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知青胜利大逃亡（《我们要回家》续完）
百万知青胜利大逃亡（《我们要回家》续完）
作者：刘晓航
《我们要回家》——
&&&& 在暴风眼的中心/北上，北上，坚持北上！/陷于哀兵绝境的首批赴京请愿团/你好，北京！/国务院调查组飞赴云南解决知青问题/百万知青胜利大逃亡
第十二章 在暴风眼的中心
&&& 正当第二封公开联名信在西双版纳垦区广泛征求知青签名之际，11月23日刚刚复刊不久的《中国青年报》出人意料发表了题为《正确认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评论员文章，广大知青闻讯后争相传阅，因为《中国青年报》基本上是代表官方观点的，这篇评论员文章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质疑是多年来第一次听到，它实际上暗示中央领导对这场旷日持久的运动的政策将有较大的调整，知青们的出头之日终于来到了，故奔走相告，异常兴奋。虽然至今尚未获得确凿的材料，弄清当时这篇评论员文章出台的背景与内幕，但是人们评价它是1978年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冲击“两个凡是”禁区的一大突破口之一。下面抄录的是日勐棒农场六分场三队知青们张贴散发的这篇评论员文章的全文传单：
《正确认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
本报评论员当前，关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问题议论纷纷。这件事，不仅直接关系到千百万青年的利益和前途，而且牵动千家万户，影响整个社会，为了巩固和发展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充分调动知识青年和广大群众的社会主义积极性，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极为重要。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五十年代中随着城市人口的迅速增加和教育事业普及发展，中小学毕业生数量急剧上升。由于城市工业和其他行业还没有能力全部吸收，不能继续升学的城市知识青年为了使青年们能各得其所，除了鼓励来农村的青年回乡参加生产和工作以外，开始动员一部分城市青年去农村和边疆，为社会主义建设做出贡献。这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我国国民经济发展的一定阶段的产物。直到文化大革命前，由于贯彻执行了毛主席“关于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正确方针，上山下乡工作中尽管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但没有产生什么大的问题。文化大革命后，城市知识青年规模迅速扩大，甚至出现了“连锅端”的现象，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究其原因一是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国民经济长期发展迟缓，以至走到崩溃的边缘，城市各行各业能级收的人很少。二是由于他们全盘否定教育战线的十七年，大肆砍杀各类高等学校，使大学招生人数大大下降，同时又无视教育事业发展的规律，强行禁止中学生直接上大学。这样一来，大部分城市知识青年，除了上山下乡别无其他出路。可以说，这些青年上山下乡的异常状况，主要是林彪，“四人帮”推行假左真右路线，破坏工农业生产和教育事业的结果。消除林彪“四人帮”带给上山下乡工作的恶劣后果，需要花很大力气。
从长远来看，随着四个现代化的逐步实现，随着社会劳动力结构的变化，我国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将会招收愈来愈多的青年入学，城市各行业各部门将会容纳愈来愈多青年就业，上山下乡的人数就必将会愈来愈少，以至最后不搞现在这样的上山下乡。不过，这需要一个过程，不可能很快就会做到。从当前的趋势看，还会有一部分青年到农村去。但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范围、规模、政策和做法将会有调整和改变。在这个时候，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罪行，肃清他们的流毒和影响，分清路线是非，解决好同上山下乡联系的认识问题，是十分必要的。
正确估计十年来的上山下乡应当如何看待十年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成绩呢？我们认为，这些年来千百万知识青年怀着高昂的革命热情，离别城市、离别亲人、奔赴农村、山区和边疆，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以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毅力，长期坚持在农业生产第一线，表现了对党和人民事业的忠诚，表现了高度的社会主义觉悟。他们分担了林彪“四人帮”给我们国家造成的很大一部分困难。他们在移风易俗改造社会的过程中，在农业学大寨的过程中，在传播文化知识，开展科学种田的过程中，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为保卫伟大祖国的边疆，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他们中的许多人克服了生活劳动学习等方面的困难，经受了三大革命斗争实践的艰苦磨练，增长了才干，茁壮地成长起来。这些都是应当肯定，必须肯定的。
但是，充分肯定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热情和贡献，并不等于可以掩盖上山下乡的真实情况，不去揭露和解决“四人帮”一伙在这方面制造的许多严重问题。在这伙政治骗子猖獗横行的时候，他们控制的舆论工具、大肆鼓吹什么“伟大的革命运动”，“社会主义新生事物”，什么“根本的战略措施”，“必须永远坚持的方向”，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被他们说的玄乎极了。
然而，就是在这些大话、空话、假话的掩盖下，林彪“四人帮”一面把无数知识青年的革命激情和他们做出的重大贡献记在自己的帐上，大捞政治资本；一面极力通过这个渠道收罗和培养了张铁生之流等一小撮党羽、走卒、教唆、煽动他们攻击各级党政军领导干部，进行篡党夺权的罪恶活动。就是在这些大话、空话、假话的掩盖下，林彪、“四人帮”把上山下乡搞成一个谁也碰不得“禁区”。他们不仅人为地制造许多本来完全可以避免的矛盾，而且拼命反对毛主席的关于统筹解决知青问题的指示，阻扰和破坏有关政策和措施的落实，致使许多本来完全可以解决的问题，长期达不到合理的解决。其结果是，多数知识青年生活不能自给，不少人婚姻、住房、疾病等问题无法解决，许多地方缺少学习政治和文化科学知识的起码条件，弄得许多知识青年消极、低沉，群众怨声载道。
就是在这些大话、空话、假话的掩盖下，林彪、“四人帮”猖狂践踏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混进知识青年战线和基层干部队伍中的少数坏人，肆无忌惮地乘机谋取私利。他们侵吞和挥霍知识青年的经费，收受贿赂，勒索财物，大发“知青财”，他们压制知识青年的民主权利，以泄私愤，摧残知识青年的身心健康，以遂私欲。他们利用窃取的决定知识青年抽调去留的大权，搞交易，做买卖，“掉包”顶替，安插亲信，使“走后门”的不正之风盛行。这种种腐朽丑恶的现象，极大地毒化了社会风气，腐蚀了一部分青年的思想意识，诱惑甚至胁迫其中极少数无知的人走上邪路。总之，林彪、“四人帮”对经济、教育、社会风气的破坏及其恶果，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这个问题上得到了集中的反映。对此，我们必须有清醒的估计，现在充分揭露这些问题，积极妥善地加以解决，不仅是无数知识青年的愿望，也是广大群众的要求，也是继续做好上山下乡的前提，每一个对人民事业有点责任心的同志，每一个对青年有点阶级感情的同志，怎么能让林彪、“四人帮”假左真右的那一套禁锢自己的头脑，束缚住自己的手脚呢？
正确理解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应当怎样理解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呢？在我们看来，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农村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学习贫下中农的立场、思想、感情和作风，确实是同工农相结合的途径之一。但是，林彪、“四人帮”一方面别有用心地把上山下乡就是同工农相结合的口号喊得震天响，另一方面把国家从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招工、招生、征兵攻击为“拔根”“复辟”，将根据革命需要回城工作的知识青年诬蔑为“半截子革命”。这样，他们就故意给人们造成一种印象，似乎只有上山下乡才是知识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对毛主席关于青年同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卑劣篡改。
毛主席号召青年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历来都是强调青年要在立场、思想、感情作风方面工农化，要“代表中国老百姓”“要一定代表他们”，这就是说，青年要坚持为工农&群众为根本利益奋斗。在民主革命时期，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就是要推翻三座大山，建设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民共和国。由于当时历史条件，要取得革命的胜利就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因此，毛主席要求广大知识青年，脱下学生装，到农村去，发动农民、组织农民，同农民群众一起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建国以后，革命的形势，任务和条件都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成了广大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为青年同工农相结合开辟了广阔的途径。1957年毛主席就指出：“城市青年，或者进学校，或者到农村去，或者到工厂去，或者到边疆去，总要有个安排”（《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三四0页）从来没有说过，只有上山下乡才是同工农结合。今天许多知识青年立志在农村，为农业现代化做贡献，这种革命精神很值得鼓励和赞扬，他们是在走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但同时必须肯定，无论在其它什么岗位上的青年，只要努力学习工农的优秀品质，努力为四个现代化勤奋钻研，积极工作，就都是在走同工农相结合的光明大道上。林彪、“四人帮”口头上唱着青年要同工农相结合的高调，实际上天天都在诱惑青年同工农脱离，同工农对立。他们把现行反革命分子张铁生那种工农群众的死对头，标榜为同工农相结合的典型，妄图蒙骗广大青年跟着他们去进行篡党夺权的勾当。他们破坏招工、招生、征兵等政策，大搞知青下乡，农民进城，冲击国家的劳动计划，增加了国家、集体和工农群众的负担，损害了工农联盟，他们污蔑四个现代化为“资本主义复辟”，阻扰工农群众实现这个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理想。他们所干的哪一件不是在危害工农群众的根本利益？他们有什么资格奢谈青年同工农结合？今天，我们在上山下乡工作上，强调要揭露问题，调整政策，改进做法。目的之一，也正是为了清算林彪、“四人帮”破坏青年同工农结合的毒流和影响，引导青年更好地为工农的根本利益、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努力。
正确认识缩小三个差别的途径应当怎样看待上山下乡同缩小三大差别的关系呢？我们说：林彪、“四人帮”一伙把知识青年上大学、进工厂、到城市其它各行各业，都诬蔑为“扩大资产阶级法权”，鼓吹只有城市青年下乡，乡下农民进城，才能缩小三大差别，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理论的无耻歪曲。
马克思主义的常识告诉我们，缩小三大差别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努力提高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只有发展城市大工业的同时，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以手工操作为主的落后的农业进行根本的技术改造，迅速壮大社队工业，把农村在生产、生活、文化等方面的条件，提高到城市的水平。只要在促使主要从事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工农化的同时，努力使广大工农群众学习和掌握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从根本上改变目前这种主要从事繁重体力劳动的状况，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才有可能逐步缩小，以至最后消失。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的实现，将使我们在逐步缩小三大差别上的道路前进一大步。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做有文化的新农民，本来是有助于改变轻视农村、轻视劳动的旧思想、旧习惯，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是有助于提高农村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文化水平的。但是，由于林彪、“四人帮”扰乱国民经济，摧残教育事业，毁灭科学文化，他们就完全取消了缩小三大差别的前提。加上他们的疯狂阻扰党关于知识青年工作政策、措施的落实，使许多上山下乡的青年不仅在学习和传播科学文化知识方面，而且在农业生产劳动方面的积极性，都受到了极大的挫伤，这又怎么能够促进三大差别的逐步缩小呢？他们干扰下的上山下乡搞了那么多年，三大差别不是一点都没有缩小吗？相反，我们强调揭露和解决林彪、“四人帮”破坏上山下乡工作中的严重问题，努力把上山下乡同发展国民经济结合起来，同发展工农业生产结合起来，促进工农结合、城乡结合，才真正有利于朝着逐步缩小三大差别的方向前进。
现在，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对于广大知识青年极为关怀，正在积极研究统筹解决林彪、“四人帮”干扰破坏造成的严重问题，进一步采取有关上山下乡知识青年的各项措施。例如，大专院校和中等专业学校的招生名额正在扩大，为安排城市知识青年而举办的集体所有制的企事业正在发展，不少地方创造的成功地安置知识青年的好办法和好经验正在推广。只要遵循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知识青年中存在的许多问题就可以得到逐步妥善解决，上山下乡工作就一定会展现一个新的面貌。我们希望，劳动部门、知青部门、教育部门的广大干部和社会各方面的同志，都把知识青年的成长作为一件大事来做，热情关心他们的疾苦，努力解决他们的困难和问题，坚决同一切危害知识青年利益的现象做斗争，特别是大胆解放思想，根据党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方针，千方百计地广开城乡就业门路。各级共青团组织更要认真倾听广大知识青年的呼声，反映他们的合理要求，主动协助有关部门，做好这影响面积广的重要工作。千百万知青在看着我们，广大人民群众在看着我们，我们应当以出色的成绩来回答他们的期望。勐棒六分场三队& 转抄日《中国青年报》《中国青年报》替我们呼出了心声！坚决支持《中国青年报》评论员的文章！彻底清算林彪、“四人帮”在上山下乡知识青年问题上的滔天罪行。
全体知识青年们，行动起来！积极地投入这场运动中去！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把国民经济推向新高潮，为实现周总理的宏伟遗愿发挥出我们全部聪明才智！
沉默与等待只会给我们带来更惨的结局！
发挥革命的大无畏精神，敢想，敢说！把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体会公布出来！
让全体人们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把尺子来衡量一切吧！
勐棒六分场三队全体知识青年日
原东风农场十三分场学校教师，现任云南咖啡产业责任有限公司华东、华中地区副总代表上海知青叶铁淳，是11月23日走在东风农场场部所在地大勐龙街上有线广播里听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正在播送这篇《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他驻足高音喇叭下凝神屏气听完全文。他感觉有一股热血从体内直往外涌，说得太好了，就象久旱的庄稼遇到了甘霖，这是一场浸透到庄稼根须的及时雨。他简直高兴地要大叫起来，因为上面（而且是官方的）终于有人公开地为知青们说话了，知青们出头之日到了！他兴奋得直往十三分场学校跑，学校应该订有《中国青年报》，但没有找到，分场的邮件总比外面要慢两天。第二天一大早，他翻山越岭十几里地，找到地方上的景洪二中，从那里找到了这份《中国青年报》，不由分说并拿了回来，在分场学校知青教师中传阅。此时已是星期五的下午，第二天，也就是星期六，他发动学校几位知青教师刻的刻，印的印，印了几十份，提着浆糊桶往大勐龙街上去贴，十三分场学校就在大勐龙，他们在夜色的掩护下，在大勐龙的各个街口张贴了这篇评论员文章。因为第二天是星期天，照惯例，东风农场下属的十四个分场的知青要在星期天到大勐龙来赶集。叶铁淳要让这些来自深山密林的知青们都能在一踏入大勐龙镇的街口，首先就能看到它，获悉这令人振奋的消息。
第二天（11月26日），叶铁淳和他的同事们在街口早早迎候来自四面八方的知青们，那些已赶了10里，甚至20里山路的，裤脚粘满红泥浆的男男女女知青们果然都在围观贴在墙上的文章，并相互兴奋议论着。有上海话、普通话、四川话，但比他们更兴奋的是叶铁淳本人，他为事态的急速发展而高兴。叶铁淳是1970年从上海来云南兵团的，是个很精明能干的青年，酷爱读书，喜欢思索问题，对外部世界具有敏感性和较准确的判断力，他具有较强的演说能力，说话不仅具有煽动性，与人辩论往往一下子抓住对方思维逻辑上的弱点，所以在连队知青中他是个消息灵通的“小诸葛”。到兵团不到一年，他因工作能力强，能说会道，被团部抽去到高山拉佑族与布朗族山寨搞民族普查工作队。那里比农场还要苦，没有吃，只好用小尖椒蘸盐巴吃；他最受不了的是高山上的瘴气，经常打摆子（疟疾），高烧几个小时，一年下来人瘦得象山猴子，但他挺过来了。
工作队结束后，回到连队先后担任过司务长、文书，到营部搞宣传报道，他善于交朋友，不仅在知青中能“呼风唤雨”，营连干部不少都是他的好朋友。叶铁淳人走到哪里，后面总跟着十几个知青，缠着打探有什么好消息。此时知青们来农村快十年了，他们的生活境遇没有多少改变，当初下来时的豪情壮志已被严酷的现实砸得粉碎，连叶铁淳也感到没法再呆下去了，唯一的希望就是返城回家，但时间是最能磨蚀一个人的意志的，当他看到在场部民政办公室排着队准备登记结婚的知青们，不由感叹嘘吁：如果我们都这么消沉，我们怎么能改变自己的命运？
其实在丁惠民发起公开信签名的同时，在东风农场的知青中已经在酝酿一场抗议行动，不仅是大批要求病退、困退的、调转的报告被场部扣压住不批，而且不久前场部还发了一个五十多号的文件，称知青们早已是拿国家工资的国营农场青年职工了，要安心在边疆干革命。
叶铁淳的消息是灵通的，近一段时间来接连收到几封从北京、上海亲友的来信，信中叙述了来自不同渠道的关于中央要调整上山下乡政策的消息。《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公开证实了这种喜人的趋势。
当此刻许多知青围着他，希望从他那里获得更多信心时，叶铁淳脸上泛着红光，望着红光，望着知青朋友们一双双焦灼的眼睛，双手一挥：“我可以保证地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能回去，就在今冬明春！”
东风农场有近8000上海知青，他们盼望着回家的心情是迫切的，他们立刻行动起来。
12月4日，东风农场四分场以全体上海知青的名义致电上海市委和市劳动局，要求为广大知青平反昭雪。电报全文如下：
上海市委转市劳动局：
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说出了我们全体知识青年多年来埋藏在我们心里的话，我们在云南边疆的广大知识青年深深体会到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的关怀。8年前我们深受林彪、“四人帮”及上海代理人的欺骗，被一锅端弄到云南，来到农场。在农场几年来深受“四人帮”及云南代理人政治上的迫害，精神上的打击，身体上的摧残，已经走投无路了、忍无可忍了。
今天，广大知识青年已被广泛行动起来，开始停工停产，揭发批斗“四人帮”，和农场当局斗争。“四人帮”对我们知青犯下了滔天罪行。强烈要求一锅端回来参加“四个现代化”建设。目前局势非常严重，知青运动遇到阻力，但斗争仍在继续，仍在扩大。
我们全体知青最最强烈要求上海市委接电后派人组成调查组，火速来云南景洪东风农场四分场调查处理问题，为广大青年平反昭雪，目前我们全体知青正在坐等你们调查组来。
云南景洪东风农场四分场全体上海知青日
更为激烈和兴奋的是丁惠民、胡建国和刘先国，他们发出并征求签名的第二封公开信的时间比11月23日《中国青年报》的评论员文章还早5天，而两者的基本观点是那么吻合，特别是对十年来上山下乡得失估计，对怎样正确理解青年同工农相结合，如何才能真正缩小三大差别几乎是不谋而合。这表明他们政治敏感度，对事物的分析判断能力是准确和超前的，他们向中央高层领导提出的大胆的，具有挑战性的问题，政策的决策者们也在殚精竭虑在思考，知青问题实际已提到全国一盘棋安定团结的大局上，是不能回避的。他们从评论员文章看到高层对“城市青年下乡，乡下农民进城”人口流动怪圈的不满，看到中央将城镇广开就业门路，扩大大、中专学校招生的措施，这是逐步收缩并结束上山下乡的一种暗示，评论员文章虽然一句也没有提到还在农村和农场的知青可以全部返城，但评论员文章中提出的“统筹兼顾，全面安排”的举措分明就是一个绿色的信号灯。
他们的信心更足了，心中荡漾着春风，他们决定要加快运动的进程，把这堆火烧得更大一些。
第二封联名信发出后，形势发展迅猛，每天都有几十封各农场的知青来信被送到丁惠民手中，他每天要花一定时间读这些来信，心情难以平静。来信中有响应签名的，有表示感激的，有询问的，也有出谋划策的。这些文化水平不高的知青们以拙朴的文字在信中向丁惠民——他们心目中的领袖倾诉自己的内心痛苦和在农场岁月里所经历的种种磨难。
很多年后，《天涯》杂志在“民间话语”栏目中刊出一份橄榄坝农场知青的揭发信（出于对环境的考虑，没有写时间、写信人的姓名）。
“我要回家，要温暖，要亲人团聚——
我是北京知青，来西双版纳近10年了。这10年中给我带来的却是冷酷无情的精神摧残和疾病，带给肉体的折磨，至今不愈。
我曾患肝炎、慢性结膜炎及视力差等症。有时候病的实在难以坚持劳动，但请病假，领导不批，硬让我坚持劳动，还给我规定定额。如完不成，领导就扣工资。有病的同志申请办病退，长期拖延不予办理。如今七十四号文件出来了，使人感到心寒得很。我父母74岁就退休了，按文件精神又不予办理，有的人可办“困退”顶替。我哪一条也沾不上，只好在这里活受罪。与其在这里受罪，我看倒不如在北京坐牢！党中央华主席对我们的关怀，天知道被谁贪污了。
对于上山下乡，我没啥意见，但是轮到哪个上山下乡，就让哪个呆一辈子，这怎么使人受得住？当兵的可以复员，医疗队的医生可以轮换，干部不再被赶到“五七干校”了，“五七干校”却成了安排知青的场所。知识分子解放了，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回家与亲人团聚？
曾以反共为职业的战犯都释放了，让他们与亲人团聚回家；六二年窜犯大陆的美蒋特务也释放回家和亲人团聚，难道我们的身价连人民的罪人都不如吗？国家国民经济有困难，许多知识青年不能在家乡就业，然后却把这些危机及困难全部转嫁到我们这一部分知青的头上，我实在想不过。如果采取轮批调换，才合理。
有的干部利用职权把自己的子女调回来。比如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XX就把他的儿子调回去了。诸如此类事实在不止一件，尤其是八场，此类事不少。如果你们调查一下就明白了。
这里的领导干部利用职权分公款。比如以八分场党委书记杨某为首的八分场干部，把一部分补助困难工人的补贴全私分了。八分场的干部几乎每天分到几十元（分场干部在七六年的事）。
有的干部披着共产党的外衣，却做损害党的利益的事，欺上瞒下，报喜不报忧，处世狡猾又奸险，捂盖子，保自己，整群众，压知青，制定土政策文件，却冒充中央精神。
以前跟“四人帮”跟得特别紧。“批邓”的哪个地方都卖力气，大肆树朱某（指朱克家）这类政治爆发户。
知青探亲超假车费不予报销，超假几个月即降为临时工，一天八角钱。有病的人和强劳动力规定一样的定额。有病坚持不了，队干部不批病假；如休息算旷工，又扣工资；群众越级反映情况，受到场地领导层层制压，他们层层互相包庇，因此把我们逼急了，我们去请愿罢工，我们要民主、要人权，不要专制。我们在这里的处境，如果你们能体验一段时间，就会彻底了解我们。
领导同志在政治上对知青不关心，一贯采取欺骗与压制。生活上也不关心，我们除了吃不上菜和油肉之外，劳动回来常常要自己做饭，因每月发给大家八斤面粉，只好自己做饭。我们名义上是四十斤定量，但其中八斤是老玉米粒，这种原粮让我们怎么吃？农场几乎没啥福利事业。自己农场的车船，都要收费乘车。农场自己生产的肥皂及橡子油却随意涨价。在农场招待所所有的住宿费也上涨，我们自己生产的蔬菜及其他农产品，自己吃用也要收钱，并且每年各队收获的花生、黄豆，分场都要强行征收一部分。
有些单位，有的知青有思想问题，有包袱，想不开，个别人甚至自杀了。我队有一个知青患癌症死去，生前她请病假不批准，直至她死去。
我要回家，要和亲人团聚，再也不想再忍受下去了。”
这封信控诉了农场知青们所遭受的不公正的待遇，这在版纳垦区农场却是很普遍的现象，知青们再也按捺不住心中的怒火！
《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广大知青为之欢呼，但却给决策者们出了一道难题。
日至12月10日，经中共中央批准，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因为知青上山下乡积累的问题堆成山，如何调整政策，更是头绪难理，会议整整开了四十天。就在会议期间，11月23日的《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发表了，引起会场内外的轩然大波。
1997年由原国务院知青办副主任顾洪章主编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末》介绍：“评论员文章的要害在于，对我国的上山下乡活动缺乏历史的、实事求是的分析，把上山下乡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政治命运捆在一起，使统筹解决知青问题更加复杂化了，不利于在安定团结的气氛中稳妥地解决知识青年问题。”
出席会议的多数代表认为，在会议期间发表这样的基调的文章是很不适宜的，会使下面造成错觉，以为这是中央的精神，对稳定局势不利。
上海代表看到这篇文章给市委领导同志打电话，要市知青办作好思想准备，可能要受到上访青年的冲击。云南代表说，云南国营农场知青正在闹回城，这回火上加油，工作更难做了。黑龙江代表说，现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把我们弄得晕头转向，不把问题搞清楚，不敢回去。
据各地来电来信反映，评论员文章在下乡知识青年中引起了强烈震动，他们感到回城要求有了政治和理论依据。江苏省宜兴县张渚公社18名下乡青年看到文章后，立即到县城街头张贴大字报，说：“上山下乡错了！要求落实政策返城！”。上海市一些下乡青年回到市人民广场、中山公园和火车站贴出：“拥护评论员文章”的标语，说“文章讲出知青家长的心里话”。一些安置知青的县派人带着名单到上海市政府要求回收下乡青年，说他们再不愿再作“四人帮”帮凶了。到市区上访的知青猛增，并相互串连，酝酿上街游行示威……
原本敏感的知识青年问题，经过《中国青年报》一把火，更是如箭在弦，一触即发，容不得慢慢来了。但是要解决问题必须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
为了继续开好知青工作会议，会议领导小组曾于11月29日召集各省、市、自治区出席会议的负责人和知青办主任开会，说明了《中国青年报》评论员的文章并不代表会议精神，对发表此文事先毫无所知。根据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会议仍按中央政治局讨论批准的《汇报提纲》精神办事。后来，胡耀邦同志要求中国青年报社吸取这一教训，不要再帮倒忙了。
由于《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的推波助澜，在1978年11月底，在第二封联名信公布不到十天，在西双版纳各农场竟然征集到5000多知青的签名，许多知青干部也纷纷开始在联名信上签上自己的名字。为筹集签名在景洪农场的流沙河电站工程工地还发生了一起风浪，造成工地接连停工三天。据原景洪农场十分场八连重庆知青，现在重庆市精神病治疗中心工作的吴章明回忆说：
1978年秋天，由水电部投资修建的流沙河电站工程开工了。集中来自景洪、东风、勐腊等农场2000多名农场老职工和知青，其中三分之二是知青，而且承担起施工、测量、操作掘土机、起重机、拖拉机等技术工种也都是知青，哪里有知青，哪里就有朝气与歌声，工地上一派热火朝天的繁忙景象。大概是在11月20日左右，丁惠民发出的第二封公开联名信很快传到工地上，并在广大知青中征集签名，回家是每个知青的强烈愿望，一个个毫不犹豫地签上名，没想到在一个上海知青手上卡住了。他是景洪农场十分场的，是一个连队的副指导员，他翻开这厚厚一迭签名纸，眉头紧结，他不但没有签名，反而在最后一页写上这么几个字：“我不同意签名”，并端端正正在这行字后面签上自己的大名。吴章明是十分场知青中的一个头头，他找到三连的朱一平（以后担任北上请愿团的秘书长）商量，朱一平问：“你打算怎么办？”，吴章明说：“这小子太不地道，饶不了他，我们可借这件事把声势浩大。”，本来嘛，签名出于自愿，你不签名也罢，没人强迫你；你这样做，无非是与广大知青划清界限，讨好卖乖，让人恶心。
于是他们领着一拨知青，找到工地总指挥，景洪农场十分场副场长李保元说：“XXX强奸了我们的意志，他的行为伤害了全工地2000多名知青的利益，他是知青中的败类，您啷个办？如果他不检讨，向全体知青认错，我们就停工……”
李副场长开始认为，这是知青们施加的压力，不会当真停工的。
不料第二天一早全工地一片寂然，各种施工机械、汽车、拖拉机都成了哑巴，知青多呆在工棚里不出来。这下李副场长觉得问题大了，停一天工就要损失多少钱，连忙找来十分场场长徐万一商量对策。徐万一动用了场长的权威，责令那个副指导员立即向全体知青认错，那人见自己的漏子捅了大了，也不敢犯众怒，写了检讨书。工地指挥部以为这场风波就可以平息了，但是吴章明和朱一平他们不让步，坚持要把这人的检讨书贴到景洪大街上，并在农场广播里广播，以消除其“流毒”，这显然是强人之难，工地指挥部领导谁敢这样做？，双方继续僵持。
第二天，工地继续停工，知青们此时的心很齐，大有“同仇敌忾”之阵势。
此事传到丁惠民那里，他害怕火刚烧起来，局面失控，派人给吴章明送来一张字条：“老吴，立即无条件复工，准备迎接更大的行动。”收到条子当天下午，流沙河工地就复工了，轰隆的施工机械声、汽车、拖拉机的引擎声又热火朝天地响起来。
1979年2月，当云南知青潮水般的大返城开始时，那个拒绝在联名信上签名的副指导员比谁都跑得快，20多年过去了，不知他心是否存一丝内疚？
这时，丁惠民为首的“三驾马车”觉得返城运动进入实质性运作时机成熟了，经过与各农场自发担任的联络员们商量，结束前一阶段一盘散砂的状况，要把各农场的知青们组织起来，统一行动。
11月29日，在景洪城郊的江边宾馆，召开了各农场知青代表第一次联席会议。由于条件尚未成熟，会议是在秘密状态下召开的，到会的有20多个农场（分场）四十多名代表。这么多人大白天聚集在房间里，进进出出，行动诡秘，引起了旅馆服务员的警惕，几次借口送开水或打扫卫生进来探听虚实。那是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这里又地处边疆，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下午把会场转移到景洪县汽车站停车场内继续进行。大伙佯装成是在候车，谁也不会怀疑，丁惠民夹在人缝中，把下一步计划：发起请愿活动和成立请愿筹备总组的计划交给代表们讨论，得到与会者一致同意。这次会议非同小可，它解决了回家请愿运动走向正轨后的发展方向问题，把目前还处于分散状态的各农场知青签名运动初步协调起来，为即将到来的请愿高潮奠定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会上，代表们推选丁惠民为下一次会议的召集人。
原勐棒农场6分场10队（原6团6营10连）重庆知青，现任重庆市第一市政公司宣传干事曾永庆，是出席第一次联席会议的勐腊县的知青代表之一，在嘉陵江畔的千年古镇磁器口长大的。自幼聪颖，擅长绘画，刚15岁就能绘制几米高的大幅毛主席画像了，街坊邻里都夸他是个小画家。1971年到云南兵团后，他分到条件最艰苦的老6团，他为人热心快肠，知青中的朋友很多，是农场的文艺宣传骨干，在知青中很有号召力。2001年元旦在重庆新开辟的旅游景点——古镇磁器口一座老茶馆里，就着一杯酽酽的下关沱茶，他向我介绍参加那次会议的难忘经历：
丁惠民的第一封公开联名信是10月中旬，传到我们勐棒农场的，那天晚上我们正在农场看露天电影《车轮滚滚》，只见几个知青抱着一大摞传单在场子散发，我拿过来一看是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呼救请帮助我们回到自己的家乡吧！浑身热血沸腾，电影散场后，我们分场的一拨知青围笼在一起，激动地讨论，一致认为公开信写出了我们的心里话。我们来云南苦熬了8年，自己不呐喊，谁帮你呐喊？我立刻找到散发传单的十分场的重庆知青周家林，他是前几天去景洪医院治病得到这封公开信的，我们了解详情后，立刻组织起来，分头去刻写，油印了更多的公开信，逐连逐营去征集签名，去宣传、鼓励，我成了6分场知青的核心人物。大家推选我去景洪参加第一次联席会议，那次开会有点象中共地下党搞地下活动的味道。从勐腊到景洪乘客车200多公里，要整整一天时间，农场已经知道知青们在串联，所以对边卡管得很紧，知青要求到景洪的农垦分局医院都不允许，很简单，不给你开证明就行了。没有边防证明就买不到车票，你怎么去。那天我只好骑自行车出发了，骑了60公里，在公路边一个熟识的知青点歇了一夜，第二天那几个知青帮我在公路拦了一部开往景洪客车，上去，满车的人都是知青，谁知道前面一个检查站，站里的人一看我背个大画夹，一看就知道是去景洪搞串联的，便强行把我拉下来，我趴在驾驶室的车头前不让车开，车上的知青都帮我说话，把检查站的人拉开，让司机快开车，不然我差一点没去成。到了景洪的江边宾馆才知道，这部车上大多是勐腊地区及各农场的知青代表，原来互相不认识，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走到一起来了，大家亲切地握手拥抱。
就在这次联席会议上，我画了一副宣传画“归来吧，孩子”——一个白发苍苍的老母亲泪水涟涟，举起一双手，呼唤远方的儿子。这副画贴在景洪大街上引起大批人围观，不仅有知青，还有景洪的市民和机关干部，反响强烈，产生了催人泪下的效果。丁惠民当时就确定我作为北上请愿团的成员，少不了画画搞宣传的骨干，我还推荐了我们一个分场美术很好的另一位知青，熊战国，以后我们一同北上去北京。
当时（即1978年12月初）景洪大街上贴出的除了象曾永庆这副影响很大的宣传画《归来吧，孩子》外，还贴出许多知青们写的大标语、诗词，主题只有一个：“我们要回家！”，有一组“版纳知青诗抄”很引人注目：
&&&&&&&&&&&&&&&&&&&&&&&&&& 鸟夜啼
&&&&&&&&&&&&&&&&&&&&&&（一）
&&&&&&&&&&&&&&&&&&&&&&&山下八年日长，&&&&&&&&&&&&&&&&&&&&&&&&&& 意惆怅。&&&&&&&&&&&&&&&&&&&&&&&&&& 记得离家之日，&&&&&&&&&&&&&&&&&&&&&&&&&& 泪汪汪。&&&&&&&&&&&&&&&&&&&&&&&&&& 到如今，&&&&&&&&&&&&&&&&&&&&&&&&&& 力已出，&&&&&&&&&&&&&&&&&&&&&&&&&& 知未长。&&&&&&&&&&&&&&&&&&&&&&&&&& 一信表示心声，&&&&&&&&&&&&&&&&&&&&&&&&&& 人心扬。&&&&&&&&&&&&&&&&&&&&&&&&&&& （二）&&&&&&&&&&&&&&&&&&&&&&&&&& 为使神州更美，&&&&&&&&&&&&&&&&&&&&&&&&&& 志如钢。&&&&&&&&&&&&&&&&&&&&&&&&&& 继续新的长征，&&&&&&&&&&&&&&&&&&&&&&&&&& 献力量，&&&&&&&&&&&&&&&&&&&&&&&&&& 致同辈，&&&&&&&&&&&&&&&&&&&&&&&&&& 齐努力，&&&&&&&&&&&&&&&&&&&&&&&&&& 回故乡，&&&&&&&&&&&&&&&&&&&&&&&&&& 实现四化要人&&&&&&&&&&&&&&&&&&&&&&&&&& 我们——人。
&&&&&&&&&&&&&&&&&&&&&&&油啊，油（打油诗）&&&&&&&&&&&&&&&&&&&&&&&&&& 大家都知道啊，&&&&&&&&&&&&&&&&&&&&&&&&&& 烧菜要放油，&&&&&&&&&&&&&&&&&&&&&&&&&& 油啊，油，&&&&&&&&&&&&&&&&&&&&&&&&&& 为了要点油，&&&&&&&&&&&&&&&&&&&&&&&&&& 脑筋都伤透。&&&&&&&&&&&&&&&&&&&&&&&&&& 刚来一、二年，&&&&&&&&&&&&&&&&&&&&&&&&&& 菜里没有油，&&&&&&&&&&&&&&&&&&&&&&&&&& 我也提杯愁油，&&&&&&&&&&&&&&&&&&&&&&&&&& 身上油水没干透，&&&&&&&&&&&&&&&&&&&&&&&&&& 单身一人不知愁。
&&&&&&&&&&&&&&&&&&&&&&&等过三、四年，&&&&&&&&&&&&&&&&&&&&&&&&&& 写信给父母，&&&&&&&&&&&&&&&&&&&&&&&&&& 要点油水有理由，&&&&&&&&&&&&&&&&&&&&&&&&&& 父母只当儿年幼。&&&&&&&&&&&&&&&&&&&&&&&&&& 把菜泡在油里头，&&&&&&&&&&&&&&&&&&&&&&&&&& 其实家里没有油。
&&&&&&&&&&&&&&&&&&&&&&&五六年探亲走，&&&&&&&&&&&&&&&&&&&&&&&&&& 家里吹吹牛，&&&&&&&&&&&&&&&&&&&&&&&&&& 云南有油不合口，&&&&&&&&&&&&&&&&&&&&&&&&&& 带点家乡油，&&&&&&&&&&&&&&&&&&&&&&&&&& 一带就是四、五桶，&&&&&&&&&&&&&&&&&&&&&&&&&& 吓坏一栋楼。&&&&&&&&&&&& &&&&&&&&&&&&&&&&&&&&&&&&&& 七、八年难开口，&&&&&&&&&&&&&&&&&&&&&&&&&& 编点鬼话骗父母，&&&&&&&&&&&&&&&&&&&&&&&&&& 又怕父母愁。&&&&&&&&&&&&&&&&&&&&&&&&&& 自己日子又难过，&&&&&&&&&&&&&&&&&&&&&&&&&& 要到几斤好渡愁，&&&&&&&&&&&&&&&&&&&&&&&&&& 只想明年有真油。&&&&&&&&&&&&&&&&&&&&&&&&&& &&&&&&&&&&&&&&&&&&&&&&&&&& 那想日子如箭走，&&&&&&&&&&&&&&&&&&&&&&&&&& 八年过去还愁油，&&&&&&&&&&&&&&&&&&&&&&&&&& 伤透脑筋无路走，&&&&&&&&&&&&&&&&&&&&&&&&&& 小孩正好是借口，&&&&&&&&&&&&&&&&&&&&&&&&&& 孩子喜欢吃猪油，&&&&&&&&&&&&&&&&&&&&&&&&&& 最后再骗一点油。
&&&&&&&&&&&&&&&&&&&&&&&今天怎么办？&&&&&&&&&&&&&&&&&&&&&&&&&& 想想没借口，&&&&&&&&&&&&&&&&&&&&&&&&&& 九年以后再要油，&&&&&&&&&&&&&&&&&&&&&&&&&& 提笔手发抖。
&&&&&&&&&&&&&&&&&&&&&&&年年回去刮，&&&&&&&&&&&&&&&&&&&&&&&&&& 父母没办法，&&&&&&&&&&&&&&&&&&&&&&&&&& 今天找阿姨，&&&&&&&&&&&&&&&&&&&&&&&&&& 明天求舅舅，&&&&&&&&&&&&&&&&&&&&&&&&&& 谁知家家都作难，&&&&&&&&&&&&&&&&&&&&&&&&&& 尽有“外码头”（指家家户户都有知青）。&&&&&&&&&&&&&&&&&&&&&&&&&& &&&&&&&&&&&&&&&&&&&&&&&&&& 油啊，油。&&&&&&&&&&&&&&&&&&&&&&&&&& 真叫人发愁，&&&&&&&&&&&&&&&&&&&&&&&&&& 如果烧菜不要油，&&&&&&&&&&&&&&&&&&&&&&&&&& 省去脑筋多少油，&&&&&&&&&&&&&&&&&&&&&&&&&& 可惜人啊，不同牛，&&&&&&&&&&&&&&&&&&&&&&&&&& 吃菜还得放点油，&&&&&&&&&&&&&&&&&&&&&&&&&& 刮也刮了油，&&&&&&&&&&&&&&&&&&&&&&&&&& 骗也骗了油，&&&&&&&&&&&&&&&&&&&&&&&&&& 求也求了油，&&&&&&&&&&&&&&&&&&&&&&&&&& 今后哪里再搞油？&&&&&&&&&&&&&&&&&&&&&&&&&& 哪里再搞油？
十六字令（外一首）&&&&&&&&&&&&&&&&&&&&&&&&&&&&&&&
手&&&&&&&&&&&&&&&&&&&&&&&&& &&&&&&&&&&&&&&&&&&&&&&&&& &&& 手，&&& 扶着孩子把路走，&&& 孩子笑，&&& 仰脸牵母手。&&& 手，&&& 整理行装送儿走，&&& 恩未报，&&& 叫儿怎开口。&&& 手，&&& 梳理白发强按愁，&&& 屈指算，&&& 望儿归膝头。&&& 手， &&& 不向儿女索报酬，&&& 归来吧，&&& 愿儿不再走。&&& 手，&&& 盼儿归来颤抖抖，&&& “苍天啊”&&& 要她伸多久。
捐，&&& 为了四化早实现，&&& 别犹豫，&&& 拿出青春献。&&& 捐，&&& 数载年月多辛酸，&&& 心头碎，&&& 盼子家团圆。&&& 捐，&&& 怒向“四害”讨血债，&&& 同心干，&&& 革命永向前。&&& 捐，&&& 赴京代表已推选，&&& 众知青，&&& 同心表心愿。
&&& 第一次联席会议后，整个局势发展迅猛，一些地处深山紧邻老挝和缅甸边界的边远连队也行动起来，各农场以分场为单位互相串联，自行集会，公开讨论联名信和今后的行动方向。北上请愿，直接向中央领导反映云南知识青年状况的时机已日趋成熟。
此时在各农场开始为北上请愿募集资金的捐款活动。在每一个农场、分场都有一批热心为知青办事的活跃分子，他们充当了各分场的组织者与联络员，到处宣传鼓动，负责收集捐款。当时知青的工资都很低，没有多少积蓄，有不少已经成家，拖儿带女。尽管如此，知青们还是尽自己的可能，捐钱，几乎每一个人都抱着一丝希望：回家。一角、两角，一元、两元，就这么一点一点凑起来，聚沙成塔嘛！丁惠民将自己刚从上海买的“熊猫牌”半导体收音机卖了，捐了二十元，是捐钱最多的一个。一些担任连队干部的知青怀着一种极其复杂的心情，虽然没有在联名信上签名，但还是悄悄捐款。有的还谨慎地打招呼“不要写我的名字”，在募集捐款时，在有些分场发生了一些有趣的故事。现在重庆图书馆的罗小文当时在东风农场六营十二连，2002年元旦我在重庆采访他，他讲述了一个“二嫂”捐款的故事。
“二嫂”姓廖，重庆人，西双队最能干的木工。此君生性胆小、吝啬，知青们便赠与了这样一个女性的绰号。
西双队的知青一听说自己的代表——北上请愿团要赴京面见华主席、邓副主席，大家的腰包虽然是瘪瘪的，却很乐意往外掏钱——为请愿团捐款。“信得过你，小文！”难兄难弟们将捐款交到我手里。当我张榜公布捐款名单时，才发现少了一个人——二嫂，我知道他那小家子气的德行，也懒得去催他。
一天夜里，我已吹灯上床。后窗被人“嘭嘭”敲响：“小文，二嫂请你出来一下”，是重庆知青金华的声音。一分钟后，我推开二嫂的房门，一粒豆大的火光在墨水瓶盖上跳动，二嫂歪在床上用旧报纸卷喇叭烟。
“我不敢上你公布的那个名单，怕挨领导整，只好请你过来了。”我明白，铁公鸡也要出血了。他不好意思看我，低头递地过一张五角的纸币。你二嫂半夜三更不让人睡觉，区区五角钱休想打发我走，别的知青一出手就是三、五元的，“思想觉悟低”的也没少于二元的。我不接二嫂的钱，倒递给他一支“金沙江”：“这次捐款可能改变你的命运，五毛是不是少了点？”二嫂抬起头来，眼睛很真诚：“小文，你知道我……”我当然知道，此君饭量大，一顿没有斤把饭是吃不饱的，为了混个肚儿圆，他不得不用辛辛苦苦备下的木料打家具上贡给连队的头头们，换来司务长一句话：“炊事员，给二嫂的口缸压满”，全连的知青都点马灯，只有二嫂用墨水瓶做了个小油灯，一个月只烧二角钱煤油。他烟瘾大，却从不买香烟，专拣别人抽剩的烟屁股卷喇叭，其水平之高完全可以申请国家专利。
在我审视的目光下，二嫂从枕头下摸了半天，好不容易又摸出一张纸币，他狠狠心：“我舍了，给你两包金沙江烟钱！”一张一角和一张五角的钞票塞到我手里，他哭了。
此时我的心里充满了同情：一个月只烧二角钱煤油的二嫂，只抽烟屁股的二嫂，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破天荒地捐出了两包烟钱，不容易了，实在不容易了！愿这两包烟真能改变他的命运。我答应，捐款的事，一定保密！
三个月后，二嫂随知青返城回到重庆，后来我们失去了联系。听说他干上了个体户，发了，还盖了一幢小楼，我想，现在可以公开这段秘密了。
面对全垦区如火如荼的大好形势，丁惠民却感到有些隐隐不安。随着运动的深入，知青内部的一些问题也逐渐显露出来：盲目乐观，夸夸其谈，对今后可能面临的困难缺乏必要的思想准备，缺乏全局观念，自行其事。从第二封联名信发出后，签名的人越来越多，在一些农场相继发生少数知青借故停工停产，拒绝上班干活，有的还和农场干部发生正面冲突。对此，“三驾马车”极为忧虑，曾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各农场知青要以全局为重，尽量避免与农场发生矛盾，凡停工停产的知青立即无条件复工（如流沙河电站工地），遵守农场的规章制度。之所以发生这些风波，主要是知青们多年来在农场受到太多的打击和压制所造成的，但这种势头不加控制，蔓延开来，必然会伤害这个返城请愿运动的正常进行。
在一次会议上，丁惠民提醒大家：“罢工是我们最后的合法的抗争手段，不到万不得已时，不可轻易动用”，丁惠民认真研读过当时通用的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28条：“公民有言论、通信、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和罢工的自由……”。在这次会议上当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了《关于修改宪法的报告》的其中第三部分，阐述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一方面对敌人实行专政，另一方面在人民内部实行民主集中制。没有充分的民主，不可能有高度的集中，而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设社会主义。”修改草案规定了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又规定了公民的各项民主权利。修改草案还规定了人民群众运用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的权利。同时根据毛主席的建议，草案第二十八条增加了公民有罢工的自由的内容。我写到这里，需要交代的是，1979年全国知青大返城后，到1981年为时25年的中国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终于结束了。鉴于历史的教训，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二章“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中第二十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罢工自由”这一词句被明白无误地删去了。
日，宪法修改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彭真作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改草案的报告》：“根据历史的经验和文化大革命的教训，草案关于公民的各项基本权利的规定，不仅恢复了1954年宪法的内容，而且规定得很具体明确，还增加了新的内容：例如关于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的条文，是新增加的；关于公民的人身自由、宗教信仰自由、公民住宅不受侵犯、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保护，以及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并指出“世界上从来没有什么绝对的，不受任何限制的自由和权利。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国家的社会的利益同公民和个人利益在根本上是一致的。只有广大人民的民主权利和根本利益得到保障和发展，公民的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才有可能得到切实保障和充分实现。因此，宪法修改草案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在行使自由和权利的时候，不得损害国家的、社会的、集体的利益和其它公民的合法的自由和权利。”我们要尊重一定阶级的历史状况。1978年仍旧使用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通过的宪法。宪法是国家的根本大法，而且公民有罢工的自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建议加上去的，可见这是保护公民的基本的民主权利。1978年底云南知青提出的罢工请愿行动，基本上以此为理论依据的，并非有违反宪法的行为。他们认为是合法的。丁惠民再三强调，举行罢工必须同时具备三个条件：首先要有充分的理由，不可因一些小事就轻率罢工；第二要有严明的组织纪律，要有相应的督察手段，不能放羊、放鸭子似的，说声罢工就不管了；第三，必须是全体知青统一行动，只有大家一起罢工才能产生威力。
正当，全西双版纳垦区各农场掀起返城请愿运动时，在橄榄坝农场八分场却出现了一股反对知青请愿返城的逆流。邓贤写的《中国知青梦》对此有详实的介绍与描绘：
“并不是所有的知青都拥护罢工和返城。
12月3日，在景洪县城和附近农场出现了一些批驳凌卫民（其原型是丁惠民）和号召复工的大字报，大字报的署名为：“橄榄坝农场八分场全体知青”12月7日，“橄八知青”火力升级，再批凌卫民和罢工指挥部。
12月11日，“橄八知青”通过有线广播集体表态：坚决拥护全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决议；拥护省、市、州委正确领导，扎根边疆志不移，并号召罢工知青立即复工，揪出凌卫民等一小撮坏头头。
“橄八知青”的表态在知青中引起小小的分化和对立情绪。
橄榄坝农场八分场有知青九百余人，其中共青团和共产党员约占三分之二。农场党委和工作组及时把工作做到基层，防患于未然，通过连队党团支部层层表态。人人表态，写保证书、决心书，不介入罢工的党团员形成稳定的多数派，然后在开展一帮一，一对红的活动，以党团骨干钳制知青，许以诺言。同时从外地紧急调进猪肉、猪油、白糖、面粉、洗衣粉等紧缺商品优先供应不罢工的连队，安抚人心。
精神和物质的双重压力把“橄八知青”组成一道小小的防波堤，用以承受知青罢工浪潮的猛烈冲击。
州委和垦区指挥部及时总结推广他们的经验，誉之为“广调天地里一个坚强的战斗堡垒。”但是“橄八知青”的防波堤没能挡住10万知青排山倒海的罢工浪潮。到12月14日，西双版纳垦区知青罢工率达百分之九十五以上。垦区各国营农场的工作基本陷于瘫痪。
2001年12月丁惠民在厦门向我追溯另一段往事：
“这是我发起的版纳知青返城运动中，最令我痛苦的一件事，在这件事所承受的压力，要比州委、农垦分局给我们施加的压力要重的多了，因为这是知青内部闹分裂的行为。
12月初，橄榄坝农场几个北京知青跑到景洪来找我，要求我把罢工权利下放到各个农场，让各农场知青自己决定是否罢工。当即被我拒绝，他们进而要求我把指挥权交出来，由他们这几个人来指挥领导这场运动，理由是他们有渠道可得知北京上层的态度。这些自以为聪明的北京知青实在幼稚得可笑，自发的群众运动，靠的是个人的威望和群众的信任，岂是政府部门下达通知书任命谁罢免谁那样简单，即使我同意了，版纳知青会有几个听从他们的？没想到这场闹剧很快变成丑剧。这几个自命不凡伸手要“官”做的北京知青，竟敢冒天下之大不帏，不顾全体知青的利益，将我事先下发农场知青骨干手中，酝酿讨论下一步行动计划的材料用大字报抄贴在景洪大街上，还刷了一条大标语：“我们要回家，不要总指挥”，将我们的意图过早地暴露于众人面前，使我们的运动陷入极其被动的状态。他们这种公然分裂知青队伍，出卖返城运动机密的工贼行动立即引起知青们的公愤，许多知青提出要组织人马去扫平他们，我没同意。搞分裂的是极少数人，策划这一事件的决不会是知青，背后一定有人操纵，就是想挑起知青的内烘，以达到破坏运动的目的。我当时没有采取任何报复措施，只是让人用照相机把他们贴的大字报和标语拍摄下来，作为见证。
1979年元月中旬，当时跟着这几个人后面的一位上海知青代表找到我沉痛认错：“当时我们那样做太不应该了，对不住您和大家。”后来我了解到，当时坚决反对罢工向农场表态要扎根边疆一辈子的“橄八分场”的知青，在大返城中比谁跑的都快，没有一个留下，那几个北京知青早就溜回北京了，人们痛斥这些“知青工贼”，是既想当婊子又要树牌坊，等别人革命成功，又是他们最先下山摘桃子。
真是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历史应该记住这一天：公元日，云南西双版纳地区各地农场知青代表第二次联席会议，在景洪农场招待所公开召开，标志着运动进入白炽化的高潮阶段。这场为知青命运抗争的决战由此正式拉开帷幕。
冬天的南疆尽管不下雪，但亚热带的旱季，略带凉意的风，卷起橡胶林里枯黄的落叶，一片悲声。身穿绿军衣的丁惠民以浓厚的上海腔的普通话在给与会代表分析形势，他认为返城运动的高潮已经到来了，建立统一的领导核心已成为刻不容缓之事，然后他宣布了北上请愿的打算，并将北上请愿团任务和纪律提交大会讨论。
来自西双版纳70多个农场（分场一级）的120多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通过了一系列决定和决意，并选举产生了云南省西双版纳地区知青赴京请愿筹备总组（各农场设分组、小组）。丁惠民被推选为总指挥，胡建国、刘先国被推选为副总指挥，选出6名常委、39名委员。会议通过了由丁惠民执笔的凝聚版纳地区5万知青心声的《请愿书》（代第三封联名信）
请愿书（代第三封联名信）
敬爱的华主席、党中央，敬爱的邓副主席：
我们5万云南知识青年，在饱经风霜长达8年之后的今天，奋力鼓起最后的勇气，庄严地选派有全权资格的代表组成的请愿团，前来北京向您们递交这份凝聚了我们全体青年签名整个生命热情和寄托了我们全部人生信念的请愿书，或许是种冒失的行动，但确实由于迫不得已，甚至临近绝望，请原谅吧。
在“四害”横行的日子里，社会是多么地不公平啊！同样一代人，同样是知青，命运截然不同。有权势的人早已远走高飞，得意洋洋；有门路的悄悄溜走，不声不响；有钱有财的买通门路，不翼而飞。剩下的只是我们这些普通工人的子女，象一堆被人抛弃的东西丢在这里，过路人也不屑一顾，疾苦痛病谁过问？为了回去，有人不顾一切，女孩子被迫出卖自己纯洁的青春，有人像禽兽一样蹂躏她们；男青年不惜断肢截手，自毁身体。这难道是神话吗？不！这些事在八年的生活中，我们看够了、听够了！血淋淋、凄惨惨！沉重的劳动，缺盐少油的饮食，枯燥无味的生活，望月思亲的热泪，充斥着这整整八年的光阴。有多少人挨过领导的辱骂，干部的拳脚，无情的棒棍，狠毒的枪托……这一桩桩，一件件沾满了我们多少青春的血和泪啊！问一问，哪个青年没有一肚子苦水帐啊！想一想，这一切是为了什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把我们害得好苦啊！是这几只禽兽用它们的恶爪子把我们推向死亡的边缘，使林彪曾一度狂吠的“变相劳改”成为现实，这八年的青春要向“四害”讨还，这八年的恨要向它们清算！万恶的“四人帮”是我们知青不共戴天的仇敌！然而，我们仰天长叹：失去的青春是再也不会复返了！迷茫，悔恨，仇火交织着我们的心房，激励着我们的青春热血，千刀万剐了“四人帮”也难解我们知青的深仇大恨啊！
八年的岁月中，心酸多于甜蜜，愁云多于笑容，痛苦淹没了幸福。这是多么艰辛难熬的八年啊！父母的眼泪，花白的鬓发，儿女的悲伤，思亲的惆怅，千里迢迢，望眼欲穿，莫非人间真有“望夫崖”？遥看银河，喜鹊搭桥，牛郎织女也有个七月七，可是我们知识青年何时才能回到父母膝下？
喜鹊报捷了！是英明领袖华主席挽救了人民，挽救了党。我们敬爱的邓副主席也重新出来工作了！知青总算盼到了曙光。“四人帮”一手压下的乌云被驱散了，我们欢笑着，我们等待着……一年、二年过去了，拨乱反正的会议一个接一个地开过了；可是我们知青问题却不见动静，音信杳然，八年了，这还不够吗？人生能有几个八年？我们的青春仅残剩两、三年了，还能无端的消磨下去吗？上了30岁能有多大指望呢？“四人帮”在上山下乡问题上没有染指吗？毛主席关于接受再教育的指示，我们是拥护的，但是具体执行的方法是对还是错呢？我们不明白：中国这么大的一个地方，为什么只有农村才是我们这批人的归宿？难道再教育就是用这种八年来进行的简单笨重的体力劳动来表现和实现吗？我们要提的疑问太多了，积了多少年的苦水一下子也听不完，过去了的东西就让它过去吧，过多重复辛酸的历史只能给人带来悲伤和忧愁，而这两样东西对我们这些在农村已八年的人来说，是已经够多了。
如果中央认为以前上山下乡的具体执行方法是错误的，请赶快为我们拨乱反正吧。八年，父母的眼泪快要流尽，我们体内的青春活力即将衰老，再这样下去，我们实在受不了。
我们恳求，我们请求。不求金，不求银，只求让我们回到父母身边吧！
我们可以干最脏最累的活，领取最低的工资报酬，但只要在父母身边，再苦心里也是甜的。
恳求中央早日决策。
云南景洪农场十分场学校上海知青，共青团员丁惠民起稿。
景洪招待所后的橡胶林里一片寂静，念完请愿书，一直沉浸在悲愤激情中的丁惠民，泪水潸然而下，他的嗓音嘶哑了：“大家讨论吧”，胶林中响起一片掌声，席地而坐在落叶上的130多名代表，不少人也落泪了，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丁总指挥的话，也说出每个人心底的呼唤，他表达了五万版纳知青，不，全国知青心中最想说的那一句话：“我们要回家！”当天下午，筹备总组发出成立公告，向社会各界说明该组织的职能，并公开承诺，一旦完成请愿任务，将自动解散。同时发出警告：如果受到外界不公正的攻击时，筹备总组将酌情作出必要的反应。
按照预定的计划，8日下午会议还在进行时，丁惠民已派出两个工作小组，分别前往西双版纳自治州州委、政府和景洪农垦分局，谒见领导汇报情况情况并交涉有关事项，向他们提出四个要求：
1）&出具请愿团赴京途中所需的通行证明。
2）&上访人员赴京期间的工资、口粮照发。
3）&上访是正大光明的事，要借用锣鼓、彩旗等东西，以供欢送之用。
4）&边疆阶级斗争复杂，为严防坏人捣乱，欢送代表时请公安局出面维持秩序。
此举目的是为了先声夺人，争取主动。同时也算给地方领导打声招呼，以后到了北京总不能怪我们“踢开党委闹革命”吧！再说，通行证也是重要的，那时云南边疆地区控制比较严，没有通行证，买不到车票，连旅店都不让你住。显然这四个要求对束手无策的州委和农垦分局领导来说有点强人所难，谁敢答应，丁惠民根本就没有想到对方会答应，这不过是筹备总组亮起的一个红色信号灯。
橡胶林地的会议一结束，指定担任联络员的知青立即骑上自行车分赴各分场，向各分场的知青传达这次会议的内容以及筹备总组向各分场下达的各项任务：
一、&准备标语（北上请愿团用）
二、&整理一套生动的材料，揭露农场方面对知青的虐待事实，要求真实；印制100份传单，5份大字报（均交北上团带上）
三、&各自在本分场召开揭发领导虐待知青的事实及其错误行为。
四、&准备一些墨汁、油漆、广告色等（北上团带走）。
五、&准备照相机（北上团将拍下有意义的镜头，返滇展出）。
六、&准备欢送请愿团的大红花。
除上述六点具体的任务外，筹备总组要求在全版纳垦区的知青在“请愿书”上签名，将各分场筹集的募捐款集中到总组，以备北上使用。
橡胶林会议结束，白天派往农垦分局的代表回来汇报：“分局领导说找他们没用，大权在州委，已给州委打了电话，对方说8点钟给答复。”晚上八点左右，筹备总组代表一齐赶到州委办公大楼，一片漆黑，只有知青工作办公室两位普通工作人员接待他们。面对一大群怒气冲天的知青，两位工作人员满腹委屈地说，州委领导不知上哪儿去了。他俩只是小卒子，没有权利解决知青们提出的问题，其余一问三不知。在知青代表们的要求下，他俩进进出出跑了好几趟，回来总说找不到领导，这显然是托词。丁惠民得到消息：州委和农垦分局，各部门大小头脑人物都集中在小招待所开紧急会议，正在商量怎样对付已经组织起来的知青们。丁惠民不想将对方逼得太急，请这两个知青办的人转告：“如果领导确实忙，我们可以在这里等候，只是希望不要拖得太久。”一直等到子夜时分才来了一名自称是知青办副主任的干部，我们又重复了来意，他怔了一会儿，摇摇头便走了，再也没有下文，可怜那两位知青办的工作人员，一直陪代表们守到天亮。
其间发生了一段小插曲，一位知青代表随手翻动挂在墙上的一本电话记录，陡然发现在“12月6日”那一栏里，几个匆忙写下来的潦草的字：“明天他们要闹事”，这是景洪农场打给州委的电话记录。很显然，农场事先已悉知青们的动向，统治州委，于是州委领导统统躲起来了。知青们一看火大了，一齐怒吼，让人再次去找领导，这次上场的是党委办公室副主任老段，他见知青人多势众，只好改变策略：“你们北上请愿，只要省委同意，我们就开通行证。”“那你们为什么不向省委反映？”“我们反映过呀！”老段副主任两手一摊“省委没答复，你们的事，我看只有等待中央决定，州委没办法的。”他说的是实话。
“今天的事是你们造成的，躲着不见我们，请马上用电话同省委联系。”老段为难地说：“晚上领导难找，找到了也没时间讨论，你们先休息吧！”“不行，马上反映。”众知青一起嚷道。
段副主任无奈下，由几位知青陪着去给省委值班室打电话，对方回答：“明天答复。”知青们见皮球又被踢回来，非常生气，执意让老段将州委书记找来，否则决不罢休。
老段摇摇头：“最好不要把事情扩大，这么晚找领导不太好吧，今晚我们态度不好，明天再检讨。”丁惠民见段副主任仍然在玩缓兵之计，再也忍不住了，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字一句地说，象是在口述指令：
“州委领导以不负责任的态度，派两个办事员来敷衍我们，致使矛盾扩大，现在已没有挽回的余地。如果明天早上六点不见到领导，我们就无法容忍了，我们将强行北上，直接到中央反映！”老段转过头来，望着这位总指挥，忧伤地说：
“做事要有界限，希望大家顾全大局。”丁惠民立即甩出致命的底牌：“你们不负责，是决定到明天全体知青罢工的问题。”此刻已经是12月8日凌晨一时，省委的电话来了。老段在两名知青的“陪同”下去接电话，他一字一句复述着电话的内容：
“请州委、农垦分局、各农场配合做工作，说服教育。将中央政治局指示和邓副主席讲话向他们宣传。他们有什么意见可以向党委反映。他们这种做法不对，请州委做工作。
省委办公厅方伟日一点”知青们让老段在电话向对方请示：“他们坚持北上，怎么办？”电话中问：“州委研究了没有？”段答：“没有。”对方沉默了一会儿：“请州委解决。”听筒里传来一阵芒音。
老段摇摇头，一言不发走了出去。
在场的知青们破口大骂：“他妈的，州里推省委，省里又推州里，有意刁难我们！”丁惠民让胡建国和刘先国让大家安静下来，重新强调纪律。
过了一会儿，段副主任派来的人说：“州委领导已经找到，说明天再谈，因为州委书记一个人代表不了党委，党委开会研究也要有个时间。”知青们一听又要发作，丁惠民将手一挥，让一位知青作记录，他当即口授一封信：
“尊敬的州委领导：
我们一百名知青代表为了北上请愿的事求见你。从7日下午4点整一直到今天——8日凌晨2点多钟，一直在办公大楼里等你。现在我们在座的代表最后一次向你提出意见，希望你现在能和我们见面，如果这一要求不能达到的话，由此引起的后果我们是不负责的。
请想象一下，一百名代表为了求见一个领导，竟然坐了10个小时的冷板凳，还达不到目的，性质显然是严重的。我们是几万知青的代表，希望你能意识到这一点。
全体知青代表日两点一刻”丁惠民将这张纸条交给老段。
老段说：“条子我一定送交给领导……”转身就走了。
夜深了，守侯在州委办公大楼的知青们又饥又寒，他们互相搀扶着高唱起《国际歌》来。
“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们……”离天亮还有几个钟头，大家都太困乏了，丁惠民躺在一张长条椅上睡着了，有人悄悄脱下自己的夹衣盖在他身上。上百个男女知青就这样躺在大楼的过道上睡着了，滇南冬夜冷风刺骨，有位知青不知从哪儿拖拉一些茅草盖在身上，他们互相背靠背，沉入梦乡，等待又一个早晨。
8日上午10点钟，昨天开始接待知青代表的那两个知青办的工作人员又出现了，他们告诉大家三件事：
一）&州委对大家在办公室里过夜表示歉意，并准备作检讨。
二）&州委要求代表们学习邓副主席最近以来的两个重要讲话和中央五人小组听取北京市委汇报的纪要。
三）&州委答应代表们到农垦分局张局长（州委副书记）家谈判。
丁惠民和他的“三驾马车”马上组织知青学习文件，同时准备派代表去分局谈判，此时州委大门口已被闻讯赶来的各分场的知青和市民群众包围住了。上午，各分场知青负责人赶来，将所募集到的捐款按照财务手续交给筹备总组的财务组，全垦区八大农场的知青们共捐款一万多元，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丁惠民派人招来他最信得过的哥儿们，十分场机务队的重庆知青黄有志，让他负责管理这笔钱，并为他配了四个健壮的知青做他的保镖。丁惠民宣布，除了北上时用，任何时候都不准动用这笔钱。
中午，又到该吃饭的时候了，没有人来安排这百名知青代表的吃饭问题，州委推农垦分局，农垦分局又把球踢给州委，都说没有这笔开支。饥肠辘辘的知青饥渴难忍，再也憋不住，让丁惠民赶快拿主张。筹备总组纠察组刘庭明和十分场的胡长安、吴章明找刘先国商量应该怎么办，搞一点行动去堵马路，给这些当官的施加压力。在他们的号召下，上千名男男女女知青一排排席地而坐，把景洪的十字街通向四个方向的马路全堵住了，除了救护车、军车、消防车外任何车辆不许通过，从中午十二点开始到下午四点，景洪城区的交通有史以来第一次被断绝。十分场知青头头胡长安站在一辆自行车上发表演说，叙述这两天，将近30个小时求见州委和农垦分局领导，领导躲着不见的详细经过。一个个知青站出来揭露自己在8年农场生活中所遭受到的种种不公正的待遇。演说效果最好的是位重庆女知青，她叫谢继红，她来自勐满农场一分场五队，她在家里是独生女，天真活泼，1971年来云南兵团不久，她由于劳动出色，就被提拔为排长。一次她带领女子班上山砍竹子，不幸身受重伤，门牙被打掉。由于当地缺乏医疗条件，领导上同意她回重庆治疗，病假尚未满期，便提前返回连队。她不但未受到表扬和奖励，连领导给她发工资时只算她一半工伤假，另一半算事假，还假惺惺地对她说，你是共青团员，要带头吃亏。她有理难辨，而且在她回重庆治病时，她的排长职务早被连长撤消了，农场的公理何在？她坚决要求筹备总组让她参加北上请愿团，向党中央、邓副主席汇报云南知青的情况。她生动的演说赢得了知青及广大景洪市民群众的热烈掌声，谢继红以后成了第二批赴京请愿团的旗手。
下午4点，知青们结束了景洪十字街的静坐，整队游行到景洪电影院门口，又唱起悲壮激昂的国际歌。景洪电影院的舞台上歌舞升平，出席1978年西双版纳自治州的先进集体与先进个人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正坐在座位上观看州文工团的演出，一点也不知道外面的事。
晚上9点钟，州委与农垦分局派人来请代表们吃饭，静坐在地上的知青们不理，丁惠民宣布派8名代表再次求见州领导。
10点钟了，仍没有消息，刘先国代表筹备总组宣布，明天罢工，如天亮前有人答复，仍可不罢工。
11点钟，代表们撤回州委大楼。
11点50分，西双版纳州委书记王泽民，副书记兼农垦分局张局长终于出场。
会谈开始了，下面是一份保存至今的当时会议的记录：
“王书记（以下简称王）：我们正开了个1500人的先代会，上级指示要开好这个会，又要接待外宾，听说同志们没吃饭，我看先吃再谈，可不可以？
知青代表（以下简称知）：我们到处找你，你知道吗？
王：知道。
知：我们从昨天下午等到今天晚上，现在才来谈吃饭！大家愿意挨饿，先解决主要问题。
王：前天上午11点开会，省委有个通知，中央有文件，邓副主席有‘关于赴京上访的谈话’，我正准备答复你们。
张局长（以下简称张）：王书记很忙。其实饭是下午就准备好了的，迟了一点，现在先吃饭，然后再谈。嘿嘿，吃饭的事我做检讨，安排迟了一点。
知：我们北上是正义的，比生命都重要，饿一点算什么？先谈北上问题。
张：我个人的想法是，大家的意见和要求，完全可以理解，要在各级领导下集中意见，在州委职权范围内能解决的就解决，不能解决的可以反映到省里和中央。但按邓副主席的指示，要发扬实事求是和光荣传统和作风……
丁惠民：我就是丁惠民，北上是我起的头，大家都很支持。中午我们学习了邓副主席讲话和中央一个纪要后，更明确了北上的目的和意义。你们一拖再拖，欺骗再欺骗，不是积极而是消极地对待已出现的问题，侮辱知青代表的人格。现在我正式通知你们：明天早上9点钟以前，如果得不到北上的答复，全分局签名知青将一齐罢工，以维护自己的人格和尊严。
丁惠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读道：
罢工宣言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北上请愿筹备总组正式宣布：一切知青于日举行无限期罢工，以维护我们的人权和尊严。复工条件有二：
一、&无条件批准北上二、&追究引起罢工的责任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识青年北上请愿团筹备总组丁接着说：事到如今，我们还在克制，罢工宣言还没有贴出来，希望能缩小影响，我认为北上需要州委表态。如权在省里，可先开到昆明的通行证，我们去交涉。
王：难哪……（王张都掏出手绢擦汗），这个问题，坦率地说，权力不在州委。
知：在哪里？
王：不知道。知青问题相信中央会解决，怎么解决现在我也说不清楚，实事求是地说，你们的材料我们可以转上去。
丁：我们决心已定，劝是没有用的，希望你们从实际出发，到底能提供什么方便？
王：还是由我们向省里反映好。
丁：既然宪法规定了就不要纠缠不清，希望考虑明天罢工的事。
王：罢工，宪法里有。但从革命和人民利益考虑，会造成损失。相信你们比我更懂，觉悟比我高。
张：农场知青来了5万多，来了以后有些问题没有解决好，生活艰苦，我作为农垦分局长是有责任的。吃不好，住不好，这几年投资紧，材料缺乏，没有办法——这些我都有责任；文教卫生也不好，离要求相当远，怎么办呢？需要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
丁：不要扯得太远……
张：好吧。我们的意见是：有意见，可以提；有要求，发扬民主提出来。王书记刚才也讲了我们可以帮忙反映上去……
王：我们要相信以华主席为首的党中央。解决问题的渠道是很多的，不一定要上京，你们的要求可以提出来。中央有个通知，不要上访，因为这不是一个地区的问题。
知：共产党员光明磊落，请直接回答两个字：是行，还是不行。
王：请愿问题有个通知，明确规定不能影响抓革命促生产。刘先国：看样子这样子谈下去不会有什么结果，干脆不谈了。`知青们早已不耐烦了，嚷道：“散伙，休息！”王书记、张局长还坐在那里：“大家不要走嘛，还可以再谈谈……”夕日凌晨两点钟，知青终于吃到一顿饭，尽管菜只是一桶咸得发苦的煮箩卜片，但知青们仍然狼吞虎咽，饿了一天，吃啥都香。
早晨筹备总组召开全体常委会议，商量下一步怎么走？丁惠民的看法是：“谁也不敢负批准北上请愿的责任，省委往州委身上推，州委两头为难。他们的意思实际上就是叫我自己去就是。”总组当即通知州委：罢工时间推迟，12点钟以前仍有挽回的余地。
一个上午一边等待州委答复，一边紧张地进行北上的准备。宣传组先赶着将《罢工宣言》抄写成大字报，写了不少大标语，继续收理各分场陆续交来的捐款。
12点整，州委方面没有一点消息。
宣传组的几个知青早已写好的《罢工宣言》贴在景洪大街头的墙上。
联络组的知青去州委交涉，要求派车送代表们回各单位。
景洪街头突然间又多了一张宣言：
北上宣言由于我们的合法要求未能达到合理的解决，在尽到了一切努力之后的今天，筹备总组决定于12月15日正式派出北上请愿团。我们相信，向党中央、华主席、邓副主席情愿是无罪的。
西双版纳农垦分局知青北上请愿筹备总组日丁惠民决定亲自带队北上。
第二天早上，景洪农垦分局派车分送各位代表返回各农场。
这一天是日，星期日。在北京，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正在召开。也正是这一天，长达40天的第二次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会议就在这一天结束，会议的精神尚未向外界宣布。
但是，远离首都北京数千里之遥的南疆边城景洪已成为暴风眼的中心，这一天异常宁静，但铺天盖地的九级风浪即将呼啸而至。
五万金戈铁马之声，隐隐可闻。
第十三章& 北上，北上，坚持北上！ &
&&& 罢工的消息迅速传遍版纳垦区各个农场和分场，一堆堆干柴熊熊燃烧起来，呈不可扑灭之势。短短两三天，版纳垦区所有的指挥系统瘫痪，如同大革命时期湖南农民运动“一切权力归农会”一样，知青们迅速接管了各自的农场、连队的指挥权。只有黎明农场的知青没有参加罢工。按照筹备总组的要求，各分场在开始罢工之前必须召开“罢工誓师大会”，打开各分场的广播室，拿出广播器材，宣读罢工宣言。知青们一个接一个登台，控诉这些年在兵团和农场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台下一片哭泣声，积压多年的悲愤终于在这样一个庄严的场合下倾诉出来，知青们都意识到自己是以合法的形式为改变自己的命运做最后的斗争。而农场的领导们这时却一个个躲起来，他们无法应付这场来势凶猛的知青风潮，索性回避为妙。少数农场领导因“固执己见”尝到了苦头：一个晚上，几百名知青聚集在东风农场10分场办公楼前向党委书记交涉，要求对方交出广播室的钥匙，党委书记不答应，知青们便围着他死缠硬磨，直到凌晨4点钟，困倦不堪的党委书记只好交出钥匙。在勐腊农场，知青们走进场部广播室，向各连队发出第二天开罢工誓师大会的通知。他们前脚走，分场党委书记走进去拿起话筒发表声明：“刚才的通知是知青们自己搞，无效。”第二天勐腊农场罢工誓师大会如期召开，群情激奋，会完后，知青代表庄重地将罢工通知交到党委书记手中，令这位平时放一个屁都是命令的领导十分尴尬，既恼怒又无可奈何。
在东风农场十分场，誓师大会后，全场知青开始罢工，生产瘫痪了，机务队的重庆知青们将十几台拖拉机停在正在开荒大会战的山头上便下了山。场长急了，挨个向这些知青司机们求情：“我求求你们，那是国家财产，你们难道不心疼吗？要罢工，至少也应该把拖拉机开下来呀！”他见无人搭理，又跑去找筹备总组负责人。“小王，你动员一下知青吧，把拖拉机开下山来，还有给那些春天移栽的橡胶树苗浇浇水，除此之外，你们怎么罢都行！”小王在知青中有点号召力，他看着焦急的场长笑嘻嘻地说：“我说场长啊，你也是平时不烧香，临时抱佛脚的。我们来了8年了，吃苦受累，死伤这么多人，你又哪心痛过一回呢？现在你心痛拖拉机和树苗，我们的价值还不如一棵树吗？”场长无言以对。
在景洪的流沙河水电站工地，工地的指挥部在风闻知青们即将开始罢工后，已经通知各分场，组织各连队的老职工来工地，以替换知青们。近2000知青撤走，返回各分场响应罢工。知青们的离去，工地的劳动效率下降，因为几乎所有的技术性的岗位，如开拖拉机、电工、测量都是知青担任的。
按照筹备总组的要求，公布了罢工纪律，成立了执法纠察队，维护罢工秩序与治安，再三强调了不准损害老职工的利益。筹备总组制定的《罢工纪律》如下：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没有筹备总组的命令不得擅自复工。
二）罢工时间（八小时）不许做私活。
三）罢工人员不得干任何偷鸡摸狗（包括男女关系）违法之事。
四）罢工人员因事外出必须向本队知青负责人请假和向本队领导打招呼。
五）严禁赌博。
六）不许侵犯老工人的利益。
如有违反者，视其情节轻重，严肃处理。直至取消签名资格，后果自负。
各分场都成立纠察队维护罢工秩序。现任重庆市图书馆学会副秘书长的罗小文，当时就是东风农场6分场的纠察队队长，他瘦长的个头，一个典型的文弱书生，他出生在音乐世家，父亲是重庆歌舞剧院的老师。他弹一手令人叫绝的琵琶，差不多是专业水平，在艰苦的劳动之余，他每天都要练琴几个钟头。在6分场2连知青宿舍，几乎每天晚上，都回荡着罗小文哀婉激越的琵琶声，令人心楚，伴入梦乡。罗小文因家庭出身不好，平时劳动苦干，为人小心谨慎，但在这次风潮中，罗小文从沉默中爆发了，成为六分场知青的头头。他一改平时温良恭俭让的脾气，对纠察队员们提出要求：“凡是违反罢工纪律的，给我打！”于是，带着纠察队员们到处巡逻，检查纪律。有一次，他发现一个知青在做家具，便命令纠察队员将那人做好的家具都砸个稀巴烂，到此为止，没有对个做私活的知青动拳脚。他们巡查到一个连队的小卖部，两个上海知青拿了几盒香烟不给钱，急得当售货员的重庆女知青与他们辨理，那两个人要打她。恰巧，这时罗小文领着几个纠察队员巡查到此，不仅让那两个上海知青付了钱，还让他们吃了一顿拳头，作了检查，保证不再重犯。一天下午，一队上海知青情侣正关在屋子里行云雨之事，正好纠察队经过这里。听见里面声音异常，立即明白是怎么回事，罗小文敲敲门，叫里面的人出来。过了一会，那个男知青惊慌失措地穿好衣服出来了，罗小文当即通知他：“你们二人明天回上海探亲，等罢工结束再回来”给他们俩留了一点面子。第二天，这对“鸳鸯”刚离去，罗小文就在场部广播里向全分场宣布：“……由于这两位知青乱搞男女关系，破坏了我们罢工人员的形象，我们对这两人提出严重警告，并已通知分场，取消其罢工资格……”其言外之意就是要分场停发这两个人在罢工期间的工资。
筹备总组还规定，各分场的学校的知青教师和卫生所担任医务人员的知青不参加罢工。前者是为了不耽误农场职工子弟们的学业，后者是出于对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的考虑。
差不多是罢工令一下达，在有些农场罢工与反罢工的斗争就开始了，很多知青出于经济的需要和对前途的担忧，躲躲闪闪地扛着锄头去上工，但队员们追上去，将他们拦住，经过一番口舌，又劝下山来。有个别农场甚至以“干一天活给5元钱奖励”做诱饵，鼓动罢工的知青上班，但被绝大多数知青拒绝了。五元钱差不多是知青每月工资的六分之一，但为了返城他们众志成城。
由于罢工纪律严明，于是，以往时常发生的偷鸡摸狗、损害老职工利益现象随之消声匿迹，农场变得纯洁起来，知青们捐钱捐粮，抓紧时间搜集诉苦材料，抄写、刻印、蜡纸、油印，以供北上请愿团带去北京，会写毛笔字的知青则写大标语，几天内各分场都贴出一系列知青们罢工请愿的大标语：
“打倒四人帮，知青得解放！
打倒四人帮，知青要回乡！我们要人权，我们要尊严，我们要与亲人团聚！
我们不是朱克家，我们要回家！
坚决不做扎根派！
北上无罪，请愿有理！
我们要见华主席，邓副主席！
知识青年的春天到来了！”农场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和谐、平静，无论是上海的、重庆的、北京的、昆明的，知青们之间变得亲热起来，在同一个连队生活了8年，难免有些矛盾，此时前隙尽弃，我们是患难与共的战友，我们共同在为命运抗争。人的思想、灵魂在社会大变革中得到净化升华，无论前面是鲜花铺满的道路，还是荆棘、火坑，我们必须肩并肩，心连心，义无返顾地往前走！
根据筹备总组的安排，罢工开始后，各分场立即推选北上请愿的代表，按规定每个分场推选两个代表，上海知青、重庆知青各一人，版纳垦区共有近70个分场，代表的总数应该为140人左右。推选的方式采取的是巴黎公社绝对民主选举的方式。被推选出来的代表几乎全都是各分场威信比较高，参与运动最热情的知青，大多数是共青团员，只有两名共产党员。由于分场、连队的知青干部对运动持观望的态度，都不愿伸头当这个代表，怕“秋后算帐”抢打出头鸟。所以被推选出来的代表中，知青干部寥寥。
日，我在刘先国的陪同下从去浦东张江高科技园采访原勐醒农场二营机务连上海知青，现任上海地康生物医疗有限公司总经理胡寅康。他是一位成功的企业家，他开发研究的中药抗癌新药“康济宁合剂”被评为全国火星杯创造发明金奖和98’上海市重大科技项目。
下面是胡寅康的自述：
我是上海市杨浦区育新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是日首批赴云南的知青，在路上走了半个月，1969年元月5日才到达地处中老边界的勐醒农场。到1978年，我们已经在云南农场待了整整十年，开始当工人种胶树，以后调到机务队当统计员，1978年我卷入这个大潮是被动的，因为我在机务队的工作很忙，生活状况要比当工人要好一些。
1978年10月底我在五连参加一个自发的知青会议，传达景洪农场丁惠民写的致邓副总理的公开信，会场上秩序乱糟糟的。在会上，我提出与众不同的观点：我们请愿不能纠缠在生活上、劳动艰苦上，年龄大了找不到老婆这些具体问题上。应该从政治、经济、历史的角度来评判知青上山下乡运动，是对，还是错？在拨乱反正的今天，知青上山下乡应该怎么发展，应该有个定论，如果是错了，就应该让我们全部回家。我的意见引起大家的一致认可，认为我的话有思想深度，一下子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因为当时知青文化水平普遍比较低，我的年龄大一些，平时酷爱读书，喜欢思考问题。
对赴京请愿我开始是反对的，因为我从历史书上看到，历朝历代赴京告御状的，有几个是活着回来的？所以有点害怕。况且，当时我已结婚成家，顾虑多一些，以后全营知青推选我当赴京代表，这时我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我是代表全分场知青利益的，义不容辞。我是个思想正统的人，我酷爱读书，知青们都喊我“书呆子”。我读了大量的俄国文学作品，特别对屠格涅夫，这位俄国封建农奴制度最无情的批判者的小说很痴迷，所以看问题有一定深度。当时农场知青中，无政府主义，自由散漫现象比较严重，但我从不参与偷鸡摸狗之类的事，连指导员说我不是革命者，就是反革命者。在兵团建制时，连长徐殿文看中我的女朋友徐贵芬（上海市杨浦区泾南中学67届初中毕业生），阻扰我俩恋爱，并借故整我。我读萧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被连长批为读苏修的书中毒太深，借我曾写过的几首诗，说我散布资产阶级思想，多次在连队开会批斗我。
1975年我与徐贵芬结婚，第二年女儿出世了。女儿出世刚几个月时，七连驻地和胶林着火，我发现后没经领导同意擅自决定派了几部拖拉机赶去救火，结果营领导批评我是无政府主义。有一次，我在仓库里发现一台晶体管收音机，但拨不到频道，我在胶林里拉起一根铁丝，想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被人告发，营、连领导说我收听敌台，是现行反革命，降职降薪。
当时丁惠民的公开信象一根火柴，点燃了版纳知青这堆干柴，终于有人出来为知青说话了，代表了广大知青对未来的向往。
12月13日各分场推选出来的知青代表到景洪集中，我当时已做好坐牢的准备，我爱人反对我当北上代表，她拗不过我，就说以后要送牢房了。
胡寅康一直随丁惠民、刘先国北上，是请愿团的摄影师，他那台“珠江”牌120型照相机拍摄了数百张反映请愿团行踪的照片，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照片成为后人了解那段特殊历史的第一手资料。
邹盛永是勐腊农场六分场推选出来的重庆知青北上请愿代表，现任重庆市鑫盛龙实业公司经理兼总工艺美术师，他的公司经营的绒布玩具占据了重庆绒布玩具市场的半壁江山。日我去重庆采访，他和丁惠民在沙坪坝火车站接我，他是个中年发福的汉子，戴着深度的近视眼镜，朴实、沉稳，他给人第一印象；这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果然不出我所料，他在重庆知青中有很好的口碑，乐于助人，处世稳妥，所以朋友很多。
邹盛永回顾那段往事：
我是重庆市石桥铺中学毕业的，两年初中几乎没学什么文化知识。1971年我们响应号召去了云南兵团，去的是西双版纳最艰苦的老六团，其中的酸甜苦辣说不清有多少。有一次我们连队重庆知青与上海知青打架，重庆人打赢了，事后，我们都被连队干部吊在篮球加上打。连长和指导员都是现役军人，强迫我们承认是想越境跑到老挝，想叛国，是现行反革命。
我的一个生死之交的朋友在日勐腊泼水节车祸中死了，我悲痛了好几天，吃不下饭，睡不着觉，还联想到我一家人的不幸遭遇。我哥哥早我两年在四川下乡插队，父亲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家中是剩下母亲孤零零一个人，病倒在床上几天没人开门，更不用说送饭送水了，我每想到此伤心不已。
我们来农场八年了，农场没有什么变化，农场干部对我们穷凶极恶，不少知青说与其这样活下去，不如去死。
丁惠民的信就象一根火柴点燃了我们这堆干柴，我们立即响应。《中国青年报》评论员文章一出来，知青们的胆子更大了，连一些知青干部也在联名信上签名了，因为我在知青中威信比较高，被分场的知青推选为北上请愿代表。
丁惠民的第二封信出来后，我便在分场中发起募捐，六分场一共只募集到300多元钱，我把这笔钱送到景洪，并参加了筹备总组，参与了与州委领导的谈判。谈判没有结果，又去景洪十字街扎马路达4个小时，州委始终不敢开证明让我们去北京。
丁惠民几次处理问题都很果断，有策略，如不允许对州委干部动武，有些知青提议干脆宣布绝食，死一、两个人造成更大声势。丁说糟蹋知青生命的事决不能干。
为欢送北上请愿代表，12月20日勐腊老六团广场上召开了欢送大会，有2000多人参加，会场上悬着两幅大标语：
“不答应条件决不复工！
北上请愿是广大知青的心愿！”欢送会结束后，还在勐腊县城游行。锣鼓喧天，彩旗飘飘，代表们胸前佩带大红花，情绪激昂的留守知青们一直将我们送到汽车站上车，并于12月14日赶到景洪。
邹盛永是个细心的人，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他至今仍保留着当年这些珍贵的日记，还有大量的传单、公告等宣传品。他是版纳知青第二批赴京请愿团的宣传组组长，在请愿团里他是一个最辛苦而任劳任怨的人。
丁惠民所在的景洪农场十分场欢送北上请愿代表大会富有一定的戏剧性场面。会场四周彩旗飘飘，高音喇叭播送着轻松的乐曲，欢送大会的主持人是个矮小精神抖擞的，机务连重庆知青黄有志。在热情激昂的《运动员进行曲》中，各连知青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站在已划好的线内。分场的领导们躲在远远的地方注视着会场。
大会的第一项内容是奏国歌。来自各连队知青乐手们很快集合成一个像模象样的乐队登台亮相，有拉手风琴的，吹号的，拉小提琴的，还有拉二胡吹笛子的，简直是一个中西结合的大拼盘，这是知青自己的乐队，他们为此骄傲，在乐器合奏中，全体知青昂首挺胸，引亢高歌：
“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新的长城……”第二项内容是请分场留守负责人胡长安讲话，他代表留守的罢工知青祝北上请愿成功。
接着给代表们佩戴大红花，会场响起一片热烈的口号声。
“向代表们学习，向代表们致敬！”“祝北上情愿成功！”刘先国代表北上请愿团讲话，他的话不多，表示决不辜负知青们的期望。
接着胡建国、胡长安等几位知青头头，提着酒瓶给北上代表饯行，其悲壮气氛真有点象京剧样板戏《红灯记》中李玉和被捕临行前喝下李奶奶递来的一碗酒的唱词：
“临行喝妈一碗酒，
浑身是胆雄赳赳……”
但严肃的会场气氛谁也没敢这么唱。壮士们就要出征了——为了实现全体知青的愿望，等待他们的是祸大于福，许多知青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