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权威数据统计，近年来，全球的中小企业寿命正在降低。中国也是如此，我国企业众多，但做大做强的企业却寥寥无几，“一年发家，二年发财，三年倒闭”是中国企业的死亡魔咒，大部分企业不能幸免。如何破解企业的死亡魔咒呢？投融界总结了五大方法，希望能够给创业者一些启发。　　一、目光短浅，没有长远计划　　国内小企业，或许只能叫“做生意”，而不能叫“做企业”，因为它们大多是家族企业，或是朋友合伙企业。经营目标往往只能看到最近几年，只想着能不能赚钱，很多人并没有认真考虑企业的长远未来。　　而且很多人并不具备做企业该有的品质，公司开了几年，赚了点钱，就开始失去了创业的热情，小富即安。这样的人并不该去创业，因为市场变化太快，安于现状的人是会被市场淘汰的。他们会忽略对市场的分析和对产品的改进，很快就会落伍，失去了客户和消费者。　　二：业务扩张，管理出现问题　　企业初创，少量的员工即可维持公司正常运营，但是业务扩张之后，公司的人员管理也该有相应的变化。但是很多老板更多关心如何赚钱，却忽视了企业的管理。据投融界了解，有些企业甚至没有部门描述，职位的设立也不科学，非常随意。　　随着业务发展，企业应该对现有的组织构架进行调整，对各个部门进行重新规划，分析企业的发展会有怎样的人才需求，在生产、采购、销售等方面梳理人力资源，招聘合适的人才，去掉不必要的岗位，明确各部门职权，让企业各个部门紧紧相扣。　　三、好高骛远，不务正业　　有些小企业在本行业的地位还为稳固，就想着要将企业做大，扩展别的业务。小企业本身就生存不易，能够维持住现有的空间已不容易，但有些老板自身业务还不稳定，就急于寻求别的赢利点，不会判断成本和风险，盲目地扩张企业，这很可能会让企业付出惨痛的代价。曾有一家小企业，从电脑销售上挣到了一点钱，不继续拓展渠道，却开始拿钱去投资通信工程，做综合布线等业务，结果亏损得一塌糊涂。　　四、凡事亲为，不愿授权　　企业的发展，业务也会越来越多。一个人分身乏术，不可能事无巨细、面面俱到，所以企业主这时候就应该脱身出来，把大事小事交给下面的人去做，自己则在战略层面和发展愿景等方面做规划和部署。有些企业主不放心把业务下方，不急于决策权，这必将束缚下层人员的手脚，自己管不过来，员工也做不好。　　企业主应该给予公司骨干员工充分的信任，让他们去管好自己的部门，让他们可以施展手脚，尽情去做事，这样才能让公司充满活力，资源得到有效利用。把事情交给有能力的手下来做，让他们去创造价值吧。　　五、过度重视成本，斤斤计较　　小企业规模小，盈利少，对成本非常重视。有些企业主的成本意识过于强烈，斤斤计较，固步自封，对企业的发展造成严重的影响。比如说，有些老板为了节省人力成本，一个人当两个人用，对员工要求苛刻，待遇低，这虽然降低了成本，可是员工的积极性不足，产生的效益却还不如两个人创造的。还有些老板为了利益，压榨供应商，导致行业口碑恶化，这是得不偿失的。　　投融界认为，企业的成功与失败在于我们是否能直视这些问题，找到避免、解决的方法。这些瓶颈往往是企业发展的转折点，突破这些瓶颈，是企业做大做强的必经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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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企业做得强大，需要多方面的努力的
　　看清局面，做好应变
　　投融界的观点还是值得我们细细思考的
　　杭州投融界这个丧尽天良的公司利用百毒推广以帮助项目方和资金方投融资的名义骗取高昂的服务费8千-6W元不等，实际是诓骗服务费的，大家多发发帖子、留言，揭露其骗子网络公司真面目！　　　　　　　　　　　　　　　　　　　　　　　　　　　　　　　　　　　　
　　漏了几张图　　　　　　
请遵守言论规则，不得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回复(Ctrl+Enter)中国2016，倒闭潮和失业潮刚刚开始
房讯网 9:16:40
[提要]产业地产与传统地产所不同的，就在于它比后者更能解决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哪个行业能够强大到对抗周期。
　　这是一篇来自均衡博弈公共研究院的文章，无论是标题还是内容，都悲观得令人震惊，我们相信，这篇文字是上到中央下到企业都最不希望看到的。虽然我们不是百分之百认同这份报告中的内容，但几乎没人会否定，2016将是艰难的一年，中国经济进入真正出清的时刻，这是触底的开始，至于这个L型的宏观底部到底持续多长时间，这篇文章给出了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警告：凛冬才刚开始。
　　为什么我们要转载这篇文章？具体到产业园区这个行业，我们应该引发一些什么样的思考呢？
　　产业地产与传统地产所不同的，就在于它比后者更能解决经济发展和就业问题，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没有哪个行业能够强大到对抗周期。若诚如这篇文字所言，大规模的倒闭潮和失业潮才刚刚开始，以中小企业以及创业者为目标客户的产业地产究竟会受到多大的冲击，同时，产业地产商手中规划、建设、招商、运营、服务这一既有链条，能够从这场危机寻找到何种新的机会，？这都是我们将在新的一年里要去观察和探寻的命题。我们当然很自豪中国园区模式已经开始走出国门获得更多国家的认可与仿效，但国内这场迷雾之下的危机可能才是对新时期园区模式更艰巨的考验。
　　2016年中国经济将面临结构性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双重挑战，一方面，决策层开始着手推进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进行系统性修正；另一方面，货币、债务与产能的周期性调整将在2016年触底，真正意义上市场出清的大幕正在拉开，企业倒闭潮、行业性失业潮以及工资福利的萎缩将层层传导。
　　首先，结构性与周期因素的双重叠加，将引发新一轮企业倒闭潮。
　　企业倒闭潮的出现，主要源于以下四种力量的推动：
　　●债务性出清：到期债务偿付压力与坏账集中清理将把一批高负债的企业推向破产倒闭的深渊；
　　●需求端萎缩：持续萎缩的外部需求与疲弱的国内需求将使低竞争门槛的传统行业类企业经营陷入困境；
　　●效率型挤出：转型升级的结构调整与新兴技术应用倒逼低效企业退出市场；
　　●政策性调控：发展模式转型下的行业标准升级将彻底斩断“三高”企业的生存之路。
　　面对中国日益严重的债务问题和走在路上的通缩，让我们不禁联想起费雪1933年对“债务―通缩”的多米诺骨牌的描述：廉价抛售-&资产价格下跌-&实际利率上升-&更多的廉价抛售-&周转速度下降-&净资产减少-&更多破产-&银行挤兑-&信贷萎缩-&银行抛售资产-&信心越来越低迷-&囤积现金。
　　我们认为，此轮企业倒闭潮不可避免，甚至是必须的。否则，一旦费雪的“债务―通缩”循环机制在市场中不断蔓延、强化，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坏将就此展开，引发结构性与周期性叠加的宏观经济大规模整体过调。只有通过主动出清，才能形成对部分优质产能的保护，避免宏观过调对经济根本的伤害。
　　我们更加担忧的是伯南克等人所提出的金融加速器效应对债务―通缩循环机制的放大。在现代金融规则体系内，负债率越高、效益越差的企业的信用越差、融资能力越低、融资成本越高。实际上，金融加速器效应过去两年在广州、福建、浙江、江苏等出口基地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已经有过调的趋势。此轮金融加速器效应并不完全因为企业竞争效率不够，更多是联保、联贷等债务链作用引发的通缩和信用收敛引起的，导致大量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被债务拖垮。
　　“债务―通缩”循环与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自我实现过程中，必须通过产能出清的方式打断债务链的传导，只有产能和债务出清前提下的货币宽松、汇率调整才能对经济复苏产生积极的正向引导。中国这一轮的结构性调整已经延缓了整整五年，供给侧改革引导的市场出清从更大意义上证明了结构性调整不能通过周期性政策改善。
　　其次，企业倒闭潮使得行业性失业潮在所难免，人口红利加速折损必须关注。
　　企业倒闭潮引发新一轮失业潮的纵深扩散，这次的失业与传统周期性失业形成了明显的区别。通常传统的失业是因为产能出清，但不会造成行业性的垮塌，可以通过不饱和就业等措施减缓和改善；但是这与我们此轮的失业潮明显相悖，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这是一次由于经济结构不适应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潮，经济分工的调整将会导致有些既有经济工种、技能岗位的消失，很大一部分劳动力将因为无法进行学习和提升而被淘汰，技能的出清预示着旧一代劳动力30年工作经验的积累就此沉没。
　　企业倒闭潮引发失业潮的纵深扩散：
　　●从民营中小企业向大型国企蔓延，国有基础性行业下岗潮再现；
　　●从出口制造部门向基础性、资源型产业部门传导，行业性衰败将引发特定区域，尤其是资源型和行业集中型区域的大面积失业；
　　●从生活性服务业向生产性服务业扩散，部分低端服务业岗位进一步缩减，业务萎缩引发生产性服务企业战略性收缩裁员潮来临，城市白领、企业高管的岗位竞争加剧。
　　2016年，中国转型期劳动力工业就业总规模可能整体下滑，在保持GDP中高速增长的目标约束下，将对新岗位的劳动效率提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人口红利优势逐步下降的大背景下，此轮劳动力结构性的退出将导致全社会劳动参与率与劳动生产率的下降。一方面技能性的劳动退出将使失业大军无法适应新兴岗位的发展需求，导致全社会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下降，对推动人口红利潜能的释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另一方面正如当年纺织女工下岗分流一样，大量纺织工人转向城市低端服务部门，技能性退出后的劳动者通过向下兼容的方式参与更低技能的劳动岗位，将是原有劳动生产效率的一次局部性折损。两种效率的损失只能依靠时间逐步恢复，旧劳动力将一去不复返，必须在加快新供应劳动力入市的同时，推动有效劳动力加速向劳动技能上游转移。
　　同时，此轮失业潮还将引发劳动力的代际退出。由于学习成本和时间成本的约束，大量40岁以上的劳动力在技能更新的调整中将无法适应未来的市场需求，从悲观的角度来看，将涌现出新一代的“4050”人员，从乐观的角度来看，中国代际收入的差距在此过程中将得到改善。从家庭部门来看，中国新一代青年必须担负起“赚钱养家”的责任，否则上一代劳动力就业岗位的调整将对家庭收入产生较大的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在中国人口红利优势逐步下降的大背景下，此轮失业潮有可能导致结构性劳动参与率的进一步下降，将对推动人口红利潜能的释放造成一定的负面影响，必须强化就业转岗的引导和培训，避免短期失业向永久性退出劳动力市场转变过程中的资源耗损。
　　1.结构性与周期性因素叠加，企业倒闭潮如期而至
　　2016年中国经济将面临结构性与周期性因素叠加的双面挑战。一方面，决策层开始着手推进对中国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累积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进行系统性修正；另一方面，货币、债务与产能的周期性调整将在2016年触底，真正意义上市场出清的大幕正在拉开。债务出清、需求萎缩、效率挤出、政策调控四大因素将加速企业的破产倒闭，经过此轮的深度调整，部分行业和企业将永久退出市场。
　　1.1 债务-通缩与金融加速下的产能出清与影响
　　本次产能出清及企业倒闭潮无可避免，我们更为担忧的是“债务-通缩”（费雪）的循环加速机制，在“金融加速器”（伯南克、克鲁格曼）的效应下，企业经营性现金流、利润与还债能力之间的风险敞口正被快速放大。在金融加速器效应自我实现的引导下，引发企业债务风险蔓延和倒闭潮的过调，可能造成国内区域性的金融风险，并形成“资产负债表衰退”。
　　随着企业债务总额与CPI、PPI与经济增长率之间缺口越来越大，债务-通缩的循环效应已经在加速。一旦费雪的“债务―通缩”循环机制在市场中不断蔓延、强化，中国经济的系统性崩坏将就此展开，引发结构性与周期性叠加的宏观经济大规模整体过调。只有通过主动出清，才能形成对部分优质产能的保护，避免宏观过调对经济根本的伤害。
　　在现代金融规则体系内，负债率越高、效益越差的企业的信用越差、银行惜贷抽贷动力越强、企业融资能力越低、融资成本越高。实际上，过去两年在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出口企业集中的地区，金融机构针对出口批零企业违约下的联保互保贷款清缴较为普遍。造成一家企业出问题，连带很多家企业，一倒一大片，造成企业债违约的“火烧连营”或“连环雷”局面，成为当前民营企业债最大、最集中的风险区域，以及最容易引发区域性金融风险的区域。
　　金融机构对联保联贷的清理，并引发企业倒闭潮和债务链的蔓延，使得金融加速器效应已经表现得淋漓尽致，甚至已有过调的趋势。此轮金融加速器效应并不完全因为企业竞争效率不够（大多数倒闭企业为当地出口的龙头企业），更多是联保、联贷等债务链作用引发的通缩和信用收敛引起的，导致大量仍具备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被债务拖垮。
　　联保联贷、债务链的蔓延已构成了费雪的“债务-通缩”情况下，按金融加速器效应的自我实现，形成资产负债表式的衰退。必须通过产能出清的方式，打断金融加速器的螺旋恶化循环，然后才能打断债务-通缩链条的传导。只有产能和债务出清前提下的货币宽松、汇率调整才能对经济复苏产生积极的正向引导。如果此次产能出清依然再羞羞答答，很有可能通过金融加速器形成的循环性风险，产生周期性和结构性叠加的宏观经济整体大规模过调，并引发系统性危机。而本轮结构性调整已经延缓了整整5年，此次通过供给侧改革的产能主动出清，才能避免过调，才能形成保护一部分优质产能。而本次出清从更大层面证明，结构性调整不能依靠周期性政策来给予改变。
　　1.2 债务性出清加速高负债旧产能的破产倒闭
　　供给侧改革加快存量债务结构性调整步伐，高负债运营的资金来源被斩断，缺乏正现金流支撑的企业将被推向破产倒闭。“新常态”下供给侧改革的启动，标志着09年以来超额信贷支撑的周期性调控政策的失败。面对中长期债务偿付高峰期的来临，这一次中央决定直面问题，不再对效率低下的僵尸产能输血，围绕去产能、去库存、去杠杆、降成本、补短板，加快存量债务的结构性调整，推动市场出清。
　　首先，债务展期无望、现金流无法覆盖债务成本、资不抵债的产能过剩型企业将首当其冲。
　　一方面，对经济危机预估不足的民营中小型产能企业在等待复苏的路上被债务拖垮。2009年“四万亿”计划的刺激和全球补库存周期的阶段性复苏，给传统出口型产能企业造成了周期性调整的错觉，大量企业选择进一步追加投资迎接新增长，随着欧债危机的来临、美国经济二次探底、全球性衰退逐步加深，过去五年高成本的资金、低收益的经营不仅使企业在等待复苏的路上耗尽了过往的财富累积，更背负了沉重的债务负担。随着中长期债务偿付压力的加大，银行有针对性的信用收缩，使这些企业的融资来源彻底被斩断，破产倒闭不可避免。
　　另一方面，一哄而上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面临投产即倒闭的宿命。响应国家号召、享受政策扶持、配备超额信贷支撑，以光伏产业为代表的战略新兴产业短期内快速集中上马，三年内就实现了从供给不足到产能过剩的跨越，企业尚未收回投资即陷入被淘汰的困境。与此同时，原油等传统原材料价格的历史性低位，更使光伏产业的价格劣势凸显，预期盈利无法兑现，三到五年期的财务规划被现实打乱，从新兴产业到过剩产能的信贷条件已经不允许此类企业进行新一轮的债务置换，预示着大量时运不济的新兴企业被三振出局。
　　其次，失去政府支持、财政输血、长期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也将被作为推动市场性破产清理的示范。危机后信用收缩、资金稀缺的周期，国有企业凭借特殊的身份优势，不仅获得了地方财政稳增长的财政输血，还获得了银行信贷投放的青睐，但是这些资金大量被用于日常运营的维持，企业的经营能力和核心竞争优势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善，随着近两年地方政府财政债务的清理整顿，以及对融资平台的信贷约束，国有企业的债务问题充分暴露。正如习总书记在重庆调研中所指：“制约中国经济发展的因素主要方面在供给侧”，未来一年长期经营不善的国有企业或将成为中央推动市场性破产清理的试点和示范。
　　第三，过去三年进行大规模扩张的二、三线城市的中小型地产类企业，在房价持续下跌、库存不断攀升中，终将死于资金链断裂的地产癌症。在2009年房价直线攀升的刺激下，在地方政府加速土地出让的推动下，在货币超发的支撑下，房地产企业投资规模随着开发建设规模的扩张成倍放大。过去一年来，二三线城市房价下降的压力日益加大，库存规模需要几年的消化，在2016年中央化解房地产库存的指导下，相信针对地产企业的信贷投放将愈发谨慎。大量缺乏直接融资渠道、实力欠佳的中小型地产企业将在消化库存的路上因为资金链的断裂而终结。
　　1.3 需求端萎缩加速贸易型和传统服务企业的破产
　　从国际市场来看，危机后补库存周期的结束后，全球再平衡的结构性调整推进迟缓，新增长的动能尚未建立，外需疲弱依旧是未来一年的主题；从国内市场来看，从“三期叠加”到“新常态”下，内需扩张的动力依然不足，需求端刺激收效甚微；内外交织、周期性调整与结构性问题并存，企业过去累积的财富在缓慢的市场收缩中逐步耗尽，终究难以抵御破产倒闭的命运。
　　首先，外需收缩、国际竞争加剧使出口型企业举步维艰。全球经济在超宽货币支撑下，在2009年―2011年实现了短暂复苏反弹，但是受制于长期就业不足、财政收缩、人口老龄化等问题，需求萎缩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善，国际贸易自2012年以来持续走软，2015年在收缩的边缘徘徊。同时，随着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国家产业转移的加速，中国出口型企业的成本优势不再，更重要的是，2013年以来美元加息预期下，新兴市场国家货币加速贬值，进一步压缩了中国出口的优势。
　　过去一年来随着国际贸易陷入萎缩，国际贸易保护和摩擦加剧，针对中国的“双反”措施频频出台，2016年中国出口的形势将更加严峻。作为应对，中国政府为了维持国际市场的竞争优势，预计也将进一步推动人民币贬值，但是一批低端加工贸易型中小企业终将难以熬过需求收缩的严冬。以服装、鞋帽、小家电为代表的劳动密集型、轻工产业或外迁，或破产；“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与之相配套的上下游关联产业也难以幸免。以出口制造业为主的东莞、佛山、温州等城市工业园区门可罗雀、GDP增速骤降，即是这一后果的体现。
　　其次，三驾马车整体失速，提振内需受挫，房地产、钢铁、水泥等传统基础性支撑行业的企业生存环境进一步恶化。2012年以来，经济二次探底的风险步步紧逼，净出口由正向拉动向转向负增长，遗憾的是投资和消费不仅无法弥补净出口下滑的增长缺口，在内需不足的情况下增速下滑并穿透十五年来的最低线，投资和最终消费增长率都不足10%。房地产作为内需拉动的重要支撑，量价双双下滑的风险限制了新增投资的意愿，钢铁、水泥、建材等相关行业受此影响，产能利用率继续下滑跌至60%，整体行业在亏损的生死线上挣扎。
　　同时，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率持续下滑，生活性服务业的景气指数大幅下滑。2008年以来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速从22.7%跌至今年10.7%的超低位，同时网络消费的渗透率的快速提升对传统消费形成了强势挤压的态势，实体商业出现大面积倒闭关店潮。
　　1.4 效率提升与模式转型加剧企业间优胜劣汰的竞争
　　在债务出清和需求萎缩的现实压力下，企业间的市场竞争进入白热化的阶段，优胜劣汰不再是口号，转型升级已经从宏观调控思路渗透到微观企业的经营策略，效率提升的速度直接关系到明天企业的生死存亡。在未来一年，效率型挤出将成为实现发展水平中高端的重要一步。
　　首先，债务压力高企、市场需求萎缩，以效率为核心的成本领域成为企业之间血拼的主战场。运行效率高的企业，可以运用降低产品价格、适度收缩中低端战线、提升产品档次满足升级需求等多种方式，尽可能保证自身的持续运营；相反，去产能、去库存进程中，效率低下、成本较高、产品更迭速度慢的企业或部门，将在危机中被挤出市场。在此过程中，不排除企业通过并购重组进行产能和债务的整合，实现总体效率的优化。
　　其次，经济下滑周期内要素资源更倾向对高效企业部门的集中配置，低效部门在市场资源配置过程中被加速淘汰。理性市场的竞争从来都是锦上添花，在结构性调整周期中这一特征更加显着。盈利能力越强、规模越大、市场占有率越高、技术水平越先进的企业越容易获得资本的青睐，无论在直接融资市场还是信贷市场都更容易获得低成本、大规模的资本金，相反，未来一年低效企业甚至直接被排斥在资本配置的候选名单之外。同理，新技术的应用、高素质人才的集聚亦是如此，优势劣汰不仅仅存在于市场的直接拼杀，结构调整将这一进程前置，在优化资源配置的效率的进程中将低效部门扼杀于无形。
　　最后，新兴技术和商业模式的迅猛发展对传统企业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以互联网经济为代表的新兴发展模式颠覆了传统产业的资源配置、需求实现、管理运营的方式和手段。随着经济下行周内供需关系的转换，工业时代以生产为核心的产业上下游组织方式以及以分工协同为主的交易模式已经无法适应消费时代的逻辑，产业正在从终端消费者出发、围绕中心节点企业以扁平化的网络配置模式重塑，产业集群正在被寡头集群所取代。小米手机对山寨手机的挤出、乐视超级电视对传统白色家电行业的挑战历历在目，淘宝、天猫、京东对大型商业综合体的瓦解势不可挡。
　　这是一个颠覆的时代！这是一个穿越的时代！无法完成迭代的恐龙终将被留在过去！
　　1.5 政策性调控将“三高”企业和不规范平台公司判了死刑
　　经过三十年的快速发展中国已经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资源过度消耗与环境破坏式的开发利用模式已经难以为继。2016年将是中国践行发展模式转型的新起点。“十三五”规划建议正式提出了“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同时习近平主席出席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并发表题为《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的重要讲话，全面阐释了中国对全球气候治理的看法和主张，彰显了中央全面治理环境的决心。
　　首先，2016年一系列新法规、新标准的实施直接将部分企业挡在市场大门外。随着《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资源税暂行条例》、央行绿色金融债的推出，针对高污染、高耗能及资源性行业的去产能的政策工具已基本齐备。即通过明确区域功能定位、地方产业发展实际与环境质量状况、资源能源节约和污染物排放指标，分区域明确落后产能淘汰任务、倒逼产业转型升级的中国行政指令将会成为政策性调控的主要手段。加大环保、能耗、安全执法处罚、绿色金融的执行力度，及全国范围内的产能过剩行业的区域调控，引导大量分散式的小型工业企业产能出清；推动跨地区、跨所有制企业兼并重组，在当前实际国情下，似乎是最高效的。
　　其次，针对过剩产能的行业性淘汰任务清单将加速企业的退出。针对钢铁、水泥、电解铝、平板玻璃等21个重点行业的“十二五”落后产能淘汰任务、重点淘汰地区，将在2016年、2017年全面推行，这些行业的企业或倒闭、或兼并、或重组不可避免。
　　此外，基于债务清理和风险防范的政策性调控将集中清理部分不规范的平台公司。2015年以来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债务的规范和监管收紧，明确剥离了地方融资平台公司的融资功能，随着这些平台公司债务清理和业务整合，部分平台企业将退出历史舞台。同时随着金融监管政策的收敛，不规范的互联网金融平台、投资理财公司等将面临被关停整顿。
　　2.行业性失业潮在所难免，人口红利加速折损值得关注
　　企业倒闭潮正在引发新一轮的行业性失业潮，从民营出口部门到国有基础性行业、从低端生活性服务业到生产性服务业，从东南沿海轻工制造部门到东北重工业和山西资源部门，改革开放三十年以来中国最严峻的失业潮正在酝酿。
　　但是令人担忧的不仅仅是短期失业率的走高，在中国人口老龄化加速、人口红利逐步消失的情况下，以劳动参与率的提升和就业人口素质的改善对冲人口红利下降，是中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重要一环。
　　此轮失业潮可能导致部分劳动人口尤其是中老年体力劳动部门的农民工就此永久退出劳动力市场，结构性就业退出将导致经济复苏过程中“民工荒”等问题的重演，对于中国竞争优势的折损不言而喻。因此，面对失业潮政府必须采取必要的措施加强对劳动力市场的干预和引导，通过就业培训与指导，以结构性转移减缓失业潮对长期劳动人口规模折损的影响。
　　2.1 本轮结构性失业潮将导致工种消失和技能出清
　　企业倒闭潮引发新一轮失业潮的纵深扩散，以及互联网崛起对传统中间形态行业的彻底挤出，这次的失业与传统周期性失业形成了明显的区别。通常传统的失业是因为产能出清，但不会造成行业性的垮塌，岗位依然存在，就业技能依然有用，可以通过不饱和就业等措施减缓和改善。但这与我们此轮的失业潮明显相悖，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这是一次由于经济结构不适应导致的结构性失业潮，经济分工的调整将会导致目前既有工种、技能岗位的消失，技能的出清预示着旧一代劳动力30年工作经验的积累就此沉默。劳动力大军技能的结构性退出，在人口红利消失的情况下，会形成技能型失业。
　　从人力资本层面看，由于既有在行业中自我懈怠，自我消耗的内卷化效应和学习能力的退步，大部分被挤出和替代的劳动者将面临被社会出清的窘迫压力。正如98-2002年的结构性调整过程中，纺织行业的技术迭代、流程管理的再造、岗位的流失下，大量东北纺织女工在下岗后，被迫选择自住型创业（开饭馆），或充当清洁工人、洗脚按摩工等服务型工种向下就业。
　　从劳动生产率层面看，由于无法重回原有的劳动力市场，大量劳动力被迫进入低技能或无技能的劳动力市场。转型期劳动力供应总体的下降，低技能岗位的再就业，会造成整体劳动生产率的降低，并引发GDP在劳动生产率出清后的下滑。正如大量纺织女工从事洗脚工，会造成效率和产能的下降，而这一下滑只能依靠时间和新劳动力带来劳动生产效率的提升进行对冲和恢复。
　　从代际层面看，本次失业潮将会形成代际出清，大量中年（40-50岁年龄段）劳动者将很难回到原有的就业岗位，形成一次就业岗位层面的代际出清。由于上一轮财富主要以出口制造业利润和房地产等资产泡沫积累形成，40-50岁年龄段群体因此获得大量的财富积累，具有明显的代际冲突；本轮就业岗位的结构性出清，将会对上一轮的代际扭曲再扭曲，对上一轮的财富积累进行回归收敛，在社会内部形成新的平衡。
　　从家庭层面看，以互联网、新技术为主的产业将是未来劳动生产率较高的行业。随着上一代人就业岗位的出清和低水平的就业，中国的家庭将面临很大冲击。而以80-90为代表的新就业行业群体，将替代从事房地产行业的上一辈，必须扛起家庭就业和收入的责任，避免成为危机下逝去的一代。提高劳动生产率，扭转GDP下滑趋势，也意味着新兴行业和80后一代需要成为肩负重托的希望所在。
　　2.2 国企基础性行业下岗潮再现
　　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把“化解过剩产能”列为2016年结构性改革任务之首。国务院会议此前为去产能定下了任务表和时间表，基本给出了僵尸企业的范围，关停国有“僵尸企业”将立即造成相关企业员工失业。同时，随着2016年国有企业改革的深化，围绕企业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新一轮的国企裁员潮、下岗潮也将再现。IMF一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报告估计，加快精简国有企业和产能过剩行业，可能让短期失业率增加0.5-0.75个百分点。
　　首先，根据去产能的任务表初步测算，僵尸企业关停将导致600余万人失业。根据兴业证券分析师的测算，2015年10月末，煤炭、黑色金属矿采选、有色金属矿采选、造纸和纸制品业等九个产能过剩严重的工业行业就业总人数2731万人，占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就业人数的29%，工业行业就业占第二产业的比例67%，第二产业占总就业的比例30%，可以推测九个产能过剩行业占就业总人数的比例5.6%。假设极端情形，当前亏损企业在未来两年（即 2017 年底前）全部关闭，新增失业564 万人，年均新增 282 万人，考虑相关上下游配套企业的关联就业，这一数字将超过600万。从行业来看，煤炭、化纤、黑色金属冶炼的从业人员最多，影响程度相对更大。
　　其次，随着国企改革的深化，隐性裁员潮将不可避免。面对2015年三季度以来中国就业市场减员的现象，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相关工作人员表示，我国企业目前减员人数虽然有所上升，但因企业经营不善所造成的经济性裁员占比很小，仅有2.6%，这一轮国企改革所引发的减员也和上一轮不同，不会引发下岗潮。但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2015年7月份的一项中国劳动力市场研究称，保持过于庞大的员工数量，国有企业正在拖累总体经济的进展。虽然国有企业囤积劳动力，可能抵消经济放缓对就业的负面影响，但是长期依赖这种做法，会削弱劳动力的弹性，导致分配效率低下，限制生产率的提高。随着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在维稳的基础上，新一轮国企减员增效将采取更加隐蔽的方式有序推进。
　　2.3 行业衰败引发特定区域大面积失业
　　过去一年来，中国经济增速放缓的过程中，经济下滑的重灾区已经从东部沿海地区转向重工、重化行业集中的东北和中西部等资源型区域，随着相关行业企业的关闭停产，大面积失业潮将对以上区域政府维稳产生巨大的政治压力，这些区域产业能否振兴，失业率下行能否扭转，不仅仅是经济、是产业的问题，更是政治、信心和稳定的问题。
　　东北省会城市平均失业率达到7%，超过全国平均水平2个百分点。2015年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速，除了山西为负数外，其余比较低的就是东北三省了。受工业放慢的影响，东北地区工业企业就业人数减少，省会城市平均失业率出现了较高的情况。根据国家统计局专家公布的数字，今年上半年，东北地区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下降2.2%，降幅比一季度扩大0.6个百分点，规模以上企业就业人员下降9%。2015年上半年，东北地区的省会城市平均失业率在7%左右，比全国平均水平高2个百分点左右。随着年过剩产能的进一步清理淘汰，预期东北地区失业率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
　　山西作为中国反腐与经济的重灾区，短期内经济负增长的态势难以扭转，预期2016年隐性失业将逐步向显性失业转变。山西是中国的缩影，是我国高物耗、高能耗、高污染的粗放型经济模式的典型代表。长期以来，山西形成了煤炭、化工、钢铁、水泥等主导产业，集聚了大量的就业人口，创造了大量的税收，但不幸的是，这些产业均属于严重产能过剩的行业，不但不受国家鼓励，而且在市场的恶性竞争下快速走向衰落，由于这些产业占到山西经济规模的80%以上，与山西经济一损俱损，如果这些产业走向衰落，可以预见的是，随着企业的倒闭，大面积失业潮将在所难免。目前来看随着企业的经营风险和成本愈来愈大，利润持续下降，降薪、停产和破产的企业将快速增多，最具有象征意义，社会影响最大的是前山西首富李兆会的家族企业-海鑫集团，日，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正式批准其破产。2015年以来，阳煤集团等省属大型煤炭企业也已经出现拖欠工资现象，职工打趣说，要“保四争六”，即至少保证发4个月发工资，力争发6个月工资。预计随着2016年过剩产能的清理，以上不饱和就业等形式的隐性失业将逐步过渡为显性失业。
　　2.4 服务业失业从低端向高端蔓延
　　随着经济结构的深度调整和增长的全面失速，与08年相比，此轮失业潮正在从制造业部门向服务业部门蔓延，从中低端蓝领就业岗位向中高端白领就业岗位蔓延。
　　首先，需求端萎缩、效率型挤出导致的城市生活性低端服务业的企业倒闭潮、关店潮，城市低端服务岗位的需求正在大幅缩减。受八项规定等政策的影响，城市餐饮业尤其是高端餐饮企业、高端消费性服务会所大面积倒闭，服务员、保洁、厨师等岗位大幅削减。随着汽车限购条款的升级，大型城市4S店的扩张放缓甚至收缩。受电子商务、互联网商业的影响，批发零售市场、大型商场、实体购物门店纷纷倒闭，相关从业人员增速放缓甚至出现下降的趋势。当然，结构性就业转移的机会仍在，快递行业、家庭养老服务等领域就业岗位随着相关需求的增长依然有一定的扩容空间，但是更加专业性岗位培训是必须的。
　　其次，经济下滑周期，外资企业撤资、大型企业战略性收缩导致的裁员潮蔓延。大型跨国企业部门通过战略性收缩、全球业务重组，放缓了对新兴市场国家的市场开拓步伐，从高级管理人员到技术性岗位的收缩从个案走向常态，甚至整个部门被裁减。根据中国欧洲商会的调查，由于中国经济增长速度已下滑至近25年来的最低水平，四分之一的驻华外企正在计划裁员。
　　第三，实体经济部门的业务收缩引发生产性服务业部门的需求萎缩，中高端专业服务岗位的裁员潮蔓延。以房地产业为例，随着房地产投资、开发建设的缩减，相关的建筑设计、公关、广告营销订单大幅下降，直接影响相关服务企业的业务规模和收入，继而引发专业服务岗位的减少。另一方面，部分企业为了压缩成本，采取了就业岗位的结构性调整策略，大幅削减高薪酬部门和高端人员的比例，补充薪酬水平较低的一般性服务人员，引发高端部门的结构性失业潮。相似的逻辑同样适用于技术服务、传媒产业、咨询、商务服务等高端服务领域。
　　第四，双创热潮退去的失业大军在路上。双创热潮创造了就业岗位，但这些岗位的稳定性值得商榷。抛开双创对隐性就业的贡献度（我们更加认为这是财富的代际转移），众所周知企业创新的成功率极低，5-10%绝对是高估，过去一年获得A轮融资的企业就倒闭了90%以上，大量没有熬到A轮的企业基数将更大，随着梦想的破灭，显性的失业是不可回避的问题。以互联网金融业为例，过去三年的快速发展成功吸引了传统金融领域大量专业人士投身其中，但从2016年来看，互联网金融将经历一番大浪淘沙式的洗盘，能够留下继续鏖战江湖的寥寥，曾经的专业人士们将何去何从值得关注。
　　统计数字虽然准确但是很难让我们还原到现实，作为一个验证参考，大家晚上到CBD高端写字楼观测一下关灯指数吧，经济高速增长期哪里通常昼夜灯火通明。（来源：园区中国）
编辑：wulingy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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