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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7年年末站在北京大学私募股权第1期培训班讲台上时，我是诚惶诚恐的。因为除了传统理论介绍和欧美案例之外，中国案例几乎是一片空白。时间来到2013年7月，当我面对第106期同学时，我的烦恼是如何在12个学时内将如此众多的中国经典案例和经验分享给听众。这本书弥补了课堂时间过短的缺憾。　　——欧阳良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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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rame(src='///ns.html?id=GTM-T947SH', height='0', width='0', style='display: visibility:')汉班托塔港，“一带一路”的印度洋枢纽
一个由中国企业运营、开发的汉班托塔港会重建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贸易版图，这是一个有重大且长久影响力的事件。
（建设中的汉班托塔港，作者摄于日。）
有一个偏远角落，现在看来颇有潜力承载 “一带一路”的几乎所有宏大战略和经济构想。这是一个位于斯里兰卡南部海岸，占据亚洲通往欧洲的海上丝绸之路要冲的，叫汉班托塔（Hambantota）的港口。
中国最大、最有实力的央企之一，坐拥近1万亿美元总资产的招商局集团，即将以11.2亿美元的总投资正式获得斯里兰卡南部汉班托塔深水港99年的特许经营权，对该港口进行开发、运营和管理。汉班托塔港由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融资,中国港湾工程责任有限公司承建，兴建于2008年，2012年投入使用，总投资超过10亿美元，迄今一直由斯里兰卡政府的港口部门负责运营，连年巨额亏损。
招商局与斯里兰卡各方的协议于7月25日签署，一个多月后，我们有幸全面参观了汉班托塔港。
和其他投行和投资人员一样，我们在过去的一年也深深体会到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巨大难度，很多交易被紧急叫停或不予批准。国家发展改革委、商务部、人民银行、外交部《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详细列出了限制和禁止对外投资的领域，更引人注意的是，该文件将“一带一路”作为重点对外投资方向多次提及。而招商局的汉班托塔港项目就是该投资战略的体现——中国企业在具有高度战略价值的地区进行与自身主营业务一致，并有巨大协同效益的投资，通过高效管理和深度开发进而获得更高的投资收益。因此，与身边频频折戟的对外投资项目不同，汉班托塔项目能够全速前进，一路享受着高层的关注和监管部门的绿灯。
汉班托塔的美好未来是否会如期而至尚未可知。我们到达的那一天，港口内目之所及之处，寂静无声，只有一艘停在码头边的中国驶来的轮船有节律地随风摇摆。或是因为“船”欲静而风不止，或是因为斯里兰卡经验欠缺的码头工人，这艘满载着港口吊机的货轮已经在这里等了三周，而它的任务正是用这些中国制造的吊机来提高汉班托塔港的装卸能力。
斯里兰卡的上海？
中国驻斯里兰卡大使已经为汉班托塔港描述了一幅“斯里兰卡的上海”的美好图景；但是，今天，汉班托塔比1978年的深圳还要“原生态”，周边悠闲游走的大象数目可能都要超过码头工人和路上行人。2004年印度洋那场破坏力巨大的海啸也席卷了该区域，人员和经济损失严重，十几年后的今天仍未完全恢复。
如进展顺利的话，招商局将会在下个月接管整个港口的运营。毫无疑问，该港口需要增添很多硬件设施和先进管理经验，但首当其冲的恐怕是，如何消减在过去五年间因斯里兰卡政府的低效管理给该港口造成的不佳声誉。在很多远洋巨轮看来，汉班托塔港就像是一个中看不中用的半成品豪宅，架势十足但是空无一物，便捷性更是无从谈起。自开始运营以来，该港口已经亏损了超过3亿美元。斯里兰卡国企的工作效率和作风与中国当年的“大锅饭”时代何其相似。
招商局计划从两方面来全面改造升级汉班托塔港。一是由其旗下的港口运营公司，香港上市企业招商局港口（00144.HK）来全面接管汉班托塔深水港的运营。招商局港口是目前中国最大的港口开发、投资和营运商，中国大陆市场占有率接近30%，其港口业务去年盈利8.5亿美元。招商局拥有斯里兰卡政府的港口运营部门无可比拟甚至无从想象的多重优势：丰富的经验、充沛的资金，以及可以吸引中国甚至全世界船运公司选择汉班托塔港的全球知名度、影响力和商业信誉。仅仅是中国国企旗下的船运力量已经几乎可以超过其他国家的总和了。
在深耕细作港口运营的同时，招商局也列出了一份中国其他几家大型国企来汉班托塔港口周边的50平方公里的特别经济区内投资、建厂的名单。这个面积广大的特别经济区是在中国政府不少于50亿美元投资、不少于10万个新创工作岗位的承诺前提下，由斯里兰卡政府特别设立的。招商局正在进一步完成该区域的整体规划。
在这份中国大型国企入驻榜单上，首当其冲的就是中石油拟建的原油存储和冶炼厂，还有大型水泥厂，以及随着基础设施逐步完善而后续入驻的大型生产制造厂和物流企业。这种“打虎亲兄弟”式的国企集团军——由几家规模相当的国企共同投资、开发和运营——是在“一带一路”项目上的常见组合。但是，汉班托塔的开发和投资规模可能远超其他项目。中国国家资本已经坚定不移地踏入了这块斯里兰卡的南岸海滩。
“一带一路”的印度洋枢纽
汉班托塔距离连接苏伊士运河与马六甲海峡的印度洋主航道只有十几海里，大多数中国进出口货轮从其旁边经过。每天，平均每小时有十艘大型集装箱船或油轮经过汉班托塔。从港口的监控屏上，可以看到周边星罗棋布的大型轮船。除了为南亚次大陆提供转运服务外，汉班托塔也可以为于此经过的巨型轮船和船员们提供所需的补给、维护、休闲娱乐等服务。
只有2000万人口，斯里兰卡是南亚次大陆四国中最小的一个国家，与之相比，其余三国，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共有17亿人口。人口虽少，但是斯里兰卡拥有令其余三国羡慕不已的地理优势——距离印度洋主航道非常近的，可以停靠世界上最大的集装箱船和超级油轮的优良深水港。这使得斯里兰卡成为次大陆转运货物和能源的最佳选点。
新加坡的港口是目前该区域的主要转运中心，其到印度，特别是南印度的主要港口的距离是汉班托塔港的3倍到4倍。从吞吐量来看，新加坡目前是世界第二繁忙的港口，负责转运世界五分之一的集装箱，以及几乎世界年用量一半的原油。
早在习主席首次提出“一带一路”倡议之前，斯里兰卡就已经被视为中国发展与印度洋上的40多个国家的战略合作和贸易往来的关键国家。中国和斯里兰卡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就一直保持着良好的关系，双方都以社会主义共和国作为自己的方向。
更令人惊奇的是，斯里兰卡是该地区唯一一个与中国和美国，以及其他三个次大陆国家同时保有良好双边关系的国家。斯里兰卡的GDP总量约为800亿美元，不到招商局集团总资产的十分之一。但是其人均GDP和受教育程度是其次大陆邻居们的大概两倍，或更高。虽然还远谈不上是商业天堂，但是比起其令人挠头的三个邻居来说，无论是工人素质还是政府效率，这里无疑有最适宜商业发展的环境。
汉班托塔的优良港口地位由来已久，其第一个港口建于公元250年，并在其后的1000多年时间里一直是中国和阿拉伯半岛海上贸易的中途停靠点，直到中国明朝的皇帝下令停止所有的出海航行活动为止。
招商局花费了四年的时间来促成汉班托塔项目的最终签约，这还是在招商港口已经向斯里兰卡政府和人民证明了其实力和商誉的有利情况下。在斯里兰卡内战刚刚结束的时候，招商港口就参与了其战后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项目的竞标，并于2011年获得35年的特许经营权。同年12月，码头开工建设，总投资5.6亿美元，2014年4月竣工并投入运营，集装箱吞吐量从万箱增长到万箱。
该码头作为目前南亚地区唯一深水集装箱码头，已成为南亚的主枢纽港，可停靠目前世界上最大的1.9万标准集装箱船，并可为货物和支线船只节省近五天的航程。该项目是斯里兰卡迄今为止最成功的外商投资项目之一。
招商港口未来的计划是科伦坡港南集装箱码头（也由其运营）主要服务斯里兰卡国内市场，而汉班托塔港因其更优的地理位置和水深条件，将成为由中国企业运营的印度洋上一个新的重要转运、补给点。
在拿下汉班托塔港99年独家运营权的同时，中国国企还在艰难建设巴基斯坦的瓜达尔港和改造升级肯尼亚的主要港口。北京方面的长远规划已越来越清晰，而中国在印度洋的船运和贸易活动势必成为该地区的主导力量。
可观的商业预期
招商港口这边在汉班托塔港建设斯里兰卡的“上海”，另外一家位列世界500强的央企中国交通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也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开发科伦坡的“浦东”。科伦坡港口城，一个极具中国特色的地产开发项目，由中国交建与斯里兰卡国家港务局共同操盘，计划三年完成填海造地276公顷，中方拥有其中近一半土地的99年使用权，计划25年全部建成。规划建筑规模超过530万平方米，包括国际购物中心、会议中心、五星级酒店、国际游艇码头、高档写字楼多座、高档住宅3万套等等。全部建成后的科伦坡港口城预计可以容纳20万人工作和生活，而目前科伦坡这个斯里兰卡第一大城市的总人口只有70万。
这20万中高收入人群从哪里来？目前的设想是，吸引印度和中东的中高收入人群来斯里兰卡置业。然而中东的迪拜已经凭借超级完善的豪华设施和零税率牢固确立了其吸引全球富豪置业、休闲、娱乐的地位，印度也有若干如班加罗尔这样的新兴高科技城市。要怎样超出想象的配套设施和优惠政策才能吸引这些高收入者舍近求远地来陌生的科伦坡？并且，因为要安抚印度的焦虑情绪，该项目需要尽可能地“去中国化”，项目方表示后续开发会由非中国企业主导，这回轮到中国焦虑了，放眼世界，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擅长从无到有地建设一座新的城市？
与科伦坡港口城还远未定型的商业模型和尚不清晰的投资回报不同，汉班托塔港项目的预期颇为明确。招商港口将全部偿还在汉班托塔港建设期中国进出口银行给斯里兰卡政府的贷款，以此来换得99年的经营权。同时，招商港口计划追加投资至少10亿美元，甚至可能高达30亿美元，来扩建汉班托塔港，使其成为苏伊士运河和东亚往来船只的重要停靠站。
据我们有限的观察和数据，汉班托塔港的商业预期和盈利模型无懈可击，甚至有希望成为众多“一带一路”项目中最赚钱的那一个。并且，这无疑会是一个共赢的项目，如果招商港口可以说服印度洋上众多船只选择停靠汉班托塔港，港口本身的收益会十分可观，还要算上大量新增的就业岗位和税收收入。
今天的汉班托塔除了空荡荡的码头、一座冷清的国际机场和一个新开的香格里拉酒店及配套高尔夫球场，一片荒芜。不顾经营能力和市场现状，“好大求全”的机场和港口项目都是一位在斯里兰卡政界举足轻重的人物Mahinda Rajapaksa的“杰作”。他是汉班托塔本地人，于2005年至2015年担任斯里兰卡总统，虽然因为所属党派在竞选中失去多数席位而落选总统，但他本人仍深受人民喜爱。去年12月，港口工人中一些支持Rajapaksa的死忠为了反对斯里兰卡政府与招商港口签署独家运营协议，劫持了数艘船只，直到斯里兰卡海军介入，才平息争端。
汉班托塔港将可以容纳货轮、滚装船、油轮，以及世界上最大的400米长集装箱船。因其绝佳的地理位置，汉班托塔港将可以显著降低该区域的船运费用。假设各大国不在政治层面上设置障碍，随着运输成本的降低，该区域的贸易量也有望随之大增。
中印斯将如何相处
在汉班托塔项目来回反复的谈判过程中，斯里兰卡政府表现出又热情又冷淡的态度。在经济发展层面，这个国家急需有实力的外国投资，而中国企业正好手握巨资等在那里，这还不包括可以与投资一同而来的基建资金和支持贷款。中国的建筑工人已经在科伦坡的十几座新建摩天大楼的工地挥汗如雨，中国游客数量马上就要超过印度游客，缺失已久的从科伦坡到汉班托塔的最后一段高速路也即将由中国企业完成。
但是，2015年当选的斯里兰卡联合政府对激增的中国投资表示担忧，印度也几乎同时向其表示了对中国企业全面运营并扩大汉班托塔港的不满。因此，在与招商港口签署最终协议之前，斯里兰卡政府向印度政府保证中方绝不会将汉班托塔港用做任何军事用途。
中国和印度这两个超级人口大国最近的关系相当棘手，印度一直拒绝直接参加“一带一路”规划，并且大声抱怨其与中国高达每月50亿美元的惊人贸易逆差。即便在印度高得离奇的进口关税和保护主义的“严防死守”下，中国向印度的出口在过去的十年仍然增加了三倍。随着港口运营走上正轨以及其周边规划中的特别经济区的逐步建立，汉班托塔有望成为更紧密连接印度制造业和中国零部件生产商及供应链的枢纽。有了更多的成本更低的零部件供应，印度可以如愿提高生产制造在其GDP中的比重，并有望加大出口。但是，如果汉班托塔的结果是进一步加大了印度对中国的贸易逆差，印度政府必将不遗余力地为其制造麻烦。
因为印度与斯里兰卡签有自由贸易区协议，规定在贸易区内生产或通过加工增加相当附加值的产品可以免税进入印度市场。这就为中国出口产品通过斯里兰卡这个“后门”免税进入印度市场提供了机遇。中国企业可以利用汉班托塔面积超过50平方公里的自由贸易区，将来自中国的零部件组装加工为成品出口至印度。这无疑会为印度市场带来更多质优价廉的消费用品、汽车、化学品，甚至衣物。
在大众消费领域，中国企业的竞争力不言而喻。即便在非常不友好的税收和市场保护的环境下，中国的手机生产商，华为、OPPO、小米，一加等，只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占据了目前印度超过50%的市场份额。
更有想象空间的是，在地方保护几乎是最严苛的汽车制造领域，自由贸易区可能是中国车企终于有望走出国门在印度这个庞大的发展中市场施展一番的好机会。此外，孟加拉、巴基斯坦和缅甸，虽然经济体量不大但是与中国关系更友善，也更有可能从中获益，或是通过汉班托塔港大量转运的中国商品，或是通过自由贸易区内加工的货品。
“一带一路”区域内没有哪个地区对中国的商业发展如此重要。50年后，如果联合国的预测准确，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总人口将达到23亿，是中国届时人口的两倍。
毫无疑问，一个由中国企业运营、开发的汉班托塔会重建亚洲、非洲和欧洲的贸易版图，中国将是新版图内的最大受益者，该地区的其他国家也会从中受益，这是一个有重大且长久影响力的事件。虽然中国很多关于“一带一路”的构想和计划都十分模糊，进展也颇不确定，但是中国企业拿到汉班托塔的独家运营权确实标志着中国向印度洋迈出了坚定的脚步。
（Peter Fuhrman 王岩松/文）
（作者为China First Capital的CEO和COO，编辑：马克）
（本文首刊于日出版的《财经》杂志）
财经》特派记者 金焱 发自华盛顿
实习记者 罗瑞兴/文
王延春/编辑
美国正式启动对华“301调查”，是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后首次对华正式采取强硬贸易措施，被舆论称为“打响了中美贸易战的第一枪”。
无论第一枪打响只是枪声预警还是真枪实弹地进攻，到9月28日23时59分，针对“301调查”将进入新的阶段——提交书面意见以及申请出席听证会到此截止，10月10日，301条款委员会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举行听证会。
在特朗普祭出的贸易保护主义大旗下，贸易成为美国工人不幸的根源，也成为削弱美国竞争力的罪魁祸首。具体到中国，特朗普眼中的美中贸易图景是，美国持续遭受贸易、就业、制造业损失，巨大的美中贸易逆差阻碍了美国经济的增长。
启用“301调查”大棒
据美国商务部统计，美国对中国逆差从2001年的830亿美元增长到亿美元，占美国整体商品贸易逆差7343亿美元的47％。据美国国会日前发布的报告，今年上半年中美贸易逆差1706.7亿美元，增长6.1％。美国商务部近日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7月贸易逆差增加0.3％至437亿美元；美国7月对中国贸易逆差335.6亿美元，为2016年8月以来最大逆差。
美中贸易逆差的数据上升促使美国发起了首次针对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的调查。特朗普的总统贸易团队围绕“301调查”行动迅速，似乎在证明美国对中国抬高贸易门槛的紧迫性。
8月14日特朗普签署一份行政备忘录，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审查“中国贸易行为”，包括中国在技术转让等知识产权领域的做法。在特朗普签署行政备忘录的第二天，美国商务部长罗斯在英国《金融时报》上撰文，控诉中国“不是选择打造一个有全球竞争力的自由市场经济来展开竞争，而是选择那些想在华经营的美国企业，迫使它们转让专有技术和知识产权”。
8月18日下午，美国贸易代表处发布立案公告，这一公告的遣词造句与特朗普的行政备忘录高度相似。公告决定对中国政府采取的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相关的法律、政策及实践操作进行调查，以判断其是否属于“可采取行动的措施”。
特朗普及其贸易团队拟定的贸易路线，在不同程度上挑战了过去为全球贸易提供支撑的规则和制度。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发布的2017年贸易政策议程报告强调，特朗普政府将强力维护美国在贸易政策事务上的主权，不会受制于世贸组织裁决。
为了实现这一贸易路线，一些故纸堆里的贸易政策先后被调用。在《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之前，矛头指向中国的还有4月份翻出来的《1962年贸易扩展法》第232条款。该条款授权商务部就进口钢铁和铝产品是否损害美国国家安全启动调查。
近日美国商务部推迟了公布针对钢铁进口是否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所进行的232条款调查结果，但8月底，特朗普遭美国钢铁巨头联合逼宫，这些钢铁工业企业高管联合致函特朗普，要求立即采取进口限制，遏制美国钢铁进口的迅速回升，使得悬念顿生。
翰宇国际律师事务所国际贸易联席主席弗兰克·塞莫利兹对《财经》记者说，没什么能阻止美国政府通过世贸组织(WTO)来着手解决贸易纠纷，但特朗普政府显然更倾向于独立地采取单方面行动，而不是发起双边谈判。从长远的角度来讲，单方面行动意味着美国政府更加独立，更有控制力。中国如何回应“301调查”至关重要。
“301调查”的旧汤新药
“301调查”这一贸易武器的鼎盛时期是上世纪80年代，直到90年代初期，随后渐渐失去了用武之地。美国最近一次对中国进行此项调查发生在奥巴马任期内。
“301调查”—— 《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由美国发起，旨在帮助美国产品打开国外市场。自1974年至今，美国政府共开展过122次“301调查”。1994年世界贸易组织（WTO）正式成立成为“301调查”的分水岭。
奥尔布赖特石桥集团高级副总裁埃里克·阿尔特巴赫对《财经》记者说，在世贸组织成立前，美国对其主要贸易伙伴不需要尽什么义务，在解决贸易争端时，有很多腾挪的空间来单方面采取措施。里根政府时期共进行过49次“301调查”，有些甚至没有行业协会或工会提出正式的请求，政府主动发起“301调查”。
里根政府频频动用“301调查”的原因之一，是《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仅覆盖了商品贸易，而不包括服务贸易、政府采购、国际投资、知识产权等领域的相关规定和纠纷排处机制。在美国主导下的关贸总协定乌拉圭回合谈判之后，WTO正式成立，国际贸易争端逐步转移到了世贸平台上，美国发动单边制裁案例的数量和频率显著减少。
301条款授权美国贸易代表可对他国“不合理或不公正的贸易做法”发起调查，并可在调查结束后建议美国总统实施单边制裁，包括撤销贸易优惠、征收报复性关税等。
这些“不合理或不公正的贸易做法”在上世纪70年代引发的“301调查”包括：1975年，美国鸡蛋生产商要求政府调查他们在加拿大市场的份额；1976年，佛罗里达州柑橘委员会指控欧洲关税歧视美国橙汁；1979年，美国雪茄协会要求政府对其在日本的销售情况进行调查。
贯穿上世纪80年代前后的主题是日美贸易争端，因而在1976年至1989年的十多年间，美国对日本钢铁、电信、木材、医药、半导体等制造业发起了14起“301调查”。
同样，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认为中国台湾未能执行知识产权的相关规定，动用“301调查”单方面限制台湾对美出口。
20世纪90年代，中国成为美国就知识产权而展开“301调查”和谈判的主要对象之一。90年代美国对中国的4次“301调查”中，有3次是针对知识产权。
1990年，美国将中国升级为“重点观察国家”。1991年4月，美国对中国首次发起“301调查”。经过六个月的调查，美国贸易代表的调查结论为“中国的知识产权执法行为不合理，为美国商业带来负担和限制”，并公布了价值28亿美元的预备性报复清单，拟针对中国出口到美国的成衣、运动鞋、玩具和电子产品等，征收高达100％的惩罚性关税。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程大为对《财经》记者说，“301调查”并不是一个最严厉的贸易保护政策，它是有伸缩性的。
1991年、1994年6月以及1996年4月美国对中国知识产权实施的“301调查”，最终通过谈判获得转圜，以签订中美市场准入或知识产权备忘录和协议告终。中美双方在1992年、1995年、1996年签订知识产权方面的谅解备忘录，中国承诺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并先后修订了《专利法》、《商标法》，颁布《反不正当竞争法》等。
2010年10月，奥巴马政府宣布接受美国钢铁工人联合会的请求，对华清洁能源有关政策和措施启动“301调查”。阿尔特巴赫当时作为负责中国事务的美国副助理贸易代表，也参与到当年的 “301调查”工作中。
奥巴马对华的“301调查”涵盖了中国风能、太阳能、高效电池和新能源汽车行业的154家企业，以查明美国相关企业的利益是否受到了损害。阿尔特巴赫说，那次“301调查”结束后，美国贸易代表向奥巴马总统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中国的风能补贴计划违反了世贸规则。奥巴马政府决定就此补贴计划与中国进行磋商。在磋商期间，中国政府表示补贴方案在逐步淘汰过程中，因而此案并未正式进入WTO争端解决程序。
科技领域成主战场
知识产权保护对经济的影响贯穿始终。美国商务部2016年的一份报告指出，知识产权密集型产业至少为美国提供了4500万个就业机会，产业贡献超过6万亿美元，占美国国内生产总值的38.2％。
今年早些时候，美国一个关注知识产权的委员会估算认为：伪造商品、盗版软件和窃取商业机密对美国经济的拖累每年超过2250亿美元，最多可能高达6000亿美元。罗斯在其撰文中透露说，特朗普认为，中国要为此负一半的责任。
4月28日，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发布2017年《特别301报告》，就全球贸易和知识产权发展情况进行总结和回顾。报告中，USTR继续将中国列入优先考察名单，并指出中国的一些长期性和新的知识产权问题值得关注，包括强制性技术转让要求、知识产权执法的结构性障碍、广泛存在的侵权活动。
美国在研发密集、高技术企业方面是世界领导者。塞莫利兹指出，美国企业最为担忧的是对其知识产权的盗用。
中国首创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傅成对《财经》记者说，无论修辞方式和应对措施如何改变，贸易冲突都悲剧性地一直在中美关系中扮演重要的角色，而如今双方的角力点放在对技术和互惠的市场准入的推动力度上。
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发布的报告指出，中国目前在创新领域采取的是科技民族主义，即在牺牲外国科技企业利益的条件下保护本国企业。外国科技公司在技术上比中国竞争者要高，它们如果能够得到市场准入，可能会改变中国市场。但与此同时，中国政府和中国公司将设法得到这些技术，它们拥有的最大筹码是中国巨大的市场。
每个希望进入中国市场的美国公司都必须根据自己的情况作出商业决定。以苹果公司为例，继在北京和深圳之后，苹果宣布将在上海和苏州设立研发中心，这四大研发中心基本覆盖了苹果产品关键的供应链基地。对苹果来说，中国是重要的成长市场，按照营收计算，中国市场未来将取代美国市场，成为该公司最大的市场。
在贸易代表办公室公布的文件中，此次“301调查”的范围主要包括：中国政府是否利用一系列的手段，包括通过含糊或者秘密的许可、开办合资企业的要求、外资权益限制等方式干涉美国公司在中国的运作。
这样做的目的是强迫美国企业去转移技术；中国政府是否通过发放牌照以及技术协商等方式迫使美国企业放松对于技术的控制，是否通过非市场手段下令转让技术。
在这一背景下，程大为指出，“301调查”的目的实际上是为美国在华投资的企业服务，创造好的投资环境。
布赖恩·奥肖内西是从事研究与发展许可贸易、国际技术转让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国际性专业组织美加许可贸易工作者协会主席，同时也是律师事务所Dinsmore＆Shohl的合伙人。
奥肖内西对《财经》记者说，中国在知识产权保护、特别是专利制度保护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中国懂得技术进步的重要性，懂得经济优势取决于技术优势，懂得积累和收集有价值的技术信息的能力至关重要。中国似乎在刻意营造这样的信念：为促进中国的外商投资和技术发展，中国在大力保护知识产权，但这最多是相当肤浅的专利保护。专利只是问题的一部分，真正的知识产权保护取决于把知识产权视为私有财产的系统，防止其被偷窃或盗用。因此，中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在期望与现实之间存在一个鸿沟。
傅成指出，“301调查”可能只是一个烟雾弹，更重要的还是CFIUS。对中国收购美国半导体技术和发展芯片行业，CFIUS一直持强硬态度。近日美国官员表示，美国政府准备加强对中国企业投资美国科技领域的审查，以更好地保护他们视为对国家安全至关重要的敏感技术，尤其是在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方面。
这在此次“301调查”也有所体现，美国政府调查的内容之一是，中国政府是否直接或者帮助一些中国公司通过系统投资并购的手段收买美国公司及其资产，以获取先进技术以及知识产权，最终谋求大规模的技术转移；中国政府是否支持入侵美国商业机构电脑系统的行为，通过黑客手段盗取知识产权以及商业机密。
赌注和筹码
美国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主席罗伯特·阿特金森是“301调查”的拥趸。此前，1月份他在向美国国会作通报时称，中国已到了不择手段操纵市场、肆意窃取和胁迫美国进行知识转移的境地。从半导体到电子商务，中国政府领导人毫不掩饰地表明了让中国掌握自有技术的目标。
阿特金森对《财经》记者说，特朗普政府“301调查”的目的应该是阻止中国在创新上的重商主义做法，调查结束后，美国应坚持遵从规范和准则。美国政府通过此举向中国政府施压，希望中国更严格地遵守规则，并缩减创新上的重商主义政策。
中国半导体行业的勇往直前被认为是中国重塑科技竞争力的缩影。在阿特金森看来，中国严重依赖美国的半导体技术和军事技术，“301调查”的焦点有可能集中于那些高端产业，如航空航天、高端制造业和生命科学。
但阿特金森强调说，美国政府的目的不是要阻止中国在这些领域取得成功，而是通过贸易施压手段带来公平竞争，结束强制性的技术转让要求，减少政府补贴，减少盗用知识产权的做法。
美国“301调查”对行业的影响还需要数月的时间显现，不过业内人士认为中国的通信设备、集成电路等科技行业会受到负面影响。从美国对中国进口的商品构成来看，特朗普“301调查”重点打击的是机电产品。
美国是中国机电产品出口第一大市场。2016年，对美机电产品贸易顺差占中国机电产品贸易总顺差的37.5％，是顺差的最主要来源地之一。2017年上半年，美国从中国进口最多的商品品类是机电产品，占对中国总进口金额的49.8％。
围绕机电产品的知识产权和技术转让的争议也是近年中美贸易的重灾区。据中国商务部消息，今年上半年，机电产品在美国对华双反案件中的涉案金额为23亿美元，是涉案金额最高的行业。
不过近年来，美国针对该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更多的是用素有“世界上最严厉的贸易壁垒之称”的“337条款”。据路透社报道，2017年以来，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对华发起的“337调查”案件，集中在半导体、医疗设备、电子行业、电动车、智能制造及通讯工具等高技术领域。
布鲁金斯学会外交政策项目约翰·桑顿中国中心和全球经济发展项目资深研究员杜大伟指出，“301调查”赋予总统广泛的权力以应对不公平的贸易行为，问题在于，对中国开展“301调查”后实行任何小的惩罚，如对一些商品施加关税，都只是象征性的；任何大的举动都会对美国和世界经济造成破坏。杜大伟对《财经》记者说，“我不认为特朗普有中间路线可以选择。”
而且，中国经济对出口的依赖已不同从前，中美经济在贸易上制衡对方的能力势均力敌。杜大伟指出，中国对美的出口现在仅占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不到5％，伴随着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从出口和投资向更依赖服务和消费转型，美国市场对中国经济增长的相对重要性将继续缩小。在硬币的另一面，美国的科技企业却不会轻易放弃中国市场。即使回顾历史，美国“301调查”对中美贸易造成的负面影响也很有限。
根据“301调查”相关的法律规定，美国贸易代表处需要在启动调查后的12个月作出决定。相关企业担心这个调查可能会拖到2018年中期的法定期限之前。当然，调查也可能提早得出结论。
中美贸易关系目前处在重大的不确定期，特朗普政府需要兑现“美国优先”、它担负着减少美国的贸易赤字，为美国人争取就业机会的重担。
一年以后的现在，“301调查”水落石出，但现在没人能说清届时特朗普政府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会指向何方。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日前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的指导意见》，为中国高新技术产业指明了长期投资的战略方向和国际化发展蓝图。该新规来得正是时候。在此之前，中国投资人和美国硅谷科技公司的关系已迅速降温。除了中国从去年开始着力引导和规范境外投资方向之外，更具杀伤力的原因在于美国政府对中国企业在美投资展开了“最严厉”的审查，否决多项中国企业的并购和投资项目，并将更多项目放在“审查中”的烈火上炙烤。
这让很多坚信中美应合作共赢的人深感沮丧。一个更好的世界需要中美在芯片、机器人、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关乎人类未来的重要领域开展更深入、更广泛的合作。但这些前沿领域的中国投资却在美国屡吃闭门羹。
我们该怎么办？其实可以“请进来”。这是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一直鼓励的吸引外商投资的扩大升级版。我们现在有家底来自己投资了，那就不妨用大方的政策、广阔的市场和完善的生产能力吸引美国、欧洲、以色列等地区和国家的早期高科技公司搬来中国。
对于亟需发展资金、应用市场的国外初创企业和亟需前沿创新技术、人才的中国来说，这将带来双赢局面。现在中国拥有齐备的助力初创公司成长壮大的核心要素：资金、市场、高素质的工程师和管理人员。在很多行业，比如高端制造、机器人和新型电池技术等，中国可为企业提供较之美国更好的机会和更大发展空间。对于那些发展良好的初创企业，中国资本市场也会给予它们比在美国更容易的上市机会和更慷慨的估值。对中国来说，国外初创企业落地发展也将创造工作岗位，贡献税收，提升本地研发实力等等。这样“本土化”的收益，远比万里迢迢跑到硅谷投资来得实在。
中国已经吸引很多华裔和海外留学人员回国创业，那么合乎逻辑的下一步，就是吸引美国和其他国家早期创业企业来华扎根发展。这也正好能弥补之前大多美国高科技企业的一个重大战略失策：它们通常把中国市场作为企业成熟后的“增长点”，而事实是中国更应成为高科技企业的“起跑点”。(作者分别是中国首创投资公司董事长)
中国首创董事长
为英国《金融时报》撰稿
唐纳德o特朗普(Donald Trump)在走马上任一个月前就开始朝着中国投掷外交手榴弹了。这是一个山雨欲来的信号。中美关系在2017年将进入多事之秋，这一年对双边关系来说将是紧张且不稳定的。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时间上的巧合。
2017年，美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将有史以来第一次在同一年里迎来新政府。唐纳德o特朗普将在1月20日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同时中国也将进行政治大换血，也就是五年一度的政治领导层变更，并在2017年末的中共第19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画下句号。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组织下，几乎各级政府都将换届。
有共和党控制的美国国会作为特朗普的后盾，他领导的美国似乎将在贸易、投资以及汇率方面（把中国当作汇率操纵国），以更强硬的方式挑战中国，同时加大军事对抗。另一方面，中国领导层将高度专注于自身神秘而封闭的政治内斗。习近平试图进一步巩固权力，而特朗普也将掌控属于自己的权力，结果将是一个具有全球野心的美国和一个关注自身事务的中国。这与之前的情况相比有点像是角色互换。
随着棋子都开始移动，企业在谋划进军中国时应该谨慎。《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胎死腹中，中国尚在演进的“一带一路”战略将是推动亚洲贸易增长的主要动力。唐纳德o特朗普表示他将推动促成“更公平”的双边贸易协议，与美国有着3650亿美元贸易顺差、对外商投资设置巨大壁垒的中国显然会进入他的视线。
中国将作何反应？唯一可以确定的是，在这一年里，中国的政府机构将逐渐放慢节奏，政策制定机构和很多国有企业也将放缓决策过程。所有人都在等待，一旦新的政治局常委在2017年第四季度亮相，他们将采取什么样的新路线。
中国各级官员已在争取晋升。这意味着支持习近平的反腐运动。中国最富有省份之一江苏的省委书记早早就有动作了。他自行制定了本地的禁令，命令政府官员不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在江苏省境内任何地方喝酒。
这条禁令确实有个例外。如果有高级外宾在场，酒水可以照常。
随着19大的临近，与中国国有企业在合理时间内安排和达成交易将变得更难。即便在19大闭幕后，可能也需要再过几个月交易才能真正活跃起来。投行奖金以及全球律师事务所、会计事务所以及咨询机构的收入都可能会受到打击。
还有一点也可以确定：随着美国更加倾向于对中国出口商品征收关税以及中国经济依然相对低迷，人民币将受到越来越大的压力。至于压力有多大就是另一个问题了。
预测人民币贬值速度和程度的行为就像在玩一把上膛的枪。一年前，全球一些最大也最高调的对冲基金老板宣称人民币即将崩盘，包括凯尔o巴斯(Kyle Bass)、大卫o泰珀(David Tepper)和比尔o阿克曼(Bill Ackman)。虽然人民币在2016年下滑了约6%，但是并没有达到投资大佬们预计的程度。
中国政府会利用非市场机制来减缓人民币的贬值势头。举一个最近的例子，中国在2016年11月突然采取措施严格控制对外投资和并购。但支撑人民币汇率的行动将损害一个更大的经济任务：推动中国工业和科技基础升级换代的需要。后者要求投入巨额美元资金收购美欧科技公司，例如中国最近就收购了德国机器人制造商库卡(Kuka)以及美国半导体公司Omnivision。
对中国投资者和收购者来说，不仅中国在更严格地控制美元资金流出，而且美国也对中国买家在美国及全球的收购表现出了更大的敌意。任何稍具规模的交易都需要经过跨部门机构——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Committee on Foreign Investment)的国家安全审查。
而该委员会行事隐秘。最近几个月，它否决了很多中国投资，从圣地亚哥一家酒店到荷兰LED灯泡制造商以及更明确处于高科技行业（包括半导体设计和制造业）的美欧公司。一旦特朗普上台，该委员会很有可能会变本加厉。
与多数双边关系紧张的领域不同，中国无法在这个领域以牙还牙。中国已全面禁止美国公司——实际上是所有外国公司——进入中国经济多个行业，从互联网和电商等科技行业到电影、香烟和炼铁等没有危险的行业。因此，就目前来说，在美国加大力度阻止中国投资交易缔结之际，中国在默默地强压怒火。
中国或许需要重整旗鼓，开始投入这场漫长的游戏。这意味着更多地投资于处于早期发展阶段的科技公司，特别是在硅谷，并寄望一些投资会带来巨额回报。这些风险投资一般不在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日益收紧的管辖范围之内。中国希望快速完成大手笔投资，但今后他们将经常无法做到这一点。
2017年中美政治和军事关系将更趋紧张，但讽刺的是，赴美旅游、买房或留学的中国人数量将创下新纪录，同时也将花费得比往年更多。中国对于所有美国东西的热爱几乎是无穷无尽的：干净的空气、高科技、一流大学、相对廉价的住房以及购物。
如果非正式的在线调查可信的话，普通中国人似乎喜欢并钦佩特朗普，尤其赞赏他的商业智慧。可以理解，习近平对这位即将上任的美国总统的看法可能会更为苛刻。习近平面临着巨大的复杂性以及国内的派系反对。他可能套用以前的致力于与中国展开建设性合作的美国领导人模式来看待特朗普。然而，他可能要面对一位不可预测、心怀不满且不可信赖的对手。
本文作者是中国首创(China First Capital)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阿尔兹海默症正在成为中国增长最快的致死性疾病——今天至少已有950万患者，每年接近100万的新增确诊病例，并且年新增病例数呈逐年迅速递增的趋势，预计将于2030年达到峰值。
更让人忧心的是，阿尔兹海默症也是中国目前主要疾病中病人数和已有特殊医疗护理能力差距最为悬殊的。
美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人数大约为中国的一半，全美的阿尔兹海默症特别护理中心已至少有73000张床位，而中国还不到200张。在美国，这一特别护理已经是一个超过2500亿美元的巨型市场，而在中国还几乎一片空白。
中国的医疗体系自建国以来已经有了非常惊人的进步，在治疗心脑血管、癌症等急重症和防控肝炎、肺结核等传染性疾病方面的成就令世界瞩目，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已从1949年的不到45岁增长到2016年的超过76岁。
如今，中国在阿尔兹海默症领域与发达国家有如此之大的差距，原因并不难理解， 毕竟尚处在发展阶段的中国目前首要任务仍然是让每一个中国人能看上病，这里的“ 病”通常是指那些有明确病因和治疗手段的病症。如阿尔兹海默症和自闭症此类尚无法“ 药到病除”的疾病，政府资源有限，尚无法顾及。
但是，预计到2050年，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病人口将超过4500万。这意味着，在未来的几十年，该病症可能将迅速成为对中国人和中国家庭影响最大的一种疾病。
照顾患者的花费总额无法确切估测，但毫无疑问，阿尔兹海默症已然是美国最“ 昂贵”的疾病。美国政府目前通过国家医保体系和税收体系负担了超过一半的费用，以此计算，随着对未来20年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总数将要翻番的预期，美国政府在该病的医疗和护理上的花费支出将超过军事预算，成为政府预算中数额最大的一项。
因为文化传统的差异，中国政府和中国人对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护理很有可能采取与美国不完全相同的政策和路径，因为中国患者可能会在确诊后仍选择长时间在家里生活由家人照顾，而非进入专业的护理机构。随之而来的问题是，阿尔兹海默症极为特殊的病程的进展，会使家人的护理越来越力不从心，并且非专业的护理常常会造成患者的紧张和焦虑，严重影响到生活质量。
匮乏专业照管该病患者的医生、护士和护理机构的情况，已经成为在各个方面迅速“赶英超美”的中国的一个“尴尬”。
无药可治的病
在传统中国，阿尔兹海默症并不被视为一种需要诊断和治疗的疾病，而只是在极少数有幸活到高龄的老人中偶尔出现的不可避免的自然衰老现象。这也是该病一直被大众称为“老年痴呆症”的原因。所幸，2012年，央视呼吁为该病正名，改称“阿尔兹海默症”，终于停止使用那个暗含贬义的称呼。欧美的历史上，该病在大众心目中也经历了从衰老现象到疾病的认识过程，观念的转变大大促进了政府和医疗体系对该病的关注和研究，各种公办、民办的专业护理机构随之建立，患者得到了更充分的理解和更好的照顾。
阿尔兹海默症可能是物质、医疗卫生水平和平均寿命迅速增长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副产品”。感谢现代医疗，很多以前必死无疑的疾病现在都有了治愈或缓解的手段，人们可以活得更久。而没有料到的是，正是“活得更久”给了残忍的阿尔兹海默症最合适的舞台。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经历了或正在经历像中国一样的长期持续高速发展，中国人的平均寿命在过去的30年的增长超过了以前3000年的增长总和。目前中国仍然是平均寿命增长最快的发展中国家。中国香港最近刚刚超过日本，成为世界上最长寿的地区。
阿尔兹海默症是一种神经退行性疾病，如钝刀割肉一样缓慢而残忍地杀害每一个患者。让全球医学界和药企颇为尴尬的是，至今尚未有任何一种药物或治疗手段可以减缓该病病程，遑论治愈。
这毫无疑问是一种老年病，随着年龄的增长，患病几率越高。美国的统计数据是75岁—85岁的人群中约有17%会患上阿尔兹海默症，85岁以上的人群患病几率高达30%。
最近有一个颇引人注意的研究结果显示，受教育程度越高，晚年患病几率越低，或是发病时间越晚。大脑似乎确实是“越用越灵”，你越是拿复杂的任务训练它，你就离阿尔兹海默症越远。
可能是因为乡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简单，更一成不变，大脑缺乏经常的“刺激”。统计数据显示，“村里人”比“城里人”更易患上阿尔兹海默症。中国有接近6亿的乡村常住人口，城镇人口比例远低于欧美，这可能意味着在超过80岁的老龄人口中，中国的阿尔兹海默症患病比例要高于欧美和亚洲那些城镇化较高的国家和地区，比如日本、韩国、台湾和新加坡。
尽管全世界医疗研究机构和制药商已花费成百上千亿美元用于该症相关的治疗手段和药物的研发，但遗憾的是，20年前大家信心满满的“马上”就会出现的根治方法迟迟为现。2002年以来，在欧美共有244种相关药物进入临床试验阶段，只有一种药物最终获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批准，虽然该药物只在短期有一定的疗效。
建立护理体系
中国人口平均寿命迅速提高使得阿尔兹海默症突然成为重大问题，确实搞得大家有些措手不及。中国如何能够迅速建立与世界同步的阿尔兹海默症专业护理体系？
虽然尚未有治疗药物出现，医学界对阿尔兹海默症的了解已越来越深入。过去十年，欧美的医护体系发展并总结出整套的护理方案：医生和护理人员通过心理干预、训练记忆力和行动能力的特殊仪器、一对一的咨询和护理，以及随着疾病进程相应改变患者的日常生活设施和环境等手段，大大减缓了该病患者各种疾病表征的发展进程，使患者在保持一定生活质量的同时尽可能延长寿命。
这一努力颇有成效，欧美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确诊后的生存预期已能达到8年—10年，这是30年前的两倍。
一个无法回避的事实是，随着病程的发展，该症患者在最后的几年通常都需要专业的护理。因为丧失了语言和行动能力，记忆力也几乎消失殆尽，晚期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日常生活通常十分困难，在最后的几个月，需要24小时不间断的专业护理。患者的免疫力也会逐渐减弱。更糟糕的是，患者的很多基本生存功能，比如呼吸、吞咽和消化，都会逐渐丧失。营养不良常常是造成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通常，患者的最后几个星期会在特别的临终关怀机构度过，尽可能使患者安然的、有尊严的死去。讲起来，这也是中国医疗和养老产业空缺的一个版块。
现在，手头渐渐宽裕一些的中国人最不心疼花钱的地方就是孩子的教育，往往是六个大人倾尽全力养一个小孩。但是随着中国人口平均寿命的增加，当越来越多老人步入80岁的门槛，那时他们的孙辈也已开始工作，全家人的支出会进一步在老人和小孩之间平衡。高质量的专业的护理服务会首先在中高收入家庭中从“需求”转化为“消费”。
在欧美，每年每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看护费用高达6万美元，这个数字在患者生命的最后两年通常要更高。欧美已有十多家阿尔兹海默症的专业护理机构和诊所在资本市场上市，而在中国，该数字是零。
在阿尔兹海默症特殊护理这个国内的公司尚未涉足的领域，国外的和尚已经来念经了。一家法国上市公司欧葆庭正全速在中国的主要城市建立阿尔兹海默症专业护理中心，去年在南京建立了第一个阿尔兹海默症特别护理中心，共有140张床位，其中有22张床位特别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设置，并帮助北京和悦家国际颐养社区建立一个特殊老人的养护体系。欧葆庭是世界范围阿尔兹海默症日常护理方面的一流专业机构，在欧洲已建有775家护理中心和诊所，去年的收入有28亿欧元。
无关文化和种族，阿尔兹海默症对患者的影响是“一视同仁”的。尚没有任何方式可以重建患者的记忆或是暂缓病程的发展，各种辅助手段可以实现的最理想的结果只是处理和控制该病导致的一些表征病情，并尽可能延长患者的行动能力。其中，最通常使用的手段是保持患者在身体上和精神上的活跃。一种叫做“psychomotricity”的辅助治疗手段，可以帮助患者重新建立大脑中行动和认知的联系。
有效的辅助治疗不仅可以延长患者的生命，对患者来说更重要的可能是维持他们的病后生活质量：更愿意沟通，更自信，更有满足感。
欧葆庭“因地制宜”地开发了一些针对中国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辅助治疗手段。比如，患者在病程的晚期会逐渐丧失行动能力，但是手指的动作能力往往是最后才会失去的，而“包饺子”差不多是每个中国老人都熟悉的手指动作，南京的护理中心为此设立了特殊的厨房，经常通过协助患病老人包饺子来训练手指动作，并且可以成功完成一件事情也会给患者带来其十分需要的满足感。
另外，因为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会先忘记近期发生的事情，但是久远的记忆通常可以保留到病程的较后阶段。在一间摆满了中国50、60年代特有的老物件的“记忆房”，护理人员发现患病老人在摆弄老物件的时候，会获得难得的心理平静。
中国可以从欧美和日本等发达国家走过的弯路和犯过的错误中吸取经验教训，更一步到位地建立起阿尔兹海默症的护理体系。这其中不仅仅是专门的全天护理中心，还包括居家护理、日护理和短期护理中心。
对于那些选择在家里居住的患者，家人可以在白天把他们送到日护理中心，使他们有更多交流、互动的机会，有利于保持大脑的功能和活力，晚上将其接回家，使患者可以在最熟悉最安心的环境休息、睡眠。因为长期护理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确实是一件十分劳心劳力的事情，家人们无疑需要短暂的抽离和休息，这时可以将患者送至短期护理中心，家人可以为自己安排一个无忧的假期。
居家护理行业正在西方迅速发展，已经成为增速最快、新增就业机会最多的行业。有数据表明，在专业的居家护理人员的照顾下，阿尔兹海默症患者的生存时间和生活质量都有所提高。目前在中国，居家护理行业还处在刚刚起步的阶段，发展前景也非常可观。
专业的护理的最大受益者无疑是生命得到延长、生活质量得到提高的患者本人。其实，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即便不讲国家和家庭的照管责任，大力发展阿尔兹海默症的特别护理也是一件经济收益颇为可观的事情。
政府的作用
如世界卫生组织在一份近期发布的报告中提及，“中央和地方政府可以通过税收减免或其他政策手段，吸引更多在阿尔兹海默症的护理和相应人员培训方面的投资。”在这个会关系到千万家庭上亿中国人的领域，各级政府应该起到政策制定、规范管理和协调组织的重要角色。在中国的乡村，因为统计数据显示农民患阿尔兹海默症的比例可能会更高，并且其支出能力更弱，这时政府的作用就显得更为重要。
政府的角色不仅仅是在社会保障层面建立更完善和透明的阿尔兹海默症确诊和后续护理费用报销机制，更重要的是在税收和财政扶持等政策制定层面，引导企业进入这个市场，在监督管理和惩罚违规等行政执行层面规范这个市场，扶持建立可以让中国的老人安心养老的养老机构。
这些机构也会帮助政府解决一定的就业问题。护理工作要由人来完成，无法用机器取代，因为护理更重要的在于与患者的沟通和理解。在工业升级，自动化生产线和人工智能导致大批产业工人和某些领域的白领人员失业的今天和可预见的未来，这些护理中心可以为各个教育水平的劳动人员提供长期的、稳定的工作。
过去几年，“养老”确实已成为中国政府关注的重点，“养老产业”吸引了国企民企大举投资。但是让我们不无遗憾的是，养老产业的确是大规模的商“场”，但如何挖掘其中的商“机”，大家似乎都有些跑偏。“养老产业”目前大多被搞成了“养老地产”，重点在“地产”，“养老”只是其地产实质的修饰词。真正的养老项目并不多，更遑论专业地照顾那些最需要专业护理的患有老年性疾病，比如阿尔兹海默症、帕金森综合征、严重的关节炎、中风后遗症等的老人护理机构。
确实，表面来看，阿尔兹海默症特别护理中心的回报率确实不如房地产、儿童教育等火爆行业丰厚。但是，中国必将成为世界上阿尔兹海默症专业护理领域最大的市场，因为这里有最多的患病人口和最大的需求，这其中蕴藏的巨大商业机遇不言而喻。
况且，如同环境保护领域，回报率不应是现代社会唯一的目标，为无可避免的越来越多的阿尔兹海默症患者提供专业的护理，让他们在漫长的人生的最后阶段可以走得更从容更体面，这是现代人类社会的责任和义务。
作者为 China First Capital（中国首创）董事长和 COO
进入2016年以来，国内多数互联网手机品牌都面临着倒闭或是出售的危机，而沉默了一年时间的一加手机却悄悄盈利了。
成立三年，一加的故事始终存在两个版本，轻蔑和意外并存。有人认为它年销量仅200万－300万部，其中三分之二左右在海外，国内市场销量在中国一年约4亿部的智能机总量中基本不值一提；有人则赞叹一加在国际市场建立起的品牌声势，受到国外一众高端、极客人士的热捧。
“在美国其实很难看到有一个中国品牌的产品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和认可。”美国著名科技产品测评家Walt Mossberg（业内人称“莫博士”）说，“这是最有硅谷味的中国公司。”
在中国智能手机历史上，与一加同时期诞生的还有努比亚、IUNI、荣耀和ZUK等。它们有着相似的创立背景，都是传统手机厂商应对互联网冲击时紧急催生的婴儿。从销售表现上来看，华为的荣耀最成功，2013年底诞生后第二年销售额迅速达到24亿美元，之后又于2015年10月提前完成全年50亿美元的销售目标。对比之下，金立的IUNI已经关闭。
除上述传统厂商孵化的互联网品牌外，锤子、小辣椒、大可乐等也都是受到小米模式启发创立，如今大可乐已经倒闭，而魅族和锤子陷入巨额亏损的泥淖中。一位前金立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在互联网手机最高峰，深圳至少有1000家注册手机企业，如今已大多不见踪影。荣耀几乎成为众厂商学习小米模式后，唯一冲出来的手机品牌。
一加手机没有荣耀那么闪耀的销售业绩，一年出货量不足300万部，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没有掀起任何波澜。但其特殊之处在于，华为和荣耀更多是母公司和子公司的关系，而一加更为独立，其与OPPO有着同样的控股股东——广东欧加通信科技有限公司。但是，OPPO并未对一加持股，也不参与一加的实际运营策略。
一加继承了OPPO的产品和管理理念，背靠OPPO强大的供应链，这是它得以在红海中存活、长大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是，一加所走的每一步都异于他人。
多数互联网手机品牌是先做ROM后做硬件，先做国内后做海外，先做线上再扩展线下，而一加的路径则完全相反。同时，它讲成了令不少中国手机企业羡慕的品牌和海外故事，甚至为中国公司出海提供了一款别致的样本。据《财经》记者了解，一加手机已经在2016年四季度实现盈利。
“我们从来没想过大赢。我经常跟我的同事讲，不要去学小米，你不是雷军，你怎么学也学不会。”一加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刘作虎告诉《财经》记者，一加的一切源于产品。“如果一加突然死了，那一定是产品出了问题。”刘作虎说。
“我们跟OPPO在市场上其实是竞争关系。大家会说华为荣耀，但不会说OPPO一加”
一加的成立只用了一顿饭的时间。日，一席OPPO中高层在深圳欢乐海岸的俏江南餐厅里聚餐。这场饭局过后，包括张璇在内的五名OPPO老员工办好了离职手续。
一起吃饭的还有OPPO控股股东广东欧加通信科技有限公司董事会成员、原OPPO副总裁刘作虎等十余人。吃饭间隙，一位欧加董事会成员突然提议：“要不张璇，你来做这个新品牌的产品。”受到小米冲击，董事会正决意试水互联网。“我吃着吃着突然就愣住了。”张璇对《财经》记者回忆，这件事对于OPPO大部分员工来说毫无预兆。
张璇现任一加产品总监，和他一同在日饭局上接受任命的还有——负责研发的刘丰硕、负责国内营销的胡亮等。次日，负责海外营销的裴宇也离职OPPO加入一加团队，再加上创始人刘作虎，七个人组成一加最早期的创业团队。
小米是互联网手机的鼻祖，它开创的互联网模式的核心教义——低价格、高性价比、无品牌溢价。一加向小米学会了在网上卖手机，但是不认同其不赚钱卖硬件的商业逻辑。
相较大多数互联网手机，一加的定价高，一加1、2、3的定价分别为1999.99元、1999元和2499元。一加营销总监裴宇对《财经》记者说：“我们硬件从来都是赚钱的，这是我们的态度。”
刘作虎向《财经》记者表示，线上缺乏一个真正的高端品牌，当时大家觉得在网上买就是为了便宜，但是电商不意味着便宜和性价比，1999元可以为你带来更好的产品，他看到了这个价格空白和机会。他强调，一加明年还要涨价。
如果说一加作为独立公司成就了刘作虎个人创业的愿景和野心，那么创立新品牌试水互联网则更多源于弥漫在2013年中国传统手机厂商中的危机感。
2013年的中国智能手机市场正处于加速变革期，一二线城市智能机换机潮在这一年达到高峰。市场研究和咨询机构Gartner发布报告称，2013年全球智能手机销量首次超过功能机销量，共计售出9.68亿部，而中国智能手机销量增速达到86.3％。与技术迭代相伴的是，中国电商渠道崛起，以线上销售起家的小米，2013年出货量首次突破1000万门槛达到1870万部，较上年增长160％，一时风光无限。
互联网模式风起云涌，与之对应的传统厂商陷入前所未有的恐惧中，纷纷成立互联网子品牌或创立子公司开拓线上。
最早做出尝试的是中兴，它于日创立努比亚。这一风潮在2013年底达到顶点，11月15日金立推出IUNI，12月16日华为推出荣耀，12月17日刘作虎宣布一加成立。联想的ZUK于日最后一个推出。
根据市场研究机构IDC发布的最新报告，2016年三季度OPPO出货量2010万部，较去年同比增长106％，登顶销量榜首。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认为，2016年OPPO的市场表现和三四线城市的换机潮有关，而这正是OPPO的布局优势所在。
但对于享受三四线城市的线下销售红利，OPPO并未提前预知，这一销售业绩更没能缓解它几年前在面对线上渠道异军突起时的强烈恐慌。“那个时候你要知道它下单都是战战兢兢的。”刘作虎说。
成立之初，一加一直极力撇清和OPPO的关系。刘作虎曾多次公开强调一加并非OPPO子品牌，完全独立运营。刘作虎表示，在体制内创新，成功的可能性非常低，同时也不利于团队心态。一位一加早期员工对《财经》记者说：“它想保持自己的独立性，做一个国际化的很酷的科技公司。”
一加的运营主体是深圳市万普拉斯科技有限公司，万普拉斯是一加英文名Oneplus的中文音译。一加和OPPO拥有共同的控股股东——广东欧珀电子工业有限公司，现改名为广东欧加通信科技有限公司。OPPO并未对一加持股。
欧加董事会为一加提供资金支持指的是注册资本5000万元人民币，之后一加资金自行运转，董事会未持续输血。成立三年，一加第一年和第三年盈利，第二年基本持平。
“我们跟OPPO其实在市场上是竞争关系。”一位一加的员工告诉《财经》记者，对比荣耀，其在市场营销上最核心的是他们透支华为的品牌影响力，但是一加和OPPO区分得很清楚。大家会说华为荣耀，但是不会说OPPO一加。
除了财务投资外，OPPO对一加最大的扶持在于供应链。刘作虎对《财经》记者表示，一加的供应链和OPPO是共用的。
2016年手机供应链资源紧缺，供应端资源大幅向大厂商聚拢，小厂商生存压力倍增。供应链资源紧张最直接的原因是，市场对2016年手机销售情况的错误预估，实际需求增长高于预期。
江元集团深圳市隆科电子有限公司总经理王青告诉《财经》记者，2016年手机供应链主要缺货的是内存和屏幕，供应链厂家会优先供货给一线厂商如华为、OPPO和vivo，资源紧张对他们的影响主要体现在成本涨价，但是对于二三线品牌，资源紧张的直接影响就是拿不到货。
“当上游供应链的资源很丰富的时候，对我们这些品牌商来讲压力就不是太大，一旦上游的供应链缺货，就会选我供谁不供谁，我肯定保留我认为有前途的，如果我看不上你，你的货都拿不到。”智能手机创业公司小辣椒创始人王晓雁对《财经》记者说。
在行业集中化的趋势下，多位接受《财经》记者采访的人士认为，每年1000万部出货量成为中国手机品牌的分水岭，核心原因是没有足够大的体量，品牌在供应端话语权弱。“今天的手机行业很残酷就在这，你必须要做到有能力面对一个千万级甚至上亿的用户，否则其实你没法生存。”一位小米员工告诉《财经》记者。
“要么就像一加一样，供应链体系都是和OPPO共享，否则正常研发一部手机，你要是想做得不错，研发成本至少在5000万元往上，这是非常夸张的，不是一个小厂商能轻易玩的游戏。”一位魅族员工对《财经》记者说。
《财经》记者实地考察位于东莞的OPPO手机工厂，该工厂共有四个车间，一个月能生产500万－600万部手机，运营成本为60万－70万元／月。工厂共6000余名员工，其中1000名是一加手机的生产工人，他们每天工作八个半小时。该工厂由OPPO自建，一加是从OPPO手上租来一部分，工人的工资全部由OPPO先发放，之后一加再同OPPO结算。
目前一加手机的生产流水线，每小时能生产125部手机，一条生产线有24名员工。包括测试，生产一部一加手机需要23道工序。
一位资深手机界人士向《财经》记者透露，一加X的尾货最后是OPPO帮一加清理的，清理方式是OPPO出了A30手机。
“他们的存在有他们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你可以理解为董事会对线上的学习和试水，我们现在线上没多少量，第二个海外市场它确实口碑很好。”一位接近OPPO的人士说，“但一加竟然在竞争这么激烈的2016年实现盈利了。”
没有OPPO供应链的支持，一加的故事讲不下去，其他人更学不来。但这并不是一加能够活下来的全部原因。“OPPO的确给了我们供应链的支持，但一加一直在为活下去做着艰难的努力，而这是谈论一加更有意义更值得去关注的地方。”一位一加员工说。
刘作虎的本分
刘作虎认为一加的核心竞争力之一在于文化，而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本分——这也是OPPO的企业文化
刘作虎最近一次发火是在一个礼拜一的例会上，他发现一款团队新开发的软件，在座高管都没有用过，一时间火冒三丈。他告诉自己要忍住、要忍住，最后终于还是失败了。刘作虎拍响了桌子。
“其他的我都能够饶恕，但是跟产品相关的这种事情，我绝对不允许出现。” 虽然已经过去好几天，刘作虎说起这件事还是不太高兴。
一位已经离职的一加营销部员工告诉《财经》记者，大多数时候刘作虎都很随性，甚至穿着拖鞋上班，没有任何领导的感觉，更像一个产品经理，但是一旦你犯了他不能容忍的错误，后果会非常恐怖。
所谓“不能容忍”指的是——很低级、很丢人，或者说没有逼格。比如他会亲自检查自己的每一条微博，曾多次因为一个错别字或者图片分辨率不够，怒不可遏地冲进营销部大发雷霆。
“Pete（刘作虎）不是一个传统意义上好的老板，他是一个充满瑕疵但是有人格魅力的人。他会有很多明显的性格缺点，比方发火、说脏话，他从来不掩饰他的缺点，是一个情绪写在脸上的人。”张璇这样评价他的老板。
刘作虎41岁，看上去容光焕发，他的脸上常年挂着一丝微笑。他自己说，“微笑”不一定是因为开心，而更多是出于习惯。他自称性格内向，很多时候不愿意在公众前露面，他自嘲不擅长说精炼的漂亮的话，他向员工传递理念的方式就是和员工泡在一起反复地说案例。“理解了没有？没理解，下次再跟你聊，慢慢就理解了。”他说。
1998年刘作虎从浙大毕业后就加入步步高集团，从最基层的技术人员做起，15年在步步高严格的管理体系中一路上行，他离开OPPO时的最高职位是OPPO副总裁。
这是一个从传统企业长出来的人，OPPO的价值观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他身体里，他觉得这是自己最大的财富。即使成立一加，在作每一个重要决策时他都会以OPPO的企业理念来衡量自己，比如是否本分，比如是否隔绝外界压力坚持做正确的事。刘作虎告诉《财经》记者，董事会一般不干预一加的管理，他每次见到陈明永聊的都是本分、专注等OPPO文化。
刘作虎职业生涯中的飞跃期，在他带领团队在北美市场做OPPO蓝光播放机，其团队拿下多项影音大奖，获得一部分北美顶级发烧友的追捧。这段经历为他带来声名大噪，也形成了他做产品的一贯风格——对硬件极度坚持、品牌小众、主打高端消费群体。
产品是刘作虎的底线，也是追求。“我们实验室有很多要求是很变态的，那绝对是行业里面要求最高的。绝对的，一般话不能说绝对，但是这个我们敢说绝对。”坐在办公室，刘作虎自信地说。他拿一加的跌落实验举例，称跌落高度刚从1.8米上调到2.5米。
“他是一个对审美高度较真的人。”一位一加早期员工告诉《财经》记者。刘作虎的办公室面朝大海，大幅的落地窗配上纯白色主色调，点缀有黑、红色桌椅和几束百合。这是刘作虎喜欢的北欧风格，以极简著称，这种审美和逼格被刘作虎一再强调，并向员工反复灌输。他坚持要将逼格融入产品。
不过他极少在办公室工作，大多数时间坐在开放的员工区，和研发部门同事泡在一起。“他特别愿意和研发的人宅在一块，他对自己的东西有种类似恋物癖的感觉，觉得这个手机是我刘作虎带着一加这个公司做出来的，所以我要明白里面的每一个原理、每一个细节。”上述一加离职员工说。
刘作虎对细节的挑剔经常被拿来和罗永浩对比，甚至有人提议称，一加和锤子应该合并。一加3投模的前一晚，刘作虎不满意手机弧度，为了调整1毫米把产品上市时间延迟了一个月。与之对应的是，老罗要求整个手机是完美的长方体，为了追求好看，锤子T2甚至去掉了天线信号条。
但是刘作虎认为，自己和老罗的审美有差异，相比老罗喜欢拟物的形态，刘作虎更喜欢简单、干净的北欧风。还有一点是，刘作虎在安全上更保守。比如一加手机的电能量密度到现在还是540Wh/L，2015年上市的荣耀7就已经达到600Wh/L。
他为这种保守的世界观感到骄傲，多次开会做企业SWOT分析时告诉团队，一加最大的优势就是对OPPO企业文化的沿袭，而这种文化的核心是——“本分”。
一个刘作虎经常拿来讲的例子是，一个美国客户找OPPO做DVD合作商，一次性下100万订单，OPPO商议单量太大最终拒绝，而冒险接单的另一家中国企业倒闭。“你不能说我把身家性命赌进去，我们没有那种赌徒的心态。”
一加1问世后市场反响好过预期，特别是海外市场意外火爆。根据一加公布的数据，一加1第一年全球出货超过150万部，其中海外市场占据60％，而小米第一年出货也只有30万部。
发布之初一加只备了5万部货，看到市场反馈不错，刘作虎马上追加了100万部，之后销售情况有所下滑，又一下减到30万台。“那个纯粹是拍脑袋。”刘作虎说。但是他不后悔下单太少。
“我们一直这样思考问题——你作一个决策，如果这个决策失误了，这个企业还存不存在？是不是还能健康地活着？”但事实是——一加3问世，刘作虎备货不到100万部，加上供应链紧张，再次导致今年供不应求。
2015年是一加压力最大的一年，一加2和一加X的失败，公司内部反复反思。日，刘作虎发布题为《聚焦，再出发》的内部邮件，反思一加这一年遇到的各种困难，称核心问题是不够聚焦。
刘作虎认为这两款产品的失败就是自己不够“本分”。其一是产品定位不本分，一加做了一款X系列，定价1499元，比旗舰机低，市场反馈不佳，最后一加砍掉了该系列，并于2016年6月宣布一加一年只推出一款旗舰机，聚焦中高端产品；其二是渠道不本分，一加1反馈不错随即一加开始扩展线下，最后导致产品定价纠结、入不敷出，挣扎几个月后，刘作虎关闭了已经开出的45家线下店，专注线上。“我就是要做线上精品。”他说。
刘作虎称，这样做是为了让一加更加简单、专注。线上和线下有天然的矛盾，线下存在渠道成本，如果按线上定价2500元，线下利润就少；如果按线下定价3000元，一加的线上就很有可能失守；如果取中间值定价2800元，线上觉得太贵，线下也不够渠道费用。“在线上我是高端里面最有竞争力的产品。”刘作虎说，“但你又想兼顾线上又想兼顾线下，最后两面不讨好。”
深耕线上高端和海外精英，成立三年，一加的每一步都异于他人。
意外的海外成功
海外市场的走红是刘作虎不小心擦出的火花，但却成为一加最大的增值
三年的企业成长史中，一加在刘作虎的控制中小心翼翼地活着。在中国智能手机市场上，一加始终不温不火，没有翻船，也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故事。但是一加海外则不同。
一加进入海外的方式比在中国大胆、激进得多。海外最初的口号是“旗舰杀手”，同时使用了邀请码的方式。在国内，一加相对保守，口号是——“安静的美男子”。
为了迅速在海外造出声势，一加策划了一场“粉碎过去”（Smashthe Past）的营销活动。游戏规则是：用户报名，一加从报名者中选出100名，这100名消费者录制将旧手机彻底粉碎的视频上传，就可以一美元换一部一加手机。但是活动开始后情势立马失控，很多人没有看清游戏规则，还没有被选中就先把手机砸了。
一加的知名度迅速在海外扩散，刘作虎坚持的产品理念得到极客圈的认可，甚至成为硅谷最受欢迎的手机品牌。“在美国其实很难看到有一个中国品牌的产品能够获得这么大的关注和认可。”Walt Mossberg说。此外，《时代周刊》《华尔街日报》《福布斯》等众多国际媒体也都撰文分析一加，这些都是一加始料未及的。
一加海外的负责人裴宇，今年27岁，北京出生，纽约生活两年，之后在瑞典长大，具有多元化的成长背景，他23岁时在OPPO建立起第一支外籍团队，之后一加的海外营销由他全权负责。他相当于一加在海外的代言人，由于负责全球团队，裴宇40％的时间都在深圳以外出差。一位裴宇的好友告诉《财经》记者，即使在深圳，裴宇也住在Airbnb，所有的随身物品不过两个行李箱——一个托运箱、一个登机箱。
裴宇告诉《财经》记者，一加最初想把主战场放在国内，海外市场只是当作实验品，加上没有钱，所以才会使用这么激烈的方式以获得关注度。“一开始国外就是一个颠覆者的形象，很酷的颠覆者的形象。”他说。
除了营销迅速抓住海外用户眼球之外，一加海外市场成功的另一个原因是最初选择和CM（CyanogenMod）合作，而其国内用的是Color OS。其实选择CM很大程度是因为一加经费有限，还没有做自己的ROM，而CM最接近原生安卓，更容易被海外用户接受。
不过后因CM与Micromax签署排他协议，一加与CM终止合作，一加推出了自己的ROM——氧OS和氢OS——前者面向海外，后者面向国内。刘作虎告诉《财经》记者，目前两个ROM已经合并，只是桌面不同。
对比一加在国内的表现，一加于2013年12月宣布成立，事实上错过了中国互联网手机发展的最佳机遇。刘作虎认为，小米能够在国内迅速取得成功的核心是时机，其定价具有独特性，能够迅速掌握口碑，传播成本也比现在低很多，但是一加在海外恰好撞上了对的时间点和机遇。
进入海外，一加的价格档位在苹果、三星之下，而元这个价位刚好是欧美市场的一个空白区，一加填补了这一空白，成为性价比最高的安卓高端手机。
在芬兰，一加与电信运营商ELISA合作，自一加3上市起连续3个月销售全渠道排名第一。“芬兰是诺基亚的故乡，芬兰人依然对诺基亚有着很深的感情，当一个保守的国家向OnePlus敞开了怀抱， 对我们来说是一种鼓舞。”一位一加员工说。
大多数中国品牌进入印度时，因印度消费能力弱，选择以低端产品进入，但是一加仍然以高端旗舰机进入，例如一加3在印度的最新售价是27999卢比（折合人民币2800元人民币），而印度是一加增长最快的海外市场。
“其实就是不小心风吹到你该吹去的地方。”裴宇说。
“在我看来很多事情是必然形成的，我在很多年前做蓝光的时候，我给内部人说了一句话，我们这个体系做海外能做成，很少有品牌可以做成功，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价值观跟海外的、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是一致的。”刘作虎说。
一位一加产品部员工对《财经》记者说，他不明白为什么锤子不做海外，他认为海外用户更容易为好的设计买单。罗永浩曾告诉《财经》记者，不是所有企业都有裴宇这样的人。
现在，一加已经进入33个海外国家及地区，其海外市场销量占总销量的60％－70％。
和最初把海外当作试验田不同，一加调整了自己的市场策略。其一，一加把海外和国内两个营销团队合并成一个，全部由裴宇负责；其二，一加的市场重心从中国转移到海外。“看整体的话，如果我们把精力放在印度和欧洲的话，可能会对我们稍微好一点，中国的竞争还是比较激烈的。”裴宇说。
“中国的问题是没有质量高、品牌时尚的安卓手机，但是你可以说美国人是支持一加的，认为一加是‘The Apple of Android’。”中国首创董事长Peter Fuhrman告诉《财经》记者，这是一加最大的成功之处。
美团大众点评CEO王兴曾多次公开表示，中国互联网公司已经进入“下半场”，“下半场”的三大路径分别是高科技、“互联网+”和国际化。中国互联网公司出海已经成为必然趋势之一，在此过程中，一加或可成为一款别致的样本。
不过也有人对此表示质疑。一位负责海外业务的手机界人士告诉《财经》记者，即使是海外，一加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只是集中在一个小圈子内，难以成为大众品牌。
2013年到2016年，是手机行业风云激荡的三年，从两年前的互联网思维到如今的线下为王，新品牌大量涌现，失败者黯然出局。
刘作虎表示，一加犯过很多错误，比如做线下，比如快速扩张，但现在一加的定位很清楚，就是做一个线上的精品。“我们才三年，担心什么？”他说。
日，沉默了半年的一加发布新品3T手机，其官网Logo是：一部旗舰的渴望与想象。
硅谷创业王眼里的下一个大机会
Peter Fuhrman 王岩松 /文
创业是一件失败率极高的事情，只有极少数的创业者成功建立了一家超过10亿美元市值的独角兽高科技企业。Elon Musk已经创立了三家，雷军目前有两家。硅谷传奇人物Bill Gross已经创立并成功实现资本获利退出了七家此等规模的企业—eToys, Overture, , Netzero, Centra, 和
Citysearch。
Gross创立并一直亲自管理的Idealab是美国最早的，大概也是目前最成功的孵化器之一。Idealab创立于1996年，当时38岁的Gross已经创立并成功出售了两家软件公司，他决定用其中的部分收益，以及一些他熟识的投资人对他的投资，来创立他自己的企业孵化器。
从创立之初，Idealab就选择了一条与加州的主流投资界完全不同的投资路径，Idealab创立的企业大多数来自于Gross自己的创意想法。Idealab为自己的初创企业提供约25万美元的初始资金，并为其聘用合适的CEO负责企业的运营和发展。Idealab有一整套全职团队负责为其初创公司在发展初期提供包括财务、法务、人力资源等方面的全方位服务。初创公司可以把全部精力投入到一个公司的“看家本领”——技术和产品上。如果公司发展按照预期，Idealab会协助公司从外部的投资基金募集资金，位于硅谷的几家大型风险投资机构都是Idealab忠实的拥趸。
20年来，Gross创立了150多家公司，其中已有45家单独上市或被收购，成功实现资本退出，另外还有差不多数目的企业目前处在孵化和运营发展阶段。
Gross创立的超过10亿美元市值的独角兽企业中包括了很多超级成功电子商务和线上广告公司——Overture，发明了现在 Google 、百度等巨兽产生主要营收的pay-per-click商业模式，2003年被雅虎以16.3亿美元收购. Idealab最近还有两家公司与其他科技创新公司完成了合并，合并后的公司Twilio和Taboola现在也都成长为超过10亿美元的大家伙。这些年来，Gross还创立了多家最终成功出售给Google，eBay，AOL，AirBnB等行业巨头的科技公司。除了互联网，Gross还在清洁能源、机器人、在线教育、无线网络、3D打印、家庭医疗护理等领域创立了多家科技企业。
Gross很早以前就停止从外部融资了，一直以公司而非基金的方式在运作Idealab。Gross无论是在想法还是行动上都更像是一个亲力亲为的创业者，而非通常意义的风险投资家。
每当Idealab有项目成功退出，股东们都会得到不菲的分红，收益的其余部分留存在公司中为新的初创公司提供资金，这样的安排很好地兼顾了股东利益和企业发展需求。Gross是Idealab的最大股东。他有着绝大多数技术公司创始人梦想中的创业环境——创立新公司的充沛想象力和热情，每年都可以适时创立若干家新公司，充足的创业资金和人才支持。
Gross在中学就开始了创业生涯, 极少接受媒体采访. 在过去的20多年间，Bill Gross经常早于大多数人敏锐地觉察到技术领域的新机遇。任何对前沿技术的发展方向、技术可以解决哪些“大”问题、如何孵化成功的创新企业，以及中国的创业创新大环境可以如何与加州的创新生态圈紧密的联系与合作，等问题感兴趣的人都应该来听听Bill Gross怎么说。
Peter Fuhrman
王岩松 |文
China First Capital（中国首创）董事长和COO
过去的几年，无论是在老家美国还是世界的任何地方，包括中国，风险投资和孵化器都有了巨大增长。目前仍有很多资金在急迫地寻找值得投资的新想法。请让我们详细了解一下你是如何看待这个世界的，有哪些“超级趋势”是你认为将在未来35年改变世界的经济体系的？
好的，我可以很快向你解释这些问题。我们从人口增长开始。目前的预测是到2050年，世界人口将从当前的74亿增长达97亿。更多的人口意味着在环境、安全、信息等方面将面临的更多更复杂的问题，我们须要科技来提供新的解决方案。未来主要的挑战有哪些？我认为主要有六个方向。我是一名骨子里的工程师，所以请允许我给你列一个名单：
气候变化；
如何为更多的人提供更好的、可负担的医疗照顾，以及如何预防和阻断疫情的产生和全球蔓延；
食品安全，在全世界范围为人们提供最够的、安全的食物；
科技的受益人群和其他还没有享受到科技所能带来的福利的人群之间越来越扩大化的差距；
未来的工作形式和内容都将发生巨大变化，如何确保人们拥有可以找到工作的适当技能；
互联网的未来，如何为每一位使用者提供足够好的信息安全和隐私保护。
恐怕正在致力于解决这些“超级问题”的人都志在拿诺贝尔奖而非创立科技公司。因此我想了解一下，在有关这些“超级问题”的哪些领域你认为有明确的商业机遇，哪些技术方向既有伟大技术突破的可能性又有巨大的市场应用前景？
当然，你不会指望我把我的王国的大门钥匙直接交给你，把我们目前正在投入的领域向你全盘托出。但是，我可以与你分享一下我认为有巨大机会的几个领域，以及我们正在或期待有所创新的一些方向。再一次，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给你列一份名单：
自动驾驶汽车和无人机；
水的净化和清洁能源；
新的教育模式，提高个人和群体的教育质量， 比如MOOCs；
农业技术，包括城市农业，在人口密集地区附近就近种植粮食；
高级机器学习，深度神经网络等，提供更好、更智能的数据和决策手段；
3D打印，使用金属和其他新型材料；
物联网新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
家居智能化，联网家庭整体解决方案；
虚拟现实和新型人机交互技术；
新型交通工具，包括超级高铁，甚至飞行汽车；
太空新技术，包括更便宜的火箭发射，太空采矿和纳米卫星等；
有关上述所有领域的软件支持和网络信息安全。
尽管仍有很多机会可以使得初创公司仅仅花费少量的投资就可以迅速抢占市场并发展壮大，就像Idealab在过去20年一直在做的那样，但是在很多最前沿领域，即那些通常被称之为Moonshots的“疯狂”科技领域，新的技术和新的商业模式都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和更长期的孵化支持。当然，这些领域对成功的回报也是远远超出我们之前所能看到的。
几乎所有Idealab的十亿美元级别的退出都发生在互联网的孩童时代，包括Citysearch，<和eToys的IPO，以及线上广告公司Overture的售出给雅虎。退出是越来越困难了吗？
IPOs确实是在减缓。现在在美国每年的IPO总数远少于我们刚开始Idealab的20年前。当时平均每年有超过300家企业在美国IPO，如今这个数目要少于100。今年看起来恐怕要成为美国IPO最少的一年。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目前在美国的高额上市费用和后续每年的维护费用，以及越来越重的监管压力。我们现在的退出更多是通过并购的方式，将我们的创新企业出售给更大的企业集团。我认为我们做得还不错。
我简单向你介绍一下我们最近的三个通过并购退出的案例。这三家企业所属于不同的行业——移动电话安全，太阳能和机器人。我们创立了Authy来为客户提供简单有效的移动电话数据和交易安全。我们在去年将其与Twilio合并，已于今年夏天在纽交所上市，目前的市值超过40亿美元。
RayTracker是我们创立的一家太阳能领域的技术公司，其核心技术在于通过精确追踪太阳轨迹来调整太阳能板的转向，以达到提高发电量的效果。将太阳能变得更高效更便捷是我从中学就开始付诸实践的梦想。我们将RayTracker卖给了First Solar，美国最大的太阳能组件制造商。今天，像RayTracker这样的地面太阳追踪装置已经应用在美国超过90%的太阳能装备上，First Solar是市场的绝对领导者。
另外一个我想与你分享的我们近些年的退出案例有一点苦乐参半，因为我们或许过早地推出了一款当时的消费者还没有完全理解和接受的产品。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完全接受甚至热爱此类产品了。过早地将一个新想法推向市场可能失败地比过晚地进入还要快。我们的公司叫Evolution Robotics，大概是市面上第一家设计家用扫地机器人的公司，我们既有硬件也有软件。我们开发了很多核心的新技术，包括视觉识别和空间地图标记等。我们将公司出售给一家竞争对手，iRobot，现在他们已经是该领域在全世界范围的绝对老大了。
我们可以聊一下Idealab目前还在运营管理的创新公司吗？给我们介绍一下有哪些公司你认为有可能在未来的几年成长为10亿美元级别的企业?
我提到过我有一个一生的热情所在和追求是将清洁能源，特别是太阳能变得更便宜、更高效。我们现在有两家公司，Edisun和Cool Energy，他们都有受到太阳能市场高度关注的核心创新技术和解决方案。Edisun有发电和储能的全套解决方案，可以依据电网的需求向其输电。 Cool Energy采用200年前在苏格兰发明出来的斯特林发动机技术来捕获低温的废热，比如工厂里面的大型装备在运行时候的发热，将其转化为清洁电能。这套技术也可以利用废冷，比如LNG存储装置的巨型制冷系统，来发电。
Mark Andreesen，第一个商业互联网浏览器的发明人，现在是一名成功的风险投资人，曾经说过“软件正在把世界吃下”。他的意思是未来几乎所有的产品和服务都需要更多更好的软件。我完全同意。这里有个需要解决的问题是，这些亟需的软件工程师从哪里来？我们已经创立了两家公司来教年轻人如何写软件，CodeSpark 和 Ucode。我们注意到尽管运营环境是全英文的，但在中国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使用CodeSpark来学习如何写软件。我们须要尽快发布中文版本。
另外一个我们看到有巨大发展潜力的领域是收集和分析更多更好的移动电话数据，并将更精确的分析结果用于更高效的广告推广等领域。这完全有可能成为像让Google和百度赚大钱的“Pay-per-Click”线上广告技术一样，迎来巨大的市场需求和盈利能力。在该领域我有比几乎所有人都长的历史。Overture，一家我创立并出售给雅虎的企业，正是此类定向线上广告技术的先行者。
在过去的20年，你已经成立了150多家公司，另外还有几百个新颖的想法。纵观历史，全世界范围的创业者中都极少有人能够创立如此多的公司，更不要讲媲美你的惊人的创业成功率了。从这些年的经验中你是否已经总结出了一些创业公司成功和失败的要因？
我相信初创公司是最有可能引领世界向更好的方向发展的商业管理形式。如果你可以以恰当的股权激励机制和正确的管理方式将合适的团队凝聚起来，你就打开了人类的潜力之门，他们可以给你无数的惊喜，使很多不可能成为可能。但是如果初创公司的结构和逻辑是如此完美，那为什么还有如此高比例的初创公司以失败告终呢？
思考这个问题的答案对于无论是以投资人还是创业者身份的我都非常重要。要算创业失败次数，我大概可以独占鳌头。那些最终失败的企业在创立之初看起来都不错，资金和人才悉数到位，但还是失败了。每一次失败对创业者来说都是无比伤心的事情。因此，我希望通过对创业成功要素进行分析大概可以帮助我自己以及很多创业者降低失败几率。
我试着尽可能全方位地分析、归纳并解读大多数初创公司成功或失败的决定因素。我总结了5个主要的因素——创意，团队，执行力，商业模式和时机。
你创立的孵化器的名字是Idealab，我可以认为这表明你相信“创意”是最重要的因素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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