背景/庚子赔款
庚子年〔1900〕侵华，清政府与德﹑法﹑俄﹑英﹑美﹑日等11国驻华公使，于日在北京签订了《辛丑条约》。其中第六款规定，赔偿各国关平银4.5亿两，年息4分（4%），分39年还清，本息合计两，以关税﹑常关税和盐税作抵押，通商口岸的常关也归海关管理。这项巨额赔款使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半封建主义社会。各国的分配率以俄国最多，计28.97%，德20.02%，法15.75%，英11.25%，日7.73%，美7.32%，意5.91%，比1.89%，其余都不足1%。还本付息定在上海办理，先由汇丰﹑德华﹑道胜﹑汇理﹑正金五银行经收。次年美国在上海设行，参加组成委员会，所收本息摊交各国所定银行。清政府以关税收入仅能抵偿旧借外债，为筹还赔款计，将年额2121万余两摊派各省﹑关，从而引起田赋﹑丁漕﹑粮捐﹑契税﹑当税﹑盐斤加价﹑关税﹑厘金﹑统税和各种苛捐杂税的不断增加。在偿还该赔款时银价跌落，各国坚持按“应还日期之市价易金付给”，到1905年，镑亏积欠120万英镑(合银800万两)。4月26日清政府为支付这项差额，向汇丰银行借款100万英镑，年息5厘，20年还清，本息合计1525000镑。以关税及省烟酒税厘金作抵，债票按97%在伦敦发行，市价99%～103%。这项借款实际是庚子赔款的追加负担。1909年起，美国将所摊浮溢部分本利退回，充作留美学习基金，到1924年6月退回余款本利1250余万美元，作为中国教育文化基金。1917年12月起，大部庚款缓付5年，德奥部分因战败取消，和俄国缓付部分，都拨作国内公债基金。1924年5月底苏联政府声明放弃俄国部分庚款，于清偿所担保债务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1925年法﹑日﹑英﹑比﹑意﹑荷等国都先后声明退回赔款余额，并订立协议，充作办理对华教育文化事业，或充作外国银行营业费用和发行内债基金之用。这种退回庚款的实际使用，大都由中外合组的管理委员会主持。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清亡以后继续利用庚子赔款选拔留学生。1949年掌管“清华基金”的杰出教育家梅贻琦先生到台湾后，又利用这笔款项创办了新竹。随后，英国、俄国等国也有庚子赔款，也是用于教育，具体多少钱无法准确核实了。
辛丑条约/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部分列表1900年，中国的庚子引致八国联军武力干涉。1901年9月7日上午，清廷全权代表奕匡和与11国代表签定了《辛丑条约》。《辛丑条约》第六款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的军费、损失费4亿5千万两白银，赔款的期限为1902年至1940年，年息4厘，本息合计为9亿8千万两，是为“庚子赔款”。其中俄国以出兵满洲，需费最多，故所得额最大，为1亿3037多万两。中国当时的人口大约45000多万人，庚子赔款每个中国人被摊派大约一两银子。《》中规定，清政府向西方八国共赔款白银4亿5千万两，美国应得到其中的3200多万两，折合2400多万美元。在其后的年“付金付银”交涉和年的金法郎案交涉中，中国背负的赔款又增加了800万两和7000万两白银。
赔款数额/庚子赔款
西方各国要求中国赔款的理由包括：1、支付出兵战费及利息；2、赔偿各国侨民、传教人员、商人及企业损失；3、赔偿各国教会损失；4、赔偿中国教民损失。四亿五千万两的数目是以当时中国人口估算值（4.5亿）为基础，按每名中国人赔付一两的数目来确定的，带有羞辱性质。这笔赔款被称为“大赔款”，此外还有17个省的中国地方官绅分别与各国领事、教士、教民协商议定了纹银22,272,708两的地方赔款。其中5,386,000两归入大赔款。地方赔款的实际支付额为纹银16,886,708两，被称为“小赔款”。庚子赔款总额为关平银四亿五千万两，约合当时的3.33亿美元、或7161万英镑、或6.3亿日元、或9.7亿卢布。赔款年息为四厘（4%），分三十九年还清，本息共计九亿八千二百二十三万八千一百五十两（982,238,150两）。
赔款分配/庚子赔款
在庚子赔款4.5亿两纹银的分配比例中，俄国所获最多，达2.84亿卢布（包括中东铁路损失7000万卢布、直接战费2亿卢布及利息1400万卢布，赔款衍生利息未计算在内），占庚子赔款总数的28.97%；其次为德国，占总数的20.02%；其他各国的分配比例为法国15.75%，英国11.25%，日本7.73%，美国7.32%，7.32%，比利时1.89%，奥匈帝国0.89%，荷兰0.17%，西班牙、葡萄牙、瑞典和挪威四国各占0.025%。各国赔款分配比例，除考虑到出兵数量、战费支出多寡以及财产损失外，德国因其外交官克林德遇害故要求巨额赔偿。法国为中国天主教会保护国，因此其所得赔款（主要为“小赔款”）中，有一部分用于修缮被毁教堂，以及支付给中国遇害天主教教民遗属，作为抚恤金。
各国退款/庚子赔款
美国退款1904年12月上旬，中国驻美公使梁诚就中国的赔款是用黄金还是用白银一事，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据理力争。谈话间海约翰透露出一句：“庚子赔案实属过多。”这一信息立刻被梁诚捕捉。这说明美政府已发现其有关部门在上报庚子之乱的损失之中，有“浮报冒报”的现象。梁诚非常机敏地放弃了谈判战略，不再去和海约翰纠缠赔款用金还是用银的了，而是“乘其一隙之明，籍归已失之利”。于是他不放过任何机会，在美国国会及议员中四处游说退还不实赔款。1906年初美国伊利诺大学校长爱德蒙·詹姆士送呈总统西奥多·罗斯福一份备忘录，要求美国政府加速吸引中国留学生到美国去。同年3月6日美国传教士明恩溥到白宫进谒罗斯福总统。他建议总统将中国清政府的庚子赔款退还一部分，专门开办和津贴在中国的学校。1907年发表《今日的中国和美国》一书，他在书中指出，应该多让一些中国知识分子去美国留学。在明恩溥等人的推动、鼓吹下，罗斯福给国会提出了一个谘文，指出：“我国宜实力帮助中国厉行教育，使此巨数之国民能以渐融洽于近世之境地。援助之法宜招导学生来美，入我国大学及其它高等学社，使修业成器，伟然成才，谅我国教育界必能体此美意，同力合德，赞助国家成斯盛举。”日，美国国会通过罗斯福的谘文。同年7月11日，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向中国政府正式声明，将美国所得“庚子赔款”的半数退还给中国，作为资助留美学生之用。留下的那部分“实应赔偿”，内容包括美国出兵中国的军费赔偿及美在华商人与传教士的损失赔偿。当时为什么美国人想用退赔的庚款办学呢？美国伊里诺大学校长詹姆士在1906年给罗斯福的一份备忘录中声称：“哪一个国家能够做到教育这一代中国青年人，哪一个国家就能由于这方面所支付的努力，而在精神和商业上的影响取回最大的收获。”“商业追随精神上的支配，比追随军旗更为可靠。”因此他敦促美国政府采取措施通过吸引中国留学生来造就一批为美国从知识和精神上支配中国的新的领袖。日，两国政府草拟了派遣留美学生规程：自退款的第一年起，清政府在最初的4年内，每年至少应派留美学生100人。如果到第4年就派足了400人，则自第5年起，每年至少要派50人赴美，直到退款用完为止。被派遣的学生，必须是“身体强壮，性情纯正，相貌完全，身家清白，恰当年龄”，中文程度须能作文及有文学和历史知识，英文程度能直接入美国大学和专门学校听讲，并规定他们之中，应有80%学农业、机械工程、矿业、物理、化学、铁路工程、银行等，其余20%学法律、政治、财经、师范等。美国用心良苦的教育计划，成效卓然。考取庚子赔款（胡适是第二批）而留美的中国学生，在后来的几十年间成了中国学术界最闪亮的明星，而他们的言传身教，又深深地影响了后来者。到了30年代，美国已超过日本，成为中国留学生最多的国家。而同时，美国人在中国建立了12所教会大学，这其中包括赫赫有名的燕京大学。教会医院则出现了协和医院，洛克菲勒基金会则资助了中国学者们的农村调查与考古行动。英国退款1926年初，英国国会通过退还中国庚子赔款议案（退款用于向英国选派留学生等教育项目），即派斯科塞尔来华制定该款使用细则。当时，胡适是“中英庚款顾问委员会”中方顾问。苏俄退款1917年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苏俄政府宣布放弃帝俄在中国的一切特权，包括退还庚子赔款中尚未付给的部分。俄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将取消，而所有这些的交换条件只有一个：北洋政府承认新生的苏维埃政权。1924年5月，两国签订《中俄协定》，其中规定退款用途，除偿付中国政府业经以俄款为抵押品的各项债务外，余数全用于中国教育事业，由中苏两国派员合组一基金委员会（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负责处理。法国退款法国庚款退还余额总数为39.158万余法郎，折合美金为7.555万余元。此项余额总数，按照协定自日起，至1947年止。逐年继续垫借中法实业银行，作为该行发行五厘美金公元担保。而中法实业银行即以此项美金债权，充作四项费用之用：1．换回远东债权人所持之无利债券；2．办理中法间教育及慈善事业；3．代缴中国政府未缴清之股本余额；4．拨还中国政府所欠中法实业银行贷款。1920年初，李石曾与蔡元培、吴敬恒，利用庚子赔款，创办中法大学于北京。先生任董事长，蔡元培任校长。同年冬，蔡元培与先生再度赴法，与法国里昂市长赫礼欧，里昂大学医学院院长雷宾等，合作设立里昂中法大学协会，决定在里昂成立中法大学。其他国家退款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英、法、俄等协约国劝说中国参加协约国对德作战，借此打击德国在远东的利益。为此中国曾向各国提出缓付庚子赔款，希望延付10年，日、意、俄等国都表示同意。1917年8月，中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当年即停付德国之赔款。1919年凡尔赛和约第128款规定德国放弃日以后的赔款，德国赔款即告终止。奥匈帝国瓦解后，奥地利和匈牙利分别于1919年和1920年放弃所占奥匈帝国赔款也至此结束。俄国的庚子赔款，先后经过缓付、停付，最后声明放弃。1917年俄国发生十月革命，中国开始考虑停付俄国庚款。1920年苏俄政府下令取消内外国债，冻结存款。1924年中俄双方签订解决悬案大纲协定，苏俄政府表示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并声明该款所担保的各种优先债务清偿后，完全充作提倡中国教育款项之用。至此，俄国赔款也告结束。比利时在1925年订立中比协定退还庚款。意大利于1933年订立中意协定，退还庚款。荷兰在1926年将庚款全部还给中国，但指定用于水利事业65%，文化事业35%。日本的退款，发生的波折和争执较大，日本始终坚持以挪用庚子赔款的手段，在华搞所谓的“文化事业”，1923年至1936年的部分事业略具亲善旨意。从中可以看出美国与日本在侵华中的矛盾。日本的退款中国无一团体申请到补助。其次是用于留日学生的补助。三是用于日本在中国设立的学术研究机构及中日文化交流。1936年以后则用于侵华战争。实际赔款数目《辛丑条约》的赔款总数在10亿两以上，后来由于形势的发展，经过延付、停付及退还，实际赔款并没有达到这个数目。据历史资料统计，至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发出通告宣称停止支付庚子赔款为止，年这37年间，庚子赔款总计实付之数为6.64亿海关两，扣除美英等国退款等，中国实际支付给帝国主义的赔款数额共五亿七千六百多万两，约占总数的58%。
赔款的使用/庚子赔款
庚款奖学金1909年所设立的“庚款奖学金”以后开始，中国学生大批来美留学。原来美国国会于1908年通过一条法案，决定退回中国在1901年（庚子）为八国联军赔款的余额——换言之，即美国扣除义和拳之乱中所受的生命财产等实际损失和历年应有的利息以后的额外赔款。美国决定退还赔款之后，中国政府乃自动提出利用此退回的款项，作为派遣留美学生的学杂费。经过美国政府同意之后，乃有庚款的第一批退款。1924年，美国国会二度通过同样法案，乃有庚款的第二次退款。这样才成立了“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简称“中华基金会”。这当然又是另一件事了。由于庚款的第一批退款，经过中美两国政府交换说帖之后，乃有第一批所谓“庚款留学生”赴美留学。第一届的四十七人之中包括后来的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以及其他后来在中国科技界很有建树的许多专家。第二届七十人是在1910年在北京考选的，然后保送赴美进大学深造。另外还有备取七十人，则被录入于1910年至1911年间所成立的“清华学校”，作为留美预备班。宋旭轩曾对庚款留学史作过一番简明扼要的记述。据宋文，美国于1909年至1917年间退款实额如后：：每年美元：每年美元.42美元：每年790196美元：合计美元据胡适口述，以“庚款”作中国学生留美费用，系出自中国政府“自动提议”，亦与宋文所引伯顿（CorneliusH.Patton）之言不符。赔款与山西大学山西大学其实，早在美国政府同意用庚子赔款建立“留美预备学校”之前，庚子赔款就已经用在中国高等教育。1901年9月，清政府与八国代表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辛丑条约》议定，清政府赔偿俄、德、法、英、美、日、意、奥八国及比、荷、西、葡、瑞典和挪威六“受害国”军费、损失费4亿5000万两白银，是为“庚子赔款”。在山西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积极筹划，利用庚子赔款的一部分，建立了山西大学堂。1840年之后，西方用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自清军入关以来闭锁的国门。西方的文化思想与生活、生产方式迅速传入中国。其中，传教士作为传播的媒介载体、西方在中国的代表，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因其宗教理想与当时的政治背景相互结合，其身份变得极其特殊。19世纪末爆发了震惊世界的义和团运动。山西也发生了杀死传教士和教民的山西教案。1901年，在义和团运动中，山西仇杀天主教主教、教士130余人，教案特别严重。在处理教案问题中，在山西传教的英国耶稣教浸礼会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Timothy）于1901年3月曾向清廷议和全权大臣李鸿章与奕劻提议，以“庚子赔款”中的一部分白银用于在太原创办一所近代中西大学堂，选拔全省优秀学子入学，学习近代学十年为止，设立学堂，教导有用之学，开导晋省人知识。李提摩太向英方提出，从庚子赔款中拿出50万两返还山西，用于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的屠杀的主要原因。今天的山西大学还有李提摩太的雕像。赔款与清华清华基金的由来中美双方商定，在北京由清政府外务部负责建立一所留美训练学校。于是，1909年6月，北京设立了游美学务处，这就是清华大学的雏形。1909年8月，内务府将皇室赐园---清华园，拨给学务处，作为游美肆业馆的馆址，学务处在史家胡同招考了第一批学生，从630名考生中，录取了47人，于10月份赴美。这就是后来庚款留美学生的由来。1910年8月又举行了第二次招考。400多人应考，最后录取了70人。这第二批庚款留美学生中，后来出了一个大名鼎鼎的胡适，他当年考了个第55名。同榜中还有后来的语言学家赵元任、气象学家竺可桢等。1911年初，利用庚款而专门为培养赴美留学生的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正式成立。在此后十多年间，据统计，由清华派出的留美学生就达1000多人。日，清华学校改名为清华大学，罗家伦出任校长。那一年开始公开招考留美公费生,1933年，又开始公开招考第一批庚款留英学生。美国的退款，产生了很大的国际影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北京政府于1917年8月对德奥宣战，并停付庚款。大战平息后，中国也涉足于战胜国的地位，各国都表示愿与中国“友好”，以便用和平的办法维护和扩张其在华利益，所以都紧步美国的后尘，陆续放弃或退回了庚子赔款余额。退款被广泛地应用到中国的教育文化事业和实业中。只有日本分文不退，用这笔钱财发展军备，建立教育，迅速成为20世纪的强盛帝国。1924年，美国国会通过决议，将其余的庚子赔款用于中国，成立“中国文教促进基金会”（或称“中国基金会”），掌管的金额为1254.5万美金，北洋政府任命了由10名中国人和5名美国人组成的托管董事会。其中的相当部分金额以奖学金的方式提供给清华大学。由于这样的一种特殊的经费来源和运作模式，清华从创建伊始，在诸多方面就已经具备了自己的一些特别的优势和办学条件，也因此而有别于国内的其他大学。这样的环境也给了梅贻琦治校在客观上奠定了一定的物质基础和提供了必要的办学条件。国外的历史学家评论道：“清华其成功的一大秘诀是，当其他院校求助于军阀政权不稳定的施舍时，清华的年度预算是有保障的。”这种观点虽暗含夸大美国所起的作用之意，但基本还是公允的。由于清华的经费来源较为充裕，使其办学亦有相当的自主性，这些条件又对治校方面自然产生一些影响，促进了清华在学校的管理制度方面和运行机制上逐渐地形成一套独立的、具有清华自身特点的东西，并由此产生了一些特殊的体制和风格，乃至后来清华校风与学风的逐步形成，都与此有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而这种特征较明显的反映出来的一个例证，即是20－30年代初期，清华大学出现的几次大规模的学校风潮。其中，清华校长多次易人，竟有十几任之多，甚至出现清华几年没有校长，由校务会议维持的尴尬局面。今日运作情况1949年，清华校长梅贻琦前往美国处理“清华基金”保管运用事宜。1956年，清华在台建校，梅贻琦借用清华基金利息补贴教授薪水，并兴建宿舍。清华基金的经费来源，是中华教育文化基金会代管庚子赔款的红利等。新竹清华大学校长陈力俊介绍，即使到当前，每年还收到庚子赔款支票。他说，外界常以为清华基金是两岸清华各取一半，但根据他和北京清华校长顾秉林的确认，证实这笔基金仅拨给新竹清华。
庚款问题/庚子赔款
日，为落实美国提出的庚款兴学计划，外务部、学部《会奏收还美国赔款谴派学生赴美留学办法折》，详细规定了派遣留美生的办法，包括：拟在京师设立游美学务处，由外务部、学部派员管理，综司考选学生、遣送出洋、调查稽核一切事宜。并附设肄业馆一所，选取学生入馆试验，择其学行优美，资性纯笃者，随时送往美国肄业，以十分之八习农工商矿等科；以十分之二习法政理财师范诸学。所有在美收支学费、稽查功课、约束生徒、照料起居事务极为繁重，拟专派监督办理。同年成立肄业馆。1911年4月，肄业馆改称清华学堂。辛亥革命后改为清华学校。设立该校目的是做为留学生的留美预备学校。学生经过8年的留美预备训练，在完成基础学业的同时，熟习美国的语言文字、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社会政治等。清华学校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将清华学校易名为清华大学，隶属教育部，不再是专门的留美预备学校，但仍在1929年遣派37名毕业生、考选10名专科生赴美留学。至此，清末民初的留美高潮回落，此后3年没有再遣派留美生。自此庚子赔款的大部功用转而资助清华大学设校之所需，于日中华民国与美方断交之前，此款专用来奖掖在台湾的清华大学之学子。
重要人物/庚子赔款
成立于1911年的清华大学(当时是清华留美预科学校)是以美国退回的庚子赔款作为经费开办的。鲜有人知的是，当年反复交涉、据理力争，从而促使美国退回多出的赔款，并提出将此款用于兴学育才从而促成开办清华大学的，是时任中国驻美公使的梁诚。梁诚(年)，原名巫旭，字一衷，广东番禺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教，1875年随清廷所派第四批留美幼童生赴美留学，时年仅12岁。1878年，入麻省安度华学校及安姆赫斯学院就学，后因清政府的留美幼童计划停止提前回国。
历史重现/庚子赔款
庚子赔款庚子赔款，是中国清朝政府在日与西方十一国签订的《辛丑条约》中所规定的赔款，因系针对1900年（庚子年）义和团运动而起，因此被称为庚子赔款。抓住时机《辛丑条约》规定，“八国联军”侵华中所得的庚子赔款原以白银(两)为单位，而实际偿付时，多数国家要求折成黄金偿付(这样对受款国有益，但势必加重中国财政的负担)。美国本来答应中国的要求，想带头允许清政府以“关平银”(清代虚银的一种，是海关征收进出口货物税时称量银两的标准)偿付余额，但遭到其他各国普遍反对时后，又变了卦。1904年底，清政府令梁诚向美交涉，要求以“关平银”偿付赔款。为此梁诚多次走访美国国务卿海约翰，晓以利害。海约翰被他打动，但仍以各国须保持一致为由予以拒绝。因海约翰谈话间说出“赔款原属过多”的话，梁诚抓住时机，一面要求美方带头核减赔款数目，一面驰报清政府，建议全力向美交涉，要求他们把所谓多余的部分予以退还。日(光绪三十年十二月十四日)，清政府外务部接到梁诚的呈文，备述关于还银交涉的困难，并且告以美方有“庚子赔款原属过多”的表示，建议与其无休止地在“还金还银”问题上作无望的交涉，不如“因势利导，趁风收帆，乘其一隙之明，借收已失之利”。从这时起，梁诚便把其活动的重点转到要求美国减收赔款上。但在所谓“还金还银”问题上，仍伺机待进。节外生枝经过近3个月的努力，“退款”一事似乎有了眉目。5月13日，清政府外务部接到梁诚的一封呈函，其中首先告知退款交涉“似可图成”。他透露：在交涉过程中，美方曾探寻，一旦把款退还中国，中国将作何用？梁诚当即说：“减免之项如何用法，则是我国内政，不能预为宣告。”美方提醒：一旦交涉成功，巨额款项退回，朝内乘机巧立名目、中饱私囊者肯定大有人在。所以他忠告清政府，确实应该在钱到手前即明确宣告此种退还之款的用途，并具体建议只能用作“设学游学”(即后来所说的“兴学育才”)之用。梁诚随即回复美国政府：此项赔款一旦归回，将作为广设学堂、遣派游学之用，美国政府既喜得归款之义声，又乐观育才之盛举，纵有少数议绅表示异议，而词旨光大，必受全国欢迎，此二千二百万金元断不致竟归他人掌握。当时位居北洋大臣(分管外交)要职的袁世凯看到梁诚的呈函后，立刻提出利用退回之款“整饬路矿”问题。但清廷外务部似乎是识破了袁氏的真实意图，但又不好力驳其议，于是在6月1日，分别给袁世凯及梁诚各发了内容相当的复函。大意是，袁的意见虽有道理，但限于当时的种种原因，不能贸然向美方提出此问题，以免“因疑生阻”。这期间，海约翰病逝。接着，美国务卿一职由路提继任。路提也是“同情”中国的美国要员之一，与梁也有私谊，接任后“退款”交涉继续进行。但中美之间又发生了许多不利事件，诸如美人虐待华侨事件、中国收购美华开发公司合同修建粤汉铁路事件、广东镰州杀死美教士事件等，罗斯福总统遂搁置退款之事，直至1907年初，仍无消息。其间，梁诚继续多方活动，招待记者，到处演说，游说国会议员，请求他们支持中国的合理要求。据说在舆论压力之下，路提十分不满，态度竟大幅度改变，坚持不肯退款。功成圆满梁诚于是梁诚又绕开路提，疏通与其交厚的新任内政部长格斐路与工商部长施特劳斯，向总统密申前议。该二人于1907年4月请罗斯福总统重核美军实际费用。罗斯福与梁诚及路提会商后，同意重核，并答应不久即可有结果。正当梁诚极力交涉的关键时刻，事情却突然出现了逆转：由于梁诚在交涉“退款”过程中始终只字未提袁世凯的主张，袁的图谋最终没有实现，遂迁怨于梁。1907年四五月间，梁诚突然接到外务部来电，召他“迅即回京供差”。但梁不忍事情功亏一篑，以回函拖延。6月15日，梁诚接到美方正式照会，说中国最后应赔款之数，基本上已有结论，即“仅照收美金十一兆(按即一千一百万)六十五万五千四百九十二元六角九分，……其余原定所开之数，即行减免，毋庸贵国担任付给”。可能是梁诚认为事情已有了基本的把握，他应该在回国前把在美交涉的前后经过直接向清廷最高当局——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作出历史性的交代，于是直接向他们上了奏折，实际上也是把他此前在美所作的交涉作了一个总结。在梁诚离开美国的当天，国务卿路提通知他参加会谈，从中得知罗斯福总统已决定将美方所得的半数庚子赔款退还给中国。日，路提正式通知其驻华公使柔克义：“总统于日的实施法令中指示赔款之退款从日开始。”同时他不忘给梁诚一份函件，告诉他退款办学的交涉实际上已经获得最后成功。
背后的故事/庚子赔款
赔款与李鸿章史实之一：李鸿章在中外交涉中深深感到，列强“虎狼群”，弱国无外交，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能否结束大清国的厄运。李鸿章是中国近代一些重要卖国条约的签订者，因此，国人对其十分痛恨。李本人又何尝不知道每次画押签订，必须使自己成为众怨所集，众怒所归！国人对清政府丧权辱国，也的确习惯迁怒于李氏。但时势可以造英雄，也可以毁英雄。李氏纵为“英雄”，可以平息国内祸乱，又如西方列强何，又如慈禧老佛爷何？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还是得看一看李鸿章如何临危受命，如何与列强交涉，其个人命运的结局又将如何。庚子事变，似乎“打”是慈禧，和也是慈禧；“成”是慈禧，败也是慈禧。战事一开，形势便朝着有利于列强的方向发展。慈禧害怕了，她的“联拳抗洋”、“以战促和”的决心愈发动摇。日，慈禧只好致电李鸿章，要求其马上来京，任命他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开始在为其日后和谈大臣的政治身份进行准备。慈禧想借这个三朝重臣、外交能手来处理直隶局势。12日，又命令他兼程北上，勿得停滞。7月21日，李鸿章自广州抵达上海，但又感到此次议和非同以往各次，极为棘手，实际上没有什么可谈，谈结局不好，不谈结局会更糟。如果和谈结果导致全体国人痛恨，弄不好慈禧就会使他成为替罪羊。于是便以“连日盛暑驰驱，感冒腹泻，衰年孱躯”为词，“难以迅即北上”。但不久，国都沦陷，朝廷逃亡，“两宫西狩”。慈禧再也等不急了，朝廷的电报再一轮一封接一封地到达南方，要求李鸿章北上与正在攻打这个国家的洋人议和。朝廷本来已将李鸿章由两广总督调任为大清国封疆大臣中的最高职位：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而慈禧的最后一纸任命是：“着李鸿章为全权大臣。”日，当77岁的李鸿章在广州登船准备北上之际，南海知县裴景福问他以何办法让国家少受损失，李鸿章叹道：“不能预料！唯有竭力磋磨，展缓年分，尚不知做得到否？吾尚有几年？一日和尚一日钟，钟不鸣，和尚亦死矣！”9月，李鸿章等上了一个“为款局急宜挽救，不可再失时机”的密陈奏片，大意是要朝廷向列强认错，以便与各国和议。日，慈禧照允，以光绪名义颁发了“罪已诏”。14日，发布“剿拳上谕”，称义和团是“祸端”，“即着痛加剿除，以清乱源而靖地方”。正是这个谕旨，使日后《辛丑条约》的签订渐有端倪。11月初，李鸿章到达北京。列强联军照会李鸿章和庆亲王，提出议和谈判的6项条款：惩办祸首；禁止军火输入中国；索取赔款；使馆驻扎卫兵；拆毁大沽炮台；天津至大沽间驻扎洋兵，保障大沽与北京之间的交通安全自由。这严重侮辱大清国国家主权的6项条款，令李鸿章说出了列强犹如“虎狼群”的话，他也终于认识到弱国无外交，自己根本无法使大清国逃脱厄运。逃亡至西安的慈禧，在黄尘烈风中天天盼着李鸿章的“好”消息。虽然大清国于1900年夏天发生的巨祸慈禧难脱其咎，但李鸿章必须在联军的追究面前维护住慈禧的权力，他只有日复一日地“竭力磋磨”。“每当聚议时，一切辩驳均由李鸿章陈词；所奏朝廷折电，概出李鸿章之手。”李鸿章日理万机，忙得焦头烂额。一天，他在拜会英、德公使后回贤良寺的路上受了风寒，旋即病倒。故作拖延以“漫天要价”的联军沉不住气了，占尽“中国财力兵力”的“议和大纲”终于出笼。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合南方的封疆大臣，力主不能在“议和大纲”上“画押”。刘坤一就认为这个大纲，“实与亡国无异”。只有袁世凯表示唯有“委屈应允”，全部接受列强所强加的条款。李鸿章对“不明敌情”却“局外论事”的张之洞十分恼火，他表示如果坚持不“画押”，谈判即刻便会破裂，结果只能是将大清国拖入无止无休的战乱——联军在京城屯兵数万，有随时扩大战争的能力；在这种内外皆危之际，高谈阔论并不能扭转危难。似乎只有袁世凯比较理解李鸿章的心情。李鸿章认为，在权衡国家利益与统治阶级利益时，首先要考虑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只要能不把慈禧作为祸首惩处，其余条件不在话下。当各省在分配摊派赔款问题时，各督抚都纷纷说明困难，要求少承担或不承担，也只有袁世凯一马当先，主动承担摊派山东90万两。后来，“议和大纲”果然没有将慈禧列为祸首，也没有让她交出权力。于是朝廷给李鸿章回电：“敬念宗庙社稷，关系至重，不得不委曲求全。”日，李鸿章和庆亲王代表大清国在“议和大纲”上签字。国人即刻指责道：“卖国者秦桧，误国者李鸿章！”李鸿章闻之，咯血不止。他是有心爱国，而无力回天。他知道自己已经时日不多，便想尽快地结束谈判，而谈判结束的直接标志是联军撤出京城和皇室朝廷回京。可是，“议和大纲”签字后，联军并没有撤军的迹象。李鸿章已经没有力气与洋人争来争去了，他吐血已经使自己几近“濒危”。即使如此，病中的李鸿章还没忘给张之洞传话，说是电报每个字四角银元实在太贵，要他不要再发“空论长电”，凡事可以摘要发出，以节省经费。日，代表大清国与11国签订了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异常耻辱的不平等条约《辛丑条约》的李鸿章，在签字回来后再一次大口地吐血——“紫黑色，有大块”，“痰咳不支，饮食不进”。医生诊断为：胃血管破裂。李鸿章在病榻上上奏朝廷：臣等伏查近数十年内，每有一次构衅，必多一次吃亏。上年事变之来尤为仓促，创深痛巨，薄海惊心。今议和已成，大局稍定，仍希朝廷坚持定见，外修和好，内图富强，或可渐有转机。难以想象就要离世的李鸿章在写下“必多一次吃亏”这几个字时会是什么心情。他毕生致力的“外修和好，内图富强”的愿望，此时说出来实在是一种前途渺茫下的伤心无奈。但于后世的外交不无启迪意义，只有自强，只有发展，才是硬道理。远在逃亡地的慈禧复电李鸿章，言他“为国宣劳，忧勤致疾”，望他“早日痊愈，荣膺懋赏”。但是，李鸿章没有等到“荣膺懋赏”的那一天。日，这位大清重臣已处在油尽灯枯之际，他“久经患难，今当垂暮，复遭此变，忧郁成疾，已乖常度”。站在他床头逼迫他签字的俄国公使走了之后，身边的人大哭：“还有话要对中堂说，不能就这么走了！”李鸿章的眼睛又睁开了，身边的人对他说：“俄国人说了，中堂走了以后，绝不与中国为难！还有，两宫不久就能抵京了！”李鸿章两目炯炯不瞑，张着口似乎想说什么。身边的人再说：“未了之事，我辈可了，请公放心！”李鸿章“目乃瞑”，享年78岁。李鸿章死后两个月，梁启超写出煌煌大作《李鸿章传》，称：鸿章必为数千年中国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李鸿章必为十九世纪世界历史上一人物，无可疑也。梁启超说他“敬李鸿章之才”，“惜李鸿章之识”，“悲李鸿章之遇”。赔款与日本各国在确定了各自的所得数后，又与清政府就赔款是属于银本位还是金本位的问题进行了争执。本来按条约规定，中国应付与各国海关银，但在银价日益下跌的情况下，帝国主义国家感到按银付款对他们不利，于是便以条约中规定有海关两和外币比价为借口进行讹诈，无理坚持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在帝国主义压迫下，1905年7月，清政府被迫承认向列强的赔款为金本位赔款，同时还答应向列强各国支付1905年以前所欠各国金镑之亏损。据此，中国对日本的庚款部分也便改用英镑来支付，按9763日元折合1英镑的比价支付。此外，中国另付与日本1905年以前的所谓“镑亏”724487日元（514916关平两）。日本还得寸进尺，无理要求中国今后的对日庚款部分“按期以电信汇票购镑汇交驻扎伦敦日本总领事接收”。1914年帝国主义两大阵营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协约国集团为了拉拢中国参战，向中国提出了缓付5年庚子赔款并免加利息的条件做诱饵。日本由于也参加了协约国集团，在庚子赔款问题上只得采取与英美一致的步调。日，日本同意中国将对日庚子赔款缓付5年。1922年底，中国对日庚款暂缓5年的期限已满，于第二年3月，日本国会通过法令，决定把庚子赔款余额（日元）移充“对华文化事业”之用。据此，日本制定了“对华文化事业特别会计法”，并在外务省设立了文化事务局，掌管有关对华文化事业的事务性工作，另外还设置了对华文化事业调查会作为咨询机关，审议对华文化事业。这年底，日本主管对华文化事务的官员出渊胜次等与中国驻日公使汪荣宝等进行了非正式磋商，大致商定，将此后的庚子赔款等用于中国所办的文化事业为主，如在北京设立图书馆、人文科学研究所，在上海设立自然科学研究所，并每年拨出30万补助中国留日学生经费，此外如再有余款，在适当地点设博物馆、在济南设医科大学、在广东设立医学院及附属医院等。日，中日双方正式签订了《关于以庚子赔款办理对华文化事业之协定》，共9款，决定由中日双方各出10人组成评议委员会。日本以所得庚款每年380万元投资对华文化交流演讲及互派学生旅行费、留日中国学生补助费等。《中日文化协定》签订后，北京政府教育部在1924年颁布了《庚款补助留日学生学费分配办法》，规定各省按众议院议员名额，确定留日生人数。但中国学术界则从一开始就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持反对态度，教育界不少人士认为此举是“似是而非之退还赔款”、“似是而非之合作”。4月27日全国教育会联合会退还庚子赔款事宜委员会等11家国内学术团体，筹划决定并管理日本以庚子赔款办理文化事业之一切事务。全国教育学术团也发表宣言，主张中日合设文化事业理事会，理事人数中日各半，别设理事长一人，由中国人充之，这是最低之限度，并提出如果日本不能容忍这些办法，将决不参加此种事业。留学日本的中国学生早在日本初议退回中国庚款、用于“对华文化事业”时，就群起反对。日，留日学生总会发表宣言，认为日本对在日中国留学生的补助包藏日本文化侵略之祸心，不能接受。7月，留日学生又发表宣言，指出：“日本对华文化事业不容中国人参加意见，只为日本帝国利益打算，全不计及中国人本身之利益，这分明是日本在中国大陆上实施殖民政策之前驱或附属事业而已。”日，《中日文化协定》在北京换文，在中国人民的坚决反对下日本稍作让步，同意组织中日协商总委员会。该委员会虽由中方10人，日方10人组成，委员长也由中国方面充任，但日方规定该委员会的职权不得超出日本法令范围，对于事业的计划、规定和管理3项权限，将来如有计划，仍须经过日本帝国议会协赞后始能生效，日本外务省的文化事务局仍然有最后决定的实权。由此可见，这个总委员会不过是一个处处得听命于日本的虚设机构而已。有鉴于此，5月9日，全国教育联合会庚款委员会通电各省教育会，明确表示反对《中日文化协定》。6月3日，教育界19大团体发表宣言，反对日本文化侵略，坚决要求取消协定。8月17日至23日，中华教育改进社在太原召开会议，通过了《拒绝日本、英国以庚款行使其侵略主义之教育文化办法案》。1926年6月，中华改进社又向北京政府提议，以日本文化事业办法有损我国主权为由，请求交涉废止。8月6日，教联会发表对日庚款特别宣言，认为中方所选定的中日协商总委员会中的中方11名委员，多数迎合日本意旨，号召国人不承认他们的所做所为。8月13日，日本秘密将原中日协商总委员会改名为东方文化事业总委员会，21日，在东京开会，中国委员江庸参加会议，国内教育团体表示，不能承认日本庚款的非正式退还。教育改进社通电留日学生就近监视江庸的行动。尽管知识界坚决反对日本的对华文化事业，但北京政府屈于日本的压力，不但继续支付对日庚款，而且也任由日方打着退还庚款的旗号来从事“对华文化事业”。从1923年底到1937年14年间，中国共付给日本赔款达日元，加上青岛公有财产及制盐业补助国库券，中国实付与日本的赔款数额占庚款的99%，而在这些费用的支出中，由中国人所用部分，仅有留日学生之补助和中国学者学生之访问费用，两项共计不到整个庚款的19%。日本将庚子赔款用于所谓对华文化事业只不过是一种幌子而已，它虽想以此博得中国人民的好感，但却掩盖不了其侵略实质。从日本设立的处理庚款等项的机构来看，1923年4月成立了“对华文化事务局”，直属外务省，局长由亚洲局长兼任；12月又设立“对支文化事业调查会”，会长由外务大臣充任，其委员多为日本政府、议院、银行及大学的要员。此外日本在华设立的各项所谓文化事业机构，也无一不是处于日方的完全控制之下。中国对日认款所有预算，都须由日本国会逐年通过，完全由日本操纵，这与有的国家将退还庚款指定专项用途是有本质区别的。如美国的退还虽不是无条件的，但其所指定的条件也只是要中国必须将所退庚款用于教育事业，中国对其所退之庚款有很大的自主权；而对日庚款的使用权操在日本手中，使用去向最终还得服从于日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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