他这个人，也不能不考虑他个人的一生，是他的一生给了众多的事件以决定性的推动。在战争间隙的这段时间内，在同样遭受类似喧嚣的国家里，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在演说才能方面能与希特勒一比高下的领袖人物，没有任何一处产生过具有相似组织能力和战术天赋的这样一个男人，也没有谁像他那样的极端和激进。”
　　因为希特勒的种种独特性，史家们也喜欢说：“希特勒这个现象使一切理性分析无能为力。这个人物使德国历史以及整个世界历史发生了深刻变化，这是谁也不能否认的。然而，这个问题之所以使理性分析无能为力，并不是阿道夫&希特勒具有复杂的性格和深刻的思想――这两样，他都不具备――，而是由于一个更难理解的、更重大的问题：这么一个既平庸又邪恶残暴的人物，怎么能得到如此广泛的支持，足以使自己成为德国的偶像化的领袖，然后又几乎成为整个欧洲的主人，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希特勒之后，后人一直在艰苦地描绘他的形象，许多重要环节仍不清楚，这里只提示几个重要方面。
　　1早年：权威人格与斗争哲学
　　早期经验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人的一生，取决于个体的性格。绝大多数人都在社会环境与文化传统的影响下与时俱进，与世沉浮，也有人能够坚守自己的禀赋，特立独行，较少妥协。对于像希特勒这样的人间异数来说，了解其早期生活和性格当是走近他的第一步。以理想和主义为标榜，动员人民为集团利益和领袖私欲而奋斗、牺牲，是20世纪政治文化的一大特色。希特勒之所以成为这种潮流的代表和推动者，在于他利用了、强化了、改造了当时德国的政治文化，给纳粹德国赋予了鲜明的个人意志。
　　在《我的奋斗》中，希特勒有一句坦白的交代：“我敬畏父亲，但爱母亲。”母亲克拉拉死后，希特勒终生带着她的照片。每年8月12日是他母亲的生日，希特勒将之定为“德国母亲荣誉日”，其理由是“她为德意志民族生了一个伟大的儿子”。
　　希特勒有理由不爱父亲。阿罗伊斯&希特勒（Alois Schicklgruber）是一个私生子，性格生硬严酷，一生以服从为美德。在海关职员的岗位上干了40多年，最后成为林茨的海关税务员，跻身于中产阶级行列。“发迹后的阿罗伊斯剪一个短短的士兵式板寸头，眉毛浓密，还精心蓄起和奥地利皇帝一个式样的胡须。他身着笔挺的制服，显得威风凛凛。”
　　严整其外，放荡其内。阿罗伊斯婚前就有私生女，36岁时与一位上司50岁的女儿结婚。随着妻子健康状况的下降，他又与一个小他24岁的名叫弗朗西斯卡&马策伯格（昵称“芬妮”）的姑娘来往，并又生有一个私生子。1880年与妻子离婚，三年后与芬妮结婚。当芬妮次年因结核病去世时，小农之家出身的女佣克拉拉&波尔兹尔（Klara Poelzr）已经怀上阿罗伊斯的孩子，芬妮一死两人就迫不及待地结婚。1889年出生的希特勒是阿罗伊斯与克拉拉的第四个孩子，此时父亲51岁，母亲28岁。
　　阿罗伊斯对上司绝对服从，他也要求全家对他绝对服从。克拉拉自幼就认识阿罗伊斯，对之抱有敬畏之情，因此逆来顺受，安于自己的命运，具有超乎寻常的忍耐力。希特勒后来说：“假如父母之间几乎每天都爆发战争，其形式除了野蛮粗暴，实在没有别的可言，那么孩子们耳濡目染父母的不合，天长日久，终会留下烙印。假如父母之间冲突的形式往往就是父亲在醉酒之后对着母亲大吼大叫，谩骂和虐待，那么这样的家庭还能对孩子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呢？那些不了解这种家庭关系的人是很难想像的。”“冲突以令人不快的方式结束。假如男人一开始就为所欲为，而女人由于深爱着她的孩子，终于勇敢地站出来反对她的男人，那么接下来就将是无休无止的争吵，女人眼中的男人会变得越来越陌生。而男人呢，就更变本加厉地酗酒。”希特勒十一二岁的时候，经常在深更半夜到烟雾缭绕的小酒馆接他的父亲：“通常我得花上一刻钟或者半小时来求他、骂他，直到他终于肯跟我走了，然后我搀扶着他回家。当时我的心里只感到无比的羞耻。”
　　希特勒终生滴酒不沾，显然是鉴于父亲的教训。
　　第2页 :一、希特勒五章
　　在当地国民小学的几年中，希特勒成绩不错，是班上的孩子王，他后来认为那是一段“快乐时光”。1900年，进入旨在培养技术或商业人才的林茨公立实科中学后，成绩下降，父子之间的冲突就此开始。“我第一次感到被逼到了他的对立面。那时候我还不到11岁。一旦他脑子里替儿子的前途作出安排，就显得强硬而决断。而我拒绝这个从未同意过或者只是勉强同意的想法时，也和父亲显得同样的固执。”这个家庭经常出现的场景是：父亲暴跳如雷，母亲战战兢兢，儿子桀骜不驯。希特勒的妹妹后来回忆：“我的哥哥阿道夫总是触怒父亲，他几乎每天都要挨一顿好打。而我的母亲总是抚慰哥哥，试图通过母爱来达到父亲的严厉举措所无法达到的效果。”
　　因为此前的三个孩子都夭折了，阿道夫就成了克拉拉亲生孩子中的长子，她小心翼翼地看护着他，对他百依百顺，唯恐病魔再次夺走他。父亲除了工作就是喝酒，几乎从不关心他。如果说父亲在希特勒面前显示了倔强的性情和可怕的脾气，那么母亲则培养了他自我欣赏、对非同寻常之事的需求。
　　阿罗伊斯于1903年去世。希特勒因无人管教而日益自由散漫，学业基本荒芜。1905年秋，16岁的希特勒因成绩太差而离校，但他拒绝安下心来谋生糊口，而是陶醉在艺术家的梦想之中，头脑中充满瓦格纳式的浪漫主义，过着一种寄生的懒散生活。1907年9月，克拉拉病情严重，希特勒异常难过，却并未使他偏离对成为艺术家的全力追求，到维也纳报考艺术学院。10月底，克拉拉病情恶化，希特勒赶回家中尽了一个儿子的孝道。12月21日，克拉拉去世，希特勒买了最贵的棺材埋葬了母亲。他后来说：“从我站在母亲墓地前的那天起，我就再也没有哭过。”12月24日，希特勒向医生付清了医疗费。医生记得：“我在近40年的行医生涯中从未见过像阿道夫&希特勒那样痛苦和悲伤的年轻人。他来到我面前，感谢我为他母亲治病，他的声音一直哽咽着。”
　　18岁的孤儿希特勒此后回到维也纳，后来又到慕尼黑，在大都市中过了五年落魄的流浪生活。1938年，希特勒统率大军进驻奥地利后，曾到父母墓前拜谒。
　　希特勒的早期生活环境，对其性格和思想有极强的塑造作用，但这又是他基于自己的经验与个性所做的选择和调整的结果。权威人格、斗争哲学是希特勒一生的两大特点。
　　希特勒中学时即已表现出对绘画的兴趣和天分，但他父亲对此却十分轻蔑。阿罗伊斯一生的经验表明，服从与负责，而不是艺术和趣味才是成功的不二法门，他想把儿子培养成像自己一样的国家公务员，有时还强迫他到林茨海关局玩耍，以使他对公务员工作产生兴趣。但希特勒志不在此：一想到坐在办公室，被剥夺了自由，我就心痛欲裂、心中作呕。“我不想当公务员，不，决不。我父亲为了激励我热爱这个职业，对我讲了些他自己一生经历的故事，但是这一切努力的结果适得其反…………有一天，我终于决定要做个画家，做个艺术家…………我的父亲听了吃了一惊，张口结舌说不出话来…………‘艺术家！不行！只要我还活着，我决不答应！…………’我的父亲决不改变他的‘决不’！而我却加强了我的‘决心！’”
　　家庭的逻辑通常是，父亲越是坚持，儿子就越是拒绝；儿子越是反感，父亲就越固执。因此争吵和殴打就时有发生。若干年后，希特勒对秘书施罗德（Christa Schroeder）说：
　　我从没有爱过我的父亲，我更怕他。他脾气暴躁，动不动就打我。每当他惩罚我的时候，我母亲就为我担心。有一天，我在一本冒险小说里读到：想隐藏痛苦就得拿出勇气。因此我决定，我父亲再打我的时候不再哭喊。几天以后，我有了一个考验我意志的机会。我母亲受到惊吓，从门口离开了。而我呢，我静静地数着一下一下打在我屁股上的棍子。当我胜利地告诉母亲我挨了32下时，她以为我疯了。奇怪的是，从那天开始，我没再重复过我的试验，我父亲不再打我了。
　　童年的快乐逐渐转变为懒散、易怒、好顶撞、阴沉、倔强而漫无目的
　　的少年生活。年间，希特勒不但厌恶系统化的工作和规范性的生活，也在与父亲、学校和社会的对抗中形成了斩钉截铁、一分为二的思维方式，也在艰难的生活中锻炼出一种权威人格。他从丰富的生活世界和人类感情中退却出来，进入抽象的、观念的世界，意志坚定，任性好斗，绝不服输，固执己见，唯我独尊，等等。希特勒语言的特点是他喜欢用“不是…………就是…………”的句式，在他的眼中，任何事情、任何行为都只有两种选择――正确或错误、成功或失败、有力或软弱。希特勒有大量这样非此即彼的论断：
　　日：我可以这样对你们说：要么德国革命于今晚爆发，要么我们到清晨都将死去！
　　日：我将耸立于这场奋斗之中，或者为它倒下。如果我的人民遭受失败，我也不愿独活。
　　日：这场战争可以以两种方式结束，要么灭绝雅利安人民，要么让犹太人从欧洲消失。
　　日：你只能领导你的部队取得胜利或走向死亡，别无它路。
　　1943年7月：假使普鲁士民族打不赢这场战争，那就让他们腐烂好了。
　　日：问题在于…………德国是否有意志继续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毁…………这场战争失败，德国人民就毁灭了。
　　权威人格成就了希特勒。靠着它，希特勒战胜了虚弱的、分裂的和举棋不定的政治对手，无论是党内的对手、国内的对手还是国际上的对手。但就策略而言，这种“非白即黑”、“非此即彼”的观念也导致了希特勒的失败。“它胆大妄为、残酷无情，只要占优势就不做让步，由此而取得胜利并使整个世界为之震惊；它是一个建立在‘孤注一掷’斗争原则基础之上的领导集团，因此，一旦处于绝境，它不会寻求或者考虑通过外交途径来摆脱困境。” “然而，当敌手阵营强大而团结一致的时候，当主动权一去不返的时候，当讨价还价的实力日益削弱、迫切需要更为灵活的军事战术和更为巧妙的政治手段的时候，希特勒的那种一成不变的做法却成了难以逾越的巨大障碍。”
　　权威人格蕴含着斗争哲学。希特勒没有一个幸福的童年生活。“我从小生长在贫困的环境中，家里原有的薄产，被我母亲的一场大病耗到殆尽，因此无法维持生活。我决心从那起自食其力，便携了一个简便的衣箱奔向维也纳。我希望坚苦与自己的命运搏斗一场，战胜之后，就能成为一个世界杰出人物；但我不将当官看做一生中最高的目标。”
　　从后来发现的材料来看，希特勒的家庭不但不是如此贫困，甚至还比较富有。但成功者总喜欢夸大自幼的艰苦，希特勒后来一直这么说自己的童年。不过有一点是确实的，希特勒没有一个顺利的青年岁月。对于1908年2月至1913年5月的维也纳生涯，希特勒是感激的：“它使我坚强起来。”德国学者费舍尔（Klaus Fischer）概括指出：“他悲惨的生活告诉他，生活是生存永恒的斗争，只有最强壮的人――最凶暴、最冷漠的――才有机会获取胜利。因此，对爱、感情、和平、合作的浪漫主义观点是感伤的美妙之言，是资产阶级的虚伪表现。假如世界已冷漠和残酷地对待他，为什么他要以爱和友好的态度对待它呢？对于希特勒来说，‘他要生存应该战斗，如果在这个充满永恒战斗的世界放弃战斗，他就不应该生存。’他坚信，每个天生温柔或渴望爱的人都会以某种方式散发出软弱和堕落气息，而强壮的人将凌驾于其上。”
　　1922年10月，希特勒对他的听众说：“马克思主义者教导说――如果你不是我的兄弟，我就要打破你的脑壳。我们的格言将是――如果你不是德国人，我就要打破你的脑壳。因为我们深信不斗争我们是不能成功的。我们必须用思想进行战斗，然而如有必要，也要用我们的拳头进行战斗。”
　　如果说这还是志在夺权的狂嚣的话，那么，在与各种政治力量的较量以实现纳粹运动的复兴的过程中，希特勒就已经把“斗争”提炼为其政治思想的核心，视之为政治生涯的最高原则。日，希特勒在讲演中大力宣传斗争哲学：“斗争这个观念的存在同生命本身一样长久，因为生命之所以能够保存，仅仅是由于其他生物通过斗争而灭亡了…………在这个斗争中，强者，能者，胜利了；而无能者，弱者，失败了。斗争是一切事物的根源…………人能够生存或者能够保存自己而战胜动物界，不是靠人道主义，而只是靠最残酷的斗争手段…………如果你不为生存而斗争，那么就决不能赢得生存。”
　　这是一种肤浅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希特勒又赋予它更残酷、更紧张的内容：人类在斗争中变得强大，斗争产生一切，美德寓于流血之中，力量与权力始终是决定因素，大自然与国家都遵循强者统治弱者的规律，如此等等。希特勒的世界图景由统治/被统治而主宰，统治的基础在于力量，而力量最典型的表现就是暴力、就是战争。“战争是最自然的状态，是最正常的东西。战争无时不在，无处没有；战争没有开端，没有结束。战争就是生活，所有的斗争都是战争。战争是原始的状况。”
　　这种斗争哲学是一种反智主义的意志论。来到维也纳的时候，希特勒带了四个大箱子，其中大多是书。在他的住处，总有许多书堆在那里，其中包括古典文学和哲学作品。他的妹妹记得，1908年刚去维也纳的前几个月中，他还给妹妹推荐几本书并给她寄过《堂&吉诃德》。当然，希特勒的读书习惯持续不很久，但至少有一度，书就是他的世界。有些好读书的人并不尊重知识，而是把知识当作政治斗争工具并且不允许其他人的自由阅读。
　　在成绩很不理想的中学阶段，希特勒不但完全否定他的学校和老师，对旧的教育体制也持严厉的批判态度。在其秘书鲍曼（Martin Bormann）主持记录的“席间谈话”中，充满了这种思想。日：“想到担任过我的教师的那些人，我就觉得他们大多数都有点疯癫。称得上好教师的人是例外。这种人居然有权力阻挡一个青年的道路，使人觉得真是可悲。”4月12日：“我回想起教过我书的老师来就很不愉快。他们的外表极其不洁，衣领不整…………他们没有个人独立思想，无知之至的无产阶级的产物，非常合适充当一种腐朽的政府制度的支柱，这种制度，谢谢上帝，现在已经成为过去的事了。”8月29日：“我一想到我上学时的教师，我就觉得他们之中有一半人是不正常的…………我们旧奥地利的学生受到要尊敬老人妇女的教育。但对于我们的教师，我们毫不客气；他们是我们天生的敌人。他们大多数都有点神经错乱，不少后来真的发了疯…………我同老师的关系特别不好。我对外语一点天赋也没有――也许可能有，要不是那个教员是个天生的白痴的话。我看到他就感到憎恶。”9月6日：“他们一点也不同情年轻人，他们的唯一目的是要填塞我们的脑袋，把我们变成像他们那样的博学人猿。如果有学生显出一丝一毫的独创性，他们就要无情地折磨他，我所认识的一些模范学生后来都失败了。”
　　希特勒认为，自己的成功应归功于读书而不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对我的意义也许同对所谓‘知识界’的一般人有所不同。我认识读破万卷书的人…………不错，他们有大量的‘知识’，但是…………他们没有才能区别书籍中什么是有用的什么是无益的，以便记住有用的东西，在可能时跳过无益的东西…………读书本身不是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已经养成读书艺术的人将立刻能辨别，在一本书、杂志或者小册子中，什么东西是应该记住的，或者因为这些东西符合他个人的需要，或者因为一般值得知道。”
　　从政治家的实践到理论家的阐释为，斗争哲学是20世纪政治文化中的主流之一。不同于阶级、利益、意识形态上的斗争，希特勒的斗争集中在种族之间展开。日他在慕尼黑演讲中说：“犹太人从来没有创造过任何文明，尽管他们破坏过千百种文明。他们说不出自己有任何创造。他们具有的一切都是偷来的。是外国人、外国工人为他们建立庙宇；是外国人为他们创造，为他们工作；是外国人为他们流血。他们没有自己的艺术，他们的艺术是一点一点地从其他民族那儿偷来的。他们甚至不知道如何保存别人创造的有价值的东西…………归根到底，只有雅利安人能建立国家，并使国家走向伟大的发展道路。这一切，犹太人是做不到的。正因为他们做不到，他们的种种革命就必须是国际性的。这些革命肯定会像瘟疫般地到处蔓延。犹太人已经毁了俄国；现在轮到德国了。犹太人由于嫉妒的破坏本能而想方设法瓦解日耳曼人的民族精神，并且想玷污他们的血统。”
　　青年希特勒参加过奥匈帝国的代表大会，但其所得却是对民主制的藐视。他认为民主政制下的政府营私舞弊，代表无知平庸，多数人不负责任，党派之间因为妥协而放弃决断。这当然是20世纪反自由主义思潮的一种表达。希特勒进而又把民主政治视为犹太人的秘密统治。在他看来，德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苏联的布尔什维主义、英国的议会制度和新闻自由，以及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国际主义、阶级斗争理论、基督教、现代主义、卖淫嫖娼和人种混杂等等，都是犹太人发明出来用以征服雅利安人的工具，都是他将来要扫除的垃圾。反对资本主义形式的民主，是青年希特勒的基本理念。不同于社会主义的反对资本主义民主，希特勒认为反资本主义只有加上德意志民族的理想主义才能有效。1930年，围绕社会主义问题，希特勒与北方纳粹党领导人奥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发生争论。后者对他说：“你想扼杀社会革命，是为了用合法手段执政以及同右派资产阶级政党进行新的合作。”他的回答是：“我是个社会主义者…………过去我是一个普通的工人。我不会让我的司机吃得比我坏。你所了解的社会主义不过是马克思主义。那么你瞧：大批工人需要的不过是面包和马戏。他们根本不懂得任何理想，我们从不希望在很大程度上靠诉诸理想来争取工人。我们想为新的统治阶级干革命，正如你一样，这个阶级没有被怜悯的伦理所感动，而是从思想上非常明白，它有权统治别人，因为它代表优良的种族。这个阶级冷酷无情地维持并确保它对群众的统治。”“除去种族革命，再没有别的什么革命：不可能有政治、经济或社会的革命，这个革命往往不过是劣等种族的下层反对处于统治地位的高等种族的斗争；而如果这个高等种族忘记了它的生存法则，那它就要战败。”
　　这就是说，只有种族主义才能最后取代资本主义。
　　童年和青年只是人生的一个阶段，可塑性很强，但对于像希特勒这样自认为天命所寄的政治家来说，他会确信其早期的一切不但是正确的，而且是此后奋斗所必需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人像希特勒那样将内心的不安、怨恨和恐惧转变为力量，并将这种力量注入其政治生涯，影响了历史的进程和世界的格局。而希特勒之所以能改变历史与世界，又是因为20世纪初的欧洲在酝酿着翻天覆地的变化。从1910年初到1913年3月，希特勒在维也纳麦尔德曼街27号过着勉强糊口的生活。此时的维也纳汇集了一批后来将改变世界的豪杰之士。托洛茨基坐在中央咖啡馆，一边啜饮着热气腾腾的咖啡，一边不停地翻读着最新一期的《真理报》。约瑟夫&朱加施维里，即后来的斯大林，此时正在维也纳进行为期五周的调查，以便为《民族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准备资料，他很可能与希特勒擦肩而过。约瑟夫&布罗茨，即后来的铁托元帅，当时在维也纳是一名汽车技师。这一年2月，勋伯格（Arnold Schnberg）在准备他的新作《室内交响乐》，他开创的十二音音乐将在音乐会上被困惑的、愤怒的听众所拒绝。而在希特勒住处不远的地方，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正在撰写他的论文《图腾与禁忌》。1913年3月希特勒来到慕尼黑时，这里也荟萃了一批埋葬19世纪文明的人物。表现主义艺术团体“青骑士”的艺术家、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与斯蒂芬&格奥尔格，小说家托马斯&曼（Thomas Mann）等，此时都生活在这个城市。希特勒租住的一间小阁楼在施瓦宾区施莱斯海墨尔街34号，在同一条街的106号，住着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也就是后来的列宁。与列宁居住之地只有四条街之隔的地方住着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这位还默默无闻的中学教师正在构思他那惊世骇俗的《西方的没落》。这些人风云际会，带着自己的经验、不满和希望，在不同的领域改变着世界或人们的世界观。希特勒遭遇了一个可能实现其抱负的时代和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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