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二九师七六九团年的那年做生意好

我亲身经历的饥饿----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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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亲身经历的饥饿----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
我亲身经历的饥饿----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作者:南怀沙
&&& 最近,有甘肃一高级知识分子兼干部微博否认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严酷的史实-----六十年代大数量饿死人,尽显无知与无良。本人是健在的见证人之一,也说几句:
&&我亲身经历的饥饿----从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九年&&
&&&&& 此书中既无臆造的人物,又无虚构的事件。人与地都称其真姓实 名。
&& 如果人物、地点的名称与《三国演义》中的巧合,则系事出有因;所写事
&& 件的日期、细节、数字也都尽量地做到真实,若是出现些许差错,那也是
&& 因为人的记忆难以经受岁月的磨损。
&&&&&&&&&&&&&&&&&&&&&&&&&&&&&&&&&&&&&&饥饿(上)一九五九年至一九六二年     我一直认为,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生,不算是完整的人生。   前面已经说过,一九五七年冬天,我们家就因为缺粮,派我起早去买豆腐渣,真正吃不饱肚子,真正地挨饿是从一九五九年开始。  车营街的南边,有一条和京杭运河平行南北走向的土岗,长不足千米,宽百米有余,高十米稍多。土岗被几条沟壑分割成八九个山包,传说它本是一条为非作歹的恶龙被关老爷用青龙偃月刀斩成了数截,因此得名为龙山。其实它只是当年开挖运河时堆积的土方,华北大平原基本没有起伏,稍微隆起的地方就被命名为山。  龙山四周没有居民,只有稀稀拉拉低矮的树木。龙山的几个山包,全都光秃秃的,中间最高的那个上面有数间土屋,曾经住过一批劳改的犯人。我看见过他们被押解着劳动,很可能是右派和反革命分子一类的人,假如是刑事犯人,那样简陋的去处,很难进行管束。  龙山地形蜿蜒起伏,到处是土块,“弹药”充足,是男孩子们“打土仗”的好战场,我和我的同学,和车营街邻家的伙伴多次去那儿痛痛快快地实战演习。除了玩耍,我去龙山,更多的是去采集树叶和野菜。  搞过了大跃进,吃过了大食堂,从一九五九年开始,粮店供应的粮食越来越少,粮食的品种越来越差。春天,树叶开始发芽,母亲带领我去龙山撸榆树叶。北方的树,榆树的叶子是最好吃的。榆树浑身都是穷人的“宝贝”,它的果荚叫榆钱,比它的树叶更好吃;榆树皮去掉外面粗糙的部分,晒干了可以磨成榆面。榆面性粘,可以和粮食掺在一起蒸窝头吃。  龙山上的地势高,因为干旱,榆树都长不大。我年幼个子小,可以爬到树杈上去。龙山上的榆树数量也不是很多,去撸树叶的人多了,树上的榆叶越来越少,有的只剩下树尖的几个枝杈还有几片绿色。小一点的树,我爬到树上,靠身体的重量慢慢把树压弯,母亲抓住树梢,把仅有的几片绿色全都扫荡干净。从春到秋,龙山上的榆树不知道要遭遇多少次这样的屠掠,始终都是光秃秃地面对苍天。好在榆树的生命力很强,来年春天,它们仍旧还能吐出一点新绿。  母亲没有时间去龙山,我一个人单独去过几次。榆树上实在没有叶子了,就采摘野菜。龙山上有一种猪毛菜,尖尖的叶子象猪鬃,因此而得名。回家把猪毛菜用开水烫一下,包在玉米面里做成“菜荠榴”(临清方言,中间是菜,外边包面,面少菜多的一种干粮。荠榴二字,系本人杜撰,仅取其音)很好吃。  龙山上的猪毛菜也不是很多,有一次我因为采摘几棵长在背人地方的猪毛菜,从高处滚下来摔伤了胳膊。母亲不放心我一个人去龙山,就让还不到五岁的二弟保昌跟着我就伴。二弟实在是太小了,小手连把榆叶从枝杈上撸下来的力气都没有。不过他也不是完全没有用处,我把小树压弯了,他能够帮我拽住树梢,我就可以腾出手来撸树叶了。  有一次我和保昌弟弟背着一小包野菜榆叶回家,龙山边缘的路很高,路边一户人家的院子,比路差不多要低了两米。我发现那个荒芜的院子里有一棵野苋菜,肥厚的叶子很诱人。我不愿意放弃它,不管三七二十一就溜到了那个院子里。我把野苋菜拔到了手,却怎么也爬不到路上来了。看到我一次又一次滑下去,保昌弟弟吓得都哭了,最后,我费了九牛二虎之力,绕道从别的地方才爬了上高岗,衣服上蹭得全是泥土。许多年后,我和保昌弟弟回忆起此事,他笑我贪心;我笑他胆小。  我们家住的院子西南角有一块空地,母亲帮助我把它翻起来。我在龙山附近看见过别人种白菜,我比着葫芦画瓢,也栽种了白菜。白菜的秧苗是我一个人去差不多两公里外的一个菜园子买来的。一只竹篮子里装了几十棵根部带着土的秧苗,死沉死沉,我一路休息了十几次,费尽了力气才把竹篮子挪到家。  头伏萝卜二伏菜,种白菜的时候,天气还很热,几乎天天都要浇水。我们家住的院子就在京杭运河的大堤上,河堤有五六米高。我用洗脸盆从运河里端水浇白菜,河堤的坡很陡,一盆水端到菜地,摇摇晃晃就剩下一盆底。河水洒到堤坡上,堤坡变得又湿又滑,走上去很容易摔交。我光着双脚,脱掉外衣,只穿一条裤衩,一下子摔个仰八叉,水盆扣到身上,弄得浑身都是泥水。有一次母亲帮我端水浇白菜,也滑倒摔了一身泥。  栽种的白菜苗都成活了,绿油油的很招人喜爱,我放学后第一件事就是先去看白菜。绿色的白菜苗招来了浅黄色的蝴蝶,再后来白菜苗上开始有了虫眼,绿色的小虫吃了我的白菜还拉出深绿色的颗粒粪便。我除了浇水之外又增添了捉虫子的任务。忙了一秋天,收获了一二十棵带虫眼的白菜。因为肥和水都不充足,白菜没有卷成结实的心。我第一次种植的经历,让母亲很自豪,她不止一次向别人炫耀:“纳们保兴九岁时,自个就会种白菜。”  父亲到市委工作以后,就住到了机关里去了,吃饭也在机关的食堂里,只有星期六傍晚才回家来。因为粮食短缺,每当吃饭,母亲就把干粮给我们弟兄三个分一分。养成了这样的习惯,饭端到桌子上,母亲不分配,我们仨就不动碗筷。  那一年,祖父到临清看望我们,吃饭的时候,见我们弟兄三个都板板正正座在矮登上,不伸手拿干粮,对我们说:“都吃吧,一会就凉了(Lie)。”   弟弟说:“我妈还没有分份呢。”   祖父当时就掉下了眼泪。   祖父回刘口之前对父亲说:   “你们从家里出来对(Dei)付了(Lie)。”  对(Dei)付,刘口方言:做对了的意思。祖父这句话,算是为自己六年前阻挠父亲外出工作的行为,向父亲承认了错误。我们在临清忍饥挨饿,祖父还说“对付”了,可见那时期我国的农村,包括刘口村一带是幅什么样的凄惨景象。  饥饿最严重的是一九六0年,成年人每个月供应的粮食指标降到了二十三斤。按照规定,粮食指标中,20%的小麦粉;20%的地瓜干或地瓜干粉;60%的粗粮:小米、玉米粉、高粱面等。实际能够买到家的,大多数根本就不是粮食。麸皮、谷糠、棉籽饼,玉米芯,都被计算在粮食指标内在粮店里出售。那年春天,榆树叶和野菜也都采寻不到了,我们家吃过槐树花、柳树叶和杨树叶。  麦收的时候,母亲带着两个弟弟回刘口村拾麦子。那些年,每逢麦收秋收都有许多城里的人去乡下拾庄稼。农村的社员同志们收割完庄稼,一般都先让本村的老人孩子们拣拾一遍,然后才轮到城里去的淘金人。母亲回老家拾麦子,能够享受村民的待遇,一个麦收时节可以收获二三十斤小麦,当时自由市场每斤小麦可以卖到三块多钱,去掉往返800多公里的路费,还是划得来。母亲回临清时,把二弟留在了二姨家。二姨家有菜园子,能当食品吃的东西比别人家宽松。二弟不在临清,四个人的粮食指标三个人吃,缓解了我们的困境。  我早晨去上学,一般都不吃早饭。母亲头天晚上,在压住了火的火炉上烤两块窝头。第二天,焦黄的窝头干就是我最可口的早餐。如果火炉上烤的是馒头片,那将是一个更美好的早晨。烤窝头做早餐的日子远远多于烤馒头片,能美美地吃几片烤馒头,对我说来简直成了一种奢望,以至于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仍然喜爱吃这一口。外出旅行背囊里储备的食品,依旧要有烤馒头干。  父亲在市委的食堂里就餐。市委机关人员的粮食也定量供应,每人每月三十市斤,供应的品种要好一些,最差的是地瓜干,没有棉籽饼玉米芯之类的代食品。父亲量入为出,控制每顿吃干粮的数量,从月初到月末每天还有饭吃;如果偶尔放开肚皮一两次,月底就要断炊。市委机关食堂有一个炊事员叫巩云普,开饭的时候,他经常模仿市委书记讲话的口气诙谐地喊道:   “同志们!原则上吃馒头。一系列地喝烫。”  市委的主要领导另有一个小伙房,也只是每人多供应几斤面粉,半斤植物油,并无多大的特殊。市委的第一书记叫张镜湖,他让炊事员给他熬一碗猪大油,放在办公室的抽屉里,吃饭的时候,用羹匙往馒头上抹一点,给自己补充点油脂。几年后的“四清”运动中,张镜湖作为“四不清”受到批判,上述行为也被当作特殊化揭露出来。  市委市政府机关也有人因营养不良患上了浮肿,市委常委开会通过了一项决议:“为了保存革命的骨干”,把机关小伙房就餐人员的范围扩大一些。中层领导凭市医院出具的“肝炎”病历证明,也可以到小伙房就餐。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享受不到这样的待遇,即便真的患上了肝炎、水肿一类病症,也只能在大伙房里,“原则上吃馒头。一系列地喝烫”。父亲半夜加班写材料,饿得实在厉害,就到办公室前面的菜地里——那时县委机关大院里的空闲地也都栽种了蔬菜和庄稼,偷偷地找些茄子黄瓜类的东西充饥。全市最高机关最高领导尚且这样,普通的职工市民们的景遇可想而知。  为度过最难熬的一九六0年的冬季,父亲托蔬菜公司的人买了一些胡萝卜。是我和父亲一起去位于城东林园蔬菜基地用地排车装运的。地排车前后都有档板,满满地装了一车,有一千多斤。拉回家后,象宝贝一样,用沙土封盖好,堆在了床和桌子的下面。每到肚子饿得厉害,母亲就用沙锅煮几根胡萝卜。越是饥饿,吃东西的愿望越强烈,肚皮的容量越大。我和母亲两个人一晚上能够吃下满满一沙锅煮胡萝卜。煮胡萝卜的水甜丝丝的,很好喝,母亲总是让给我。冬春两季,四个月的时间,一千多斤胡萝卜都被母亲和我以及三岁的小弟弟消灭了个干净。  胡萝卜做为蔬菜,被人们推崇为很有营养的食品,如果做主食,就会觉得它除了水分没有多少充饥的价值。有限的食物,稍微有些营养的食物,都尽着我们吃,母亲自己挨饿更甚,她的双腿那年冬天浮肿得厉害,步行去服装门市部上班,两公里多的路程,中途都需要找地方坐着歇息几次。  我和弟弟的身体都停止了发育。全家人只能说是没有饿死,勉强活了下来。很多年后,提及饥饿最严重的岁月,母亲就说是“咱们吃胡萝卜的那年”。  那一时期,全国饿死了多少人,始终没有接近真实的数字。刘口村我的曾祖母,我外祖父的二弟,我们小四合院的邻居赵石头,烈属兰至儿的母亲,都是一九六0年去世的,饥饿造成许多人营养不良而死亡。  饥饿,是我童年记忆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时至今日,我依然能够把当年那些曾经被用来填充肚皮的东西按照口感习性进行一番精准的排列:   一、野菜及其它采摘自田野之物:   苋菜,不耐旱,采摘不易;   灰菜,水分极大,只有嫩叶可食用;   猪毛菜,耐旱,临清一带,好像只有龙山附近有;  以上三种是野菜中的上品,口感都不错,据说富含维生素,饥饿的年代哪里还讲究什么维生素,只知道它们所含的碳水化合物十分地少。   马齿菜,水分大,易生长,容易采摘。   苦菜,开小黄花,叶片断裂处,会流出白色的浆水。味很苦,煮熟后用凉水浸泡方可食用。   老鸹筋,味略苦,口感粗糙;   秃榴酸,生长在潮湿低洼处,嫩叶生吃味酸,口感粗糙;   刺儿菜,味道口感都极差;生长力却极强,锄地之后,只要留下少许根须,几日内就能再生出嫩芽;   地瓜叶子,粗糙,几乎全是纤维,晒干后可长时间存放。   茄棵皮,茄子棵枝杈的皮,厚而筋道,晒干之后,除了味道不同,储存食用方法与地瓜叶子相同;   白菜疙瘩,白菜根去掉外面的硬皮,里面那块拇指肚大小的柔软部分可食用,蒸熟口感面而无味;可盐渍为咸菜;   胡萝卜樱子,晒干后食用,极难吃;   二、从树上掠食采摘的:   榆钱,味甜,可生吃,蒸熟后绵软,可谓最上乘的代食品。可惜太少,且只有每年的五月间有三五天的收获期。   榆树叶,味道一般,富纤维,如同大路蔬菜的老叶子,只能熟食。   槐树花,味道微甜,但有毒,吃了以后,人的脸和眼皮都会肿起来。   槐树叶,味苦,毒性比槐树花低;   柳树叶,味苦粗糙,煮熟后在水里浸泡一天,还是很苦涩。   杨树叶,粗糙,嫩叶上有一种黄颜色的胶,粘嘴,反复清洗浸泡也不易去掉。   三、从粮店用粮食指标购买到的代食品:   麸皮,味道最好,营养最高(据说富含维生素B1),最接近食物的代食品;   谷糠,小米的外壳,口感粗糙;  玉米芯,粉碎的颗粒再小,口感还是极为粗糙。用现代的技术氨化发酵后可用来喂牛;对人的肠胃来说,它几乎就没有一点可供吸收的营养。  棉籽饼,棉籽榨油后的渣子,褐黄色,极粗糙,通常只用做肥料。它有毒,含有高浓度的棉酚,棉酚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男用避孕药。可以肯定地说,食用棉籽饼对推行计划生育非常有利。   上述四种从粮店购得的代食品,进入人的腹腔,都容易造成结肠疲劳,结肠疲劳的结果是极度便秘。   &&&&&&&&&&&&&&&&&&&&&&&&&&&&&&&
&&&&&&&&&&&&&&&&& &六、饥 饿(一九六三至一九六五年)    我进入临清一中的一九六二年夏天,国家和人民仍然还在饥饿中。临清的城市居民,购买粮食依然还要使用《购粮证》。《购粮证》上登记着家庭人口和供应口粮的数量和种类。没有工作的市民,每人供应口粮标准还是二十三市斤,少量的小麦面粉,大部分是玉米面,还有地瓜干和地瓜干粉,地瓜干粉简称地瓜面,地瓜面蒸出来的窝头是黑颜色的,不好消化,刺激胃酸分泌,烧心。中学生凭学校的证明,口粮标准可以提升到二十七市斤,粮食的品种和市民的一样。  城市户口的学生到一中的学生食堂入伙,需要把自家的《购粮证》上的粮食指标,去粮店换成粮票。粮票交到学校。食堂的管理员按照粮店供应的品种比例卖给学生饭票。每市斤粮票一般可以买到20%的馒头票,50%的玉米窝头票和30%的地瓜窝头票。  农村的同学,没有粮票,从家里带什么粮食吃什么。一般都没有小麦,只有玉米高粱和地瓜干,交到学校的食堂里,每斤加二分钱的加工费,吃各种颜色的窝头。  学生食堂的窝头很小,每斤八个。多数同学的早餐是窝头两个,玉米粥两碗,咸菜佐餐,两碗玉米粥要一个玉米窝头票;午餐一般三个窝头,菜汤一碗;晚餐和早餐一样。  即便这样的伙食,也要预定,大概是为了减少浪费。每个班级,推选一个热心厚道,办事认真者做伙食委员,地位仅次于正副班长和学习委员,相当于班里的四把手。每个周六的上午,“四把手”要把全班下周每顿饭多少碗稀粥,多少个馒头,多少窝头,其中窝头多少个玉米的,多少个高粱的,多少个地瓜面的,一一统计清楚,并收齐各色饭票。定饭统计表上列明“白”“红”“黄”“黑”及每顿饭的数量。“白”是馒头;“红”是高粱面窝头;“黄”是玉米窝头;“黑”是地瓜面窝头或地瓜干。每到开饭,值日生去伙房按照数量悉数取来便可。一只大大的木桶足以盛下百八十碗稀粥;各色干粮用一个浅浅的木箱抬着,上面覆盖一小棉被。  菜金一个月收取一次,每人一元五角,每天五分钱。早餐与晚餐都是一分钱的咸萝卜,盐的比例几乎达到饱和,把白萝卜腌制到最咸的程度;午餐的菜汤三分钱:热乎乎满满的一碗,稀而咸,表面漂着几滴油花。一大锅菜汤煮熟以后,表面扬一勺子熟油。民间称这样的工艺为“后老婆油”,是说偏心的后母给子女做菜,把油尽撒在菜的表面。若油花是黑棉油做成,绿菜叶上漂着几个黑色的圆点会很显眼,可以让将要喝下它的人产生丰富的想象。若是夏秋季节,青菜的品种众多,产生的想象或许会更精彩:菜汤里经常会埋藏着整个的青虫;若青菜的入侵者是蚜虫,它们的尸体就都漂在菜汤的表面,一层密密麻麻的绿色小点。从生物学和化学的角度分析,青虫或蚜虫也都是蛋白质,对学生的身体只有好处并没有太大的坏处。再说青菜有虫子,证明它没有遭受化学污染,完全符合当今的饮食标准。  学生伙房采购用来煮菜汤的蔬菜几乎都是价格最低廉的品种,虽然经过清洗,菜汤的底部还会沉淀着泥沙杂物。伙房的员工把菜汤灌到各个班级的饭桶时不停地搅动,让菜汤稀稠尽量地均匀,以保证公平。各班的值日生从饭桶往每个人都饭碗里分配时也是同样的动机与动作。这样一来,碗里的菜汤快要喝光的时候,碗的底部常常会有沉淀下来的泥沙杂物。  菜金如此低廉,也有半数同学负担不起,三餐均以从家里带去的咸菜佐饭。因为临清周围盛产棉花,生产队年底分配黑颜色的棉油,有的家长在学生带到学校里的咸菜里放上许多加热过的黑棉油。还有家里更困难的同学,没有粮食和地瓜干交给食堂,每个星期天回家去拿些没有多少粮食,掺着米糠麸子野菜的干粮,伙房蒸窝头的时候,专门有一节笼屉为他们加热。  教室在北院,学生的大伙房在南院。当最后的下课铃响过,每个教室便有四五个值日生鱼贯而出,目不斜视地快速奔跑,遇到熟悉的同学,师长,也无言语,径直往南院去完成打饭的任务。  那个年代流传着一个人人皆知的谚语:“一天一两,饿不死司务长;一天一钱,饿不死炊事员。”意思是每个人的口粮供应得再少,经手粮食的人都会多吃多占。为了防止上述行为,临清一中学生食堂建立了很严密的监督制度。每个班的生活委员轮流到伙房值班,每顿饭从仓库里领取多少各色面粉,加工多少个馒头窝头,都要登记。窝头馒头蒸熟了,还要抽样过秤。每斤小麦面粉能够加工一斤半馒头;一斤玉米面可以加工一斤七两窝头;地瓜面的成品率最高,可以达到二斤。  写到一中的学生食堂,有一个细节不应当遗漏:学生们常年没有一点儿油水,经常有人因为营养不良而患病。为了学生们的身体能够正常发育,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道是谁做出的决定,学生食堂每个月一定要吃一次油条。每到食堂吃油条的日子,大家和过年过节一般。每个人可以买四个馒头票的油条,饭票之外另交一角六分钱。就因为这一角六分钱,每次吃油条的时,有三四成的同学放弃了这个补充油水的唯一机会。油条从食堂打回去分给个人时,要用秤称,精确到四分之一根。吃完了油条,手上的油都要用舌头添干净。  家在城里的同学一般不在学校的食堂里入伙,午饭吃从家里带的干粮。我的午饭经常是一个大窝头一块咸菜,窝头是地瓜面和玉米面混合的,呈黑褐色。颜色的深浅和地瓜面的多少成正比,地瓜面越多,颜色越深。有时还要掺杂一些碎地瓜干或干菜。母亲为了把窝头尽量蒸得好吃,掺上少量的小麦面粉发酵一下。一个窝头根本填不饱肚子,聊胜于无而已。  我们班二十多名家在城里或郊区经常带午饭到学校里吃的同学,谁带去的食物好坏,大家的印象非常深刻。以至于三四十年以后,老同学们一起聊天,谈到某某同学,就会说到:他那时经常带馒头去学校;或说:他家那时很困难,经常带地瓜面的窝头。同学们的记忆中,我们家那时的饮食属于比较差的,比我更差的只有姜长山和另外一两位同学。  长时间的饥饿,大家的鼻子对食物的气味变得非常敏感。一天,全教室的人都在上早自习,刘明生同学迟到了。按照惯例,他应该蹑手蹑脚低头弯腰地遛进教室,悄悄坐到自己的凳子上去。他推开教室门的时候,女同学王新华正在吃从家里带来的烤地瓜。烤地瓜的香味刺激了刘同学的嗅觉,使他忘记了自己迟到生的身份,直听到他一声大喝:“谁吃烧山芋呢?”顿时,全教室一阵经久不息的笑声。从那以后,刘同学便有了一个外号:“烧山芋”。   一九六0年到一九六五年,我从十岁到十五岁,正是  身体发育的高峰阶段。因为肚子一直处于饥饿和半饥饿的状态,吃进肚子里的,多是只能充饥而没有什么营养的东西,我的身体一直没有发育,初中毕业的时候,我的身高才147厘米,是我们班甚至是我们年级的男女同学中个子最矮的。我很喜欢体育运动,看着同学们玩篮球,我很羡慕。因为我的个子矮,同学们不愿意和我一起玩。即使邀请我参加,我的体力也承受不了。我去水塘运河里游泳,游一会儿就感觉很疲劳。  因为营养不良,我初中两次患上夜盲症,一到晚上,眼前只能看到一圈白光,看不清任何物体和光线,和双目失明的瞎子一样。一天傍晚模模糊糊勉强走出家门,结果把在院子里牵手而行的刘全喜刘双喜弟兄两个碰了个人仰马翻,两个三四岁的男孩重重摔在地上,额头鼓起来大包。我和母亲连连向听到哭声赶来的刘妈妈道歉。夜盲眼,属于典型的脂溶性维生素A、D缺乏症。  初中二年级的时候一次检查身体,在X光透视以后,医生在其他同学的体检表上画了一个勾,而我的却给点了几个点,我认为自己是患了肺结核,这在那时还是不治之症。回家告诉母亲时,我哭了。母亲也很害怕,拿着我的体检表给同院的孟大夫看。孟大夫说是我的肺叶上有钙化点,以前曾经感染过肺结核,现在已经痊愈了。虽然虚惊一场,想起来还是后怕,我究竟是什么时候去拜访鬼门关的呢?  我在第四章说过:没有经历过饥饿的人生,不算是完整的人生。从生理学的角度看,人还是不经历饥饿,尤其是在身体发育阶段不经历多年的饥饿为好。  关于那时期的饥饿,近年有许多的回忆文章。整个国家都是这样,大家的经历和感受有许多相似之处。以我童年少年时期的感受,我认为在极端饥饿之后与能够吃饱饭之前,还应当有一段不很饥饿但是还吃不饱的时期,我姑且称之为“准饥饿”时期。我经历的极端饥饿时间差不多有三四年,一九六三年以后的“准饥饿”一直持续到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回忆这段历史时说是刚吃饱了饭就闹腾,其实并不准确,应该说是还没有饭可以吃饱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胡闹。  &&&&&&&&&&&&&&&&&&&&&&&&&&& &三、元 旦 会 餐(一九六六年    临清一中老三届的同学们,是否都还记得一九六六年元旦凌晨,我们全校师生员工的那次会餐?也许你会说,那也能叫做会餐吗?一顿大米稀饭而已。可那个年代,我们的同学有几个喝过大米稀饭?况且是不用饭票敞开肚皮随意喝饱呢?  临清一带,土地盐碱,气候干旱,从不种植稻谷,粮食困乏的年代,大米更成了稀罕之物。我们学校用于元旦会餐的大米哪里来的呢?这就要从“四清”运动之后,临清一中的负责人走马换将说起。   “四清”运动过后,临清一中的校长王力平和教导主任荣树岭留任;副校长李岳堂退休;有变化的是,调阳谷一中的党支部书记陈焕民来临清一中接替了念亚民,念去阳谷二中仍任书记的职务。表面上,陈、念二人的级别都没有升降,从他俩前后任职单位的分量上看,陈是重用,念是轻就。   关于陈焕民,《临清一中校史》中是这样介绍的:  陈焕民,男,一九二七年生,山东肥城人;一九四六年就读于冀鲁豫边区四中,一九四七年参加革命工作,在泰西文工团当演员,一九四八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五零年任泰安地委党校科长,一九五二年到山东政治学校学习政治理论,一九五四年到省委宣传部任指导员,一九五八年任阳谷一中党支部书记,一九六五年四月任临清一中党支部书记。现已离休。  一九六五年春天,陈书记到临清一中接替念亚民时,还不到四十岁,正是年富力强的当打之年。念书记的头发有些花白,经常乱蓬蓬的;陈书记的头发乌黑,整齐地梳向后边。念书记经常穿一身宽松的灰衣服;陈书记则是一身合体的蓝中山装。陈书记在党校和省委宣传部工作过,有政治理论能力,在全校师生大会上讲话水平很高。除此之外,陈书记走马上任以后不久,就抓了两件让人耳目一新的事:  一是在校园里种树。一中的校园土地盐硷,树木很难生长。为了种树,陈书记在征求了生物和化学老师的意见后,提出一个挖坑换土的方案:树坑挖得很大,用从别处运来的新土置换原来盐硷度大的旧土,树苗完全培植在新土里。整个春季,学生的劳动课和下午的自由活动时间,都用来运土。没有车辆,俩人合作,一根扁担一只大筐。人多力量大,一千多棵树苗,几百立方新土,很快校园里吐出了新绿。  在“十字楼”附近挖树坑的时候,挖掘出来很多瓶葡萄酒,虽然密封得很好,因为年代久了,多数瓶子里的酒只剩下不到一半,一定是当初教堂的主人们埋在地下的。在挖掘现场,有人怕酒有毒,说要化验一下,体育教师裴默春喜欢喝酒,说道:“就用我来做实验吧!”打开一只瓶子,将半瓶深颜色的酒一饮而尽,那可是陈年的好酒。  陈书记抓的第二件事是和南门生产大队合作,把学校附近的一片池塘沼泽改造成了稻田。家在南方的老师去家乡买来了稻种,在几个曾经种过水稻的老师指导下,从育秧插秧到灌水除草,有条不紊地做下去。我们班上劳动课的时候,也曾都下水田插过秧。陈书记也多次亲自下稻田劳动。  到了秋天,稻谷成熟了。学校的木匠徐金榜,按照物理老师画的图纸,做了一架脚踏打谷机。每个老师学生都争先恐后地站立到打谷机上面去,用力蹬踏一阵,感受一下南方农民的劳动姿态。全校师生眼睁睁地从盛夏盼到秋末,沼泽地里收获了一千多斤金灿灿的稻谷。这些珍贵无比的劳动成果,全部用到了元旦会餐上。  一九六五年最后一天的上午,午夜会餐喝大米稀饭,而且是可以放开肚皮喝的消息传遍了整个校园。大家奔走相告,从中午就有学生开始不吃饭或少吃饭了,细心的人在晚饭的时候,去食堂多买了一些咸菜备用。各个班级,对打饭用的木桶进行了检验刷洗,届时负责抬木桶的人选也都确定,多是身体强壮头脑灵活行动敏捷者。  晚上八点钟,寒风凛冽,全校师生集合在十字楼前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照例是《人民日报》的元旦社论。那一年《人民日报》的社论的题目是《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一九六六年》。十字楼上还悬挂了许多彩色灯泡,忽明忽暗地闪烁,颇有一些霓虹灯的效果。  听完了广播,陈书记给大家讲话。虽然一个多月前上海《文汇报》就推出了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陈书记那时还不可能认识到这篇文章的历史作用。陈书记从国际形势讲起,凭借他的口才,完全能够让站在寒风里等候一顿大米稀饭的老师学生中的大多数,感受到自己的幸福和任重道远。讲过了形势之后,就是“反修防修”,是如何好好学习,做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一类的内容。“反修防修”在那时已经是一个经常使用的词汇了。陈书记的讲话,很多人并没有完全听进耳朵里去,大家的心思已经在三个小时后的大米稀饭里了。  陈书记讲完了话,距离凌晨还有很多的时间。接下来是唱歌,先是全体师生大合唱,然后各年级班级轮流唱。《大海航行靠舵手》《我们走在大路上》都已经流行,还有《黄河大合唱》之类的传统歌曲,一直唱到了嗓子干渴,肚子彻底饥饿。自由活动的时候,自然有许多同学去方便之处把自己的肠胃排泄干净。  天大的好事安排在了新年钟声之后,大家如何行动敏捷,如何呼呼有声,如何风卷残云,我就不再详细描述。有一点需要说明,喝过了大米稀饭,陈书记的威信在全校师生中间达到了高峰。   一九六六年是这样开始的,它将怎样度过,又怎样结束呢?
&&&&&&&&&&&& &&粮票与油票(一九六八年)
&&&“文革”已经搞了两年,如火如荼也好,翻云覆雨也好,惊心动魄也好,人们最重要的事情还是吃饭。我和我的两个弟弟需要吃更多的饭,我们仨都在长身体。那一年,我十八岁;二弟宝昌十四岁;三弟宝华十一岁。“半茬小子,吃死老子”,我们的饭量都能超过成年人,需要更多的食物,需要更多的营养。
一九六八年,临清县城镇居民的粮食供应指标,和最困难的一九六零年、一九六一年相比,数量上几乎没有变化,普通市民每个月供应23市斤;中学生28市斤;机关干部和普通工人30市斤;搬运工、翻砂工等重体力劳动者,还要多一些。二弟的小学已经上了八年,还没有毕业;三弟的小学自打升入三年级后,就没再上什么课。他俩在家里玩耍,也都还算是在籍的小学生。十岁以上的小学生粮食指标的数量与普通市民一样。父亲不在家就餐,母亲我们四人每个月可以从国营粮店买到一百零四斤粮食或近似于粮食的农作物。
和五六年前相比,粮食的品种则有一些改善,棉籽饼玉米芯麸皮谷糠一类不再出现,指标内除了百分之十五的地瓜面(地瓜干磨成的粉)外,其余的是一半细粮;一半粗粮。细粮主要是面粉,偶尔有大米,每个人一斤或二斤;粗粮指的是玉米面、小米或豆类。小米数量少,且多是陈年谷子加工而成,熬稀饭不出米汁;豆类基本是点缀,粮店给每人提供一斤绿豆、豇豆或黄豆的喜讯,可以迅速传遍大街小巷。绿豆或豇豆则往往是已经蛀满了虫眼的成色,黄豆则是生不出黄豆芽的那种。
植物油每人每月供应半斤,多是棉籽油去除黑色后的所谓“卫生油”。那时临清榨油厂提炼“卫生油”的技术还很原始,仅仅是往棉籽油里搅拌一些火碱水(氢氧化钠)再沉淀一番而已。这样的工艺,“卫生油”里的毒素棉酚并没有去除。好在每人每月能吃到的“卫生油”只有半市斤,即便它全是棉酚,人大概也不会被毒死。
粮店供应的粮食和“卫生油”指标,可以转换成粮票和油票。用粮食指标转换粮票的时候,如果指标内你已经购买过小麦面粉,仅仅余下了粗粮和地瓜面还没有购买,那你的剩余粮食指标,就不能用来转换粮票了。这样的规定,可以限制一些人在有限的粮食指标内,多吃细粮,少吃粗粮,颇具公平和共产主义的境界。
人们去饭店吃饭买馒头买烧饼,去商店买糕点,或去其它的食堂就餐,除了付钱还要支付粮票。出差如果不携带粮票,你就会找不到吃饭的地方,甚至连饼干也买不到,只好挨饿。
粮票又分为地方粮票和全国粮票。山东粮票只在山东省辖区内流通,山东人去山东以外的地方出差,必须携带全国粮票才行。粮票的面额一般有十市斤、五市斤、三市斤、二市斤、一市斤、半市斤、二市两、一市两七八个档次。精明细致的上海人,竟然印制了半市两面额的粮票在上海滩流通,半市两大概只可以买到一只小笼蒸包或两只菜肉混沌。
粮票的流通或许是我们中国人的创造,以至于几十年后,它成为了中外收藏家们的珍爱。
猪肉也凭肉票供应,每人或半市斤或一市斤。鸡蛋一般都去集市上购买,如果副食品商店有货,也要凭票供应,且不新鲜。城里的集市,鸡蛋每一枚卖7分钱,去农村集市6分钱就可以买到,而且比城里的新鲜。养病或坐月子的人家多是去农村的集市采购。
仅看上面所说供应的粮食数量,以丰衣足食年代人们的食量估算,还真不少。我们家现在的四个成年人,无论如何每个月也消耗不掉一百多斤粮食。而在所有食品都匮乏的年代,人们很少食用油脂肉食,身体多年处于饥饿或半饥饿状态,粮食供应限定在那样的标准,就远远不能满足人们胃口了。我们弟兄三个对饭食的需求正是如狼似虎(准确地说应该是如壳郎子猪一般)的年纪,如果可以假设的话,把供应给我们的粮食数量增加一倍,大概可以基本满足三挂肠胃的需要。
&&&&&&&&&&&&&五、&丝&瓜&梅&豆
为了捍卫县革命委员会,父亲去济南辩论,回刘口村避难,到北京上访,躲在临西“筑长城”,加班加点,冲锋陷阵,危险重重,柳暗花明,折腾了几番,也就那么回事,母亲不再揪心挂肚地担忧父亲的安危。
时局不稳,家的日子却该怎么过就怎么过。我们三个男孩子的学可以不上,书可以不读,身体发育却不能耽误。为了能让餐桌上的食物再丰富一些,母亲领着我们哥儿仨想了很多办法,其中最有想象力的是利用住房前的一点儿空地,种植加养殖,而且都有喜人的收获。
&&&&&&农谚曰:“谷雨前后,种瓜点豆”。春天里,我决定把窗前的一片空地开垦起来搞种植。
&&&&&华北的庭院里,最容易生长且适宜食用的菜蔬是丝瓜和扁豆。被开垦的土地,比一张桌面稍大,点种了十余棵丝瓜,两棵扁豆。需要说明的是,临清俗称扁豆为梅豆,是否“梅”字,没有考证。
“庄稼活,不用学,人家咋着,咱咋着。”我曾仔细观摩过二姨父种植蔬菜,结合中学生物课所学的原理(我中学生物课的成绩一直很好,好到当过一学期的生物课课代表),多施肥,浇透水,勤松土,绿森森的小苗日新月异,嗖嗖地往上长。
梅豆的攀爬快而无序,只好任它往窗户和简易房顶上蔓延。两棵梅豆一棵开白花;一棵开紫花,白花的果实是绿色的;紫花的果实也是紫色的,紫色的梅豆角炒熟后也会变成绿色,只是颜色更深一些。整个夏天,一串串白花紫花尽管开放,花儿落去,并无正式的梅豆角生出。原来嫩小的豆角,都被钻心虫蚕食,只开花,不结果。一直挨到秋风乍起,天气转凉,钻心虫儿不再进食繁殖,绿色和紫色的豆角才成长于枝头。
丝瓜的优点是没有虫害,黄色的花儿引来嗡嗡的蜜蜂和黄蜂,它们是参观者,只采食花蜜,顺便帮助授粉的。丝瓜的藤蔓攀爬延伸得很快,我用竹竿草绳布条为它们搭了一个简易的棚架,供丝瓜们攀爬。过了几日,母亲对我搭建的棚架提出异议:太矮,丝瓜的藤蔓爬满后会遮挡窗户,下垂的丝瓜果实碰人的脑袋。我决定按照母亲的要求,重新搭一座既高到不遮挡窗户,还能在整个夏天为我们提供一片阴凉大而牢靠的棚架。
新构思的棚架,需要很多竹竿或相似的物件,为收获几斤丝瓜花钱去买竹竿,有一个投入产出比问题,解决的办法是用树枝来代替。京杭大运河的河堤上有许多树木,有杨树,也有柳树和槐树,很多棵高大的树,都留下过我四肢的痕迹与攀爬的故事。最简洁的方法是用一根带钩的长竿勾住树枝的顶端,连拉带坠,使它们从高高的树干上折断下来。毁坏运河大堤上的树木,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干过的最违法的勾当,有点趁乱打劫的意思。
新的丝瓜棚架按设计建成,在我的引领下,每一棵丝瓜都在棚架上有序地攀爬。棚架很高,高到垂下二尺长的丝瓜也不会碰到人的脑袋;棚架很大,把小餐桌放在它的阴凉下就餐,惬意加诗意。
丝瓜在棚架上攀爬得舒展,每一棵的主干枝杈从下面都可以看得清晰。按照生长果实的需要,我该掐枝的掐枝,该打叉的打叉,丝瓜自然结得多而硕大。那年的夏天和秋天,摆放到我们家的餐桌上的蔬菜,比往年多了许多。自己亲手种植出来的,吃起来香,且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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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两&只&白&兔
&&&一些丝瓜梅豆,补充到我们弟兄仨的肠胃里,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更多的收获,需要更多的营养。
已经记不清是谁送给我们家两只小白兔,还是从集市上把两个小可爱给买来的了。两只小白兔到我们家的时候,小到可以把它们拢到一起,放到弟弟的一只手掌里。小白兔只能吃一点儿嫩草嫩树叶嫩菜叶。吃食的时候,三片小嘴唇微微抖动着。住宿则是一只小纸盒子。
喂养兔子是一件很有乐趣的事,主要由两个弟弟负责。两只小白兔长得很快,不久,更大一些的纸盒子它们也无法安身了。二弟宝昌在丝瓜架旁边挖了一个圆形的坑做为两只小精灵的洞穴。为此二弟还曾去观摩过其它人家养兔子的洞。小白兔的新家,形状如一只大大的坛子,下面大,洞口小。喂食时,把树叶青草萝卜樱子白菜帮子直接从洞口丢进去,晚上用砖块把洞口盖起来,保温且安全。挖洞饲养兔子很符合兔子祖先们的天然环境,兔子们住在洞里很舒适,只需隔几日清理一下洞里的粪便垃圾即可。
两只白兔在洞穴里安居了了几个月,一天,二弟宝昌说:兔子在洞底下自己又挖了一个横着的洞;还有一次,二弟又说:一只兔子肚子上的毛都快脱光了。大家议论的时候,谁都没有意识到将要发生些什么。十几天后,两个弟弟惊呼道:兔子窝里出现了好多小白兔。大白兔做妈妈做爸爸了,新生的儿子女儿有七八只,长相都一模一样,全都如同它们的父母:雪白的绒毛,红色的眼睛,长长的耳朵。还不会吃食,三片嘴唇就微微地抖动,这也和它们的爸爸妈妈小时候一样。
两只小白兔刚来我们家时,我母亲曾经说过:好好地养,养大了,我给你们炖一锅肉吃。待到兔子真地养大了,而且还做了爸爸妈妈,我们家没有人再提及炖肉吃的事了。
谁还能忍心杀死可爱温顺的大白兔和小白兔呢?
&&&白兔的儿子女儿们渐渐长大,地穴里已经“兔满为患”了。我们在逗兔宝宝玩耍的时候,学会了如何辨别兔子雌雄,这样的知识一般只有通过实践才能得到。兔子的繁殖能力非常强,一两个月就生产一窝。有一次白兔妈妈刚刚生育,二弟俯身把自己的脑袋探进洞穴观察到了兔子产房里的情景:刚出生的幼崽如花生豆般大小,全身粉红,光溜溜的。小兔宝宝全都紧闭着眼睛,身子不停地蠕动着。兔子的产床有枯草和兔毛铺就。兔妈妈临产前用嘴撕下自己胸前的绒毛给子女们做被褥,实在敬业得让人感动。
&&&兔宝宝们一天天长大,地穴里盛不下了,只好被送到邻居朋友熟人们的家里去。到第三窝或第四窝的兔宝宝们降生并长到手掌大小的时候,我们家的所有熟人中,愿意接受或能接收小兔子者,几乎都收养了白兔夫妇的后代。
&&&这一窝的兔子兄弟姐妹竟有十多只,两只大兔子在它们的子女中间都转不过身来,吃草排泄都很困难。在母亲和弟弟们的鼓励支持下,我决定把小兔崽子们带到“桥”上去卖掉。
所谓的“桥”,就是临清城里的集市。因为集市设于元朝大运河遗址上鸽子桥以北的一片空地上,全城的人便称呼集市为“桥”,历史渊源很深厚哦。
因为集市很大,空地周围的胡同巷子便都成为营业的场所。和农村的集市一样,“桥”每五天开市一次,逢农历的一、六成集。
我用一只筐子把兔宝宝们背到“桥”上,寻到出售动物家畜的区域。先询问调查幼小兔子的行情,其它卖主最便宜的是雌兔两毛一只;雄兔一毛一只,个头还没有我筐子里的大,毛色也不如我筐中的光亮。为了提高竞争力,尽快实现给兔宝宝们寻找一个新家的目的,我高声喝了一声:
“不论公母,一毛钱一只!”
霎时就围过来一群人,其中几个是孩子,三五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人们把我筐子里的兔宝宝一抢而光,我到手了一元多钱。这是我第一次从事贸易的经过。
两只大兔子饲养了差不多两年,始终也没有舍得把它们变成锅中的熟肉,最后送人了事。饲养兔子,没收获到多大实惠,收获的是乐趣。
&&&&&&&七、&“小黄”和“三花”
最实惠的饲养是养鸡,特别是饲养母鸡。头一年,母亲买回家几只小鸡崽。饲养小鸡崽和饲养小白兔一样让人很快乐,待到稍微长大,鸡崽子便有些讨厌,到处便溺,还偷吃一切可以吃而且能够抢掠到的东西。其中有一只开始生长黄色羽毛的小母鸡最为疯狂。我们给这只小母鸡起名为“小黄”。“小黄”抢夺起食物来不要命。一次,我们家吃饭的的时候,“小黄”在饭桌下寻觅食物的碎屑,三弟宝华没有注意,一脚把“小黄”的一只腿给踩断了。
只剩下一根腿的鸡崽子,也就没有了一点儿价值。它的命运,只有等死,然后被丢弃到垃圾堆里。“小黄”拖着一只伤腿,仍然还趴在地上和其它鸡崽争抢食物吃。母亲看着它可怜,用一根细竹条一块破布把它的伤腿包裹起来。“小黄”就成了一名带绷带的伤员。
一周或十多天后,“小黄”的那根断腿竟然接上了。拆掉竹条布片,“小黄”即能行走,只是一拐一瘸,不协调不平稳。稍事奔跑,就会跌一个嘴啃泥地。不,应该是鸡喙啃到了泥地。残疾的“小黄”,争抢食物依然拼命。因为腿脚不利索不给力,在争抢食物的鸡群中,它经常匍匐前进,采用卧姿。其它的鸡骑在踩在它的身上甚至脑袋上,它全都不理睬,不顾及,全神贯注地争抢吃食。待到长成正式的母鸡,“小黄”的胆子很大。邻居巩大叔家两岁的三儿子巩秀山在院子里徘徊,手中若拿着一块馒头或窝头吃,“小黄”看到了,就会跳跃着把巩秀山手中的食物抢吃掉,以至于巩秀山看见了“小黄”,手里没有食物也会恐惧地逃跑。
到了秋天,和“小黄”一起来到我们家的三只雄性,都长出了红红的鸡冠子。公鸡的命运一般都很悲惨,很快就成为锅中肉盘中餐了。
和“小黄”一起被继续饲养的还有一只母鸡,长得比“小黄”壮实美丽,可以被称作“小黄”的姐姐。待到它们俩成年临盆产蛋,“小黄”姐姐的业绩却远远无法与“小黄”相比。姐姐一周大约只能生产二枚到三枚鸡蛋;“小黄”差不多不隔窝,每天都能走进产房一次。作为母鸡,残疾的“小黄”非常敬业,敬业得可以称它为劳动模范,拼命地争抢食物,应该是“小黄”产蛋多的根本性原因。
“小黄”和它的姐姐,为提高我们家餐桌上的蛋白质,做出了贡献。“小黄”若有思想,也许会感谢我母亲救了它的命,我们却应该感谢“小黄”,它在我们最需要营养来修筑身体的年月,实实在在地帮助了我们。
后来,“小黄”的姐姐在院子里奔跑徘徊,吃了有毒的食物,痛苦得在地上扑腾翻滚。母亲看着它可怜,自然也心疼自家的损失,抱着死马当作活马医的想法,用剪刀把它的嗉囊剪开,把嗉囊里有毒的污物清晰干净,再用缝衣服的针线把嗉囊及鸡皮分别给缝上。手术时没有使用麻药,伤病员一定很痛苦。
几天后,“小黄”的姐姐竟然恢复了健康。我母亲能够给母鸡做外科手术的本领让街坊邻居们无不瞠目结舌。母亲自己对此项创举也十分地津津乐道。只是劫后重生的母鸡,此后的产蛋量更见稀少,只好无奈地把它淘汰了。“小黄”就成了我们家的独生女。
种丝瓜养兔子的这年,母亲又饲养了一群鸡崽子。秋天,把小公鸡们淘汰后,剩下来三只花颜色的小母鸡。我们按照它们体型的大小,分别给姊妹仨起名为“大花”、“二花”和“三花”。
时间大约是一九六八年的十一月,“三花”姊妹们已经长全力越冬的羽毛,出落成三个非常漂亮小姑娘。它们的鸡冠子也日渐长大发红,一两个月后,姑娘们就要成为新娘,就会纷纷走进产房,为我们家带来更多的鸡蛋,让我们的生活更幸福美满了。“三花”姐妹们成为我们家的新宠,几乎要替代“小黄”的位置了。
在住家院子里养鸡,最重要的事是预防鸡瘟。不论公鸡母鸡,成年鸡还是鸡崽子,一旦感染上鸡瘟,必死无疑,全军覆没的概率很高。每年春秋两季,鸡瘟容易流行。那时很难搞到防治鸡瘟的针剂药物,我们在母亲的指导下,在鸡窝的旁边深深地挖了一个地窖子。一有鸡瘟传播的征兆信息,便让鸡们躲避到地窖子里去。地窖子里的温度低,与外界处于半封闭状态,可以减少传染的源头。母亲还尝试给鸡们服用仁丹、蒜瓣、生姜、土霉素、四环素,中药西药和偏方,轮番上阵,能用的都用了。到底哪种办法奏效?或者都奏效,或者都不奏效,反正那两年我们家饲养的鸡都没有闹鸡瘟,或者是患上了鸡瘟,因为采用土办法和土洋结合的办法施以治疗而痊愈。“三花”姊妹和“小黄”,该产蛋的产蛋,该茁壮成长的茁壮成长。
一天夜里,事故发生了,有偷鸡贼光顾了我们家的鸡窝,“三花”姊妹们全部被掠走了。虽然只是三只母鸡,对我们的打击比丢失了崭新的“大金鹿”自行车还要大,“三花”姊妹们在我们心中早已近似家庭成员了。
院墙有一段是土坯垒成的,夏天下雨的时候,坍塌了一道口子。偷鸡贼定是从那缝隙中钻进院子里来的。有邻居说白天看到一个六十多岁身背麻袋的老汉,曾经在运河的河堤上,甚至到我们的院子里探视走动过。有街坊还证实说,那老汉家住西夹道或东夹道街,孤身一人,专干偷鸡摸狗的营生。更有人演绎说,那老汉偷鸡曾得到过师傅的传授,很专业,白天使用一只黄铜做成的仿真蝼蛄虫,引诱母鸡或公鸡上当;夜间他抓鸡可以做到没有一丝儿鸣叫的声音。
“小黄”幸运地躲过了一劫,不知道它是因为一只腿残疾而无法跳上鸡窝内由树枝搭成的支架,因而没有被偷鸡贼发现,还是聪明地躲过偷鸡贼的黑手并且悄无声息地藏匿了自己。“小黄”真是一只了不起的母鸡。
若真是如同街坊邻居们描述的那个偷鸡贼,偷去了“三花”姊妹们,一定不会自己来饲养生蛋。他一定要把赃物倒卖出去。当天正是赶“桥”的日子,我决定一个人去“桥”上寻找那可爱可怜的三姊妹。
“桥”上赶集的人很多,我因为曾经光顾过那里,很容易便找到了出售家禽的去处。一群人中,有一个老太太正在出售母鸡。她的面前没有鸡笼,也没有其它装拢家禽的器具,几只母鸡各用一根布条拴住一只腿,布条牵在她的手里。那几只被将要被老太太出售的母鸡,其中一只我认出来是我们家的“二花”,只是羽毛比昨天凌乱很多。我用手抚摸它的脊背和全身。它温顺地看着我,好象是认出我来了。
我思考再三,如何向这个出售赃物的老太婆交涉。母鸡和人不一样,甚至和一只狗也不一样,我无法用非常信服的证据证明它就是我们家的那一只。正在我犹豫思考的当儿,“二花”被一个人给买走了。我仔细端详那老太太。她差不多有七十岁的年纪,小脚,脸上有黑斑,眼睛小,且是三角形的,头顶包一条白毛巾,临清这样年纪的老年妇女头上的饰物差不多都是这样装扮。
老太太把几只母鸡都卖掉了,她的要价好像比别的卖家要低一些。我跟随老太太走出人群,一直跟到不远处的一个胡同里。只见那该死的老女人钻进一个门洞,那大概就是她的家。如果我手里有一颗手榴弹,我一定会隔墙扔进那一个罪恶的院子里。
不一会儿,那老太太又从那个院子里出来了,怀里抱着三只母鸡。这个三角眼的老太太一定是偷鸡贼老汉的合伙人,老汉负责偷,老太太负责销赃。
怀抱母鸡的老太太走到原先卖鸡的位置,三只腿上栓了布条的母鸡被放到了地上。我认出来其中一只是“大花”,一只是“三花”,我真想一下子扑上前去把两只小乖乖揽进我的怀里。
我继续思考着向那老女人讨要赃物的办法。那老太太的家距离市场不远,周围一定有很多她的熟人。我如果和她发生冲突,吃亏的一定是我这个单枪匹马的准青年。
理智和软弱使我难以做出勇敢且带有一些鲁莽的决定。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就在我的眼皮底下,“大花”和“三花”也被别人抱走了。我义愤填膺,我气冲牛斗,我几乎就要冲上前去,或狠狠地抽那坏老女人几个耳光,或猛地一下子把她推一个大跟头,最好摔她个鼻青脸肿,头破血流。真实的情况是我最终也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眼睁睁地看着那挣了钱的老女人面带微笑地走回了她那肮脏的住处。
我非常沮丧地返回家中,郁闷的心情一直持续了很多时日。我憎恨偷鸡贼,我憎恨三角眼的老太太,我也憎恨自己的软弱和无能。
我到“桥”上寻觅失踪的“三花”姊妹,是瞒着母亲
去的。十几年后,我把那一天的经过告诉母亲,我们俩还唏嘘感叹了许久。又过了三十年或四十年,提及当年的母鸡“小黄”和“三花”,说到给母鸡接骨头,割嗉囊,做外科治疗手术,喂母鸡仁丹蒜瓣防治鸡瘟传染病,我和母亲对这些往事的细节,都还历历在目。
虽然都是一些琐碎,当时做起来却饶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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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煮骨头汤
回忆那一年的往事,最值得怀念,值得称道内容,应该是喝骨头汤了。
母亲不知道从什么渠道得知城里有一个肉食店不定期地出售整条的猪脊椎骨。猪脊椎骨就是上海人所说的猪肉大排,如果上面带有足够的瘦肉加一点儿肥肉,那将是肉食中的上乘佳品。临清那家肉食店那年出售的猪脊椎骨,几经胜任的屠宰员、售货员们分割剔除,早已经没有多少可以被称作肉的附着物了。
当时,国营肉食店上好的带骨猪肉,零售价是每市斤七角二分钱。母亲去那家肉食店能买到的猪脊椎骨每市斤才两角钱。低廉的价格是其具有吸引力的原因,更重要的是不需要凭借肉票购买。花一元多钱就可以买到一根猪脊椎骨,如果多陪些笑脸,或者那天某个售货员高兴,两元多钱,就能买到两根猪脊椎骨。如果被屠宰的猪体形比较大,两根脊椎骨最多也就是三元钱。
猪脊椎骨买回家,母亲还要在那些早已被人剔除过多少遍的骨缝中再想法剜出一些碎肉来。碎肉再剁上几刀,可以用作包饺子或大包子的馅。
脊椎骨劈成小段后下锅,煤火炉子文火轻炖,直炖得骨肉分解,满屋子飘香。母亲将美好盛满一盆子,放置到小餐桌的中央,我们四个人围坐在四周,只啃得嘴唇是油,脸蛋上是油,双手上也沾满了油。如今看到电视片《动物世界》里,几只小狮子啃食猎物的镜头,我就会想到我和弟弟们一起啃猪骨头的情景。
煮骨头的肉汤放置在锅里或盆子里,第二天会凝结出一层猪大油。如今的人大概都会说猪大油高脂肪高胆固醇,属于最不健康的食品。在那饥饿半饥饿的岁月,猪大油可是好东西。母亲把凝固好的猪大油收拢到碗里,用它炒菜,比“卫生油”还香。
猪大油下面的肉汤,那更是好东西,营养非常丰富。啃剩的猪骨头,还要用水煮沸两到三次,每一次都要煮出浓浓的白汤。据说,这样煮出来的骨头汤,里面的钙质含量非常多。用来熬菜或或做汤面,味道浓浓地美。
母亲的文化虽不高,她却知道吃什么补什么的道理,她一边往面汤锅里添加煮骨头汤,一边会说:
“喝这种汤长骨头,长个子!”
我们弟兄仨都经历了上世纪六十年代最严重的饥荒,在最需要营养来长身体的年纪,却时常挨饿受苦。成年后,我们仨的身高却都还不算太矬,最矮的我,身高也有一米七左右,超过了我父亲的身高。母亲总结自己的成绩说:
“多亏了我那年常给你们煮骨头,熬骨头汤喝。”
母亲说的不无道理。
后来,甚至一直到她的晚年,说及一九六八年的往事,她都会说:咱们啃猪骨头的那年怎么这么。
&&&&&&&&&&&&&&&一、征兵大会(一九六九年)
&&&&春节前后是军队补充新兵的季节。一九六九年国家征集的新兵比较多,很可能是历来征兵最多的一年。
&&&因为“反复旧”,临清县革命委员会不能正常办公,下面各街道,各区各人民公社的机构也都瘫痪或半瘫痪了。为了完成征兵任务,临清县武装部决定把全县每个大队(村)的民兵连长,各级的武装部长都集合到县城里,直接向他们布置征兵工作。这样一来与会者要有五六百人,是个规模空前的征兵大会。会议经费拨下来,食宿还是由县革委的会计袁英负责安排打理。
&&&大凡召开这样规模的会议,都要临时招募几个服务人员。我父亲和袁英说好,我成为了临时工中的一个。其他几个也都是县革委工作人员的子女,其中有袁英十五六岁的儿子。还有一个很机灵的少年,姓白,他的父亲我也认识,叫白树德;另有两三个年龄比我小的女孩子。对她们的印象是全都长相平平,其中一个有事没事只知道对着我们几个男的傻笑。还需要说明的是:我们每人每天的报酬是1元钱。
&&&往年召开这样规模的大会,住宿吃饭都会安排在县招待处。如今招待处被炮轰派占据了,客房变成了革命造反的指挥部,办公室兼卧室,民兵连长、武装部长们的住处只好借用师范学校的教室。师范学校的食堂已经完全破败,吃饭只能还在招待处的餐厅里。
&&&我的工作是民兵连长们没有报到之前,把那些教室打扫干净,破桌子坏板凳悉数存放它处,空旷的地面铺上厚厚的麦草,没有玻璃的门窗用厚纸粘糊上。搞了三年多文革,教室里的电灯都破坏殆尽,每座教室里还要配置一盏煤油灯,还要把一张《防火须知》,张贴在醒目的地方。自带被褥的民兵连长们开始报道,我坐在学校的大门口负责登记,发放餐卷和煤油。这样的工作和我以前在建筑队房产科干小工相比,既轻松又干净,有天壤之别,自我甚至有点儿白领的感觉。
&&&更让我欣喜的是吃饭,在会上干临时工吃饭不要钱也不要粮票,而且还可以敞开肚子吃。民兵连长们去开会,我们几个就巡逻在他们的住宿处看守门户,看守他们的自行车和被褥。他们就餐之后,我们再去招待处的餐厅吃饭。那些炊事员多数都认识,不是叔叔就是大伯,自然不会亏待我们。
&&&早餐都是一样的小米稀饭,咸菜,白面馒头,五六个馒头两三碗稀饭我一口气就将它吃完;午餐更是丰盛,大锅炖菜,猪肉白菜粉条豆腐。烹调的过程是先烧好两盆子喷香喷香的猪肉片,用盆子盛出一半,锅里的猪肉用于炖菜。大队人马吃过以后,锅里还剩下炖菜若干,炊事员再把另一盆子肉倒进锅里,炊事员和我们几个临时工随便享用。这样的程序,与贪官污吏中饱私囊的行径无异。
&&&炊事员们都是拿两个馒头端一碗菜,找一处凳子坐下慢慢地吃。我是一个馒头三五口便下肚,一碗菜吃完,还要再盛一碗。五六个馒头两碗肉菜,风卷残云一般。晚餐的质量数量与午餐相同。
&&&我活到十九岁从来没有享受过这么好的伙食。回家说与母亲,心满意足的感受溢于言表。母亲感叹一声:
&&&“傻小子!你可吃几天饱饭吧!”
&&&在征兵大会上干了五天临时工,印象最深的是吃得好。各位看官请不要耻笑我,民以食为天,乃至理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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