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寻亲半个世纪_网易新闻
跨国寻亲半个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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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年前，霍丽丽离开中国的父母，随外婆到乌克兰探亲。孰料，这一去，竟与父母失去了联系。在中国的父母焦急地寻找远在国外的女儿，长大成人的女儿也想方设法寻找失散的双亲……
52年后，在兰州警方的热情帮助下，霍丽丽奇迹般地找到了失散半个世纪的亲人，演绎了一段跨国寻亲的感人故事。
日10时许，兰州市公安局宣传处处长甘守义接到一个来自北京的电话，对方自称是中央电视台俄语国际频道的记者宋一平。“有一位乌克兰籍的中年妇女莉莉亚(中文名霍丽丽)，通过我们栏目组寻找她失散五十余年的父母。寻亲者只提供了一张父母结婚时的黑白照片和一些简单的情况：母亲名叫霍柳鲍芙·尼古拉耶夫娜，生于日，曾当过翻译；父亲叫霍兵(huobing)，曾在兰州军区一家医院工作，请帮助查寻……”
获取对方的照片和相关信息资料后，甘守义向局领导作了汇报。领导当即作出批示：“户政等相关业务部门要想方设法帮助寻亲，争取使失散的亲人早日团圆。”
兰州市有330多万人口，要想寻找一个人，如同大海捞针。10月25日18时许，兰州市公安局人口信息科民警开始了艰难的网上搜寻查找工作。
在常住人口信息系统库中不存在外国名字，查找“霍柳鲍芙·尼古拉耶夫娜”这个俄国名字根本行不通。民警又从民族这一选项中进行组合查询，也没有找到符合条件的名字。与此同时，兰州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也开始紧急寻找苏联国籍、名叫霍柳鲍芙的妇女，但未找到符合条件的人。根据霍兵曾在兰州军区医院工作的信息，民警多方打听，也查无此人，寻找工作陷入了僵局。
经过商量后，兰州市公安局人口信息科的民警决定另辟蹊径，从同音字中查找霍兵。功夫不负有心人，10月26日11时许，民警筛选出家住西固福利区，1927年出生的霍彬，此人是大夫，其配偶名叫马留巴，相片明显有高鼻梁、金发碧眼的外国人特征，而且其国籍为苏联，出生于日。这些信息与寻亲者提供的情况惊人地相符。
为了进一步核实情况，民警与马留巴户籍所在地西固分局先锋路派出所管段民警王林取得了联系，当天16时许，王林来到马留巴家核实情况。一进门，一位金黄色卷发、精神矍铄的老人出现在面前，此人正是他们要寻找的人，而霍彬因病已于2009年1月去世。
民警拿出附有相片的材料让老人辨认，老人戴上老花镜喜不自禁地说：“就是，就是！没错，没错！这是我和老伴结婚时的照片。女儿找到了，可是老头子却再也见不到她了。”马留巴流着热泪讲述了那段伤心的经历。
漫漫寻亲路
老人名叫马留巴，现年76岁，其父马某是东北哈尔滨人。上世纪30年代，与乌克兰籍的母亲在前苏联结合。后来，父亲回国，母亲因故暂时没有回来。
3年后，母亲带着幼小的马留巴千里迢迢来到中国寻找父亲。听说父亲在中国新疆塔城，她们赶到新疆后，得知父亲已经在新疆与别人组成家庭，母亲一气之下就打消了寻找的念头。此时，她们身上的盘缠都已花光，没法再回乌克兰。无奈，母女俩就在新疆打工为生。后来，母女俩辗转来到兰州，艰难度日。
18岁那年，马留巴与母亲商量后，毅然决定参军，成了西安军区医院的一名护士。不久，她经人介绍，结识了年轻有为的军医霍彬，两人感情甚笃，很快结为伉俪。1956年4月，马留巴夫妇从西安调到兰州。
1957年，马留巴生下了大女儿，取名霍丽丽。次年，马留巴的母亲带着年仅1岁的外孙女霍丽丽去乌克兰探亲。临走时，母亲用俄语给马留巴留下了地址和联系方式。她们原计划在乌克兰住一段日子后，就返回中国。但由于各种原因，母亲没能回来，而母亲留下的纸条也丢失了，马留巴夫妇与女儿失去了联系。
多年来，老两口始终在寻找失散于国外的女儿。他们通过前苏联大使馆写信寻找，通过国际红十字会帮助寻亲，霍彬甚至到乌克兰、俄罗斯去寻找女儿的下落，但是，由于不能提供准确的信息，女儿始终杳无音信。
2009年1月，年逾八旬的霍彬老人带着深深的遗憾离开了人世。
日，远在乌克兰的霍丽丽突然接到一个来自中国中央电视台俄语国际频道的热线电话，被告知她失散50多年的母亲被找到了。当听到这个消息后，霍丽丽惊喜万分，她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失声痛哭，并以最快的速度飞抵北京。
亲人相聚，她们紧紧地拥抱在一起，泣不成声。“我非常高兴，这是我最幸福的事！找到母亲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礼物！现在找到了，我再也不能丢了！”霍丽丽不停地用俄语说。
在翻译的帮助下，老人慢慢了解了女儿在乌克兰的情况：霍丽丽和姥姥到乌克兰3年后，姥姥就因病不幸去世。1962年，霍丽丽被送进当地一家孤儿院，小学五年级时，她听一个亲戚说：“丽丽，你不是孤儿，你在中国还有父母，以后要想办法寻找他们。”当时她无依无靠，根本无法寻亲。
1975年，霍丽丽开始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会计，并踏上了漫漫寻亲路。18岁那年，霍丽丽和乌克兰一位工程师结婚，生了一个女儿。2008年，霍丽丽求助中央电视台俄语国际频道开办的《等着我》节目，寻找在中国的亲人。
两年后，她终于找到了失散52年的母亲和弟弟妹妹。
日，霍丽丽随母亲回到了兰州的家。翻阅以前的照片、合影，想起已故的父亲，他们禁不住抱头痛哭。11月19日上午，霍丽丽在弟弟、妹妹的陪同下，来到华林山烈士陵园，为父亲扫墓。下午，马留巴、霍丽丽一家拿着写有“人民警察爱人民，跨国寻亲献爱心”的大红锦旗，来到兰州市公安局，向民警表达深深的谢意。接过锦旗，兰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何全意感慨地说：“帮助你们寻亲是我们的职责，你们亲人团聚也是我们公安民警的最大心愿！”
本文来源：每日甘肃网-甘肃日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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苦寻苏联母亲55年
时空变幻血脉不断
& 1948年腊月二十三，甘肃酒泉异常寒冷。随着一声响亮的啼哭，黎怀钰和瓦莲金娜·尼古拉耶芙娜的第二个孩子降生了。夫妻俩商量后，决定给刚出生的儿子取两个名字：苏联名字叫鲍里斯，中国名字叫黎远康。　　黎怀钰是四川双流人。1945年，31岁的黎怀钰远赴新疆，并在那里认识了比他小14岁的某医院护士、苏联姑娘瓦莲金娜。瓦莲金娜是随当苏联红军的父母来到中国的。黎怀钰和瓦莲金娜一见倾心，并于1946年结婚。夫妇俩随后在甘肃酒泉安家。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女儿，取苏联名叫阿拉·阿列克桑德洛夫娜，中国名叫黎远礼。　　新中国成立后，黎怀钰举家迁往东北。虽然日子过的苦了点，但一家人仍然过得甜美、幸福；然而，生活并不都是赞美诗，也上演骨肉分离的悲剧。& 1955年2月，苏联决定将居住在中国的11万侨民分两批集体撤回苏联，瓦莲金娜的名字就在第一批撤侨名单中。瓦莲金娜向丈夫提出，他们一家全部去苏联，她的亲人都在那里，会给他们提供很好的照顾。她的提议遭到黎怀钰的反对，因为他还有年迈的母亲需要照顾。无奈，夫妻俩经过协商，决定平和分手，瓦莲金娜带着女儿回苏联，黎怀钰带着儿子留在国内。　　分手的站台上，秋风瑟瑟，秋雨凄凄。母亲紧紧地抱着黎远康，泪水如断线的珍珠噼啪撒落。父亲颤声对母亲说：“车要开了，走吧，多多保重，我们会有重逢的一天。”母亲松开黎远康，却仍留恋地望着父子俩……　　“呜——”火车的汽笛响了，6岁的黎远康不知道母亲和姐姐要去的国度，离他到底有多远，他冲母亲和姐姐挥着小手，用稚嫩的声音喊道：“妈妈，你不要哭，我回去和爸爸住一个礼拜就会去找你们，不管走多远的路，我都不怕。”　　火车轰隆隆地开远了，母亲和姐姐的泪眼定格在了黎远康的心里。& 一个星期过去了，黎远康没有见到母亲，无数个星期过去了，他仍没有见到母亲。母亲和姐姐就这样在他的生活里渐行渐远……& 黎家有一张黎远康与母亲、姐姐的黑白合影，黎远康把照片从影集里拿出来，镶在镜框里，挂在自己床头，想母亲了，就抬头看几眼。& 没有母亲的日子苦涩而艰辛。1956年秋天，黎怀钰调到了洛阳矿山机器厂，黎远康便跟随父亲来到洛阳。由于父亲工作忙，洛阳又没有亲人，黎远康像个野孩子，经常受人欺辱。每次受了伤害回家，他都会凝视床头的照片，边流泪边喃喃自语和母亲说话。在对母亲漫长和苦涩的思念中，黎远康长成了大人。& 1968年，黎远康通过招工，进入父亲所在工厂当了工人。4年后，他和女青年张建华结婚，翌年有了儿子黎明。再后来第二个孩子出生了，起名叫黎曦。每听到两个儿子喊妻子“妈妈”，黎远康就会想到自己的母亲。这个时候，他会走到母亲与他们姐弟的合影前，心里默默地对母亲说：妈妈，知道吗，您当奶奶了，等孩子们懂事了，我会告诉他们，他们的奶奶在遥远的国度。妈妈，您要保重，等着我去找您……　　1982年，黎怀钰患上了淋巴瘤。望着日渐枯槁的父亲，黎远康忽然意识到，如果找不到母亲和姐姐，将是他和父亲一生的遗憾。他伏在父亲的床头，说：“爸，等中苏关系彻底缓和了，我就去苏联找妈妈、姐姐，我会告诉她们，你也想她们。”已经说不出话来的黎怀钰噙着泪水，点点头。& 1983年，黎怀钰带着对前妻和女儿的牵挂，走了。　　1988年，中苏关系逐步解冻，黎远康寻找母亲的愿望愈加迫切。他将那张已经泛黄的与母亲、姐姐的合影洗印了五六百张，只要有认识的人去苏联，他就会请人家给苏联当地红十字会带一封寻母信，信里面夹着的就是那张合影，但都石沉大海......& 2007年冬天，黎远康偶然得知自己老师的儿子张飞，在某公司莫斯科分公司工作，便拜托张飞把自己的寻亲资料带到莫斯科。张飞被黎远康几十年寻母的孝行感动了，在俄罗斯的网站上发了寻亲帖子。随后，张飞又把瓦莲金娜的资料送到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公益寻亲栏目《等着我》。　　黎远康并不知道，在他苦苦寻找母亲的同时，母亲也一直在寻找他。瓦莲金娜和女儿早就把黎远康的资料寄到了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这一次，脱离轨迹55年的亲情之线终于交汇在一起。栏目组的工作人员发现，黎远康的资料与栏目组保存的瓦莲金娜的寻亲资料非常吻合。于是，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悠悠岁月》栏目组和俄罗斯国家电视台《等着我》栏目组的帮助下，日，黎远康来到了莫斯科，等待奇迹的出现。　　12月27日下午，在莫斯科的黎远康赶赴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一台，而在北京，儿子黎明也来到中央电视台演播大厅。父子俩分头参加中俄两个寻亲节目的视频连线直播。　　与此同时，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定居的瓦莲金娜和黎远礼，也一同受邀来到莫斯科的节目现场。演播室里，瓦莲金娜通过连线的大屏幕，看到了自己的孙子黎明。已经80岁高龄的她颤巍巍地站起来，急切地用中文问：“孩子，你爸爸在哪里？”　　黎明忍住泪水回答：“奶奶，他现在就在莫斯科。”　　瓦莲金娜惊讶地睁大了双眼，眸子里闪烁着爱的光芒，急切地朝四周张望。她做梦都没有想到，分别55年的儿子竟近在咫尺。& 此刻，黎远康走进演播室，快步来到母亲身前，双眼湿润，望着母亲。母亲苍老了，已不是当年分别时的样子，但她的眼神却和55年前一模一样。瓦莲金娜也打量着儿子，儿子老了，再不是55年前在站台上朝他挥手的那个懵懂男孩了，然而他的神态依然和半个多世纪前一样。岁月改变了母子俩的容颜，却改变不了母子间血浓于水的亲情。短暂的相视过后，黎远康哽咽着，扑通一声跪在了母亲脚下，双手紧紧地抱住母亲，泪如雨下。55年的漫长等待中，母爱失而复得。一个82岁，一个61岁，两位同样满头白发的老人泣不成声……&&&&&&&&&&&&&&&&&&&&&&&& （摘自《山海经·人生纪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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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大逃亡 闯关东男人“捡洋落”娶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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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啥，我给你唱个俄罗斯民歌。”徐福胜清了清嗓子，开唱起来，“四个萝卜剁吧剁吧，没有了花椒大料，倒点儿醋，酸不拉唧，你就喝了吧??”调是《喀秋莎》的调，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
时间在徐维刚这里成了可有可无的东西。大多数时间，他都在床上昏睡。有人专门来看他时，侄子们会把他从床上拖起来，帮他换件像样的衣服，戴上顶脏兮兮的军帽。每到这时，徐维刚会挺直腰板，对着闪光灯露出婴儿般惊喜的笑，湛蓝色的眼睛泛着异常的光。“千万别问他是中国人，还是苏联人。”大侄子徐福胜警告，“谁问跟谁急。”在黑龙江省黑河市逊克县边境一带的几个屯子里，87岁的徐维刚是仅存的有纯正俄罗斯血统的人。但在中国生活80多年后，俄语对他而言显得陌生而遥远，大部分时间，他安静地叼着旱烟，偶尔开口，一口浓重东北的大茬子味。“那啥，还认识我吗？我叫安德烈。”徐维刚咧嘴一笑，露出几颗被烟熏黄的牙。在一张2010年7月的“户籍证明”上，徐维刚的苏联名被译成特维申果。伊万.安德烈耶维奇，“户类型”一栏写着“无国籍”。这是目前唯一能证明徐维刚身份的东西。“俄罗斯不承认他，中国也不承认他。”有村民咂吧着嘴，“亏了是个傻人，啥都不在乎。”“大清洗”和肃反运动侄子们背后习惯管徐维刚叫“傻大爷”。徐维刚生于1924年。此前的几年，是苏联历史上最为动荡的几年。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布尔什维克党人取得了政权。1924年，苏联的缔造者列宁去世后，斯大林掌权。很快，一场“大清洗”开始了。有公开的学术资料称，俄侨“第一浪潮”出现在上世纪20~30年代，随着十月革命的胜利和新经济政策的实施，大批知识分子被迫逃亡西方和中国。“我奶奶一家，是被列宁老爷子赶走的。”徐维刚的二侄子徐福海很小的时候就听说，奶奶葛金丽娜出生在一个贵族家庭，全家都是军人。战争中，葛金丽娜的丈夫战死了。“大清洗”开始后，有着贵族身份的葛金丽娜把1岁多的徐维刚兜在裙子里，小心翼翼地从冰封的江面上走过，流落到毗临的中国。彼时，正赶上大批山东人闯关东至东三省。很快，葛金丽娜找了个姓徐的山东人，在江边的一个小屯子里安了家。“那个山东人，就是我们的爷爷。”徐福胜说。尽管已经是俄罗斯移民的第三代，徐福胜还是长了张酷似俄罗斯人的脸---蓝灰色的眼睛、络腮胡子，硕大的鼻孔里甚至能塞进一个一元钱的硬币 。更多的苏联人在上世纪30年代初来到中国。早在沙俄统治时期，逊克县兵团村王金财的父亲就在对岸做生意。几年后，他跟一个苏联女人结了婚，住在离中俄边境90公里的地方。“大概到1930年的时候，苏联那边的空气呼吸着不那么自由了，各方面限制也比较多。”王金财说，那是斯大林时期，也是1934年苏联肃反运动前期。公开的资料称，这一次的肃反运动中，滥捕无辜的行动大都在深夜进行，人人自危，风声鹤唳，生怕夜间有人敲自己家门。许多住在高楼上的人为免遭被捕后的严刑拷打和侮辱，在秘密警察敲门时，便纵身跳下，以死相抗。为了保命，王金财的父亲赶着马爬犁，拉着妻子和大儿子跑回中国。山东平度人苗平章在苏联做买卖时，娶了当地一个叫沃丽嘎的姑娘，几年后，生了四个儿子。苗平章的儿子苗中林说，他的家当时就住在江边的屯子，“中国人都喜欢在江边住，情况不妙就赶紧往回跑。苏联成立后，开始搞土地革命，搞入社，所有财产都得归公。大家一看吃亏啊，就拖家带口跑回来了。”到中国后，苗中林一家落户在了逊克县边疆村。“当时情况基本都是闯关东过来的山东男人娶了苏联女人。”苗中林自己造了个词，“捡洋落”。根据俄罗斯著名汉学家、历史学博士梅利霍夫给出的数字，在中国，俄侨人数最多时达40万人。20世纪20年代有10万人返回苏联，另有10万人离开中国去往美国。而今，徐维刚所在的逊克县宏疆村，全村165户，混血的占75户，264个人。回不去的家苗中林记忆中的边疆村曾经是一个被笑声和歌声包围着的地方。“以前屯子里有21个苏联老太太，中国话都说不利索。每个礼拜，老太太们就聚在一起唱歌跳舞。”苗中林说，到后来，屯子里的中国人嫌烦，就搬到了绊子场一带，这才有了现在的逊克县城。再多的欢声笑语也无法消除那些有关家和血统的记忆。宏疆村的村民回忆说，当年，村里的苏联老人想家了，就蹲在地里哭。夏天，江面上有苏联的船驶过时，一些女孩子站在岸边眼巴巴地瞅着，气得直跺脚，埋怨母亲把她们带到了中国。1933年3月，日军侵华关东军占领了逊克。此时对移居中国的俄侨而言，窄窄的黑龙江水俨然成了无法逾越的屏障。日本警察队就驻在边疆村，除一名日本队长外，其余都是汉奸。“有人想往苏联跑，被抓住，给揍死了。”苗中林说，“最坏的就是那些‘二鬼子’(汉奸)。”宏疆村村民袁广荣的姑姑16岁时逃回了苏联，那一年，日军正占领着东北。“当时家里逼婚，非让我姑姑嫁给一个姓董的混血老头。成亲前一天，我姑姑跑去苏联了。一起去的还有我爷爷的‘团圆媳妇’(童养媳)，那女的成天被我爷爷揍，就也跟着跑了。”上世纪90年代，袁广荣的姑姑到中国寻亲。袁广荣这才得知，姑姑刚到苏联，就被当地警方抓住，以为是对岸驻守的日军派去的特务。蹲了两年大狱后，被送到莫斯科。前来寻亲的姑姑也听说，她走之后，父亲发现自家闺女跑了，赶紧报告了警察局。结果，老人被日本警察当成苏联特务，活埋了。边境的几个屯子里，苏联老太太们还在隔三差五地聚会，吃列巴，喝苏波汤，小声唱几句俄罗斯民歌。但再没人敢做回家的梦了，与其送死，倒不如在异国苟活。“特务村”“倒也得能让人活啊！文革时，说我们是那啥来着？”稍显破败的土坯房里，徐福胜的大鼻子猛吸两下，“苏特！”徐福胜记得，文化大革命时，整个屯子里将近30户人，只有四户纯正的中国人，其他全成了“苏修特务”，宏疆村也一度成了“特务村”。那一年，徐福胜13岁。没读过太多书的徐福胜到现在都不知道具体什么叫“苏修特务”，但他知道家里的大人成了特务，自己也跟着成了“特务崽子，别人拿你就不当玩意”。徐福胜端起碗，猛喝了几口酒，显然，他不愿意回忆那段日子。上世纪50年代末，中苏交恶，在那个信息闭塞的年代，徐福胜等村民们对两国间的冲突一无所知，他们的日子过得乏善可陈---夏秋两季，播种收获；漫长的冬季里，最大的乐趣就是喝酒。“大概到了上个世纪60年代初吧，就那么一下子，俺们就全成特务了。”宏疆村村民徐月娥记得，当时村里所有的混血人都挨了整，被造反派逼着承认是苏修特务。不听话的人就被带到大街上游行。“他们问我们电台在哪？我们哪知道啊？就只能编，说电台长得跟烧火的炉子一样。造反派又问，是怎么跟那头联系的？我们就继续编，说那头一划火柴，我们就看见了。你说隔着条江，谁能看得到啊？”边疆村的苗中林记得，当时屯子里有个叫李荣贵的，母亲是俄罗斯人，“文革”前，李被打成“苏特”。批斗的时候，造反派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个近100斤的驱动轮，后面的造反派踹一脚，驱动轮晃两晃，脖子上的血直往下淌。袁广荣的二哥由于在抗日战争后，迎接过入境苏联红军，因此更是成了“特务头子”。造反派说他家藏了坦克，把房前房后挖了个遍，连个轮子都没看见。“我哥进去的时候穿件白布衫，出来的时候，白布衫成红的了。整个人被打得实在受不了，跳井了。人死了，还不许家属哭。”后来有村民觉得可惜，“其实他再坚持三天，就平反了。”平反后，村里的人给死去的村民开了追悼会，算是有了个交代。有宏疆村村民透露，“文革”时，宏疆村和上道干村原本是一个大队，“文革”结束后，宏疆的混血人不愿意跟中国人住在一起，坚决要分家，“那些混血人可厉害呢，把牛马全抢了过来，公社的人气得够呛。”“我是中国人”那些血肉模糊的陈年旧事就像长在心里，随着时日的流逝，反而更加疯狂地生长。几十年后，当年13岁的徐福胜已经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有了两个儿子。大儿子娶了个中国媳妇，小儿子还没找对象。“有我这个爹活着一天，他就甭寻思找什么外国女人、混血女人，门儿都没有。”徐福胜重重地放下盛满酒的碗，再次瞪圆了灰蓝色的眼睛。和宏疆村大多数混血人家一样，徐福胜兄弟几个一心想要断了自家俄罗斯民族的血统。他们的脑子里就一个信念：娶中国人，花多少钱也得娶。1995年，徐福胜的弟弟徐福河幸运地娶了东北姑娘彭桂茹，生下了儿子徐然。已经是第四代移民了，徐然的相貌依然非常俄罗斯。但徐福胜坚信，只要一代一代地找纯种的中国人结婚生子，血统和容貌一定会变过来。村民徐月娥也叮嘱长着一张俄罗斯面孔的女儿，“一定得嫁个中国人”。徐月娥认为，这是为下一代着想。“这几十年下来，总觉得会受歧视。就算家里两口子吵架，对方都会说，你个‘二毛子’如何如何。这话我们听够了，不想让后代再听了。”徐福胜最听不得的就是别人指手画脚地管他们叫“二毛子”，“谁说这话给我听见了，我就冲上去问他，凭啥说我是‘二毛子’，我不服！我是中国人！”就连平时的交谈中，徐福胜也习惯把中国叫做“咱们”，把对岸的俄罗斯叫做“他们”。“他们俄罗斯的事我也关注啊，日本外长今天到俄罗斯去了。”话题一转，徐福胜又说到中国，“还是咱中国好啊，把农业税都给我们免了，嘎嘎的好。我们哥几个以后少喝点儿酒，多活几年，得看看咱们国家以后是啥样的。”偶尔喝高了的时候，徐福胜也忍不住炫耀自己的贵族血统，“我们家是个大家族，纯正的俄罗斯族，你看我们这长相，黄头发、蓝眼睛。屯子里有的混血是茨冈族，黑头发、黑眼珠，相当于俄罗斯的吉普赛人，是受歧视的。”消逝的民俗除了黄头发、蓝眼睛，徐福胜一家没有一点儿像俄罗斯人的地方。“那啥，我给你唱个俄罗斯民歌。”徐福胜清了清嗓子，开唱起来，“四个萝卜剁吧剁吧，没有了花椒大料，倒点儿醋，酸不拉唧，你就喝了吧??”调是《喀秋莎》的调，词却被改成了东北话。凭借酷似欧洲人的相貌，徐福胜被找去当了几年特型演员，如今，他引以为豪的就是走过不少地方，“我在天津待了22天，宁波16天，舟山14天，东阳待了7天，后来就上横店去了??”走在马路上，徐福胜常被当成新疆人，卖羊肉串的新疆人硬是往他手里塞羊肉串。上街买水果，两块钱一斤的苹果，小贩当他是老外，愣是跟他要15块钱一斤。徐福胜一说话，小贩懵了，怎么满口东北话。如今在整个宏疆村，几乎找不到一个会说俄语的人。村里的“音乐家”袁广荣拉得一手漂亮的二胡曲《赛马》，抱起手风琴，却难以拉出一支完整的俄罗斯歌曲。宏疆村村支部书记袁新波说，尽管被黑龙江省命名为省级“俄罗斯民族村”，但村里几乎没有留下任何俄罗斯的民俗。“只是在1991年，给一些俄罗斯混血的村民发了侨眷证，考学时能加点儿分。”“入乡随俗嘛，当年跑去俄罗斯的中国人也都改成当地习惯了。”兵团村的王金财说。由于从小跟着母亲学俄语，1992年，王金财到俄罗斯当翻译，一待就是16年。“我在那边碰到过一个中俄混血人，他爷爷是清末过去的。这个人就知道自己姓张，祖籍在山东，一句中国话都不会说。还有一个姓苏的人，就因为有中国血统，1937年时被警察局抓去，人家让他一站就是两个小时。当时，这个姓苏的根本不敢露自己会说中国话。”王金财印象最深的是1995年，他在俄罗斯当翻译时，在一个汽车修理厂门口碰到一个干部模样的人，夹着个公文包。得知王金财是中国人后，对方说，过去两国的争论都怨赫鲁晓夫。王金财客气地表示感谢，“现在想想，他能这么说，不容易啊。”王金财爱吃酸牛奶和酸面包，但妻子做不来酸面包，只得作罢。“要说俄罗斯的生活习惯，也就剩这些了。”
天色由明到暗，老徐家的兄弟几个也从早喝到晚---早晨一大杯，中午两大杯，晚上两大杯。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被打发着。屯子里一个叫张三的年轻人喝酒喝死了，说起张三，徐福河也会叼着烟叹息，但只要日子要过，酒就必须得喝。边疆村的苗中林跟母亲学过唱苏联歌，跳苏联舞。抗美援朝的时候，他进了部队文工团，在朝鲜待了三年。如今80多岁了，苗中林还记得些舞步，兴起时，两只脚轻巧地挪着小碎步。“我母亲活着的时候，会做些列巴花，现在断了，没人会做了，全都断了。”屯子里的“中国人”和对岸的联系也断得差不多了。袁广军记得，那次寻亲之后，姑姑一家倒是又来过，他也带着家人去过三次俄罗斯，但人走茶凉，现在也没了联系。“谁还敢联系，都怕后遗症，怕再来一次运动。”年逾八旬的苗中林说。
本文来源：瞭望东方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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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红军女儿寻父32载 异母“妹妹”曾来华寻亲
苏联红军女儿寻父32载
“同父异母妹妹”曾来连寻亲
央视拍专题片将向俄罗斯播出
10月末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子，打在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周黎亚望着手中的相片，再次
苏联红军女儿寻父32载来 自 西 陆 军 事
“同父异母妹妹”曾来连寻亲
央视拍专题片将向俄罗斯播出
10月末的午后阳光，透过窗子，打在大连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病床上。周黎亚望着手中的相片，再次陷入遐想：“我的生身父亲是不是也高鼻梁、蓝眼睛，他究竟长啥样，还健在吗？”
回忆像把锋利的刀，一次次割裂周黎亚的苦痛。这个苏联红军少校和中国女子生下的女儿，32年来，一直在寻找瓦洛佳——她的父亲。
父母相恋未婚生女
周黎亚一直有个梦，那就是能依偎在一个高鼻梁、蓝眼睛的俄罗斯老人眼前，亲切地叫声“爸爸”。
这一梦，就是五十八载。
巴格拉兹少校，这位当年苏联红军旅顺陆军医院的药局负责人，就是周黎亚的生父。只是命运的转折和时代的特殊因素，他们从未谋面。一个回到遥远的苏联，一个在大连，从此天各一方。
这是怎样的一个故事？那还要从1945年说起，为了彻底击败日本法西斯，苏联共军进入中国东北，旅大成为苏军解放的一个城市。
“八一五红军来，日本鬼子垮了台。”这句当时人口相传的顺口溜，描述的就是这个事件。
巴格拉兹就是苏军的一名医生，但大家都昵称他为瓦洛佳。进驻旅顺后，苏军在当地成立了旅顺陆军医院，瓦洛佳出任医院的药局负责人。
周黎亚保存着一张泛黄的照片，那是当时苏军旅顺陆军医院药局的32名工作人员的合影。在相片的后排左一，是个身材高挑、梳着大辫子的中国姑娘，她叫李月（化名），也就是周黎亚的生母。
李月非常聪明，工作能力出色，18岁就入了党。她最初在医院当洗衣工，是所有洗衣工中最漂亮的一个，后调入药局当调剂员，负责配药。
一个是帅气的小伙，一个是漂亮的姑娘，长时间在一起工作，就有了感情，瓦洛佳和李月相爱了。
苏联人民能歌善舞，喜欢搞各种文艺活动，这一秉性也被苏军带入了中国。
那时，苏军每周六都举行中苏友好舞会，舞池中，会看他们翩翩起舞的身影。闲暇时，他们也悄悄约会。
直到有一天，李月发现自己怀孕了，在那个特殊的年代，上面有规定，中国人不允许和外国人结婚，未婚先孕是个很不得了的事儿。但倔强的李月坚持想留下这个爱的结晶，为怕人发现，她就用绑带缠住自己的腰，整天穿着白大褂。
日，一个有着俄罗斯民族面孔的女婴诞生在旅顺，她就是周黎亚。
组织两次下命令让收养女婴
组织上很快知道了这件事儿，提出两点要求：一是不允许李月和瓦洛佳结婚，二是女婴不能由李月抚养，把孩子交出来。
作为一个党员，李月在坚持抗争了一段后，她还是听从了组织的安排，但提出，必须给孩子找一个好的人家。
当时在旅顺，住着一对夫妇，都是党员。丈夫叫周永田，是旅顺百货公司的经理。妻子是赵斌，是个老革命，曾在新四军第五师第二兵站医院任指导员，该师师长是李先念。
抚养女婴的任务就交到了他们头上。1953年6月初的一天，周永田和妻子商量，商业工会主席让他收养一名中国女人和苏联军官生的女儿。但赵斌回绝了，因为长年参加革命，她的身体很不够好，不能带孩子。
6天后，周永田再次和妻子商量这事儿：“你我都是党员，这是党组织交给我们的任务。孩子的妈妈也是名党员，她死活不给孩子，非要带孩子和苏联军官过，你知道这样影响不好。”
赵斌后来回忆，“作为一个党员，有意见可以保留，但组织决定必须服从”。
在旅顺元宝坊一个老太太家的土炕上，赵斌见到了这个女婴，一打开包裹，她觉得这个小姑娘“好可爱”。
老太太很不舍地把女婴交给赵斌，后来，赵斌才知道，这个老人是周黎亚的姥姥。“组织上有规定，只过去接孩子，别的都不许问。”赵斌说。
1954年，根据中苏协定，苏军人员陆续分批撤离，瓦洛佳也回到了苏联。
被叫“小苏修”的洋面孔
这个女婴给未生育的赵斌夫妇带来了无限的欢乐，给她起名叫周黎亚。
五六岁时，小黎亚身上的俄罗斯血统特征开始显现出来，大眼睛，高鼻梁，金黄色的头发，特别招人喜欢。
但这张洋面孔也给她带来了麻烦。因当时中苏关系恶化，一起玩耍的小朋友就调皮地骂她：“你这个小苏修、小杂种。”
每每，小黎亚都是哭着回家，扑进妈妈的怀里，委屈地问：“妈妈，我是小苏修、小杂种吗？”
这一问，也揉碎了赵斌的心，她只能安慰并开导女儿：“你是苏联后军的后代，是国际主义战士的孩子。你爸爸，就像白求恩一样，帮助咱们打败日本关东军。”
周黎亚说，当时，她对这些话还不太懂，长大后，才知道了养母话语的含义。
后来，每当别人叫她“小苏修”，小黎亚就大喊：“我不是小苏修，是国际主义战士的孩子。”话语虽然昂扬，但她的内心依然有点怯怯，毕竟自己与其他孩子长的不一样。
但依然有一些捣蛋的男孩子，会对进行辩解的小黎亚诉诸武力，抓她的小辫子，一次，甚至用砖头，把她的鼻子都打出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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