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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疑集体土地被贱卖集体资产被侵吞 宝安万丰村居民要求罢免村官 宝安副区长：村党支部委员已被停职，工作组正在全面调查
&&&&南方日报讯&（记者/吴永奎）昔日“南国第一村”深圳宝安沙井万丰村深陷一场居民维权风波。因质疑村官贱卖集体土地、侵吞集体资产，万丰村部分居民近期不断上访。昨日，针对万丰部分居民反映的问题，宝安区副区长、沙井街道党工委书记谢晓东偕同宝安区有关部门及沙井街道负责人来到万丰社区，与该社区各居民小组代表坦诚交流，并邀请媒体全程参与。在充分听取了居民代表的意见后，谢晓东表示，万丰社区党支部委员已被停职，3名干部马上到位，街道工作组将协助党支部班子开展社区环境整治。&&&&居民代表??收回贱卖土地，罢免两委班子&&&&万丰社区总面积6.8平方公里，社区户籍户数705户，户籍人数2067人，绝大部分原居民为潘姓；外来人口5万多人，约占社区总人口的97%。社区现有党员104人。万丰鼎盛时期，与华西村、大邱庄、南街村齐名，号称“南国第一村”。今年2月份以来，社区部分居民频频上访，反映社区土地被贱卖、社区股份公司管理混乱等问题。&&&&在昨日的座谈会上，万丰社区5个居民小组推举出25名代表，近10名代表作了发言。代表们反映，近年来，万丰社区部分集体土地被低价转让，万丰（集团）股份公司多年没有分红，万丰社区党支部、居委会、股份合作公司管理混乱。代表们要求收回被低价转让的集体土地、公开社区、股份合作公司、集团公司的财务状况，清算集体资产，并罢免现任社区“两委”班子成员，重新选举社区“两委”班子。&&&&此前，万丰居委会和物业公司曾通知万丰辖区工厂企业、出租屋业主从3月1日开始收取物业管理费。居民代表认为，收费不合理，要求阻止物业公司启动物管收费。&&&&副区长??正在全面调查土地使用状况&&&&“（万丰）党支部的现任委员已经停职，我们安排了3名干部负责万丰党支部的日常工作。本打算明天对外宣布，今天提前告知大家”，在充分听取居民代表的意见后，谢晓东表示，街道派驻万丰的工作组已经积极主动地开展了调查工作。&&&&座谈会上，谢晓东偕同宝安区公安分局、财政局、民政局及应急办等9个部门及街道的负责人一起出席，并特意邀请媒体全程参与。谢晓东表示，自从2月8日到任沙井街道党工委书记后，大部分精力都用来处理万丰居民反映的问题。从2月14日沙井街道开展领导每日接访活动，街道领导曾5次接访万丰社区上访居民，并于2月27日派街道工作组进驻万丰社区，广泛收集社情民意，制定完善管理制度，维持社区日常运作。截至3月23日，工作组约访社区“两委”班子成员、居民代表26人次，接访社区居民31批152人次。“对于居民的诉求，无论是网络上发帖、还是上访递交的材料，我们都做了细致的收集整理。”谢晓东边说边扬起手上一叠厚厚的打印材料。“万丰的问题积累了十多年，不可能在短期内快速解决，目前就是要让万丰的情况不再恶化，维持最基本的运作，毕竟大家还要分红。”对于居民从快从速解决问题的强烈要求，谢晓东表示，居民反映的诉求很合理，工作组正在对万丰村的土地使用情况进行全面调查，纪委也已介入，接下来还会进一步综合梳理居民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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私自卖地携款潜逃的村官
4月14日上午8点，赵思喜、刘昌学、孟庆水、孟现学四个人作为楼前村的村民代表，来到山东临沂市兰陵县人民调解中心。这是他们第三次来到这里。
在兰陵县人民调解中心的大楼前，四个人不断地来回张望，“王胜强今天要是来，我们的调解就能进行，他要是不来，还是没法儿调解……”赵思喜说，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已经给王胜强打过电话。
王胜强是调解的另一方，也是“占用耕地”的鲁城镇政府的工作人员。
等了好久，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才出来告诉刘昌学一行人，王胜强拒绝来调解中心，所以调解中心也没办法。
“一女二嫁”的土地合同
2017年3月，为了促进当地旅游开发，山东临沂市兰陵县鲁城镇楼前村决定修建一条环湖路。
楼前村是库区村，全村500多口人，人均耕地只有0.2亩。楼前村在会宝岭水库南侧的河南沿有69亩耕地，这几乎是村里20多户、近百人的全部耕地。
“依靠种地为生根本没法活。大部分村民以外出打工、做生意来维持生计。”村民代表刘昌学一直在临县打临时工，有活儿了出去干上几个月，没活儿了再回村里照顾下农活。
留守在村里的村民在河南沿种上了农作物，而在外经商或者打工农户的耕地则空闲了下来。
“这些耕地离村庄太远，很多人不想种地。后来，村支书张龙就说，还不如把这些地承包给别人耕种，让他们给点承包费用，比这样闲着强……”孟凡军曾经是楼前村的村主任，日，时任村主任的他和时任村支书张龙在得到村民的许可后，在鲁城镇法律服务所杨茂盛、张如有的见证下，在镇法律服务所和鲁城镇大闫庄村的八户农民签订了《土地承包合同》。
承包费用平均每年也就百十元，村民本来也并不太在意。而楼前村委会也没有其他收入，当初外包耕地就是为了能有一些收入来供村委会一些开支。
69亩耕地，以甲方为楼前村村委会的名义承包给了乙方大闫庄村的8户农民，承包期限为9年。
当时的土地承包合同中还明确了承包土地不得毁坏、出租或者转让。如需转包或者转让时，要经村委会许可，承包费由时任村支书张龙保管。后来，这些钱一直到事发，村民都没有再见过。
但因为耕地的偏远和土地贫瘠，大闫庄村的8户农民也很少有人来种地了。“种地不挣钱，还赔钱呢。”没多久，河南沿的耕地长满了荒草。
2005年初，孟凡军在担任了三年村主任之后辞去了村主任一职，外出经了商。“在村委会干不挣钱，没法养家糊口”孟凡军说，2005年春天，村支书张龙也去了上海，想找生意做。没多久，就带着妻子，还有本村村民赵玉启夫妇一起过去了。
“一女二嫁”的土地合同
“第一份和大闫庄村村民的合同还没有到期，张龙就又把地包给了王胜强。”
半年前，刘昌学偶尔看到有人在河南沿耕种，上去问了一句，才知道这片地早就属于王胜强了。在镇政府，王胜强给刘昌学出示了当年的合同和张龙写的收条。原来，2005年9月，张龙再次把耕地承包给了当时在镇政府工作的王胜强，没有召开村民代表会议，更没有经过村民的同意。那时候，张龙已经不再担任村支书的职位了。
这一包，就是30年。
“这个事谁也不知道，他当时已经放弃了村支书的职务，如果不是现在补偿款被其他人领取，大伙儿还蒙在鼓里……” 孟凡军回忆说，张龙2005年年初就离开了村子，后来大家才知道，9月份他从上海返回来，悄悄和王胜强签了土地承包合同。
而对于土地承包合同，王胜强拒绝和村民调解，他认为张龙是代表村委会和他签订的合同，具有法律效力。如果村民有异议，可以到兰陵县人民法院起诉，结果由人民法院判决。
拿着私自卖地的钱，人就失踪了
当年，张龙和王胜强所签订的承包合同是一份手写的合同。合同中张龙写到，“为了加强土地管理，增加集体和个人经济收入，根据有关规定和有关土地政策，并经过楼前村两委研究、民主评议，决定将村河南沿的所有土地承包给王胜强。”
承包年限从日起到日止。付款方式为一次性付清，30年承包费为16000元整。
“卖完地拿了钱就跑了，当时村里就没有村两委班子。”赵思喜说，从时间上来看，张龙当时就拿着这些卖地的钱去了上海，用这些钱做本钱开始做生意。
村民之间本身走动也不多，大多数村民直到2017年3月环湖路建设开工，才知道这片地早就易了主。
刘昌学多次找到镇政府要求镇政府领导出面协调，要求王胜强归还耕地被拒。可王胜强又拿出了一张3万元的收条给村民看。
“卖地款是1.6万元，加上王胜强给他的30000元，张龙总共拿走了4.6万元。”不管怎么样，村民都不承认。
村民们找到张龙的妻子，依旧无果。“2010年年初，人就走了，到现在也没有回来。七八年了没有任何消息，我就当没有他这个人……”
2005年春，张龙的妻子跟着他去了上海，张龙就在上海卖熟肉，生意比较好，这几年她往返于上海和楼前村，直到2010年初。
说起张龙，妻子一脸怨恨。这些年张龙没有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更没有给过她和孩子一分钱。
“2010年初，我就发现了张龙和田霞有事儿，我们俩就为这事儿吵了起来……”田霞，就是当年一起和张龙夫妇去上海的赵玉启的妻子。
“我们当时在上海卖坛子鸡，吵了架之后，我就说把这些东西都卖了吧，不干了，我们回家。张龙不让卖，说还要去找他的徒弟看看，还有啥能挣钱的。”那天走了之后，张龙就彻底失踪了。
2010年，张龙的妻子一个人从上海回来，从此就和丈夫失去了联系。后来，张龙的妻子烧掉了张龙所有的照片，说不想再想起他。
而2016年4月，兰陵县人民法院审理了赵玉启和田霞离婚一案，俩个人被法院判决离婚。
地没有了，补偿款也没有了
失踪的张龙和田霞在楼前村不是什么秘密。
熟悉张龙的村民都知道，他对田霞一直都格外关心。如今看来，如果不是张龙卖地得到那些钱，他也没有资金在上海做生意，也没有机会和田霞在一起。
“张龙在上海的时候对田霞特别好，也很大方。田霞家里有啥事都是张龙跑前跑后，时间一长俩人就凑合到一起了……”刘昌学和赵思喜从鲁城镇政府得到消息，张龙的户口也不知啥时候迁走了，也不知道迁到了哪儿。
日，兰陵县委副书记、县长孙伟到鲁城镇视察会宝岭环湖路建设情况。会宝岭水库环湖路全长25.65公里，其中新改建路段22.36公里，工程总投资1亿元。其他路段修路占地的赔偿款已经赔偿到各个农民手中，根据合同，楼前村河南沿这块地的补偿款全部被王胜强领取，被占地的农民没有拿到一分钱。
这才是矛盾真正的开端。
孟现学说，村民的耕地被修路所占用。
4月17日，村民代表刘昌学和赵思喜一大早起床又去了县政府的调解中心，“最近一直睡不着觉，不把这些耕地要回来，他就没法儿安心过日子。”
这次再来，是因为调解中心的苗立义主任要见他们。上午9点，苗主任让工作人员把赵思喜和刘昌学等人叫到了他的办公室。
“事情还是比较复杂，第一份合同还没有到期，就又包给了王胜强。那大闫庄村的八户村民没有意见么？” 苗主任此前的疑问同样在于，合同没到期大闫庄村的八户村民为何不维护他们的权益。
赵思喜和刘昌学、孟庆水赶快给苗主任说，因为种地还赔钱，大闫庄村的八户村民早就不去耕种了，所以那八户村民没有再追究合同承包的事儿。
赵思喜告诉苗主任，这些耕地是楼前村20多户的承包地，当初的政策是30年不变。
“我看了这份30年的合同，是盖了村委会的公章，这说明张龙是一种职务行为，也就是说张龙是代表了村委会这个单位与王胜强签订的合同……”对于王胜强来说，他承包耕地是只对村委会这个单位，和村民无关。
苗主任坚持认为，现在赵思喜和刘昌学等人应该追究村委会签订合同人员的责任，而不是直接与王胜强产生纠纷。
而村民则认为，不论是谁的责任，现在的耕地的确是王胜强在耕种，要让王胜强共同来参与调解，这是合理合法的。另外，不管怎样，王胜强也不该领取他们的土地补偿款，现场一片吵杂。
说到底，还是怕得罪了村干部
这事本也应该是村委会站出来和王胜强谈判。
苗主任认为，现在关键问题是应该找村委会的负责人。“你们自己的地，村委会没有经过你们同意就承包给了别人？你们怎么不找村委会的张龙……”苗立义拿起了桌子上的鼠标啪地一声拍在了桌子上。
赵思喜这才解释，一是村民也不知道张龙私下把地包给了王胜强，二是很多村民也不敢去找张龙，怕得罪了村干部。
“你们不敢找他，现在出了这事那怨谁？处理好这事儿只有俩途径，第一你们想法儿让王胜强来调解中心，剩下工作调解中心来做；第二通过司法途径，到法院起诉，但是要现在的村委会负责人出面来起诉。”
苗主任紧接着说，“第一，你们要保证，承包耕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在村民的手里；其二，是村委会在承包给王胜强的时候没有经过村民同意；其三村委会没有把承包费给村民。如果这三个问题都落实了，这事就能解决。”
苗主任的一番话让赵思喜和刘昌学很认同。可事情依旧难以解决。
王胜强不出面，调解走不通。“我们给王胜强打过电话，他不来调解。你们得想办法让他来，他来了就好办了……”苗主任给村民说，他给王胜强打过不是一个电话了，王胜强不给他面子，拒绝来调解中心。
现在的村干部也只说承包耕地一事不知情，也坚持不参与此事。司法途径也走不通。
对于村民来说，他们能做的，可能也只有踏上漫长的上访之路了。
（文中张龙和田霞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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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村主任外出包工程 公章交由父母保管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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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主任不住村 父母亲掌“大印”江西广丰县山头村“村官空巢”现象调查
　　近日，一篇题为《村主任不在村里，公章留给父母保管使用》的帖子出现在网上。网帖直指江西上饶市广丰县横山镇山头村村主任夏剑波长期在外省包工程，将公章交由其父母保管，村民办事需要找其父母，并且需要“意思意思”才能盖章。网友们质疑：这样的村干部是如何选出来的？农民要这样的村干部有何用？对此，新华社“中国网事”记者专程到广丰县山头村进行了调查核实。
　　【核心网事】村主任不住村 父母亲掌“大印”
　　在题为《村主任不在村里，公章留给父母保管使用》的帖子中网友质疑：“像这样的村干部村民会选他？这其中也有问题吧！”
　　网友“Li静候佳音”说：“村干部作为群众的主心骨和领路人，长期在外怎么开展工作？相关部门应该彻查，如果是长期在外忙个人事业，那要这样的村干部有啥用呢？”
　　网帖上说，广丰县横山镇山头村民对村主任父母保管公章颇有怨言：“熟悉的人，一下就盖章了，不熟悉的人看着办，一包烟，或者钱都是解决问题的办法。”
　　网友“拂晓徐徐来”说：“村干部外出打工，使个别村党支部和村委会成了‘空巢’、有了‘空缺’，党的方针政策难以落实，计划生育、科技兴农等也没人组织实施，工作陷入停顿、瘫痪状态，村里失去了主心骨和带头人，应该引起高度重视！”
　　【记者调查】村主任长期遥控指挥 用公章牟私利
　　针对网民的质疑，9月26日，“中国网事”记者专程赶到了广丰县横山镇山头村进行核实。记者在山头村看到，村委会的大门门锁锈迹斑斑，院子里一片狼藉。村民们告诉记者，村委会院子里平时没人，大门也不开，只有侧门偶尔会被打开，而村主任夏剑波的办公室里除了一只破旧的投票箱外别无其他，办公室的门把手结上了蜘蛛网。
　　村民告诉记者，村里的5名干部只有副主任和妇女主任现在在村里，“有钱有权的村干部都出去赚大钱了，没实权的副主任还在村里，自己买了收割机到处收割稻子赚钱，村里的事情也不管，村主任和镇上‘关系好’，现在想办事盖章子只能找村主任父母。但想要顺利盖上公章，往往还要给村主任父母意思意思。”村民说。
　　对山头村“空巢”村委会现象，横山镇知不知情呢？俞立峰告诉记者，前段时间镇上对山头村进行了检查，山头村的各项工作做得都挺好，土地、计生等各项硬性指标排名都很靠前。当记者问到镇上是否了解这些指标后面具体的工作情况时，镇长表示不清楚。
　　对于村干部长期外出、村民办事难的问题，横山镇镇长俞立峰认为，村干部平时收入低，难以维持生计，只要村里工作搞得好，出去赚点钱是可以理解的。同时他解释道，当地有不少超生妇女去外地生孩子，夏剑波是在外地一边做生意一边做计划生育工作。然而，在随后的采访中，山头村里唯一能找到的村干部妇女主任项少晶告诉记者，村里没有一个妇女到外地生孩子。
　　村民们向记者反映，村主任在外地做生意期间不愿意把公章交给副主任，而由其年过七旬的父母掌管，是因为这小小的公章决定了村里的大小事务。村民郑大爷告诉记者，村民想在村委会开个证明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有个年轻人想贷款买辆挖掘机，踩破了村主任父母家的门槛也没有开上证明，最后送了牛奶、香烟才盖到了章子。
　　村民王堂门的妻子告诉记者，他和老伴以及女儿家共修建了200多平方米的房子，把18万元交到了村主任夏剑波手里，村里没有进行过任何公示，也不知道这笔钱的去向和用途。横山镇土管所所长俞小玲的解释是，这是村民自己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后收取的，并不是夏剑波本人收取的，这是村民的自治行为。记者随后找到项少晶核实，项少晶说村里没有权力收这笔钱，要交也是交到土管所。
　　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山头村的年轻人基本上都外出打工了，留下的老弱妇孺对村主任一家敢怒不敢言。不少村民全家几口人挤在一间危房里，没有领到过救济款。夏剑波如何能连任两届村主任已经成为一个大大的疑问。
　　采访期间，记者多次拨打夏剑波的电话，其电话始终关机，并不像俞立峰向记者所说的村民可以随时和夏剑波取得联系。记者在夏剑波父母家门前等候一个早上后，终于见到了夏剑波的父亲，但是夏父拒绝向记者作任何解释，并扬言要砸掉记者的话筒。
　　【深度链接】专家：“村官空巢”凸显基层权力监管漏洞
　　针对横山镇山头村出现的“村官空巢”现象，江西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尹小健认为，“空巢”村委会和公章管理的混乱，反映了当地基层权力监管的明显漏洞。
　　俞立峰在向记者解释村干部外出赚钱的原因时说，当村干部就要自己先富起来。对此尹小健认为，国家在农村发展政策上提出要选出“双富带头人”，为村民致富树立榜样。但是这不意味着村干部可以违背组织原则，把集体资源为个人所用，夏剑波只顾自己当“包工头”却不带动村民致富，还为村民办事设置种种障碍，这只会让周围的群众认为当村干部是有利可图的。
　　尹小健说，山头村的大多数有能力的年轻人都外出打工了，剩下的少数“能人”自然掌握了权力。这种现象尽管是个别的，但应该引起县乡两级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否则，长此以往，基层权力就会沦为少数人牟利的私人工具。
　　对于如何加强农村基层权力监管，尹小健提出，首先要把村里的“能人”留住，只要农村里有素质高的人才，就可以在农村形成内部的竞争环境和监督环境。同时，乡镇党委政府要对基层组织和干部加强监管。“三支一扶”的大学生应该派驻基层村委会。“只要有能干的人出现在村民周围，自然能形成良性的环境压力。”尹小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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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温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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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章为何成为村官牟利之物？
　　现在村委会干部把公章随身带在裤兜里，不给钱、不给烟，就不给你盖章，群众的意见非常大。曾任香港立法会主席的范徐丽泰委员讲了一个故事：一个在外地工作并成家的人，到原居住地申请一张准生证，他要来回跑，后来实在太烦就给了工作人员1000元，立刻就办好了。（10月24日新华网）
　　公章，即以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用自己法定主体行为名称所制作的签名印章，一个大小不过几厘米，重量不过一二两的印件，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物件，却因为它对权力的代言和法律的承载，而显得尤为重要，也因为此，公章在社会管理工作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扮演了重要角色，古时的玉玺就是最好的佐证。现今的公章，世人对它敬畏三分，更对它执着追求，都希望把它据为己有，为我所用。因此，对公章的管理和使用一直以来都是社会管理工作中的一件大事，不同事情的管理层和领导层也都通过建立相关的法律法规来予以保障。当前，我国对公章的定义、制作、使用以及违法处罚等都进行了法律定义，予以保护。那么为何，我们部分村干部还敢将代表村级组织的公章作为牟利之物？细数之下，原因不外乎有三：
　　同级监督缺失。村委会，是村级组织当中拥有实权的村级组织，在基层权力不小，村委会干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因此，很多时候一讲到村组织，大多数人都会想到村委会。那么在村一级，是不是村委会就是最高权力机构，是不是就没其他组织对其监督了？答案是否定的。我们的村党支部、村民代表大会以及村监委、村民理财小组都可以对村委会以及村委会班子成员进行监督，但是，由于这些村级组织平常没有实权，人员也时常变动，大家都不愿意“出头监管得罪人”，大多睁只眼闭只眼，你好我好大家好。对于日常工作大家都不闻不问，对于村委会的公章到底在哪里，该如何使用，是不是依法按规在使用也就难得过问了。也正是这种思想意识导致同级监督形同虚设，没有起到应有的监督作用，从而助长了村委会主要干部这种一个人说了算的家长作风。
　　上级监管不力。乡一级政府是村委会的上一级管理组织，不光具有领导其开展工作的权力，更有对其直接监管的权力。乡政府对村委会的监管至少就有4个方面，分别是党委、政府、纪委和联系村的领导干部。表面看，此种监管体系非常完善，也应该能够确保监管到位。但是，由于乡政府和村委会在业务工作中的交叉和切身利益的交织，导致乡政府在监管的实际操作过程中没有很好的落实到位、大打折扣，在很大程度上纵容了村干部我行我素的工作作风。
　　违纪查处不严。当前，有很多地方在处理村干部违规违纪的时候都显得过于温柔，过于宽松，处理基本上以诫勉谈话为主，连个警告、记过也不愿意给，为什么了？那就是普遍认为：村干部不是国家干部，不是公务员，没有必要上纲上线，提下醒就可以了。村干部自己也认为不是公务员，你也把我不能怎样，自己犯了错误大不了公章一交，拍屁股走人。村民也认为，人家既然都不搞了，也就算了，难得追究了。就是这些看法和思想导致了在对待村干部违规违纪查处上的不严厉，从而让村干部们形成无所顾忌，肆意妄为的工作作风。
　　同级监督缺失、上级监管不力、违纪查处不严最终导致了村干部的自信、自满、自大，给村干部将公章变为牟利之物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我们只有进一步加大同级监督管理，落实上级督查，严厉查处违规违纪行为，才能进一步提升村干部的思想意识，转变工作作风，将公章还于公家，将权力依法按规使用。
　　文/任禹文　　（原标题：公章为何成为村官牟利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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