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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传媒集团-成都电视台主持人资料(57位著名主持人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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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秒自动关闭窗口&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邓小平
&&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这次会议深入的检查全党在文化革命运动中的方针和政策，以便于进一步肃清以刘少奇同志和我为代表的资产阶级阶级错误路线的影响，更好地贯彻执行八届十一中全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贯彻执行毛主席亲自制订和领导的代表无产阶级的文化大革命的正确路线，是十分重要的。
　　现在可以更清楚的看出，在这场伟大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同过去所有重要阶段的革命运动一样，始终贯彻著两个阶级和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即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无产阶级正确路线和代表资产阶级的反动的错误路线的斗争。而在这场文化大革命中，代表资产阶级反动错误路线的，在中央领导同志中，在全党范围内，就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为了贯彻十一中全会的决议和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就必须彻底批判我们两人所犯的错误，肃清以我们两人为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因为我们两人不但对十一中全会以前一段负有完全的责任，而且对十一中全会以后各地各部门由于我们所代表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也负有直接的责任。
　　在十一中全会中，毛主席的一张大字报，就是炮轰刘少奇同志和我两人的司令部。毛主席在这张大字报中，一针见血的指出我们所犯的错误的性质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打下去，颠倒是非，混淆黑白，围剿革命派，压制不同意见，实行白色恐怖，自以为得意，长资产阶级的威风，灭无产阶级的志气，又何其毒也！”毛主席这一炮打得很准，打中了我的要害，在五十多天错误中，由于派工作组的结果，实际上起到了压制左派、打击左派，压制不同意见，扼杀了刚刚起来的，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把运动搞得冷冷清清，普遍地发生学生斗学生，群众斗群众的现象，把运动引导到了邪路上去。这种群众对立的状况，主要是派工作组的结果，而在工作组撤离之后，还难于扭转，特别是在十一中全会之后，我们所犯的错误，仍然在全国范围内继续产生很坏的影响，可见其后果之严重。这说明，我们所犯的不是什么简单的错误，而是方向的错误、路线的错误。
　　当时的情况是，在北京大中学校革命师生员工普遍起来之后，直接目标对准资产阶级当权派，许多学校党委和领导人压制革命群众，被批判被推翻，当时我们把派工作组当作万应灵药，对大中学校普遍派，有的学校的工作队人数很多，而工作组一去就取得了党和行政的领导地位，加之又普遍用农村或工厂四清运动中曾经主席批判过的方法工作，有的甚至用错误的旧思想方法去工作，实际上是让工作组去控制群众运动，把群众当做阿斗，把工作组当做诸葛亮，结果扼杀了已经起来的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普遍地发生打击左派、学生斗学生，反而放松了甚至放弃了一斗二批三改的文化大革命的主要任务。特别严重的是，六月中旬，上述的严重现象已经明显的表现出来，理应及时得到纠正。当时中央会议上就有陈伯达等同志正确地分析了运动的情况，反复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由群众自己干革命的主张，可是我们顽固的拒绝了这个指导运动的大方向的正确的主张，一再坚持保留工作组，延续了五十多天，结果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由于我们犯了路线错误，使许多工作组同志遭到了很大的困难，跟著犯了一些缺点和错误。因此，必须讲清楚，工作组的绝大多数是好同志，在这段工作中所犯的错误，除了个别人外，主要责任不应由他们来负担，而应由我和刘少奇同志来负担。不少工作组同志感到委屈，也有不少同志受了委屈，特别是由于我们错误的影响，使一些部门一些地方的同志犯了程度不同的错误，对此，我感到非常抱愧。
　　由于派工作组，还在学生群众中产生了对工作组态度上的严重对立，不少师生员工拥护工作组，或者又拥护有批评工作组，有的甚至在我们的错误思想指导下，提出了“反对工作组就是反对党中央、反对毛主席”的极其错误的口号。但是，这些师生员工绝大多数是革命的，积极拥护和参加文化大革命的，不能责怪他们，不能说他们是保皇派。名符其实的保皇派，主要是我和少奇同志。
　　在北京两个多月运动中，中央常委经常在京主持工作的主要是少奇同志和我两人，当时毛主席不在北京。派工作组之后，不久就出了压制打击左派，群众斗群众，群众反对工作组的情况，前面提到，六月中旬在中央同志中，以陈伯达同志为代表，就提出了撤销工作组的正确意见，但是我们听不进，而对另一方面适合自己主观需要的错误情况和错误主张，却又很听得进，积极支持。陈伯达等同志的正确意见是从群众中来的，是符合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是紧跟主席思想、抓住运动主流的，而我们却脱离主席思想，对运动的主流认识错误，完全是违反毛主席的群众路线的，完全是主观主义，官僚主义的。特别严重的是，对于运动中的重要情况，对于指导运动的不同意见，没有及时向毛主席报告，取得指示，以致这个错误延续了五十多天，发展成为路线错误，给运动造成了严重的损害。可以肯定地说，如果当时我们虚心一些，善于听取不同意见，特别是向主席随时提出报告和请示，是一定会得到主席的指示和帮助的，是可以使错误得到及时纠正的，因为主席早就有少派或不派工作队的意见。我们对这个指示没有体会，而且违背了主席的指示，反其道而行之，当然只会犯严重错误而不能自拔。
　　我在这次文化大革命中，犯了方向、路线的错误，当然不只是派工作组的问题，派工作组不过是错误的一种表现方式。我所犯错误的实质是，在群众路线问题上，不是站在信任群众、支持群众革命的一边，而是站在反对群众革命的一边；在阶级斗争问题上，不是站在革命的无产阶级一边。总之，这一条严重的错误路线是完全违背毛泽东同志的指导方针的。
　　无产阶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提出、亲自领导的。正如十一中全会指出的，这“是一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一个更深入、更广阔的新阶段。”这场伟大革命的目的，不但在于大中学校实现一斗二批三改的任务，他的更深远的意义还在于“迎头痛击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一切挑战，用无产阶级自己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来改变整个社会的精神面貌。”“批判资产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改革教育，改革文艺，改革一切不适应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以利于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制度。”
　　这是一个兴无灭资，保证我国永不变色、避免修正主义、资本主义复辟危险的伟大革命运动。这是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壮举。这样伟大的革命运动，如果不是按照毛主席的教导，不是“敢”字当头，而是“怕”字当头，不是无限信任群众，充分发动群众，依靠最广大的革命师生员工、革命工农群众、革命干部来自己动手地进行这场革命，让群众在大风大浪中教育自己、解放自己，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破四旧、立四新的伟大任务，只有依靠他们的革命热情和智慧才能实现，因为只有他们熟悉情况，具有这种才智和本领，而我们这种人，是既不了解情况，也没有这种本领的。本来，北京大中学校运动起来之后，形势极好，群众普遍运动起来，冲击著一切牛鬼蛇神，冲击著党内的资产阶级当权派，聂元梓等七同志的一张大字报，起了北京巴黎公社的伟大的号召作用。当时看起来有些“乱”，这是造牛鬼蛇神反的“乱”，是好得很的“乱”。而我们呢，把这种好的很，看成是糟得很，被所谓“乱”吓昏了，怕字当头，乱下药方，急于让工作组去控制运动，名为加强领导，实际起了扼杀运动的破坏作用，其结果是把轰轰烈烈的运动变得冷冷清清，群众斗群众，打击了左派，牛鬼蛇神暗自高兴。毛主席说这是实行白色恐怖，是长资产阶级志气，灭无产阶级的威风，是一点也不冤枉的。现在看得很清楚，我们所犯的错误，一经主席和中央纠正，就出现了非常广泛的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出现了红卫兵这样旗帜鲜明的革命战斗组织，革命师生员工气势磅?，由学校发展到社会，由本地发展到外地，以雷霆万钧之势，破四旧，立四新，冲击一切牛鬼蛇神，战果辉煌，立下了丰功伟业，无疑这对教育和锻炼年轻一代，引导全国人民革命化，保证我国不变颜色，不但对中国，而且对全世界，都具有划时代的极其深远的伟大意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对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如此恐慌，就证明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由毛主席亲自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完完全全做对了。而我们呢，身居中央领导工作的高位，对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对毛主席的群众路线，没有学好，没有领会，在自己的工作中，不理解毛主席的战略思想，不信任群众，反而压制了革命群众，损害了伟大的文化大革命的群众运动，这不但是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红旗，而且直接违反了毛主席的教导，违反了毛泽东思想。
　　我这次犯这样严重的路线错误，当然不是偶然的，这是有思想的根源，也有作风的根源。在思想方面，最根本的一条是，长期以来，不但没有高举，简直可以说没有举起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按理说，我的工作岗位是接近毛主席的，可以经常地道毛主席的教诲和指示，但我却对毛泽东思想学得最差，宣传最少，用得也最不活。毛泽东思想是我们一切工作的灵魂，掌握毛泽东思想多少，是鉴别我们究竟有多少马列主义、多少无产阶级思想的标准。不进则退，既然学得很差，非无产阶级的东西就会多起来，就必然在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上，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犯这样那样的错误，一直发展到这次犯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错误，这是必然的。回想起来，这些年来，我的思想和工作，都是退步的，由于学习不力，没有跟好主席思想，犯了不少错误。我主持的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是做得很不好的，书记处直接管辖的中央各部门，问题也最多。在对待阶级斗争问题上，在对待党内斗争问题上，我的思想是偏右的。在毛主席炮轰司令部的大字报中所说的一九六二年的右倾错误，我是有份的，对于一九＊＊年的形左实右的错误，我虽然有些不同的意见，但也不是完全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不是完全站在毛主席的正确路线方面的。至于一九六二年以前，还有不少错误，应该利用这次机会，严肃地加以检讨和清理。没有跟好主席，学习毛泽东思想很差，是与我的严重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作风，密切相连。长期高高在上，做官当老爷，下去的少，同群众接触少，同干部接触少，同负责同志之间接触也少，对待工作不够勤谨，没有认真地向群众做过调查研究，日常解决问题的方法又很简单，有时还很生硬，这就只能把自己置于非常闭塞的地位，发展了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这样，在我的思想和工作中，不可避免得常常犯严重的错误，常常脱离毛泽东思想的轨道，必然要发展到同毛泽东思想相抵触的地步。而我自己，有长期不自觉，产生并发展了骄傲自满、自以为是的情绪，结果处理事情往往不够认真，向同志、向群众请教很少，特别是向主席的请示报告很少，这不但是错误的重要原因，在组织纪律上也是不容许的。一九＊＊年底，毛主席曾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这个严肃的批评，对我有所震动，但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自己，并没有找到病根所在，我的错误思想和错误作风，没有得到改正，这次犯路线错误当然是不可避免的，这次不犯以后也必然要犯的。总之，我的思想和作风，同毛泽东思想是格格不入的。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没有紧跟毛主席，这就严重地脱离了领导，加之又严重地脱离群众和脱离实际，完全暴露了我这个人，不是一个毛主席的好学生、是完全不适合担任重要领导工作的。这次犯路线错误，是一次自我大暴露，证明我是一个没有改造好的资产阶级小知识份子，是一个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的人，是一个没有过好社会主义关的人。现在初步用镜子照照自己，真是不寒而栗。以我现在的思想作风和政治水平，担任中央领导工作，对党对人民的事业是不利的，我自己应该深刻反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努力改造，努力改正错误，保持晚节力求做一点有利于党和人民的事情，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有这样的信心，在自己的积极努力和同志们积极帮助之下，在一个相当时间内，错误是会得到改正的。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下，自己跌了跤子，应该自己努力站起来。
　　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确定林彪同志作为主席的助手和接班人，并且选拔了一些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同志到中央的主要岗位上来，这是非常必要、非常重要的措施，对我国对世界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我衷心地表示拥护。林彪同志是我们学习的典范，正是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正是他把毛泽东思想举得最高，学得最好，用得最活，正是他善于吃透两头，对重大问题即时想主席请示报告，既最了解主席的思想和意图，也最了解群众和下面的情况，所以他的思想水平和领导水平很高，成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他领导的人民解放军成为全国学习的榜样。对于我这样犯错误的人，应该老老实实地象林彪同志学习，学习他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学习他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这是我改正错误，力求做一点对党对人民有益工作的唯一可靠的途径。
　　我的上述检讨，当然只是初步的，不深刻的，希望得到同志们的批评和指正。
　　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导师、伟大的舵手、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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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13-05-13 23:58
&在北京工作时期
&&& 一九五二年我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被“八大”选为中央总书记的十年中，我的头脑中，无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少，资产阶级的东西越来越多，由量变到质变，一直发展到推行了一条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变成了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之一。
　　一九五五年刘少奇砍掉二十几万个合作社，据揭发我也是三与者之一，我当时没有管农村工作，在讨论时我讲了些什?记不起来了，但思想上对农业合作社发展过快，怕不巩固的想法是有的。
　　准备党的“八大”时，指定我主持修改党章。在修改的党章中，删去了“七大”党章中以毛泽东思想为党的指导思想的内容，这个重大原则问题虽然不是由我提出的，但我是赞成的。我的这个罪过，对于党和人民，对于社会主义事业，带来了极大的损害。“八大”会上，我代表中央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中，错误地评价了苏共二十大的作用，错误地提到反对个人崇拜问题。这个报告是几个人集体起草的，这一段也不是由我写的，似乎记得还是参照一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写的，但作为主持起草的我应负不可推卸的主要责任。这是一个丧失原则立场的错误。
　　在考虑“八大”中央委员人选时，对过去曾有叛变行为，以后又在长期工作中有所表现的人，是否可以当中委的问题，我当时认为，对某些人可以作特殊情况处理，提为中委候选人。随即由安子文等人起草了一个档，这个档是完全违反党的组织原则的，是极端错误的，它给一些混入党的各级领导机关，大开方便之门。我是筹备“八大”的一个重要负责人，我是赞成这个档的，应负严重的责任。回想日本投降后，我和薄一波违反党的组织原则，介绍叛徒刘岱峰入党，虽然此事在组织上是经过上级批准的，回想起来，也是犯了与上述问题同一性质的政治错误。这直接违反了主席一九四零年十二月在《论政策》这个指示中规定的“对于叛徒，……如能回头革命，还可予以接待，但不准重新入党”这样明确的原则的。
　　我在担任总书记的十年中，最根本、最严重的罪行，是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传播毛泽东思想，长期不认识毛泽东思想在国内和国际革命中的伟大意义。没有认真学习，认真宣传，还讲过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不要简单化这类的话。
　　一九五八年实现人民公社化，我确实高兴，但在我的思想中，从此滋长了阶级斗争减弱的观点，所以在后来的长时期中，我在处理阶级斗争的问题上，总是比较右的，无论在两条路线和两条道路的斗争方面，或者在党内斗争（阶级斗争在党内的反映）方面，都是如此。
　　一九六一年我三与制定了工业企业管理条例（草案）七十条，这个档不是强调政治挂帅、即毛泽东思想挂帅的，是包含许多严重错误的东西，我对此要负主要责任。
　　一九六二年刮单干风的时候，我赞成安徽搞“包产到户”这种破坏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其实就是搞单干的罪恶主张，说过“不管黄猫黑猫，抓得住老鼠就是好猫”等极其错误的话。这几年，还存在著高估产、高徵购的错误，每年徵购任务的确定，我都是三与了的。基本建设项目，有些不该退的也退了。我作为总书记，对这些错误负有更多的责任。
　　一九六三年开始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有了主席亲自主持制定的前十条，明确地以阶级斗争、两条道路的斗争为纲，规定了一套完整的、正确的理论、方针、政策和方法，完全没有必要再搞一个第二个十条。第二个十条是完全错误的。在杭州搞这个档的时候，我是三加了的，我完全应该对这个档的错误，负重大的责任。
　　我主持书记处工作十年之久，没有系统地总结问题和提出问题，向毛主席报告和请示，这在组织上也是绝不允许的，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一九六五年初，伟大领袖毛主席批评我是一个独立王国，我当时还以自己不是一个擅权的人来宽解，这是极其错误的。近来才认识到，独立王国不可能没有政治和思想内容的，不可能只是工作方法的问题。既是独立王国，就只能是资产阶级司令部的王国。书记处成员前后就有彭真、黄克诚、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等多人出了问题，这是与我长期不突出无产阶级政治，不突出毛泽东思想的错误密切关连的，结果我自己最后也堕落到这个修正主义份子的队伍中了。在书记处里，我过份地信任彭真，许多事情都交给他去处理，对杨尚昆安窃听器，我处理得既不及时，又不认真，对此我应负严重的政治责任。在处理对罗瑞卿斗争的问题上，我同样犯了不能容忍的严重错误。
　　大量事实表明，在每个重要关节，在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的斗争中，我不是站在无产阶级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不是站在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和社会主义道路方面，而是站在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方面。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初期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我就同刘少奇提出了一条打击革命群众、打击革命左派、扼杀群众运动、扼杀文化大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毛主席《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出来后，我才开始感到自己问题的严重。接著，革命群众大量揭发了我多年来在各方面的错误和罪行，才使我一步一步地清醒起来。我诚恳地、无保留地接受党和革命群众对我的批判和指责。当我想到自己的错误和罪行给革命带来的损害时，真是愧悔交集，无地自容。我完全拥护把我这样的人作为反面教员，进行持久深入的批判，以肃清我多年来散布的流毒和影响。对于我本人来说，文化大革命也挽救了我，使我不致陷入更加罪恶的深渊。
　　我入党四十多年，由于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改造，结果堕落成为党内最大的走资派。革命群众揭发的大量事实，使我能够重新拿著一面镜子来认识我自己的真正面貌。我完全辜负了党和毛主席长期以来对我的信任和期望。我以沉痛的心情回顾我的过去。我愿在我的余年中，悔过自新，重新做人，努力用毛泽东思想改造我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对我这样的人，怎样处理都不过份。我保证永不翻案，绝不愿做一个死不悔改的走资派。我的最大希望是能够留在党内，请求党在可能的时候分配我一个小小的工作，给我以补过从新的机会。我热烈地欢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
发表于：13-05-14 00:00
&&& 邓小平给毛泽东的信
　　（一九七二年八月二日）
　　主席： 　　
　　前天，（八月一日）我第四次同全体职工一块，听了关于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阴谋叛乱的罪证，和关于陈伯达反共份子、托派、叛徒、特务、修正主义份子的历史材料，使我更加感到，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和广大深入的群众运动这面无比巨大的照妖镜，这样迅速地把这帮牛鬼蛇神的原形显照出来，特别是如果不是主席这样从他们的世界观以及他们的政治观点和阴谋活动，及时地查觉出他们的反动本质和极大的危害性，并迅速地把他们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如果一旦他们完全掌握了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那不但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会变到资本主义复辟，而且会使我们的国家重新沦入半殖民地的地步，更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没有疑问的，那时，革命的人民和真正的共产党人最终会起来把他们打倒，恢复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要经过多长的痛苦的历史反复啊！言念及此，真是不寒而栗。伟大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打倒了刘少奇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打倒了林彪、陈伯达这个反革命集团，再一次为党和国家消除了最大的危险，使我不禁欢呼文化大革命的伟大胜利，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
　　对于林彪和陈伯达，我没有什么重要材料可揭发，特别是对于他们的历史我一无所知，只能回忆一下平时对他们的感觉。 　　
　　对林彪，我过去觉得他很会打仗，我不相信什么百胜将军，不打败仗的将军是没有的，事实上他也不是每战必胜的，但认为他毕竟是一个军事能手。他的沉默寡言，我也觉得是一个长处。在历史上，我知道他犯了两个错误，一次是在长征时，他同彭德怀搞在一块，反对毛主席的领导，他历来标榜自己是反对彭德怀的，但在这样非常困难的关头，却同彭德怀结成同盟，搞秘密串连，如果没有主席的威望和坚强的领导，不知会成什么局面。再一次是抗美援朝，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关头，他又出面反对主席的极端重要的政治决策，并且拒绝到朝鲜作战，按说他是比彭德怀要适当的人选，而他竟拒绝了，在实质上说，他是怕美国，不相信会打败美帝，不相信自己的正义立场和自己的力量。这两件事，一直到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大家的自我批评的空气中，他才轻描淡写地说了一下。
　　在全国解放后，我从一些事情中，逐渐觉得他是一个怀有嫉妒心和不大容人的人。这我是从他对罗荣桓、刘伯承等同志的态度中看出的。刘伯承同志在军事学院的教学方针中是有缺点和错误的，批判是应该的，但是林彪和彭德怀一块，对刘的批评不是与人为善的，林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更是声色俱厉的，他们甚至说刘在二野没起什么作用，似乎只有我在那里起作用，当时我曾为此说过，没有那样能够很好合作的司令员，我这个政治委员也起不了什么作用的（我记得在常委也说过），对我这个态度，林彪当然是不高兴的。罗荣桓同志同林彪是老战友，按说他们应该是很好的，罗荣桓同志为人的朴实、诚恳和厚道，是大家所知道的，罗在干部中是很有威信的，林彪就说过，四野干部有事都找罗，不找他。记不得是在一九五几年，罗荣桓同志曾指出林彪在宣传毛泽东思想中，只强调老三篇，是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林彪非常不高兴，从此对罗的关系很坏。至于对贺龙的关系，大家是知道的。
　　对于罗瑞卿问题的处理，我是有错误的。在罗瑞卿问题出来前，我一直认为罗瑞卿同林彪的关系是不会坏的，我一直觉得罗是林的老部下，罗当总长又是林推荐的，应该没有问题，所以，当一九六六年初（一九六五年十二月）林彪提出罗瑞卿问题时，性质是那样严重，我的感觉是很突然的。而在叶群向我?述罗瑞卿如何反对林彪，如何企图夺权时，又夹着一些罗如何轻视我的话，我听了并不舒服，我总觉得其中包含了一些个人的东西，在方式上多少带一些突然袭击的性质，这多少影响我在处理罗的问题犯下那样不容宽恕的错误。
　　对于林彪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现在看来，他的确是为的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准备夺权、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复辟资本主义的步骤，但是过去我一直认为他抓得对，抓得好，比我好得多。我过去的最大错误之一，就是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但是，过去在两点上我一直是不同意的，一是林彪只强调老三篇，多次说只要老三篇就够用了，我认为毛泽东思想是在一切领域中全面的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只讲老三篇，不从一切领域中阐述和运用毛泽东思想，就等于贬低毛泽东思想，把毛泽东思想庸俗化；一是总感觉林彪的提法是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这同样是贬低了毛泽东思想的意义，特别是损害了毛泽东思想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反对国际修正主义运动中的作用，我从阿尔巴尼亚同志的态度了解到这一点，我是赞成强调毛泽东思想对于马列主义的继承、捍卫和发展作用的。
& 　对于军队建设，我过去一直肯定林彪在这方面的作用。过去我只觉得他在强调人的决定因素的时候，忽略了军事技术和战术的训练。林彪多次说，只要人不怕死就会打胜仗，这是正确的，又是片面的。在文化大革命中，我见到"毛主席缔造的、林副主席直接指挥的"这样的提法，觉得有点刺眼，只觉得这是提高林彪威信的提法，不敢有别的想法，现在原形毕露，才恍然大悟了。
　　对于陈伯达，他的历史我一无所知，甚至在延安写的三民主义概论我也不知道。我对陈的印象是，这个人很自负，很虚伪，从来没有自我批评。他会写东西，我从来没有听到他赞扬过别人写的好东西。对于能写的别人，他是嫉妒的，例如对胡乔木。他经常的口头禅是"我是个书生，不行"，这就是他唯一的自我批评。他看不起没有他参与过的文章或档。如果他提出过什么不正确的意见，而后来被批判了，他不再说就是，从来没听他说他在那件事搞错了。例如，他对工业七十条说过不好，他究竟对哪些不同意呢？没听他说过。我只知道他在工业方面提出了两个主张，一个是搞托拉斯，一个是要搞计件工资制。搞托拉斯，我们试验过，这意味着工业的更加集中，对于发挥地方积极性的方针是有很大矛盾的。搞计件工资制（他为此专门在天津搞了个调查材料）是意味要进一步地搞物质刺激，这肯定不如"计时工资与计件工资相结合"的制度好。以后他不说这两个东西了。因为他提出七十条不好，中央曾指定他负责修改，后来我还催问过他几次，他始终迟迟不搞，不知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写批判苏联修正主义一批文章时，由于是在康生同志那一个班子写的，陈伯达一直没有兴趣参加。只在搞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二十五条时，由于指定他主持修改，才积极起来。总之，这类的事，还有不少，只是细节记不起来了。陈伯达多年没有主持过什么工作，对他这样一个握笔杆子的人，总要原谅些，所以我对他的印象只是一般的。至于他在主持文化大革命中的事情，特别是九届二中全会的事情，只是在听了中央文件的传达后，才知道像他这样一个坏蛋，以往那种表露不是什么奇怪的。
　　主席知道，林彪、陈伯达对我，是要置之死地而后快的。如果不是主席的保护，我不知会变成什么样子的了。 　　
　　我同全党全国人民一道，热情地庆祝在摧毁了刘少奇反革命资产阶级司令部之后，又摧毁了林彪反党反革命集团的伟大胜利！ 　　
　　关于我自己，我的错误和罪过，在一九＊＊炅 咴录湫吹\"我的自述"中，就我自己认识到的，作了检讨。到现在，我仍然承认我所检讨的全部内容，并且再次肯定我对中央的保证，永不翻案。
　　我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是在一九三一年初不该离开红七军，尽管这个行为在组织上是合法的，但在政治上是极端错误的。 　
　　在抗日战争时期和解放战争时期，我基本上执行了毛主席的正确路线，当然也犯过一些个别的错误。 　　
　　我另一个最大的错误，是在到北京工作以后，特别是在我担任党中央总书记之后，犯了一系列的错误，一直发展到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总书记的工作，我作得很不好，没有及时地经常地向主席请示报告，犯了搞独立王国的错误。在六○、六一年困难时期，我没有抵制三自一包四大自由等资本主义的歪风，没有遵照主席指示抓好三线的基本建设，使不该下马的也下了马，推延了具有十分重大的战略意义的三线建设。在工业建设方面，我主持搞的工业七十条，没有政治挂帅，没有把主席的鞍钢宪法作为指针，因而是一个错误的东西。在组织上，我看错了和信任了彭真、罗瑞卿、杨尚昆这些人。特别重大的是我长期没有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它对于我本人也是一个挽救。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我犯的错误很多，在"我的自述"中交代了，这里不再一一列举。我的错误的根源是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有得到根本改造和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结果。 　
　　在去年（一九七一年）十一月我在呈给主席的信中，曾经提出要求工作的请求。我是这样认识的：我在犯错误之后，完全脱离工作，脱离社会接触已经五年多快六年了，我总想有一个机会，从工作中改正自己的错误，回到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上来。我完全知道，像我这样一个犯了很大错误和罪过的人，在社会上批臭了的人，不可能再得到群众的信任，不可能再作什么重要的工作。但是，我觉得自己身体还好，虽然已经六十八岁了，还可以作些技术性质的工作（例如调查研究工作），还可以为党、为人民作七八年的工作，以求补过于万一。我没有别的要求，我静候主席和中央的指示。
　　衷心地敬祝　　主席万寿无疆！ 　　　　
　　邓小平　　　　
　　一九七二年八月三日
　　（这封信是邓小平委托江青递交毛泽东的）
发表于：13-05-14 00:16
&&& 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及其爪牙陆定一、周扬等一夥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十几年来，利用他们篡夺的领导权，在出版界大肆推行修正主义的高稿酬制度，妄图用物质刺激手法，扩大三大差别，培植高薪阶层，为他们在我国复辟资本主义建立社会基础。他们采用资本主义的版税制、修正主义的定额制以及预付稿费等使不少“名作家”、“名画家”经常取得惊人的稿费，例如：
　　文艺作品（“名作家”作品每千字稿酬高达12－15元）
& 　巴金　　　　　　《巴金文集》等　　　　　　　　　229,624元
　　矛盾　　　　　　《矛盾文集》　　　　　　　　　　192,266元
　　杜鹏程　　　　　《保卫延安》　　　　　　　　　　107,400元
　　丁玲　　　　　　《太阳照在桑乾河上》等六种　　　 70,248元
　　艾青　　　　　　《艾青诗选》等六种　　　　　　　 58,636元
　　曲波　　　　　　《林海雪源》　　　　　　　　　　 54,349元
　　李夫　　　　　　《大波》等三种　　　　　　　　　 50,940元
　　周而复　　　　　《上海的早晨》等三种　　　　　　 49,326元
&&& 陆侃如、冯沅君　《中国诗选》　　　　　　　　　　 46,606元
　　杨沫　　　　　　《青春之歌》　　　　　　　　　　 43,400元
　　沙汀　　　　　　《还乡记》等五种　　　　　　　　 41,634元
&&& 周立波　　　　　《暴风骤雨》等三种　　　　　　　 40,086元
　　李六如　　　　　《六十年的变迁》　　　　　　　　 36,203元
　　秦兆阳　　　　　《在田野上前进》　　　　　　　　 35,985元
&&& 傅雷　　　　　　《约翰　克里斯朵夫》　　　　　　 33,880元
　　梁斌　　　　　　《播火记》等二种　　　　　　　　 30,061元
　　蔡天心　　　　　《大地的青春》　　　　　　　　　 10,357元
　　吴强　　　　　　《红日》　　　　　　　　　　　　 40,000元
　　齐白石　　　　　画集（三集）书法集　　　　　　　 21,514元
　　陈督　　　　　　《杨志卖刀》、《宋江杀惜》、
　　《清风寨》等六种连环画　　　　　 23,640.89元
　　华君武　　　　　58－62年画册　　　　　　　　　　43,022元
&&& 司徒乔　　　　　画集　　　　　　　　　　　　　2,277.75元
　　翦伯赞　　　　　《内蒙访古》（通讯，1200多字）　&& 500元
　　夏衍　　　　　　改编《革命家庭》（电影剧本）　　 1,500元
　　夏衍　　　　　　改编《林家铺子》（电影剧本）　　 3,000元
&&& 杨沫　　　　　　改编《青春之歌》（电影剧本）　　 2,000元
　　谢铁骊　　　　　改编《早春二月》（电影剧本）　　 1,250元
　　白刃、林农　　　改编《兵临城下》（电影剧本）　　 4,000元
　　丛深　　　　　　《千万不要忘记》（话剧）　　　　 20,000多元
　　刘ＸＸ等　　　　《生物化学大纲》　　　　　　　　 19,977元
　　戴ＸＸ等　　　　《症状鉴别诊断学》　　　　　　　 19,209元
　　上述的高薪稿酬制度，只是刘、邓黑司令部培植高薪阶层的一个侧面，但也可见其流毒之深之广了，我们必须高举革命的批判大旗，抡起毛泽东思想千钧棒，把它批深、批透、批倒、批臭！
　　（广州郊区机关革联《风雷》战团《文革风雷》）
发表于：13-05-14 07:04
长见识了，谢谢发帖！
发表于：13-05-14 16:37
"安亭事件"中上海工总司提出的《五项要求》
　　（张春桥签字同意）
　　（一）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是革命的合法的组织。
　　（二）承认"一一．九大会"以及被迫上北京是革命行动（以后碰到类似的情况应派少数代表）。
　　（三）这次所造成的后果全部由华东局、上海市委负全部责任。
　　（四）曹荻秋必须向群众作公开检查。
　　（五）对"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今后工作提供各方面的方便。 张春桥（签字）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三日于上海
　　附：中共上海市委档
　　通知 　　
　　本市有些工厂的部分职工集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会后一部分人要求去北京，列车到达安亭后，中共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派张春桥同志到安亭，说服他们回上海，就地解决问题。他们已经同意回来。市委要求你们在他们回厂的时候：　　
　　（1）对他们听党的话，回厂同广大职工一道抓革命促生产的行动，表示欢迎。　　
　　（2）对他们的行动，不要指责，不要同他们辩论，不要扣帽子。　　
　　（3）他们这次离厂期间的工资可以照发。下不为例。
　　中共上海市委十一月十二日
　　上海市委一九六六年一一六号文件
　　通知 　　
　　现将张春桥同志十一月十三日签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五项要求和张春桥、韩哲一、曹荻秋同志十一月十五日签覆"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赴京控诉队"的五项要求印发。市委同意上述要求，各级党组织、行政组织务必切实执行。　　
　　此件应在各工厂公布。
　中共上海市委员会一九六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说明：
　　十一月六日，上海各单位受党委和工作组迫害的少数派工人代表决定成立全市性的工人造反组织"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简称工总司），并订于九日在上海文化广场召开成立大会。工总司的代表到上海市委要求主持市委工作的市长曹荻秋接见，并提出"三项要求"：（一）市委必须承认"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二）曹荻秋必须参加九日下午大会，接受批判；（三）提供宣传、交通工具。
　　曹荻秋马上向中央常委书记陶铸电话请示。陶铸明确答复：不得成立全国、全市性的工人组织，并说明这是中央的意见。曹荻秋决定对工总司的成立采取 "不参加、不承认、不支持"的方针。
　　九日下午，上万人参加了工总司的成立大会。由于得不到市委领导的参加、承认和支持，几千造反队员从文化广场走到市委大楼前请愿。后来由于下雨的原因，请愿的人聚集到了友谊电影院继续与市委代表谈判，仍然得不到结果。此时有辆宣传车广播："周总理来电话说：曹荻秋不接见你们上海工人造反派，我接见！"造反派因此决定上京，由此引出安亭事件。
　　造反派队员分别上了两辆火车，国务院要求铁路局设法将列车停在附近车站，就地解决问题，因此列车在安亭小站停下。造反派队员因此采取卧轨拦车行动。 　　
　　上海市委在向中央文革告急后，张春桥以陈伯达和他的名义发给华东局书记韩哲一一份电报，要求他立即往见工人同志，同他们好好商量，希望他们回沪，坚守生产岗位，有问题可以就地解决。韩哲一和上海副市长李干成到达安亭，同意选代表上京，造反派队员准备回沪。此时，收到了陈伯达的给造反派的电报，陈批评工人造反派不顾国家大局大道理，不搞好生产，损害了伟大祖国的威望。但是他告诉造反派工人，中央文革已经派张春桥回上海会见他们。
　　十一月十二日，张春桥在安亭车站和工总司代表谈判后，明确表示："第一，我坚决支持你们的革命行动；第二，我和你们一起干革命；第三，不解决问题，我不回北京。"同时工总司做出决定，把队伍撤回上海。
　　在与工总司谈判之前，市委书记处紧急会议表示不承认工总司是革命组织，不承认阻拦铁路交通是革命行动，工总司是乌合之众，并开始调查工总司头头的背景。在工总司撤回上海的时候，为防止事态重新恶化，上海市委向各工厂专门发了通知（见附），要求工厂干部采取克制谅解的态度对待工人造反派，但是市委和各级领导并没有根本改变对待工总司的态度。
　　部份撤回上海的造反派工人继续聚集在文化广场不肯回厂，张春桥知道后赶到那里。在与工总司谈判之前，张春桥在仔细看了工总司起草的"五项要求"后说："其它几条都可以，就是关于'这次到安亭去是被迫的革命行动'这一条，我建议后面加上一句，'今后遇到类似的情况，可以派少数代表上北京，'你们看如何？"工总司代表马上同意。张春桥就在上面签了字。
　　（以上主要根据李逊着《大崩溃－－上海工人造反派兴亡史》，台湾时报出版社，一九九六年）
发表于：13-05-14 16:39
把“西纠”的后台余秋里揪出来
　　北京“西城区纠察队”是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产物，是镇压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宪兵队。这个反动组织有一些后台，余秋里就是其中的一个。
　精心扶植“西纠”
　　早在运动初期，余秋里、康世恩等人就指示他们的心腹宋惠（石油部办公厅副主任）和梁健（石油部直工部副部长）等人积极组织“猴子兵”－－石油部干部子弟红卫兵。宋、梁的儿子就是“猴子兵”的头头（也是以后“西纠”的小头目，余秋里的女儿余园园也是“西纠”队员）。在“西纠”成立以前，这些人就经常出入送惠的办公室，活动频繁。为了便于他们的活动，宋惠还指使行政处给“猴子兵”安排了两个房间“办公”，装了直通电话。
　　八月下旬，“西纠”正式开张，宋惠亲自起草和审定了《成立宣言》和《第一号通令》。宣言和通令的印刷费用，也经宋惠批准全部由石油部开支。
　　余秋里等人对“西纠”关怀备至。余对“西纠”的一份《红旗战报》（以七中名义出的）极为重视，指定研究室两位干部为其编排稿件，大样则由宋惠亲自审阅修改，并在石油部印刷厂印刷。同时，石油部又专门拨了一辆嘎斯六九卡车供“西纠”使用。
　　余秋里不仅在物质上支持“西纠”，在政治上也特别优待他们。大庆的ＸＸＸ来京，石油部设宴招待，余秋里通过宋惠也把“西纠”队员请来一起“欢宴”。几天后又请ＸＸＸ给“西纠”作了一次报告。32111钻井队来京，在石油部作了两次报告，也都有“西纠”的干部参加。更有甚者，大庆职工家属宣传队来京参加国庆汇报演出，宋惠也竟然请“西纠”三十余大小头目，对宣传队的揭幕加以“审查”。
　　利用“西纠”镇压革命
　　在余秋里等人的扶植和怂恿下，“西纠”成了余秋里等人镇压革命群众的打手。余在国家计委就公开扬言：“计委机关有什么事，可以找西城区纠察队。”
　　去年九月初，北京地质学院东方红战士到地质部造“三反”分子何长工的反，何几次大电话向余秋里“告急”，余便调动“西纠”去解围。九月六日，各校“西纠”相继到地质部，马上把何长工等人保护起来。并围攻地院东方红同学，造成了严重的武斗事件。
　　石油一厂革命派来京向中央揭发石油部代部长康世恩等人的罪行，康等闻讯后，连忙派“西纠”将石油一厂革命同志绑架押送回原地，此后，这些革命同志在石油一厂遭到残酷的迫害。
　　九月下旬，辽宁大学和东北工学院革命师生十五人来京向中央反映石油一厂的问题。余秋里、康世恩又连忙指使任成玉（石油部政治部主任）、宋惠调用“西纠”前往镇压。在任成玉的直接指挥下，“西纠”对这十五位同志大肆围攻，并于第二天将这些革命师生强行押送离京。事后，宋惠又以“西纠”名义印发传单，对革命师生进行政治迫害。
　　此外，北京石油学院革命师生每次到石油部去，余秋里等人也总是派“西纠”队员来监视他们的行动。
　　保护“西纠”头头过关
　　去年十月，广大革命群众奋起大造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反。反动面目充分暴露的“西纠”在北京已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余秋里等人为了保护“西纠”头头过关，竟密谋让“西纠”头目二十余人和82111钻井队一起乘包车去大庆，名为劳动，实为“避难”。这批“西纠”头目后来又从大庆到641厂鬼混了一个多月，旅费全部由石油部报销。直到十一月上旬，余秋里才让“西纠”头目回京。这批人回京后，又掀起了一股反对中央文革的黑风。
　　以上事实，雄辩地证明，余秋里就是“西纠”的一个重要后台。
　　革命群众已经把“西纠”的后台如王任重、周荣鑫、雍文涛之流揪出来了。难道我们能让“西纠”的另一个后台余秋里逍遥法外吗？不能，不能，绝对不能！
　　坚决把“西纠”的后台余秋里揪出来！
　　追穷寇　
　　（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部向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开火联络委员会红卫兵联队《进军报》日）
发表于：13-05-14 22:33
&&[第3版 05-14 22:33]
触目惊心的高薪阶层
　　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新制度，应当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过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人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
　　（《九评苏共中央的公开信》转引毛主席的指示）
　　中国的赫鲁雪夫刘少奇，长期以来窃踞党和国家的重要领导职务，打著“红旗”反红旗，干了一系列的反革命活动，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
　　他的黑手伸得很长很长，伸向了党、政、财、文各个领域，各项工作之中。就是在这个人民公敌的黑手掩盖下，在中国培植了－个高薪阶层，作为他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社会基础。
　　为了彻底揭发和批判刘少奇这个中国的最大的野心家和阴谋家对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肃清其恶劣影响，现把劳动部《革命战斗队联合造反团反阻力第一战斗队》揭发高薪阶层的材材摘抄如下，供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和革命的同志们揭发批判时参考。
　　高薪阶层的情况
　　资本家：1964年底，我们对北京、上海、武汉、西安、济南五个城市的资本家进行了调查，拿高工资的约两万四千多人（其中三百元以上的一千二百四十多人）。他们有当中央各部部长、付部长、付省长、付市长的，有当收发、营业员的，绝大部分是在企业担任经理、厂长、科长、工程师和一般职员，他们的工资绝大多数远远高过所任同等职务的职工的工资。请看：
　　江苏省付省长刘国钧（原是常州市私营大成纺织品公司总经理）月工资1,000元，省人委还给车马费200元。
　　上海建华毛纺织厂厂长王介元，月工资1,676元，这个厂的一个财务科长月工资825元。
　　上海万里造漆厂作一般职员工作的张志坚，月工资538元。
　　上海九华袜厂当收发的邱显章，月工资374元。
　　常州市大成工厂当看门的朱尔杰，月工资320元。
　　不合理的保留工资：1964年我们对上海、浙江、江苏常州市一部分企业160多万职工的调查，有保留工资的约十四万人。这十四万人中，一般职工保留10－20元的工资，而旧技术人员、旧职员、资本家的爪牙，亲信，他们的工资保留的很多，有些人实领工资超过了他应得工资标准的几倍。一个办事员，工资竟达500元－300元以上，有的甚至高达500元以上。请看：
　　上海静安区房产公司24级的办事员杨格（原在外商商单位工作）标准工资49元，可是他却拿400元，保留工资351元，等于他应得标准工资的七倍多。
上海电业局一个会计，标准工资94元，实领工资655元，保留工资561元，等于他标准工资的六倍。
　　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在科研、教学、卫生、工程技术人员中，也有一部分资产阶级的“专家”、“学者”、“权威”，他们的工资超过国家规定同类人员的最高工资，有的达一倍以上。如医务人员，就以北京地区为例，规定是高标准工资333.5元，但有些医师月工资实领600多元。
　　文艺人员：在文艺人员中，工资高得令人难以想像。一些大演“名”、“洋”、“古”，“封”、“修”、“资”的资产阶级“名演员”，他们极力宣扬帝主将相，才子佳人，他们是反革命修正主义的吹鼓手。他们的月工资高得相当惊人，一般是500－600元，甚至高达1,000元以上。请看：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2,000元，混入党内以后减为1,760元，高出国家规定的文艺人员一级工资标准四倍多。
　　北京京剧演员马连良，月工资1,700元，其中保留工资1,366元。
　　资产阶级的老演员拿高工资，解放后新培养出来的青年演员也拿高工资。请看：
　　天津市京、评、越、豫四个剧团的十六名主要演员，参加工作最早是1953年，他们的工资最低351元，最高达950元。
　　高稿酬，高报酬：文艺人员中的一部分人，除领取高工资外，还拿著高稿酬、高报酬等高额收入。如作家写文章、写书有稿费，出版后，有“版税”；把他写的书编成剧本，演出时，还要再提取演出费；演员拍电影、电台录音、灌唱片等等均另有报酬。请著下面几个骇人听闻的事实。
　　京剧演员李少春，月工资1,000元，拍了电影《野猪林》后，又得酬金3,000元。
　　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录音三小时，得酬金3000元。
　　京剧演员张君秋，月工资1,450元，录制《诗文会》选段，仅三十分钟，得酬金600元。
　　曾经轰动一时的《千万不要忘记》，这出戏大家是熟悉的。现在我们就看看这本书的作者到底千万不要忘什么？他本人有工资，书写成之后，得稿费7,000元。由于把这本书改编成剧本，演出单位很多，于是他就每天忙于翻阅各地的报纸，统计演出单位，写信催要演出费。就是这位提醒青年人不要打野鸭子搞“外块”的作者，提醒人们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作者，他自己却因此得到几万元的高额收入。
　　剥削“合法化”；文艺人员的高薪、高稿酬、高报酬是在人民公敌刘少奇指使下，由其死党陆定一、周扬等长期盘踞的旧中宣部、旧文化部搞起来的，使这些人剥削“合法化”，如1964年12月旧文化部发给几个制片厂的《关于故事片各类稿酬的办法（草案）》中规定：名作家的稿费，每千字为10－15元，青年作家6－8元，（诗每二十行算一千字）。电影剧本的稿费：长故事片2,000　6,000元；短故事片1,000－3,000元。音乐作曲：长故事片300－800元；短故事片150－400元。歌词每首50－100元。导演成功每个影片，酬金500－1,500元（长故事片）或300－700元（短故事片）。
　　政治上的特殊待遇：上述高薪阶层人员中，经济上享受著优厚的待遇，政治上也享受著各种特权，有的是各级人民代表，有的是各级政协委员、青年联合会委员等等。窃取这些名誉，在其反革命修正主义主子的保护下，胡作非为，干了不少坏事。
　　人数虽少，毒害极大：高薪阶层人数很少，在全国范围内为数有限，在职工队伍中也只占极少数，但这个阶层对劳动人民的腐蚀性，对社会主义事业的危害性极大，不能等闲视之，更不能置之不理。请看他们在干些什么：
&糜烂透顶的资产阶级生活
　　散布资产阶段毒素：据我们1964年对几个地区的调查，拿著高工资的，不少人银行存款在万元以上，有的存款在30万元以上。他们有的是钱，放肆宣扬个人享乐，公开散布：“吃和穿最实惠，活著不吃好、穿好、玩好，还有什么意思。”
　　买房、盖房、当房产主，十几年来他们买房子、盖房子的很多。常州市140名高工资的技术人员和职员中，买房、盖房的占47％。如市纺织局一工程师（工资485元，其中保留工资224元）1964年花一万元造楼房一幢。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人（工资179元，其中保留工资70元）用7,000元买了一幢房子，然后又出租，当房产主。
　　三口之家雇两个保姆：上海、天津有的高级医师、工程师家里只有两三口人，却用著两三个保姆。
　　一声“爸爸”，送礼千元：常州大成纺织三厂一个工程师（工资402元，其中保留工资276元）暂时困难时期，他却三天两头吃一只鸡，他不惜花100元买两只鸡吃。1962年他儿子结婚，儿媳妇叫他一声“爸爸”，给见面礼1,000元。
　　结婚送礼一万元：上海市第六医院一个高级医师，他妹妹结婚，他送礼竟花了一万元。
　　七、八十元一瓶香水：上海京剧院的三反分子周信芳，月工资1,760元。他的老婆用的是七、八十元一瓶的香水。
与猴同居：天津市京剧团女演员丁至云（月资650元），吃、穿一贯奢华。1960年，六口之家吃一顿肉就花100多元，8元一斤的花生一次就买200元的。四元一斤的螃蟹，一买就是二十斤。夏天他怕长痱子，花700元买了两个海绵床垫，夜里替换著睡。1962年我国经济暂时困难时期，她花了200元买了一只小猴，给猴缝了衣服、枕头，每天喂猴吃香蕉、饼干、枣、肉等，还亲自给猴洗澡、理毛，晚上还跟猴睡在一起，并教猴说话、表演等。至于她生活上的淫乱，更是丑不堪言了。
　　喂狗养猫：天津市京剧团演员周啸天，月工资750元，两个老婆，养两只狗一只猫，困难时期都是喂细粮、猪肝、鸡蛋、牛奶，还带狗去理发馆去剪毛。
　　流氓成性，反共老手：天津市京剧团付团长厉慧良，月工资950元，是一个随意奸污妇女，道德败坏，极端反动的坏家伙。他平时散布“大丈夫不可一日无钱，不可一日无权。”他以“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恶毒攻击我们党，抗拒党的领导。他在学习反修问题时叫嚷：“我看高薪、住洋房、坐汽车、养哈叭狗没什么”。
　　高薪阶层对工人阶级队伍的腐蚀
　　小恩小惠拉拢腐蚀：上海有一个厂的资本家用五千元外币买了一辆小汽车，每天上下班坐汽车，仍然威风挺大。他工资600多元，还在群众中公然说：“这点线不够我太太的交际费。”在经济暂时困难时期，他借钱给工人用，送糖给工人吃。还有些私方人员用小恩小惠拉拢腐蚀工人。如给职工调换公债、借钱、送粮票，甚至通过请客送礼等卑鄙手段以达到腐蚀职工，潜移默化“和平演变”的目的。
　　和平共处，同流合污：天津永利久大沽厂科长以上干部143人，有保留工资的130人中，党员占87％。党委、厂长、工会主席十人中，八名有保留工资。这几名额导干部都是解放初期派到这个厂担负改造旧企业的任务的。由于资本家玩弄花招、耍手段，对他们拉拢腐蚀，提高他们的工资，1956年工资改革时，他们都产生了保留工资。可是这些领导干部拿著保留工资却满不在乎，还说什么“公私合营初期，厂里定了高工资标准，我们这些人为谁辛苦为谁忙啊！不拿白不拿。”一个中国共产党员，拿著不合理的保留工资，实际上在进行剥削，不以为耻，却感到心安理得。1964年厂里开展“五反”运动，广大群众贴大字报要求取消保留工资，这些领导人仍无动于衷，置之不理。有些人长期与资本家和平共处，划不清阶级界限。解放前这个厂的一个封建把头兼资本家叫沈华人的，这是一个“吃人肉，喝人血”的剥削分子；解放后职务逐步上升，当了工程师。1956年工资改革时，工资定为144元，他有保留工资，实得228元。他年过60岁，厂里又给他外加30％的在职养老补助费。住处离厂没一公里，上下班要汽车接送。1962年该厂党政领导还为他庆祝七十大寿，还在天津日报头版登了这一条消息。这个厂的付厂长薛献之是资方代理人，1960年也把他拉入工会。有的干部甚至被拉下水，蜕化变质，贪污腐化，这是屡见不鲜的。
　　高薪阶层对青年的毒害
　　走白专道路，向资本家看齐：天津永利久大沽厂一工程师，魏ＸＸ，三口之家住一套洋房，顾用两个褓姆，室内陈设讲究，全是“电气化”的，有电吸尘器，电缝纫机，落地式收音机、答录机、电视机等等，应有尽有。有了高级收音机还不过瘾，为了听立体声，在房子的不同角落另安上十几台收音机。为了在家开“菊展”，特意到北京买了一百多种菊花。暂时困难时期，嫌褓姆做的菜不合味，全家三口经常到高级饭馆吃饭，一顿三、四十元。工作时间，他口含高级糖，口袋里装著半导体收音机，听政治报告不爱听了，就把“半导体”的耳塞子插在耳朵里听戏。这个魏??，生活糜烂，政治上十分反动。平时对党不满，经常散布流言蜚语，造谣惑众，勾引青年走白专道路。他对青年技术员说：“你们现在的条件不如我们那时候了，我进厂时一人一间楼房，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的技术是从个人喜好提高起来的。””“知识就是力量。”
　　他经常散布资产阶级的毒素，一些青年受他的腐蚀很大。
　　一位1954年中专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到厂头几年工作积极，思想进步，1958年入了团。后与魏ＸＸ接触，在他的长期潜移默化下，这位青年人迷信他的技术，羡慕他的生活方式，同其他青年说：“魏工程师技术高，生活幸辐，人家己到了共产主义的标准了，多好啊！”
　　一位1964年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看不惯魏的作风，以后这个魏ＸＸ经常约他到他家里去玩，这位青年逐渐变坏了。他对别人说：“魏工程师家多好啊！要什么有什么。”这位青年准备了一大笔款，打算结婚，他要向姓魏的看齐，他说什么“应该象魏工程师那样生活，否则太不象样了！”
　　另一个共青团员羡慕魏ＸＸ的技术，向往魏ＸＸ的生活，他竟然这样说：“魏工程师，技术好、生活舒适，我要象他那样，入不了党，当个统战人物也舒服。”
　　忘本负恩，向往资本主义：高薪阶层象蛀虫一样，腐蚀著每个人的灵魂，使我们的一些家庭出身很好，从小受苦的青年人，逐渐蜕化变质。
　　天津市一位青年女演员，家庭出身艰苦。1950年开始学戏，1957年参加剧团，头几年表现很好，1960年入了党。以后逐渐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向资产阶级看齐，步资产阶级的后尘。1962年开始闹待遇，嫌1957年给她定的240元工资少了，她公开说：“共产党员是不是就该死，只能挣240元。”她看到“名演员”家里摆设富丽堂皇，十分羡慕，觉得自己大寒酸了。她向领导说：“人家都下高级饭馆，我就没钱去，就是去了也只能买贱菜吃，我自己都嫌难看。”当领导上和她说，共产党员应该艰苦朴素时，她很不满的说：“我入党就该死，难道非叫我和工人一样吗？”
　　天津市某青年演员，共青团员，从小讨过饭，干过小工。天津解放前夕，他才18岁，饿昏在城外的水坑里，快要死了被解放军发现救活的。后送他到戏曲学校学习，1954年毕业，1958年参加京剧团。头几年练功很艰苦，以后逐步变了，讲吃讲穿。1962年要离团单干，拿大钱。他向剧团提出两个条件：一要高级知识份子的烟、肉、蛋的待遇；二要工资从100元长到135元。在生活作风上极力仿效某些名演员的资产阶级那一套“风度”、“派头”，二十多岁的青年，叼著一个大烟斗，手里托著一把小茶壶，旁边摆著点心，两条腿往椅子上一搭，象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分子。1960年暂时困难时期，到黑市买高价烟400－500盒，买十几元一斤的高价酒喝。在他这样挥霍下，一年多的时间，就把几年存下的一千多元花掉了。
　　另一位青年演员（1964年调查时才23岁）父亲解放前当工人，因受旧社会艰苦生活的折磨，母亲惨死在臭水坑里，以后，父子二人过著半乞讨的生活。解放后，1958年被送到剧团学习，1962年毕业，头几年政治上要求进步，练功也很刻苦，后来在旧演员影响下，追求名利，贪图享受。每月发工资后，大吃大喝，吃中餐腻了就去吃西餐，钱不够花就跟他父亲要。他父亲到剧团去看他，他嫌父亲衣著不好，就不让他进去坐。他还公开宣布，他的奋斗目标是二十年赶上厉慧良（演武生的，反革命分子，）即月工资要增加到950元。
　　高薪阶层的子女好逸恶劳
　　高薪阶层分子的子女，长期在资产阶级家庭中生活，养成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好逸恶劳的资产阶级恶习。有的不愿到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三大革命运动中锻炼改造，企图继承高薪阶层老子的衣钵，步剥削阶级的后尘。请看：
　　上海大中华橡胶厂的一个资本家吴ＸＸ，每年四万七千多元的定息，七千六百多元的工资，他规定每天的菜钱50元，褓姆发愁没法花。他的大儿子，大学毕业后，分配到外地工作，就不想去。他的三儿媳原是厂里的工人，嫁到他家里就不工作了。
　　浙江嘉兴民丰造纸厂一个工程师的儿子，留苏回国后，分配到兰州炼油厂工作，他怕苦，装病在家玩了一年多。
　　天津永利久大沽职工医院院长，三口之家，雇佣两个保姆。他儿子分配到山西榆次县某厂当技术员，月工资56元，一个人花还不够用，每月还从家里要50元。
　　有个资本家的十一个子女中：四个右派，三个坏分子，四个小偷。
　　人民公敌刘少奇所一手炮制的“高薪制”，已经产生了严重的恶果。无产阶级革命派的战友们，革命的同志们，立即行动起来，高高举起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打倒刘少奇！砸烂高薪制！确保我国无产阶级红色政权，千秋万代，永不变色。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万岁！
　　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万岁！
　　伟大的领袖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
　　原市人委《革命造反队》人事局《卫东》战斗队
　　原市人委人事局《小学生》战斗队
　　原市人委人事局《工资福利斗批改》战斗小组
发表于：13-05-15 07:12
&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调查报告） 　
　　文汇报记者、新华社记者 　　
　　《人民日报》编者按：我们向全国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们，向广大的工人、贫下中农、青年学生、革命知识分子、革命干部们推荐这个调查报告。这篇报告生动地描写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在一个方面即工程技术人员的队伍方面引起的伟大变革，显示了社会主义新事物强大的生命力。这篇报告题名为《从上海机床厂看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但它同时也提出了学校教育革命的方向。
　　毛主席最近深刻地指出："大学还是要办的，我这里主要说的是理工科大学还要办，但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走上海机床厂从工人中培养技术人员的道路。要从有实践经验的工人农民中间选拔学生，到学校学几年以后，又回到生产实践中去。"
　　毛主席的伟大号召，是我们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纲领。是反修防修的百年大计。全国各级革命委员会，工厂、学校和其它战线上一切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派的同志，要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教育路线，批判修正主义的教育路线，打破旧的资产阶级的教育制度，要坚决走毛主席指出的同工农兵结合的道路，把教育革命进行到底。
　　科学研究部门和领导单位，也应当好好读一读这个报告。这对于进一步批判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科技路线，是一个锐利的武器。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它在各个方面产生的有深远意义的影响，现在才刚刚显示出来。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也必然为我国新的工业革命准备条件。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力量，将不断创造出为资产阶级庸人和右倾保守主义者所意想不到的奇迹，奉劝那些患有近视症但还不是顽固不化的走资派的人们把眼光放远一些，奉劝那些轻视工农、自己以为很了不起的大学生放下架子，迅速赶上亿万革命人民前进的雄伟步伐。?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带来的深刻变化 　　
　　上海机床厂是著名的生产精密磨床的大厂。全厂拥有工程技术人员六百多人。这支技术队伍由三方面的人员组成：从工人中涌现的技术人员约占百分之四十五；解放后大专院校输送进厂的约占百分之五十；其余是解放前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急风暴雨，使这个厂的技术人员队伍，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这个伟大的革命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无产阶级革命派真正掌握了全厂的领导权，包括技术大权。过去控制工厂技术领导权的资产阶级反动技术"权威"，被赶下了台。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革命的青年技术人员和革命干部，成了科学研究和技术设计的主人。他们是无产阶级革命派战士，对毛主席、对共产党有深厚的阶级感情。这支过去受压抑的革命的技术队伍，不断显示出他们的创造智能和技术才能。他们怀着对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无限忠诚，在技术上不断攀登新的高峰。仅今年上半年，他们就试制成功了十种新型精密磨床，其中四种达到国际先进水平。速度之快，质量之高，是这个工厂历史上前所未有的。
　　第二，中国赫鲁晓夫的反革命修正主义技术路线和反动的资产阶级世界观，受到了深刻的批判。资产阶级的反动技术"权威"，政治上臭了，技术上的纸老虎的原形，也暴露无遗。过去走资派竭力把反动"权威"捧为青年技术人员的学习"偶像"，要他们
"向专家看齐"，"为当工程师而奋斗"。现在，许多青年技术人员思想面貌发生了显著变化，认识到名利思想是"修"字的根，资产阶级的头街不能争。磨床研究所的不少研究人员，过去把技术资料记在本本上，作为个人的"小仓库"；现在都自觉拿出来，汇集成册，分发给大家参考。全厂技术人员纷纷主动下车间，和工人一起劳动，一起研究和改进设计。老年技术人员下车间，也注意放下架子，虚心向工人学习。
第三，工人和技术人员的关系变了。过去，这个厂的几个走资派和反动"权威"曾提出所谓"一对一"（即一个工人为一个技术人员服务），他们的所谓"结合"是"工程师动嘴，工人动手"，"工程师出主意，工人照着干"，还是多少年来"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的那一套。他们还制造了"工人和技术人员必须互相制约"、"造成对立面"的反动理论，建立了管、卡、压工人的一套规章制度。一本《生产工人手册》，就拟定了一百七十多条，要工人背熟牢记，条条照办。凡此种种，进一步加深了工人和技术人员之间的鸿沟。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实行了工人、革命技术人员、革命干部的"三结合"，普通的工人参加了设计，技术人员也在第一线参加了实际操作，把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双方的关系有很大改善。
　　　　　　　　　　　　
　　培养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上海机床厂青年技术员（包括三十五岁左右的人）来源于两方面：大专院校历届毕业生（约三百五十人，其中百分之十是研究生和留学生）和工人中提拔的技术人员（约二百五十人，其中少数中间曾派往中等专科学校进修几年）。实践证朋，后一部分比前一部分强。一般说，前者落后思想较多，实际工作能力较差；后者思想较前进，实际工作能力较强。目前，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绝大多数是工艺方面的技术骨干，约有十分之一的人能独立设计高、精、尖的新产品。在今年上半年试制成功的十种新型精密磨床中，有六种就是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担任主任设计师的。
　　从工人中选拔技术人员，这是一条培养无产阶级工程技术人员的道路。 　　
　　从两个年龄相仿而经历不同的技术员身上，可以看到一个鲜明的对比： 　　
　　一个是上海某大学的毕业生，毕业后又专门学了一年外语，再去外国留学四年，得了一个"副博士"的学位，一九六二年开始到磨床研究所试验室担任技术员。像这样一个在学校里读了二十多年书的人，过去由于理论脱离实际，又没有很好地同工人结合，所以长时期在科学研究方面没有作出突出的成就。
　　一个是工人，他十四岁当学徒，十八岁被保送到上海机器制造学校学习四年，一九五七年开始在磨床研究所担任技术员。今年四月，由他担任主任设计师，试制成功了一台具有国际先进水平、为我国工业技术的发展所急需的大型平面磨床，填补了我国精密磨床方面的一个空白点。
　　文化大革命以前，党内一小撮走资派和反动技术"权威"，对工人走上设计舞台进行疯狂的压制。一九五八年前后，有一批工人担任了技术员，但是，厂里的反动"权威 "以各种籍口，陆续地把不少人调离设计部门。尽管如此，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还是冲破层层阻力，表现了自己惊人的创造智能。据统计：一九五八年以来，这个厂自行设计试制成功的新产品中，由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以及青年技术人员和工人相结合试制成功的，在一九五八年约占百分之六十。一九五九年约占百分之七十，一九六○年约占百分之八十，一九六○年以后，特别是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几乎所有新产品都是它们设计试制成功的。其中不少是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新产品，如镜面磨削万能外圆磨床、高中心外圆磨床等重点产品，都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设计试制成功的。
　　有些大专院校毕业的青年技术人员，逐步摆脱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影响，放下架子和工人结合，经过一段时期的实践，在设计和新产品试制上也作出了比较显著的贡献。比如一个一九＊＊年的大学毕业生，刚进厂时，成天捧着一本外国螺纹磨床的书（不是说不要读外国书），从理论到理论，几年来，在工作上没有什么创造。文化大革命中，他提高了阶级觉悟和两条路线斗争觉悟，坚决走和工人结合的道路，今年初，就和两个工人技术人员和一个老师傅一起，试制成功了一种磨床的重要电器设备。
　　为什么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成长快、贡献大呢？ 　　
　　最重要的一条是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对毛主席、对党有着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他们在向科学技术进军的道路上，不为名，不为利，不畏艰险，不怕困难，不达目的誓不甘休。他们牢记毛主席的教导，时刻想到与帝修反争速度，争质量，并且处处考虑为国家节约，为工人操作方便。可是，有些受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毒害的青年知识分子，长期脱离劳动，脱离工人，追求资产阶级名利，结果一事无成。有一个技术人员，想成名成家，一鸣惊人，十多年来先后提出六十多个课题，搞一个丢一个，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一个也没有搞成。一个一九五六年的大学毕业生，起初为了自己出名，关门搞磨头试验，先后报废了三十多个"磨头"，后来向有经验的老工人请教，在老工人的帮助下终于搞成功了。他深有体会地说："闭门搞磨领，吃尽了苦头；同工人结合搞磨头，尝到了甜头；磨头磨头，归根结底，先要磨炼自己的脑头。"
　　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同名利思想极为严重的旧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比，就更加鲜明了。有一个资产阶级"专家"设计一台磨床，前后搞了八年，浪费了国家大量资金，始终没有搞成功，而他自己却捞到了不少所谓"资料"，作为他争夺名利的资本。工人们说：这种人对我们的新社会那里有一点感情呢？
　　毛主席说："最聪明、最有才能的，是最有实践经验的战士。"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在长期的劳动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他们经过几年业余学校的学习，或者读了几年业余技术专科学校，理论和实践紧密结合起来，出现了一个飞跃，很快就能胜任科学研究和独立设计的任务。这是他们能够迅速成长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因。他们参加学习，叫作"带着问题读书"，因此学得进，懂得快，用得上。有一个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运用丰富的实践经验，解决了一个产品的复杂的加工工艺问题，他一边实践，一边学习金属切削的原理，很快地把实践经验上升为理论，使他在金属切削加工工艺方面，有独到的见解。
　　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当他们未和工人结合之前，缺乏实践经验，书本知识往往和实际脱节，因此很难作出什么成就来。有一次，有几个从大专院校出来的技术人员，因为缺乏实践经验，设计了一台内螺纹磨床，工人们按照图纸的零件加工，结果根本无法装配。后来还是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工人，把某些零件进行了再加工，才装配了起来。
　　敢想、敢做、敢闯的革命精神和严格的科学态度相结合，是工程技术人员攀登科学技术高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条件。而要做到这一点，又是和人的世界观和实践经验息息相关的。许多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由于没有个人名利的精神枷锁的束缚，加上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因此敢于破除迷信，破除不适用的框框，最少保守思想。以最近试制成功的具有国际水平的一台精密磨床为例，由于工人出身的技术人员大胆突破了沿袭已久的框框，试制周期从一年半缩短为半年，精度提高四级，零件和重量分别减少三分之一，造价相当于进口的百分之十五点五。而有些学校出来的技术人员，不注意思想改造，往往容易考虑个人得失，怕丢面子，失架子，同时，他们条条框框也比较多，因而不容易破除迷信，创造出新技术来。他们自己也说，"书读得越多，束缚得越紧，结果就没有闯劲了。"
　　在上海机床厂，如果以大学生和中等技术学校的毕业生相比较，工人们还比较地欢迎中等技术学校的学生。因为中专生书本知识虽然少一些，但他们的架子小些，实践经验多些，洋框框少些。不少中专生进步比大学生快得多。比如正在进行的两条高级的自动流水线的设计，就是由两个一九五六年毕业的中专生负责的。
　　　　　　　　　　　　　
　　从工厂看教育革命的方向 　　
　　分析一下上海机床厂不向类型的工程技术人员的状况和他们所走过的道路，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个教育革命的方向问题。 　　
　　这个工厂的老工人和许多青年技术人员从实践中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毛主席关于"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这一教导无比英明正确。他们感到按照毛主席的教育思想进行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一件大事。毛主席关于教育革命的一系列指示，已经给我们指明前进的方向。现在，是坚定不移地、老老实实地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去做的问题。
　　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根据毛主席的教育思想和工厂的实际情况，对教育革命提出了一些看法和设想：
　　第一，学校培养的必须是毛主席所指出的"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决不能像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那样，培养那种脱离无产阶级政治、脱离工农群众、脱离生产实践的"三脱离"的"精神贵族"。还是关系到出不出修正主义的根本问题。上海机床厂的同志认为，过去大学毕业生分配到工厂、农村，就当干部，是不合理的。青年学生和工农结合，参加生产劳动，是改造世界观和学到实际技术知识的重要途径。因此，他们建议，大学毕业生应当先到工厂、农村，参加劳动，当一个普通劳动者，在工人、农民那里取得"合格证书"，然后根据实际斗争的需要，有些可以参加技术工作，但也还要有一定时间参加劳动。有的则继续当工人、农民。
　　第二，学校教育一定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毛主席教导说："从战争学习战争-- 这是我们的主要方法。"从上海机床厂有些技术人员的情况看，旧教育制度的一个严重弊病，就是理论脱离实际，大搞烦琐哲学，学生钻到书堆里，越读越蠢。只有接触实践，对于理论才能掌握得快，理解得深，运用得活。这个厂的工人和技术人员提出：学校要由有经验的工人去当教师，让工人登上讲台。有些课程就可以在车间里由工人讲授。有一个青年技术人员，大学一毕业就进了研究所的门，整天啃书本，钻理论，学外文，脱离实际，自己也感到越来越空虚。文化大革命初期，他到机床厂拜了一些有丰富经验的工人师傅，自己参加了技术操作实践，情况就变了。最近他和工人一起，在镜面磨削方面，作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创造。他对于必须有工人做自己的教师这一点，感受特别深切。
　　第三，关于工程技术人员的来源问题。他们认为，除了继续从工人队伍中提拔技术人员外，应该由基层选拔政治思想好的，具有两三年或四、五年劳动实践经验的初、高中毕业生进入大专院校学习。这样做，现在是完全有条件的。以上海机床厂为例，大部分工人都具有初中以上的文化水平。挑选这样的青年进入大专院校的好处是：第一，他们政治思想基础比较好。第二，是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有生产劳动的经验。第三，一个初、高中毕业生，经过几年劳动，大约在二十岁左右，再经过几年学习，二十三四岁毕业就能独立工作，而目前一个大学毕业生到工作岗位后，一般要经过二三年实践，才逐步能独立工作，因此选拔有实际经验的知识青年到大学培养，这是符合多快好省的原则的。
　　第四，关于改造和提高工厂现有的技术队伍的问题。他们指出：从学校出来的大量技术人员，长期受过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和修正主义办企业路线的毒害。还有一批过去留下来的老技术人员，虽然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爱国的，是积极工作的，是不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是不里通外国的，但他们在世界观和作风上，存在很多问题。工厂应该高举毛泽束思想的革命批判大旗，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中规定的政策，组织他们积极参加革命大批判，彻底批判中国赫鲁晓夫鼓吹的"专家治厂"、"技术第一"等谬论和"爬行哲学"、"洋奴哲学"，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名利思想。同时，还应该组织他们分期分批去当工人，或者让他们有更多的时间到车间去劳动，帮助他们走上和工人相结合的道路，走上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道路。
　　（原载《人民日报》日）
发表于：13-05-15 08:38
[] [飞语] 发表于：13-05-13 23:56 []
&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的检讨
　　邓小平
&& （一九六六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完全拥护主席和林彪同志在会议中间所作的指示，完全赞成陈伯达同志十月十六日的讲话。
发表于：13-05-15 18:28
●芳草地小学调查报告
　　一、修正主义的建校方针
　　1．入学条件
　　芳草地小学于一九五六年建校，原名外交部干部子弟小学。招收的学生大都是外交部干部子女，区委机关、工厂企业干部（厂长、书记）子女，市卫生局、教育局、园林局、财贸统计局等干部子女。一九五七年转交地方后收了一部分附近的工农子女。干部子女（310人）大都住校，其中外交部干部子女93人；工农子女（300多人）全部走读。原规定住校条件是：父母双方在外工作，家里无人照顾的可以住校。实际上很多干部子女没有具备这些条件就拉进来了。有个学生苏华说：“学校向工农兵开门，工农兵哪里住得起，最后还不是咱们干部子女！我们有钱！”干部子女和工农子女分别编班，而把“好学生”（标准是长得好、穿得好、吃得好。）挑选到“国际班”，精心培养。
　　2．人员编制：
　　五六年办校时，学生190人左右，教职工人员达25人，教职工与学生人数比为1：8，至六七年，学生达600多人，共十八个班，教职工与学生人数比为1：7。而普通学校为1：40或1：50。
　　在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下，教师分成等级，将所谓“管得住学生的，穿得好的”教师挑选到“国际班”，如果没有就向外借。对于教得不好，没有教学经验的教师就千方百计地把他们调走。老师生活是最低的，什么权也没有，在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的眼里，他们是拿钱雇来的，打扫卫生是应该的。
　　3．生活条件：
　　学校环境非常优越舒适。学生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吃的是细粮，白面、鸡鸭鱼肉。由从国外回来的厨师给他们做饭。每星期六由生活老师给学生梳洗打扮，下午家长坐着小汽车陆续到校，把他们接回家去。
　　学生伙食，量足、样多、质量好。偶尔吃点放糖的枣窝头，有的学生还破口大骂：“又他妈的吃黄金塔！”因此，每星期六还要改善伙食。在困难时期，每天还要吃到超过定量的糕点、水果。近几年，伙食费还逐渐提高，但有些家长和学生仍不满足，部分学生还要订牛奶，吃营养品。有一个班竟有三分之一的学生吃营养品。甚至个别学生每星期一回校从家里带来整个的熏鸡，满口袋的糖果、葡萄糖、鱼肝油，还带着在课堂上大吃。
　　学生在生活上由生活老师全面负责，精心照顾。吃饭时生活教师把盛好的饭菜放在桌子上，吃一碗，盛一碗；生活老师还要做到“四快”（眼快、手快、腿快、嘴快），稍有一不快，就要挨骂。学生的碗筷也由工作人员洗刷。平常洗脸洗澡有人催，甚至还要老师洗。缝衣钉扣有人管，衣服脏了有人洗；小病有医务室，大病有人陪送到医院。有的学生连吃橘子也要由老师剥了皮。建校初期，个别学生因为家长在国外工作，星期天不能回家，学校就派几个老师陪着学生坐小汽车到动物园去玩。
　　学校成了培养修正主义苗子的“世外桃源”，学生在校过着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小姐”生活。但有的家长还嫌不满足。ＸＸＸ家长说：“你们尽给学生白菜帮儿吃，我的孩子在家里连白菜心儿都不吃。”
　　在这种修正主义的办校方针下，干部子女享受着种种特权，广大工农子女受到了排斥，甚至连厕所也分成两等；干部子女的厕所不准工农子女使用。两相对照，足见干部子女的特权享受达到了何等地步！
　　二、推行修正主义教育路线
　　芳草地小学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抗毛主席的教育方针，推行修正主义的教育方针。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对住校生说：“学校三座楼，你们占了两座半，今后，全部是你们的，还不好好学！”对教师说：“这些学生都是干部子弟，得好好教。”“这些孩子的父母都是老革命，长大了要接爸爸妈妈的班”。他们就是这样反对用毛泽东思想来教育、改造干部子女的思想，极力把干部子女培养成血统的接班人。
　　他们还提倡资产阶级的所谓“妈妈式的教学”---“要象妈妈一样地照管学生。”
　　在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制度下，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在芳草地小学提倡白专道路，追求三个第一。他们以教学任务压老师，以作业压学生，以考试压学生，一天要上九节课。另一方面，家长也对学校施加压力，住校生每天有晚自习，但有的家长嫌学习时间不够，题目出的不难。为了让自己孩子考上理想的“好”学校，每天晚上要把孩子叫回家去，增加学习时间，甚至有的家长要求教师每星期给孩子增加两篇作文。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忠实地按某些家长的意图办事。如：五年级有一个学生，还未毕业，家长为了试验一下孩子的水平有多高，强行要求学校批准他的孩子参加升学考试，结果考上了一个普通的中学，家长很不满意，为了让孩子考上“一○一”等“第一流”的学校，又将孩子送回学校，继续上学。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还用种种物质的办法来引诱学生追求智育第一。如每学期给学习好的学生颁发奖状、奖品，也不管学生的思想品德好坏。
　　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一味追求学校的升学率，每学年末精心安排毕业工作，其他一切工作都为毕业班让路。提前一个月就结束毕业班的科任课。为了增加复习时间，不让学生参加劳动，不过少先队的活动，甚至连一周一次的校会也不让参加。当权派对青年教师施加压力说：“学校的希望就寄托在住校班的身上，考不上第一流的学校可不行。”这样的结果，干部子女都能保证升入到满意的学校。个别的学生虽然毕业时成绩不够ＸＸ学校录取标准，但通过内线可以进入这个学校。
　　由于智育第一，片面追求升学率，使学生只知道埋头读书，对国家大事置之度外；使学生对待毕业问题不是“一颗红心，多种准备”，而是“一颗私心、一种准备”，想的是读书，升学、搞尖端、当官发财。
　　3．脱离工农群众，脱离劳动。
　　芳草地小学根本没有把学生参加劳动锻炼放在重要位置。学生在优越的环境里生活，只是埋头读书，什么劳动也不参加。有的学生积极要求参加劳动，主动帮助教师打扫厕所，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大骂生活老师：“你们什么都让学生干了，你们干啥？学生到厕所得了痢疾怎么办？”他们借口“学生小，父母又不在家，去劳动碰坏了不好办。”从来不让学生参加劳动；他们对学生参加劳动有“四怕”：“春天怕得传染病，夏天怕中暑，秋天怕风吹，冬天怕寒冷。”甚至连春游也不组织，怕学生“碰破皮。”
　　三、刘邓反革命修正主义教育制度在芳草地小学的恶果
　　1．浪费现象极为严重。
　　有些学生对劳动人民辛辛苦苦收下来粮食毫不爱惜，成盆成盆地倒掉了；一些学生用菜打架玩；有个别学生不爱喝菜汤，把菜汤往老师身上泼，把不爱吃的肉往房顶上扔；有的学生打坏了学校的玻璃，损坏了床铺，还说：“我有钱赔”！
　　2．小偷小摸事件不断发生。
　　一些学生小偷小摸的行为很严重。据统计，有一个班共有男生20名，只有3个同学没有发现偷窃行为，其余都不同程度的偷窃行为。
　　3．目空一切，卑视劳动人民。
　　据革命师生揭发，芳草地小学有些学生认为自己出身好（革军、革干），常在一起比吃比喝，比父母官大小，钱多少，比家庭设备好坏。ＸＸＸ学生对老师说：“我爸爸盖一个章就枪毙你！”有个学生说：“我爸爸还管着咱校长呢！”学校里经常出现破口大骂老师的现象。一些干部子女学生对一般劳动人民子女极不尊重，嫌他们“脏”、“笨”、“难看”。学校成了住校生的天下，他们可以任意欺侮打骂走读生。
　　4．腐化堕落，思想变坏
　　有个学生父母都在某电厂担任领导工作，因为他怕人家说他的父母官小，欺骗老师同学说：“我爸爸是付市长，妈是党委书记，我跟爸爸妈妈都能坐小汽车。”他看到有的干部家里有电视机，怕人家说他家里没有，就撒谎说，他家里也有电视机。他还要别人替他人打水，当马骑，叫他“孙二爷”。
　　有个学生卢ＸＸ，用糖果拉笼一批小孩，自称为头头，让这些人去打别人。问他为什么想当干部，他说：“当干部钱多，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将来当干部穿皮大衣，骑摩托车……”
　　有个学生借给同学一毛钱，要同学还他两毛钱。
&&& 有的学生不愿看阶级教育的红色书籍，却在小说中寻找低级趣味。
　　有的学生说：“刘文学真傻，因为一把辣椒死了，多不值得！要我就先向地主投降，然后再逃跑。”甚至有极个别的学生产生反动思想，特别羡慕从国外投诚回来的敌人，说：“我将来去投诚蒋介石，也给我一大批钱，穿着大皮靴，跨着大洋刀，多威武！然后我再投诚回来，又给我一大批钱，这样我一辈子什么也不干了，也花不完。”
　　芳草地小学是刘邓修正主义教育制度统治的一所干部子女学校，在这学校里，青少年受着修正主义、资产阶级思想的严重毒害。这样的学校制度就是要把它彻底砸烂！
　　（全文完）
　　（首都大专院校红代会摧毁反革命组织“联动”展览会，一九六七年七月）
发表于：13-05-15 18:36
&●看，刘少奇的黑手，是怎样拉着育英小学“和平演变”的？
　　刘少奇黑手伸入
　　育英开始变颜色
　　北京育英小学的前身，是中直育英小学，原属中共中央直属机关党委领导。于1948年，建立在解放区----河北省山县夏东峪山沟里。当时仅有学生109名。全校师生，在那战火纷飞的岁月里，过着艰苦的战斗和学习生活。
　　全国解放后，育英小学迁到北京。这时，刘少奇这个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为了给他复辟资本主义培养接班人，便千方面计地把黑手伸进教育阵地，也伸进了育英小学。
　　在刘少奇的背后支持下，黑帮分子杨尚昆亲自出马，窃据了育英小学校董委会董事长的职位，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原中直党委副书记曾Ｘ、刘ＸＸ、刘Ｘ等，都是育英小学顶头上司，直接参与和领导学校工作，控制、独揽学校一切大权。当时，学校的党团工作，各种工作计画，规章制度，人事安排，干部调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