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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中国青年人生价值观的演变与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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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类最宝贵的东西，是思想，是伟大思想家的实践思想。正是他们的思想成果，指引着国家和民族的发展进步，引导着人类文明的提升，并且让我们弄清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什么是人生的意义和价值。
　　看一下中国的近代史，思想的力量已经充分显现。1840年的鸦片战争，让中华民族第一次产生亡国灭种的威胁感，为了找寻出路，满清王朝搞了个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甚至派出宪政考察团，试图复制西方，结果是以失败而梦碎告终。中华民族在黑暗中摸索了近百年，因为时代发生了巨大变革，但缺少伟大思想的指引，而无法走出困境。直到马克思主义进中国，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得已实现。
　　今日中国已经步入近代以来没有过的跃升期。“最接近世界中心”与参与世界规则的制订，需要大思想来支撑，以保证中华民族立身于人类文明制高点，起示范引领作用。社会转型与矛盾集中爆发，要求先进的化解矛盾的科学路径和方法。诸如此类，都要求伟大思想的产生。
　　那么，伟大思想来自哪里呢？来自伟大的思想家。看一下人类思想史，所有的伟大思想的奋斗结果，不是通过“挑灯夜战”和全民“赛诗会”的方式取得，它一定是伟大的思想家和政治精英通过艰苦思考和社会实践而来。政治领域的大思想离不开大政治家的思想，至少离不开大政治家的推行。人文领域的大思想则产生于文化精英。
　　伟大思想来自于伟大民族的实践历程。一个盛产思想家的民族一定是伟大的民族，因为有了全民族提供的肥沃土壤，才产生思想的花朵。为什么不同国家和民族产生的思想成果并非等量齐观，道理即在于此。所以，有创造力的民族，其精神世界中必蕴藏着强烈的冲动，这种冲动原本就是思想的酵母和助产士。这样的民族每一次冲动，导致的都是本民族甚至是世界性思想解放和思想创造运动。由此，产生一批思想家及其思想成果。
　　伟大思想来自于大变革时代的实践。这一点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即可辨明。春秋时期是中华民族思想辉煌时期，这个时期产生了诸子百家，他们的思想观点至今让人津津乐道。其内在动因是列国争霸对思想家的渴求。之后中国出现了上千年的思想沉寂，尽管期间出现过一个个盛世，但都与思想无缘。除了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原因，也因为超稳定的农耕社会基础不需要思想，只需要强力。到了鸦片战争，中国人才被动地开始了有限思想。真正让我们感受到思想光芒的是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因为这时的思想家们开始了主动思想。只是这个阶段的思想处于救亡图存，尚未升华到引领世界文明的高度。即便如此，已经让我们认识到，大时代社会实践需要大思想这一重要规律。
　　其实，上述特点和规律放在人类文明史的主轴上对照，更加清楚。这里就让我们借助几大思想活跃期来印证。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被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称为“人类的轴心期”，这个时代产生了“希腊三圣”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中国的老子、孔子、孟子，印度的释迦牟尼，等等。是他们的思想奠基了人类文明的根基，以致于今天追寻文明源头，都要谈及这些伟大思想家的思想。为什么那个时期产生如此之多的大思想家及其思想？因为人类文明处于开拓期，必须明确发展方向和路径。这就迫使一批智者、先行者去思想。公元13世纪末至16世纪的文艺复兴，所以产生了但丁、达·芬奇、马丁·路德、莎士比亚等一大批思想巨匠及其人文成果，就是中世纪的神学一统天下，将人性压抑到无以复加的程度，以致于到了容忍的临界点，于是形成不可遏制的精神冲动。18世纪的第一次工业革命，则直接催生了马克思、恩格斯等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
　　弄清了伟大思想的来源，我们还应认识当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大思想。我们需要奠基民族素质与支撑社会发展的人文思想。民族差异性源自文化，文化特质和区别在人文品质。看一下人类的文明史，各大富于特色的文化，在很长时间里走的是独立发展的道路，都有自己的关注重点和突破口。古希腊文化重点探究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华文化主要探究人与人的关系，古印度文化主要探究人与神的关系。这些特色文化最终都起到丰富人类文明的作用，但也有明显的不同。古印度文化切断了，中华文化停滞了，古希腊文化因文艺复兴再度勃兴，引领人类文明500年。为什么复兴的是古希腊文化？除了自身品质对时代的关照，很重要的是一大批思想家戮力推动。今天，我们亟需大量具有改善民族人文性格，或者塑造大国国民的人文思想、人文精神产生出来。
　　我们需要产生奠基科学发展道路的政治思想。任何一种政治制度都需要伟大思想家提供理论支持，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理论赢得革命的胜利。问题在于马克思主义经典学家为我们设计了革命的路径，但没有直接解决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具体设计和科学路径，这无疑需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继续探索科学的执政方式和通达的道路。其中，既包括对已有成果的理论总结。即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的发展，把一个濒于崩溃的经济推向世界第二，但我们的理论滞后，尚未完全解释清楚“中国模式”，“左”右之争而无共识所证明的就是问题所在。当然，更重要的还是围绕习近平提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去思想，去设计。这决非一般意义上的解读和诠释，必须是站在时代高度的大思想。
　　我们需要产生引领人类文明前行的大思想。在过去很长时间里，人类现代文明主要是由西方来指引。正如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阐明：“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中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它迫使一切民族——如果它们不想灭亡的话——采用资产阶级的生产方式；它迫使它们在自己那里推行所谓文明，即变成资产者。一句话，它按照自己的理想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问题在于，资产阶级或资本主义在引领了人类文明数百年后，已经出现了“天花板现象”，或遇到难以逾越的瓶颈。为什么冷战结束并没有给世界带来和平，人们在欢呼过后很快发现，战争和国家动荡此起彼伏，甚至超越冷战时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文化和制度自信已经走向自负，异化为霸权。他们总想以自己的文化改造多元文化，以资本主义的政治制度改造其他政治制度，忽视了文化的多元性、渐进性和民族特殊性，结果只能造成冲突，结果是文化的冲突，是民族文明的冲突。
　　中国正在崛起于世界。大国崛起的一个重要指标或根本指标是找到人类发展的路径，并且是超越旧路径的更佳路径。显然，这个路径主要不是反映在创造更多的财富，而是思想和文化。中华民族只有产生更先进的思想文化，有可能实现中国梦、世界梦。道理很简单，不再跟在别人身后和着别人的曲子跳舞，那么就需要产生更美妙的曲子，吸引别人共舞，认定别人制订的规则失灵，就必须创造更有效的新规则。
　　既然时代催生伟大的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中国又进入了大时代，那么就让我们去充当助产士。首先，营造敬仰和宽容思想家及其思想的优良社会环境。这包括尊重首创，让首创者更亮眼，而不因后来修正和补充而遭到埋没，形成“钱学森之问”。也包括宽容思想，伟大思想产生之时，大多惊世骇俗，否则就不是伟大思想。如果我们看到大思想的第一反应，就是排斥和封杀，便永远不会产生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这一点对于拥有强烈的“天不变道亦不变”文化心理的中华民族更具针对性。
　　其次，要为思想家的思想提供应用条件。思想缺少发挥作用的空间，就不会产生社会价值，因而也便不会造就大思想家。就如亚当斯密的自由主义经济、卢梭的契约论、洛克的分权制衡，都是因为进入制度设计，才成为影响西方社会的大思想，本人成了大思想家。中国处于跃升期，指导思想已经确定，但完善和支撑指导思想，保证指导思想不动摇，必须是新的大量创造性思想的产生，这就涉及到把创造出的思想加以应用。
　　再次，理论工作者要修养和超越自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习近平上任以来，一再强调担当精神。思想是一种创造，创造就意味着风险，尽管我们国家和社会的包容度越来越高，作为希望成为思想家的学者仍然要清楚，没有哪个人或组织为思想者背书，风险与思想者如影随形，这是历史事实和社会规律。谁若不想和不敢承担风险，就尽可作论证和诠释工作，而不要去思想。一句话，思想就意味着牺牲，勇气越大，走得越远，这是时代的呼唤。 (公方彬/国防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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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方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究竟复兴什么
　来源：　
来源：作者：责任编辑：蒋正翔
　　作者：国防大学教授　公方彬
　　当下中国，没有哪个目标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具诱惑力和想象空间。这是一个可追溯至孙中山先生的老目标、老口号。但让国人产生真切感及质感，还是因为取得了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经济发展成就。由于有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作基础，中国才“最接近世界中心”，进而参与世界规则制订。
　　一个民族应当有富于精神激励作用的远大目标，但在设定目标时必须廓清内涵，厘清关系，避免产生歧义，更要避免走弯路。要做好这一工作，需要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比较和求证。
　　有过历史辉煌的国家，或许民众都有或强或弱的重现辉煌的情感和欲望，但如何理解重现与复兴，与价值观、政治观紧密相联，这就涉及到复兴什么和怎样复兴的问题。通过复兴而影响自己国家和民族，乃到影响世界者，首推欧洲的文艺复兴，它开启的是人类近现代文明史。如果说欧美国家引领世界文明前行长达五、六百年，至今不见终结，究其源头和动因，一定是文艺复兴。是那批智慧而又勇敢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大师、科学家，以强烈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开创出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运动。
　　那么，文艺复兴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把现实拉回千年前？不是，他们是打破“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通过挖掘历史文化精粹，实现古为今用，而“照亮此前一千年”。与此同时，引进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比如伊斯兰文化中的科学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创造了大量新的文明成果，保证复兴运动中不断有大量新质注入。比如，在政治领域，人文主义者们作出了新设计，马基雅维利就提出真正的共和制度是不能世袭；评价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准是“民意”；政治学要与伦理学分开，家庭的原则是讲爱，社会原则要讲优秀，等等。这说明，人文主义者们头脑中的政治，已经不再是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而是一种创新发展了的新政治。所以，三大发力点支撑着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使精神重压下的欧洲获得新生，进而推动人类文明实现飞跃。
　　文艺复兴的路径和方法一定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启发。要避免我们的民族复兴简单化、符号口号化，必须清晰其内容和实质，进而明确奋斗方向和前进道路。可以断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兴到历史上的“最大版图”，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可“复兴”，土耳其复兴到奥斯曼帝国，英国复兴到“日不落帝国”，俄罗斯复兴到苏联时期。复兴到最大版图，就意味着世界大乱。也不是复兴到盛唐时期的“万国朝拜”，藩属簇拥，因为这也是我们一再批判的霸权主义。甚至不是复兴到康乾盛世的巨大财富，因为这未必是分享和合作共赢的结果。
　　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春秋时期的思想辉煌和盛唐时期的包容宽容。人类有三次思想繁荣期，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所谓“人类轴心期”；欧洲的文艺复兴；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至于正在发展中的信息革命。到目前为止，中国只参与了第一次，也就是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这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唯一一次思想灿烂。没有思想家的引领，中国就不可能走出更远，上得更高。换言之，只有产生一批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中华民族才具有引领世界的能力，民族复兴才有世界高度和历史维度。这就需要营造不亚于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盛唐时期的人文精神，尤其大气和宽容包容。
　　第二，形成强烈的对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和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的接纳能力和内生动力。当今世界处于文化多元和政治多元，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创造独特的文明成果。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制度下产生的文明成果，我们有一个怎么看，特别是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和吸收有益成分的问题。经验表明，仅以一己之力，或能满足本国发展需要，却无法引领世界。所以从别人那里获得营养，找到启发，所谓博采众长是正道。这就需要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的突破，需要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当下应着力做的工作，是塑造国民的大国思维、大国胸怀，改变和消除“逢美必反，逢西必反”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缺乏定力，特别是仰视西方，丧失自我的奴性；改变和消除阶级斗争思维严重的极左思潮与摧毁一切高尚的虚无主义生长土壤和生存空间。只有这样，复兴的才是盛唐的气度，而非晚清的狭隘。
　　第三，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优良的社会生态，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的想像力、创造力，以新质力量支撑民族前行。创新是民族之魂，带有根本性。创新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应当是“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居首的根本原因。实现民族创造力的激发，并不仅仅表现在科研领域加大投入，更重要的是明确本质内含和价值尺度，提供宽松的政治保证，建设优良的人文生态。
　　从本质内含和价值尺度看。一种文化和文明如果不具有世界普遍适用性，就只能是本民族的，尽管“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毕竟传播和影响力有限，所以，我们创造的文明成果一定要有世界高度，具有普适性。换言之，如果我们的文化成果处于：政治文化一枝独秀，民族文化停滞不前，人类文化无法企及，就不敢言世界文化引导力，因而不敢言崛起与复兴。
　　从政治保证上看。所谓民族崛起，内含着民族成长，更反映为一种质的飞跃，并且是以世界为尺度的飞跃，实现飞跃需要整合从前的文化成果，更需要创造大量新质文化，并且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军事所有领域。如此之繁重使命，要求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保证，否则就不会有更多人全身心投入。
　　从人文环境或人文生态看。我们有悠久的民族发展史，又是因为悠久而背负沉重的包袱，激发民族创新能力，就需要心灵减负，心灵减负的重点在重铸造民族文化性格，努力弱化功利主义和官本位，引导全民族找到人生的更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保证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上的升华。笔者一再强调“反腐是一场民族灵魂救赎行动”，着眼点即在于此。相信，反腐与转变作风长期坚持，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必将发生根本变化，进而一个智慧、担当的民族将生成起来，这是可期待的。
　　注：本文选自作者《大思想——中国崛起的瓶颈与突破》，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责任编辑:蒋正翔]
　　在技术发达、媒介融合的全球化条件下，传播面临极大的不确定性。要把积极正面的中国形象、富有魅力的中华文化推向全球，需要解决三个主要问题：中国故事对谁讲、讲什么和怎么讲？　　主流媒体们在这个时候适时地出手了，把网络直播布局成了他们自己的主场。他们有资源、有平台、有足够的人力物力。
　　近年来，我国农村金融为促进我国“三农”发展功不可没，但是农村金融助力“三农”发展的空间还很大。　　阿拉山口市积极助力新疆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全力打造“新亚欧大陆桥经济走廊”战略支点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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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中国，没有哪个目标比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更具诱惑力和想象空间。这是一个可追溯至孙中山先生的老目标、老口号。但让国人产生真切感及质感，还是因为取得了改革开放后数十年经济发展成就。由于有经济总量世界第二作基础，中国才“最接近世界中心”，进而参与世界规则制订。
一个民族应当有富于精神激励作用的远大目标，但在设定目标时必须廓清内涵，厘清关系，避免产生歧义，更要避免走弯路。要做好这一工作，需要在更加广阔的时空中比较和求证。
有过历史辉煌的国家，或许民众都有或强或弱的重现辉煌的情感和欲望，但如何理解重现与复兴，与价值观、政治观紧密相联，这就涉及到复兴什么和怎样复兴的问题。通过复兴而影响自己国家和民族，乃到影响世界者，首推欧洲的文艺复兴，它开启的是人类近现代文明史。如果说欧美国家引领世界文明前行长达五、六百年，至今不见终结，究其源头和动因，一定是文艺复兴。是那批智慧而又勇敢的思想家、文学艺术大师、科学家，以强烈的政治使命和文化使命开创出伟大的思想和文化运动。
那么，文艺复兴的本质特征是什么？是把现实拉回千年前？不是，他们是打破“神学一统天下”的局面，通过挖掘历史文化精粹，实现古为今用，而“照亮此前一千年”。与此同时，引进其他民族创造的文明成果，为我所用，比如伊斯兰文化中的科学成果。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创造了大量新的文明成果，保证复兴运动中不断有大量新质注入。比如，在政治领域，人文主义者们作出了新设计，马基雅维利就提出真正的共和制度是不能世袭；评价政治制度的根本标准是“民意”；政治学要与伦理学分开，家庭的原则是讲爱，社会原则要讲优秀，等等。这说明，人文主义者们头脑中的政治，已经不再是希腊罗马时期的政治，而是一种创新发展了的新政治。所以，三大发力点支撑着运动的形成和发展，使精神重压下的欧洲获得新生，进而推动人类文明实现飞跃。
文艺复兴的路径和方法一定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以启发。要避免我们的民族复兴简单化、符号口号化，必须清晰其内容和实质，进而明确奋斗方向和前进道路。可以断定，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是复兴到历史上的“最大版图”，世界上有许多国家都有类似的情况可“复兴”，土耳其复兴到奥斯曼帝国，英国复兴到“日不落帝国”，俄罗斯复兴到苏联时期。复兴到最大版图，就意味着世界大乱。也不是复兴到盛唐时期的“万国朝拜”，藩属簇拥，因为这也是我们一再批判的霸权主义。甚至不是复兴到康乾盛世的巨大财富，因为这未必是分享和合作共赢的结果。
真正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定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春秋时期的思想辉煌和盛唐时期的包容宽容。人类有三次思想繁荣期，公元前8世纪到2世纪，所谓“人类轴心期”；欧洲的文艺复兴；第一、第二次工业革命，以至于正在发展中的信息革命。到目前为止，中国只参与了第一次，也就是春秋时期的诸子百家。这是中华民族思想史上的唯一一次思想灿烂。没有思想家的引领，中国就不可能走出更远，上得更高。换言之，只有产生一批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及其大思想，中华民族才具有引领世界的能力，民族复兴才有世界高度和历史维度。这就需要营造不亚于春秋时期的政治生态和盛唐时期的人文精神，尤其大气和宽容包容。
第二，形成强烈的对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包括政治文明成果和普遍接受的核心价值的接纳能力和内生动力。当今世界处于文化多元和政治多元，各个国家和民族都在创造独特的文明成果。对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政治制度下产生的文明成果，我们有一个怎么看，特别是在多大程度上借鉴和吸收有益成分的问题。经验表明，仅以一己之力，或能满足本国发展需要，却无法引领世界。所以从别人那里获得营养，找到启发，所谓博采众长是正道。这就需要思维方式和思想方法上的突破，需要确立“开创文明”的新政治观。当下应着力做的工作，是塑造国民的大国思维、大国胸怀，改变和消除“逢美必反，逢西必反”的极端民族主义与缺乏定力，特别是仰视西方，丧失自我的奴性；改变和消除阶级斗争思维严重的极左思潮与摧毁一切高尚的虚无主义生长土壤和生存空间。只有这样，复兴的才是盛唐的气度，而非晚清的狭隘。
第三，营造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和优良的社会生态，最大限度激发全民族的想像力、创造力，以新质力量支撑民族前行。创新是民族之魂，带有根本性。创新决定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这应当是“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居首的根本原因。实现民族创造力的激发，并不仅仅表现在科研领域加大投入，更重要的是明确本质内含和价值尺度，提供宽松的政治保证，建设优良的人文生态。
从本质内含和价值尺度看。一种文化和文明如果不具有世界普遍适用性，就只能是本民族的，尽管“愈是民族的愈是世界的”，毕竟传播和影响力有限，所以，我们创造的文明成果一定要有世界高度，具有普适性。换言之，如果我们的文化成果处于：政治文化一枝独秀，民族文化停滞不前，人类文化无法企及，就不敢言世界文化引导力，因而不敢言崛起与复兴。
从政治保证上看。所谓民族崛起，内含着民族成长，更反映为一种质的飞跃，并且是以世界为尺度的飞跃，实现飞跃需要整合从前的文化成果，更需要创造大量新质文化，并且是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外交、军事所有领域。如此之繁重使命，要求宽松的政治环境作保证，否则就不会有更多人全身心投入。
从人文环境或人文生态看。我们有悠久的民族发展史，又是因为悠久而背负沉重的包袱，激发民族创新能力，就需要心灵减负，心灵减负的重点在重铸造民族文化性格，努力弱化功利主义和官本位，引导全民族找到人生的更大的意义和价值所在，保证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上的升华。笔者一再强调“反腐是一场民族灵魂救赎行动”，着眼点即在于此。相信，反腐与转变作风长期坚持，中华民族的精神世界和价值追求必将发生根本变化，进而一个智慧、担当的民族将生成起来，这是可期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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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家伟大但常常发生悲剧（1）
没有比思想更宝贵的东西，也没有比思想更可怕的东西。思想就像一束带刺的玫瑰，在放射出艳丽与馨香的同时，还有可能刺伤一些人。既然思想存在二重性，产生思想的思想家更是如此。思想家可远视而不能近观，远看很美，近观很无奈，甚至很悲摧。
远观很美，是因为思想家拥有高贵的品格，这种品格的最显著和最本质的特征，是明知前面是死亡，仍然义无返顾扑向死亡。或者说，思想家是以有准备的自我牺牲推动社会以致人类前行。正是这种人类社会的至大、至善、至美的品格，而产生强大的道德感召和精神激励，进而催开绚烂的思想花朵。
爱因斯坦在悼念居里夫人时这样说：“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程的意义，在其道德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远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其实，包括牛顿的力学定律实现了人类以自然动力向人工动力的转变，达尔文的《物种起源》让人类重新认识自己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爱因斯坦的相对论让人类明白时间和空间等全新的领域……，所有这些科学成就，其实都奠基于道德。这也是中国智者早就阐明的，“小胜在智，大胜在德。”
德国哲学家对古希腊思想家的褒扬，反映出相似或相同的价值判断。“一提到这个名字，在有教养的心中，尤其在我们心中，自然会引起一种家园之感。”为什么希腊让欧洲人产生家园感？因为希腊文明催生了。西方文明有三个基本源头：古希腊文明、基督教文化、罗马法。而古希腊文明所以光耀千秋，是因为那里产生过一批伟大的思想家，是他们指引了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尤其是，他们中有人为了探求真理，不惜放弃生命，其中最具标志意义的当属苏格拉底，他甚至就是人间的普罗米修斯。或许可以这样说，思想家的品格高尚，是因为他们走在遏制物欲，甚至是消灭肉体的道路上，具有殉道的特点，缘此而实现精神和思想的永生。所谓“有人死了，但他还活着”，指的就是这样的人。既然他们的精神和品格化作了让人“仰望的星空”，就注定产生深及灵魂的感动，进而形成精神家园。
近观无奈甚至悲摧，原因并非起于思想家本身，尽管思想过程就是痛苦的过程，主要在于人类社会为思想家设定了一条艰难曲折的道路，行走在这条道路上，注定笑也凄清，乐也悲怆。思想家的思想，尤其是伟大思想家的伟大思想，一般具有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是超越时代，不以现实和直接功利为考量，因而为时人所忽视。另一个是超越国家和民族，着眼全人类，且很容易与特定国家的特定制度和价值系统发生冲撞，因而让执政者反感。社会原本维系着一种平衡，哪怕停滞不前，也是一种平衡，只要打破平衡，就必须付出代价，破得程度越深越广，付出的代价就越大。这个代价可以由执政集团承担，也可以由思想家单个人来承担，即使最终是前者，现实只能是后者。这就是思想家越伟大，及其思想遇到的排斥力越大，个人承担的代价就越大，灾难也越深重的重要原因。原本，思想家开始思想的时候，已经作出付代价的思想和心理准备，问题在于代价有时不仅仅由思想家个人承担，超出部分还须亲友团来承担，这显然是一般人所不能承受，或不敢承受之重。
既然如此，为什么人类思想史上仍然涌现出一大批思想家，他们前仆后继，执著前行？为什么在特定时期和某一国家、民族、区域甚至会集中产生一批思想家？其实是内在规律使然。哲学家叔本华说过，人与生俱来的恐惧是绝对价值的丧失。人类注定要寻找活着的意义和价值，于是产生了一系列终极命题：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何为价值和如何实现价值？什么是幸福和如何赢得幸福？沿着这些命题深入下去，拓展开来，便进入自然和社会的方方面面，更多命题随之产生，并要求思想家来探究。这是整个人类的使命任务，已经化为人类社会生生不息的内在动力，又是这种力量催生出思想家，也就是走在最前面的那批人。有人走在前面，源于自然性抑或必然性。人在社会中存在于三种状态：先行、落伍、守中道而不逾矩。齐步走不可能，总有人走在前面，只不过思想家不是被动走在前面，而是主动走在前面，跑步在前面，这也是思想家所以伟大的原因。（待续）
注：本文选自作者《大战略——以新设计走出中国崛起的新路径》，广东人民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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