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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宗教史
清代史本卷提要本卷对有清一代（年）所存在的主要，即宗法性的传统宗教、、道教、基督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和民间宗教的本质、特点、发展、衍化、分类、现象、影响等问题，进行了论述和分析。作者认为，宗法性的传统宗教，由于社会各阶层的崇奉，几成为中国的 国教 ；佛、道教日趋衰弱；基督教在清代后半期，虽然受到西方列强的卵翼和扶持，以及清廷的弛禁，势力渐增，但是始终未能成为中国的国教；伊斯兰教尽管中国化了，但依然未能得到振兴；萨满教处于萎靡不振的地位；只有民间宗教在清代前期蓬勃发展，有些教派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在清代历史上起了一定的进步作用，但在清廷的严厉取缔和残酷镇压下，中叶以后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其作用渐渐为天地会、哥老会一类的秘密会社所逐步取代。一、清代宗教概述（一）盛极而衰的清朝统治清朝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皇朝，自从清太宗皇太极（）于明崇祯九年（1636年）称帝、定国号 清 、改元 崇德 以后，直至宣统三年（1911年）清朝灭亡为止，共历世太宗、世祖、圣祖、世宗、高宗、仁宗、宣宗、文宗、穆宗、德宗和宣统共11帝，历时276年。一般而言，有清一代的历史以宣宗道光二十年（1840年）的鸦片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时期：鸦片战争以前的205年，中国处于封建社会的最末端；鸦片战争以后的71年，中国一步步地沦为了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清太宗所建立的 清 ，实际上只是一个局促于关外辽沈一隅的地方政权。直至世祖顺治元年（1644年），清廷在击败农民军后乘机入关，并定鼎北京，才正式取代明朝建立起全国的统治。清廷是一个以满族贵族为主、满汉地主阶级联合专政的封建政权。入关后的20年间，出于八旗满族贵族掠夺的惯习，清廷在军事征讨全国的过程中，大肆抢掠杀戮，无恶不作，致使社会生产力遭到严重摧毁，社会陷入经济萧条、人民穷困的愁苦境地。圣祖即位、特别是其亲政后，采取了一系列的诸如整理田赋制度、奖励垦荒，治理河患，实行蠲免和厉行节约等措施，使社会趋于安定，经济获得迅速发展。他的继任者世宗（）、高宗（），继续其未竟的事业，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至乾隆中叶，清朝终于进入了全盛时期，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 康乾盛世.当时，从世界范围来看，中国居于世界文明发达国家的前列，经济、文化兴旺发达。全国的耕地面积不断扩大：顺治十八年（1661年）为549万余顷，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增至741万余顷，嘉庆十七年（1812年）又增至790余万顷，超过了明代万历时期耕地面积的数字①；全国的人口猛增：顺治十八年，为1920余万口，乾隆六十年（1795年）猛增为2。9亿多人。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又增为3。01亿多人，道光二十九年（1849年）再增为4。1亿多人②。作为清朝国库的户部银库，存银数也不断增长。顺治时，由于军旅频兴，国库一度存银仅有20余万两，不敷当时官吏的开支，反映了财政的窘境。康熙六年（1667年）实存银248万余两，五十八年（1719年）激增为4400余万两，雍正九年（1713年）又增为5037万两，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又达到了7390万两的历史最高水平③。然而，到了乾隆中后期，随着国力的日益强盛，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整个统治集团和地主豪绅志得意满，不可一世，以致骄奢淫逸、贪婪残暴的阶级本性恶性发展，官僚机构日趋腐朽，吏治败坏，土地兼并和土地掠夺更趋激烈。这一切表明，清朝的 鼎盛 局面已接近尾声，其衰败的趋势已非人力所能挽救。嘉庆一朝和道光前期，由于大规模农民战争的打击，国势日衰，国运日厄。清廷陷入维持现状而不可得的窘困处境，政治上，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矛盾进一步激化；军事上，八旗兵和绿营兵因腐化而丧失战斗力；财政经济上，捉襟见肘的拮据状态日趋严重，以致 实有入不敷出之势 ①。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争相吞食中国这块肥肉，通过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将其侵略势力伸入到中国，使清帝国从所谓 天朝上国 跌进了尘世地狱，中国由一个封建国家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中国人民从此蒙受了各种耻辱与灾难。① 见翦伯赞主编《中国史纲要》中册，第 267页。② 见《清史稿》卷一百二十。③ 见《历史档案》1984年第 4期。① 《清仁宗实录》卷三百五十一。（二）宗教文化的特点有清一代，中国社会存在着宗法性的传统宗教、、道教、伊斯兰教、萨满教和民间宗教（或称民间秘密宗教）7种主要宗教。它们虽然都在不同程度上渗入到中国的政治、哲学、道德、文艺、民俗等各方面，但除了宗法性的传统宗教外，都没有成为多数中国人的主要宗教信仰。不过，它们在宗教文化上依然反映了各自不同的特点。（1）宗法性传统宗教的祭祀活动更趋完备。中国宗法性的传统宗教源远流长，自先秦至清代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它是以天的崇拜、祖先崇拜和社稷崇拜为核心，并辅以日月、山川、先师、先农、贤良及其他鬼神的崇拜，成为维护剥削阶级的统治，稳定社会秩序和维系家族体系的一股巨大精神力量。2000多年来，它在中国人的心目中和实际生活中均占有极为崇高的地位，不仅为历代统治者，地主阶级和一般士大夫所信奉，而且为广大下层群众所信仰。这种宗教，实际上可称为中国的国教。在有清一代的270多年间，这种宗教始终为上自最高统治者的，下至一般平民百姓所崇奉。与前代相比，这种宗教的祭祀活动更趋完备，也更为制度化了。（2）佛、道二教势力衰微。清朝统治者定鼎北京之后，继承明制，以宋代的程朱理学作为官方的哲学，大力提倡尊孔读经，而疏远佛、道二教，从而使其在明代停滞的基础上进一步衰落下去。佛、道二教各派虽均有传人，但教义陈陈相因，没有任何发展；虽经常有所活动，但都徒具形式。在这种情况下，佛、道中人为求自存之策，一方面附会儒学，竭力强调儒、释、道三教同源；另一方面又将势力渗透到蓬勃兴起的民间宗教中去，给民间宗教各派的教义、思想信仰等以极大影响。在佛、道二教的衰微中，佛教中的藏传佛教，即喇嘛教却引人注目地受到清统治者的尊崇，成为昌盛不衰的一个派别。（3）伊斯兰教进一步儒化。清代的伊斯兰教学者受孔孟儒家思想文化的影响颇深。为抵制清廷的高压政策，他们大力宣传回（伊斯兰）教和儒学 道本同源 ，甚至连语义也相同。这就使伊斯兰教深深地扎根在中国的土地上①。（4）基督教成为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明朝后期，一部分耶稣会（属基督教西派教会，在中国被称作天主教）士陆续来到中国传教。清初，他们中的一些人又得到清朝的信任，并在中国各地继续传教。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由于他们的传教活动危害了清朝的统治而屡被禁止，因此耶稣会中国传教会在乾隆年间被迫宣告解散，退出了中国历史舞台。鸦片战争后，随着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侵略的加剧和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天主教再次取得了合法传教地位。他们名为传教收徒，实则收集和窃取中国各种情报，参与策划对中国的侵略战争和起草不平等条约。这说明基督教（天主教）已成为地地道道的为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略中国服务的工具了。（5）萨满教始终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萨满教是满族所信奉的一种宗教。严格说来，它只是一种原始的信仰，没有系统的理论思想和较完整的教义。因此，清统治者在利用宗教进行思想统治时，始终没有尊崇萨满教。萨满教虽在有清一代无多大作用，但其跳神拿邪的举动却给后世留下了恶劣的影响，成为传播封建迷信的一个重要内容。① 参见吕大吉主编《宗教学通论》，第 599页。（6）民间宗教在清代前期异常活跃，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旗帜。民间宗教是活跃在社会下层群众中各种教派的总称，由于它们的组织，思想信仰和封建统治阶级及其正统思想观念相抵触，甚至相对立，活动方式又呈秘密状态，所以被统治阶级视为 邪教.从明末至清前期，民间宗教各教派蜂起林立，名目繁多，一些教派和农民的反清斗争相结合，成为农民起义的一面重要旗帜，但在鸦片战争后，它们的作用则远逊天地会、哥老会一类的秘密会社。由于天地会、哥老会不属于民间宗教的范畴，故我们将不谈及它们。（三）清朝统治阶级的宗教政策（1）对佛、道二教采取以利用为主、限制为辅的政策。清朝统治阶级在运用暴力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秩序的同时，竭力加强思想方面的统治。早在清太祖努尔哈赤、太宗皇太极时期，满族统治者在辽沈地区就积极扶植佛、道二教，大量建造寺庙。清朝定鼎北京后，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寺僧衙门和道教衙门，管理佛、道二教事务。乾隆年间，清高宗废除了度牒制度，允许僧尼自由出家；对道教受戒传徒也大开绿灯。但针对僧尼和道士的一些不法行为，清统治阶级在《大清律例》中又设立了一些限制和处罚的条文，规定重者（如为 匪 ）处斩，轻者杖刑。有清一代，清朝统治者出于笼络蒙古、藏族上层人士的需要，始终礼遇藏传佛教——喇嘛教，尊崇达赖，班禅等宗教领袖，不惜国帑修盖喇嘛庙，这对于维护满蒙藏人民的团结、巩固国家的统一具有进步意义。（2）对于伊斯兰教采取安抚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清初，朝廷曾对伊斯兰教采取高压政策，引起了西北回民的反清起义。事平之后，清朝统治阶级虽然认为伊斯兰教无可取之处，但为安抚西北回、维吾尔族民心，采取宽容政策，准其继续活动。清高宗还将新疆维吾尔族首领大和卓的后裔和卓氏纳入宫中，先后封为容嫔、容妃（即香妃），备极宠幸，以此宠络伊斯兰教民。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和四十九年（1784年），甘肃两次发生由伊斯兰教中的一派新教领导的反清起义。清廷在血腥镇压起义后，采取了 慰安旧教，严办新教 的政策，宣布 新教即系邪教 ①，严加取缔；其新建的礼拜寺一概拆毁；选择 老成人 为乡约，稽查和约束当地教民。但是，这些措施并未有效地阻止伊斯兰教的反清起义。嘉庆、道光之后，陕甘、云贵和新疆等地爆发一系列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撒拉、维吾尔等族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义，给清廷以极大震动。（3）对基督教，清初曾任用传教士汤若望等人编修历法、制造火炮、测绘地图等，反映出对西方科学技术的重视。但对他们的活动监视极严。康熙末年和雍正、乾隆时期，清廷由于看出西方传教士间谍活动的危害性，多次下谕严禁天主教士传教。乾隆五十年（1785年）、嘉庆十六年（1811年），清廷先后制定了西洋人传教治罪条例。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和二十六年（1846年），清廷迫于西方列强的压力，宣布天主教弛禁，发还已被没收的天主教堂。从此，天主教在中国取得了合法传教的地位。（4）对萨满教采取听之任之的政策，既不尊崇也不限制。（5）对民间宗教采取严厉取缔、坚决镇压的政策，其程度远远超过了明代。早在清廷入关之前，清太宗就在沈阳严厉镇压了当地的 善发会.入关后，清廷对民间宗教予以密切注视，在《大清律例》中制定了严厉镇压的条文；称民间宗教各教派为 邪教 、宝卷为 邪经 ，一经查获， 邪教 即被取缔， 邪经 被烧毁，头目处斩，一般教徒或受杖刑，或受徒刑并发配边远地区为奴。而民间宗教组织的反清起义一经失败，就立即遭到更为残酷的镇压。起义首领和教徒被分别处以 凌迟枭首传示 、 剉尸枭首传示 、 斩绞 、 杖徒流刑 ，甚至连10岁左右的孩子也不赦免。这里附带提一下，即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宗法性传统宗教既为清代的 国教 ，清统治阶级对其祭祀活动，不仅大加保护，而且身体力行。这在下面的叙述中可以看得很清楚。① 《清高宗实录》卷一千二百零五、卷一千一百三十一。二、宗法性的传统宗教祭祀天地、祖宗、社稷、圣贤、历代帝王及山川、日月，这是封建国家的常制。清朝承明及前代之制而有所损益。清初，将祭祀分为3等：圜丘、方泽、祈谷、太庙、社稷为大祀，天神、地只、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先医等庙及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乾隆时，改常雩（ｙú音余）为大祀，先蚕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帝（关羽）、文昌为中祀。光绪末年，又改先师孔子为大祀。祭祀制度已趋完备。（一）大祀、中祀和群祀1。大祀初清，朝廷将祭圜丘、方泽、祈谷、太庙和社稷定为大祀，乾隆时改常雩为大祀，光绪末年又改先师孔子为大祀。①圜丘、方泽之祀天聪十年（1636年），清廷在盛京（今沈阳）德盛门外和内治门外建立圜丘坛（即天坛）、方泽坛（即地坛），祭告天地，改元崇德，正式建立了 清 皇朝。顺治元年（1644年），清朝定都燕京（今北京），在正阳门外南郊建圜丘坛，在安定门外北郊建方泽坛。圜丘坛有四门：东为泰元门、南为昭亨门、西为广利门、北为成贞门，成贞门北为大享殿，乾隆十六年（1751年），大享殿更名为祈年殿，一直沿用至今。按照清制，每年的冬至祀圜丘、夏至祀方泽，凡皇帝登极，皇帝和太后、皇后上尊号、万寿节，册封皇后，册立太子，亲征命将，岁旱祈雨等，都要祭告天、地。如遇有大事，像康熙年间清廷平定了三藩叛乱，也要祭告天地。皇帝大祀圜丘、方泽前，礼部要预告吉期，前一日皇帝要斋戒。祭祀圜丘的当天，陈设大驾卤簿（仪仗队）于午门外、玉辇于太和门阶下；祭祀方泽的当天，陈设法驾卤簿于午门外，金辇于太和门阶下。届时，太常卿至乾清门，奏请皇帝御龙袍衮服。随后，皇帝在宫内大臣、侍卫的前引后护之下，出太和门、午门，至圜丘坛（或方泽坛），在献乐舞中进行迎神、上香、奠玉帛、燔柴、进俎、读祝文、3次献爵、受福胙（祭肉）、送神、望燎（火炬）等祭礼。其间，皇帝要多次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这些繁琐的祭礼进行完毕，皇帝才在群臣和侍卫的引导、护卫下乘辇回宫。②祈谷之祀顺治时期，清廷规定每年正月上辛日（上旬的辛日），皇帝在大享殿亲祭上帝，为百姓祈谷。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清廷规定，祈谷前一日，皇帝辇入西天门，自圜丘斋宫东乘礼舆，到西城左门止。皇帝步行至皇极殿上香，然后还斋宫行斋戒。届日，皇帝出斋宫，乘辇至甬道正中，换易礼舆，至神路西降，步入西城左门，上香，行祭礼，礼毕还宫。③太庙之祀太庙是清代历朝皇帝祭祖的场所。崇德元年（1636年），清廷在盛京抚近门东建立太庙，四季之初进庙祭祖。世祖（）定鼎燕京后，在端门左建太庙，殿门南开，殿有3间，中奉太祖、太后神龛（ｋāｎ音堪），两边奉列 圣 （帝）列后神龛。每年孟春上旬的吉日、夏秋冬孟月的朔日，以及岁暮，均行祭祀之礼。岁暮祭祀要在每年除夕的前一天，将太庙中后殿所奉的列祖列后神位移至前殿，遣宫中大臣致斋视牲，届期皇帝亲至行祭礼。其它祭日，皇帝都要事先斋戒，届期至太庙奉献牲果，上香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回宫。④社稷之祀清代自京师至各直省府、州、县，均设社稷之祀。府称府社、府稷，州和县则称某州、县社、稷。顺治年间，清廷在燕京端门右建社稷坛，并定制：每年春、秋仲月的上戊日（上旬戊日），祭祀大社、大稷，并奉后土句龙氏，后稷氏配享。届期，皇帝亲至坛上香、奠玉帛、献爵，行三跪九叩礼。礼毕，还宫。⑤常雩之礼中国是一个多自然灾害的国家，每年有许多地区干旱少雨，因此皇帝为表示关心农民生活和农业，就要求雨，于是举行祭祀。这称常雩礼。清代，每年于孟春择吉日在圜丘坛行常雩礼。礼前3日，皇帝斋戒，禁止屠宰牲畜，也不举行刑事审判。届期，皇帝素服步入坛上，坛上已摆设酒果、香橙、祝帛及熟牛脯醢（ｈǎｉ音海），然后上香，行三跪九叩礼，读祝文。礼毕，皇帝回宫。如常雩后，天还不下雨，皇帝要遣官分祷于天神、地只和太岁；过7天后，如仍无雨，祭告社稷坛；又过7天，天依然无雨，再次祭告天神、地只和太岁；再过7天，还是无雨，皇帝就要再次斋戒，然后步入圜丘坛，行大雩之礼，读祭文。清历朝实录中，记载了许多祭文。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高宗（）亲撰的一则祭文很有代表意义，此引述于下，可见一斑：臣承命嗣服，今廿四年，无岁不忧旱，今岁甚焉。曩（同向）虽失麦，可望大田。兹尚未种，赤地千里。呜呼，其惠雨乎！常雩步祷，未蒙灵佑；方社、方泽，均漠弗佑，为期益迫，嗟万民谁救？敢辞再读之罪，用举大雩，以申前奏。呜呼，其惠雨乎！上天仁爱，生物为心，下民有罪，定宥林林。百辟卿士，供职惟钦。此罪不在官，不在民，实臣罪日深。然上天岂以臣一身之故，而令万民受灾害之侵？呜呼，其惠雨乎！谨以臣躬，代民请命。昭昭在上，言敢虚■？计穷力竭，词戆（ｇòｎｇ音杠）诚罄。油云布雨，居歆赐应。呜呼，其惠雨乎！大雩礼后， 是日，大雨竟日。 ①清代许多皇帝都把行常雩、大雩礼看得很重。清圣祖（）在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曾对臣下说，他当皇帝的56年中，约有50年的时间用于祈雨，有时为久旱不雨而在宫中长跪3个昼夜，每日淡食，连盐酱也不用。可见求雨之虔诚了。实际上，下雨或不下雨，与祈雨无丝毫关系。因为这是自然规律。⑥先师孔子之祀。崇德元年，清太宗皇太极在盛京建孔子庙，开始祭孔。清廷定鼎北京后，清世祖旨准孔夫子65代孙孔胤植袭衍圣公爵，恢复孔子 至圣先师 位号，建立京师文庙，并规定每年春秋上丁日（上旬的丁日）遣大学士一人行祭祀礼。后将祭孔子定为中祀。康熙时，圣祖亲笔御书 万世师表 ，悬挂在文庙大成殿中，雍正四年（1726年），清世宗（）亲至文庙释奠孔子，从此春秋二祀有皇帝亲祭制，奠帛献爵，行二跪六拜礼，读祝文，但不饮福、受胙。光绪三十二年（1906年）十二月，清廷将祭孔定为大祀，皇帝行三跪九拜礼，并奏乐。孔子在中国实际上已成为一个至尊之神，清代 国教 （孔孟儒家学说，或称儒教）的教主，受上自皇帝、下至平民百姓的顶礼膜拜。① 《清高宗实录》卷五八八。2。中祀清初，朝廷将祭天神、地只、太岁、朝日、夕月、历代帝王、先师、先农为中祀。咸丰时，改关帝、文昌为中祀。①天神之祀。顺治初年，清廷在先农坛南建天神坛，定雨、云、风、雷为天神。雍正六年（1728年），清世宗下令建风神庙，赐其号 应时显佑 ，庙为 宣仁.次年赐云师号 顺时普应 ，庙为 凝和 ；雷师号 资生发育 ，庙为 昭显同时又以时应宫的龙神为雨师，一并祭祀。嘉庆二年（1797年）清仁宗（）求雨灵验，到天神坛报祀。他在坛中门下舆车后，升坛、依次在云、雨、风、雷神位前上香，行二跪六叩礼，读祝文。祭祀天神的礼制由此始。②地只之祀顺治初年，清廷建地只坛，规定岳（东、西、南、北、中岳）、镇（东、西、南、北、中镇）、海（东、西、南、北海）、渎（江、淮、济、可渎）配享方泽坛。在遣官祭祀前一日，被派遣之官斋戒，届期行二跪六拜礼。地只坛还兼祀天下名山大川。③太岁之祀顺治初年，在先农坛东北建太岁殿，正殿祀太岁神，两旁殿祀十二月将。每年遣官祭太岁神，并规定孟春迎候，年末为其送行（即将太岁神位烧掉）。祭祀太岁神时，6次奏乐，承祭官行三跪九拜礼，读祝文。④朝日之祀顺治八年（1651年），清廷在东郊建朝日坛。朝日之祭在每年的春分日卯刻，逢甲、丙、戊、庚、壬年，由皇帝亲祭，其它年份遣官祭祀。祭祀时奏乐，皇帝亲自祭祀时，自朝日坛北门入，在坛西阶就位，行三跪九拜礼。⑤夕月之祀顺治八年，清廷在西郊建夕月坛。夕月之祀在每年的秋分日西刻，奉星辰配祀。逢丑、辰、未、戌年，由皇帝亲祭，其它年份遣官致祭。一般而言，清代历朝皇帝亲祭夕月坛的很少。如皇帝亲祭，在坛上行二跪六拜礼，读祝文，奠玉帛，如遣官祭，则所遣之官须在坛下行跪拜之礼。⑥历代帝王庙之祀顺治初年，清廷在京师西阜成门内建历代帝王庙，祭自伏羲至明太祖共21帝，自风后至刘基41功臣。康熙十四年（1675年），清圣祖亲祭历代帝王庙，上香，并在伏羲、神农、黄帝3皇神位前行二跪六拜礼，奠帛、爵，读祝文。遣官承祭时，所遣之官要在庙右门阶下行三跪九拜礼。六十一年（1722年），圣祖又下诏说： 凡为天下主，除亡国暨无道被弑，悉当庙祀。 对于明朝，除了神宗、光宗、熹宗外、包括思宗崇祯帝在内一概崇祀。于是，增祀帝王共143人、从祀功臣40人①。清乾隆时，又增祀建文帝，神位在明太祖之后、明成祖前。与明代及其以前历代封建皇朝相比较，清朝的历代帝王之祀有如下几个特点：一是如圣祖所说： 以往帝王崇祀，代止一二君，或庙享其臣子而不及其君父，是偏也。 清廷却将各朝代中除亡国及无道被杀之君外，全入庙祀，从而祭祀范围扩大。二是注重正统观念，清高宗指出： 两晋诸代，因篡而斥，不知三国正统，本在昭烈。 因此只将汉昭烈帝刘备入庙祀，曹操、孙权及两晋南北朝诸君一概罢斥。又如，康熙时，庙祀中本没有明朝开国第二帝建文帝，但乾隆朝却将其补入其中。这都是清代正统在宗教祭祀上的反映。三是表彰英明帝王、勤奋有为之君，罢斥昏庸君主。如，清圣祖说： 有明国事，坏自万历、泰昌、天启三朝，神宗、光宗、熹宗不应崇祀，咎不在愍帝也。 高宗也说： 明神、熹二宗，法纪坠失，愍帝嗣统，事无可为，虽国覆身殉，未可以荒淫例。 ①因此，愍帝（即明思宗崇祯皇帝）以其在位时勤奋有为而得入庙祀，明神宗、光宗、熹宗却被罢斥。这反映了清初各帝的治国方针。四是，把少数民族统治者也作为正统，如辽、金、元各代帝王均入庙祀之中。这反映了清朝统治者的民族和睦政策。⑦先农、先蚕之祀。重农桑是清朝统治者的国策。顺治时，清廷在正阳门外西南建先农坛，乾隆九年（1744年）在西苑东北建先蚕坛。先农、先蚕分别由皇帝、皇后亲行祀典。祭先农是由皇帝亲自主持的。顺治十一年（1654年），清廷规定每年仲春亥日举行耕耤礼。届时，皇帝率王公大臣到先农坛进香行礼。然后与预先选定的老农一同来到耕耤所。皇帝右手扶耒耜（ｌěｉｓì音垒饲），左手执牛鞭，老农2人牵牛行进，顺天府尹手捧青箱，户部侍郎播种，老农随后覆盖。随后，皇帝登上观耕台宝座，观看王公、大臣等耕作，按规定，皇帝持耒三推，王公五推，九卿以下九推。耕耤礼完毕，王公、百官要行庆贺礼，皇帝赐给从耕的老农布各一匹。皇帝不仅本人重视耕耤礼，而且还要储君、皇子们亲身体验。乾隆五十年，高宗下旨，命令他的内定储君即后来的仁宗参加耕耤礼。仁宗为此写了一首诗记述此事： 播种承新命，南郊习礼回。 祭先蚕是清代唯一由 国母 皇后主持的一项国家重要祀典。清初未有此项祀典。康熙时曾在今中南海内丰泽园设立蚕舍，开始养蚕。乾隆七年，议定亲蚕典礼。届期，皇后及随从的妃、嫔先到先蚕坛行跪拜礼。次日，行躬桑礼。皇后右手持钩，左手提筐，在彩旗飞扬、金鼓齐鸣声中，采桑枝3条，然后到观桑台观看妃、嫔、公主等采桑。⑧关帝之祀清太宗时，清廷就在盛京地载门外建关圣帝君庙，开始对三国大将关羽的崇祀。清太宗还亲笔御书 义高千古.清廷入关后，在京师地安门外建关帝庙，规定每年以五月十三日为致祭日。顺治九年，清世祖加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雍正三年，世宗追封关羽父祖3代为公爵，并命天下府州县对关羽实行春秋祭祀，于是京师和各地纷纷兴建关羽帝庙。不久，清廷又定春秋祀仪：关帝庙前殿由大臣、后殿由太常寺长官承祭。届日黎明，大臣朝服入庙左门，在关帝神位前上香，行三跪九拜礼；祭后殿行二跪六拜礼。乾隆三十三年，清高宗加封为忠义神勇灵佑关圣大帝。嘉庆十八年（1813年），加封 仁勇 二字。道光八年（1828年），清宣宗（）又加封 威显.咸丰2年（1852年），清文宗（）加封 护国 ，次年又加封 保民.于是，关帝之祀定为中祀，承祭官行三跪九叩礼，并奏乐。不久又加封号为 精诚绥靖.同治九年（1870年），清穆宗（）又加封号 翊赞.光绪五年（1879年），清德宗（）再加封号 宣德.各直省每年3次祭祀当地的关帝庙，礼仪略如京师。① 《清史稿》卷八十四，《礼三》。① 以上引文均见《清史稿》卷八十四，《礼二》。① 章乃炜：《清宫述闻》卷二，《述外朝一》。⑨文昌帝君之祀明代京师地安门外曾有一座文昌帝君庙，后因年久失修毁弃，嘉庆六年（1801年），清仁宗为表彰因 显圣 而吓退起义军的文昌帝君，修成了文昌帝君庙，并亲自前去行九拜礼，又御书 化成耆定.此后，每年实行春秋2祭，春祭以二月初三文昌帝君诞辰日、秋祭则在仲秋择一吉日进行。咸丰六年，文昌之祀被定为中祀。从此，庙的前殿遣王承祭，后殿由太常寺长官亲祭，祭祀时奏乐，行二跪六拜礼。3。群祀清廷定先医等庙及贤良、昭忠等祠为群祀。①先医之祀明代在太医院景惠殿祭先医，清沿明制，每年仲春上旬的甲日，遣礼部尚书祭正殿。两傍之殿则由太医院官承祭，礼用三跪九拜。京师宣武门内还有城隍庙。清初于每年仲秋遣太常卿承祭，雍正时改遣大臣、后又命亲王前去行礼。②昭忠祠之祀雍正二年（1722年），清世宗为褒奖替清一统大业而尽忠的臣僚，在崇文门内建立了昭忠词，规定每年春秋仲月，选一吉日，遣官致祭。祠内正殿为王公大臣神位，诸臣神位在两配楼及其后的正室。以后，入祠神位日增，位满为患，嘉庆时，又诏今各省建昭忠祠，而京祠限定文官三品，武官二品以上及八旗官弁。咸丰时范围又有所扩大。③贤良祠之祀雍正八年，清世宗为褒奖贤良之臣，在京师地安门外西侧建一贤良祠，规定每年的春、秋仲月，选一吉日，遣官致祭。届日，承祭官身穿蟒服，行二跪六叩礼。各省的贤良祠是在雍正十年修建的，每年也是春秋两祭，由知府承祭。（二）堂子祭天堂子原是满族在关外时对祭天神场所的称呼。清太宗时在盛京城东内治门外，建筑一所堂子。清廷定鼎北京后，在长安左门外仍建堂子。正中为飨殿，南向，汇祀群神；前为拜天圜殿，北向；中设皇帝、皇子、八旗亲王、贝勒、贝子、公的神杆石座。祭祀时，他们每人都立在一个杆下行礼。堂子祭礼名目繁多，手续复杂。其中，尤以元旦、皇帝亲征祭神拜天最为重要，元旦祭天神的礼仪如下：十二月二十六，内务府官将祭神从坤宁宫请至堂子，朝夕献香。元旦天刚亮，皇帝乘舆出宫，至堂子内门降，入中门，到圜殿就拜位，南向，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礼毕，回宫。亲征祭天神的礼仪如下：皇帝亲征之前，兵部预先树一面大纛（ｄú音毒）。届时，皇帝身着戎装，在大臣、百官护卫之下，入堂子街门下马。接着，进堂子中门，至圜殿就拜位，南向立，率群臣行三跪九叩礼，这时号角齐鸣。礼毕，奏乐，皇帝车驾启行，踏入征途。凯旋之时，皇帝还要率大将军及从征将士至堂子行礼，祭告天神全胜而归。坤宁宫祭神，是堂子的补充形式。它每天有朝夕两祭，朝祭释迦牟尼、观音菩萨、关帝，夕祭蒙古诸神。一般由司祝、司香等上香，献酒和肉。如皇帝亲至，入门后立在神位前，司祝先跪，皇帝随之跪；接着，司祝致辞，皇帝行礼后起立，合掌致敬。（三）祭陵与谒陵清代皇帝陵寝分布在3个地方，即今辽宁的盛京三陵：太祖努尔哈赤的祖陵——永陵、福陵（太祖）、昭陵（太宗），今河北遵化县的东陵：孝陵（世祖）、景陵（圣祖）、裕陵（高宗）、定陵（文宗）、惠陵（穆宗），今河北省易县的西陵：泰陵（世宗）、昌陵（仁宗）、慕陵（宣宗）、崇陵（德宗）。此外，东西陵中还有一些后妃嫔的陵寝。清代的每一座帝陵，都有一条通往陵墓的神路，神路上有石牌坊、大红门、华表等，神路的终点是陵墓建筑的正门——隆恩门，门后面是供奉神主和祭祀用的隆恩殿，其后又有三座门、二柱门、石门、方城、明楼，最后是宝城和宝顶，宝顶下即是停放帝后棺椁的地宫。清代的祭陵，有大祭和小祭。每年的清明、中元、冬至、岁暮、帝后忌辰及朝廷有大庆，均行大祭。每月的朔（初一）望（十五）为小祭。大祭有时由皇帝亲祭，如皇帝不亲祭，则派宗室、王公、大臣为承祭官致祭，上香，行跪拜礼。小祭由守陵官上香致祭。祭陵之外，皇帝还要亲自去谒陵。谒陵的前一日，皇帝告祭太庙，次日起驾。到达陵区后，先在龙福寺（皇帝行宫）下榻。届日，皇帝身穿青长袍褂，乘舆至隆恩门前，于门西幄（ｗò音握）次更换朝服。然后，进入隆恩门，至供案前上香，行三跪九叩礼，王公百官随同行礼。这时，读祝官手捧祭文，在祝案左旁跪，礼部堂官2人分左右跪，向皇帝展示祝文。皇帝览毕，由礼部堂官引进隆恩殿，跪于奠几前，听读祝官读祭文。祭文读完，皇帝起立，亲自上香、奠酒三爵，每次与王公百官均行三跪九叩礼。拜毕，皇帝还要率众到宝城明楼下行三跪九叩礼。至此，谒陵结束。皇帝谒陵日，如逢清明节还要行敷土礼。陵寝官预先将清洁之土储于两筐内，皇帝身穿素服，随执事官至方城，换黄布护履，由宝城东蹬道升至石栏东。这时，陵寝大臣已将两筐土合为1筐，抬至宝顶正中敷土处，跪进皇帝。皇帝跪接后，拱举敷土。敷土毕，皇帝将筐授予陵寝大臣，走下宝顶，脱黄布护履，更换袍服。接着，礼部大臣奏请行大飨礼，皇帝到隆恩殿行礼，读祝文，奠酒三爵。清代祭陵和谒陵的礼仪，系统而又繁琐。一般而言，清代中叶以前，这些礼仪尚能恪守。但中叶以后，有章难循，礼仪也变得日趋简单了。例如，按清初定制，清明节皇帝谒陵需亲自敷土13担，往返要26趟。高宗对此感到劳累而繁琐，改为只敷土1担。敷土礼由此完全成了一种摆设。再如，嘉庆时期，仁宗谒东陵， 未至碑亭，即降舆痛哭，步入隆恩门，诣宝城前行礼，躬奠哀痛，王以下文武大臣官员均随行礼。 ①礼仪虽然简单，但仁宗尚能逐陵祭拜。到了他的儿子宣宗时，谒陵就成了一种走过场。宣宗一次谒东陵，除裕陵亲去行礼外，其余陵寝均派大臣代行三跪九叩礼。① 《清仁宗实录》卷二○七。（四）家祭与明代相比，清代的祭祖活动普遍，上自皇室、下至平民百姓，都实行家祭；祭祖范围扩大，明代庶人只能祭祀自己的父母，清代庶人已可祭祀父、祖、曾、高4代祖先了。1。奉先殿之祀顺治十四年（1657年），清廷在景运门东北建成了奉先殿，共9间，作为皇室家祭之处，并定制：每年的元旦、冬至、岁除、万寿、册封、月朔、月望，奉列祖、列后神位至前殿，皇帝亲自行礼祭祀；立春、上元、四月八日、端阳、重阳，为寻常之节；清明、国忌、霜降、十月朔属哀慕期，皇帝亲祭时，不赞礼，也不奏乐。凡皇帝亲祭，前3日致斋。届日黎明，内监将列祖、列后神位安放前殿，摆好香案，行三叩礼。皇帝衮服出宫，至诚肃门降舆，入左门，就拜位，奏乐。然后逐案跪上炷香，行三跪九叩礼；皇后随之逐案立上香。接着又读祝文，行跪拜礼，献爵，奏乐。祭毕，将神位送还寝室，行三叩礼。2。亲王世子、郡王家祭亲王世子、郡王家祭，立庙7间，中为始封祖专案，世世不祧（ｔｉāｏ音挑）。高、曾、祖、父按照顺序分为二昭二穆，昭在东、穆在西，亲尽则祧。祭前3日，主人在斋外就寝，众人均斋戒。届日黎明，主人朝服入，在堂檐内正中站立，众人按辈份站在自己的位置上，均北向。天亮后，请出神主放在供案上，众人跪，行一叩礼，礼毕起立，主人接着在奏迎神乐中依次到列祖案前上香，并率族属行二跪六拜礼，献帛、奠爵、读祝文，最后在二跪六拜礼中送神。3。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贝勒、贝子、宗室公家祭庙5间，祭祀时不用乐，行一跪三拜礼。 有事则告，朔望则谒 ①。余同亲王家祭仪。4。品官家祭1到3品庙5间，4到9品庙3间。每年以4时仲月择吉日祭祀。届日，主人至香案前三上香，进奠爵，率同族人行一跪三拜礼，读祝文。5。庶人家祭在正寝北设一神龛，奉高、曾、祖、父牌位。届日，主妇治家馔（ｚｈｕàｎ音撰），主人率子弟献祭品，行一跪三拜礼。每月的朔、望日供茶、燃香。另外，每逢元旦、上元、清明、端午、中秋、中元、十月朔、除夕、家家都有上坟扫墓习惯，在先人墓前或街头焚化纸线，寄托哀思。① 《清史稿》卷八十七，《礼六》。三、佛教在有清一代，佛教作为统治阶级思想统治和精神统治的支柱之一，受到统治者，主要是清朝前期几个专制皇帝的支持和保护（自然，它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限制和束缚，但相比之下，所受到的支持多于限制）；同时，在统治者的竭力提倡下，佛教中的一些名僧和禅师自觉地使佛教与儒道二教合流，这无异于打了一针强心剂，使日渐衰微的佛教能够苟延残喘下去。不过，总的而言，佛教在明清两代的衰颓之势，却是无法挽回的。（一）清廷对佛教的保护与限制作为清朝统治阶级核心和支柱的满族贵族集团，在长期与明朝中央政府打交道的过程中，渐渐懂得利用佛教的重要性。因此，早在关外时期，他们就有了崇佛活动。1。历朝皇帝的崇佛活动明神宗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即清太祖努尔哈赤建立封建地方割据政权—— 后金 的前一年，满族贵族集团就开始在赫图阿拉（俗称老城）城外兴建佛教寺庙。历时3年，共修建7座寺庙。而当时努尔哈赤正全力进行满族内部的一统大业，连绵不断的战争，消耗了大量的人力和财力。满族贵族以有限的财力和物力兴修佛教寺庙，充分反映了他们对佛教的重视程度。另外，再从满族所崇奉的萨满教的堂子（天祭祠堂）在当地仅有1座来看，也说明努尔哈赤对佛教的尊崇远远超过了萨满教。以后，努尔哈赤占据了辽沈地区，又多次下令，严厉禁止任何人毁坏佛教庙宇。太宗皇太极即位之后，继续其父的佛教政策，在百废待兴的局面之下，不断赐给各地银两，以兴建或重修佛教寺庙。正是由于太祖、太宗两朝的尊崇，辽沈地区的佛教一时呈兴盛景象。清朝定鼎北京后，依然对佛教采取利用和保护政策。清世祖对佛教之感兴趣，很可能是受了宫中太监们的怂恿，明末以来，太监就很崇信佛教，并希望皇帝也能迷信佛教而疏于政务，以便其更好地控制皇帝。顺治十四年（1657年）的春夏间，在太监的安排下，清世祖在海会寺邂逅禅僧性聪（憨璞），非常欣赏他的言谈举止。接着又将他召入宫中，请教佛法大意。十月赐以 明觉禅师 封号。此后，清世祖就成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忠实信徒，经常通过性聪了解佛教禅宗的高僧及其门徒的许多情况，并陆续召见了其中较为着名的通琇（即玉林琇）、道忞和溪森，让他们在宫中谈经说法。清世祖对他们都十分宠眷，他们也多方讨好。玉林琇为世祖起了法名 行痴 ，号 痴道人；道忞则吹捧世祖为 承愿示生 、 光显吾宗 的 佛心天子 ，都深得世祖的欢心。在他们的薰陶下，世祖对佛教简直着了迷，对这些均自称弟子，以示尊敬。他竟对道忞说，自己前身一定是，所以一到佛寺，看见僧家的明窗净几，就不愿意再回皇宫。他甚至还表示，如果不是怕丢下生母皇太后一人，肯定就要随他们出家了。顺治十七年（1660年）八月，世祖在其宠爱的董贵妃去世后，非常悲痛，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整天与茒溪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交谈。他还一度命茒溪森为自已净发，决心披缁山林，孑身修道。后虽被迫重新蓄发，依然未打消出家念头。他一面加封玉林琇为 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一面又向他表示欲效法释迦如来以成正果。但两个月后，世祖因出痘驾崩，未能实现出家愿望。正因为世祖一再有出家为和尚的愿望，所以社会上长期流传着 顺治出家的轶事。有人将北京天台寺一个和尚的肖像指为清世祖，更有人还推断世祖到山西五台山当了和尚。实际上，这些都不符合历史事实。顺治年间，清廷规定每年的四月初八日为佛沐浴。届时，将佛亭从坤宁宫抬至堂子。堂子内预先将黄瓷浴池■满红蜜，并用净水搅习。佛亭到后，即将佛像放入浴池内，浴毕再抬回坤宁宫。此后，每年的四月初八日， 俗称结缘日 ①。清圣祖自幼潜心诵读孔孟儒家经典，尤其受程朱理学家传统哲理的影响很深，因而不好仙佛。即位后，他虽然多次表达了厌恶佛教及佛教徒的思想，如他说：佛教徒不耕而食，不织而衣，专门干招摇蛊惑人心之事，极为可恶；但他也充分认识到佛教是统治人民的有力工具，因而对佛教又持保护态度。圣祖在位60余年间，6下江南，多次东巡辽沈，几乎每次都要参礼佛寺，接见僧人，题写匾额、碑文。如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圣祖第一次南巡时，在扬州为天宁寺题词 萧闲 、为平山寺题词 怡情 ；在金山御书 江天一览 ，并勅令发帑金重修寺庙。二十八年（1869年）第二次南巡时，在苏州为圣恩寺题词 松风水月 ，为灵■寺题词 翠风.此外，圣祖还多次亲奉太皇太后、皇太后到山西五台山、北京香山参礼佛寺，对德望素着的僧人顶礼膜拜。另据史籍记载，他在位期间为寺庙写的匾额多达千余块，这恐怕是历代皇帝无法比拟的。圣祖还热情地为重修庙宇书写碑文，为一些佛教经典写序和跋。不过，在这些碑文和序、跋中，虽谈佛经，但总是与儒家治国平天下、仁义道德、劝善惩恶之道紧密联系，看得出他把佛教纳入儒家思想范畴的良苦用心。圣祖对顺治时期的名僧优礼有加。如他礼迎道忞入京城供养，并封其为 宏觉国师.清世宗自幼受西藏喇嘛教的影响较深，喜读佛学书籍，研习佛教典籍，自号 圆明居士 和 破尘居士 ，表示自己身不出家，却在家修行。据说他在青年时期，还请人替已出家当和尚。后来他靠不正当的手段夺取了皇位（一说他用药毒死了圣祖康熙皇帝），引起了朝野反对派的强烈反对。清世宗害怕因果报应，即位后崇佛的兴趣有增无已。不仅如此，他为了加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和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竭力使自己具有皇帝和释主的双重身分。清世宗一再声称，他对佛教禅宗之旨有深刻了解，洞察 魔 外之情，因而自己的任务就是去邪扶正，即息邪说，正人心。为此，他借干预明代佛教临济宗圆悟和法藏两派的争论，镇住了法藏派，从而打击了明末清初遁入 空门 而怀有 故国之思 的明代遗民①，真可谓手到功成，一箭双雕。世宗还继承其父圣祖笼络蒙古王公贵族的 国策 ，但两人方式不一。圣祖是通过口外和热河围猎的方式，赏赐进觐朝贺的蒙古王公贵族；而世宗则以释主的身分统率他们，可说是殊途同归，这对于加强满蒙民族的联系，巩固多民族国家的统一，有积极的意义。①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十四。① 参见陈垣《清初僧争记》；郭朋《明清佛教》，福建人民出版社 1982年版，第 303-309页。世宗在日理万机之余，还与在内廷办事的大学士、军机大臣们议论佛法。他宣称，经过他的讲论和提示，仅雍正十一年（1733年）前半年中，就有8个王公大臣彻底 洞明 禅宗之旨，世宗学授予自己的亲信重臣以 居士称号，如大学士鄂尔秦（）为 坦然居士 、大学士张廷玉（）为 澄怀居士.这表明，世宗不仅具有皇帝和释主的双重身分，他的臣僚也具有大臣和佛教徒的双重身分，堂堂的大清朝俨然成了世俗政权和宗教教权合二而一的组织了。世宗熟读经史。他从明初成祖重用道衍和尚篡夺了其侄建文帝的皇权中深受启发，将文觉禅师视为自己的左右手，令其参与国家政务。据清史专家冯尔康先生说，雍正朝的几件大案，如宠臣年羹尧（）、隆科多（？～1728）的案子，兄弟争权夺势的允禩（）、允禟（）等人的案子，文觉禅师都出过很多主意，在其中起过重要作用。他还受世宗之命，往江南朝山，行程中，其威仪尊严几与王公大臣相等。世宗关于佛教的着作主要有《御选语录》19卷和《拣魔辨异录》8卷。《御选语录》分正、外、前、后4集，选编了玉林琇及其之前11个禅师的语录，另外还选入了道教祖师 紫阳真人 张平叔及世宗自己的 圆明居士 语录。《拣魔辨异录》主要是为批驳法藏派而着的。这两部着作，贯穿了清世宗的一个基本的思想，即以孔孟儒家思想作为封建统治思想的同时，要充分发挥佛道二教 阴翊王道 的作用。为此，他还高唱儒释道三教同源的论调。这种论调实质上是以释道二教弥补儒学的不足，以加强专制主义的统治。清世宗的崇佛和三教同源的论调，无异于给日趋衰落的释道二教打了一针强心剂。天子一言九鼎。清世宗既鼓吹儒释道三教同源，这就为释道二教的生存和发展指明了方向。此后，释道二教名流提出的三教合流主张，皆源于世宗。也正是这个原因，释道二教得以在清代苟延残喘下去。雍正十三年（1735年）八月下旬，清世宗猝然崩逝，这就引起了人们的种种猜测和疑虑。京城之内一时摇言四起，人心浮动不安。新即位的高宗，早已看出释道二教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搞乱了封建统治秩序，也严重损害了世宗的声誉。于是，他立即颁发数道谕旨，抑制释道二教。高宗命令7旬高龄的文觉禅师徒步返回江南，由地方官严加稽察、管束；同时又严厉警告文觉禅师和其他佛教徒，此后不准妄言世宗生前的话语，如发现打着世宗招牌在外招摇不法，定按国法和佛法加倍治罪；收缴僧人手中所藏的世宗御书及朱批等件。这对当时安抚人心、稳定大局和巩固新即位皇帝的统治地位具有积极作用。自然，清高宗也是很懂得佛教在维护封建统治方面所起的作用的，因而也尊崇佛教。不过，他与其父世宗尊崇的方法截然不同。高宗之尊崇佛教，主要表现在刻经和评经上。雍正十三年，清廷特开藏经馆，在明神宗万历间所刻《大藏经》（即《北藏》）的基础上，增加名僧着述，使该书成为1672部、7247卷，这就是清代着名的《龙藏》。《龙藏》刊刻完成的时间是乾隆三年（1738年）。雍乾时期，清朝的立国之本—— 国语（满族语言）骑射 ，在满族八旗中日渐生疏，为此高宗竭力重新予以提倡。其措施之一，就是将汉文藏经译成满文，使满族八旗在重新学习国语的基础上，均能尊君亲上，去恶从善，以巩固清朝的封建统治。为此，清廷从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组织大批人力，从事翻译工作，直至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完成，总共为699部，2466卷。书成之后，高宗喜悦之情溢于言表，特将此书和《四库全书》一同作为清朝盛世时期文化事业上的两件大事。自嘉庆朝始，清朝国势中衰，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日趋尖锐，社会动荡不安，人民起义烽烟随时可见。在这种情况下，清仁宗及其以后的历朝皇帝将主要精力放在防止和镇压人民起义方面。无暇扶植佛教，甚至未举行过任何崇佛活动，致使佛教的衰颓之势无法挽回。2。寺僧衙门的设立清承明制，从中央到地方，普遍设立了寺僧衙门，以掌管佛教事务。天聪六年（1632年），后金（清）规定由僧录司综理各地庙宇，凡是了解佛经、遵守佛教清规戒律的佛教徒，均给予度牒。清廷定都北京后，即以僧录司为中央政府掌管佛教事务的衙门。它的官职有正、副印，左、右善世，阐教，讲经，觉义。京城内在东、南、西、北、中、东南、西南各城和西城的南路各八处每处设协理一人。各直省的僧官，府称僧纲，州称僧正，县称僧会（但湖南衡山县僧官不称僧会，而称僧纲）。清廷单独设立寺僧衙门，既表示对佛教的重视和保护，但也有对僧人限制的一面。如顺治二年，清廷宣布废除度牒纳银例，但不准民人私自削发为僧。康熙十六年，清圣祖诏令僧录司，严厉管束天下僧侣，不准他们私自设教聚会，违者严加论处，乾隆时期，清廷宣布废除度牒制度，这是千余年来中国佛教史上的一件划时代的大事。从此，天下的僧尼可以随意出家而不受任何限制，有利于扩大佛教队伍。但也正如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所说，由此而来的，却是僧尼成分的更加复杂，僧尼情况的更加窳滥，从而为加速佛教的衰亡造就了更为严重的内部因素。3。清律有关惩处僧尼的法律条文佛教寺庙也并不是一块世外桃源。在封建社会里，阶级压迫、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时刻伸向每一个角落，真可谓无处不有。明末清初，就有一些僧人参加了反明起义和抗清斗争，佛教的一些寺庙更为民间秘密宗教的反抗斗争提供了活动场所。清世祖曾指出：白莲、无为、闻香等 邪教 夜聚晓散，招纳亡命之徒，以进香拜佛为名，张帜鸣锣，肆行无忌，阴谋不轨。康熙十一年，清圣祖巡幸南苑，行经海会寺之时，发现庙中的僧人有白莲教徒，于是发了一通议论说： 此等之人往往为害不浅，朕已知之。 ①另外，还有一些僧人虽不至于谋反，但却利用朝廷的 恩惠 ，干出种种为非作歹之事。如有的结交王公贵族、地方官吏，充当府州县衙吏，以兼并土地，欺压百姓；有的私自往安南等国家，进行交易，赚取大量金银珠宝，连地方官也无可奈何；有的暗设赌局，专诱王公贵族、大小官吏聚赌，诈骗钱财；有的暗蓄娼妓，有的公开迎娶妻妾，日夜饮酒淫纵，无人敢问；还有的竟公然置严格的等级制于不顾，衣锦绮丝、绫罗彩绣，用金银器皿。显然，种种肆行无忌的违法行为，如不严加禁止，势必危及清朝的统治秩序。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一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自顺治初年至乾隆初年历时长达百余年而制定的《大清律例》，就专门开列了惩罚不法僧尼的条文，充分表达了统治阶级的意愿。如《大清律例》规定，僧尼如有为 匪 和谋反情事，与平民一样，重者凌迟处死、斩绞，轻者杖刑或流放边疆为奴，地方官如徇情不报、知情故纵均治罪；僧尼服用逾制，或治罪，或受笞刑50，服饰、器用等物一律没收入官府；僧官、僧人如挟妓饮酒作乐，均杖100，并发回原籍为民；僧尼如有通奸、拐骗、诓诈财物者，或绞监候（即判处绞刑，秋后执行），或杖后充军，所拐骗的人口、财物一概发回原主；僧人如私自娶妻妾，杖80，令其还俗，女家主婚人同罪，财礼没入官府，寺庙住持知情不举者同罪，不知者不罪；僧人如以亲属等的名义婚娶，则以强奸罪论处。以上所列各款，说明对违法僧尼的处罚是很严厉的，在清朝处于鼎盛时期，这些条文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二）清代佛教的基本情况据康熙六年（1667年）礼部统计，敕建的大小佛教寺庙有12482所，私建的大小寺庙67140所，总计为79622所，僧尼有110292人。乾隆元年（1736年）至四年，顺天、奉天两府及各直省共发出度牒340112张①。这样，至乾隆初年僧尼总数已趋45万人。此后，僧尼人数依然有增无减。据有人估计，清末时僧尼约有80余万人。实际上，这个数字恐怕准确性很差。因为，自乾隆中叶以后，随着清朝国势日衰，土地兼并愈演愈烈，流民遍地，其中一些人诵入寺庙，削发为僧，从而促使僧尼人数急剧地增长。由此看来，清末的僧尼总数当在100万人以上。清代内部组织大略如下：住持，也称方丈、长老等，主管事物、布教的僧人。他一般是由该寺中德才兼备、众望所归的僧人担任。住持之下，分东、西两序，分别辖有各种执事僧人。东序有六知事：都寺、监寺、副寺、维那、典座、直岁。西序有六头首：首座、书记、知藏、知客、知殿、知浴。其中都寺负责寺院内总的事务，并负责接待官吏，施主等；监寺协助都寺工作；副寺负责寺院财务；维那负责僧尼纪律事务，以及辨别度牒真伪等；典座负责僧尼伙食及寝床清洁事务；直岁负责寺院修缮等事务；首座分前堂首座和后堂首座，分统全寺院僧尼；书记负责全寺院文翰事务，如缮写山门榜疏、祈祷词语等；知藏负责保管佛教经籍、文献事务；知客负责接待来寺院的官吏、施主等事务；知殿负责殿堂的香火的清洁等事务；知浴负责管理全寺院的浴室，为僧尼洗澡服务。此外还有一些职任：如庄主，管理寺院的庄田；园主，管理寺院的菜园；役僧，担负寺院各种杂役劳务；夜巡，担任寺院夜间警卫；鼓头，掌管寺院法鼓；钟头，掌管寺院敲钟，以报时刻；茶头，供应僧尼茶水；门头，负责门卫；等等。清代寺院房舍林立，一般都有大雄宝殿、观音殿、罗汉殿、餐厅、客堂、禅堂、僧堂、砖塔等。佛教徒的习俗和佛事仪式与明代基本相同，此处不再赘述。惟其中一种 焰口普度 ，清代与元、明两代有所不同。焰口，是一种饿鬼名。焰口普度，就是诵施食经咒，以解除各饿鬼的痛苦。其仪式大致如下：在殿堂内设一佛座，上立牌位，点1盏灯，置花瓶、烛台各对，香炉1个，再摆上各种供物。佛座前另设一个12尺见方、高约6尺的焰口普度坛，正面安祀观音像，置佛具，也布置鲜花、灯烛及例行供物——米1盆、馒头7个及洒水器等。坛的对面设昆卢坛，上坛张挂释迦、观音、阿弥陀、地藏、阿难、引魂及十方诸佛等7佛名号，下坛竖立面燃大士、护法龙天的牌位，同样供以鲜花、点灯、供物等。旁边设置餐台，立一个写有 水陆一切男女孤魂等位的牌子，也摆有鲜花和供物。其中供物是：一个很大器皿里，装满了堆积如山的米饭，器皿前放置两个高约6尺、宽9尺大小的山形竹笼，竹笼外面贴满金银箔纸、纸钱和冥衣等，并立有写着 金银山 、 钱衣山 的两面旗子。普度开始时，诵经的5或7个僧人走上焰口坛，金刚上师（主持普度僧人）以下僧人，各按所定位置就席，适时鸣打大鼓、小磐、小铙钹、木鱼及引磬等法具，诵经中渐渐抛出所供的米饭，一面用洒水器在馒头上写梵字，然后将其向餐桌方向抛去，当它绕行到 阴府 途中即应丢弃金银、钱币、衣服的地方之时，焚烧金银山、钱衣山，藉以超度冥府的亡灵魂。① 《光绪会典事例》卷五百零一。以上的佛事仪式，不仅佛教徒极为重视，就是一般百姓也很重视。他们因白天须参加生产劳动，故于夜晚举行这项佛事，往往历时三四个小时，他们所立的牌位，除了地藏、观音菩萨、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等外，还要祭祀护法伽蓝、水府龙王、天府神厅、地府灵只、阴间阎罗王，以及城隍土主等诸神。民间这种普度焰口之举，完全成了追悼已故先辈亡灵的一种形式，以避免先辈们在 阴间 成为饿鬼。在清代的佛事活动中，有下述两点很值得提出。这就是：第一，法会规模渐大。佛教徒为弘扬佛事而举行的聚会（或仪式），称作法会。清代以前，法会一般是连续举行7日，有时也举行两个7日，即14天。清代，法会规模扩大，许多寺庙要连续举行七七共49天，届时热闹异常，景象也颇为壮观。第二，佛和菩萨等的诞辰纪念日已制度化。佛教自传入中国后，中国的佛教徒就在每年的四月初八日佛主释迦牟尼圣诞日，举行庆贺活动。到了清代，诸佛菩萨均有了自己的圣诞日，具体如下：正月初一日，弥勒佛圣诞；初六日，定光佛圣诞；初八日，五殿阎罗天子圣诞；二月初八日，释迦牟尼佛出家；十五日，释迦牟尼佛涅盘日；十八日，四殿五官王圣诞；十九日，观音菩萨圣诞；二十一日，普贤菩萨圣诞；三月初一日，二殿淡江王圣诞；初八日，六殿卞城王圣诞；十六日，准提菩萨圣诞；十七日，七殿泰山王圣诞；四月初四日，文殊菩萨圣诞；十七日，十殿转轮王圣诞；二十八日，药王菩萨圣诞；五月十一日，都城隍圣诞；十二日，伽蓝菩萨圣诞、关圣帝君降神；六月初三日，护法韦驮天尊圣诞；初四日，南赡部洲转大法轮；十九日，观音菩萨成道；二十四日，关圣帝君圣诞；二十六日，协天大帝圣诞；七月十二日，大势至菩萨圣诞；二十四日，龙树菩萨圣诞；三十日，地藏菩萨圣诞；八月二十二日，燃灯佛圣诞；九月三十日，药师琉璃光如来圣诞；十月初五日，达摩祖师圣诞；十一月十七日，阿弥陀佛圣诞；十二月初八日，释迦如来成道；二十九日，华严菩萨圣诞；三十日，持斋念佛以求诸佛菩萨上界访察人间善恶①。清代寺庙经费的主要来源是：第一，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和实力人物不断施予银钱和土地。例如，乾隆时，身为 天下之母 的孝圣皇太后，有一次就当面对高宗说，京师顺天府东有一座废旧寺庙应由政府出资重加修缮，高宗当即答应照办。再如，清代小说《官场现形记》所记述的宝小姐捐款龙华寺的事例，也很有代表性。宝小姐是湖广总督的养女，平时最喜欢到佛教寺院烧香，对佛顶礼膜拜。凡是大小寺院，她都毫不吝惜地捐献善款。武昌有一龙华禅寺，寺方和僧人了解到宝小姐这一性格，想方设法怂恿她大笔大笔地捐款，以使财源滚滚而至。他们以法会和素食为媒介，通过一个名叫善哉的知客一步步地接近这个湖北首屈一指的实力人物宝小姐。而这个叫善哉的寺院知客，凭借自己辩才和通晓事故，竭力讨好和拉拢宝小姐。当宝小姐到寺院参加法会时，他为她特意准备了一间休息室，设有豪华的的床铺和崭新的被褥，以供其午睡之用。他对宝小姐的照顾可说是无微不至，连梳桩台上的化妆用品和香水都一应俱全，接着就等待大笔捐款了。果然，法会开幕的当天，仅仅吃了一顿斋饭，宝小姐就捐出500两的巨款，作为香油钱交给了寺院。由此可以推想，七七共49天的法会，宝小姐捐款的数目定是十分惊人的。第二，一些有势力的僧人勾结官府，抢占百姓田地庐舍，有的甚至大鱼吃小鱼，肆无忌惮地侵占邻近寺庙，将其作为己产。例如，被清世祖封为 国师 的通琇，就凭借皇帝的宠幸，侵夺江苏宜兴善权寺，以及其他一些地方的名山古刹，因而被同辈僧人斥之为惯占丛林的 绿林 盗贼。第三，下层百姓为求神佛保佑，以消灾避祸，也经常主动为寺院捐献银两，或为之购买土地、房舍。这就使得一些僧人 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宗庐器皿，玩好百物，争取华靡。①当然，这只是就僧人上层而言，一般的僧尼还得自食其力，过着清苦、贫寒的生活。① 参见中村元主编《中国佛教发展史》上册，台北天华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版，第 501——506 页。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五○一。（三）清代各宗及其名僧简况清代佛教各宗派，继承着明末的遗绪，但仍以禅宗为最盛，影响也较大②。而净土、天台、华严等宗不过徒具形式而已。雍正时期，清世宗亲撰《拣魔辨异录》，以专制皇帝权威公然干涉禅宗内部纠纷和矛盾，使禅宗奄奄一息，几陷灭顶之灾。世宗去世后，禅宗势力虽有恢复，但依然还不到清初的水准。清朝中叶以后，净土信仰成为佛教各派所共宗，禅宗再无回天之力，益发没落下去。1。禅宗清初以来，禅宗分为临济和曹洞2大系。临济宗因其代表人物通琇（即玉林琇，），道忞（）、行森（）受世祖宠眷，而盛极一时，并由此还发生了与曹洞系的摩擦。通琇，字玉林，俗姓杨，江阴人。少年时出家为僧，19岁时拜明代着名禅师圆修为师，23岁时继圆修主持浙江湖州（今吴兴县）报恩寺，一时被佛门子弟视为奇特之人。顺治十六年（1659年），他奉世祖诏书入京，在宫中谈经说法，颇受青睐。通琇还为世祖起法名 行痴 ，号 痴道人.次年，世祖命选僧1500人，在阜成门外慈寿寺从通琇受菩萨戒。世祖受戒后，加封他为 大觉普济能仁国师 ，又赐予紫衣、金印，可谓红极一时。后来，世祖还当面对通琇说，自己要效法释迦如来舍王官为僧事。通琇感到，皇帝出家，自己则失去了政治靠山，于是竭力劝阻。他说：皇上身居帝位，上可以安圣母皇太后之心，下可以使万民乐业，同时又可以护持佛法。顺治十八年正月，世祖因出痘而死，出家之事未果。顺治去世后，通琇奉旨南归。他依恃 国师 的招牌，欺僧霸寺。其中，一个十分突出的例子，就是侵夺曹洞宗僧人所住持的善权寺。为了达到永久霸占的目的，通琇竟振振有词地说：我乃临济宗嫡传僧人，此寺是我的祖寺，我祖所居之所。他在顺利地夺取了善权寺之后，就派他的弟子行丰为住持。行丰效法乃师之所为，谋夺该寺附近的祠堂，激起民变。善权寺被焚，行丰葬身火海。通琇惶惶不可终日，只身仓惶逃至淮安清江浦慈云庵，危坐竹椅，7日不食而死。着有《大觉普济玉林国师语录》。道忞，字木陈，俗姓林，广东潮阳人。27岁时正式出家为僧，后赴宁波天童寺，拜素有 临济中兴 之誉的明代着名禅师圆悟为师。圆悟归寂后，道忞继主天童法度。顺治十六年，他应召入京，对世祖给予的极高礼遇受宠若惊，当面吹捧世祖为 光显吾宗 的 佛心天子 ，更得世祖欢心，并被封为 弘觉禅师.不久，道忞南归，其舟船所过之处，瞻敬皈依者如市，俨然一个解甲归田的权贵。此后，他也和通琇一样，欺僧霸寺，骄横一时。雍正时期，因其着述泄露了清廷禁中之事，道忞受到了清廷的严厉谴责，被称为 宗门罪人 ，着述也遭到了禁毁，落得了与通琇相似的下场。着有《奏对录》等。② 本节参考和利用了佛教史专家郭朋先生和任道斌同志的一些研究成果，特此致谢。行森，字慈恩，号茆溪，故又称茆溪森，广东博罗人。明末，他遁身空门。顺治初，又拜通琇为师。顺治十六年，行森应召入京，随侍世祖左右，颇受恩宠。次年八月，世祖在其宠爱的董贵妃去世后，非常悲痛，为求得精神上的解脱，完全沉迷于释道，并整天与行森等人议论佛经，甚至彻夜长谈。他命行森为己净发，决心孑身修道。通琇得知此事，生怕自己失去政治上的靠山，勃然动怒，当即命人取来柴薪，以烧死行森相劝阻。世祖无奈，打消了出家的念头，重新蓄发。行森也只得怏怏南归。顺治十八年初，世祖病死。行森再次奉诏入京，为世祖举行火化礼。南归后依然传授佛法。雍正时期，清世宗追封他为 明道正觉禅师 ，其下场远比通琇、道忞为好。着有《明道正觉森禅师语录》。清代临济宗僧人隐元在中日佛教交往史上有突出的贡献。隐元（），俗姓林，名隆琦。福建福清人。明末，在福清黄檗山出家为僧，一度主黄檗山法席，弘扬临济宗旨，从其学者颇多。清顺治十一年（1654年），隐元应邀东渡日本长崎，在当地寺庙中传授佛法。后又应约谒见日本德川家纲将军，受到隆重友好的接待。顺治十八年，隐元在京都创建黄檗山万福寺，传授禅法，世称 黄檗宗.隐元也由此成为日本佛教黄檗宗的开山始祖，在中日文化交流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他圆寂后，被授予 大光普照国师 谥号，着有《普照国师语录》、《弘戒法仪》等。近年日本平久保章编有《隐元全集》12卷。清初，曹洞宗僧人虽在岭南和长江以北传授禅法，但其境遇远不能与临济宗相比似。一部分曹洞宗僧人，如道盛（），号觉浪，别号杖人，俗姓张，福建浦城人，出家为僧后，看到佛教日趋没落，于是在传授佛法时，竭力将孔、孟、老、庄思想揉合进去，倡导儒释道三教合一。他的弟子方以智，继承了他的遗愿，以弘扬三教合一为已任。方以智（），字密之，号曼公，安徽桐城人。顺治十年（1653年）拜道盛为师，皈依曹洞宗。晚年活动于江西青原山、新城寿昌寺、福建鼓山等地，兴复庙宇，畅论佛经。他在其所着的《象环寤记》中提出： 佛生西，孔（子）生东，老（子）生东而游于西，而三姓为一人 ，因此释、儒、道三教应集其大成，而归一于《易经》。他的这一观点，很受当地僧人和士人的重视欢迎，对振兴曹洞宗风作出了贡献。着有《物理小识》、《通雅》等。他的弟子还将其谈论佛法的言论辑为《愚者大师语录》刊行于世。另一部分曹洞宗僧人则大力宣扬民族志节，反对清朝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政策。其中，函可和函昰可称为他们的优秀代表。函可（），字祖心，号剩人，原名韩宗■，广东博罗人，明末礼部尚书韩日缵的长子。其父死后，因厌倦世道动荡，滋生了遁入空门的思想。29岁时毅然出家为僧，归入曹洞宗。南明弘光元年（1645年）春，函可至南京刻《藏经》，弘扬佛法。在此期间，他亲眼目睹了南明福王政权的兴亡和士人抗清殉节的可歌可泣的事迹，并为之动容。于是，他撰作《再变记》，褒扬抗清志士。顺治四年（1647年），函可为人告发，在受到残酷拷掠后，发配沈阳戌所。但他丝毫不因自己的悲惨处境而灰心丧气。相反，他先后在7座大寺院宣讲曹洞宗旨，被奉为辽沈地区曹洞宗的 开宗鼻祖.函可还广泛结交流人文士，首倡辽沈地区的第一个文人结社 冰天社.他死后，被葬于辽阳千山。着有《千山诗集》、《千山剩人和尚语录》。与函可齐名而又名着南方的函昰（ｓｈì同 是 ，），字丽中，俗姓曾，广东番禺人。明末出家为僧，并在广州佛教寺院宣讲曹洞宗旨；同时，他也和函可一样，热情赞颂抗清志士，严厉斥责清廷的民族高压政策。为此，他在弘扬禅宗宗风时，大力宣传儒家的忠孝节义，主张儒释道三教台一。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因为，与其他佛教徒不同，函昰提出的儒释首三教合一，不是单纯地为了挽救佛教的衰落，而主要是为了抗清斗争的需要，即把忠孝节义揉进禅宗宗旨。从而有利于佛教广大僧侣和明朝的文人学士、缙绅遗老以及群众联合进行反清斗争。正因为此，数以千计的文人学士、缙绅遗老归于函昰门下。一时，函昰的寺院成了抗清志士被庇护和发展力量的场所和基地。函昰的着述有《金刚正法眼》、《般若心经论》、《语录》等。2。净土宗净士宗成为清代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致力弘扬者历世不绝，其中最为着名的当属省庵、际醒和际清。省庵（），名实贤，字思齐，俗姓时，江苏常熟人。少年出家为僧，专修净土。他指出，入佛祖法门，首要的是 发心 ；要修行，首先就得 立愿.检查心愿差别的，有邪、正、真、伪、大、小、偏、圆8种。省庵主张去邪、去伪、去小、去偏，取真、取正、取大、取圆，实际上要教徒遵守佛规，不贪欲求乐，不争利不求名。他死后，被尊追为莲宗（净土宗）的第九祖，在清代影响颇大。际醒（），字彻悟，号梦东，俗姓马，河北丰润人。原为临济宗僧人，乾隆中叶，专心弘扬净土，每日礼拜念佛不已，对禅宗和净土宗宗旨了解颇深，成为乾隆中叶着名的净土僧人。但他对禅宗、净土宗均无大的建树和发展。着有《示禅教律》等。际清（），字允初，号二林，俗姓彭，名绍升，江苏苏州人。乾隆中叶，专心研究净土教义，建莲社谈宗说法。他对禅宗日趋没落、净土宗停滞不前，很是忧虑，于是竭力鼓吹禅宗和净土宗相互融和，将儒家思想融入禅宗和净土宗的宗旨中去。但实际上，并未取得多大成效。着有《净土三经新论》、《净土贤圣录》等。3。天台宗天台宗自清初至清末，传人不绝，但却如郭朋先生所说，他们 都不过是依文解义，重复旧说而已.其中，较有影响的是清初的受登（年），在杭州天溪大觉寺专门弘扬天台宗旨长达30余年，此后，直至近代，天台宗僧人一直在江浙一带传播天台宗教义，弘扬天台佛法，有的还办起了研究社一类的组织，但始终也未 研究 出新名堂，更未能振兴天台宗。4。华严宗清代华严宗较为重要的名家有续法和通理。续法（），号灌顶，俗姓沈，浙江人，自幼出家为僧，皈依华严宗。他企图借助禅宗兴复华严宗，弘扬华严宗旨。但禅宗尚处于停滞不前状态，因而不可能给法严宗注入活力。着有《贤首五教义》等。通理（），字达天，俗姓赵，河北新河人。少年出家为僧，研习佛法。雍正年间，在北京妙峰山潜心研究华严宗教义，并撰《法华经疏》。由于通理的竭力提倡和传播，华严宗风一时大振，许多佛教徒不远千里前来聚会。乾隆时，清高宗赐其紫衣，敕封他为 阐教禅师 ，以表彰他 中兴 华严宗之功。但实际上，华严宗和佛教其它各宗一样，衰颓之势力已无可挽回，任何一个人都决不可能有回天之力。5。律宗清代律僧中较有影响的人物是读礼（），字绍如，后改见月，俗姓许，云南楚雄人。明末剃发为僧，精研戒律，并开坛传戒，盛于一时，所撰《一梦漫言》记载了明末清初佛教徒的活动，对研究佛教史有一定的参考和利用价值。6。居士的弘传佛学早在清朝统治者入关之初，一些不甘心臣服于满族权贵的汉族士大夫，则遁入佛门，出家为僧，还有一些人，不愿出家，于是就在俗弘扬佛法，阐释佛教教义。他们被称为居士。但直到清代中叶以前，居士的数量是很少的。道光朝及其后，清朝国势日衰，佛教也更趋不振。太平天国政权建立后，由于天王洪秀全主张废除基督教之外的一切宗教，太平军所到之处，佛教寺庙被毁，佛教经卷被焚，这就更促使了佛教的衰颓。于是，在俗护持佛教教义的居士日益增多。他们的主要任务就是校刻佛教经典。其中，最为有名的当属郑学川和杨文会。郑学川（），字书海，江苏扬州人，少年时精心研究儒家经典，后专心研究净土宗旨。太平天国起义后，他看到江苏一带的佛教经籍遭到严重损坏，于同治五年（1866年）在扬州设立刻经处，自称刻经僧。此后他又在苏州、常熟、杭州等处刻经。前后花了15年的光阴，共刻经3000卷，对于佛经的保管和流传作出了一定的贡献。杨文会（），字仁山，安徽人。年青时博览孔、孟、老、庄诸子之书，成为名着江南的一个学者。他在27岁时笃信佛教，并立志搜寻佛经。为此，他几乎走遍了江南的古刹寺庙，所到之处逢人便问当地有何寺庙，内中有无佛经。同治五年，杨文会在南京与佛教界人士研讨佛教经典，并出资成立刻经处。他每天工作非常繁忙，白天亲自督工兴建，夜晚潜心于佛教经典的研究和校刻。光绪年间，杨文会随清廷外交官曾纪泽两度出使欧洲，广泛搜寻失传的佛教典籍达二三百种之多，并将其中有价值的刊刻。正是由于杨文会的身体力行和大力倡导，清末掀起了一阵佛学研究之风。他一生刊印佛经达2000余卷，还亲手制定了应刻的《大藏经》的目录，定名为《大藏辑要》①。他的着述辑为《杨仁山居士遗着》。① 参见蒋维乔《中国佛教史》卷四，上海书店 1984 年版。（四）佛教对清代社会的影响佛教在清代虽已处于衰颓状态，但流传依然广泛，并对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如前所述，清世宗用僧人密参朝政，待其暴卒后，京城内谣言四起，政局动乱，如果不是新即位的高宗采取断然措施以稳定人心，那么清廷的混乱局面很可能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清朝的统治也有夭折的危险。在政治上，佛教在清朝依然起着维护封建统治、麻痹人民斗志的作用。它教导人们逆来顺受、忍辱负重，不要作任何反抗。清朝时存在着许多有关佛的谚语，诸如 念佛一声，福增无量；礼佛一拜，罪灭河沙 ，把人们的幸福与否，看作完全与念佛有关；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模糊了人民对统治阶级残暴本性的认识。这在清代的反清起义中有生动体现。例如，嘉庆十八年（1813年）九月，北京的林清起义前，起义首领林清不作任何积极准备，不建立自己的军事力量，完全以 弥勒佛下凡 的空头说教进行动员。有人劝他学习击剑，他竟煞有介事地说，有神佛保佑， 剑术不足道也 ①。林清还竭力向起义者灌输只要常向神佛祈祷，他们就能 不怕刀砍.结果，九月十五日，林清以勉强拼凑起来的一支一百多人的队伍（他们既未经任何战阵训练，而且有的起义者临上阵时手里连武器也没有。）进攻清朝统治的神经中枢——紫禁城，双方刚一交火，起义者即遭擒杀，起义很快即以失败告终。经济上，由于佛教寺庙勾结官府，抢夺土地，使清朝中叶的土地兼并愈演愈烈。另外， 为僧多清闲 ，他们不参加生产劳动，也不向封建官府交纳赋税和负担差役，这就把赋役都加到了劳动人民的头上。应该说，佛教寺庙和佛教徒的特殊化，成为清代中晚期社会矛盾越来越激化的因素之一。也正是这样，朝野上下的一些有识之士，例如湖广总督张之洞就提出利用寺庙财产兴办学校的主张，为世所瞩目。思想文化上，佛教的影响也很大。其中，既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与宋、元、明代一样，清代的儒家学者大都面目是孔孟之儒，而心神却是佛、道。清初的理学家们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他们的哲学思想和哲学体系中充满了佛教的唯心主义。因此，我们也可以说，佛教的衰颓促进了清代理学的没落。佛教对清代的文学影响也很大。被誉为融高度思想性和高度艺术性于一体的不朽的现实主义杰作《红楼梦》，就是以一僧一道来到青埂峰下，僧人与那块鲜莹明洁的石头的对话为引子，揭开全书的序幕的。而书的结尾，即林黛玉病逝后，贾宝玉毅然抛弃新婚之妻薛宝钗等遁入佛门，更反映了作者在 补天 的理想（即实现自己的理想社会）失败后而产生的颓废心情。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佛教的确是人们的精神 鸦片.清代的诗僧、画僧人数颇多，为繁荣当时的诗坛、画坛作出了有益的贡献。函可可称为清代诗僧中的佼佼者。他被清廷流放到辽沈地区后，在非常艰苦的环境中，写出了许多精采的篇章。这些诗篇非常生动、形象而又深刻地揭示了清初东北在经历明清之际战乱后，社会凋蔽不堪的残败景象，反映了辽沈地区人民和流人的悲惨遭遇。例如，他在《老僧》一诗中，描写了一个9旬高龄的老僧在回归离别20年之久的故乡后所见到的凄惨景象和表达的心情： 言从故里过，残败几间屋。不闻旧人声，但闻山鬼哭。虽复身首遗，凄凄恨孤独。 再如《即事十首》（之十）表达了作者虽身陷囹圄而坚贞不屈的精神： 身死固足悲，身辱亦足耻。与其辱以生，毋宁饥以死。 ①①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五；《林清》。此外，比较着名的诗僧还有：苍雪（），云南人，着《南来堂诗集》；借庵（），浙江海宁人，诗作在乾嘉道3朝颇负盛名，着《借庵诗钞》；敬安（），字寄禅，俗姓黄，湖南湘潭人。同治年间出家为僧，一面学习佛法，一面刻苦钻研诗赋。辛亥革命时，他热情赋诗，支持资产阶级领导的反清武装起义，并与革命志士往来，被称为清末着名的爱国诗僧。着有《八指头陀诗集》（分正续集）。清代的画僧，多以风格各异的山水、花草、兰竹、松石而争奇斗妍，相互争雄。其中，号称清代4大画僧的八大山人、石涛、石溪、弘仁最为有名。八大山人（1626～约1705），俗名朱耷，字雪个，为明朝宗室后裔。顺治初年出家人僧，后为道徒。他的画，多以花鸟、山水、竹木见长，往往点染数笔，即形神逼真，起到以假乱真的作用。但他画的山水、花鸟、天地多有孤傲、凄凉、悲哀之感，显然是以画言志，寄托自己对故明皇朝的眷恋心绪，表达了对满族权贵的愤怒与痛恨心情。石涛（），俗姓朱，名若极，法名原济、道济，别署大涤子、清湘老人、苦瓜和尚等，为明宗室后裔。他入寺为僧后，曾云游江南各地，观赏名山大川。随后，发奋作画，笔情纵恣，不拘泥于前人成法。但石涛的画也和八大山人一样，时时显露出内心的隐痛。石涛不仅画绘得好，而且还精于画理。他的《苦瓜和尚画语录》，非常重视实际写生，反对脱离实践的胡画乱造。石溪，又作石谿（1612～约1692），俗姓刘，名髠残，字介丘，别名残道人。他皈依佛门之后，云游名山大川，为其后来的山水画提供了取之不尽的素材。他用笔精炼，画面自然、紧凑而又和谐，充分表达了热爱祖国、向往幸福生活的心情。弘仁（），字渐江，俗姓江，名韬，明末为诸生。清军南下时，他曾参加南明政权的抗清活动，失败后剃发为僧，并纵情山水，尤擅长画黄山风景，层崖陡壑，伟峻沉重，颇得清初画界好评。他还被誉为 新安四大家 之一。此外，扬州的虚谷、焦山的大须等人，也都是清代有名的画僧。佛教对民间秘密宗教的滋生和发展，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首先，由于清代佛教寺庙遍布全国，这就为民间秘密宗教提供了活动场所。许多教派的教首们都把寺庙作为基地，张帜鸣锣，招收徒众，发展势力。许多僧人也参加教派组织，在其中穿针引线。这样，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教派和教徒人数急剧增加，成为威胁清朝统治的一支潜在力量。其次，神佛既成为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又是农民领袖鼓动下层群众反对封建统治的思想工具。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教义可以从其经卷（又称宝卷）得到反映。它们的宝卷有许多是在专门印刷宫廷经书的内经厂印制的，经皮卷套，锦锻装饰，异常精美。而经书的首尾均绘有佛像，一切款式也与真正的佛经相似。正是由于打着佛教的招牌，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在社会上流传极广，影响很大，促进了教派势力的迅速增长。① 张玉兴选注：《清代东北流人诗选注》，第 47 、28页。清代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的核心，如劫变、弥勒下凡和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的信仰，无一不与佛教有着渊源关系。例如，民间秘密宗教把世界由始至终分为3个时期，每个时期都由一位佛来执掌：过去由燃灯佛、现在由释迦佛、未来由弥勒佛掌管。再如，佛教一向祭奉弥勒佛。随着佛教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弥勒佛的下凡在广大下层群众的心目中，被认为是帮助他们驱除压迫、赢得光明和理想世界到来的象征。一些农民领袖如天理教起义首领林清，就是把自己打扮成弥勒佛的化身，并以此组织和发动群众进行反清武装起义的。又如，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广泛流传着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 的八字真诀。这实际上是吸取了佛教禅宗的空、道家的无和佛教净土宗的彼岸思想，即用佛教的彼岸思想否定现实世界，从而对封建统治阶级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进行了挑战。清代的一些着名的农民起义王论清水教起义、川楚陕红阳教大起义等，无不打着无生老母的旗号，招收徒众，聚集力量的。（五）藏传佛教——喇嘛教西藏佛教史是中国佛教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如果不了解西藏佛教史，那么对中国佛教史就不会有一个全面的、完整的了解。西藏佛教，通称为喇嘛教。1。清廷崇奉喇嘛教元、明之际，西藏喇嘛教的支派很多，有红教、白教、黑教、花教等。明太祖洪武初年，宗喀巴在西藏地区进行了宗教改革，在红教的基础上创建了黄教，教徒衣冠均为黄色。他死前，对其两大弟子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立下遗嘱，要他们传演大乘佛法，屏弃幻术，并世世转生，称为 呼毕勒罕 （汉语 化身 之意）。此法也在其它 胡图克图 （即大喇嘛）中实行。从此，黄教在西藏地区大为盛行，并逐渐占据了统治地位。清太宗崇德年间，五世达赖（）和四世班禅（）派遣使者向清廷朝贡，并称太宗为 曼殊（汉语 妙吾祥 之意）师利大皇帝.太宗极为隆重地接待了使者，并向达赖、班禅赠送了金碗、银盆等厚礼。这是西藏和清廷直接通好的开端，也是清廷崇奉喇嘛教的开始。顺治九年（1652年）冬，五世达赖到京觐见清世祖。世祖在南苑行宫盛情接待，又在紫禁城内太和殿举行大宴礼，还特修后黄寺作为其居住之所。这座寺庙在有清一代起了很大的作用：达赖、班禅每年奉贡遣使，均在此住宿，这使该寺成为清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联系的桥梁和纽带。后黄寺创建之初，清廷将剃度喇嘛定额为108人，顺治十四年又增加为400人，成为雍正之前北京城内的喇嘛教总寺院。顺治十年初，达赖返回西藏之前，清世祖赐给他金册金印，又敕封他为 西天大善自在佛、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恒喇达赖喇嘛 ，并赐印信①。达赖由此开始正式得到 达赖喇嘛 的称号。五世达赖回到西藏后，用清廷赏赐的金银重建和新建了包括布达拉宫在内的10余所寺庙，大兴黄教。之后，他又为西藏大小黄教寺庙规定了各种制度，从而使喇嘛教在清代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达赖晚年，不大过问政事，专心着喇嘛经典。据史载，他一生的着述共有30余卷，其中以《相性新释》、《西藏王臣史》、《菩提道次第论讲义》、《引导大悲次第论》等最为有名，传播也很广，被西藏喇嘛教界奉为名着②。由于五世达赖专心着述，西藏政务由第巴（行政官）桑结主持。桑结表面归附清廷，实际上却暗中与准噶尔部噶尔丹相勾结，企图在西藏形成分裂割据势力。然而，清廷却始终厚待达赖、班禅。清世祖逝世后，清圣祖每年都要派人到西藏看望达赖、班禅，不断赐给他们大量的金银、茶叶，以供喇嘛寺僧养赡之用。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五世达赖圆寂（去世）。桑结秘不发丧，私自立了一个达赖六世（），不久，青海蒙古各部宣布不承认这个达赖六世，和硕特部首领拉藏汗率兵入藏，杀掉桑结。清廷命将六世达赖送至北京，但他在行经青海时圆寂。① 《清世祖实录》卷七十四。② 参见牙含章编着《达赖喇嘛传》，人民出版社 1984 年版，第 36 页。准噶尔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看到西藏局势混乱，企图混水摸鱼，派兵入藏，杀拉藏汗。清廷为恢复西藏地方的秩序和安定局面，采取了3项措施：一是承认青海各部立的达赖七世（）；二是于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册封五世班禅（）为 班禅额尔德尼 ，赐给他金册金印， 班禅额尔德尼 的封号由此开始；三是派兵入藏，讨伐侵藏的准噶尔军队。经过两年的战斗，清军击败了准噶尔军，并护送达赖七世入藏。康熙五十九年（1720年），达赖七世在拉萨坐床，受到拉萨喇嘛教僧侣的热烈欢迎。雍正年间，清世宗继承乃祖、乃父的政策，继续崇奉喇嘛教。在北京，清世宗将其作皇子时代的王府命名为雍和宫，作为北京城内喇嘛教的总寺院；在西藏，允准六世达赖喇嘛的册印照五世达赖喇嘛之衔换给，又对拒绝为俄国威胁、利诱而全力维护祖国统一的蒙古大喇嘛哲布尊丹巴加封为 启法哲布尊丹巴喇嘛 ，给予金印、敕书①。这样，就为西藏喇嘛教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据乾隆二年（1737年）清朝理藩院的报告，达赖所辖寺庙3150余所、喇嘛僧人为302500余人、百姓（实为农奴）121438户；班禅所辖寺庙为327所，喇嘛僧人为3700余人，百姓6752户②。但是，准噶尔部仍不时在西藏策动叛乱。雍正五年（1727年），清廷平定了西藏的一次叛乱后，在西藏设置了两个驻藏大臣，这标志着中央政府在西藏的管辖权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加强。乾隆十五年（1750年），清廷在又一次平定了西藏的叛乱后，下令由七世达赖执掌政务，达赖之下设置了处理行政事务的噶厦，以四噶布伦分理具体事务，俱统属于达赖喇嘛。这样，达赖喇嘛的权力获得了空前的加强，地位也巩固了，他不仅是西藏宗教权力的最高掌握者，也是西藏世俗社会的最高统治者。这种政教合一的体制对于稳定西藏长期混乱局面有促进作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清廷在击退了廓尔喀（今属尼泊尔）的入侵和平定西藏农奴主的叛乱之后，针对以往达赖、班禅及各呼图克图的灵童转世均由大农奴主操纵而积弊甚深的情况，设置了 金奔巴瓶 ，放在黄教始祖宗喀巴佛像前。此后凡遇到寻认达赖、班禅等人的灵童之时，要集众喇嘛到场，由驻藏大臣亲临监视。先将预选到的灵童的名字及其出生年月，用满、汉、藏3种文字写于签牌上，放进瓶内，选派真正有学问的活佛，连续祈祷7日，然后由各呼图克图和驻藏大臣在大昭寺释迦牟尼佛像前正式认定。假如找到的灵童仅为1名，那么则须将一个有灵童名字的签牌，及一个空名的签牌共同放进瓶内。抽签时，如将空名的签牌抽出，那么已预选的灵童也被认为无效，还须另外寻找灵童。达赖喇嘛和班禅额尔德尼要像父亲待子一样，在认定他们的灵童时，也须将预选灵童的名子用满、汉、藏3种文字写在签牌上，按照上述办法同样进行，直至选出正式的灵童为止。①这就彻底防止了西藏大农奴主擅权舞弊、弄虚作假现象的发生，消弭了喇嘛教内部的派别纷争，有利于西藏喇嘛教的健康发展。清朝统治者为崇奉喇嘛教而采取的一系列有力措施，对于加强满、汉、蒙民族团结和维护祖国的统一有着十分重要的积极作用。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九百七十四。② 魏源：《圣武记》卷五，《西藏后记》。① 参见牙含章编着《达赖喇嘛传》，第 62 页。2。黄教的一般情况清代喇嘛教虽分数派，但黄教在西藏居于统治地位，势力最大，控制了绝大多数的寺院。因此，这里主要谈谈由五世达赖亲手制定的黄教寺院的一些制度。由前所述，乾隆初年达赖、班禅所属的寺院总数达3500余所，其中名望最高、势力最大的当属前藏达赖所控制的哲邦、色拉和噶丹3寺了。了解这3寺的概况，就可以通晓黄教寺院的一般情况了。哲邦、色拉、噶丹3寺中，每寺都有：总教授（藏名为 错泌赤巴堪布 ）1人、副总教授2人，主要负责全寺诵经、受戒及讲学、考试等事务，他们都由达赖喇嘛考选简派，每任7年；襄佐4名，管理全院的经济事务，每任也是7年；正副监寺2名，管理寺院的秩序、诉讼、僧众纪律等事务，任期1年，又因他们手持镂花银色方形空心铁棒，故又被称为 铁棒喇嘛.3大寺的组织机构是： 磋钦 ，即全寺院的寺僧大会，负责组织僧众诵经、礼佛、集会、讲学、饮食等； 扎仓 ，即全寺院僧众学习喇嘛教经典、进行佛事的学校，扎仓下设 康村 和 密村 ，犹如当今大学里的系和年级； 扎厦 ，即全体僧众的宿舍。俗人出家，先要拜师，穿上喇嘛服装，然后到寺院里学习藏文学和佛经，学到了一定的程度后，即可到3大寺学习，只有依次学习完释伦、般若、中论、戒律、俱舍论5大论典，经考试合格者可获得喇嘛称号，或 格西 （即教授）称号①。在戒律修行方面，黄教有自己鲜明的特点。一般而言，藏传佛教中的红、花、白等教派都不实行禁欲主义，可以娶妻生子，传宗接代，可以有一定的家庭生活，也可以从事自己的爱好的职业。但黄教则与此不同，教徒不准娶妻生子，也不能参加生产劳动。① 参见半山《西藏佛教漫谈》、阴景元《西藏佛教的检讨》，载西藏学丛书编委会主编《西藏佛教要义》，台北文殊出版社 1986 年版。四、道教清代对道教的利用，后期远不如前期。（一）清廷对道教的保护与限制1。历朝皇帝对道教的利用与限制清朝定都北京之前，太祖努尔哈赤和太宗皇太极在尊崇佛教、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