邪教的历史源远流长，其产生的原因也错综复杂。一般而言，明清之际的邪教活动最为活跃，其对后世影响也很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教首通过传教可以改善生计，甚至发家致富，这一途径引诱着众多门徒参与进来。在清代，各级官吏失职、渎职。出于朝廷禁令，他们当然害怕在自己管辖范围冒出邪教。一旦出现，又担心影响自己的考绩迁升，往往加以掩饰，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以致事态日趋严重。清朝政府对邪教一而再，再而三地严加禁止，残酷镇压，结果不但禁而不止，反而越打越多，其中原因值得深思。【】
秘密宗教遍布明代大江南北
清代邪教异常活跃
内政腐败、官员渎职、财富两极分化是主因
明朝政权与“邪教”：先利用 再抛弃
秘密宗教遍布明代大江南北
　　历朝历代都有邪教，其产生的土壤各不相同，但一般而言都较为松散。到了明代，白莲教形成后，比较正规意义上的邪教开始出现。而明朝缔造者朱元璋之前对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颇为信奉。但当坐稳了位子，他的政治立场也自然转向统治者方面，开始镇压秘密宗教。
“邪教”里出帝王
　　元末农民起义由相互混合的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发动，这些秘密宗教倡导弥勒下生、明王出世之说，便于起义者用以号召群众起来造反，推翻旧政权，开辟新天地，因此成了元末起义者用以发动斗争的武器。元末风起云涌的农民战争，推翻了颟顸虚弱的蒙元帝国，造就了一个崭新的大明帝国和一个起于下层的新帝王。
　　朱元璋起初由一介平民参加“邪教”发动的造反时，对白莲教、弥勒教和明教等秘密宗教是颇为信奉的。但为时不长，随着其军事势力的增大，他的政治立场逐渐发生变化，逐渐向统治者方面转变。与这一变化相适应，他对易于被用来发动起义的秘密宗教（或曰邪教）的态度，也一天天地由信奉而转为疏远，以至转为反对了。
　　朱元璋作为一个有政治头脑的人，深知民间教派对现行秩序为害之烈，如蚁穴溃堤一般。元至正二十六年（1366），朱元璋在著名的讨张士诚檄文中，明确攻击白莲教：“愚民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冀其治世，以甦其苦，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颖，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士夫，茶毒生灵，无端万状。”这里，他把原先曾信奉的白莲教及弥勒教、明教等秘密宗教骂为“妖言”、“妖术”，表现了其深恶痛绝的态度。
明朝难以根治的社会问题
　　朱元璋在正式建立明朝后，即以峻法严刑治理邪教。朱元璋登基不久，便明令禁止各民间教派的活动：“中书省臣奏：……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巫觋扶鸾祷圣书符咒水诸术，并加禁止。庶几左道不兴，民无惑志。诏从之。”
　　而《大明律》更以法律形式将此项禁令固定下来：凡师巫假借邪神，书符咒水，扶鸾祷圣，自号端公太保师婆，及妄称弥勒佛、白莲社、明尊教、白云宗等会，一应左道乱正之术，或隐藏图像，烧香集众，夜聚晓散，佯修善事。煽惑人民，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杖一百，流三千里。
　　洪武二十七年正月，朱元璋令礼部榜示天下：“有称白莲、灵宝、火居，及僧道不务祖风，妄为论议沮令者，皆治重罪”。但是白莲教等教派活动并没有止息，它贯穿着有明一朝，遍布大江南北，构成了整个明代最为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
明朝统治残酷致邪教频出 半个中国都在揭竿而起
　　事实上，明代的白莲教不仅仅作为下层民众反抗专制政权的组织形式，它表现出的形态要复杂得多。众多的白莲教支派从来没有统一过，它们从活动内容、方式到对统治者的态度往往各有千秋。一些支派仍被民众用为对抗现行秩序的工具；一些支派则在“邪路”上越走越远，导致明中叶后诸多邪教的产生；一些教派的首领则发生蜕变，把白莲教作为敛钱致富和实现政治野心的工具加以利用，甚至走向社会上层。
　　虽然明代白莲教的组织因为环境压迫而显得十分松散，但它在教义方面，毕竟有一个信仰核心，就是宣扬弥勒佛出世，当主世界，号召教徒起来反对现存政权，建立新政权。在传教方式上，多采取神秘方式，或聚众烧香，或写佛号、传谶语、撰“妖词”，或以幻术相引诱，如撒豆成兵、剪纸人纸马相战斗。
　　在朱元璋、朱棣统治的半个多世纪中，香会、红巾军、白莲教团因袭抗元传统，揭竿起事，涉及面几达半个中国，这当然都与明朝统治者的残酷治理手段有关。其中影响最大的当推永乐十八年（1402）山东康赛儿的起事。史书称唐赛儿藏“妖书”、宝剑，通晓诸术，“以其教施于村里，悉验，民翕然从之”。（来源：节选自《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六卷，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从来未有事 竟出大清朝”
清代邪教异常活跃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邪教徒杀进紫禁城事件，嘉庆皇帝注定要成为千古笑柄。因此，他曾极其郁闷地写下了“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的诗句。清代是中国历史上“邪教”极其活跃的时期。据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存“邪教案”档案记载，多达百余种，如果加上清代和民国时期纂修的方志记载，名目多达三四百个。
邪教实行专制统治 神权与教权紧密结合
　　明清易代之后，明代的“邪教”大多延存了下来。有的继续用原有名目活动；有的则改换名称，成为它的别名或分支；有的人按照明代“邪教”的组织模式，利用原有的“邪教”经卷或根据现实需要加以改造的教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创立了一些新的秘密教门组织。
　　清代邪教一般都有以教主为核心的严密组织，教内设有各种名目的教职，等级森严，尊卑有序，教主高高在上，执掌生杀予夺大权，不断神化自己，把自己吹嘘成神或神的化身，实行教主崇拜，教权世袭，封建专制统治，神权和教权乃至族权紧密结合。
　　清代许多“邪教”，特别是八卦教及其震卦教、离卦教、坎卦教，清茶门教，收元教，都是子承父业，教权世袭。这些“神圣家族”父子相继为教主，世袭教权数十年，甚至长达一二百年之久。在那里，教权与族权紧密结合在一起，教主实行封建家长制统治。
对人进行精神控制 不许有独立思想和行动
　　邪教针对现实社会民众对生老病死苦的关注和焦虑，对疾病、灾祸、死亡的恐惧和急于摆脱现实苦难的期盼心理，首先以入教可以祛病除邪、消灾获福、健身益寿之类作诱饵，将其诓骗进来。
　　紧接着就“洗脑”。“洗脑”过程，就是邪教教主、教首或教师“传道”、入门弟子“领法”、不断修持的过程。入教仪式及其场所，就是对新人门弟子集中“洗脑”的关键环节。例如，八卦教通过传授“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愚门弟子歌词》灵文、咒语、八卦教理条、“无字真经”“而字功夫”，大量灌输其教义、教理，让他们敬奉“无生老母”信仰。它规定每天朝太阳磕头做功，必须随口念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言，早晨念、中午念、晚上念，每日三遍。
　　八卦教等“邪教”还用威胁甚至暴力手段胁迫教徒，不许他们有独立的思想和行动，更不许背祖叛教，泄漏机密。清代“邪教”这种精神控制，是对教徒进行严密的组织控制和残酷的人身控制的无形枷锁。它使被诱入教者消沉、麻木，失去对现存主流社会的认同感、归属感，失去对现存主流社会和家庭的责任感，而对邪教的“修炼”“领法”“传道”的追求，变成一种病态的执著和疯狂。
逃不掉的利益链条：敛钱、渔色、害命
　　判断某个教门是不是邪教，敛取钱财就是一个重要标志。他们敛钱手段百出，名目繁多，花样翻新。有的邪教经卷更是赤裸裸地写道：“闻一闻修行，要黄金十两；听一听宝号，要白银三斤。”
　　某教派修炼内丹，主张夫妻同习修炼，这里所说“夫妻”，乃“金丹之夫妻”，修炼时“不为爱欲之所制也”。清代邪教歪曲原意，借男女双修和“采清换浊”的修炼方法，大肆奸污、蹂躏妇女。收元教首王会公然兜售“有钱的出布施，无钱的出身子，总是一样功”。他用“静心养性，采清气、换浊气”的鬼话和“卦官院”诱骗妇女，恣意奸淫。档案记载被他奸污的有名有姓妇女即有5人。
　　悄悄会首石慈“以传丹为名，奸淫妇女。每于夜深念经完毕，令妇女灭灯同宿。石慈上炕翻滚，名为滚丹；与妇女行奸，名为传丹；既奸之后，名为得丹。其不甘被污者，谓之无缘”。雍正年间糍粑教教主潘玉衡也借念经治病奸污妇女。后来，近处女教徒识破了他的鬼计，不再去做会念经，他就专找远处求医妇女下手。乾隆中前期川南黔北的无为教宋朝伦，诱奸、鸡奸都干。他见沪州孀妇杨李氏的女儿“杨么姑生得有些姿色”，借治病认为干女儿，“与她调戏成奸”。他又多次鸡奸该教名义教主孙学海。
　　邪教不仅敛钱渔色，而且，草菅人命，在它们的精神控制和“成佛说”、“升天说”等的毒害下，一些人走火入魔，变成一种病态的执著和疯狂，进而导致人间悲剧的发生。如宜兴县民蒋祖法等被惑入教，并很快成了时济龙华会邪教的痴迷者。乾隆九年二月初，蒋祖法等男妇儿童共15人，驾船到太湖西昂山烧香，“妄冀成佛”。初二开始，大家不吃不喝，连日坐练清功，以求“功成圆满，白日飞升”。二月十三日，包括妇女儿童共13人，绝食死于船上。这是清中期邪教组织制造的一起骇人听闻的教徒集体自杀案。（资料来源：《清史论丛》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历史上邪教为何禁而不止
内政腐败、官员渎职、财富两极分化是主因
　　清朝政府为了维护社会秩序稳定，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严密防范和打击“邪教”的相应对策，包括：严密法网，制定颁布镇压“邪教”的刑事法规；派遣间谍，打入“邪教”内部卧底，刺探机密，加强侦破等等措施，但依然收效不大，因为未能找到邪教兴起的主因。
内政腐败社会矛盾激化 邪教由此孕育而生
　　明朝中、后期，一方面生产力水平有所提高，社会财富比以前积累得更多，而另一方面,社会矛盾日益激化。土地兼并日甚一日，地租与赋税剥削越来越重。政治上日益黑暗，贪官污吏横行，统治阶级生活骄奢淫逸，广大农民则纷纷破产，沦为流民。内政的腐败，导致边防的废弛，边患因之经常发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危机中，种种民间教派，包括邪教，滋生蔓延，并不时竖旗举事。
　　如万历年间，“蓟州人王森得妖狐异香，倡白莲教，自称闻香教主”。至天启年间，王森的信徒巨野徐鸿儒、武邑于弘志分别于今山东、河北发动武装起义，均遭明政府的残酷镇压。
　　随着社会矛盾的加剧，一些不安本分、追求现世利益的下层社会中人，把传教敛钱视为一种摆脱生活困境甚至借以致富的门径，遂不避风险，以医病、巫术等为手段，以消灾纳福延命及来世利益（成仙成佛）为幌子，创立种种名目的教派，由于它们在创教伊始就受到政府或重或轻的压制，最终都不免归于教门、邪教一类。（来源：节选自《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六卷，2005年，天津古籍出版社）
地方官为自己政绩和升迁对邪教采取消极态度
　　清朝政府对邪教一而再，再而三地严加禁止，残酷镇压，结果不但禁而不止，反而越打越多，究竟为什么呢？
　　邪教活动诡秘，长期长处于秘密状态，又打着神道设教的幌子，官方不摸底细，不易发现，很难做到将其消灭于萌芽状态。各级官吏失职、渎职。出于朝廷禁令，他们当然害怕在自己管辖范围冒出邪教。一旦出现，又担心影响自己的考绩迁升，往往加以掩饰，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无的态度。结果，既坐失打击邪教的有利时机，又导致姑息养奸的严重恶果。
　　同时，清朝政府对策措置失当，一味捕杀、株连九族，把许多但求消灾祈福、治病强身而非图谋不轨的被惑愚民乃至无辜百姓全推到了自己对立面。
一朝权在手 聚拢天下财：清代邪教蔓延使世道转衰
　　清代“邪教”的大量滋生和广泛蔓延，是乾隆中期以后。当时，“康乾盛世”逐渐走向结束，落日的辉煌背后潜伏着危机。政治日趋黑暗，吏治十分腐败。乾、嘉以来，不但官僚加强了对农民的疯狂掠夺；土地兼并趋势大大加速，而且，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更进一步加速了农村两级分化，大批农民纷纷破产，不断地从传统农业社会抛出来，变成游民，使游民队伍大增。加之乾隆朝以来人口的急剧膨胀，又给传统农业社会造成新的压力，广大劳动群众吃饭穿衣、就业变得更加困难。
　　18世纪以来，经济的迅速发展和繁荣，也同时加剧了清朝统治阶级、阶层的两极分化。朝廷命官，仕宦之家凭借手中权力、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变得更加富有和声势显赫，生活愈益奢糜。他们一朝权在手，便利用政治特权，大肆攫取经济利益、贪污受贿。
　　一些既对现实不满又不甘僚倒的人试图通过非正统途径去实现名利追求和自我价值。而恰恰此时，邪教向他们展示了一条传教敛钱致富、拿钱捐官甚至造反夺权、坐朝登基的诱人捷径。同时，邪教经卷宣扬“男取阴神即成菩萨之果，女采阳气者即成佛果之身”，日常活动，诵经做会，“男女混杂”又为那些好色之徒开启了一道恣行淫欲的方便之门。
　　嘉庆十八年（1813年）发生了一起严重的邪教徒杀进紫禁城事件，嘉靖帝虽然下了罪己诏，但大清国也一步步滑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当时龚自珍禁不住作文疾呼，猛烈抨击君主专制和吏治腐败，指出大清国的危机非但没有过去，反而正在由全面的“衰世”走向“乱世”。此时距鸦片战争爆发仅仅27年。（来源：节选自《清史论丛》年号，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明代白莲教是不是个邪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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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白莲教是不是个邪教？
文丨花吃爱丽丝（山东大学儒学研究院，历史研习社原创孵化作者）托影视作品的福，白莲教不仅在历史上头疼万分的执政者面前刷够了脸，在我们面前也完全可作为印象中的邪教偶像天团中的TOP3选手，荣登百变大咖秀领奖台。只是刷脸刷得多了，白莲教不免让人想问一句：HOW ARE YOU?（白莲教是什么鬼？）HOW OLD ARE YOU?（白莲教起源于何时？）电影《黄飞鸿》中白莲教镜头扯张虎皮做大旗：白莲教来龙去脉与支教派白莲教起源于南宋，脱胎于佛教天台宗。在初期，也是和朝廷有着好一段蜜月期的，甚至有首领以黄白术干谒，直接走上高端路线了。只是当时民间还有俩大神，一个是摩尼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明教，宣传光明神战胜了黑暗神然后创造了世界；一个是弥勒教，在大肚子弥勒爷爷的迷弟迷妹们心中，弥勒佛作为未来佛会接替如来佛拯救生活在水深火热中的劳苦人民。这俩大神当时已经是信者甚众的大教派了，时不时搞出个大新闻，起义暴乱什么的更是家常便饭。也不知是白莲教借了人家的东风，还是大佬们挺喜欢这个潜力无穷的新小弟，干什么总爱捎带着人家，以至于后世研究者也就是我们去抠索文献时，老有种白莲教早就发达了的错觉，搞了半天，其实还是人家明教和弥勒教的人在作怪。白莲教初期虽然与官府相安无事了好一段时间，在各种蝴蝶翅膀的扇动之下，最终也还是踏上了殊途同归的造反路。尤其是从明代开始，被靠白莲教起义发家而深知其威力的朱元璋给明令禁止了，“为首者绞，为从者各掌一百，流三千里。”这可不是好玩的，白莲教至此只好隐蔽行事，从此沦为了传说中的民间秘密宗教的一员，再难出现在光天化日之下，昔者分桃之事不复咯。朱元璋画像然而，官府的严加管束不过是表象，实质上反映的确是明代民间力量不断坐大的现实。这里面的由头就太多了，明代商品经济的繁荣和市民文化的发展啦，天不逢时的寒冷期导致的大规模干旱、蝗灾、瘟疫；地主疯狂土地兼并而导致失去土地的流民过多啦，不一而足。这实在是民间秘密宗教发展壮大的温床，要是不好好利用岂不是对不起明王弥勒佛无生老母？这种情况下，官府还在那费劲巴拉地抓白莲信众，每到起义了再赶快去镇压，如此治标不治本，白莲教估计心里也得委屈委屈，官府你不给力，怪我咯？白莲教中女性地位突出不过也不能小看官府的管制，他们也是能起到一定功效的——毕竟直接促进了被史学家视作白莲教支派的新教派大量诞生呢。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等皆如是。他们甫一诞生，多立刻与白莲教这等黑名单上头一号的邪教划清界限，换换汤药，化化妆，成了民间新贵，甚至有罗教这样的幸运儿，被二五眼的皇帝当作能打击白莲教势力的武器而优待纵容，更是叫一个茁壮成长。虽然最后和白莲教一样走了那条“殊途同归”的老路，还要被官府扣上“讳白莲之名，行白莲之实”的帽子，几十年苦苦挣扎都在这一句话中付诸东流了。到这里，我们基本上可以明了白莲教并非是从头到尾出场只穿一件黑风衣的反派，而是在其漫长的发展史上，有过纯如小莲花一样的青葱岁月，也有过眼线飞到鬓角的黑化期，还有过马甲三千的千面狐时期。其内部也并非是铁板一块，而是你方唱罢我登场，弥勒明王称兄弟，无生老母拥入怀，只有你想不到，没有它做不到。城里套路深：白莲教背后的民间传统结社或许会有人疑惑，白莲教教义究竟有什么魅力？如何能有这么大的能量？但事实上，明代老百姓识字率纵使比前代要乐观，你说宝卷上的字他们就能看懂吗？脱胎于佛理、混杂了多种宗教的教义中蕴含的高深道理，他们能理解到吗？只怕都是困难的。那么过去认为是白莲教利用了佛教、弥勒教、净土宗等教派的教义并将其改换压缩为老百姓能理解的知识，以此才吸引大量寻求心灵寄托的老百姓入教，这种思路只怕是有问题的。这种自上而下的预设本身就是一种知识沙文主义的体现，就差没说老百姓是“愚夫愚妇”了。但如果不是光从文献出发，而是对民间传统结社和秘密宗教史有所了解的话，就会发现在白莲教发展的过程中，对民间传统结社的利用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所谓民间秘密社会，无论其存在形式是宗教教派还是会党帮派，都是具有一定民俗的背景，甚至在普遍意义上某些民间教派就是庙会共同体，只是把自然崇拜或地方崇拜换成了某位教派的神。乡民不会排斥这种“功能性神灵大杂烩”，相反的，“灵验”与否才是他们更看重的考虑因素，如果新的教派神更灵验，香头能够治病救人，何乐而不为？这可不是严肃的改宗换派，而是把新神请入旧有的大家庭。去看看民间打醮的场景吧，那才是真正的八百万各路神仙一派和谐地团坐在一起呢！如果暂时忽略宗教因素，民间结社实际上就是一种自助性互助组织，再往高了说，民间结社很大程度上就是作为中国古代社会基层单位的乡社的一种延续。正所谓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这是结社的最首要目的。所以说，不管官府愿不愿意，民间始终是有着结社的传统的，别光看宗教，好比说吧，日常耕种就有看青会，婚丧嫁娶有驾会，这不都是结社吗？更何况，率先结社的人往往都是一时一地的边缘人，老弱病残、地痞流氓、穷困不堪的破产农民，他们在现实生活中得不到官府与宗族的救助，只好自己通过各种形式的结社来联合互助。或者歃血为盟，结成拟亲缘关系；或者三拜九叩，结成师徒关系；或者烧香磕头，一起去做无生老母的亲子亲孙。白莲教正是以这种形式牢牢把控了这些人。地狱无门你自来：为何白莲教起义一呼百应？那么为何这些秘密结社最后往往会走上造反路？而且常有一呼百应的戏码？教义魅力没那么大的话，那是不是因为首领的人格魅力？当然也不是。举个例子吧，假如你是河南某地的贫苦农民，当地有某个教派正在茁壮成长，教派的香头（或名会首、社首）看病请神非常灵验，教众也互帮互助的，反正过得比你好。你生病了，只好去找香头看病，看好了病，你加不加入你恩人的教派？你加入了这个教派，也有兄弟姐妹来和你有难同当了，虽然日子照样难过，但是大家在一起有个帮衬，总比没有好不是？更何况，婚丧嫁娶，哪个不要香头出力？现在香头拜着无生老母，老母要号召我们去拿到我们该拿到的东西了，你不一起去吗？也许你害怕，念及家中老小，不敢跟着一起撸起袖子就是干，那香头怎么看你？你的老母亲去世谁来给她主持丧事？你的小孩生重病谁来给他请神神治病？你当然不敢做这个出头的橼子，本来就是边缘，还要去当边缘的边缘吗？社首对地方的控制可见一斑。在这样的集体的抱团和控制中，地域内的联系愈发紧密。当灾难饥荒到来、官府的镇压到来、无生老母的代言人的号召到来，这些百姓一拥而上，云集响应。但是他们所拥护的不是那虚无缥缈的教义，也不是为了根本落不到他们头上的钱权，而是为了一口饭、一口水，跟着他东家的李大爷、西家的张大姐一起挣命。史册中记载的众多白莲教起义也不外乎如此。白莲教是被选中的道具，是穿惯了的戏服，是效果拔群的口号，但永远不是最终的目的。那逼死人的浑浊的世道中，苦苦挣扎的、上蹿下跳的、运筹帷幄的人们，不是救人于水火的弥勒、明王或老母，而是为了不同的目的拼命地向前挤去的众生，尽管这前路是光明还是黑暗，对于当时的他们永远是未知。编排：@二师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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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的最新馆藏明朝白莲教叛变逃窜史实
明朝白莲教叛变逃窜史实
谈起我国长城口外移民，还得从中国明朝开始。明初以来长期实行封紧政策，蒙古物资供应匮乏，这成为他们侵扰长城边内的最大理由。嘉靖三十三年，雁北地区白莲教主赵全等人率教民非法越境，叛逃河套丰州地区，依附俺答部的势力而坐大，终成为明政府的心腹大患。这些白莲教叛民应该是历史上第一批移民口外的汉人。
中国的白莲教经常以反叛的形象出新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中。元朝末年的农民起义，就是借助了白莲教的巨大力量，朱元璋建立大明朝之后，便意识到这种具有强大反叛力量的民间社会组织会成为新政权的潜在隐患，因此，明朝开国，大明律就将白莲教在内的若干民间宗教组织定性为邪教，明令取缔。白莲教在明政府的镇压下受到极大的打击，基本转入地下，成为秘密结社。嘉靖三十三年正月，雁北白莲教主赵全、李自馨等人便率教徒由此越境前往长城外河套地区。
明中期雁北地区白莲教越境叛逃，是明代历史上的重大事件。我在当地问起此事，竟少有人知道这段历史。
应该说，这些白莲教的亡命者是第一批越境入蒙的汉人移民。蒙古人游牧，居无定所，汉人建房定居，蒙人便称其为“板升”，“板升”就是房子的意思。明万历年间的记载中说，嘉靖末年，前往蒙境丰州滩地区的汉人已经有五余万人，其中白莲教前后党从者过万人，这些人开发云内、丰州等地近万顷，连村数百。他们并非单纯的移民定居，而是一股不可小视的政治力量。据说，赵全等人初到丰州，正逢俺答腿疾，略懂医术的赵全冒死入应州买药，治好了俺答的病，俺答因此与赵亲近，渐渐视为心腹。
连年的边境战事及蒙军破关掳掠，加以天旱绝收，民不聊生，故在白莲教头目天花乱坠的吹嘘煽惑下，长城口内往往有整村人携带破烂家什拖家带口前往的，因此能在较短时间内积累万余人口，立村修堡，渐成气候。嘉靖三十六年，李自馨回到故乡，劝诱整村人都跟他去丰州地区。李自馨带领众教徒到老家吆喝：“我已在板升干下大事业，你们跟我去受用。”当开堡门之日，堡内居民男妇三百二十余名及衣物家具用车装载，跟随李自馨到板升住种。
那么，其余数汉民人口从哪里来？
这得先从明代西北长城疆域的社会状况说起。明朝立国，蒙人败北，流徙于大漠，分裂为各大小部落，虽然暂时呈败落之势，但其引弓者也不下百万，加以各部从军士多者数万众，少则数千骑，又屡屡试图卷土复来。因此明廷难以等闲视之，明朝边疆的长城防御体系从未间断，明朝前期，政治军事实力明显优于蒙古；而在中期，政治腐败，边政的废弛日渐发展到了令人瞠目的程度。那时，嘉靖皇帝爱好道教，一心要成仙，在深宫自修，少问朝政，而内阁党争也越发剧烈，官僚腐败滋生，发展到足以祸国殃民。由于长期的对蒙经济封锁，蒙人的生活也遭遇极大的破坏，至明中期，蒙古势力渐渐恢复时，越界掠夺人口财物根本就是家常便饭。
朝廷政治腐败，党争纷乱，军备边政更是废弛不堪。由于长期的边患，长城沿线许多地方百里无村落，千里无人烟，一片荒凉萧条，守边兵士人心涣散，将士苛扣军饷、役使兵士乃是常有的事情，士兵工作生活处境极差，因此大多对武装入境者无防御能力，一旦大漠铁骑入掠，则只有丧命或逃亡，日久则精神萎顿，士气无法振作。此乃一般状况，更有甚者，边将中常有人暗中勾结私贿蒙人，移嫁掳掠之祸端，而士兵中竟有蒙人代为值班放哨，汉卒代为放牧的荒唐事情。守城将士腐败堕落到何种程度？还有一例可以作证，嘉靖三十六年，蒙古骑兵入雁门塞，总督宣大的杨顺恐怕获罪，便命令总兵捕杀逃避蒙古入侵者的民妇，并且以此向上面请首功，为自己解脱，保住了官位前程。难怪嘉靖三年和嘉靖十二年大同两次兵变，兵士斩杀将领逃出关外，在这样的环境下士兵有何指望？
事实上逃往长城外蒙古境内的，不光是大同兵变的士兵，其它边塞的士兵逃亡者也不在少数，口内的许多百姓也为逃避官司或不堪苛捐杂税而亡命越境，过起了相对而言自由自在的生活。
&&&&站稳脚跟之后，赵全等人野心逐渐膨胀，他们为俺答建起九重宫殿，拥立俺答为帝，而他们称王，也建起了规模不小的土堡，当时赵全有人口万众，周延数十里，马匹五万，牛三万头，谷二万斛。在这些人等的串通怂恿之下，蒙明关系更加紧张，和解更是无望。
这些逃亡的人大都聚集在俺答部所驻牧的丰州滩等地，依附蒙人垦荒种地，从事各种工艺生产，有的干脆坐了奸细：俺答从兵变叛逃的兵士中挑选猾黠狡诈之徒，装扮成僧人、乞丐，流徙诸边，甚至入京师之地侦察，刺探情报。
赵全等人取得俺答信任之后，开始在丰州地区大展宏图，板升之地逐渐兴旺起来，而劳动力的不足又成为现实问题，因此，这些叛逃的汉人头目经常挑唆蒙人入境，劫掠口内青壮年劳力，并为之出谋划策，提供各种情报，制造利兵坚甲，云梯冲竿等作战武器，提供各种战术建议，据说，每有战事，俺答甚至亲往赵全家商议。自此后，蒙人岁掠华人劳力以千万计，也就是说，自从白莲教赵全等人叛逃归蒙，明代中后期三边遭受更大的威胁，防御更加困难。站稳脚跟之后，赵全等人野心逐渐膨胀，他们试图拥立俺答为帝，并为俺答建起九重宫殿，而他们称王，也建起了规模不小的土堡，当时赵全就有人口万众，周延数十里，马匹五万，牛三万头，谷二万斛。正是在这些人等的串通怂恿之下，蒙明关系更加紧张，和解更是无望。
丰州的发展得益于俺答对农业的极大兴趣，他为此不断开辟可以供汉人耕种的地界。其实，掳掠去的底层百姓生活也并不怎么美好，因此也有汉人试图逃回内地，付出惨重代价。而那些得了好处的人，自然是乐不思蜀。俺答把汉人交给汉人管理，而这些汉人头目在获得利益之后，依然只是蒙人贵族的工具，加以他们的财产势力不断扩张，必然导致与其它的蒙古小部落贵族之间的利益冲突。
对于明朝中期的蒙古来说，物用匮乏已经到了极致，但是鉴于前几次设立马市因秩序混乱、政治腐败等原因而失败的教训，明政府一直对互市贸易保持警惕——虽然蒙人入境劫掠多是由于对物质的欲求引起的。隆庆年间，此事终于有了和解的机缘。
嘉靖末年，丰州地区的灾荒给农牧业造成的极大打击，灾荒一直持续到隆庆四年，俺答被迫下决心与蒙和解称臣。当时，赵全等汉人头目与蒙古地方贵族的矛盾日见激化，隆庆和议之后，赵全等人被交送明政府处决，其在板升地区的财产利益便立即被当地小部落贵族瓜分。
说也可笑，隆庆和解的历史契机，乃是蒙古人提供的。隆庆四年九月十三日，俺答的孙子把汉那吉来到平鲁的败胡堡乞降。把汉那吉是俺答的三儿子铁背台吉的独子，幼失父母，由俺答的妻子一克哈屯养大，娶大成比妓，但他又私自聘兀慎兔扯金的女儿为妻。当时，俺答的外孙女钟金许聘给鄂尔多斯，俺答见其貌美，就自己娶了，号称三娘子。为了平息鄂尔多斯的愤怒，俺答又将兔扯金之女给了鄂尔多斯，把汉那吉因此愤而携其妻比妓同阿力哥等十余人出走降明。
把汉那吉来降，明政府要挟俺答的机会来了。当时的大同巡抚方逢时预见到把汉那吉“乃奇货可居”，立即报告给总督王崇古。王崇古立刻上报朝廷，张居正指示王崇古说：“此事关系非常重大，牵制蒙虏的机会就在于此。”同时致函方逢时：安边之机不可失也。于是，方逢时与王崇古便积极推进和平解决把汉那吉事件，以图进而解决丰州板升地区的赵全等叛党之患。王崇古提出上、中、下三条解决方案：上策，优待把汉那吉，给与高官厚禄，并与俺答交换赵全等板升白莲教头目；中策，如俺答恃顽强索，不可理喻，则严兵固守，随机据战，且示以必杀，制其死命；如果俺答弃把汉不顾，就厚以恩义结之，待俺答死后，则遣还把汉那吉，收其余众，自为一部，此为下策。
朝廷全力支持事情按照王崇古提出的上策曲折发展。明穆宗完全信任内阁的决定，王崇古、方逢时以军事防备为坚强后盾，派遣熟悉对方情况和语言的鲍崇德前去谈判。赵全等撺掇俺答以武力讨回把汉那吉的计划落空后，俺答不得不依照王崇古等人要求，把赵全等白莲教头目执送给明政府，换取把汉那吉。这一年十一月十九日，俺答遣五奴柱、恰台吉收捕赵全、李自馨、王廷辅等九人引渡明朝，第二天明朝送把汉那吉出境。赵全等人被执送京师，凌迟处死，明政府终于雪耻除凶。
此后的隆庆和议、开关设立互市也变得顺利起来，关系缓和之后，尽管政府边境政策甚严，汉人自愿前往蒙古地区从业者还是越来越多，隆庆和议成功之后，应俺答要求，明政府派出工匠帮助其建筑宫殿楼阁和府城，也就是后来的归化城，边境地区茶马互市的不断繁荣，更是为清代晋商崛起铺好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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