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下工作盗墓的有没有人有北海发展路子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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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十万中国人组成的盗墓大军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盗墓行为,是和人们起初随葬生活消费品乃至发展为厚葬的情形同时发生的。民间自发的盗墓行为历代都可以看到。魏文帝曹丕说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
  “据这几十年来的初步统计,中国光是被盗的古墓就有20万座左右。”国家文物局副局长、中国古迹遗址保护协会主席张柏曾于2005年7月回答日本电视协会记者提问时说,而基层考古者认为这样的数字仍十分保守。资料人员检索了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发现的100项考古发现,其中古墓项目占21项,没有明确资料显示曾经被盗的只有3项。从这样的统计中可以显示,10年间入选十大考古的古墓项目被盗率已经达到90%。而这个数字中并不包括与遗址相连的古墓,例如被盗的陕西韩城梁带村两周遗址,就包括周代芮国墓地。
  著名考古专家李伯谦先生指出,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王侯级墓葬的被盗率达90%以上。它们包括北京房山琉璃河的燕国墓地、河南三门峡的虢国墓地、山西侯马的晋侯墓地、陕西韩城的芮国墓地和周公墓地、山东的齐国国君墓地等等。并非仅仅是在中国,盗墓,已是一个国际化的灾难,这或许是由于它过于高昂的利润。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高级顾问霍顿指出,全球地上和地下的文物交易额仅次于毒品和武器交易的高额利润。在中国、印度、埃及三个文物输出大国中,中国几乎拥有盗墓者在全球古墓中需要的所有东西。确切统计表明,在全球47个国家的218个博物馆中,中国文物就有163万件,而这个数字仅仅是全世界所有私人收藏量的十分之一。中国、埃及、希腊几个文物输出大国的文物流失呈上升趋势。而在中国的所有流失文物中,盗墓的获得比例接近百分之百。
他们为什么盗墓
  盗墓,是渊源古远的社会文化现象。盗墓行为,是和人们起初随葬生活消费品乃至发展为厚葬的情形同时发生的。民间自发的盗墓行为历代都可以看到。魏文帝曹丕说 :“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也。”
破坏墓葬最通常的情况之一,是有明确目的的盗掘。在王莽末年的社会大动乱中,控制关中的赤眉军在经济供应恶劣的情势下发掘汉帝诸陵,取其宝货。据说西汉帝陵除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之外,都被盗掘。这种以武力强行发掘陵墓的情形,在东汉末年的战乱中又曾经发生。董卓离开洛阳时,焚烧宫室民居,又指使吕布发掘帝陵及贵族冢墓,劫取宝物。
根据曹操的政敌的指责,这位汉末崛起的军阀,也曾经组织军队从事对陵墓的发掘。据说曹操甚至在他的军队中设立了专门指挥盗掘陵墓的官职“发丘中郎将”和“摸金校尉”。唐末关中军阀温韬,策划指挥了发掘唐代帝王陵墓的行动,除了唐高宗和武则天的陵墓乾陵之外,唐帝陵全被盗掘。1928年6月,军阀孙殿英部进据清东陵,于深夜用炸药炸开裕陵与定东陵墓门,官兵蜂拥而入,破棺掠尸,劫宝无数。
在中国古代,盗墓甚至曾经成为一些地域的普遍风习,成为一些家族的营生手段。唐人李商隐曾在他撰写的《杂纂》卷上说到“恶行户”,其中第二种就是“世代劫墓”。由此可知,职业盗墓者的行为和技术往往是世代相承的。
《醒世恒言》第十四卷《闹樊楼多情周胜仙》记述朱真盗墓故事,也可以看到子继父业的传承关系。朱真得知周大郎葬女“约莫有三五千贯房奁,都安在棺材里”,有意取此富贵。其母劝阻道:“……二十年前时,你爷去掘一家坟园,揭开棺材盖,尸首觑着你爷笑起来。你爷吃了那一惊,归来过得四五日,你爷便死了。孩儿,切不可去,不是耍的事!”
朱真不听规劝,“去床底下拖出一件物事来,把与娘看。”……朱真拖出的是其父所遗留的盗墓工具,“原来是一个皮袋,里面盛着些挑刀斧头,一个皮灯盏,和那盛油的罐儿,又有一领蓑衣。娘都看了,道:‘这蓑衣要他作甚?’朱真道:‘半夜使得着。’当日是十一月中旬,却恨雪下得大。那厮将蓑衣穿起,却又带一片,是十来条竹皮编成的,一行带在蓑衣后面。原来雪里有脚迹,走一步,后面竹片扒得平,不见脚迹。”作为盗墓世家子弟,朱真果然有相当熟练的技术。
只见他――“抬起身来,再把斗笠戴了,着了蓑衣,捉脚步到坟边,把刀拨开雪地。俱是日间安排下脚手,下刀挑开石板下去,到侧边端正了,除下头上斗笠,脱了蓑衣在一壁厢,去皮袋里取两个长钉,插在砖缝里,放上一个皮灯盏,竹筒里取出火种吹着了,油罐儿取油,点起那灯,把刀挑开命钉,把那盖天板丢在一壁。”接着,“去女孩儿头上便除头面。有许多金珠首饰,尽皆取下了。……”朱真离开现场时的仔细,也值得注意:“把灯吹灭,倾那油入那油罐儿里,收了行头,揭起斗笠,送那女子上来。朱真也爬上来,把石头来盖得没缝,又捧些雪铺上。”应当感谢《醒世恒言》的作者留下了如此细致的记述,使我们能够对宋明时代的盗墓技术有片断的了解。
古来最为普通的盗墓动机,是劫取墓主的随葬物品。晋人皇甫谧曾经指出“丰财厚葬以启奸心,或剖破棺椁,或牵形骸,或剥臂捋金环,或扪肠求珠玉”的情形。盗墓者对墓葬的无情破坏和对死者的极端伤辱,大体都是出于财宝之“欲”。
发掘政敌及政敌家族的冢墓,在中国古代权争中曾经被作为厌服对方的极其有力的手段之一。掘墓,又是政治惩罚与政治迫害的一种形式。唐睿宗即位后,对曾经属于敌对政治集团的武三思、武崇训父子,太平公主,韦玄贞、韦洵父子,均以毁墓作为政治惩罚方式。宋哲宗绍圣年间,元v时期为政的司马光及其政策遭到否定,于是有人建议发掘司马光墓。《元史?奸臣列传?阿合马》写道,阿合马死后,元世祖“尽得其罪恶”,大怒,“乃命发墓剖棺,戮尸于通玄门外,纵犬啖其肉。百官士庶,聚观称快。”
如果对古代陵墓破坏现象的心理动机进行分析,还可以发现基于神秘主义文化的特殊因素。《三国志?吴书?三嗣主传?孙皓》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说到这样一个掘冢以厌气的故事,有望气者说“荆州有王气”,吴主孙皓疑心地方王霸之气不利于其统治,“遣使者发民掘荆州界大臣名家冢”“以厌之”。
纵然古时的盗墓者有着种种不同的动机,有的甚至是军队参与的“官方”行为,但并不是说盗墓在古代就可以为所欲为。事实上在我国古时的很多朝代对盗墓都有严格的法令予以禁止。这样的法律早在秦时期就已经出现。《吕氏春秋?节丧》写道,厚葬形成风习,因此诱发“奸人”盗墓行为,“上虽以严威重罪禁之,犹不可止。”汉代严禁盗墓的法律,也见诸史籍。
《淮南子?锫邸沸吹溃骸疤煜孪毓俜ㄔ唬骸⒛拐咧铮缘琳咝獭!酥凑疽病!本菟低傲⑶镏螅究苤郊条嘤诿牛朗兄搜饔诼贰保芍捶ㄊ窍嗟毖细竦摹
唐代法律包括制裁盗墓行为的内容。《唐律疏议》有关于对“发冢”者处以刑罚的明确规定:“诸发冢者,加役流;已开棺椁者,绞;发而未彻者,徒三年。” 据《旧唐书?懿宗纪》记载,“开劫坟墓”与“十恶忤逆、官典犯赃、故意杀人、合造毒药、放火持仗”以及“关连”“逆党”等同样,被列为最严重的罪等之一。《大清律例》对相关盗墓的36种情形分别处罪。其条例多达22条,内容极其详密。
对盗墓的舆论批判和有关盗墓得到恶报的民间传说,都体现了社会意识对盗墓行为的否定。《释名?释丧制》说:“墓,慕也。”说明了在中国古代宗法社会,“墓”绝不仅仅是一种物质存在,而同时也具有在心理世界中的崇高位置。正是因为墓所包容的丰富的文化内涵,对墓的盗掘和对墓的保护,都具有了超出墓的破坏及墓的完存其本身的意义。
对话盗墓贼
 他们是深牢大狱里的服刑者,也是期盼着一夜暴富的农民、城市无业游民和下岗工人,其中不乏少数吸毒者。寻着与他们对话的轨迹,我们揭示出中国历史上体系最为庞大、阶层最为复杂的的盗墓产业链。
图注:从陕西韩城大墓盗墓者手中缴获的盗墓工具,包括铁锨、绳索和大小不等的洛阳铲
盗者有“道儿”
牵牛、吴平、张广福和老籍,是四个刑期十年以上的盗墓服刑犯。那天,小雨涔涔。为了方便大家,也为了放松谈话气氛,我选择了集体对话的方式。当一声声 “报告”的请求由管教干部答复过后,四个身穿囚衣的盗墓人站在了我的面前。
一眼望去,除了49岁的老籍之外,其余三人都是外貌朴实的农民。三比一,这个无意间出现的数字正好与资料显示基本对应――农民已经成为盗墓大军的主体。选中他们作为谈话对象纯属偶然。可是谈话结束时,我蓦然发现在十多个候选人名单上无意点中的这几人,恰好代表了一个盗墓基础产业链条的完整单位。
说来很是有趣,盗墓这个行当,发展到今天这种大工业般产业化的规模,文化却亦如当年威虎山上的土匪,仍流行着道儿上的语言和称谓。“掌眼”、“支锅”、“腿子”、“下苦”这些古怪的名词,是一个盗墓基础产业链条中的人员称谓和基本建制。
一次盗墓活动的全班人马统称为“一锅儿”,锅子里级别最高的是“掌眼”,又被称为大哥。大哥可是这“锅”人马的灵魂,不仅具有找寻古墓的本领,也有着鉴别文物的能力。他们既可以是提供古墓线索的合作者,也可以是提出买断该“坑”出土文物的初级收购商,还可能同时兼任“支锅”。
“支锅”是每一次盗掘活动的老板,也被圈儿里称做小老板。盗墓前期投入的资金、设备,以及后期工人的工资都由他来筹措。他们的投入是有风险的,挖出的文物如果没有被掌眼或投资人买断,只有全部自行处理。
“腿子”是盗墓活动中的技术工人,成熟与经验使他们大多成为老板的亲信。老板不在现场时,“腿子”有着绝对的权威。最底层的是“下苦”(干活的)。“下苦”就是民工,又被叫做苦力。通常,“下苦”们挖一个墓只能得到几百元或千元的报酬,哪怕老板收入达到千万。社会地位无情地在淘金者中划出一条鲜明的鸿沟,“腿子”与“下苦”们通常是清一色的农民,信息、知识和社会关系的不对等,使他们很难逾越这条看不见底的沟壑。
言归正传。
身为“下苦”的牵牛是山西运城地区的农民,年近40的他上有老下有小,日子过得很不松心。农闲时,村里一些人常去外面打工,说是跟上有本事的人挖墓挣得不少,管吃管住还不拖欠工钱,牵牛也动了心。秋收之后,忙完了地里的事,就相跟着有经验的乡党出门了。
挖墓的活不算苦,只要出力气,什么事都不用自己操心。白天睡觉晚上干活,有点儿像地里的鼹鼠。让牵牛心里没底的是这件事犯法。
图注:因被盗而发现的韩城大墓中残存的墓主人尸骨,该墓已被确认为周代芮国墓地(上)。韩城周代大墓,目前已经发掘三座,有一大批珍贵文物面世(下)。
乡党告诉他说,别怕,老板们一般都有些关系,出不了事儿。万一出了事,就算老板不拿钱去平,只要你手里没拿着文物,法院就不能判你,顶多拘留个十来天,就放了。
乡党说的不错,牵牛真的被抓了两次,每一次都是关满拘留期就放了。于是,他开始大起胆子学技术。如果能当上技工,不但挣钱比现在多,运气好了自己碰上个古墓,全家人这辈子的吃喝就都有指望了。很不幸,就在他们挖空了一座古墓入住旅店后,一觉还没睡醒,就被公安人员给连锅儿端了。牵牛说自己只是个从犯,手里又没拿着文物,法院判的不公。
张广福是四个人中间年龄最小的,“腿子”也是他生活中的绰号,缘由是他喜食各种禽类的腿。他爱耍小聪明,领刑13年,却一脸无辜地说自己头一回盗墓,既不是在文物保护区内,也没有盗着东西,他冤枉。直到单独面对时,才讲了点儿真话。
盗墓一般选在秋冬两季的农闲时节,一是这时候地里人少,“干活”(盗墓)不容易被发现;二是天寒地冻地气小,爆炸后人在井下不易出危险。通常,盗一个墓需要两到三个民工和一至两个技工,时间是三到五天。炸和挖最少需要两天,而“取货”就在一夜之间。先进的定位仪器和爆炸手段提供了快捷的方法,却无法完全取代人力,所以“腿子”和“下苦”一时半会儿还不会失业。
盗墓的活儿很苦也很危险。炸出的竖井里充满硝烟,性急的人会当天下去, 结果是没有一个能活着上来,即使戴上防毒面具也不行。
所以,爆炸之后必须做好伪装。第二天再去现场时要带上绳子和头灯,十几米深的竖井,黑洞洞的只能容一个人上下。在竖井中央开凿斜井时,起初人就像坠在悬崖上的石子,没处抓没处拽的。打进斜井后,人又变成打洞的老鼠,上下伸展不开。大多数墓坑里会 弥漫着“臭”(腐)气,让人头晕目眩。可一个墓挖下来,“腿子”撑死了也就挣上几千元。
最初,他也是从“下苦”做起,成为技工经历了许多磨砺。他学会了用炸药,还掌握了探墓、测墓、挖探井和到坑里取货的技能,成为凌驾于苦力之上的人。他喜欢别人对自己客气有加的样子。因为,资金和目标确定后,技工就成为(盗墓)现场的主角。被抓的风险虽然时时存在,可是干完一单活就拿钱的诱惑足以令他铤而走险。
老籍是个另类的“支锅”老板,他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从来不去盗墓现场和文物市场。一个墓找定后,他会请最好的技工,给出最好的价钱,然后自己便悄无声息地躲在家里等候消息。除了新换的小灵通,一锅人根本找不到他的踪影。但是,他还是栽了。公安人员恰好在交接文物的当口收网,就是长着铁嘴钢牙也辨不出个清白。正应了那句话,狐狸再狡猾也斗不过好猎手。苦笑过后他露出一点真诚。
图注:陕西韩城大墓曾长时间被盗墓者觊觎,现四周已被铁丝网护围,入口处有专人日夜把守(上)。韩城大墓能够较好地保存下来与当地村民的积极保护密不可分。当地村民在发现盗洞后,自发组成巡逻队巡视家乡(下),
“支锅”的活儿得有章法。没有锅,你就是有粮也吃不到嘴里,所以支锅人首先得有钱。找线索是支锅人的首要任务,有了确切目标后要请“掌眼”帮助验收,然后马不停蹄地选好技工和民工。选中的人既要安全可靠,又要干活稳妥,还得懂得道儿上的规矩。所以,只能去道儿上找。价钱也至关重要,大墓有大墓的价钱,小墓有小墓的行市,清代墓与汉代墓肯定不同。
还有“生坑”(没被盗过的墓)、“熟坑”(曾经被盗过的墓),吃水(出水)、不吃水等等差异。采买器材和炸药也是支锅职责,炸药是国家明令禁止的违禁品,所以还得去道儿上求。
仅凭这一点,就足以使千百个老籍们离不开这个“道儿”上的道儿。一单活干完,无论这一“坑”出货(文物)还是没出货,价值高与低,“支锅”都得向合作者支付事先谈好的价钱。
“如果人家一看东西好不给你了怎么办?”我提出疑问。“不会。行有行规,除非他不想在圈子里混了。”老籍眼睛里闪着凌厉的光。后来听说,如果谁违反了游戏规则,报复性的举报就会把蓄谋已久的交易变成一次毁灭性的警察抓小偷游戏。
与牵牛三人不同的是,吴平不是道儿上的人。虽然已经服刑三年,看得出,他至今未能从被抓时的懊悔中解脱出来。都说盗墓发财快,只有盗过才知道江湖险恶,他的话中透着无奈,也闪烁一丝玄机。
“早知道判得这么重,你就是打死我也不去盗墓呀。”吴平的开场白足以引起听者的同情。
“村里打井时挖出些砖瓦片,全村人都去看了。后来听说挖到了宝贝,大人小孩就都带着家伙什一起去挖。”吴平中了头彩,挖到一个带花的饭碗,有人说是清代的,也有人说是明代的。
第二天,方圆数里就传开了,吴平的碗值100万。吴平一家既高兴又害怕,连夜凑钱送他到西安去卖碗。满以为这下圆了发财的梦,谁知碗没卖成却遭遇了一场劫难。在文物市场,摊贩和老板们有的说碗是假的,有的嘲笑他开出的50万天价是痴人说梦,其间,只有一个人悄悄对他说:1万元我收。吴平赌气回到旅店,上趟厕所的工夫,放在客房里的行李就被人翻了个七零八落,幸亏他把碗缠在了身上。
被捕后吴平才知道,那只碗是国家二级文物,他开的价贴谱。否则为何判他十年?!想不通的是,文物在他手上时怎么就不值钱?
穿过蜿蜒狭窄的胡同,来到西安市著名的文物市场八仙庵,尚未跨进标志性的牌楼,一幅红红火火的景象就跃然眼前。卖古玩的人充斥了每一个房间仍嫌不够,院子里所有的空地上都布满了摊贩,好像是一个商贩们自己的聚会。客人只能在他们的缝隙中缓慢穿行,脚下若不小心就有可能踩到地上的“文物”。
从前这里是个道观,因为出了一个传奇的跛子算命先生而著名,香火很旺。不到十年的时间,文物商贩们就把它变成了一个与北京潘家园古玩市场齐名的文物市场。
表面上这里熙熙熙攘攘,热闹非凡,从早上9点到下午5点。可你很快就发现,偌大一个市场并没有几桩像样的生意成交。但买卖不赚钱干嘛那么起劲儿地摆摊、开店呢?地下文物的流通,这里的中间商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一位店老板赌气般的的话语似乎有些耐人寻味:别看来的人多,没有几个懂货的,上来就摸假的,你说我能给他真东西看吗?!看来,懂货的人并不常来,真正的古董也不是谁来都能看。据说,这里完成了全国地下出土文物20%以上的初次上市交易,这应该是八仙庵里不言自明的公开秘密。
在贩卖文物的环节中,中间商是最小的老板,而在连接盗墓的环节上,他们又是最大的老板。奥妙就在这小与大之间。白广城就是这样一个忽大忽小的老板。
在监狱大墙里,能访问到白广城这样拥有店铺的坐商,实属不易。远离犯罪现场,与盗墓者若明若暗的关系,都使他们拥有了更多洗白自己的机会。所以,他们能够理直气壮地说:“英雄不论出身,古董不问出处,国家博物馆也是按照这个潜规则收购文物的。”
“ 别看我在文物市场开着一家小小的店面,充其量只是一个二道贩子(中间商),挣大钱的是上面的大老板。”他自嘲说。像大多数犯人一样他一脸无辜地否认犯罪事实,声称自己不该受此重罚。他的辩护词是:“我只是借钱给一个朋友,并不知道朋友拿钱去做了什么。”针对这样的说法,公安局刑侦八处大队长韩清龙一语道破天机:(为了保证货源)一般的文物贩子(中间商),手里都控制着几个“施工队”(以“腿子”为首的盗墓群体),他们有的长期包养“掌眼”为自己寻找古墓;有的与一些专业盗墓的“支锅”小老板们保持着稳固的合作关系。一个被包养的“掌眼”月薪可以达到万元以上,而有经验的“腿子”发现一个墓坑也就只能得到几百元或千元。不管这些人的钱是多是少,这笔钱都出自中间商老板的腰包。职业盗墓人穆子证实说,目标找准后,“施工队”由“掌眼”或“腿子”带队前往盗掘。
盗掘的前期资金由老板(文物贩子)预付,美其名曰“借”。挖出的文物悉数归老板(文物贩子)。劳务费是事先讲好的,无论出土文物价值多少,说好的价钱不能变。很清楚,在这种运作模式里,文物贩子实际上就是暗地里出钱给盗墓者“支锅”的老板。
北京的潘家园和西安的八仙庵是全国两个著名的古玩市场,但完成的却是两个不同阶段的使命。八仙庵主营地下出土文物初次上市的交易,潘家园则侧重三、四级市场的倒手交易。
按照接近盗墓者一端价格低,远离盗墓者一端价格高的原则,西安的出土文物卖价低于北京和上海。白广城说,一件雕有朱雀白虎的四神汉代瓦当,拿在当地农民手里时,中间商的买价是几十元到几千元,而到了中间商手里(二级市场)就能卖到几万元,再转到北京、上海大老板手中时(三、四级市场),身价可以涨到十几万。又如一件错金器,从农民手上收来时只有30元,而倒过几手后就卖到了几百万。
一手地下文物,无论在谁手上都是一块烫手的山芋,它像一颗定时炸弹,随时都可能暴露刚刚完成的盗掘。所以,文物到手后,“支锅”老板最关心的就是尽快找到安全稳妥、又出手大方的买家,这样才能保证一干人马的安全。
走私出境是他们惯常的做法,其好处一是隐秘,二是快捷。
产业链带来的快捷究竟能快到什么程度呢?白广城描述说:“盗出的好东西(文物)一小时就能出手;三天的时间可以通过二次倒手文物出境;如果是一条龙不倒手的话,两天到达境外。”只需两三天的时间,文物顺利出关,盗墓者就可以永远逍遥法外。
文物出境的路是畅通的,一条通过广州、深圳海关;另一条是先将出土文物汇集到河南、陕西、甘肃的几个内陆文物集散地,之后取道香港、台湾再次集散,运往世界各地。出关的办法很多,有个人夹带、快件邮运、集装箱夹藏,大批量多品种走私时,还贴上“出口艺术品”、“展览品”的标签掩人耳目。
这些神通广大的文物走私者是谁?如何能在公安人员的眼皮底下将违法的活动重复了一次又一次?我希望白广城也能给出一个明白的答案。他婉转地回答:北京、上海、广州都有,说白了也是一些中间商,其实在他们上面还有更大的老板。只要有钱赚,再远的地方,再大的物件都不是障碍。一批已经回归的文物支持了白广城的说法。1996年,英国警方在海关查扣了一批走私的中国文物,这批在最终在1998年回归祖国的文物数量多达3000多件。这些从商代至明清时期,跨越3500年时空的珍奇国宝,足够创建一个小博物馆。
令老板们伤神的是,近年来突飞猛进的盗掘速度带来的文物价格贬值。白广城举例说,由于出土的“东西”太多太快,一些品种的贬值相当惊人。例如,一件汉阳陵的裸体陶俑,国内原来可以卖到15万元,如今两三百元就搞定了,境外价格也由原来的几十万美元跌落到六七百美元。那么,究竟多少盗墓人口才会带来这么大的市场波动呢?白广城的回答令人吃惊又不置可否:“中国目前有10万盗墓大军,平均每天有1000件地下文物问世。”
据海关总署监管司官员披露,十年中,仅深圳、广州海关就查获走私文物5万件,这个数字是在对出境货物5%的抽查中发现的,按照这个比例换算,我国每年走私出境的文物数量惊人。可悲的是,这个庞大的数字比白广城提出的盗墓产量还要高出三分之一。
坐在五星级饭店拍卖会上,谁都不会去,眼前精美绝伦、身价不菲的文物,与钻在漆黑盗洞里灰头土脸的盗墓贼有什么关系。但是,哗众取宠也好,匪夷所思也好,这种关系却切切实实地存在着。
一个国际市场的平台,给中国古墓盗掘和文物交易提供了全球化土壤。产业链就像一架庞大的机器,把散落在世界各地分散的盗墓活动,组合成强大有序的生产运动。800亿美元的年交易额,有赖于从产到销每一个环节的顺畅自如。人们不禁要问,指挥与操纵这架机器的究竟是些什么人?
“大老板。”职业盗墓人穆子的回答与白广城一样,“在监狱的大墙里,你永远别想找到他们。”他随即补充说。
穆子是道儿上的“大哥”,二十多年的盗掘经历,塑造了他强健果敢的外表。他研读过《洛阳县志》关于家乡梦津、东关、白马寺一带居民十户有九户盗墓、一家三代盗墓的历史;能够如数家珍地历数各朝各代珍奇文物的特点;知道“生在苏杭,葬在北邙”的古人时尚之风;古墓与河流的关系……,也敢理直气壮地呐喊:“说我们是盗墓贼,我不服!”但是,从“苦力”到“支锅”,虽然身份和地位不断改变,却始终无法进入真正的老板行列。
每年秋冬两季,数以万计的农民离开家乡,加入到中国历史上最波澜壮阔的盗墓大军中。
这支迁延了960万平方公里的队伍里,有自发盗掘的农民、由老板控制的施工队性质的松散群体、专业盗墓人、拥有资金的盗墓组织者,“十万之众”的说法绝不是空穴来风。但是,收入却远远无法达到地下出土文物最终交易额的百分之一。在盗与贩之间横着一条常人难以逾越的鸿沟,这就是产业链上责任分工的原则,同时也是利益分配的原则。
20世纪末,在美国纽约举办的国际亚洲文化节上,比利时籍的中国文物商吉斯尔?柯罗斯将一颗精美绝伦的汉代青铜鎏金树(又称摇钱树)以250万美金的价格,出售给纽约亿万富翁里昂?布雷克。经专家验证,这棵摇钱树系重庆巫山地区非正常出土文物。文物贩子坦言,一手收购价顶多十几万人民币。
地下文物在进入合法化商业渠道之前,都有过一段光怪陆离、长达半年或一年以上的旅行生活。这种旅行不仅只是出入海关、二次集散,还包括在行行色色的大小老板们之间的周游,用行话来说就是“倒手”。
倒手是文物商贩们大变魔术、规避法律风险的秘笈法宝,千万不要小看了它。在盗墓产业链上,风险最大的是基层盗墓群体,其次是最接近盗墓者的初级市场老板,因为他们离犯罪现场和犯罪证据最为接近。无论是在盗掘还是运输途中案件被侦破,公安人员顺藤摸瓜时,证据链条上最先锁住的就是这部分人群。因此,只有通过频繁的倒手,才能抹去地下文物身上所携带的犯罪印记。
老板们的分工也十分明确,二手市场的老板消息最灵通,他们看家的本事就是眼快、腿快、耳朵灵,所以往往能够在第一时间获得盗墓的信息。拥有资金和关系也是他们的优势,否则,文物到手怎么那么快就运到了境外?但是,由于背负的风险较大,这一群体的组织结构基本处于松散状态。
三、四级市场老板大多聚集在北京、上海、广州这些大城市,他们不是有着文物报关的本领,就是有着更深的背景和能力。文物倒手到这个阶段,身上携带的盗掘证据链已经断裂,即使留有一点蛛丝马迹也无碍大局。所以,老板们基本上已是安全无忧。造假便成为这一级老板闲暇时的神来之笔。
开办工艺品厂便是这奇思妙想的结果,一方面可以合理合法地向国内外运送所谓的“工艺品”,另一方面也为文物造假撑起了一把遮阳伞,的确是个绝妙的主意。于是,这很快就成为文物贩子们的另一条生财之道。
假货分两种,明码标识的仿制品和以假乱真的假文物。当仿制品充斥市场时,真真假假的游戏往往欺骗性更大。这大概也是民间收藏者手中80%为赝品的原由之一吧。
再经过一、两轮的倒手后,“洗白”的文物就可以堂而皇之地见到幕后的大老板了。走到这一级的文物基本不再携带风险,拥有它的大老板可以风光地拥有支配权。一切似乎都渐入佳境,只是文物在这里仅仅成为文物,它所携带的学术意义也随着离开原址而一并消失。
穆子说,盗墓就像一个承包工程,贩卖文物如同一场魔术游戏,工程是实实在在做出来的,魔术却是真真假假编排出来的。所以,他崇拜那些头脑睿智的大老板。
那么,大老板们又是谁呢?国际文物学会的一则统计令他们露出端倪。
目前,全球文物收藏量达到万件以上的文物商大约有3000人左右。这些不同国籍的大老板们控制着一个复杂而紧密的文物交易网络。各个国家盗掘出的地下文物,经过四五道文物贩子的倒手最终到达他们手中,随后,这些文物进入合法的商业渠道,拍卖、转手、升值。
大老板的能量究竟有多大?广州海关破获的一桩大规模走私案,让我们见识了他们在此行业的号召力。
某外贸公司代理的一批瓷器报关时,海关工作人员发现,报关单上填写的“一般贸易”涂改为“展览品”,发票单据上也没有加盖文物管理部门的公章,于是决定开箱检查。
检查的结果触目惊心,在普通花瓶和瓷器中夹杂着大量的地下出土文物,有陶俑、象牙锁、彩釉碗、汉代空心墓砖等,数量高达近千件。
此案牵出的五名文物贩子被抓捕后,香港市场的文物行情一时间竟报复性上扬。据业内人士透露,一单货物的被扣,对这些大老板们的影响其实并不算大,一个走私环节的瓦解,对某条盗墓链的打击才是致命的。遗憾的是,这种情况出现的几率少之又少,大老板们往往同时培植十几个下线,这场变幻魔术的游戏也绝不会只有几个玩儿家。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国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中国已经从一个纯粹的古文物供给国变成重要的消费国。名人富豪们动辄几百万元争购一件文物的故事常常令文物商们津津乐道;文物的投资功能和避税功能被炒作者们无休止地放大;众多媒体报道的推波助澜,这些都使地下文物遭遇了空前的关注。盗墓产业化发展正以最快的速度吞噬着我国的地下文物,并且在扩大内需的呼声下,迅速地把触角伸向全国。
文物从被盗到被偷送出国的整个过程
通常盗墓产业链的整个体系是: 由下苦和腿子从墓中盗出文物,他们由于技术含量不同而领取几百至几千元不等的辛苦钱;雇用他们并为整个盗掘出资的人叫做支锅; 掌眼,是一种技术含量比较高的人,扮演特殊角色,他们通常会寻找古墓或懂得鉴定文物,有的被支锅雇用。
有些掌眼同时拥有雄厚资金,会依据自己的鉴定眼力买下整个墓葬盗出的文物; 支锅手中的文物通常会进入二级文物市场,价格不会很高; 掌眼往往可以把手中的文物直接推向北京等三级文物市场,价格常会飙升数十倍,二级市场的文物有的直接被买主偷运出境,有的则流向三级文物市场; 三级市场的文物有的直接被个人藏家收藏或转卖,有的通过香港流向境外。
在境外商人的多次倒手之后,文物将最终到达大古董商手中,到达这一级的文物基本已被洗去全部危险信号,堂而皇之地被炒作、拍卖,最终被顶级藏家收藏。文物成交价格是最初的万倍以上,至此文物极难被追回,盗墓者也将永远逍遥法外。
封土下的狂野战争
历史把鲜活的记录埋藏在我们一眼看不到的地方,望着我们拼命寻找。我们选择了重庆巫峡、福建碗礁及陕西蓝田等三个案例,说明当前的盗墓已演变为史无前例的狂野战争,更是中国历史和文物的疯狂劫难。
当第一声爆炸伴随着震荡把村民们从睡梦中惊醒时,许多人都以为地震了,纷纷跑出家门。后来,可怕的事儿就接二连三地发生了:三三两两的陌生人不断出现在田间地头;深夜,村东头的地里此起彼伏的爆炸声;放水浇田时,有人发现流进地里的水神秘地消失了;再后来,夜空中传来尖锐的枪声。
2004年夏天,声势浩大的盗墓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战争方式,在陕西省韩城市郊区的梁带村拉开了序幕。
村民梁普会是个高大健壮的汉子,他有两个朝霞般灿烂的女儿和一个贤淑能干的妻子。参加村民巡逻队是他自己的主意,老祖宗既然在地下埋藏了好东西,他就有责任保护它们,犹如捍卫自己的家庭。
每天晚上,他和队友们倒班巡逻,不是前半夜就是后半夜,因此只能睡上半个觉。玉米长到一人高时,只听到爆炸声响,就是找不到人和盗洞,巡逻队只能排着队,举起手电一行一行地在地里搜。
不到两个月的时间,他们总共遭遇了十几起有组织、有计划的团伙盗墓,梁带村恪尽职守的巡逻队员们,在公安人员的支持下,令盗贼全部空手而归。
考古队长孙秉君回忆:刚来梁带村调查时,盗墓贼就跟在你身边,每天晚上都要来好几拨子,四周爆炸声不断,没有点胆子早就撤退了。老梁和他的家庭收到了盗墓者的威胁,伴之而来的还有金钱的利诱。老梁的决定是,家庭、孩子、责任、气节一个都不能丢!这片土地是他世代生活的地方,这里不仅勾连着他与祖先的血脉,还有好男儿守土的胆气和尊严。
在实行军管前的一年时间里,全国有数百个盗墓贼光顾了这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子,村民们和沉睡的大地,都深深感受到了涌动在封土下面那狂野的寻觅。盗贼何以如此疯狂?巨大的经济利益揭开了其中的奥秘。幸存下来的,是两周时期拥有800多座墓葬的芮国贵族和贫民的墓地(古史记录中梁国的领地)。
中国反盗墓斗争中这个成功保护的孤例,再次以震撼的方式向世人披露――中国盗墓史上声势最为浩大的盗墓活动正在进行时。
不是所有的村民都如同梁带村的村民一样,能自发组成巡逻队保护古墓。三峡遗址群就是一个反例,这里盗墓多发,几近疯狂。据统计,整个三峡工程共涉及遗址2000多处,其中重点文物保护地700多处。在此地进行抢救性发掘的考古工作者坦言:三峡遗址无一幸免。
伫立在长江边,江水拍打堤岸的声音和船只的鸣笛,伴着满山的葱绿,让人心旷神怡。
在这里我结识了大力士刘有良。他挥舞着洛阳铲在峡江边奋力地钻探着,每深深打下一铲,因为土质很粘、取出来都有些费力,还要用脚去清理铲子里磕不净的泥土,但刘有良十分耐心、一丝不苟。因为探铲就是他的眼睛,他能够通过带上来的泥土,知道十余米深的地下土层是否曾经被扰动过。
他来到四川万州余家河考古工地已经有一个多月了,天天都创下单日打探眼四五百铲的纪录(一般人用等重的洛阳铲只能打四五十铲)。
发明了洛阳铲的盗墓贼李鸭子绝不会想到,100年后,有人会将他的发明运用得如此登峰造极。但是,刘有良也绝没有想到,就在不远处的巫峡镇秀峰村,有人比他“力气”更大,找墓的魄力更为惊人。
辛氏三兄弟在自家责任田里起早贪黑地忙碌,一铲一铲地挖着地里的土,就像盖房子挖地基一般,直到把半边责任田挖成一个深坑。
村里人经过这里时,总要好奇他们做什么。老大辛玉祥回答说:“挖鱼塘。”可是,挖完了半边后,他们又把土回填到坑里,然后将另一半也像过筛子似的深翻一遍。随后,在自家院子里用同样的方法挖坑,挖完院子又来到房前屋后挖,直到把自家的地盘全部翻腾了一遍。
三兄弟虽然不知道,有个叫李鸭子的盗墓贼早就发明洛阳铲,能够深入地下探出古墓,根本用不着这样辛苦地挖来挖去;也并不知道巫峡地区是商、周、秦、汉墓葬集中的地方,但是,却无师自通地在短短的几十天里,挖出了五六座古墓。
文物出手后,得到的现金远胜过一年做田辛家兄弟成了当地的名人,原因不仅是日子过得火爆了,重要的是作为“懂行人”,他们能够帮助乡邻们在责任田里挖出宝贝。这个“要想富先挖墓,三天就成万元户”的典型范例,让许多老实巴交的农民心旌摇动。
6月,火辣辣的太阳灼烤着大地。村民胡德民一面在自家菜地里锄着草,一面耐心地寻找着,汗水顺着脖颈不停地往下流淌,他顾不上擦拭,只是不停歇地刨着土。
刚才,一块褐色的陶片分明从他的锄头下露出了头脸,莫非是要发财了?他使劲又挖了几锄,果然一块断砖露了出来。该不是古代的墓砖吧?这个想法刚一出现,胡德民就扔下锄头小跑着来到辛家。
图注:景色优美的三峡地区,常可见这样往来穿梭的渔船。(上)优美的景色不能掩盖地下的罪恶,三峡古墓几乎全部有盗墓贼光顾,这是一位村民展示盗墓者残留下的古钱币及文物碎片。(下)
辛氏三兄弟在菜地里仔细勘察后,一句“有货”的结论让胡德民心花怒放,他马上找来两个本家兄弟,六个人拿上工具大干起来。
从白天到夜晚,又从夜晚到白天,他们不停地挖着土,亢奋的精神完全打败了身体的疲劳。有人看到这挑灯夜战的场面诧异地问:“莫不是在挖金娃娃哟?” 胡德民掩饰说:“请亲戚帮忙打―个粪池。”
中午,辛家老大手中的鹰嘴锄终于“咔嚓”一声碰到了硬茬上,他连忙丢下锄头,小心翼翼地用手刨了起来。不久,一排整齐的刻有人字形花纹的汉砖出现在他的眼前。辛老大爬出洞来,吸了口新鲜空气,直了直腰说:“这个墓可不小,白天挖目标太大,我们还是晚上干吧。”晚上十点钟,六个人再次在胡德民家门口聚齐了。四个小时以后,他们手提矿灯穿过长长的墓道,走进墓室。
在矿灯的照耀下,一只昂着头的“古鹅”最先映入闯入者的视线。几个人赶忙围了上去,的收入。钱来的太安容易了,于是,他们把手伸向了别人家的责任田。
同村仁战津责任田里的一座古墓,让他们尝到了发横财的滋味,仅仅一块玉(战国时期的双面纹青玉壁)就买了一万多元。
辛老大用袖子小心翼翼地拭去“古鹅”身上的尘土,刹时间露出了生满铜锈的胎体,凭经验,他知道这次真的要发大财了。辛老大揉了揉流泪的眼睛,小心翼翼地将“古鹅”抱在怀中。
“古鹅”以18万元外加两部摩托车的价格卖了出去,他们异常惊喜。可是后来,黑市上出价200多万却有行无市,辛老大们又转喜为悔。
他们哪里知道,三峡工程启动以来,仅地下文物的买卖,在北京就造就了五个千万富翁。
辛氏三兄弟的发财梦终于寿终正寝,就在卖出又一批珍贵文物后,冰冷的手铐锁住了他们罪恶的手。与同案犯共同藏匿在家中的100多件文物,成为疯狂盗掘国家地下文物的铁证。
其中“古鹅”是非常珍贵的一件,它真正的名字叫做雁形铜槽,为青铜制品,是古时的贮酒器皿。它长约70厘米,高50厘米,体重7公斤,鹅腹贮酒,鹅嘴处有一通道作倒酒之用,背部雕有精致的花纹,目前在国内尚属孤品。
如果说三峡遗址群的盗掘是疯狂,那么福建等地渔民的水下盗捞就已是搏命。当几十人上百人在水下抢夺文物珍品的时候,潜水者的输气管往往会纠缠在一起,为了夺财、为了逃命,有人割断了他人的气管……
在国家水下考古中心研究员兼摄影师徐海滨的图库中,我领略到了福建省“碗礁一号”沉船中出水青花瓷器的风采。
其中,一只有着典型西洋风格的小青花瓷瓶,袖珍得张开一只手就可以放上两个。它很漂亮,白地青花,图案中透着典雅的异国风情,精致完美。专家介绍说,这是出自景德镇民窑中的上品,专门为出口欧洲定制生产的,名字叫做青花高足杯。
然而,类似这样的珍稀瓷器很多都已经被盗捞了。徐海滨告诉我说,水下考古队员从“碗礁一号”沉船上抢救回来的瓷器与实际装船的数字是1。有的不出三天就已经出现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如此巨大反差的数字与神奇速度,着实令人震撼,是什么人盗走了与青花高足杯一般珍贵的瓷器、速度如此之快,数量如此巨大?
桃花开放时节,乘坐厦门航空公司的航班,我来到福建省长乐市。
数小时后,我兴冲冲地站在屿头岛码头。屿头岛――这个俯瞰着“碗礁一号”的小岛,在经历过一番颇为离奇的周折后,向我打开了一段段不为人知的故事。
1980年代以前,岛上没有中学,能够上到小学毕业已经很了不起了。生活的穷困使人们很少与外界联系。今天,经济的宽裕使岛上与外界联系日渐增多,普通话在年轻人中相当普及。每天,岛上有六班船可达松下码头,电视这个神奇的东西,更是把最新的信息带给小岛,不知道古董的人越来越少。
附近的“碗礁”发现古董的消息,像风一样迅速传遍了岛屿。这在几年前是不可想象的。
“碗礁”其实并不像碗,它得名于300年前的一场海难。海难过后,就有人不时地在这里捞起过大大小小的瓷碗,“碗礁”因此得名。就是近几年,有人在礁石旁捕鱼时,还一下子钩带上五六只或七八只瓷碗来。可惜,当时人们并不知道这些碗的价值。
了解到文物的价值之后,起初的盗捞大家只是撒下挂网在“碗礁”周围钩挂。后来,有聪明的船老大两三家联合,请来广东、浙江或湖南的潜水员下海捕捞。于是,人们纷纷效仿。
这次也是一样,大多数脑筋灵活的渔民与他们的潜水员都闻风而动。从平潭到莆田的海域就犹如沸腾一般,船满为患。
这其中也有船老大林振福的船。船是他自己的,潜水员是他和自己本家兄弟合伙雇的。他们事先说好,来去路费由林老大和兄弟负责,得到的利润潜水员和他们四六分成。
不过盗捞并不一定都能轻松挣钱,有时也会有性命之忧。那天,林老大就被吓坏了。到沉船上打捞的人太多,几十个潜水员的输气管缠了在一起,船上的人干着急不敢挂线。
每个人都十分清楚,一旦挂线,就意味着剪断了下面人的生命线,船老板们只能焦急地祈求着自己人的好运。
林老大雇佣的那个精瘦的广东仔还算聪明,一感到情况不对,就扔掉身上的铅块浮了上来。在距水面五米处减压时,他实在坚持不住了,慌乱地提前升出水面,结果一只脚被船上的螺旋桨打伤。
图注:2005年9月,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的水下考古人员在福建东海碗礁海域下水进行考古作业,打捞上来一批十分精美的青花瓷器。(下)他们还目睹了当地渔民的非法盗捞和海警对水下盗墓贼的抓捕现场。(上)
不过广东仔还算是幸运的,有的潜水员不幸惨死,据说是因为气管被人割断。关于死因传言四起,有人说是松下来的水霸自己捞不着东西便抢夺别人的东西造成事故;也有人说下去的人太多,大家挤在一起造成的气管缠绕。
潜水员受伤,东西也没捞到多少,这次林老大和兄弟彻底赔了本儿。于是,他们像大多数船老板一样退出了“捞宝”大军。
不过,林老大还是很喜欢青花瓷器,只是他觉得捞上来的青花高足杯实在太小,没法用,就50块钱把它卖掉了。随后,他亲自出岛买来一套仿景德镇的青花瓷餐具,每天吃饭时,面对着这些精巧的瓷器,他都会感到心情愉悦。
直到有一天,得知那件青花高足杯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的单价是3000元,他惊呆了。
对于“碗礁一号”盗捞文物事件,福州市考古工作队队长、国家水下考古队执行队长林果先生那天一早听到消息,他整整赶了一天的路。踏上屿头岛时,已经快傍晚了。海面上风浪很大,岛上的东码头可是特别热闹,20几条大大小小的渔船或近或远的停泊在周围海域,几百个人站在各自的甲板上吆喝着、忙活着。
岸上全是老老少少围观的人。林果说“一眼望去,就知道那是在公然盗捞国家的水下文物。悬挂在船上的潜水装置指明,每条船上都有人在水下作业。回到乡政府,瞟一眼海警交来的十几大筐破碎的青花瓷器,就已经能够断定,这又是一次新的重大发现。”
三天以后。当国家博物馆水下考古中心主任张巍和研究员徐海滨赶到屿头岛时,盗捞的疯狂程度仍然没有太多好转。据说,海面上这种对峙的局面已经持续多日。一边是海警与边防警察的防线;另一边是二三十条渔船,他们在周围游荡、观望,遇有机会,潜水员就会下到海底捞上一把。
“那种疯狂的场面,如果不是亲眼看见,很难令人相信。”徐海滨痛心地说。
最终,参与盗捞的渔民中有14人站到了苏澳(岛)码头的宣判大会上,最多的被判了14年。
林海兴是下面围观人群中的一个。他想起来就后怕。在长达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也和台上那14名被宣判的罪犯一样,心里想的、手上做的都是去海底的沉船上捞古董。
自从屿头岛的“碗礁”被军管后,他四处游荡,淘遍了莆田、涟江一带所有有过传闻的海域。大链岛、南日岛,牛屎礁,这些昔日的渔场,处处都留下他们淘宝的足迹。从福清、福州,甚至北京来的文物贩子已经煽起了他们的淘宝激情。毕竟,这样快捷的致富方式,是生活清苦的渔民们此前闻所未闻的。
为了捞宝, 他倾其所有投入了“巨资”。通常,一般的捕鱼船只要40 ― 50马力就能对付,奢侈的也就80马力。盗捞就不一样了,120马力,整整快出普通渔船的一倍还要多。如果大家同时得到消息同时出发,快船上的潜水员已经下水一个来回了,马力小的渔船或许还没赶到。林海兴不笨,这个账他算得过来。都说时间就是商机,他想办成“大事”,就咬牙置办了一条大马力的快船。
结果,他像一个赌徒,在牛屎礁被结结实实地套牢了。那天,他们刚找到那条沉船,却眼见着台风就要来了。听到消息聚集来的一二百条渔船谁也舍不得离开。于是,疯狂的打捞又一次重演。沉船中的瓷器实在太丰厚了,罩在上面的珊瑚礁被炸开后,只要找准位置,潜水员趟趟不空手。望着一件件带着水迹的瓷盘子瓷碗,林海兴以为这次自己真的发财了。
海面上的风一阵紧似一阵,敲打得渔船像打摆子似地剧烈晃动着,天渐渐黑得如锅底一般,可是林海兴就是舍不得走,不停地催促着潜水员再走一单。
大限终于来临,凌晨两点多,海警的快艇突然出现在盗捞现场,他们来不及逃跑被抓了个正着。望着一件件被没收的瓷器,林海兴的心像刀割一样疼。
在南日岛拘留期间,听说没收的那些盘盘碗碗,统统来自明代嘉靖年间景德镇,他后悔极了,认为是贪心害得自己空忙一场。除了心疼自己巨额投入的大马力船,还有一件事至今让他搞不懂――连村长都认为可以干、还带头干的事怎么就犯了国法?而且还判得那么重?
图注:北京潘家园文物市场被认为是高于西安八仙庵的三级文物市场,往来于此的人身份十分庞杂。
图注:中原盗墓多发地洛阳,在历史上曾作为十二个朝代都城。建国以来,这里发掘了万余座古墓,出土数十万件珍贵文物,洛阳古墓博物馆因此而建。盗墓如此疯狂,若干年后,我们还能看到完整存在的大墓吗?是否古墓博物馆就是我们留给未来的遗产?
城市盗墓贼
如果说水下是一个新兴的被盗区域,那么还有一个区域和一批人新加入盗墓的人群更值得关注,他们就是城市与游荡于城市中的无夜游民和下岗工人。由于在知识上远胜于普通农民,他们所参与盗掘的古墓,常常有着更为严重的损失。无论地点还是人群,盗墓已向城市逼近。
2006年初, 素有文物大省之称的陕西省发生了一起令人震惊的盗墓案件。作案人虽然只有五个,涉及的文物(包括国家重点文物)却有117件。尤其是墓主特殊的身份,以及出土文物的内容,震惊了整个中国考古界。
西北大学考古系的王建新教授表情凝重地说:这是一件令学界震惊的盗案,是我们考古人共同的悲哀。墓主人吕大临是北宋金石学家、我国第一部考古专业书籍《考古图》的作者,被尊称为考古学鼻祖。他生前爱好收藏,于是造就了这个墓独一无二的价值,墓葬中不仅有同时期的文物,也有从春秋战国到北宋之前各个时期的文物。
该案的主审警官刘维勋说,这个墓在陕西省蓝田县,由于吕大临的三个哥哥也非常有名(《宋史?列传》中有记载),当地人称这里为“吕氏四贤墓”,也有人将这里称作“吕家墓”。当年,这里有150平方米的封土15座、高高的牌坊、厚重的墓碑。如今,虽然被列为县级文物保护单位,但是地面的标志却早就没有了。没想到盗墓贼却准确地找到了主墓的位置。
跟随着案卷的指引,我走进岁末年初那段已经被日历翻皱了的日子。岁末年根,走在家乡自小玩到大的土塬上,吕建民察言观色地扫视着长自己五岁的邱宝俊的表情。他不敢和盘托出这个墓的底细,更不会说出这个墓与自己的家族关系,唯一期望的,就是快点挖开这个墓,快点弄到钱。
吕建民觊觎这个墓已经很久了,自从母亲去世返乡奔丧那日起,他就刻意向村里的乡亲打听过那座离自家院子最近、曾经有着高高牌坊和醒目墓碑的大墓。虽然,那些显眼的标志已经被毁掉多年,但是,仍旧有人清楚地记得墓的位置。三年的时间里,他不止一次地让乡亲带着他,在这座已经被铲平了封土、种上果树的墓冢上走来走去。
带着邱宝俊坡前前后后看过之后,他终于得到了一句肯定的答复,“这个墓可以挖。”道儿上的规矩吕建民是知道的,只要成功,他不会少分。明确分工后,他便一门心思做自己分内的事,不再多言。
回到西安,48岁的下岗工人邱宝俊,凭着在文物市场打拼七年的经验和关系,在不到两个星期的时间里就做好了盗掘前的筹备工作,快速组织起一支盗掘的职业化“正规军团”。
人都是在道儿上找的,他是老板(支锅),盗墓的资金、器械全部由他一人解决;他租来一辆白色富康车让吕建民(线人)开着,负责接送人员和采买;秘密联系了技工黄忠孝(腿子),并很快约定好盗掘的日子;从宝鸡市叫回当过武警的熊一放(下苦)指示他再找一名“下苦”,并和吕建民一起去买炸药和工具。虽然事情千头万绪,但他不愧是个老手,件件事情做得细致而隐秘。
元旦过后,他们出发了。吕建民老家的房子很大,不仅远离村庄、独门独院,而且就建在墓冢旁边。入夜后,五个人带着一付探杆(一种由12根1米长的钢筋组合成的盗墓工具)来到已变成果园的墓地。
在技工黄忠孝的指导下,两个“下苦”只用两小时,就探出了墓葬的准确位置。随后的20分钟,他们又搞清楚了墓道的宽窄和高低。老天仿佛存心帮忙,后半夜悠悠扬扬地飘起了雪花。第二天,乡里人都躲在家里避寒,三里五里看不见一个人影,几个人暗自窃喜。
饱睡了一天后,晚上10点,他们再次来到墓地。矿工出身的黄忠孝不愧是专业老手,他用洛阳铲很快打出一个15米深的炮洞,放入炸药引爆了一次。声音不大,却在地面上炸出一个坑,坑下面炸出一个洞。
在两个“下苦”的帮助下,黄忠孝把全部炸药放进了小洞,用土盖好后,又一次引爆。这次,声音比较大,就连站在远处望风的吕建民也强烈地感觉到了,他不免有点紧张。不过得知一个深15米、直径65厘米上下的竖井已经成功地炸成了,吕建民随即露出满意的笑容。
黄忠孝抄起洛阳铲,在盗洞旁边打了一个小小的排烟孔,这一天的活儿就干完了。曾经有性急的盗墓者,尝试着在放炮的当天带着防毒面具下去淘宝,结果拉上来时,已是死尸一具。
邱宝俊不会干这种不专业且不吉利的事。他们盖好盗洞回去睡觉了。
接下来的两天让五个人兴奋。
三个人从竖井下去,在13米的地方打出一个横向的盗洞,只挖了两米就顺利地进入墓室。墓室很像个土窑,虽然已经坍塌了三分之二,仍可看出当初的规模与大小。四下打量了一下后,黄忠孝很有把握地告诉两个“下苦”,坍塌的部分不用挖,那下面不会有东西。
黄忠孝的判断是准确的,在余下的三分之一墓室中,他们找到了所有的陪葬品,两天共出货(文物)117件。就连“下苦”熊一放都明白,这一次他们“老板”发了。
青铜鼎、熏炉、簋、铜镜、砚台、石壶,一件件珍宝经过邱宝俊的手,又包上纸放进纸箱。这个收获是事前没有想到的,简直就是一个大大的惊喜。北宋的墓怎么会出现西周的鼎和汉、唐的铜盆,铜镜?这在他的盗墓生涯中是前所未有的。
遗憾的是,当他还没有解开这个谜团的时候,另一件让他困惑的事发生了。回到西安的第一个晚上,他们就被公安人员堵在了被窝里。除一名技工在逃外,其他四人全部归案。邱宝俊捶胸顿足也无法明白,什么地方露出马脚,
让他在抱着宝贝的最关键时刻落入法网。
西安市公安局刑侦八处大队长郝斌说:“这是我们近年来办得最漂亮的一个案子。我们精心计算了收网时间,如果再晚几个小时,文物就出手了。”虽然这只是一个发生在文物大省的盗墓“正规军团”毁灭的故事。但是,这个案子传递出来的信息却令人忧虑。每年秋冬两季农闲时,西安周边来自河南、山西等待“支锅”召唤的“熟练工”农民就有几千人,他们几乎从不空手而归。
公安局刑侦处韩清龙大队长告诉我:近年来,盗墓案件的发案地区和数量都指明,陕西的眉县、扶风等地,距城市较远的地方能挖的古墓已经基本挖完,盗掘目标正在向城区推进,目前的主要案发地点是蓝田和灞桥地区。
产业链、职业化,使一大批下岗工人和无业人员找到了新的“用武”之地。而消耗吸收这个庞大利益驱动群体旺盛精力的,正是我国资源越来越稀少的古墓。吕建民这个吕氏家族守墓人的后代,在盗墓生涯开始的几年后才带人掘自家祖坟的事,恰好说明了这点。
盗掘,正在向城市逼近。
(注:本专辑中部分人名为化名。)
1998年我国历经两年时间,以法律武器为主、辅以外交手段,向英国追索的3494件国宝回归祖国。这3000余件流失文物大多是因盗墓、盗窃等非法途径走私出境的。
由于盗墓以及种种其他原因,中国大约有上千万件文物流失海外,如今通过追索、捐赠和购买,许多珍品已经归来。我们期待未来《国际流失文物返还公约》可以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可和加入,因为只有依法追索,才是流失国宝最为正义的归来途径。
圆明园猪首铜像
由澳门富商何鸿捐款人民币近700万元购回。至今,圆明园十二生肖中的牛首、虎首、猴首被保利集团斥资3000多万港元购回;兔首和鼠首被一法国藏家收藏;马首曾于1989年在伦敦拍卖;羊首、龙首、蛇首、鸡首一直未见其踪。
西汉裸黑陶俑
是陕西西安西汉窦皇后墓中被盗文物的一部分,这些陶俑被偷运出境后原定于 2002年3月在美拍卖。经中方交涉,美国海关成功阻止了西汉陶俑的拍卖,并完成了对这批文物的法律扣留和封存,最终正式归还中国。
由香港富商何鸿章捐赠。吴王夫差B肩部有一龙形弧状提梁,龙体中空,由无数条小龙相互纠缠交结组成;腹部呈扁圆形,饰变形龙纹。此器为吴王夫差用诸侯敬献给他的青铜为西施所铸。是至今发现的吴王夫差唯一的青铜礼器。
明釉里红缠枝玉壶春瓶
2006年5月佳士得拍卖会上,澳门“赌城大亨”史提夫永利以7852万港元高价购得,创当年明代瓷器拍卖最高价,捐赠澳门博物馆。此前,这件流失海外的国宝曾被一对苏格兰夫妇当作灯座使用。
王处直墓武士浮雕
2000年,河北省文物局得知六年前河北保定王处直墓被盗掘走私出境的一块浮雕即将在美拍卖,他们立即通过有关部门向美提出中止拍卖并归还中国的要求。经多方努力,被盗武士浮雕回归祖国。
2005年七件流失海外80多年的龙门佛首石雕像回归龙门石窟。他们是北魏至盛唐中国造型艺术极盛期的优秀作品。通过国家重点文物征集专项资金和美籍华人收藏家陈哲敬捐赠从海外回流。
宋代木雕观音
高达两米,保存完好,体量硕大,观音形态端庄祥瑞,极具美感。我国各大博物馆此前均无宋代木雕佛像精品,这件木雕观音像的回归和入藏,填补了国内博物馆的空白。该器物通过国家重点文物征集专项资金购得。
制于春秋早期的子仲姜盘(上)。早年流失国外,港人叶肇夫花费重金购回,捐献上海博物馆。子龙鼎(右)是我国最大、也是目前发现最早的篆刻有“龙”字铭文的青铜圆鼎。由于同是商代青铜重器,子龙鼎和司母戊鼎被并称为“双璧”。国家重点文物征集专项资金以4800万人民币购回。
编辑: 杨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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