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洞穿了百年中国文学史的奇女子——丁玲　　　　　　她是一个奇迹。一个百年中国文学史不能忘却也无法回避的女人，甚至我们可以说，如果掌握了她的动向，她的走向，就能够一线串珠地读懂中国百年文学史——整个二十世纪的中国文学文学史。　　她留下了她的作品，无庸置疑地显示出她的存在，但她似乎并不仅仅依靠自己的作品，更用她的人生与生活，书写了一个二十世纪中国女性的不一定最典型但一定是最暴戾、最强悍、最夺人眼目的生存实录。　　　　也许她的生活轨迹，比她的作品更耐人寻味，她真正地表现了一个女人所能达到的努力、困惑、自由的境界。　　　　我们不得不感叹的一个事实是：在中国女性作家中，至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像她那样充满着传奇的经历的。　　　　她的名字叫丁玲。丁玲这个名字本来不存在，她姓蒋。也许她认为丁这个姓是最简单的吧，而“玲”这个字是她从字典上随便翻出来的。　　　　1、关注的缘起：　　　　最近，突然对丁玲感兴趣起来，而这完全是因为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　　　　秋高气爽，家里的堆积在屋顶仓里的书报都大概因为在梅雨季节里受潮，被父亲拿出来放在阳光下接受紫外线的洗礼，整个屋子里弥漫着令人窒息的书的霉腐味。在中国人一贯喜好夸大的“书香”的虚假语境里，我不得不与我的父母认定书经过腐烂袭击过后的味道确实令人难堪，那整个味道好像要穿透的人的肺部，存心想在人的心里占领一个位置，因此嗅着那些挡也挡不住凭空欲往人肺部钻透的霉味，忍不住地打着喷嚏，屏息着可怜的呼吸，心里面也抱着对那些书本的惋惜，你们怎么这么禁不住一个夏天的湿气的浸润呢？　　　　滞留在父母家里的书报，都是我无法移入我的居所的一些旧报章杂志，这都是当年喜欢阅读的一些报刊。后来有某一天，突然像是看破红尘似的，觉得这些书报腐臭气太重，就把那些旧刊拾掇着扔进了小阁楼里，像鸡肋一样，很为难地对待它们。而今天去看它们的时候，它们真的像它自己的本质那样，在文字的腐臭之外，也开始了物理上的破败。　　　　但奇怪的是，父亲的几本线装书却能抵抗住了潮湿的打击，依然纸面挺直，柔韧，而我的一些新的书本，很多已经书页开始脱落，脆化，一碰就纷纷扬扬地落下许多纸屑，其中就有《读书》杂志。　　　　因为从网上下过这本杂志，所以就希望能不能在网上下载更多的电子版本，这样子就可以把家里的旧报给扔了，于是，到电驴上用“人民日报”来搜，竟然搜出了几本书，就是“人民日报”1957年批判丁玲的专辑。不过，在网上，其它的合订本资料并不是很多，没有找到更多的好东西，只觉得有一本旧的《人民画报》合订本，但是，画面太模糊。　　　　看五七年批判丁玲的文章，令人可谓大惊失色。茅盾、巴金、曹禺、老舍等等，还有被鲁迅呢称为很肉麻的一个动物称谓（大概是小白兔之类的，好像鲁迅被称为小白象）的许广平，以童话作品著称的张天翼，都一个个凶神恶煞似的，竞相在他们的抨击中展示他们对语言暴力恐怖的才华。　　　　之后，又在网上下载了毛泽东在文革中出版的讲话汇编，其中对丁玲的批判提到多次。再之后，关注起沈从文与丁玲之前的矛盾。　　　　2、丁玲的性感　　　　丁玲身上交织着许多不可解的谜，而这些谜往往形成截然不同的论争。比如，她与瞿秋白有没有过爱情关系？毛泽东送了一首诗给她，但建国后，却没有拉她一把，为什么？沈从文与丁玲谁是谁非？集中到丁玲这个人身上，她几乎包涵了共产党的一部政治史与文学史。一个女人的独特身份，可以使她打通政治与男人的双重壁垒，从而进入到政治的前幕与后帐，从而见识到一个男人不一定得天独厚可以窥见到的更为丰富的政治内幕。这就是丁玲如此密切、如此水乳交融地渗透到中国当代政治与文学史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某种意义上讲，一个文学团体中的女人往往成为衔接男人作家的一个胶合剂，大家可以合理地回想一下，一个男人团队中的文学女青年，总成为男人众星拱月的宝贝。但同时，女人的存在，也是起到瓦解男人团队的一个分拆剂。所以一个男人团队开始的时候，似乎会因为其中有一个女人的加盟而显得空前的团结，富有凝聚力，但是随着女人在里面的影响的扩散，最终会导致这个团队的分崩离析。　　　　我们庸俗地举一下鲁迅、高长虹及许广平的三角关系，鲁迅就直言不讳地指出，他开始的时候，以为高长虹整天往他这里来跑，还是为了太阳的，后来才知道是为了他身边的月亮。于是，因为一个女人的缘故，这个男人的联盟瓦解了、破碎了。　　　　丁玲对当代中国政治与文学的影响，可以说是双重的。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影响，就是她的女性身份，正像她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可以说在中国文学中第一次大胆地体现了女性的性意识，这使得被历史尘埃遮住的丁玲，当以这篇小说重新展现给我们丰富而润泽的女性灵魂的时候，我们依然可以透过语言上的距离与时代的遥远，而感受到她身上的“性感”。　　　　可能当年毛泽东也感受到了丁玲身上的性感。在那首毛泽东罕见地送给丁玲的诗中有一句“当年文小姐”，我们就可以鲜明地体味到毛泽东强调了丁玲的“女性特征”。　　　　女作家身上的“性感”是她们的讨人喜爱处。这种性感当然不仅仅是她们的外表体征，更多地是缘自于她们的职业特点，表现在：女性作家愿意抛开女人的羞羞答答，而展现她们的最隐秘的内心世界。　　　　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女作家与妓女的性感具有相似性。中国的一般女性对自己的内在欲求可谓是讳莫如深的，特别是在中国作家中，女性对自己的隐秘的内心沟回，更是遮遮掩掩，就像冰心一样。王朔曾经讽刺道，巴金老弟与冰心小妹肉麻地在八十多岁的时候，称过来道过去，虽然这里两位老人不以为耻地“哥啊妹啊”地互致吹捧，但你绝对读不到一点性感。因为这两位老者透支了这些称谓的性别身份，而成为纯粹的一场老态龙钟的作秀。　　　　女作家的暴露内心，使她们基本处于一种裸露的地步，这与妓女的职业性裸露所带来的类似的性感具有相同的机理。对妓女的性感，可能有人不同意，但鲁迅说过，现在的良家妇女，都把妓女作为性感与时尚的老师，其实这就是反映了妓女身上所具有的吸引男人的一面，其实这就是性感了。　　　　丁玲之前，冰心是著名的女作家。但丁玲出现后，冰心基本就失去了魅力，因为冰心身上没有性感，她对女人的认识与描述只有两种：就是懵懂无知的女孩与无情无欲的母亲，而没有“女孩”过度到“母亲”之间的那个“大欲女”。在冰心的笔下，女人是小桔灯中的那个小女孩，再不就是生下孩子的母亲，但那个青春期热情与欲望的女性，就像今天的生理课本一样，被冰心给撕掉了。当然，在某部好莱坞电影中，大概是今年拍摄的《确定地可能》中，我们看到受新保守主义影响的美国校园里，也有与我们中国的老师一样的同行，把学生们的生理课本中有关生殖器官的地方，贴上了黑胶带。这种此地无银三百两的遮掩，反而更容易激发少男少女对被掩盖部分的好奇，所以电影里的女孩还是撕掉了黑胶片，一睹究竟。　　　　总之，好像冰心作品中的女孩子，没有过渡期，没有内心的冲突阶段，突然一下子就飞跃到了母亲，情欲的驱使及苦闷，在冰心笔下难以见到。这样的女人，尚叫人理解，毕竟女人好面子嘛，冰心不愿意脱下女人的遮羞布，这是她的权利。但另一个女人张爱玲，就叫人很不喜欢。张爱玲的小说里有性，但给人的感觉，却没有性的热烈，太阴郁。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张爱玲就像一个经常看妇科的阴冷病患者，白带过多，动不动就性交痛，没有一个男人喜欢这样的女人。　　　　张爱玲的早期小说中，很难看到发育完善的活力，甚至我们看到她对感情的表现，也是像蜥蝎一般地带有一种令人起着鸡皮疙瘩的冰冷感。但是奇怪的是，后来她到美国的时候写出的一些反映国内的作品，却在情感上下了很大的功夫，比如同样表现土地改革题材的《秧歌》里，就出现了以前她的作品中很少涉及到的夫妻相互关照感情的描写，特别是对孩子的那种细腻的情感描写，更是她过去的冰冷语言风格里不存在的。实际上，张爱玲在这里进行了她的策略转换，在日本侵华的大环境下，她写出感情的冰冷，以凸现她对政治的漠视，而在她关心政治的情况下，她会拿出情感这把打动人心的武器，来进行她的政治批判了。　　　　可以说，在张爱玲的那些成功的、回避政治的、专注地表现情感的作品中，其基调是冰冷的，忧郁的，看不出有什么情感的。就像肖红在《生死场》中写到的那些下体溃烂的女人，谈不上有什么性感一样。张爱玲小说里的那些精神溃烂的女人也说不上有什么性感。　　　　而丁玲则不同，她的小说是热烈的，性感的。在《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她写到对“男色”的迷恋，希望男人来吻她，抱住她，搂住她，即使在今天，她这样的描写也是惊世骇俗的。　　　　中国文学中有一个传统，可以尝玩女人，但从没有听说女人尝玩男人。当然，武则天有过玩男人的传说，但是实际情况如何不得而知，况且武则天对男人的玩的传闻，带有封建的文人的吊皇后膀子的动机在内。在武则天的淫荡传说与想象中，虽然极尽所能地展现出武则天在淫荡方面的想象力，但是，那里面始终有一个主线，是那些被淫的男人，更得到了享受。男人对此的津津乐道，倒不是武则天玩了男人，反而是男人在这一过程中，反过来玩了女人，甚至是一个比皇后更高级的女人。这种流风所及，清朝的隐居学者袁枚在《子不语》中忍不住地把武则天的淫秽故事抄录其中，以满足男人的对女人亵玩的内在诉求。　　　　到了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里，我们看到了女人对男人的需要，对男人的渴求，如果说中国有什么女权主义的话，那么这个小说应该是首当其冲的吧。　　　　一个有欲求的女人，才会令人感到性感吧。为什么过去的皇帝喜欢偷偷地溜出宫门，去找妓女？像宋徽宗挖了地道，去见李师师，清朝的乾隆皇帝也据传一到江南就乐不思蜀地钻进了窑子，即使在国破山河在的晚清时代，同治皇帝还被诬赖着逛妓院惹上了梅毒呢。可见，妓女体现了她们的欲求，让男人的心动。女人在小说中被赋予了一种欲望的迷彩，自然也具有了性感的力量。　　　　3、丁玲与沈从文之异同：　　　　而我想，在《莎菲女士的日记》里，恰恰可以看出丁玲与沈从文后来的矛盾所在。　　　　我当年一度比较喜欢沈从文，但是，并不一定就能说沈从文就了解女人的心理。沈从文的行文风格，是习惯用他的想象，代替人物去思想的。沈的文章爱用长句，一个长句下来，把一个人物与心理都包括进去了，这是沈的语言的厉害，至今喜欢的大有人在，毕竟在中国语言中，能像沈从文那样如行云流水般、一气呵成的风格的文章太少太少了，看沈的文章，可以修养生性，可以强健身体，至少可以帮助练好太极拳。　　　　沈从文这样的风格，也使他对人物刻划以臆测居多。与男人写女人的共同习惯一样，沈从文容易把笔下的女人想象成水一样的纯粹而洁净，比如非常典型的他在《月下小景》中，白描一对少男少女在月光下做爱的情景的时候，基本按照的是一种男人的习惯对女人的想象的逻辑，来展演那种由男人主导的、由女人配合的性爱模式。　　　　而这个小说，基本可以概括沈从文小说中的所有主题。由于沈从文小说中始终存在着一个由作者个人统帅的单一的视角，导致了沈从文小说中的人物，都是作者幻想出来的同一种类型的不断反复与克隆，所以，沈从文小说的特点，就是拥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单一视角。　　　　这使得沈从文最出色的小说成就就在于他的短篇小说，因为沈从文命定里的单一的视角，在表现一个片断的时候是具有非常神奇的效果的，一旦涉入到多重视角与多组人物的矛盾冲突的时候，沈从文就基本找不到感觉。比如与丁玲有一点关系的《三个女性》之所以在沈从文的小说中算不上一篇出色的作品，就是因为沈从文笔下的三个女人，都是一个模子脱出来的，都是由作者越俎代疱地用一种臆测的笔法勾勒出来的。　　　　总说沈从文的代表作是中篇小说《边城》、《长河》，但这两部小说显现出沈从文不过是在他的充满着神来之笔的短篇结构里渗入了过多的湘西的水，除了在语言上再次显示出沈从文无人匹敌的行云流水般的韵致外，在人物刻划上相当的单一。《边城》拍成电影后，我们看到整个电影只有拉扯到散文电影的自我安慰的范畴里。电影里的那个出污泥而不泥的湘西女孩，几乎是所有的沈从文笔下的女孩特征，单纯美好，可以把握，可以把玩，其本色的特质，就是《月下小景》那个，任男孩亲抚、共同进入迷乱状态，分不清东西南北的女孩形象。　　　　实际上，我们应该注意到的事实是，沈从文的作品有两种类型，一类是城市生活里的男人对女人的臆想，一种是对湘西生活中女人的臆想。在城市生活里的男人，基本就是作者的自况，这里的男人，处于一种强烈的性苦闷的状态，正像沈从文自己在信件中交待的那样，一旦欲望强烈他就会流鼻血，而这一生理特征他也多次赋予了他笔下的人物。这种男人，梦想着女人，但是，又惧怕女人，甚至转而仇恨与女人在一起的低龄男子。连找妓女泄欲的时候，也优柔寡断。《旧梦》这一篇小说很代表沈从文的心态，一看到漂亮女人与一个丑男人在一起，心里就不平，就要想到女人在丑男人床上的情况，醋意大发，后来，在朋友的撺掇下，这位靓妇与文中的“我”偷欢了一回。但“我”并没有勇气，大胆无忌地追求那种带着很强烈情欲特征、以男性享受为主体的爱情之中。可以说，求欢而胆怯，构成了沈从文城市小说的主题。而沈的湘西小说，里面的男人则是猛烈的，阳刚的，大胆追求的，而女人也比城市小说里的女人简单而充满欲望。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可以感觉得到，沈从文总体上表现了一个在女人面前怯弱的男人形象。　　　　可以看出，沈从文笔下的女孩，是听命于男人的，是一手由男人掌控的。这是男人最容易设想出来，也是最盼望的女性形象。　　　　比较一下沈从文笔下的女孩形象与丁玲笔下的女性的形象，我们就会发现她们的迥异来，而这种迥异正是日后酿成沈、丁不可化解矛盾的本质原因。　　　　沈从文与丁玲的关系，因为胡也频的缘故过从甚密，一度也有人认为这三人睡在了一张大床上，有一点今天玩三P的意思在内。而沈从文与丁玲都在不同的途径上，异口同声地给予了否决。其实即使是根据他们小说里对性爱的兴趣着力点来看，两个人也缺乏生出一点同乡情之外的特别关系来。　　　　沈从文的心理中，需要的是一种月光下，有一点昏迷，有一点在男孩的手心里，像蜡烛一样随便变形的女孩，在《月夜小景》里，我们可以注意到一点，沈对男孩与女孩亲抚的时候，曲意地描写了女孩带着一点昏迷的失控状态，可以看出，沈从文幻想中的女孩，是被动地应承的，是可以全部地掌握在手心里的，这才会使他感到安全，感到男性荷尔蒙的一统天下。而到了城市小说里，沈从文直接面对的那些现代女性都太强大，就像鲁迅在小说《高老夫子》中所写的那样，现代女学生的闪亮的瞳仁之光，吓坏了老夫子。这也使得沈的城市小说里，男人远不如在乡间状态下具有那些原始的冲动。　　　　而丁玲在小说中，一直在抒发着女人的主动的掌控意识，在“莎菲日记”中，我们甚至可以看到莎菲对挑逗男人的娴熟，设立圈套，让男人按部就班地钻进来，这里体现出一种女人非常清醒的操控男人的意识。这样的女人与沈从文笔下的女人可谓是南辕北辙，毫无交叉吻合的地方。　　　　从实际情况来看，丁玲性格中的那种热烈与进取，显然是难以入沈从文法眼的。而沈从文的那种忧郁与柔曼，也很难让丁玲心仪。　　　　后来沈从文在追求张兆和时所体现出的穷追猛打时的雄性意识，确实是沈从文对他城市小说主人公怯懦心态的一次背叛，这并不是说沈从文突然之间，变得具有攻击力了。我们回顾沈从文的爱情史，可以感觉他是采用的是一种“哀兵必败”、“以进为退”的策略，他写给张兆和的求爱信里，与其是大胆地表示自己的感情，倒不如说是宣告自己即将离开她的无奈与默认，意图以破釜沉舟般的绝望，来打动女孩之心。这一策略最终见效了，但究竟有多少划在沈的“置之死地而后生”而一导致胜算的因素上，仍很难让人说得清楚。而我们必须看到的一个事实是，在沈的爱情进展中，胡适也帮了很大的忙，让一直当爱情逃兵的沈从文有了一个很大的外界的支持力量。　　　　丁玲与沈从文为什么没有撞出火来？可能是丁玲是喜欢热烈的，而沈从文是一种阴火。在他的小说中，他把自己定性为“怯懦的人”，看到强健的年轻人，就觉得不舒服，看到女孩，就觉得心里忧伤，看到蠢猪似的男人，就要为那男人身边如花似玉的女人惋惜，脑子立即联想到两个人在床上的时光。　　　　丁玲与沈从文在小说中都体现了男人与女人的不同的性感。丁玲的小说中，女人充满着自我意识，充满女人身体与生理上的独到的那一份长处，诱惑男人，也可称之为玩弄男人吧，而沈从文小说里的男人，就像“莎菲日记”中的那个苇弟，经不住女人的诱惑，但又不敢出击，只能在自怨自艾中折磨着自己。　　　　两个人的隐秘的内心的取向上，一个是向男人挑战，一个是被挑战，这可能是影响他们之间没有撞出火来的原因。　　　　然而，换一个角度，从某种意义上讲，在丁玲与沈从文之间的强大的不同之外，他们更有着惊人的内在上的相似成份，这可能就是男女受情欲困挠之后，产生的一种不同的反映。也许叫“殊途同归”吧。丁玲作为女人而言，她一旦有了欲望的感觉，便彻底地释放出来，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反叛，她的小说的惊心动魄的地方就在这里，这是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沈从文则罕见地揭开了男人内心里的怯弱、自卑地对付欲望的成份，这同样在充斥着大男人主义的中国文学体裁里是看不到这样的先例的。中国传统的男人，是纯粹把女人当玩物，而绝不会显示出自己在女人面前的无能与痛苦。　　　　这种与传统想悖离的情感的冲突，使得两个人都借助于文学来表达自己内心里的左冲右突。他们的文学作品，都是两种类型，一种是个人的内心的冲突之作，另一种是表现小人物的生存之作。沈从文描写湘西普通民众的文学作品，其实与丁玲的反映工农兵的小说有着相似的动机与肌理。两个人均在普通民众的原始的生活里，发现了城市生活里缺乏的那么一种朴素可爱的精神。　　　　而奇怪的是，沈从文与丁玲即使在文革期间，他们也对写小说充满信心，对自己的文笔充满乐观情绪。在文革期间，沈从文看似已经沉浸在午门的历史故纸堆之中，但是他的心里一直雄心勃勃，很羡慕所谓的样板文学，并称自己如果能够出山，重操旧业，一定能写出文学之样板。可见，如果当时江青把沈从文请出来，这位老先生，也一定会写出最流行的样板小说，这一点相当有意思。他一直心雄气傲，甚至以为他可以用他在解放前基本已经江郎才尽的笔触，重新达到文革期间小说的流行风范。再看看沈从文在文革期间写的那些他自鸣得意的革命诗歌，我们会发现，他已经陷入到郭老的文革诗歌一派，并且沾沾自喜认为他所写下的在这种政治话语境里毫无诗意的诗作可以高人一等。丁玲同样如此，无此无刻不在考虑着自己能够写出小说来，但是，两个人的雄心壮志直到文革后有了写作的机会的时候，却没有兑现，过多的社会活动，影响了两个人再去埋头写作的心境，可以说，他们的小说创作，从1949年就已经划上了一个句号。　　　　你可以说这是政治的影响，但是，这恰恰是中国文学的一个普遍现象，中国作家的创作生命异常短暂，往往到四十五岁之后就处于急剧衰败的迹像，而雨果在六十岁的时候，还能写出充满激情的《悲惨世界》。即使丁玲与沈从文在年轻时各自在他们的领域里，展现了男人与女人性方面的冲突与波澜，充满着令人可爱的气质，但是，到了老年之后，这两个人都显现出一种难以原谅的固执、怪僻与陈腐气息。比如沈从文在晚年信件中，充满着怨艾之气，几乎每一信中，都要抱怨鲁迅被捧的太高，为自己在国外获得高度评价而沾沾自喜，而他对鲁迅的不满的最直接的原因，竟然是当然鲁迅没有接待他（其中还有一些其它误会），他似乎忘记了自己的乡土文学追求，恰恰与鲁迅是有着相等关系的。　　　　丁玲与沈从文在晚年，都共同地对周扬一伙是深恶痛绝的。那么，丁玲与沈从文为什么会在晚年之间引发了那么一场口水仗？　　　　上面说过，我们觉得这恰恰可以从两人的文学作品里看出端倪。丁玲的小说里写到女人的情欲部分，但是，女人往往会把这种情欲划归到爱中去，比如在《莎菲日记》中，莎菲有情欲的欲望，但是，她最后还是坚守了自己的贞节的底线，就是因为她觉得这里面没有爱。而男人就不同了，男人的情欲是直接施之于女人的肉体的。在沈从文的早期小说中，他写过许多嫖娼的小说，而小说的“我”都非常近似于作者本人的身份（当然作者否定了小说就是自己的写照，这与丁玲是一样的，沈从文记述，丁玲有一度时期非常讨厌前来拜访她的读者，把小说里的人物视同她自己）。在作者的这些小说中，沈从文完全像一个男人那样，最感兴趣的是女人的纯粹的肉体，但绝不涉及到女人的爱。这反映出男人更注重于肉体而女人则容易忽略肉体本身，却注重内心的那么一种纯粹属于意念与想象性质的“爱”。　　　　在沈从文写的《论丁玲》中，像他的小说经常使用的词汇“骄傲”、“热情”、“天真”一样，所注重的都是人的本性，而绝没有涉及到女人概念中的那个“爱”字来。在男人的想象中，有了“热情”就可以肆意地运用自己的“口”来接吻，用“双臂”进行搂抱，正如在《论丁玲》中，沈从文按照他写小说的习惯，把一个女人完全描成了一种欲望的动物，而这对于老年的丁玲来说，恰恰是难以容忍的。至少丁玲所写的一系列女性小说中，她在像沈从文一样，描写出女性的隐秘的性冲动的时候，还是以更多的笔墨，展示出女性的一种爱的感受与期待。这是从男性的角度很难理解的事。男人眼里的一起纯粹的肉体之欢，对于女人来说，却可能会转化为一种千奇百怪的心灵感受。所以，男人看A片就觉得很满足，已经完全地了解这种交合的过程，而对于女人来讲，却对这种赤裸裸的“打架”行为不感兴趣，她宁愿在一部韩剧的冗长的情感剧里，得到一种爱的范畴里的精神上的满足。其实沈从文与丁玲同时发表的作品中，也有一些日记体作品，如《阿呆日记》，但你会发现，这个日记披露的男人心态远不如丁玲那些作品发聋振聩。　　　　晚年的丁玲与沈从文，给人的感觉，更像是一对老小孩，为一件各自的过失相互抵毁。他们就像是来自于两个国度的公民，因为失去了当年的对欲望的共同润泽与理解，而拼命地丑化自己。这一点上，两人都不可爱。丁玲骂沈从文“市侩”，而沈从文虽然没有进行直接的反击，但是在那一段时期的所有的信函上，沈从文都要像祥林嫂地唠叨自己的委屈，而沈从文是知道自己的信函，终有一天将公开于世的，因为历史上沈从文就有一种把信件当作作品的习惯，解放前他就出版过不少他的信函，因此，沈从文在信函中发泄他对丁玲的怒气，便是一种有意为之的行为。如果说丁玲对沈从文的抵毁，还是一种结论式的模糊手段的话，那么沈从文则抛出了众多的细节，来达到污辱丁玲的目的。如说丁玲“乱”，到延安追求彭德怀，还有特别点出，丁玲三十年代被幽禁时，与冯达同居的一段事情。总之，沈从文意气用事地把自己在《记丁玲》中赋于人物的那么一种可爱，那么一点天真，那么一点真挚，都给扫荡得一干二净了，只剩下一个“大欲女”的形象。　　　　应该说这两个人在老年后愈演愈烈的矛盾中，都呈现出了超不冷静的状态。沈从文竟然认为，丁玲的影响，是出自他的那篇《记丁玲》，丁玲八十年代受邀到美国去出访，还是他的那篇文章在起作用。这一点上，他对丁玲的作用也未免过份低估了。　　　　总之，一旦这两个人卷入是非圈中，就不得不把谩骂的怒火越烧越旺，也许在当事人看来，他们这样的建立在对对方贬损基础上的争吵，是确立自己地位的一个好办法，但事过境迁，我们现在再来看这样的争吵，就会觉得那只是历史的过眼烟云，他们之间生成并不算太复杂的恩怨（连王蒙这样的向来以圆滑而浅显的笔调，展现历史的人，都能大体分析出丁玲不满沈从文的原因，并诉诸于笔墨，就可以看出，丁沈纠葛并不是一个十分了不得的谜底），就像是一团团丛生的霉菌一样，毫无营养价值，更没有值得回味与分析的新发现。基本可以忽略不计，除了让人多了几分谈资外，更让人感到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争吵，把精力放在一些建设性的写作大业上，该多好啊。　　　　由这样的论争联想到从三十年代的两个口号的论争，都可以感受到，这样的争执争来争去，的确没有多少的意义。　　　　在这样的争吵中，最可耻的恰恰是那些在边上添油加醋的看客们。他们唯恐两个重量级的拳手拒绝站到台上，不肯像袋鼠一样上演全武行，所以那些看客在边上总是殚精竭虑地摇旗呐喊，挑拨起两方的愤怒，增添油料。在沈从文与丁玲的身边，各有两帮近似于过去武侠小说里出现的喽罗性质样的看客，他们及时地把对方的情报传播过来，听取这一方的反映，并同样快速把这一方的反映回馈给对方。　　　　这不能不使人悲哀地看到这是一种中国文坛绵延多少年的看客与帮闲现象。从三十年代上海起，围绕着鲁迅与周扬，就有一帮看客在边上跳三蹦四，一直延续到八十年代的沈从文与丁玲的身边，依然不缺乏这样的人。就如丁玲的那篇攻击沈从文的文章，明明是发在《诗刊》上，但该刊编辑邵燕祥又假惺惺地跑到沈从文这边来，向沈从文道歉，其实给人的感觉，道歉是假，打探沈从文的反应倒是真。果然，沈从文虽然没有直接针对丁玲在公开媒体上反戈一击，但沈从文几乎在那个时段的所有的信函上都要提到丁玲对他的伤害事件。而他之所以在信中提及丁玲对他的批责，恰恰是那帮看客在来信中鼓动年已八旬的沈从文公开进行反击。如邵燕祥就在来信中，向沈从文暗示，只要沈愿意反击，《诗刊》愿意提供发表的园地。幸好沈从文保留了一点年青时代即已经固着在他的思维意识中的不卷入纷争的习惯，没有把这一场战火引燃到亲者痛、仇者快的程度，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些两面三刀、蝙蝠式和墙头草式的帮闲们的拨弄是非，还是达到了一定的目的。我们看看沈从文内心里的反映，仍然是相当大的。可以说，沈从文并没有彻底地缄默，他也采取了诸葛亮的办法，在他的信函中埋伏下了日后向丁玲反戈一击的重磅炸弹，其中包括贬低丁玲的文学价值，指责丁玲与她的第二任丈夫在南京同居，并生下一女的事情。　　　　可见，沈从文在生前设计下在日后反击的时候，恰恰是针对了女人的致命的命门穴，在此处狠狠地下了手。　　　　如果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对丁玲落难是到处奔波进行营救的话，那么八十年代的沈从文对丁玲是恨不得击其要害，置之于死地而后快。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可以把它归结为政治的因素，但是，八十年代初期的政治空气已经相对温和了许多，而沈从文采取的攻击策略，同样是杀招连连，这究竟是为什么？中国文学史为什么如此地充满血腥气息？当年的救命之恩，为何也在这种杀招面前化为乌有？难道一个人年轻时代的思想与老年的意识方式存在着如此巨大的差距吗？难道贾宝玉所说的“女孩是水，老嬷嬷是土”不仅适用于女人，同样适用于男人么？难道人到了七八十岁的时候，思维方式就要产生变异，把人性的恶全部展览出来，从而使他们的离去，不再让我们后人感到惋惜么？这就是生命的继承与发展过程上必然要存在的生命寻求自我遗忘的必然规律么？　　　　老年的沈从文并不让人觉得他的可爱。我们可以用“五大讨嫌”来归纳他晚年的状况。一是贬低他人，不遗余力。把丁玲贬低得一无是处，自有前因后果，我们尚可以谅解。但他几乎碰到每一熟人，在每一封信中都指责鲁迅被捧的太高，嘲笑鲁迅在文革期间的书，流落到地摊上无人问津。不知道他为什么对鲁迅怎么能怀有如此大的仇恨？还不就是年轻的时候，丁玲写一封信给鲁迅，被误认为是他所写，导致鲁迅对沈从文产生了颇有投机的看法，待他很冷淡，之后，沈从文自觉地把自己放在了鲁迅的对立面，上世纪四十年代就参与围剿鲁迅的热潮，但在五十年代随大势又正面吹捧学习鲁迅，到了八十年代，贬鲁大潮呼啸来而的时候，又改换门面，实在令人失望。二是愤愤不平，为已抱屈。在他老年之后的心态中，嘲弄中国没有文学，中国文学的推介，还不如他三十年代的几本著作，为此像祥林嫂一般，见到一个人，都要嘲笑一番中国当代文学的推介方面，花了很大精力，浪费了国家的钱财，却效果甚微。三是自视过高，开始膨胀。年轻的时候，他倒是很谦虚，自称所写的是习作，但是，在老年之后，他却把自己的作品看成是独一无二的经典，足可独步天下，自视有一些过高了。他的文学生命，其实在1949年前就已经结束，他的最出色的作品，还是早期作品，至四十年代的时候，由于他的文学中已经没有精神的支撑，晦涩难懂，不忍卒读，失去了当年作为“乡下人”作品的清新。但是，他仍然不承认自己文学形式已经落后于时代，一直认为自己只要能写作品，在构思、立意与技巧方面，都可以称得上是天下至尊的。这从他在文革中摩拳擦掌想写“样板小说”给“样板戏”一个“样板”的天真设想中就可以看出来。四是两副面孔，对待后进。如果说当年的鲁迅对他的冷淡，没有帮助他这一个不名一文的初学者，而导致他一直耿耿于怀的话，晚年的沈从文同样是如此。他一面对那些赞美他的美国学者大加赞赏，提供一切方便，并向同人介绍美国研究者的研究文章，但是，对国内的年轻学者对他的研究，他则在回信中，声称自己早已被扔进了垃圾堆，研究他不如研究鲁迅等人安全，有前途，可以说，他当时明明知道他的地位在稳步上升，但是，他宁愿给予有充分话语权的美国研究者大开绿灯，而对国内的主要是来自于师范学院的研究后进，却用另一种冠冕堂皇的面孔给予彻底地否决。五是抓住隐私，打击对手。就是抓住丁玲过去的所谓的并不光彩的隐私来攻击对方，包括他透露说丁玲当年走的是“立三”路线”，她与胡也频是口口声声地称“立三”，都在阐述着这些对手当年就站错了立场。在沈从文晚年指责丁玲与冯达同居的这一件事中，显示出沈从文也从对女人的高人一等的审视的男权角度进行了道德上的先验的判决。当年年轻时代存在于他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精神及文革后他一直深恶痛绝加以批判的封建意识，在他的思维里此消彼长令人叹息。　　　　　　4、丁玲与冯达。　　　　　　丁玲与冯达之间的关系，同样是一个在人性范畴里可以值得加以探讨的痛苦的命题。从丁玲的意识里，是冯达把特务带到了他们居住的地方，因此，丁玲认为是冯达导致了她的被捕。　　　　但是后来由沈醉提供的资料表明，丁玲的住处早就被特务监视，即使冯达没有把特务带来，丁玲也难逃特务的控制。而更让人不解的是，丁玲当时作为一个作家而言，即使她可以把自己隐藏起来，但是，她的身份可以瞒过去么？　　　　丁玲被特务监禁之后，坚定地认为是冯达叛变出卖了他。但是沈从文对丁玲的指责，却是丁玲竟然在此期间与冯达还生了一个女儿。　　　　在这里，沈从文衡量标尺里的道德标准，就是一个女人应该把她的情感与政治绑在一起，一个被监禁的女人，一个被幽禁着的女人，是不应该有她的情感选择。现在人们可以原谅张爱玲与汉奸情夫在一起，而沈从文却在这里祭起了一个革命的名义，对丁玲作为女人的复杂性进行梳理，找到自己高人一等的审判权。　　　　而无数的史实都证明，冯达被抓之后，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地下组织的破坏，而之所以丁玲在家里被捕，也应该责任在丁玲身上。因为冯达在被捕前已经意识到形势危险，曾提示过十二点之后丁玲必须走人，所以冯达回来的时候，并没有想到丁玲还逗留着不走。　　　　晚年的冯达居住在香港，对他自己与丁玲所生的女儿满怀爱意，并且曾经祭拜过丁玲之墓，对丁玲加以称赞。在丁玲这起生活经历中，我们可以感受到丁玲作为一个女人的真实存在，她的这种痛苦的矛盾性，显然在中国文学里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金子般的价值，而正是其中蕴含着的戏剧性，在西方文学中曾经演成蔚为大观的经典名作。前苏联的《第四十一》里我们看到一个白匪男与红军女逃到了一个荒岛上，他们相恋上了，毕竟脱离社会性，人还有人性的一面。这里所体现出人性与政治性的冲突，其实与丁玲这一段经历是多么的类似啊。我们可以在文学作品中为这样的人性的冲突所震惊，但是我们在生活中，却恪守着教条式的没有人性的准则加以藏否，这种顽固的评判模式竟然大面积地出现在那些所谓当年的文化精英身上，我们不能不感到这些名家所指责的封建意识，其实在他们的身上也不乏其存在的幽灵。　　　　5、丁玲与周扬　　　　抓住丁玲辫子不放的还有周扬，一直到死，他也没有对这一起所谓的丁玲的“污点”有过改口。　　　　政治上已经没有置丁玲于死地的杀手锏，而这个污点，却可以洞穿女人的尊严，因为同居，必然涉及到女人的肉体，生有小孩，必然会像鲁迅所说的那样联想到“性交”。在道德家眼里，性与性交对女人来说，是足可以灭掉她们活力的一个致命武器。　　　　有人难以理解为什么丁玲在文革后极左，站到了与周扬相反的位置上。其实我个人觉得，丁玲的左，不过是她的一种复仇的方式而已。看看周扬独霸文坛，产生的是一些文学官僚，正如沈从文所指出的那样，周扬的那帮文化官僚们，只闻其名，不见其作品。　　　　文革后，周扬见风使舵，看到大气候已经不利于左的思想的存在，于是便紧急刹车，把自己的宝押在“往右倾斜”上来，大谈“人道主义”，但是，从对待丁玲的态度来看，对待丁玲的历史问题的抓住不放来看，哪里有一点“人道主义”？　　　　但周扬这样的“人道主义”毕竟能迷惑住众人，丁玲是无法从这一点上与之一决上下的，至少丁玲在“人道主义”的这个范畴里已经掌握不到制胜周扬的制高点了，于是丁玲选择了“左”，并借助当时的政治气候，成功地把周扬打瘫了。　　　　丁玲与周扬从年轻的时候争到老，很有一点像《神雕侠侣》里洪七公与欧阳峰在华山绝顶上进行了生命中最后的较量。从局外人来看，他们活到老、斗到老确实有一种无法理解的尴尬，但对于争斗的局中人来说，却充满了意义与快感。这两个人在争斗中所展现出的表现，完全像是一个孩子气一般的。在丁玲被打倒之后，周扬得意地声言：“谁笑到最后，才是胜利者。”这大概是在五十年代说的，到了八十年代，丁玲能耿耿于怀地旧事重提，而这时周扬终于失势了，她才最后地发生了呵呵的开怀的大笑。　　　　从生理意义上讲，丁玲是一个胜利者。但是，欧阳峰与洪七公最后作为一对几十年的老对手，他们最后留给世人的形象，就是他们至死也紧紧地胶着在一起，他们之前究竟是仇恨，还是一种离不开对方的需要？这是一种多少残酷而又经典的隐寓啊。　　　　历史的戏剧性在两个人身上没有走出意外的可能，同时，也证明了历史不过是昨天的重复，这是一种可悲处，也是一种令人快意处，毕竟在这种争斗里，我们看到了人性深处的永远不变的动机所在。在王蒙的回忆录中，我们看到了太多的文人之间的争斗，面对着那些冠冕堂皇、人模狗样的人类工程师在背后的鼠摸狗盗、暗下绊子、勾心斗角、拉帮结派的较量，只会使你对文艺产生深入骨髓的恐怖感。从1900年开始，到1999年结束，这一百年的文学史就是一场文人的争斗史。繁杂的口号后边，充斥着的是对自己地位、自尊、名誉、权势、利欲的隐蔽的动机，这种种动机，借助于光明正大的政治理由，到处乱窜，屠杀生灵，里面还不排除对话语权的占有与争夺。　　　　回顾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总有更多人指称这是一种悲剧。其实用巴金在《家》序言中的话讲，人生不是一场悲剧，还是一场搏斗。　　　　我们总会假作怜悯地把人生的搏斗看成是悲剧，好像自己可以跳出五行圈，飞出人类的欲望之外，心平气和地指责别人的争斗，而为他们撕扯出的血肉，涌上悲天悯人的同情，为他们的结局划上一个大大的“悲剧”的名号。　　　　其实这种搏斗就是人生的真相。有了这种搏斗，恰恰证明了人生奋斗过。我们实在没有必要在为过去的人产生一种悲剧意识。生命轰轰烈烈地展现过自己对空间的攫取，这就够了，他就是一个胜利者。从这一点上说，丁玲、沈从文、周扬等等，并不存在虚伪的悲悯人士兵所指称的悲剧氛围，他们完全地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并没有脱离人类本质的我。他们在各自的位置上，演出的是一出壮剧。　　　　而这其中，那个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中每一个角落都可以见到她的倩影的奇女子——丁玲，则用她的最后的欧阳峰式或者洪七公式的笑傲，留下了一个历史剪不断、理而乱的最真实的人生列传。　　　　　　
楼主发言：1次 发图：0张 | 更多
　　原来楼主就是那位著名的把＜木乃伊３＞说成是反.华电影的高人　　久仰　　佩服
　　红警苏红不懂爱兄此作，写得好，　　已读，欣赏：）
　　努力、困惑、自由的境界
　　丁玲和沈从文异同是，沈从文是始于文学而终于文学家，丁玲是始于文学而终于政治的情妇。
　　对了，为什么不说说丁玲在延安的所作所为，比如说她和王实味呢？
　　好贴　　这么丰富的史料，学习：）　　丁玲与周扬是在比谁比谁更“左”，他们是在争一个做“奴才”或“奴隶总管”的位置，这真是中国文人的一大悲哀。
　　其实周扬与丁玲的恩怨中，还有冯雪峰是丁玲最深爱的第一情人这一原因在内。　　　　而冯雪峰当年在上海的时候，紧紧地围绕在鲁迅的一边，把周扬晾在一边，狠狠地玩弄了一下周扬，使得周扬念念不忘，解放后，周扬抓住机会，把冯雪峰置于死地。冯雪峰的所谓第一情人丁玲自然难逃。　　　　其实把历史庸俗化地看一下，可能更能看清楚里面的矛盾冲突。　　　　呵呵。
　　　　对了，为什么不说说丁玲在红墙内的所作所为，比如说她和毛泽东呢？　　　　
　　补写了一些意犹未尽的地方。　　　　　　6（续）、丁玲情史的其它边角料——与冯雪峰的关系　　　　从某种意义上讲，庸俗化历史、情感化历史，倒未尝不是一件解开历史之谜的有效方法。　　　　“戏说历史”的疯行，正是因为这种戏说中对旧有的事实，按照现代人的思维方式与认知能力进行了重新的解读。　　　　同样，在周扬与丁玲纠缠了半个世纪的恩怨中，我们如果从私人恩怨的角度来透视一下的话，倒会发现许多更容易理解他们之间的关系的一些理由与缘头。　　　　这就是丁玲与冯雪峰之间的非同寻常的爱情纠葛。　　　　丁玲在与胡也频同居的时候，用丁玲的话讲，两个人是实实在在的字面上的“同居”的涵义，而并没有实际上的性关系。　　　　而这种同居一室却不及于乱的行为，竟然保持了好多年。　　　　这个两人的世界的一个旁观者是沈从文。他与丁玲的认识，缘自于胡也频。胡也频曾经在一家报社的副刊任编辑，沈从文在投稿后，胡也频认为他颇有才华，约沈从文相见，从此两个人相识，而之后胡也频立刻把自己的结识时间并不长的女友丁玲介绍给了沈从文。　　　　这个两男一女的关系的成立，核心还是男人的友谊。是因为胡也频先与沈从文相识，才使得沈从文插入了这个三人联盟。　　　　而这个三位一体的关系，被向来多疑的中国人很自然地联想到三人“大被同眠”。而事实上，沈从文与丁玲后来都否认了有这样的说法。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两个未婚男人与一个擅长描写女性性意识的摩登小姐在一起，不及于乱才怪呢。　　　　这三个人的关系密切到一个令人吃惊、甚至让人对友谊的浓烈方式达到羡慕的程度。当时胡也频与沈从文只要谁能得到一笔稿费，立刻就用这笔稿费来改善一下三个人相同拮据的生活。可以说，他们之间在金钱是不分彼此的。　　　　胡也频是福建人，而沈从文与丁玲都是湖南人，当沈与玲交谈的时候，用的是胡也频听不懂的方言土语，开始的时候，胡也频的确对沈、丁之间的亲热的谈话产生过嫉妒怀疑的心理，不过后来他发现沈与丁之间没有逾越过同乡的关系。　　　　而冯雪峰的介入，才真正地使胡、丁之间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可思议的三角关系。　　　　丁玲对冯雪峰是疯狂的迷恋的，包含着强烈的肉体的成份，丁玲在写给冯雪峰的信函中，充满着对肉体接触的渴望，直言不讳地表达着投入对方怀抱的饥渴。这封信丁玲没有寄出去，后来丁玲被捕之后，从丁玲的居室里被发现，当时以为丁玲已经被杀害，冯雪峰把这几封信拿出来发表了。也许日后依然活着的丁玲并一定高兴这几封透露出她的包含着强烈性爱渴望的私人信件公之于世。　　　　丁玲曾经直言不讳地说，她从冯雪峰身上懂得了真正的爱。很难说清楚这里的爱，究竟是什么意思。是不是一种纯粹的一种肉体的爱？丁玲比较过胡也频与冯雪峰之爱的不同，胡也频是一种柏拉图式的爱，是一种孩子式的爱，而与冯雪峰则是一种介入灵魂的爱。　　　　女人总是按照自己对爱的理解，把爱分成许多层次，在丁玲的这种分类中，或许包含着她自己的理解方式，或许，女人擅于把一种精神的爱与肉体的爱按照她的分类方式，而分割成她的一般性的爱的两类。　　　　从丁玲的这种对爱的阐述中，给人的印象中，她与胡也频同居在一起，但仅仅是同居，并没有肉体关系，所以她说这是一种孩子式的爱，而与冯雪峰则不同，完全是一种灵魂的爱。注意，女人在说灵魂之爱的时候，实际上是已经把肉体交付给对方了。　　　　从沈从文方面提供的资料中，似乎可以佐证这一点。在沈从文三十年代所写的《记丁玲》中，我们看到，丁玲有一度时期，曾经希望胡也频与冯雪峰三个人共居在一个屋檐之下，而这三个人的确开始了这样的尝试。沈从文介绍道，这两男一女从北京来到了上海，然后定居于浙江杭州西湖边。胡也频显然无法忍受自己心爱的女人与另一个男人分享，而更为可怕的是，他仅仅是与他心爱的女子是以孩子气的方式住在一起。所以胡也频跑到沈从文那里倾诉自己的内心的痛苦。　　　　而当时未婚的沈从文却一点不愚腐，提供给了胡也频许多生理学上的知识，于是，胡也频满怀狐疑地走了。之后，胡也频回来的时候，则是一片阳光灿烂，而另一个三角关系中的主角冯雪峰却似乎成了败将，离开了这个三角纠葛中。而胡也频之所以打败了冯雪峰，正是因为他接受了沈从文的建议，与丁玲终于有了肉体上的关系。很难想象，在西湖边这二男一女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矛盾与冲突。他们本来抱着的近似于乌托邦式的两个男人环绕在一个女人中心的罗曼蒂克生活，是怎么样突然地瓦解了。但我们可以根据沈从文的侧面描写中合理地想象一下，就是胡也频与丁玲有了床上之欢之后，会让一个女人死心塌地地专注于她的精神与灵魂，而这一切，无疑对另一个男人，也就是冯雪峰是相当具有排他性的。　　　　这一段错综复杂的关系，今天看来仍然让人觉得是如此地匪夷所思。　　　　后来胡也频被捕牺牲后，丁玲失去了伦理上的束缚，大胆地向冯雪峰发起了求爱的声浪。“莎菲女士”的个性，实际上虽然不一定代表丁玲的本质，但是，还是复现与克隆在她日后的生活中，丁玲对爱情的追求，像她笔下直视女性的内心欲求一样大胆。这在她以一个孀妇的身份向冯雪峰大胆示爱，以及日后她大胆追求年龄比她小十多岁的最后的爱人陈明的时候，都可以看出如出一辙的脉络。　　　　但是，此时的冯雪峰已经有了家庭，冯雪峰拒绝了她。　　　　后来冯雪峰受刚刚到延安的红军委派来到上海接洽地下党工作，他当时直接找了鲁迅，而把当时的左联领导人周扬晾在了一边，这对周扬来说，可以说是致命的。周扬在那一阵期间相当的悲观消极，冯雪峰身为钦差大臣的此举，几乎是宣布了周扬政治生命的完结，周扬当时准备收拾行装，离开国内到日本去。也许在这里公平地说，我们可以看出冯雪峰的不成熟的地方，也因此结下了与周扬的恩怨伏线。而事实上，冯雪峰还有其他的政治上的不成熟与意气用事的表现，在一个官僚的素质上，他的确没有周扬那样游刃有余。　　　　建国后，周扬大权在握之后，立刻大刀砍向冯雪峰，而与冯雪峰具有特殊关系的丁玲自然也受到涉及。从庸俗化的角度讲，我们的确可以从这一系列的暧昧的情感关系中找到丁玲日后遭受到打击的隐秘的缘由。　　　　　　（下面拟谈谈她与瞿秋白之间的关系。如此说来，几代早期中共领导人，都与丁玲有着剪不断理还乱的关系。）　　
　　作者：贾鲜花　回复日期：　17:43:40　
　　　　 　　　　对了，为什么不说说丁玲在红墙内的所作所为，比如说她和毛泽东呢？　　　　　　————————————————　　　　谢谢支持。本来是想局限在文学评论内的，看样子必须继续庸俗化下去了。有空再补写一段与毛的恩怨吧。
　　呵，前两天不还有人转郑超麟的回忆录里讲我党内部感情纠纷的一节吗？郑超麟就发议论说：我于是想到其他几个党内斗争也是由恋爱引起的。我这话并非说：凡党内斗争都是由恋爱引起的。大概没有恋爱关系的党内斗争，双方比较冷静些，客观些，理论性多些，有节制些；凡是狂热的，过火的，你死我活的斗争，多半有恋爱纠纷线索可寻的。我曾半开玩笑，半正经地在若干朋友面前发挥这个见解。可是他们都不以为然，说这见解是“非马克思主义的”。我并不专靠事实来辩护我的见解，因为事实可能是偶合的，我认为自己的爱人为同志或老朋友夺去了，即使你能诉诸理智，把这件私事同政治，同革命事业分开，但在下意识中，很难避免对于这个同志发生反感（atnipathie），遇有争论发生，自己本可中立的，到此也站在他的对方了；自己本站在他的对方的，到此也更进一层反对他了；自己本可以同他一致的，到此也慎重迟疑了。
　　丁玲的才华未完全发挥出来，特殊的政治环境阻抑了她
　　但是，对国内的年轻学者对他的研究，他则在回信中，声称自己早已被扔进了垃圾堆，研究他不如研究鲁迅等人安全，有前途，可以说，他当时明明知道他的地位在稳步上升，但是，他宁愿给予有充分话语权的美国研究者大开绿灯，而对国内的主要是来自于师范学院的研究后进，却用另一种冠冕堂皇的面孔给予彻底地否决。　　================================????????
　　被忽悠了的一位文学家。
　　中国现代女作家，萧红才是真正的才女，比较而言，其它人几乎不值一提。
　　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必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而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需要具有什么特点呢?　　楼主对丁玲,评价过高了,不敢苟同.
　　好看。
　　郜元宝评论《色戒》也把丁作家的《霞村》扯进去，建议参考。　　　　至于张爱玲，就不是您所能知的了。
　　　谢谢支持。本来是想局限在文学评论内的，看样子必须继续庸俗化下去了。有空再补写一段与毛的恩怨吧。　　----------------　　　　　　又不是头次见面,不用客气.　　　　其实,丁玲在学术上面无所建树,庸俗是她的标志.正是因为她的庸俗,才被老毛发配到北大荒劳改去了.她的一生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可以诠释: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站着N个男人.　　　　
　　作者：林黑　回复日期：　11:15:19　
　　　　郜元宝评论《色戒》也把丁作家的《霞村》扯进去，建议参考。　　　　　　　　至于张爱玲，就不是您所能知的了。　　------------------------------------　　楼主前几个月还说过＜木乃伊３＞是反.华电影　　窥一斑而见全豹　　黑兄由此就可以知道他的功力了　：）
　　抓住了丁玲的感情，丢掉了丁玲的政治，只怕丁玲老人家在天堂（或地狱）里看见了要气的再死一次。
　　作者：yiping1914　回复日期：　16:17:20　
　　　　 抓住了丁玲的感情，丢掉了丁玲的政治，只怕丁玲老人家在天堂（或地狱）里看见了要气的再死一次。　　--------------------------------------　　nod!　　　　像楼主这样写　　　　不如直接投稿到＜知音＞　　　　保证赚足师奶的眼泪．．．顺带钞票
　　　　　　作者：美丽的红狐狸　回复日期：　21:01:26　
　　　　但是，对国内的年轻学者对他的研究，他则在回信中，声称自己早已被扔进了垃圾堆，研究他不如研究鲁迅等人安全，有前途，可以说，他当时明明知道他的地位在稳步上升，但是，他宁愿给予有充分话语权的美国研究者大开绿灯，而对国内的主要是来自于师范学院的研究后进，却用另一种冠冕堂皇的面孔给予彻底地否决。　　　　================================????????　　　　你可拉倒吧，看沈从文全集就知道了，一大批的访问者 一大批的有所图者，外加有丁玲这个“友人”旁敲侧击，一直到84年还搞了个清理污染运动。　　　　沈从文用这种方式表示不满情绪太显而易见了。　　　　你文中说的 信中多次提到丁玲事件 ，未免是欲加之罪。　　　　他都是回别人的信，丁玲如此当年那些友人写信自然要问情况，他回复人家 又怎么可能不写自己的看法。 　　　　书信是私人之间交流的文体，丁玲是直接在大声疾呼沈某是胡编乱造。　　换谁也都接受不了，况且丁玲的私生活的确烂的不得了，自己有胆子做还怕人家写。　　沈写这传记时 以为丁玲以死，并没隐晦什么，但注重的并不是这个趣味。沈对人性的探讨是一贯的，他自己也写过自己的婚外情。写“已死的丁玲”也就没什么值得奇怪的了。　　　　　　
　　认真说几句。　　楼主有中国人物研究的特点——研究一个崇拜一个。虽然也算是引证颇为翔实，但是曲笔太明显了——不止春秋笔法，简直是冬夏笔法了。贬低沈从文的意图过于明显，这其实并无助于丁玲人生轨迹的客观研究。假如说沈从文的作品是“单一的视点”的话，那个视点叫文学。而丁玲的视点在其人生的三分之二处已经是政治的视点了——而且是宫廷政治那种很低级的尔虞我诈。　　而丁玲和周扬的晚年争执，楼主更是太偏帮了。周杨与丁玲纠葛大半生，其实谈不上谁好谁坏。大太监和老宫女晚争宠，有胜利者，没有正义者。而周杨手段更老辣些，赢了半场。晚年周杨意志消沉、百感交集、悔愧不已，又无可说处。因身受痛苦，所以提出了人道主义，这不能全归于什么“欺骗”——我看其中欺骗的可能性很小，一个没有东山再起希望的七十老翁，欺骗什么？而丁玲因此掀起文祸，因私仇而忘记了最起码的道义，为其人生画上了最难看的一笔，较之前期的生活“浪漫”、中期的政治操弄，不堪尤甚。的确，贯穿中国文学百年的奇女子可以套在丁玲身上，但是最多也是当中性评价看。百年中国文学，喧嚣之后一地鸡毛啊。
　　作者：贾鲜花　回复日期：　13:29:10　　　　　　谢谢支持。本来是想局限在文学评论内的，看样子必须继续庸俗化下去了。有空再补写一段与毛的恩怨吧。　　　　----------------　　她的一生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可以诠释: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站着N个男人.　　－－－－－－－－－－－－　　还有这样的故事。 　　　　拜托有时间发表下吧。
　　冯达这人属于中国传统知识分子，有理想，懦弱，洁身自好．丁玲对冯达太残忍，郁闷时用来满足性欲，追求进步时便当他是一只蚂蚁碾死．
　　看过一本《观察丁玲》，丁玲还确实有可议之处，虽然我以前对她几乎没有兴趣！
　　作者：投入_return　回复日期：　20:35:32　
　　　　作者：贾鲜花　回复日期：　13:29:10　　　　　　　　谢谢支持。本来是想局限在文学评论内的，看样子必须继续庸俗化下去了。有空再补写一段与毛的恩怨吧。　　　　　　----------------　　　　她的一生套用一句时髦的话就可以诠释:一个成功女人的背后站着N个男人.　　　　－－－－－－－－－－－－　　　　还有这样的故事。 　　　　　　　　拜托有时间发表下吧。　　　　----------------　　　　　　等有时间去你地盘庸俗下吧　　　　　　　　
　　丁玲的庸俗不仅仅在于她和n多男人有染,而在于她特别喜欢出政治风头.她在延安的整人手法不亚于当年的红卫兵,没想到57年报应在自己头上.　　　　出来混的都是要还的
　　对丁与沈的事不太了解　　看了一些丁与周的材料　　周扬在79年有“延安有两派，我是歌德派，丁是暴露派”之说。在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完成后，周扬对此评价不高，认为有'地富’思想”，这是“政治”上的问题；第二是表现手法上的“老一套”。但此书却得到胡乔木的支持。当时胡、周、丁三人之间存在着微妙关系。而这部书成为周扬和丁玲之间结怨的一个重要因素　　周扬后来的整人确实厉害，与周扬在不同历史时期有过冲突的文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被打成「反革命」、「右派」，丁玲也不例外。　　但丁玲其人，据王蒙说：具有很强的“明星意识”，“作家意识”。她“是一个艺术气质很浓厚的人，她热情、敏感、好强、争胜、自信、情绪化，个性很强，针尖麦芒，意气用事，有时候相当刻薄”　　“欲与周扬试比高”的心态居然折磨了丁玲一辈子。　　１９８３年，周扬发表《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一文后，丁玲开始 “人逢喜事精神爽”。丁玲随即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是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的。讲话中，丁玲藉“清除精神污染”的东风，指责周扬领导下的文艺界存在着“散发着臭气，污染社会，毒害青少年”的“支流”。而这次对周扬的打压又是胡乔木亲自动手。　　纵观丁周之间，没有什么是非观，只是在争做“奴隶总管”罢了。　　
　　你实在是写太长了，我快得阅读障碍症了= =　　提醒句，鲁迅叫小白象那位是周海婴。　　关于丁玲。是一个非常现实的人，我不介意多出几个这样的女人。　　萧红是天才没错，但是少出几个的好。
　　“欲与周扬试比高”——这个心态很好玩儿，周杨是典型的&没有作品的文学家&，较之同党田汉等还不如，丁玲和他较什么劲儿？显然不是文学的劲儿。
　　3P就是3P，人家当事人都没否认，楼主急着擦屁股干吗
　　丑如无盐，淫比武瞾
　　丁玲随即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是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的。　　==================　　
此时的丁玲，还用得着谁来安排？
　　我觉得丁玲的作品不能算一流的作品。
　　感觉湖南女文人特别能折腾.
　　大家的回复真多啊。　　　　呵呵。很喜欢大家继续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中国文学史的确避不开她这个人，至于说什么文学性，用沈从文的话，应证十年前王朔的话，直到今天的韩寒的话，中国的文学的经典又在哪里？其实没有什么可说的经典，倒是一个人可以说一说，正所谓“西湖七月半，一无可看，只可看看七月半之人。”
　　作者：连_环　回复日期：　15:59:48　
　　　　你实在是写太长了，我快得阅读障碍症了= =　　　　提醒句，鲁迅叫小白象那位是周海婴。　　————————————————————　　“小白象”，实际上是鲁迅的自喻。手里就有鲁迅的“两地书”，但写的时候，完全是凭印象了，我不想在引证资料上花费过多的时间。　　　　在网上找了一段相关文字：　　　　“鲁迅先生以象自喻，鲜为人知。　　　　
在他和许广平的通信中，经常署名“小白象”，或是“你的小白象”。比如1925年5月鲁迅在北平写给在上海的许广平的第二封信(5月15日夜)，署名的地方赫然画着一只高高举起鼻子的小象。(《鲁迅手稿全集·书信·第三册》第105页)而《两地书》在公开出版时，署名“EL”，就是Elephant(象)的缩写。”　　　　
　　丁玲随即发表了《认真学习、开展批评、整顿文坛、繁荣创作》的讲话——这显然是经过有关人士刻意安排的。　　　　==================　　　　 此时的丁玲，还用得着谁来安排？　　_________　　丁玲的热情自然毋庸置疑，但“讲话”何时何地发出，却是有“有关人士”的身影——她的“讲话”很快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
　　续7、丁玲与毛泽东　　　　这两个同是湖南人的领袖与文人，他们当初的密切程度令人难以想像，而他们日后之间的冲突同样令人不可思议。　　　　当年丁玲在延安的时候，是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的窑洞的。女人在政治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在男人的眼光里，她们不构成威胁，所以女人在政治家的空档中可以自由穿行，不致于引起顾忌。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女人的一个机会。有的女人利用了机会，而有的女人却被机会利用了。女人的命运，往往在这种利用与被利用中发生了改变。江青可以说走了一条完全与丁玲相反的道路，但其实比较一下，会发现丁玲与江青的人生轨迹竟然有许多相似之处，比如她们在上海的时候，都对男人玩弄女人的普遍盛行充满了厌倦，甚至说是仇恨。从女人的角度，江青的后来的暴戾，更像是一个女权主义者疯狂的对男人的报复。　　　　在师东兵那个来源显然值得怀疑的《秦宫冷月》描写中，我们看到江青三十年代在上海的时候，就像今天的张钰一样，受到许多德高望重的编剧、导演的性骚扰。其中周扬就是张着饿虎般色口的男人，据这本书记载，田汉兄弟俩也对江青垂涎三尺，纠缠着江青。　　　　而在李辉采访的当事人记录中，很多人都提到田汉这个人很让人讨厌，似乎暗示着田汉的猥琐。　　　　同样，丁玲当年也曾经去电影圈里试一个镜头，这在她的小说《梦柯》的最后部分，曾经记述了这样一件事。但丁玲的这一次夭折的演艺之梦中，她身体力行了娱乐圈里那一帮男人的丑恶嘴脸。所以之后丁玲彻底地放弃了对加盟娱乐圈的梦想。　　　　丁玲三十年代上海的时候，接触过左联的领导，对这些人的飞扬跋扈、特别是习惯性地对女人的欺侮极其厌恶，所以，丁玲离开了上海，到北京发展。当初在上海时也有人劝她参加革命，但丁玲因为看到了太多男人圈里的肮脏，而拒绝了。按理说，丁玲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与矍秋白等人过从甚密，甚至在传闻中，她还是瞿秋白第一任妻子的红娘，但这并没有导致丁玲对左联领导者的好感。正是因为那些当年在上海左联领导人表现出了种种劣迹。　　　　可见，丁玲与江青在上海的时候，都感受了来自同盟军方面的男性的威胁。而这两个女人，日后她们都被指责为生活“乱”。在这里，我们不得不引用鲁迅的一句话，就是女人被习惯地称为淫荡，倒不如说女人被人称为淫荡的机会多罢了。男人的性混乱，被称为风流，女人的性混乱，就是淫荡。丁玲作为一个记录自己性意识与性欲求的女人，完全可以称着是投向男人世界的一杆标枪。　　　　丁玲的女性主导的意识状态，到了今天在卫慧的《上海宝贝》中得到了继承，甚至走向了反面。如果说丁玲是用意识进行对男权主义的反抗的话，那么卫慧则是用肉体向男人的性暴力反戈一击。只是卫慧过于强调自己的这种女性的暴力，她描写到在外滩的某一个大厦顶上，与一个男人在那里疯狂做爱，似乎调侃与抗争着城市的男性意识，但是，她走的太过，其实女人用肉体与男人抗衡的时候，所付出的代价相当地巨大。因为女性的生理结构，导致了她们在过多地使用肉体的时候，必然会带来可怕的肉体上的损伤。也许我们只有在肖红的《生死场》里好些生着蛆虫的女人下体中，我们才会知道女人生理上的伤害会达到一种怎么样的耸人听闻的程度。　　　　回到正题。在延安的时候，能够写文章的“文小姐”，无疑是与毛有着共同语言的。但是这里面毕竟潜伏着“男女大防”的隐患。实际上，丁玲与毛的这种在学术的自由交流期并没有延长下去。而毛泽东在延安时期的一场婚变，也可能使丁玲不像当初到延安时那样自由地往毛泽东那里跑了。　　　　在一篇记载丁玲与毛的轶事的文章中，曾经说到丁玲与毛泽东开玩笑，丁玲可能有一点像《射雕英雄传》中的黄蓉在成吉思汗面前口无遮拦一样，在毛的面前，肆无忌惮地为毛按照封建皇帝的惯例大封臣属：比如封周恩来为宰相，大概此类的意思。后来毛泽东危险地把话题引入到后宫，问丁玲如此为他安排后宫佳丽。丁玲适可而止地中止了玩笑，说：贺自珍要拿她是问的（大意）。　　　　可见，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已经达到了相当昵熟的程度，甚至可以开起男女之间的低俗的玩笑。　　　　从日后传闻中的丁玲猛追彭德怀的经历来看，丁玲与毛显然有一度时期已经走得较为密切了。我们无从去猜度这里发生了什么，但我们从日后看到的一个事实是，人际之间的过分密切并不是一件好事。因为我们知道，在人心方面，当两个异性个体之间达到一个密切的顶巅的时候，一旦再也无法向上维持上去，就要出现拐点，之后跌下来的猛烈程度，一如今天的股票一样，一泻千里，势不可当。比如左宗堂受曾国藩的提携，应该有提携之恩，但日后左宗堂几乎是逢人便骂曾国藩。　　　　所以，所谓的两肋插刀，插的都是朋友的刀。　　　　这里顺提一下丁玲与彭德怀的关系。晚年的沈从文在给徐迟的信中称丁玲“乱”，提到了丁玲狂追彭德怀的事情，好像是彭德怀一点没有心动，拒绝了丁玲。但是，从另一个资料得到的证明，彭德怀还是特别关怀丁玲的，比如专门送了一件棉袄给了丁玲，丁玲日后在回忆此次事情时，还是盛情地提到了彭德怀对她的超越友情的关爱，远不是沈从文所说的那种“彭德怀不理”。其实，如果彭德怀与丁玲真实走到一起，倒不一定比她后来更遭。文革中，彭德怀的妻子与他离婚，彭德怀在孤苦零丁中走完了人生的道路，相比之下，丁玲与丈夫陈明即使在危难的关头，两个人都有一度人间温情支持着对方共度难关，远比彭德怀幸运。　　　　从这样的道理看，毛泽东后来与丁玲的生分，不排除与这一段过于密切的关系有关。男女友情到了顶点，如果没有跟进的情欲予以支撑的话，跌下来的惯性是很大的。所以说，人们都相信一句话，男女之间没有友情。那些梦想把男女关系控制在友情的范畴里，至少我们说它是违背人物的生物性的吧。　　　　在丁玲解释她为什么导致江青厌恶的时候，曾经提到，毛泽东与江青结婚的时候，丁玲因为自己的孩子生病，骑马去看孩子，错过了婚礼，导致了江青的不满。　　　　显然，丁玲有一点过于夸大这件事的负面效应了，因为丁玲当时也不是一个非常重大的人物，不至于对毛泽东的婚礼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但是整个事件仍然使人感到有一些狐疑的成份在内。丁玲收到了毛泽东的请贴，正在这样的时刻，她得到了孩子生病的消息，生病据说是眼病，应该没有大碍，但丁玲有一点不合常理地抽身而去，好像给人的感觉，她是有意回避了毛泽东的婚礼。按照丁玲对江青的猜度，是这一点造成了她得罪了江青，倒可以反衬出丁玲很看重这次离去对婚礼当事人的伤害。但这种伤害里面，她就没有想到婚礼的男主人公的伤害么？而她在这样的时刻的离去，一反她过去与毛的密切融洽的关系，究竟反映了她心态上的一种什么样的困惑与矛盾，或许我们可以从丁玲对此次事件一次次耿耿于怀、难以忘记可以看出一点端倪来。　　　　丁玲甩袖而去、不告而别并非是第一次。在上海的时候，与她一起从湖南走到上海的女友王剑虹爱上了瞿秋白，后来当王剑虹与瞿秋白结成夫妻之后，丁玲却突然不告而别，回到湖南家乡。这形成了丁玲的另一个重大的生活之谜。就是她与瞿秋白之间有没有产生过暗恋的关系。在她的小说《韦护》中，我们大体看到了丁玲对这一段经历的记载。小说里有一个人物，作者把她描写成胖胖的，显然是丁玲的自况。而女主角丽嘉真正地与小说中影射的瞿秋白建立了爱与肉欲的关系，丁玲再次在这一部小说中，大胆地从女性的个性与性意识方面，展示男女之间的爱情关系。丽嘉在小说中并不温柔敦厚，带着“莎菲”那般的游戏人生的特征，但在见到韦护之后，她再也不像过去那些游刃有余地飞翔在男人的逢场作戏生涯中，而与韦护迅即地发展了猛烈的恋情。　　　　从小说看，我们可以看出丁玲是把自己排除在这场三角恋爱之外的。但是，丁玲在瞿秋白与王剑虹结婚之后，的确一反常态地离开了上海，差一点永远呆在家乡，可见，她的心理上一定受到了什么沉重的打击，这里面不排除她被某些研究者认为的对瞿秋白的暗恋成份在里面。　　　　但是，丁玲不久就又回到了上海。这是因为王剑虹患了肺病突然去世，她的棺木停在湖南会馆里，而她的丈夫瞿秋白却不知去向，从后来的史料中我们知道，瞿秋白当时在广州参加党的几中全会，故只有冷漠了自己新婚不久、丁玲认为是死于瞿秋白的肺病的王剑虹。　　　　这对丁玲的打击很大，也使丁玲对男人产生了抱怨。特别是不久之后瞿秋白很快又与杨之华结婚，更使丁玲对男人的感情产生了很大的失望。这可能也是丁玲离开上海去北京的原因。上海这里使她看到了太多的男人欲望的丑陋，看到了男人竟然如此地不负责任，更看到了她的一个非常要好的鲜活的女友就这样凋零在二十多岁的花样季节，只要看一下丁玲在《韦护》中描写的丽嘉，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物形象像黄蓉一样可爱，像小龙女一样衷情，像王语蔫妩媚。　　　　在解放初期，记载中毛泽东与丁玲只有一次见过面，就是毛泽东微服私访突然光顾丁玲当时借居的一处园林住宅，而之后丁玲还受到毛泽东一次邀请到中南海的礼遇，正是在这次礼遇上，丁玲倾述了对周扬的反感。而在丁玲受邀遇到江青的时候，江青显然很不高兴，拉长了脸。江青的这种反常，最容易使人联想到这是江青的嫉妒。　　　　大概在丁玲受难后，丁玲后悔地表示，她与毛泽东的关系太疏远了，当时周扬经常出入在毛的身边，这使得周扬获得了更多的进言与打小报告的机会。而丁玲后悔失去了向毛解释误会的条件。　　　　而丁玲对毛的这一种疏远里面，是否是对延安时期两人密切程度的一种反拨，一种矫枉过正的反拨？　　　　在毛泽东建国后涉及到的对丁玲的谈话中，毫无对一个“文小姐”的爱怜之心，其批评语句之不容置疑的猛烈令人难以想象当初两人的特别关系。初到延安的时候，丁玲因为有朋友也认识杨开慧，这也是与毛泽东共同谈论的话题。而在建国后毛对丁玲的批语中，丝毫没有顾及到这些当年两人曾经涉足的温柔与温暖部分。毕竟毛泽东通过丁玲，可以如时光隧道一般地重温与第一任妻子在一起时的美好时光。　　　　毛泽东虽然有从政治角度去确定丁玲事件性质的因素，但从毛泽东的习惯来看，他向来对过去的对手是恩怨分明的。受到鲁迅痛批的章士钊，因为资助过毛泽东，建国后，毛始终对章关怀备加。从毛泽东对丁玲的批判来看，我们能感受到的只能说有一种深刻的厌恶，一种绝不宽容的绝决。　　　　这是无法令人理解的。我们不排除上面分析的“因密成疏”的原因，但还有一个问题，丁玲在文学上，的确难以达到毛泽东的那种不添麻烦的要求。　　　　虽然在延安时期，丁玲因为写作了《三八节感想》差一点受到了与王实味的一样待遇，但毛泽东的一句话：丁玲与他是不一样的，成功地使她摆脱了麻烦。但毛泽东心里留下的印象并不好，而且应该说在毛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次在拍合影照时，丁玲因为迟来，插进拍摄队伍里，毛泽东在边上一语双关地说：给她让一个位置，不然又要说我们欺负妇女同志了。可见，即使在一个随便的拍照片的场合里，毛泽东仍然没有忘怀在这一篇文章所坦露出来的思想给他带来的不快。五十年代，毛泽东特别批示，并加写了一篇软中带硬的杂文式的批语，让《人民日报》重新发表丁玲过去写的这一篇十几年来始终没有从他记忆中淡化的文章，可见，丁玲的思想意识上给毛带来的不快是绝不能等闲视之的。　　　　即使被称为红色文学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们依然要说，这几乎是那个时代文学中最少概念化、最少教条化的一本作品。　　　　从今天来看这本小说，显然阅读起来并不爽快，但是作者字里行间所展现出的农村生活，我们可以在“莎菲女士”的叙述风格里找到相似性与一致性。　　　　丁玲的语言风格并不具有亲和力，与同样获得斯大林文学奖的周立波《暴风骤雨》相比较，丁玲没有后者线索明晰，人物性格分明。从《莎菲女士》起，丁玲写小说就习惯用意念去统贯情节，这是一种非常危险的写作方法，或者说，这是一种可以等同于“小资式”的描写手法。在“莎菲女士”中，我们看到所有的事件，都是以文中的“我”的视角组织起来的，女性的“我”，是统帅小说的核心动力。　　　　然而，我们简直难以想象的是，丁玲竟然硬是沿袭着“莎菲女士”的方式，写出了表现完全应该抛弃主观感受的纯客观的现实题材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中，丁玲打乱了事件的逻辑关系，打乱人物出场的次序，肆意地按照人的意念组合人物，这样写的缺点是很显然的，就是头绪混乱，没有人物的主观视角，完全是一个像莎菲女士的女性在那里，像日记一样，散漫地拎出一堆超级敏感感受到的具体事件。　　　　这使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今天阅读起来相当的困难，很多教授也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评价较低，认为文学上价值不大。但是，从另一个角度上讲，这也造成了《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面的世界犹如迷宫一样复杂，甚至我们可以感觉到它犹如毕加索的画风那般，套叠着多重的世界，甚至，我们在小说揭示的世界里，感受到《呼啸山庄》那般的悲凉与凄厉的隐秘的阴风习习。　　　　小说虽然写的是土改斗争，但丁玲选择的一个村庄是一个阶级斗争并不激烈的地方，几乎没有一个《暴风骤雨》里那般的泾渭分明的大地主，与周边的土改环境相比，小说里的村庄的土改斗争最大的困难是找不到斗争的对象。而这可能是认识那一场土改斗争的另一种今天发人深省的新鲜视角。丁玲至少在这里没有图解那场土改斗争的黑白分明，而是提出了一个课题，即在没有敌人的前提下，土改斗争的剥夺方向指向哪里？　　　　因为在丁玲的这本小说里，我们看到了当年的土改斗争带来的是一种困惑，一种伤害。比如，那些可怜的中农们是如何变卖家产，以逃脱土改的打击。而那个地主也缺乏令人生恨的地方，至多是一些家长里短的恩怨，远不如《暴风骤雨》中斗争韩老六来得血迹斑斑，明正言顺，尽管《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这一部分中也显现出民众的暴力因素，但是丁玲并没有把地主表现成一个十恶不赦的坏蛋，才使得这种报复在小说中显得相当的抢眼，直到新时期的文学史一提到红色文学的暴力问题的时候，就喜欢把丁玲的这一段描写作为标尺拎出来示众。其实对民众中暴力的认可，并不是自红色文学始，当代论者把红色暴力作为一个特别现象进行分析与强调，实际上是忽视了这种暴力的认可形式，恰恰是来自于西方。普西金在《上尉的女儿》影射了或者说叫讴歌了普加乔夫起义，而同时期的中国社会正在围剿以表现民众暴力为主题的《水浒传》，中国小说评价在近代社会发生的根本逆转性的评价，恰恰是以西方思维为参照系的。即使在今天的好莱坞电影中，我们依然看到，西方文化语境下对民众暴力的赞美与讴歌。比如好莱坞表现史前社会的《史前一万年》里，我们就完全看到的是一场人类到了十九世纪才具有的反抗暴政的伟大民众暴力。因此，夸大红色文学里的暴力现象，并不能反映出任何实质性的问题，反而折射出红色文学在体现这一事件的过程中，是接轨上西方文化与文化传统的。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们看到了很多丛杂的当时的社会矛盾，也许因为丁玲的语言风格的关系，这种描写是错杂地隐含着小说之中的，但我们的确看到了土改斗争给当时带来的忧心忡忡、如履薄冰的阴森气氛，就像在和平的环境下，看待“暴风骤雨”的确是让人心惊肉跳的。当然这样的感受在在小说《暴风骤雨》是看不到的，在这部小说里，我们只能看到毛泽东后来所说“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的那种豪情与果断，但绝没有《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交织着的血肉纠缠、难以割舍的社会含混，那直接捣向家园的内在的无奈。《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写的各式农民没有一个是清一色的革命者，而是带着自己利益驱动、有着自己私欲的普通人，甚至下去搞土改的干部也是层次复杂，担负着一种强扭西瓜的使命。在小说里，内在的农民带着强大的私欲，比如里面的主人公张裕民就像一个流氓无产者，他们参加革命的目的，就是想多占有财产人家的财富，盘算的是如何分割别人的财产。小说忠实地记录下了当时社会的复杂性，而这样的人物，后来在《白鹿原》中却成了主角。可以说，丁玲在这部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作品里，就已经撇开了非黑即白的框框条条，而体现了生活中的含混模糊性。　　　　据说后来没有参与土改斗争的张爱玲，采撷了丁玲小说中的素材，写成了另一部所谓的反共的揭露土改的小说，可能名字叫《十八春》，《秧歌》也是其中的一部，在小说里，我们看到农民生活更加困难，从上海回到乡间的农村女人，不得不因为土地的饥寒交迫，忍受着失去丈夫与孩子饥饿的痛苦。丁玲在小说中，的确组织了许多概念化的红色文学里看不到的现实的残酷性的素材。　　　　正是这部小说，周扬当年一直阻挠着予以出版，后来是胡乔木看过后才放了绿灯。再岔一次提外话，周扬与胡乔木是经常被人放置在一起评点对象，虽然胡乔木也是文化界斗争的一个曾经的组织者，但大部分人都称他为一个有人情味的人。而胡乔木我在家乡的传闻里，也显现出品德上的与众不同来。在一次家乡人组织的社会活动中，为每一个参与者都赠送了礼品，而胡乔木是少数的没有带走礼物的人。胡乔木在七十年代末，击打了提出人道主义与异化问题的周扬，从而导致周扬的一蹶不振，但有趣的是，胡乔木暗地里又写了一首没有诗味、严格地说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诗，给予周扬送去安慰。　　　　几乎没有看到毛泽东对《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评价，但可以想象的是，他会和周扬一样，对小说里的阴暗笔调与描写产生很强烈的抵触情绪，而这可能是日后他没有再拉丁玲一把的另一个深刻因素。　　　　从文学因素来看，有着“莎菲女士”前科的丁玲似乎并不适合走一条偏离本色的道路。即使她努力想走出“莎菲”的敏感的阴影，但是，莎菲的那种非常强烈的女性意识，仍然使她固执地按照她的所见、所想去提炼现实与事件，使得她的小说中强烈地表达着自我的爱憎，即使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们仍然见到一个女人所观看到的阴冷而令人愁怅的世界。莎菲女士转型成为一个农村的代言人，是很困难的，而这个代言人必须到浩然出现的时候，才真正予以完成。　　　　在《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这个小说名中，后来加上的“太阳”一个语词，并不给人一种温暖的感觉，倒很像鲁迅在《祝福》里的那种冰冷的大年初一的氛围，小说里的“太阳”是严酷的，苍白的，照在那干枯的没有血色的刻薄的土地上，就像黑色两色的木刻一样，令人揪心。　　　　有这样的作品的丁玲，也是她难以讨得领袖喜欢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又把卫慧和浩然扯了进来。　　多写个人名，多一轮光圈吗？
　　关于女性的传记得女性去写，可惜女权主义者作家只会鼓吹本能欲望的满足---可见有思想的女人太少
　　晚年沈从文挺可爱的，你大概并不了解。　　　　还有，沈从文通过胡适等人营救丁玲却被丁玲误解，一直到晚年，沈从文也并没有因为此事说过什么。　　不能抑一个来彰显另一个人，兄弟。　　　　：）
　　这段公案里是非纠缠真多：）　　也提点看法供参考——　　文中：丁玲三十年代上海的时候，接触过左联的领导，对这些人的飞扬跋扈、特别是习惯性地对女人的欺侮极其厌恶，所以，丁玲离开了上海，到北京发展。当初在上海时也有人劝她参加革命，但丁玲因为看到了太多男人圈里的肮脏，而拒绝了。按理说，丁玲在上海的时候，就已经与矍秋白等人过从甚密，甚至在传闻中，她还是瞿秋白第一任妻子的红娘，但这并没有导致丁玲对左联领导者的好感。正是因为那些当年在上海左联领导人表现出了种种劣迹。　　——————————　　丁玲在上海曾任左联党团书记，被捕后，接任这一职务的是周扬（徐庆全）　　　　胡乔木暗地里又写了一首没有诗味、严格地说没有多少艺术价值的诗，给予周扬送去安慰。　　————————　　1984年刚过年，胡乔木的那本批判周扬的书出版了。过了不久，春节到了，1月24日，胡乔木写了一首诗向周扬“问候”。这首诗有八行：“谁让你逃出剑匣，／谁让你割伤我的好友的手指？／血从他手上流出，／也从我心头流出，就在同时。请原谅！可锋利不是过失。／伤口会愈合，友情会保持。／雨后的阳光将照见大地／更美了；拥抱着一对战士。”苏灵扬（周扬夫人）十分气愤，认为这是胡乔木对周扬的愚弄（朱健国）
　　　这里顺提一下丁玲与彭德怀的关系。晚年的沈从文在给徐迟的信中称丁玲“乱”，提到了丁玲狂追彭德怀的事情，好像是彭德怀一点没有心动，拒绝了丁玲。但是，　　============================================================　　这文章 无根据处太多，沈从文在给徐迟的信中根本没这段话。　　　　这段话是出自《沈从文口述》那本书，是王亚蓉记述的。　　　　沈从文是个很多事的人，对很多事情都看不惯，经常是祸从口出，我倒相信是他所说！他却恰恰在建国后的写作上谨小慎微，给当年矮一辈的文友写信，是不可能写这些的，况且这也是他道听途说，他又没在延安呆过，怎么可能会白纸黑字上写呢！沈这人是有很多缺点的。　　　　他被各方攻击也不是全然无辜的，真由他自己所说向堂吉诃德一样乱闯乱冲，他的小说尚平和，但有关现实的散文决不平和，是有他湖南人的气质的。有些话语都是很呛人的！现在很多人说的唯美什么的，实在是只看过他的《边城》而已。
　　这个女人其实很无耻　　　　　　傻
　　丁玲自己说他们那代人是很开放的，谁跟谁好就搬到一起住了，但沈从文有点不厚道，都那么大年纪的人了，而且还都是名人，却仍去挑弄那些年少轻狂的事情，不知道他老人家什么意思。　　丁玲与毛泽东的关系确实比较亲密，但坦率地说要主管文艺肯定比不上周扬，她不服气（谁也不会认为自己不行）也没办法。文人喜欢自寻烦恼，何况她还是个女人。　　从政治的角度讲，周扬和丁玲实在难解难分，文革之后丁玲还是拿在周扬手里。但丁玲左到最后，而周扬的异化问题，却有马屁拍到马蹄上之嫌。　　丁玲和谢冰莹都是可以研究之人，不过楼主的性别意识似乎强了点，有的观点比较扯。　　本人对文学一无所知，但因同为湖南人，就忘乎所以了。　　　　
　　作者：林黑　回复日期：　15:35:07　
　　　　又把卫慧和浩然扯了进来。　　　　多写个人名，多一轮光圈吗？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谢谢你的跟贴。　　　　我之所以岔到这么远，是缘自于我在本贴题目的设定中，我是想通过丁玲观察百年中国文学史，我个人浅见，抓住了丁玲这个核心，可以一线串珠地串起发生在上个世纪的诸多文学现象，很多问题，都可以从丁玲身上得到反映。所以，我后延地把丁玲身上的现象，延伸到了卫慧等人身上，非是拉大旗、扯虎皮。　　　　
　　请说说：徐秋影案件与丁玲的关系？还有，性亢奋的遇罗克呢？　　　　（虽然我不是百分之二十地否定你）
　　　　　　　　
准备买本丁玲的小说集来看看，好像20年前看过她的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现在还记得早上阳光明媚的苹果果园里那一段，苹果的香味一直还记得。那时十几岁，想做个文学青年，哈哈。现在听大家说，就想看她的《梦珂》和《莎菲》了。
　　中文名：
丁玲　　别名：
蒋伟、丁冰之、彬芷、从喧　　国籍：
中国　　出生日期：
　　逝世日期：
明天又到3月4号了
来纪念下！
　　@红警苏红不懂爱 44楼
07:11:03　　续7、丁玲与毛泽东　　这两个同是湖南人的领袖与文人，他们当初的密切程度令人难以想像，而他们日后之间的冲突同样令人不可思议。　　当年丁玲在延安的时候，是可以自由出入毛泽东的窑洞的。女人在政治中的地位是特殊的，在男人的眼光里，她们不构成威胁，所以女人在政治家的空档中可以自由穿行，不致于引起顾忌。　　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女人的一个机会。有的女人利用了机会，而有的女人却被机会利用了。女人的命运......　　-----------------------------　　闹了半天张爱玲是抄了丁玲啊，我就说张爱玲也没参加过土改，她怎么知道的呢？！还有倪匡还写过关于土改的书叫《活埋》。听这名字怪吓人的啊！
　　楼上，我似乎没有说张抄丁的吧。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