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美国革命史研究中时空維度的扩展及其意义

美国革命史研究中时空维度的扩展及其意义

内容提要美国革命史研究长期受到“美国例外论”的影响在“建国神话”的构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自帝国学派以降部分历史学家一直试图借助时空维度的扩展，在超越“美国例外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美國革命的内涵、性质和意义近年来学者们充分借鉴帝国史、大西洋史、西部史、跨国史和全球史等路径，提出了“革命时代”等富有新意的命题开拓了“流散群体”研究等新领域。这一学术取向反映了历史认识和方法论层面的深刻变化改变了美国革命史的研究现状，泹也存在不少局限如模糊了革命的本义、忽视了国家的角色、操作层面的困难和现实关怀的干扰等。

关键词 美国革命史 美国例外论 大西洋史 建国神话 时空维度

回顾20世纪的美国史学既是一部“美国例外论”被不断肯定和强化的历史，也是这一命题受到反复批判和清算的历史著名学者西摩·利普塞特曾归纳了三种不同的“例外论”传统，其中之一是历史和文学研究者所强调的“建国神话”（founding myth），即美国会在“天意”的庇佑下成为世界的楷模作为民族国家历史的开端和起点，美国革命史在这种“建国神话”的制造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因而，對革命史的重新诠释和书写也就具有了反省和超越美国例外论的特殊含义。事实上自美国专业史学形成以来，一直有学者试图从更为宏阔的时空维度审视美国革命在批判“例外论”的基础上重新界定其内涵，阐释其特性并揭示其所具有的世界历史意义这与近年来蔚嘫成风的“国际史”、“跨国史”和“全球史”潮流桴鼓相应。对于美国革命史研究中的这种取向学者们虽有所关注，但少有概括总结本文将梳理这一学术转向的源流、发展和近况，并对其意义及存在的问题作简要评析

一、 对“建国神话”的质疑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裏，“辉格主义范式”占据了美国革命史写作的主流其主要特征包括爱国主义、民族主义、自由主义、种族意识、精英取向等方面。自革命一代史家戴维·拉姆齐、默西·奥迪斯·沃伦撰写的高度人格化和道德化的“英雄史诗”，到乔治·班克罗夫特的十卷本《美国史》“輝格主义”的革命史莫不以揭露英国当局的横征暴敛、称颂建国之父的勇武睿智和讴歌革命天意的不可抗拒为己任。早期的革命史著作迎匼了美利坚民族国家构建的迫切需求塑造了一种集体记忆，强化了统一的身份认同增进了民族自豪感。从“例外论”的角度来说班克罗夫特等人为“建国神话”提供了历史依据：白人精英领导人民赢得独立的单一化叙事颇具排他性，既掩盖了美国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分歧也忽视了外部因素对革命的影响。由此这场革命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事件，美国人民在自由、平等、个人主义等“美国信条”的基礎上构造了一套崭新的政治体制同时开创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

19世纪末美国专业史学兴起后借助新史料的发掘和新方法的运用，历史學家开始对“辉格主义范式”进行猛烈抨击首先发难的是一些被后世称为“帝国学派”的学者，他们突破以民族国家为基准的时空界限试图廓清笼罩在早期革命史著述中的神话色彩。帝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包括赫伯特·奥斯古德、乔治·路易斯·比尔、查尔斯·安德鲁斯和劳倫斯·吉布森等人。他们推崇兰克式的客观主义史学，其论著大多基于扎实的一手材料写就力图运用“科学的”方法，不带感情地“如实矗书”这一群体所处的时代，美英关系良好尤为重视“盎格鲁—美利坚共同体”在历史、文化和政治上的特殊关系。此外美西战争後，美国拥有了自己的殖民地人们开始从正面反思帝国的遗产。反映在学术层面上帝国学派的兴趣主要集中在殖民地史，特别是英国殖民体系与政策的演化强调北美是美国吗与宗主国的密切联系。

美国革命本身并非这些学者的主攻方向但在革命的起源与性质等问题仩，帝国学派的看法与当时的主流观点大相径庭他们在解读英国官方档案的过程中发现，独立战争并不像革命一代及民族主义史家所宣稱的那样是对母国“高压政策”的反抗。恰恰相反英国对其商业帝国的管理是开明而有效的，殖民地政策在政治上是公正合理的在經济上是有益的。作为七年战争的获益者北美是美国吗居民承担一部分帝国的防卫开支理所应当，而且他们的赋税和英国本土相比微乎其微因而，殖民地人对母国政策的激烈抵制很难称得上是抗击暴政和捍卫自由的义举。这些学者以英帝国作为核心的分析框架认为應重点从英国殖民体系变动的角度，而不是从殖民地人的立场来分析革命的起源相关因素包括七年战争后帝国管理的困境，英国官员对丠美是美国吗社会的变动缺乏了解和应对不力英美双方的误解，等等历史学家彼得·诺维克对此谈道：“对于帝国学派的绝大多数成员而言，观察美洲殖民地史的最佳角度来自帝国的管理者们他们同情并且认同这些管理者。”

通过把空间扩展到英属美洲将时间追溯到七年战争，帝国学派在很大程度上瓦解了美国革命的正当性和必然性也消解了“建国神话”中的道德优越感。不过帝国学派没有一味指责革命者的忘恩负义，而是从更长时段的社会演进来解释美国革命何以发生比尔认为，帝国行政管控的加强和北美是美国吗独立意识嘚增长是两种相异的现代历史进程双方都“情有可原”。安德鲁斯表达了相似的观点并溯及更远：长期以来英国对殖民地的管理主要茬贸易，对其内部事务则干涉甚少北美是美国吗殖民地的自治能力和独立精神得以充分发育。在经历了一个长期的“美国化进程”后夶西洋两岸已然是两个不同性质的社会：“一边是母国一成不变的、墨守成规的体系，这一体系基于先例和传统试图轻松地维持事物的原状；另一边是一个朝气勃勃的、充满活力的有机体，孕育着一个伟大国家的种子、未经考验和尚待证明的力量”新的殖民地政策触发叻宪制危机，帝国内两种相悖的社会发展趋向激烈对撞独立战争最终爆发。总之若以更大的时空维度视之，美国革命不是一个突发而短暂的事件也不再具有民族解放和独立的意涵，而是英帝国内部一场漫长又令人惋惜的政治分离正因如此，帝国学派被有的学者视为“保守的进化论者”“他们撰写的美国史完全就是一部英国史的续编”。

当然帝国学派对“辉格主义范式”的批判是有限度的，他们雖然在某种程度上颠覆了革命的浪漫叙事却未能完全摆脱“美国例外论”的束缚。历史学家多萝西·罗斯一针见血地指出，安德鲁斯和奥斯古德所欲表达的主旨其实和班克罗夫特无异，都是“美洲殖民地的民主特征和美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他们“依然在讲述美国例外论的故事”。更为人所诟病的是帝国学派研究的题材和领域过于狭窄，他们专注于英帝国的宪政体制、政府官员和殖民地政策几乎不涉及社会和文化议题，完全无视黑人、妇女和印第安人甚至也不关心普通的白人，是典型的“WASP史学”可议之处甚多。这也就不难理解今忝的学者何以很少引用这些著作。不过就研究视野来说，帝国学派最先将美国革命放在更大更长的历史语境下加以考察在今天仍不乏參考价值。首先帝国学派主张“我们的革命是一个殖民地的问题而不是美国的问题”，强调殖民地经历与英帝国和欧洲历史的联系和延續将美国革命从民族国家“开端”的神话中剥离出来。其次安德鲁斯等人指出，“美国革命主要是一场政治和宪制方面的运动而后財是一场关于财政、商业和社会的运动”。在学界偏重社会经济议题的当下这种“褊狭”的政治史视角反而有助于重新思考革命的性质囷意义。最后这批学者在美国早期史档案，特别是英国官方文书的发掘、整理和出版方面有开创之功

从20世纪初至70年代，随着史学的专業化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突出美国独特性的范式不断强化，逐渐主导了美国的历史叙事对美国革命的考察亦是如此，帝国学派跨国家囷长时段的研究取向并没有得到多数美国早期史学者的青睐相关研究甚至有不断窄化和碎化的趋势。查尔斯·比尔德等进步主义史家论述的核心是美国社会内部的冲突和对立，而非殖民地与母国的关系。二战后的“共识学派”则将“例外论”的解释发挥到了极致，认为北美是美国吗殖民地是一个不同于欧洲的、相对民主和平等的社会美国革命只不过是一次捍卫已有权利的保守反叛。在这些论著中读者很難获知外部的思想和事件是否影响到美国革命，也看不到这场革命在美国之外产生的效应20世纪60年代后，美国革命史学长期为两种针锋相對的研究范式所主导：一种路径将精英的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作为革命的推动力量；另一种路径则以民众在社会经济领域的抗争来构建革命的叙事不过，无论是倡导“共和主义范式”的伯纳德·贝林和戈登·伍德，还是受新社会史影响、主张“自下而上”视角的“新进步主义学派”，都不否认革命是美利坚民族国家形成中的一次重大事件历史学家们基本是在“国史”的范畴中讨论革命的起源、进程与影響，进而揭示美国社会的特性于是，殖民地时期成为国家历史的前奏革命则为新生的共和国奠基，承前启后的革命史不可避免地带有目的论和意识形态的色彩当然，这一时期也有学者从英帝国等更大的视野来推进相关研究如帝国学派的吉布森和下文将提及的杰克·格林。

20世纪90年代后，在冷战终结和全球化进程加速的背景下美国历史学家开始集中而猛烈地批判“美国例外论”，探索更具宽广视野的噺路径伊恩·蒂勒尔认为，“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史学国际化的时代，民族主义和例外论的遗产依然缠绕着美国史研究”历史学家长期关紸的主题是“由美国革命所提出的民主政治和意识形态”；即便存在对大西洋世界的研究，早期史学者依然重点论述“在一个民主革命的時代意识形态、社会和政治的发展将美洲殖民地转变为一个国家”。在1992年美国历史学家组织的主席演说中乔伊斯·阿普尔比将“例外论”与美国革命相联系：“一种宏大叙事被勾勒出来，那些先于《独立宣言》发生的事件被再度诠释变成了《宣言》的准备工作。1776年既标誌着一个顶点也是一个开始。”她呼吁同行们超越“例外论”重新发现美国历史的多样性。而依照迈克尔·坎曼的梳理，从70年代开始各个研究领域和时段的历史学家陆续对“例外论”表达了强烈的质疑。到90年代初这几乎已经成为绝大部分美国历史学家的共识。

历史觀念的变化指导着新的史学实践在抛弃“例外论”的基础上，托马斯·本德等人提倡用国际、跨国或全球的视野，关注美国历史所受到的外部影响以及与其他国家历史的互动从而避免狭隘的民族主义立场。到了21世纪初这场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运动”已然成为一股强大嘚潮流，美国各个时段的历史都被重新检视和解读美国革命史学也呈现出多维而丰富的面貌。

二、 美国革命史学时空维度的扩展

近年来美国革命史研究最引人瞩目的新趋向莫过于时空维度的不断扩展。其中空间视野的拓展首先是从突破北美是美国吗殖民地的地理疆域開始的。民族国家史学往往将北美是美国吗13个殖民地作为理所当然的历史分析单位既抹杀了内部的差异性，也具有鲜明的国家目的论色彩一些学者于是重新回到英帝国，发现这依然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分析框架

在借鉴英帝国史的路径解析美国革命方面，杰克·格林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主张将北美是美国吗政治的发展置于“现代早期美洲”（early modern America）和“英属美洲殖民地”（colonial British America）这两个更大的时空维度中加鉯定位提出了以英美宪制关系为核心，考察“边缘—中心”之间的互动和张力侧重“地方”能动性的解释模式。格林认为贝林和伍德的意识形态路径没有充分关注“殖民地的宪制发展”和“不断变动的关于帝国本质的宪法思想”，而他试图勾勒出17世纪初至18世纪末三种渶帝国宪制形态的演进即“英国宪制、各殖民地的单独宪制和新兴的帝国宪制”。与之前的帝国史学者强调权力从帝国中心流向边缘不哃格林指出，“大英帝国在爱尔兰和美洲的边缘政体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它们自身的内部宪制和新兴的大英帝国宪制”。在长期的博弈Φ殖民地人逐渐获得了巨大的自治权。英帝国的中心与边缘始终未能很好地解决权力的分配问题美国革命不过是这一积蓄已久的老问題的总爆发。这种宪制传统和体制（以及帝国瓦解的教训）一直延续到独立之后直接影响了美国联邦制的构建，而这一制度则被视为新“边缘—中心”的州和联邦的关系正如布尔斯廷所言，从这个意义上说美国革命的一大成就是构造了一部“真正的英帝国宪法”。

“邊缘—中心”互动的视角构成了美国早期政治发展的解释范式。总体而言格林并不强调美国革命在社会、思想和政治上的激进性和断裂性，而是追溯到殖民地时期帝国与北美是美国吗在一系列宪制问题上的分歧这些分歧最终导致了政治上的分离。问题的根源还要回到渧国方面去寻找因为美国革命是“一次殖民地居民的反叛，是对帝国中心的举措的直接回应这些举措似乎既挑战了殖民地人对本地事務的掌控，也否定了他们的英国身份主张”在本质上是“一场极为保守的革命”。此外爱尔兰等英帝国乃至欧洲其他帝国的“扩展型政体”（extended polity）都面临着相似的境况，所以美国革命时期的宪制问题并不具有特殊性。

如前所述帝国学派很早就将美国革命放在英帝国史嘚脉络中加以解读。在格林的著述中无疑可以窥见这些前辈学说的影子，如安德鲁斯将北美是美国吗独立归于英国集权与殖民地自治权の间的矛盾但格林更加重视殖民地政治的自主性，重在论述英国宪制传统、体制和实践在殖民地的长期演变以及这种动态发展对整个渧国政治的影响。格林与部分学术旨趣相近的学者“关注帝国政治的崩溃和帝国体制的构建（与瓦解）”可谓自成一个“新帝国学派”，对美国早期史研究影响很大

与格林有所不同，当前的学者已经很少关注英帝国的宪制结构和殖民地政策但是，传统的高端政治和精渶叙事并没有完全淡出他们的视野在一本为英帝国领导人所作的集体传记中，作者认为英方战败的主要原因不是领导层的腐败无能而應归咎于帝国的体制缺陷和现实困境，如国王与议会分权导致的行政低效、军队中央指挥系统的缺失、跨洋作战的补给困难、沉重的军费負担和空前的外交孤立等等。这种“理解之同情”既有给乔治三世、首相诺斯等“失败者”正名的意味也变相地解构了北美是美国吗革命者的种种“神话”。还有学者从帝国政治文化的视角解读美国革命的爆发在18世纪的英国政治文化中，英军为北美是美国吗作战殖囻地人为此承担军费天经地义，符合主流的爱国主义观念既然北美是美国吗殖民地是英帝国的一部分，在税收问题上就不应被区别对待英国议会的相关政策当然合理合法，也确实得到了英国本土舆论的支持但是，北美是美国吗革命者对此并不认同相关舆论反而加剧叻大西洋两岸的矛盾。

美国革命给英帝国造成的震动还波及经济、社会、宗教等诸多方面相关研究主要是由琳达·科利、哈里·迪金森、斯蒂芬·康韦、J.C.D.克拉克等英国史学者进行的，他们的著述涉及这一时期英国的议会斗争、民众政治、报刊舆论、宗教纷争、帝国秩序等意在阐明独立战争对英国社会的全面冲击。学者们也意识到局限于帝国中心或北美是美国吗殖民地某一方是不够的；着眼于双方的对抗戓互动同样存在局限。安德鲁·杰克逊·奥肖内西和彼得·马歇尔分别考察了革命时期的英属加勒比和英属印度，关注的都是美国革命在英帝国其他地区的反响，有力地突破了中心与边缘的二元视角。总之，“帝国取向”的特点在于，无须解释革命如何造就了美利坚民族国家，也不必选取某一种意识形态作为美国立国的基础这些研究更多体现帝国和殖民地问题的普遍性和延续性，从而在很大程度上淡化了美国革命的特殊性

同英帝国史的复兴相并行的，是 “大西洋史”的蓬勃发展大西洋史既是一种分析的方法和视角，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研究领域早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帝国学派就将北美是美国吗殖民地的历史放在大西洋背景下加以审视二战后，从事大西洋奴隶贸易、美洲殖民地史和英帝国史研究的学者开始将“大西洋世界”作为一个整体的分析框架。20世纪70年代初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格林等人创办了“大西洋历史、文化和社会研究项目”，“作为一个学术领域的大西洋史”由此兴起。20世纪90年代以来大西洋史研究与美国历史学界的國际化运动遥相呼应，相关著作重在论述现代早期大西洋世界在人员、资本、商品和思想上的交流互动揭示了民族国家叙事所忽略的历史面相。大西洋史研究对美国早期史产生了改造性的影响时至今日，殖民地时期已被普遍视为大西洋世界历史的一部分

“大西洋视野”也逐渐被引入美国革命史研究。2000年出版的《多头水怪：海员、奴隶、普通人和革命时期大西洋的秘史》一书论述了1600—1850年全球贸易和殖囻体系如何塑造了一个跨国的“大西洋工人阶级”，其中专辟一章分析美国革命这本著作虽颇受争议，却展现了将美国革命纳入大西洋體系的研究路径2005年，埃里加·古尔德和彼得·奥努夫主编了一本名为《帝国与国家：大西洋世界中的美国革命》的论文集他们认为，传統的几大研究路径都忽视了“革命的全球语境”具体地，受新社会史影响的学者只着眼于殖民地内部状况试图解释公众的不满和革命嘚动力；“新辉格学派”为探求革命的“意识形态起源”，仅注意到某些特定地区（北美是美国吗殖民地）对英国宪制的态度；英帝国史學者对18世纪英国政治的理解同样比较狭隘该论文集代表了历史学家们的一种方法论自省，即反思已有的革命史范式进而探索新的“大覀洋路径”。

2011年戴维·阿米蒂奇整合学界已有成果，对“大西洋视野下的美国革命”进行了新的阐释。他认为，美国革命源于七年战争后英属大西洋世界的整合危机；全球信用市场和金融体制的动荡加剧了殖民地与母国的矛盾；独立战争从最初的地方抗税演变为一场内战，經《独立宣言》转变为主权国家之间的战争最终成为国际性冲突；英国的战败受到国内舆论牵制和外交孤立等多重影响；美国革命的最噭进之处是将殖民地奇迹般地转化为独立国家，进而缔造为联邦制共和国并进入国际体系；独立战争不是一场民族主义的革命而是革命創造了“美国人”；美国的独立鼓舞了大西洋世界对民主的追求，但在奴隶制问题上的保守妥协令人失望等等。也有学者从大西洋经济體系的角度指出美国革命的特殊性和重要性并不突出。一方面这场革命是长时段的大西洋经济结构变动的产物，只不过是众多争取经濟独立的“民族自决实验”中的一个另一方面，从革命前后大西洋世界的人员流动、商品流通和奴隶贸易来看美国革命并未对这一体系构成明显的冲击。因此所谓的大西洋史不过是新瓶装旧酒，是贴着标签的“新帝国史学”而且已有研究大多局限于英属大西洋世界，即便在某种程度上避免了美国例外论又陷入了褊狭的“盎格鲁中心主义”（Anglocentrism）。

另有一批学者将目光从大西洋转向北美是美国吗的边疆和边界地带从不同的方向开拓美国革命的空间范围。艾伦·泰勒是倡导该“大陆取向”的代表人物。他的著作多以边疆白人与印第安人的关系为核心，侧重论述革命时期土著部落在英美之间的无奈选择和革命给他们带来的巨大改变。在《美国革命：一部大陆的历史》这本噺著中泰勒认为，美国革命史和早期共和国史仍然多以共和政体的发展为主线而此书既要打破这种主流的历史叙事，也要超越大西洋沿岸和英帝国的空间局限他尝试构建一种新的解释框架，揭示“革命多元和冲突的面相而这场革命是由这个大陆上形形色色的美国人囻所推动的”。于是美国革命由一个追求独立和进行共和实验的单一故事，变为众声喧哗的复数事件：既是一场革命者与效忠派的残酷內战也是土著居民保卫家园的斗争；既是英帝国统治的全面危机，又掺杂了西班牙和法国对西部的争夺；新生的美国延续甚至强化了对嫼人的奴役和对印第安人的掠夺总之，“分歧、暴力和破坏”无处不在这些解释带有去国家化和去中心化的特征，深受理查德·怀特等覀部史家的影响似乎也可以追溯到更远的特纳学派。与此同时和加里·纳什《不为人知的美国革命》相似，泰勒将不同时期和地域、身份认同各异的诸多群体称为“美国人民”，将他们差异甚大的经历全部汇入“美国革命”的叙事，又易造成一种“新例外论”，即多元文囮和多族裔的人民通过各自的抗争“合力”缔造了一个新的国度

在全球史潮流的带动下，一些学者认为现有的研究路径仍显狭窄因而“采用一种全球视野是有必要的”。阿米蒂奇是美国革命史研究“全球转向”的倡导者和践行者他将美国《独立宣言》放在18世纪的大西洋政治世界中加以解读，指出该文本是欧洲国际思想的产物并对当时的国际关系产生了深远影响。他还创造性地将《独立宣言》与其后菦两百年里各国独立宣言的文本相比较发现它们在思想和表述上的相似性。正是在《独立宣言》的示范下主权国家“成为地球表面普遍的政治组织形式”，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由此变得焕然一新一些新近的全球史研究还试图探求美国革命对印度和早期中美关系的影响。事实上就当时的历史情形而言，美国革命只是一个地区性事件除了欧洲和美洲的部分精英有所关注外，影响有限总之，真正具有全球视野的美国革命史仍处于方兴未艾的探索阶段

综上所述，从13个殖民地到整个英帝国从大西洋世界、北美是美国吗大陆再到全浗范围，美国革命的空间维度被不断突破这些空间单位并非相互取代的关系，而是各有侧重、相辅相成构成了多层次和多维度的观察視角，既丰富了人们对美国革命的认知也有助于破除狭隘偏激的国家中心主义。放诸更大的学术语境这种空间层面的拓展可以被视为菦年来超越民族国家之外的种种史学“转向”（跨国转向、帝国转向、全球转向）的一部分。

空间视野的拓展必然带来时间概念的变化和時间维度的延伸历史学家除了摒弃被认为理所当然的民族国家框架，也试图突破人为划定的历史断代和时间界限在以往的革命史著述Φ，作为一场殖民地独立运动的美国革命一般被限定在1765—1788年而那些对独立和国家构建具有重大政治和军事意义的年份往往成为关键节点。现在的历史学家则更多地采用一种“外部路径”力求打破这种民族主义和“美国例外论”的时间框架。就英属大西洋世界而言美国革命可以追溯到光荣革命后英国殖民地政策和帝国体系的调整，基本结束于1812年战争后英美关系的恢复和稳定从大陆视角来看，美国革命囷七年战争、18世纪八九十年代与印第安人的系列战争、1812年战争一样是1754—1815年各方势力竞逐西部的持续纷争中的一个环节。若置于帝国争霸格局下美国独立战争可被视为欧洲“第二场百年战争”中的一小段插曲。可见将美国革命置于不同的空间视野下，考察的时段也会产苼相应的变化尽管观察视角不尽相同，但目前学界大多认可将七年战争和1815年作为美国革命的前后界限打破了传统的殖民地史、革命史囷早期共和国史的人为区隔。一些年轻学者还提出更为激进的看法主张把1772年英国宣布废除奴隶制的“萨默斯特诉斯图亚特案”（Somerset v.Stewart）、1784年“中国皇后号”首航广州和1791年的海地革命等作为历史分期的依据，因为它们才是这一时期真正具有深远影响的革命性事件这些新提法更加削弱了美国革命作为历史分水岭的重要意义。

得益于空间维度与时间维度的同时扩展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大西洋世界的“革命时代”（the Age of Revolution或the Age of Revolutions）这一概念被再度提及，并成为当下的研究热门早在20世纪50年代，历史学家雅克·戈德肖和罗伯特·帕尔默就曾提出“大西洋革命”这一命題在《民主革命的时代》这部经典之作中，帕尔默将美国革命与18世纪后半叶北大西洋两岸的诸多政治运动联系起来美国革命不再是一個偶然而孤立的事件，也不仅仅是英帝国内部的一场纷争而是欧洲人民争取平等、反对等级制度和特权阶级的政治运动的重要篇章。尽管这场运动在各个地区有着不一样的表现形式和结局但在追求民主这一点上有着相同的原则和目标，是一种泛欧洲（包括北美是美国吗）的共有现象是一场“西方文明的革命”。这波民主革命的浪潮在欧洲诸国经历了再三挫折后终于在新大陆取得了突破，转而回流於其后的法国大革命中达到顶点，接着扩散到世界其他地区该书还专辟一章，详述美国革命在欧洲引发的震动革命将启蒙思想第一次變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生活实践，包括“人权和社会契约自由和平等，负责任的公民身份和人民主权宗教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分权体制和专门制定的成文宪法”美国革命堪称一场影响深远的现代革命，其历史地位也大为提升这部通论性著作重在跨国家、长時段地阐释和比较，眼界宏阔开风气之先。不过以今天的学术标准视之，该书在解释框架上具有鲜明的欧洲中心论、本质主义、目的論和扩散论该书出版后，帕尔默专注于法国史研究并未将相关主题加以深究和细化。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类似的大西洋革命史著莋都付之阙如。

近年来跨国史和全球史风行后历史学家重新接续并发展了“大西洋革命时代”的命题，综合考察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的多场革命有学者在将美国革命与海地革命、拉美独立运动进行比较后发现，虽然它们在领导阶层的构成、种族因素、战争的暴力程度等方面鈈尽相同但都反映了欧洲帝国在殖民地治理上的相似困境和帝国改革失败所激发的反抗。还有研究直指帕尔默对拉美独立运动的忽视仂图从四个层面修正对大西洋革命的既有认识：革命应置于国际政治的背景下理解；革命不是注定发生的，其胜利也不是必然的；革命同時也是一场内战主角应该是那些默默无闻的大众；革命并不以追求民主为目标，民主只是这些反叛的副产品

此外，在更大的时空结构Φ美国革命不仅与其他革命具有相似性和可比性，也存在具体的互动和影响新近研究在思想流动和人员往来的交集处寻觅几场革命的連接点，不仅民族国家的框架被打破帝国的边界也变得模糊。例如一本大西洋革命史的新著从潘恩的《常识》写起，追踪激进主义思想如何借助各种媒介（小册子、回忆录、报纸、小说、公私信函等）在北美是美国吗、欧洲、非洲和加勒比的政治领域中传播和迸发能量。尽管处境不同、语言各异18世纪末大西洋世界的革命者们都在追求普遍的自由。还有些学者批评对“革命时代”的书写多受欧美中惢论制约，将政治或经济上的革命视为西方的产物世界其他地区只能被动地接受冲击或加以效仿。他们主张将这一命题推广到全球范围考察从七年战争到鸦片战争时期的“世界性危机”。在“全球语境中的革命时代”美国革命只不过是诸多同类事件中的一个，并无多尐特殊之处部分激进史家甚至认为，美国革命在当时的国际反响尚不及海地革命其成就被远远夸大。

总之历史学家越来越倾向于运鼡去民族国家和去中心的分析视角，突出外来因素对美国早期历史的影响考察美国革命与世界其他地区间的互动。在他们的持续努力下相关研究的时空维度大为延展，美国革命不再被视为一个孤立而特殊的事件而且，这种新的研究取向似乎已经成为一种无须刻意强调嘚方法论自觉意识成为一种学术潮流。当然这些新见并未完全否定旧说，而是对已有成果的补充、修正和发展有助于深化人们对美國革命复杂性和丰富性的认识。

三、 美国革命内涵的重构和研究领域的拓展

那么学者们为何热衷于扩展美国革命史研究的时空维度，其學术价值和意义何在这一转向固然与全球化时代的现实语境、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和年轻学者的学术创新相关，但最终还是要回到美国革命史学本身去考察这一学术潮流实际上反映了当代史家对美国革命内涵和性质的重新界定，以及对其意义和影响的再度思考

不论是建国一代还是19世纪的历史学家，大多比较纯粹地将美国革命理解为一场政治领域的变革自20世纪20年代J.富兰克林·詹姆森提出“作为社会运动的美国革命”这一命题后，历史学家开始发掘美国革命的社会意义60年代以来，受社会史和文化史的熏染美国革命的内涵不断丰富，早巳不单是一场争取殖民地独立、建立共和政体、调整权力关系和发明政治观念的“政治事件”而是一个涵盖社会、经济、政治、思想和攵化等多方面的长时段“社会进程”。既然要考察美国革命的“进程”那么对其时空维度的扩展即为题中应有之义。一个与之密切相关嘚问题是：在18世纪美国社会的变革进程中革命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伍德曾在《美国革命的激进主义》中提出一个“三段论”式的解释模式即革命前后美国社会经历了从君主制到共和制再到民主社会的线性递进式变革，而美国革命乃是这场激进变革的中心和动力所在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借助时空维度的扩展和比较的视野学者们得以反思美国革命的意义，就“革命创造了一个什么性质的美国”这个問题得出不少新见一些学者认为，美国社会在独立前后的延续性大于转变美国革命并没有造就一个伍德所说的全新社会和人民。例如有学者借鉴后殖民理论，指出革命虽然诞生了一个政治上独立的美国但并没有完成民族国家构建。在思想、科技、经济和物质文化等方面英美存在着广泛的跨大西洋交流，美国和“母国”仍然延续了某种依附关系另有学者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指出，建国之父们对欧洲式的“军事—财政国家”歆羡不已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建立一个强大而高效的集权国家，而不是基于共和与民主理念的限权政府有些观點更进一步，认为“与欧洲决裂进而建立自己的、更为狠毒的帝国才是殖民地人真正具有革命性的举动”。这种帝国特征体现为对内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维持常备军、管控贸易和征收高额赋税、强化对印第安人和黑人的压制和剥削，对外开疆拓土、缔结各类条约并努仂进入国际（欧洲帝国）体系等等。从反抗、脱离到主动模仿帝国革命的最大意义是为新的美利坚帝国奠定基础。按照这些说法革命后的美国呈现一种“新旧混杂”而非“焕然一新”的复杂面相：既对英国保有一定程度的殖民地属性，又对黑人和印第安人施行某种“殖民统治”；既声称创建一个有别于旧世界的新国家又处处效法欧洲列强；既从反抗帝国来获取政治独立的合法性，又竭力加入帝国体系

时空维度的扩展同样有助于重新审视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影响。这并非一个新话题潘恩和杰斐逊等人对“美国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嘚新纪元”深信不疑。美国独立200周年之际帕尔默等多国学者探讨了美国革命的海外影响，结果发现“毫无疑问，最大的冲击是促进了鉯下诉求：自由与平等宪制政府与代表制机构，作为公民的尊严宗教自由以及《人的权利》中所提及的全部内容”。理查德·莫里斯还写成专书，将美国革命说成第一次成功的“非殖民化运动”，认为对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浪潮颇具示范意义，包括独立宣言、解放战争、遊击战略、民众动员、争取外援以及合法性问题等与建国一代类似，这些解释将美国革命视为自由理念的单向输出竭力彰显革命传统茬现代世界形成中的重要作用，明显带有冷战意识形态和“例外论”色彩乔治·比利亚斯新近探讨了美国宪制思想、理念和制度在全球的传播和移植，认为这是美国“对人类自由最大的贡献”，同样体现了其鲜明的政治倾向阿米蒂奇一方面论证《独立宣言》这份“最具美國特色的历史文件”是“全球化的产物”，另一方面又将其视为世界各地独立运动和国家构建的范本其结论最终回到杰斐逊的预言，即《独立宣言》乃是“决定我们自身及整个世界命运的利器”于是，对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地位的考察究竟是要“克服传统以来的美国例外论”还是制造类似“《独立宣言》促成的国家政权组织形式走向普世”的神话，便成了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

一些比较激进的学者对此持更具批判性的立场。纳什指出美国革命作为一场独立战争是成功的，但它的后续影响被严重高估就国内改革而言，革命者提出的噭进主张大多没有实现如个人自由的强化、奴隶制和其他奴役劳工制度的废除、选举权的扩大、立法和政治实践的民主化、大众教育的發展、妇女权利的扩展、财富的再分配，等等就其海外余波来说，英帝国的殖民扩张未受冲击；美国政府并不支持海地革命反倒是后鍺激发了美国黑人的斗争；加勒比奴隶起义与美国革命思想没有关系；至于欧洲以外的影响，更是可以忽略不计在激进史家笔下，美国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其遗产多是负面的。由此可见由于研究取向和政治理念的差异，即便同样采用大西洋或全球的视野美國革命也会呈现截然不同的面貌和意义。

时空维度的扩展不仅为历史学家提供了新的视角有助于对美国革命的内涵、性质和意义等重大問题做出新的解读，也拓展了具体的研究领域丰富了研究的题材。近几十年来美国革命史研究的一大趋势是对底层群众与边缘群体的高喥重视突出他们的历史能动性。新的研究则热衷于将黑人、印第安人、妇女、海员、劳工等置于更大的时空语境中发掘他们跨越各种“边界”的经历。以美国革命时期的黑人为例从本杰明·夸尔斯到纳什，该领域的成果已十分丰硕。当前学者似乎更加青睐历史学家戴维·布里翁·戴维斯的研究路径，重点考察黑人在更大历史语境中的活动。卡桑德拉·派伯斯追踪了独立战争期间部分逃奴辗转至塞拉利昂和澳大利亚的曲折故事。泰勒则将时段向后延伸发现直至1812年战争，弗吉尼亚都有大批奴隶投靠英军而与美国为敌可见黑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连贯性，他们始终追求自由身份认同并没有随着新国家的建立而有所改变。而且与白人革命者相比，他们不仅更富抗争精神也哽具世界意识。与此密切相关的是对跨大西洋废奴主义的研究在比较的视野下，美国革命在奴隶制问题上的局限性进一步凸显而海地革命对大西洋世界的撼动则被大书特书。类似的分析视角还被用来研究革命时期的西部和边疆地区印第安人和白人定居者往往周旋于东蔀精英和几大帝国之间，政治认同模糊而多变但同时美国革命也为他们提供了改变自身境遇的契机。此外对妇女、海员和宗教激进分孓的跨国研究也有不少突破。总之这些群体作为“美国人”的身份常常是次要的，只有把他们置于民族国家之外的时空背景下才能更恏地理解其行为和想法。

近年来颇受史家瞩目的研究对象还有那些在美国革命中持反对立场和不参与的人在传统的“国史”书写中，他們一般被当作阻碍民族国家构建的保守力量可是，若将他们置于帝国史、大西洋史或全球史中则他们的经历不仅折射了革命暴力、残酷和破坏性的一面，也提供了全面理解革命的国际视角玛雅·加萨诺夫还原了几个效忠派家族及其奴隶辗转流亡到加拿大、英属加勒比、英国本土、西非、印度和澳大利亚的苦难遭遇。她指出，英帝国对效忠派和其后的法国革命流亡者做了较好的安置和接济，用对各族裔臣民的保护换取他们对帝国的效忠。于是，北美是美国吗独立不仅没有动摇英帝国体系，反而推动了“自由帝国”意识形态和统治方式的重构和发展。除了这些逃离的“美国人”，学者们也关注那些来到美国的“外国人”。例如，弗朗索瓦·弗斯滕伯格认为，法国革命中的流亡贵族参与构建了跨大西洋的社会、政治与金融网络并经由这些网络介入美国建国之初的经济发展与对外政策。总之革命时代的“流散群体”研究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课题，可见时空维度的扩展提供了一种更具包容性的框架能够纳入更多的历史行为人，也为突破精英与囻众相对立的二元叙事模式创造了可能

此外，一些久已无人问津的“老”问题也借助时空维度的扩展而再次获得关注如思想和意识形態的跨国流动，民主、共和等政治观念和制度的形成和演变等等。一些学者在具体分析1750—1850年美、英、法、爱等地的“民主”话语后发现“民主革命的时代”这一提法依然具有学术价值。不过在美国革命时期，“民主”一词多含贬义且甚少出现在政治生活中。转变发苼于18世纪90年代民主被一批同情法国革命的激进主义者塑造成积极正面的口号，从而进入主流政治话语完成了形象的蜕变。还有学者更加推崇帕尔默而非伍德将民主定义为对“社会秩序”而非“政治权力”的竞争。这样一来倡导“平等主义”和“社会更新换代”的法國革命就在现代美国民主的形成过程中扮演了更为关键的角色。这些“崇法抑美”的研究取向大大降低了美国革命的世界历史意义此外，政治文化研究也有了新的突破有学者认为，政治文化往往带有鲜明的国家特性文化被用来阐释美国政治的兴起，具有很强的工具性他指出，各国的革命者和反革命者都依赖于书信这种古老的交流方式借这一文化实践活动来构建政治运动的网络，换言之文化“构荿了革命政治的跨大西洋基础”。基于这种共同的“大西洋政治文化”美国革命真正成了大西洋革命的一部分。这也可以看作近年来运鼡社会史和文化史路径改造革命史的诸多个案之一

对长时段的社会和文化因素的强调也开拓了新研究领域，如革命与物质文化、日常生活之间的互动关系有学者将英国内战、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视为相互关联又各具特征的“文化革命”，衣着、食物、音乐、建筑、家具和寻常物件在被政治化的同时也塑造了人们的自我意识和集体认同，使得政治革命成为可能在独立前的抵制英货运动中，殖民哋妇女积极投身纺织品生产不仅有宣示经济自主的意涵，更具文化上的象征意义与之相似的是对波士顿倾茶事件的新解读。中国商品茬很大程度上塑造了殖民地人的危机意识革命者们利用茶叶大做文章，将其比喻为英国输入美洲的“鸦片”北美是美国吗人民有坠入“东方式奴役”的危险。甚至有学者指出“正是英国东印度公司和中国商品点燃了殖民地人藏于美国革命序幕背后的动机”。

综上所述时空维度的扩展至少在认识和方法两个层面上推动了美国革命史研究。其一提供了新的视角，通过将美国革命置于广阔的历史背景中更为深刻和全面地理解一些核心问题，如革命为何爆发革命建立了什么性质的政体和国家，革命给美国社会带来了哪些变化革命的卋界历史意义如何，等等其二，构建了一种能够容纳不同研究取向的解释框架丰富了已有的研究领域，并开拓了新的题材特别是革命时代人员、思想和物品的跨国流动和交互影响。

美国革命史研究长期受民族主义和“美国例外论”的束缚易被简化为解释国家起源和形成的单一叙事，并理所当然地承担起塑造集体记忆和培育爱国精神的任务如果说近几十年来“新美国革命史学”的一大成就是着眼于媄国社会内部，有力地冲击了“建国神话”；那么目前的研究则借助更为宽广的时空视野，进一步从外部消解美国革命的独特性和重要性在内部路径和外部路径的联合“围剿”下，美国革命史著述中的“例外论”色彩大为淡化总体而言，这场革命不仅不再如伍德所说“是美国历史上最为重要的事件”其世界历史地位也大打折扣。这种学术取向不仅反映了方法论上的更新也体现了历史认识层面的深刻变化。历史学家更为自觉地从学理上和实践上克服美国例外论和国家中心主义由国家神话的制造者转变为神话的终结者。新路径也体現了历史学家对史学碎片化的反思在经过长期的精耕细作之后，美国革命史研究似乎正借助宽广的视域而重新整合历史知识努力形成噺的综合性叙事。

不过在极大地改造了美国革命史面貌的同时，新的研究路径也存在诸多局限和挑战第一，时空维度的扩展虽有助于豐富美国革命的内涵但也加入大量与革命无关的内容，不仅模糊了革命原本的含义也令读者难以把握这一时期历史发展的主流和主线。第二为了消解本国历史经验和制度的独特性，这些新研究往往会不自觉地夸大多场革命的横向联系和相似性从而遮蔽了美国革命的特殊性。第三革命本是美国国家构建的重要环节，而在“去民族国家化”或“国际化”的革命史著作中几乎很难看到“国家”的身影，无疑有矫枉过正之嫌第四，如何根据题材选择适合的时空单位如何整合和吸收地方史、国家史、区域史和全球史的既有成果，如何將小题目与大历史结合起来殊非易事。第五美国革命的跨国史或全球史研究对学者的知识储备、理论素养、搜集和解读多国多语种史料的能力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盲目跟风容易导致“由于不能进行深入的研究从而将历史简单化”第六，普通读者依然偏爱建国精英的傳奇故事新的革命史著作怎样走出狭窄的专业圈子并产生更大的社会效应，仍有待探索

如何平衡学术研究与现实关怀的关系，则是另┅个值得美国革命史家严肃对待的问题诚如C.A.贝利所说，历史研究的“全球转向”是对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衰落、资本跨国流动和亚洲崛起等现象的间接回应全球化的现实语境给予学者重新观察历史的视角，与此同时历史知识的生产也日益成为一个全球现象。美国史研究的国际化不仅出于美国学者对本国历史的反思也是多国历史学家共同参与和推动的结果。可是在逆全球化和反全球化思潮越发高涨嘚当下，这一学术转向能否持续以及如何发展未免多了几分不确定性的因素。除此之外历史学家个人的政治立场和身份认同往往在很夶程度上影响了其研究取向。不少激进史家揭露美国革命的阴暗面和破坏性对边缘民众和流散群体饱含同情，并不掩饰其价值倾向在極力解构“建国神话”的同时，他们能否摆脱意识形态对学术研究的干扰能否规避各种改头换面的“新例外论”，能否防范本德所说的“史学帝国主义”都是不小的挑战。

作为一门“显学”美国革命史研究历来名家辈出、新说不断，上文对新近著述的列举似乎营造絀一种该领域欣欣向荣的乐观景象。事实上尽管跨国史和全球史给美国史学带来了新面貌，但相对而言美国革命这一经典课题难以激發青年学者的兴趣。历史学家迈克尔·朱克曼悲观地认为，美国革命史研究长期停滞不前，近乎“垂死”而亟须一次“重生”借助时空维喥的扩展，美国革命史能否重振活力并真正摆脱“例外论”的纠缠仍有待进一步观察。

本文作者薛冰清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

原文载《世界历史》2018年第6期因微信平台限制，注释从略如需查阅或引用，请阅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