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苏联解密档案对“日本战俘”问题的新诊释　　徐元宫、李卫红 来源：《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6年第4期　　(中共中央编译局 北京 100032)　　【摘要】日，随着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给盘踞在那里的日本关东军以毁灭性的打击，60万日本官兵成为苏联红军的俘虏。这些战俘被苏联红军拘押到西伯利亚、远东、哈萨克等地区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各劳改营。多年以来，日本战俘问题如同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一样，不仅妨碍了日苏关系的改善和进一步发展，而且也制约了今天的日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　　【关键词】日本战俘;新诊释;问题　　【作者简介】徐元宫，中共中央编译局东欧处副研究员;李卫红，北京农业职业学院基础部副教授。　　【中图分类号】Dl;DS【文献标识码】Al【文章编号】06)04-0077-17　　1956年日苏两国政府签定了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日苏联合宣言》，今年是日苏两国签署《日苏联合宣言》50周年。五十年来，两国之间一直存有一系列悬而未决的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严重地妨碍了两国关系的改善和进一步发展，其中就包括日本战俘问题。那么，日本战俘问题是怎么产生的?战后苏联政府为什么没有及时释放被拘押的几十万日本战俘?日本战俘在苏联的境遇如何?本文将利用近年来甚至本年度最新解密的俄罗斯档案材料以及当年被关押在苏联劳改营的日本战俘的见证和回忆，来剖析并揭示日本战俘在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劳改营的劳动、生活情况及其最终命运，以及多年以来日本战俘问题对日苏关系、日俄关系的进一步发展所造成的影响。　　一、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的境遇　　日，俄罗斯《莫斯科共青团员报》刊登了一篇题为《日本武士的俄国坟墓》的文章，作者叶卡捷琳娜·萨日涅娃在文中指出:“1945年11月，第一批5000名关东军战俘被苏军专列押送至坦波夫州坦波夫市，苏联市民用‘双手拥抱’来迎接日军战俘。”文中援引了坦波夫市一位名叫谢拉菲玛·多尔戈娃的女市民的回忆:“我们在车站等了好多天，日本人刚下火车，我们所有的人立刻就向他们扑去，抢夺他们的东 西，一会儿，他们就穷得连裤子都穿不上了。”这批日军战俘主要是关东军高级军官，他们随身携带了不少好东西，如轻飘飘的毛垫、枕头，几身换洗的睡衣、暖和的棉袄棉裤，新奇的彩色照相机、画笔、颜料等，甚至还带了不少做米饭用的调料，可是转眼之间这些东西就被洗劫一空了，战后的苏联比较贫穷。　　原俄罗斯《消息报》副总编、著名政治评论家列昂尼德·姆列钦在2000年出版的《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指出:“负责接受并管理日军战俘的苏联机构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该局最初是为了管理被俘的波兰官兵而于日成立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下设战俘营管理局，战俘营管理局下设各劳改所，每个劳改所主要管理人员有所长一名，劳动主任一名，政治部主任一名，军医官一名。这些机构负责战俘的生活起居、劳动培训、劳动分配，以及进行思想政治教育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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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日本战俘的劳役　　日本战俘进人各自的战俘营和劳改所之后，要立刻动手做一件事情，即给自己修建住处，这也是日本战俘来到苏联之后所从事的最初的劳动。因为苏联方面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很多战俘抵达苏联之后没有住处，需要自己动手修建住房。笔者有幸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找到了一份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这份文件为我们披露了当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在检查滨海边疆区的准备工作后所作出的结论:“通过检查，我们确认:上述厂矿企业接受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非常糟糕，而很多单位甚至都没有着手去做准备工作。一些单位的负责人把准备工作看得过于简单，总认为可以将战俘放到 荒野之地，由他们自己动手去修建包括住宅区、厨房、住所在内的一切必要设施。”接下来，这份文件详细地列举了已经确定接受日本战俘的各工矿企业准备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并且首先列举了滨海煤炭联合企业接受战俘准备工作中存在的不足:滨海煤炭联合企业确定接受25000名日军战俘，其下属的第6号矿井确定接受4000名战俘，“假如从第6号矿井撤出一定数量的人员，那么第6号矿井可以安置2500名战俘。为了安置剩余的1500名战俘，就需要修缮俱乐部并在小区搭建一些简易棚。为了不影响第6号矿井的生产，需要用日本战俘来替换一定数量的工人，为此就必须在第6号矿井地区修建一些临时住房。可是目前这些工作都还未动手去办”。确定接受1500名日军战俘的第7号矿井，“倒是有必要的住处，但是需要修理。截止到检查的那一天，第7号矿井也是什么事情都没有做。”确定接受1000名日军战俘的波德戈罗德年斯基矿场，“没有地方可以安置战俘。只有堪察加新村可以安置，可是堪察加新村现在正住着第6厂的工人”。确定接受1500名日军战俘的木材采运企业，“压根儿就没有任何住处”。　　而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则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的上述结论提出了不同意见。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日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关于“弗拉基米尔工业企业建筑托拉斯”修建战俘营情况的材料》，披露了联共(布)滨海边疆区委对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毅区局的反驳意见，这份文件通过详细介绍滨海边疆区“弗拉基米尔工业企业建筑托拉斯”一个个战俘营的修建情况得出的结论是:“各个战俘营的修建工作进行得很慢，其主要原因是缺少木材、电工材料、电灯泡等材料，此外，一系列托拉斯的负责人工作效率也比较低。将来，劳动力的使用能否有成效，将主要取决于是否拥有木材。假如不在这个问题上向各个托拉斯提供实际的帮助，那么这些托拉斯在12月份之前将不会拥有木材。”这份文件还以具体的数字列举了“弗拉基米尔工业企业建筑托拉斯”修建一个个战俘营所缺少的建筑材料种类及其数量。　　到1946年1月天气非常寒冷的时候，住房情况仍然没有改观，这一点可以从一份解密的档案文件《日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局长布尔特少校致联共(布)红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利亚基舍夫同志的信》中反映出来:“第巧号战俘营管理局所属的各个战俘劳改所对于冬季仍然是准备不足。党和政府要求战俘劳改营的领导人必须完成一个主要的任务:即保持在1945年冬季至1946年开春这个时期战俘人员定额不减员。但是，在现有的战俘生活条件下，在各个厂矿企业及其领导人对待这件事情漠不关心的情况下，我们无法完成这些指示。尽管战俘劳改营不止一次地向滨海木材采运企业提出过要求和警告，但是，除了极少数例外，住房情况仍然一如既往不符合要求。”于是，日本战俘只好住在窝棚和简易棚里过冬，这导致了大批日本战俘被冻死。美国知名学者法兰克·吉伯尼于2000年出版的《战争—日本人记忆中的二战》一书披露了当年被拘押在苏联劳改营的日军战俘清水芳夫在多年之后的回忆:“我们被装上了‘闷罐’火车，从西伯利亚出发，最后被遣送到设在拉达的第118战俘所，就在莫斯科东南400公里的坦波夫城附近。那时已经是昭和21年1月[1]。在那里，我们住的是半地下式的窝棚，一直住到那一年的8月，这些窝棚是几年以前建造的，窝棚里的柱子是整根原木，已经被手垢弄得黑亮黑亮的。”　　日本战俘在苏联究竟从事哪些劳动呢?还是让我们以苏联远东地区的日本战俘的情况为例来回答这个问题。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的文章《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指出:“将日本战俘安置到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在于:利用他们在劳动消耗最大、体力劳动最繁重的国民经济领域和部门——比如有色金属、煤炭、采矿、林业、渔业部门从事劳动，而这些部门人力资源严重匮乏。但是，由于滨海地区大多数重要企业接受日本战俘的准备工作做得不好，所以根据联共(布)滨海边获区委的专门决议，战俘们也被分派到当地的工业企业、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交通运输部门以及建筑部门去劳动。”　　上文我们引证过的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的解密档案文件也印证了这一点。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滨海边疆区局副局长季姆琴科中校、战俘事务处处长凯达洛夫中校联合署名的《关于滨海边疆区接受日本战俘准备工作的情况材料》详细地介绍了滨海边疆区日本战俘的分配情况:“确定将日本战俘分别安置到如下单位:滨海煤炭联合企业，25000人;森林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的木材采运企业，18000人;建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12000人;苏联交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5000人;国防人民委员部军事工程部下属企业，8000人;有色冶金工业人民委员部下属企业，2000人。”尽管这份文件只是讲述了苏联的一个行政区—滨海边疆区分配、安置日军战俘的情况，但是从这份文件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时的主要工作场所是:矿井、矿场、木材采伐加工厂、工程建筑工地、石油加工厂、石油工业企业建设托拉斯、铁路和公路等。　　《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也指出:“战俘被用来干重体力活—下矿井、伐木、搞建筑、铺公路。莫斯科大概是将这种劳动当作是对战争期间所遭受的损失的一种补偿。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呈交给斯大林的一份关于日本战俘问题的报告指出:‘为关押战俘，共修建了267个战俘营，下设2112个战俘所、392个工作队和178所专门医院。从1945年开始，在苏联国民经济中大规模使用战俘从事劳动，大量的战俘被安排到苏联煤炭工业领域工作，开采煤炭，修建和重建矿井，还被安排兴 建新的重工业企业—符拉迪沃斯托克拖拉机制造厂、车里雅宾斯克和外高加索冶金联合企业、阿穆尔钢铁厂。战俘参与修建了贝加尔一阿穆尔大铁路，参加了改造和重建苏联各地区公路的工作，参与兴建了一批水电站，其中包括明盖恰乌尔水电站、塞凡湖水电站、扎乌吉卡乌斯水电站、法尔哈德斯水电站、索契水电站、库拉科夫水电站，战俘占这些工程工人总数的40%一90%。”　　此外，日本战俘还在极其特殊的工作场所工作，2005年俄罗斯学者阿纳托利·斯米尔诺夫在(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原子弹幽灵》一文中，披露了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管理总局掌控的与制造原子弹相关的工程里劳动的有关情况:“战俘们在车里雅宾斯克州建筑地下工厂，也就是所谓的车里雅宾斯克-40工程，这个工程是用来制造原子弹的。作为特殊定额人员，战俘们无权随便越出工程工地一步，荷枪实弹的苏联士兵严密地监视着他们。”
　　苏联劳改营当局以及苏联居民对日本战俘的劳动表现是如何评价的呢?《日本武士的俄国坟墓》一文，引用了现年70多岁的当年日本战俘劳改营看守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斯维里多夫的评价:‘旧本战俘在泥炭开采场工作，干活非常卖力，从不偷懒。”那么，日本战俘的工作效率如何呢?俄罗斯学者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出现了分歧。曾经研究过许多有关日本战俘问题的档案材料的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指出:日本战俘工作勤奋、认真、组织纪律性强，‘旧本战俘的工作效率要比苏联工人和苏联囚犯好得多，因此在很长时间里苏联都不太愿意释放这些日本战俘回国”。而《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则提出了不同意见:‘旧本士兵有服从上级的习惯，但是战俘的劳动效率不高。经济学家们的秘密统计结果表明:战俘营是亏本经营。因战争而破产的苏联根本无力养活这么多日本战俘。”俄罗斯学者В.Н.卡拉曼和Ю.П.休科夫斯卡娅，在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滨海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一文中，对列昂尼德·姆列钦的上述观点表示支持:‘旧本战俘的劳动不仅效率不高，而且是亏本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第一，劳动场所缺乏相应的准备，劳动的安排和组织工作做得不好;第二，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匾乏，有时甚至就根本没有劳动工具和劳动材料;第三，战俘们缺少专业知识，没有接受过专门的技术培训;第四，战俘们由于吃不饱以及不能适应严寒的气候而体质下降、生病。这一切是后来决定将日本战俘从各个工矿企业撤回、将他们部分地遣返回国并且逐步地关闭战俘劳改营的原因。”不论俄罗斯学者们对日本战俘的劳动效率问题持有怎样的意见分歧，有两点是可以肯定的:一是日本战俘在劳改营里比较遵守纪律，工作比较勤奋;二是日本战俘为苏联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贡献。　　2.战俘营的饮食　　现年70多岁的日本老人，当年被关押在苏联劳改营的日本战俘加川治良回忆了多年前的有关情况:“干的是伐木和铺枕木的活儿，吃的却是用饭盒盖盛的稀粥。日本军队体系还照样保留着，高级军官待遇好，低级的、年轻的士兵待遇差。”战俘们的饮食标准跟各自所从事的劳动的轻重相关。当年的日本战俘，后来被遣返回国的日本别府市山本善丸在多年之后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每月我们都有例行的身体检查，我们排成四排，夏天脱得一丝不挂，冬天冻得直哆嗦。一名神情严肃的苏联女军医为我们做检查，方法是拉起每个人大腿上的皮。我们个个皮包骨，皮肤粗得像砂纸。根据肉的厚薄，我们被分成若干等。大家都暗暗祷告自己能被定为最低等，这样就能干轻一些的活，从而就能多活一天。肉最厚的被归为一等，对比骨瘦如柴的伙伴，他们可能有点欣慰，但一想到等着他们的是最粗重的活，那得意里又混杂了优愁。”《历届克格勃主席命 运揭秘》一书也指出:日本战俘的“饮食标准被划分成若干个等级——这是劳改营管理总局的做法:通过肚子来控制战俘营里的战俘。士兵、军官、将军、营养不良症患者、病人、拒绝劳动人员和拒绝被调查人员—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饮食标准，就看他属于哪一类战俘，1948年这样的标准有10个等级。”　　在《日本武士的俄国坟墓》一文中，现年将近80岁的、原日本战俘营看守鲍里斯·彼得罗维奇·斯维里多夫回忆说:‘旧本战俘之间差别较大，个别级别较高、比较出名的军官比较自由。维持秩序的日军军官生活稍好一些，里面还有两名将军，国际红十字会经常给他们送大米、肉和新鲜水果。”当年的日本战俘，后来被从苏联劳改营遗返回国的日本西尾市加藤嘉男的回忆，也证实了苏联劳改营里日本战俘之间的不平等:“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即使在西伯利亚战俘所，天皇依旧是绝对统治者，军官们要求我们绝对服从，否则便以暴力对付自己的下属。倘有冒犯，就要受到禁食处分，而受罚者的定额就归军官们享用了。”　　3.日本战俘的政治学习　　苏联劳改营当局除了给战俘们安排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文体活动之外，还特别重视对战俘们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工作，.向战俘们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从而希望借此宣传和政治教育能够达到培养战俘们的对苏友好情感的目的，用《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中的说法就是:政工教导人员的任务是“确保支持加强对苏友好关系的战俘人数不断增长。那些同政工人员有接触的战俘的日子过得好一些，因为政工教导人员得借助于翻译和莫斯科出版的日语参考教材来完成自己的任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战俘人员受到提高饮食标准的奖励，积极分子被送到所谓的休养房去过上10一12天的好日子，在那里，战俘们可以穿上清洁的内衣和睡衣，好吃好喝。战俘们政治学习效果不理想，因为苏联战俘劳改营盛行做表面文章，战俘们按照劳改营政工人员的要求展示‘思 想改造成果’，表达自己对马列主义理论和思想的忠诚和信仰，战俘营当局将战俘们的各种活动用照相机拍摄下来:‘战俘们在食堂就餐’，‘战俘们在理发馆理发’，‘战俘们在医院就诊’，‘战俘们在搞体育比赛’，‘战俘们在认真学习马列主义理论’。一张张照片被装订成册，照片旁边配注了有关战俘幸福生活的说明文字或者忠实于斯大林的誓言。”　　而战俘们表面上参加甚至积极参加苏联劳改营当局安排的政治学习，也只不过是为了努力生存下去而装装样子。他们担心一旦他们流露出对苏联劳改营当局安排的政治学习活动的不满和厌烦，他们就有可能会被送到位于苏联腹地的战俘劳改营去或者会被推迟遣返回国。因此，就连曾经非常残暴地对待共产党人、无情摧残反战人士的原先的日本宪兵也都“自觉地”参加苏联劳改营当局安排的政治学习和推行的“民主化”活动。　　日本久留米市的农夫平野好郎当年也是被关押在苏联劳改营的一名日本战俘，他在多年之后回忆了当时在苏联劳改营里推行的“民主化”活动的有关情况:“这事发生在西伯利亚第19号战俘所，时间在昭和22年2月前后。红军将我们这万名战俘集合起来推行民主化’教育。所有的人一门心思想回家。我们充满了恐惧，担心任何对‘民主化’教育活动的抵制都会推迟我们的遣返，或者把我们送到苏联腹地的战俘所去。在我们这个营地里，有相当一批原先的宪兵和高级警察，也有一些军官，他们在过去的战争中曾经残暴地虐待过共产党人。显然，他们的处境不妙。原先的宪兵们都加入了新成立的‘民主化突击队’，‘民主化突击队’的劳动条件格外艰苦。每天早晚，他们进出营地时，扯着嗓子高唱‘红旗歌!和‘国际歌’。他们里边就有那些一贯压制反战理论、反战学者和作家的人，可是现在他们摇身一变，变得让我们目瞪口呆。”　　苏联方面还在日本战俘们当中发展自己的情报人员。俄罗斯学者格列布·车尔尼雪 夫斯基在日(独立军事观察》上发表的《学习斯大林著作的日本武士》一文中指出:‘旧本武士做梦都不曾料想过:他们必须学习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著作，然而，这确实发生了，就发生在苏联战俘营里。1945年秋天被俘的日本武士被迫接受思想改造，尝试着树立共产主义信念;否则，他们的生存以及返回祖国都会成问题。不过，并非所有的‘劳动改造和政治学习的优秀分子’都能成功地返回祖国。与此同时，我们的特工人员在战俘们中间开展活动，培养‘自己的干部’。思想‘改造’的结果是一批新的日本共产党员出现了。他们当中的很多人在战俘营里充当苏联当局的秘密情报员，告发自己的同胞。”《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指出:“内务部机关从已经被招募为间谍的战俘和拘押人员中筛选出986人，这些人因为在德国、日本以及其他国家拥有关系网和活动条件而具有发展潜力。这批间谍人员已经被转交给情报委员会、苏军总参谋部情报总局、海军总参谋部和国家安全部，试图让他们在回国后继续为苏联情报机关效力，那些军官同意了，他们愿意做任何事情.只为能活着回到祖国”。
　　二、苏联政府为什么扣押日本战俘　　那么，为什么苏联没有像其他与日本交战的国家那样在日本宣布投降之后很快就遣 返日本战俘呢?目前要准确地回答这个问题还是比较困难，因为迄今为止仍然有大量的档案文件仍处于保密状态，研究人员无法接触到。不过，不少俄罗斯学者根据目前他们手中所掌握的档案材料还是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比如，俄罗斯学者尤利娅·斯莫琳娜、萨肯·贝利吉巴耶夫于2006年5月发表文章指出:“日苏联政府通过了《关于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遣返日本战俘及被拘押人员决议》，日第一艘日本轮船抵达真冈(1946年之后称霍尔姆斯克——笔者注)港，来迎接被遣返的日本战俘和拘押人员回国。但是，很快，遣返日本战俘的工作就暂停了，因为苏联正缺乏劳动力。”他们的这一观点得到了一些俄罗斯学者的赞同，比如俄罗斯观察家日尔诺夫指出:“当然，日本战俘对于苏联来说非常重要。要知道，战争使苏联的人力资源丧失殆尽。许多人在战争中牺牲，因此战后在国民经济的一些领域和部门实际上很难找到人来工作。不过，尽管经济上的巨大好处促使苏联想继续使用日本战俘，但是在日本政府的努力下，绝大多数日本战俘后来还是被释放回到了日本，但也有少数日本战俘后来留在苏联定居了。”《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也对上述问题作出了自己的分析:“为什么6万名日本人没有在日本投降后立即回到家乡呢?那些记录着斯大林及其亲信对这一问题的主张的文件不为人知。可以推测，斯大林可能认为战俘是特殊的人质—是同日本缔结和约时的一张王牌。抑或是他确实害怕美国人将其重新武装起来对付苏联?”　　列昂尼德·姆列钦的这一推测得到了俄罗斯历史学博士、军事学博士、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马赫穆特·艾哈迈托维奇大将的呼应。日，加列耶夫在俄罗斯《红星报》上发表文章《‘旧本人的悲剧”:无稽之谈与事实真相》，对于为什么在日本投降之后苏联政府没有立即遣返日本战俘这个问题作出了详细的分析和回 答。由于加列耶夫当年曾经参与了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战役行动，并且参与了接管日本战俘的工作，所以他的分析和回答受到了各方面的关注。加列耶夫在文章中指出:“表面上从国际法准则的角度来看，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指责苏联拖延了遣返日本战俘。但是，让我们从另一个视角来看看当时的情势，苏联为彻底歼灭敌人作出了最大贡献，但是战后在对日安排中却被排挤到了一边，苏联未能参与对日本领土的占领。是的，在这之后，任何一个有自尊的国家都应该有权保留某些作用杠杆，因而战俘问题在一定程度上就派上了用场。日本不愿意同苏联签定和约，日本的亲美反苏政策，有时甚至与日本的利益背道而驰，这些在很大的程度上妨碍了战俘问题的解决。　　其次，从当时的实际情况来看，即使苏联政府愿意在战后立即将战俘归还给日本，这也不可能实施，因为能将战俘转交给谁呢?当时还不存在独立的日本当局。将日本战俘转交给美国人则是荒谬的，因为1945年在德国领土上我们的军队在一系列情况下有意识地给退却的德国人提供让他们前往盟国占领区的机会，可是这产生了什么结果呢?正如现在从公开发表的英国文件中搞清楚的那样，丘吉尔下令将这些德国人重新武装起来，并且准备一旦对苏战争爆发就用他们来对付苏联军队。可喜的是，我们的统帅部掌握了关于这件事情的一些资料，并且时刻提防着。而且，从情理上来讲，将战俘倒来倒去也是不恰当的。　　第三，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只能通过水路遣返战俘回日本，而当时我国又没有足够数量的船只来运送50多万战俘，不过，尽管如此即便在如此种种不便情况之下，在1946年还是开始了遣返战俘的工作。在研究有关日本战俘问题的时候，曾经设想是否有可能将日本战俘留在中国东北并且将他们转交给中国方面。但是，当时中国地方当局频繁变更，因而指望不上中国当局来管理这些战俘营。而且，刚刚有一点传闻说有可能将日本战俘转交给中国方面，日本战俘，特别是将军和高级军官们立刻苦苦哀求我们的军代表，说无论如何请不要这么做。1945年10月，上面传下命令，叫各战俘营清查一遍并且将那些日本军队中的职员和工人们从战俘营里放走，但是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拒绝离开战俘营。再者，客观地讲，当年日本人曾残暴地对待中国人，所以中国人对日本人心怀仇恨，不少中国人欲谋复仇。鉴于上述各种原因，苏联领导人决定将日本战俘的主要部分运送到苏联境内并且将他们分别安置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各个战俘营。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战俘都被安置在西伯利亚。”　　笔者认为，加列耶夫所说的战后日本没有能力独自地决定其内政和外交方针政策，尽管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并不对苏联遣返日本战俘和被拘押人员回国造成实质性影响，只要苏联真的愿意遣返日本战俘回国，那么无论日本是否有能力独立地决定其内政和外交方针政策，苏联都尽可以遣返。而加列耶夫所说的另一个原因——“当时苏联没有足够数量的船只来运送五十多万日本战俘”则是一个借口。因为可能在战后时期苏联经济确实很困难，确实没有足够数量的船只来运送五十多万日本战俘，但是苏联政府完全可以将这个情况告知日本或者国际红十字会等国际组织，请求国际社会提供援助，更何况当时的美国人竭力希望抚慰他们的原子弹给日本人造成的伤痛，所以千方百计地想把日本人的注意力转移到当时千千万万被关押在苏联劳改营的日本战俘身上。他们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苏联政府尽快遣返日本战俘回国，一次又一次地要求苏联政府提供活着的和死掉的日本战俘的名单和资料，抗议苏联政府扣押日本战俘。而驻日美军总司令麦克阿瑟更是将文章做足，他协同国际红十字会主动向苏联提供了客轮和破冰船，所以加列耶夫的“船只不足”说是不能成立的。
　　三、日本战俘的命运结局　　1.日本战俘的第一种命运结局:活着并且回到了日本　　加列耶夫在其《“日本人的悲剧”:无稽之谈与事实真相》一文中指出:“根据现有资料，在日至9月2日对日作战时期，苏联军队总共俘获了639635名日本官兵，其中的65245人根据司令部的命令在1945年8月至12月被释放，15986人因为受伤和传染病发作而死于临时战俘营里。1945年10月，上面传下命令，叫各战俘营清查一遍并且将那些日本军队中的职员和工人们从战俘营里放走。”1946年，苏联方面开始遣返被关押在苏联境内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各劳改营的日本战俘，日，第一艘日本轮船抵达苏联的真冈港，并于同月抵达日本的舞鹤港(日本本州岛港口城市——笔者注)。最先被遣返的是生病、体弱的战俘，1947年、1948年是遣返高峰期。加列耶夫在上述引文中指出:“截至1956年底，共计有577567人被遣返回国，其中的主要部分——40多万人是在1945年至1948年这个时期遣返的”。很显然，加列耶夫这里所说的“577567人”，包括了1945年8月至12月在苏联红军驻中国东北临时战俘营释放的65245人，577567人减去65245人等于512322人，这个数字也就是从位于苏联境内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下属的各劳改营遣返的日本战俘人数。　　从当年的日本战俘及其亲属的回忆来看，苏联方面在遣返日本战俘回国的时候，还是给战俘们提供了一定的人道主义便利。比如，日本札幌市的上家博美在回忆中指出:“昭和22年，盼望已久的解送命令来了，因为行李限量，我们把家具用品留给了苏联人。日本人这么大方，他们又惊又喜。我们在‘德斯维达尼亚’(俄语‘再见’——笔者注)的告别声中和苏联人分别了。解送船白龙丸号从真冈港出发时，看见很多收容所配给的直径30公分的黑面包被人扔掉，在水面上漂浮着，我屏住呼吸，这时听见船上有人嚷道:‘俄国佬的破烂!’接着一个黑色的东西就飞上了天，我想起为黑面包拼命干活的苏联人，心里很不是个滋味。”从上家博美的这段回忆中，我们可以看出，尽管战后苏联经济也非常困难，普通的苏联人为了得到黑面包得“拼命干活”，但是苏联方面还是给被遗返的日本战俘和被拘押人员准备了路上吃的干粮，而日本战俘出于泄愤将这些干粮扔到了大海里。　　俄罗斯学者尤利娅·斯莫琳娜、萨肯·贝利吉巴耶夫指出:“很快，遣返日本战俘的工作就暂停了，因为苏联正缺乏劳动力。”但是，暂停时间并不长，在国际社会各方面的压力下，战俘遣返工作不久又恢复了，只是遗返的规模比以前小了，遣返的人数也比 以前少了。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B.尼古拉耶夫在俄罗斯学术杂志(今日亚非》2003年第n期《日俄关系中的战俘问题》一文中指出:“临近1950年，大约50万日本人被遣返回国。”到50年代上半叶，战俘的遣返工作仍在进行，日本战俘家属柴原健三在多年之后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昭和29年，我哥哥被从西伯利亚遣返回国，他是乘船回来的，我到舞鹤港去接他。当年我母亲听说我哥哥被判了20年刑，天天以泪洗面:‘这辈子再也见不着了!’幸好只监禁了9年，在我母亲有生之年，我哥哥被释放回国，终于见了面。”日，日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日苏联合宜言》，《宣言》指出:“联合宣言一旦生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立即释放并遣返所有在苏联被判罪的日本公民。”1956年12月，一千多名日本战犯返回日本。
　　2.日本战俘的第二种命运结局:活着但是没有回到日本　　俄罗斯学者尤利娅·斯莫琳娜、萨肯·贝利吉巴耶夫于2006年5月发表文章指出:“在哈萨克斯坦，人们不会忘记战争期间被俘的日本人，因为他们在哈萨克斯坦的历史上留下了自己的烙印和足迹—他们建成的一幢幢建筑物至今都在装点着我们的城市。对于很多日本战俘来说，哈萨克斯坦就是他们的第二故乡。众所周知，有19人留在这里定居，他们加人了苏联国籍，与当地妇女结婚了。”据俄罗斯媒体报道，俄罗斯著名女政治家、自由派政党“正义事业联盟”前领导人本田的父亲当年就是一名日本战俘。本田透露说，她父亲曾经是一名日共党员，所以能很快被释放。50年代她父亲在苏联远东地区同当时还是小学教师的她母亲结婚，后来全家一起迁到了莫斯科定居，本田的父亲后来甚至进人了苏共中央工作。当然，并非所有的日本战俘都可以留在苏联定居，而是要在本人提出申请并通过苏联相关部门的严格审查之后，才可以获准留在苏联定 居。因而，目前要准确地回答究竟有多少日本战俘被苏联政府准许留在了苏联定居，还是比较困难的，因为相关的档案文件还没有解密。　　3.日本战俘的第三种命运结局:死了多年之后重新回到日本　　由于饥饿、严寒、疾病，不少日本战俘被冻死。俄罗斯学术杂志《历史档案》2006年第1期刊登了一份解密档案文件《日第15号战俘营管理局局长布尔特少校致联共(布)红军工作委员会书记利亚基舍夫同志的信》，这份文件指出:“战俘的死亡率比以前增加了，气温急剧下降以及战俘们无法一下子适应这种气候，导致因受寒而感冒、发烧的病人急剧增多，战俘死亡率急剧升高。热量跟不上，又缺少相应的医 药，这一切将战俘营逼上了绝境，繁重的体力劳动又加剧了战俘们身体状况的恶化和人员的减少。大多数作业区战俘们必须步行去上工地，所走的路程非常的远，而没有交通工具可以使用。在工地上，战俘们吃不上热饭，喝不上热水。”　　那么，在第一个冬季，究竟有多少日本战俘死掉了呢?《日俄关系中的战俘问题》一文指出，“地方当局没有做好接受如此众多数目的战俘的准备—住房不足、冬衣紧缺、粮食和药品也匾乏，由于这些原因，在年冬天，在日本战俘劳改营里出现了较高的死亡率。根据官方统计的数据，总共有55000名日本战俘死掉了。”　　除了死于饥饿、严寒、疾病外，不少日本战俘还死于劳动过程中的不幸事故。《历届克格勃主席命运揭秘》一书指出:“苏联当局只向日本政府提供了4000名死亡战俘的资料，尽管6万余人当中的每一个人的命运都是清楚的:因为苏联方面为他们所有的人都无一例外地建了个人档案，这些档案保存在内务部战俘和拘押人员事务管理总局。”　　《学习斯大林著作的日本武士》一文指出:“因为饥饿、严寒、疾病、劳动过程中的不幸事故以及对祖国的思念，不少日本战俘在苏联劳改营里死掉了。正如近年来搞清楚 的那样，几乎滨海边疆区的每一个地区都有日本战俘的墓地。但是，时至今日，远非所有的墓地都完好无损。自己人的墓地尚且都不去看护，又谈何去看护原先的敌人的墓地?但是，最大的墓地之一，大概位于纳霍德卡，那里安葬着500多具日本战俘的尸体，其中就有一名日本将军，他死于1950年4月。今天，即便是在滨海边疆区，要准确地确定所有日本战俘的墓地及其姓名，恐怕任何人都做不到这一点。无论是石头，还是十字架，都说不清这个问题。”当年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曾命令其下属的关押日军战俘的所有劳改营:“不许肢解饿死或病死的日本人的尸体，不许秘密掩埋，日后将把他们运送回国。”日本人有一个 很古老的迷信习惯:倘若将客死在异国他乡的人的尸体上的一片指甲或者一给头发带回家，那么就可以看作是逝者安眠于故乡了。从目前掌握的资料来看，早在上个世纪50年代下半叶，将日本战俘的遗骸运回日本的工作就已经开始了，比如前日本首相近卫文譬的儿子曾是一支日军炮兵联队的联队长，因为被指控“搞间谍勾当”而被关押在苏联滨海边疆区乌苏里斯克劳改营里，后来他被转押到位于伊万诺沃附近的一个叫做切尔恩齐的村庄里的劳改营中，他在那里患上重病并死去了，1957年他的遗媚将丈夫的尸体带回了日本。最先被运回日本的首先是已经搞清楚其身份的日本战俘的遗骸，而没有被搞清楚身份的日本战俘的遗骸就长期地埋葬在前苏联境内。1990年9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访问日本期间曾经向日本社会团体发表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在日本，追悼祖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是了解并且也是尊重这种感情的，我们会就苏联境内死去的日本战俘的埋葬地点等有关问题，尽量地满足日本方面的愿望，以缓和因为战争而带来的痛苦，我们要进一步努力落实，这也是我们两国关系史中的一部分。过去的战争以及战后初期的各种事件，是因为严酷的时代造成的，今天我们要向当时因此而死亡的人们表示深深的痛惜。”　　一19日，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4月16日晚，戈尔巴乔夫在日本方面为欢迎其到访而举行的宴会上指出:“我们有很近的关系，但是，命运使我们两国人民的情感不止一次地经受了考验，两国关系长期处于阴影状态之中，应当对客死在异国他乡的战俘表示哀悼，两国人民以及两国历史告诉我们:必须避免这种绝对不幸的人间悲剧的重演。”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B.尼古拉耶夫在《日俄关系中的战俘问题》一文中指出:“1991年4月苏联总统M.C.戈尔巴乔夫在访问日本的时候，向日方转交了在苏联劳改营里死掉的日本人的名单。”尽管这份名单远不完整，并且其中也不乏错误，但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一人道主义举动还是被东京方面接受了，因为起码有一些日本人能够获悉他们的亲人的下落了。1991年戈尔巴乔夫访问日本签定了相关协定之后，日本战俘墓地掘尸检验工作才得以开始。日《伊尔库茨克新闻报》发表叶莲娜·斯塔维茨卡娅的文章《400具日本战俘遗骸将很快运回日本》指出:“在伊尔库茨克州，共计有80处日本战俘墓地，墓地几乎无人照看。在1991年之前，日本人无法进行掘尸检验工作，而在1991年之后这项工作才得以启动实施。”至今，掘 尸检验工作已经持续了十多年。据《日俄关系中的战俘问题》一文提供的资料:“到今天为止，日本方面对大约8000名死者的遗骸进行了掘尸检验并且将它们运回了日本。”另据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媒体报道，2005年“326名日本战俘遗骸被从伊尔库茨克发掘出来运回日本，与日本战俘遗骸一起运回日本的还有日本战俘的一些私人物品，包括自制的军刀和一些全家福照片”。
　　4.日本战俘的第四种命运结局:死了且永远都回不了日本　　为什么有相当多的日本战俘永远都回不了日本呢?又是哪些日本战俘永远都回不了日本呢?首先，很难准确地确定当年的日本战俘的墓地。根据当年被关押在苏联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的日本战俘，日本千叶县公司退休职员加川治良的回忆，他当年曾被关押在茨塔沃战俘所。战俘所附近有一处日本战俘墓地，但是时隔两三年之后当他再次辗转来到这里的时候，茨塔沃战俘所附近的那处日本战俘墓地已经荡然无存了:“在我被转到别的营地两三年后，又一次到了茨塔沃附近。我去看了战俘所的遗迹，其中有一半淹了水，变成了沼泽。荒草遍地，墓地以及用白桦树枝扎成的十字架，都已经了无痕迹，只剩下红褐色的西伯利亚泥土。”也就是说，自然环境与地质结构的改变，使仅仅 两三年之后日本战俘墓地就面目全非了，今天要去寻找和辨认这些墓地其难度可想而知。　　其次，经苏联地方当局批准，不少日本战俘墓地上建造了各种学校、商场以及其他建筑物。比如，据《日本武士的俄国坟墓》一文介绍，俄罗斯“坦波夫州莫尔尚斯克市附近的卡列利村曾经有一个第64战俘劳改营，卡列利村外1公里的莫尔桑斯克森林里曾经有一处埋葬日军战俘的墓地，日本人离去之后，莫尔尚斯克当局便填平了日本战俘的墓地。只是在这里栽上了一片小松树。现在，这些松树也有半个世纪的寿命了。即使是居住此地多年的老住户也认不出日本战俘安葬的地点了。何况反正也无人问津此地。”再比如，在俄罗斯比斯克地区，由于开采粘土，一处日本战俘墓地就被毁坏了;在巴尔瑙尔地区，一处日本战俘墓地上建造了一所职业技术学校。　　第三，根据俄罗斯媒体报道，在前苏联一些地区，一些图谋钱财的地痞流氓偷偷地挖掘日本战俘坟墓，偷取日本战俘的随葬物品。比如在俄罗斯的索罗基诺村，当地的一些地痞挖开了一些日本战俘坟墓并偷走了日本战俘的头颅，因为当地盛传“几乎每一个日本战俘都镶有金牙”，他们为了获取这些金牙而残忍地分割了日本战俘的尸体。　　第四，当年苏联内务部的一些劳改营在埋葬病死或者饿死的日本战俘时，工作做得 非常马虎。这可以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不少日本战俘离开人世是在严寒的冬季。严寒的冬季不仅使他们赢弱的躯体染上了重病并夺走了他们年轻的生命，而且使他们去世之后的尸体也变得非常僵硬，此时本应当轻轻地搬运战俘尸体，可是不少战俘的尸体却在搬运、埋葬的过程中被弄得支离破碎。当年被关押在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后来被遣返回国的日本千叶县公司职员加川治良多年之后的回忆就证明了这一点:“西伯利亚茨塔沃战俘所，据说关押了将近1500人。一个冬天过去，就有500多人死于疾病和饥寒，因此，凡是在西伯利亚呆过的人，都习惯用‘地狱’一词来形容这里的营地。先死掉的必定是年轻的士兵。死尸就堆放在营地的一个帐篷里，人一死，衣服就被剥光，尸体冻得僵硬，像一段硬木头。西伯利亚的土地还冻着，我们先在冻土上燃起髯火，把表层慢慢烤化，再用钢锌往下锌，一次只能镑进一两毫米。掘到一定深度，就将好几具尸体一起扔进去。由于尸体都冻得僵硬，所以这一扔就会把尸体弄得骨折、肢体散开。这事白天黑夜都在干。我只要活着，就一辈子也忘不了那髯火照亮的夜空。”其二，苏联劳改营当局在日本战俘坟墓上留下的识别标志过于简单，通常是在坟墓上支一个用白桦树枝扎成的十字架，插上一块用所谓的“耐清洗”涂料书写铭文的木板。可是，无情的暴风雪使铭文和木板荡然无存，这无疑加重了准确辨认日本战俘身份的难度
　　四、两国学者关于日本战俘问题的意见分歧　　1.苏联出兵中国东北是否违背了《苏日中立条约》　　在战争结束多年以后，日本政府以及日本学术界提出了这样一种观点，即日苏联参与远东对日战争是“没有必要的”，“违背了苏日关于保持中立的条约”，比如，1992年日本驻莫斯科大使馆就出版发行了一本名为《日本的北方领土》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指出:“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的两天后并且在长崎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当天，日，苏联违背了关于保持中立的条约而参与了对日本的战争，日本的失败已经是毋庸置疑的了。”俄罗斯学者则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他们指出，日签定的《苏日中立条约》第二条款规定:“一旦协议双方中的一方成为一个或者几个第三方国家军事行动的对象，那么协议双方中的另一方将在整个冲突期间保持中立。”而一个不争的历史事实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日本不是因为第三方国家进攻日本，而是因为日本自己的侵略行径而成为“军事行动的对象”的;而且，当苏联遭受日本的军事盟国—德国侵略的时候，日本非但没有遵守《苏日中立条约》中有关“协议双方中的另一方将在整个冲突期间保持中立”的规定，反而给德国提供了大量的援助。正因为如此，日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莫洛托夫在召见日本驻苏联大使佐藤尚武宣布苏联政府不打算延长(苏日中立条约)时指出:“德国进攻苏联，而作为德国的盟国的日本在德国侵苏战争中向德国提供了援助，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苏日中立条约》就失去了意义”。此外，1945年之后问世的大量文件充分证明了在苏德战争期间日本军方曾多次准备背信弃义地向苏联发动进攻，而且在《苏日中立条约》生效期间，日军在边界地区也一直没有停止过对苏联的挑衅和侵犯。俄罗斯历史学博士、军事学博士、俄罗斯军事科学院院长加列耶夫·艾哈迈托维奇大将，在俄罗斯学术杂志《近现代史》2005年第5期《1945年满洲战略进攻战》一文中指出:“在《苏日中立条约》生效期间，日军一直对苏联进行着挑衅性战斗，日军侵犯我们的陆地边界779次，侵犯我们的领空达400多次。日本海军非法扣押了我们的178艘商船并且击沉了18艘商船。苏联红军的大量兵力被束缚在远东地区，而无法抽调到西线去对付希特勒德国。”　　2.是“战俘”，还是“被拘留者”　　1990年苏联成立了一个民间组织——“相互理解”协会，协会主席是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A.A.基里琴科。该协会同日本方面的“被强制拘留者协会”等组织和机构多有联系，经常举行各种讨论会和论坛，参加会议者既有两国的学者、新闻工作者以及部分官员，也有原先的日本战俘以及战俘劳改营的管理人员。在各种讨论会和论坛的过程中，双方对一些问题的看法出现了严重的意见分歧。比如，两国学者在对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中国东北战役行动中被俘的日本人的称谓上就存在着重大的差别。苏联方面认为，既然这些日本人是在日苏双方交战状态下被俘的，所以理应称其为“战俘”;而日本方面则认为，这些日本人是在日苏两国中立条约仍然生效期间被苏联方面拘押的，因此按照国际法有关规定应将这些日本人称作“被拘留者”。所谓“被拘留者”，是指战争期间因为各种原因被扣留的中立国家或者没有参与战争国家的人员，而大批日本人正是在已经停止了武力抵抗之后被苏联方面拘押的。因此，日本方面认为:将“战俘”这一称谓纠正为“被非法拘留的人”将更加符合历史的真实面目。比如原先的日本战俘，现今的“全日本被强制拘留者”协会主席青木安三在由俄罗 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高级研究员A.A.基里琴科任协会主席的俄罗斯“相互理解”协会主办的一次日俄论坛上，就强调指出:“‘被强制拘留者’问题具有道德性质，而不具有政治性质。我们只讨论战后我们发生了什么事情。根据日本天皇的命令，我们停止了军事行动。而日本人却在‘回家吧!回东京去!’的叫嚷声中被押解到了西伯利亚。不过，对于很多人来说，这条回家的路整整走了漫长的10年，因此应当管我们叫‘被拘留者’，而不是‘战俘’，这样叫比较准确些。”实际上，长期以来，不仅是日本学者，而且即便是普通的日本民众也都倾向于将战争结束之后被拘押在苏联劳改营的日本人称作“被拘留者”，而不是“战俘”。　　而俄罗斯学者则对日本学者的上述观点提出了反驳意见，比如，2001年俄学者弗拉基米尔·罗休普金在《漫长的回家路》一文中指出:‘旧本在发动和拖延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过程中发挥了比较重要的作用，假如东京接受了1945年波茨坦公告，那么苏联出兵中国东北对日战役行动就不会发生，千千万万日本人就不会置身于苏联劳改营里。但是，在德国溃败之后日本军国主义没有缴械投降，而是将驻扎在中国东北的日本官兵置于苏联军队的打击之下。结果是数万名日本军人战死，另有60多万日本军人被俘。”
　　3.关于赔偿问题　　“全日本被强制拘留者”协会主席青木安三在日俄论坛上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成千上万的日本人在苏联的各个工程工地上劳动。我们无偿地劳动，现在我们希望补偿我们当年的这些劳动。”他甚至建议将由日本战俘修建的塔什干至布拉茨克的铁路称做‘旧本铁路”。而参加日俄论坛的俄罗斯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们则针锋相对地提出了反驳意见:“青木先生是否知道苏联人民为了包括日本战俘在内的所有战俘的衣食住行已经支出了45亿卢布，这比战俘们所挣的要远远多得多。”“战争期间，日本有专门关押苏联公民的集中营，集中营位于北海道北部稚内市，我们的海员和水兵也被囚禁在那里。他们是怎么被关押到那里去的呢?从1943年至1945年日本方面在拉彼鲁兹海峡礁石旁检查了192艘苏联运输船只，检查期限为一周至三个月不等，这期间船上所有的人都被赶下船并被拘押到稚内市。我们的20艘商船遭到了日本海军的鱼雷攻击，全体船员都被押解到稚内市。中立就是这样的么?苏联海员被拘押在稚内市一直到日。这些人怎么算呢—是被拘押者还是战俘?而且，谁给他们补偿?”　　尽管在日俄论坛上日俄双方学者、新闻工作者以及官员在一系列问题上存在着争 论，并且争论还比较激烈，但是正如他们自己所认为的那样，双方的争论以及各自的论据“对于搞清楚事情的真相和实质，对于改善日俄两国关系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五、日本战俘问题对日苏关系的影响　　日本战俘问题给战后日苏两国关系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损害，成为战后日苏两国关系正常化道路上的一个重要羁绊。1955年在为恢复日苏两国关系正常化而举行的两国多轮谈判中，日本政府起初一直坚持将领土问题、战俘问题与恢复日苏两国关系正常化捆绑在一起谈，强调苏联方面应当立即释放、遣返日本战俘，而苏联方面则坚持只要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就遣返战俘人员。比如，在日举行的双方第四轮正式谈判中，日方代表松本俊一提出希望苏联方面能够提供被俘人员名单。而苏方代表马立克则答复说，这些战俘人员被分散在苏联境内各地区，统计名单比较困难，同时，马立克警告说，如果日本方面停留在战俘人员问题上，那只会使双方的谈判拖延下去。后来，双方都作出了一定的让步，于日在莫斯科签署了《日苏联合宜言》。《宣言》指出:“自本宣言生效之日起，日本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战争状态宣告结束。重新建立日本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之间的外交和领事关系 联合宣言一旦生效，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将立即释放并遣返所有在苏联被判罪的日本公民。关于那些下落不明的日本人，苏联应日本的要求将继续努力查明他们的下落。”日，日苏两国正式交换批准书，《日苏联合宣言》正式生效。　　尽管日，日苏两国在莫斯科签署了恢复两国关系正常化的《日苏联合宣言)，但是日本战俘问题如同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一样，始终束缚着两国关系的进一步改善和发展。应当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国关系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俄罗斯方面为搞清楚滞留其领土上的日本战俘的下落作出了一定的努力，然而总的来说，俄罗斯方面在搞清楚日本战俘的下落这件事情上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具体说来主要有如下几点:首先，尽管《日苏联合宣言》指出:“关于那些下落不明的日本人，苏联应日本的要求将继续努力查明他们的下落”，而且1990年9月苏联外交部长谢瓦尔德纳泽在访问日本期间也曾向日本民众发表演讲:“在日本，追悼祖先是非常重要的，我们了解并且尊重这种感情，我们会就苏联境内死去的日本战俘的埋葬地点等有关问题，尽量地满足日本方面的愿望，以缓和因为战争而带来的痛苦，我们要进一步努力落实，这也是我们两国关系史中的一部分。”但是，长期以来苏联方面并没有将探究在苏联境内死去的日本战俘的埋葬地点等问题落到实处，很多工作都是由前苏联以及后来的俄罗斯学者、新闻工作者以及热心人士所为，由俄罗斯民间组织和机构所为，而官方则迟迟按兵不动。俄罗斯学者格列布·车尔尼雪夫斯基在《学习斯大林著作的日本武士》一文中指出:‘，2O世纪90年代，在俄罗斯，包括滨海边班区在内，开始尽可能地复原日本战俘的墓地及其姓名。当年的日本战俘的亲友们开始从日本来到俄罗斯吊唁这些日本人。不过，在俄罗斯，这一切基本上是依靠一些人的热情来做的。热心者之一安德烈·伊万诺 维奇·波利卡尔波夫，是当年的谢苗诺夫卡村(即今天的阿尔谢尼耶夫—笔者注)日本战俘营的一名翻译，当时这些日本战俘主要从事伐木劳动。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波利卡尔波夫之所以出名，是因为他曾经写过一本书——《年埋葬在滨海边.91疆区的日本公民名单》。90年代初，波利卡尔波夫还在地图上确定并标注了一百多处日本战俘的墓地，这些日本战俘的亲人们现在都非常感谢他。”　　同年，俄罗斯学者弗拉基米尔·罗休普金在《漫长的回家路》一文中也提到了安德烈·伊万诺维奇·波利卡尔波夫:“在这里，我不能不提到伟大卫国战争参加者安德烈· 伊万诺维奇·波利卡尔波夫，战后时期他学习了日语课程，开始同日本战俘打交道。在滨海边疆区驻扎着几十座劳改营，关押着六七万日本战俘，其中的6470人死掉了，波利卡尔波夫起草了详细的死者名单并且绘制了113座日本人的坟墓地图。在东京，这些地图和资料对于日本战俘的亲属而言可谓无价之宝，原滨海边疆区行政长官叶夫根尼·纳兹德拉坚科将这些地图和资料转交给了日本外交部的代表，这件事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准确的死者名单及死者坟墓地图的存在，使滨海边疆区当局与日本厚生省签定了关于协助调查日本公民埋葬地点并且寻找日本公民遗骸的协议。协议有条不紊地得以执行。令人遗憾的是，俄罗斯民众居然不知道这些事。安德烈·波利卡尔波夫在滨海边疆区开展的这项工作，现在在俄罗斯的其他地区—哈巴罗夫斯克边疆区、阿穆尔州、赤塔州也在持续进行。要知道，战俘劳改营以及相应的战俘埋葬地点覆盖了从远东地区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前苏联很多加盟共和国和州。人们坚信这项工作是能够完成的，当然得有相应的支持，其中包括资金支持。应当说，热心者们的寻找是多么的重要，不仅从历史的、学术的和人道主义的视角来看，而且从相互理解、改善日苏两国关系的视角来看，都是如此，因为将我们两个国家联系在一起的不仅是共同的边界线，而且还有不寻常的过去。根据‘相互理解’协会的倡议，现在正在着手编纂一本纪念册的工作，这本纪念册将收集更多的死去的日本人的资料。”
　　《日俄关系中的战俘问题》一文指出:“日，日本仙台市‘东北’大学‘东北亚研究中心’公布了一份‘在西伯利亚死去的被拘留日本人名单’。这份名单是由A.A.基里琴科领导的‘相互理解’协会提供的，并且还在日本出版发行了一本书，这本书由A.A.基里琴科作序。在十年多的光阴里，A.A.基里琴科收集了许多俄罗斯档案馆的资料，搞清楚了许多日本士兵的姓名及其埋葬地点。这本书收集了自1945年9月至1956年12月在前苏联40个区、州、加盟共和国和自治共和国的苏联内务部战俘劳改营、‘独立工程营’以及军队医院中死去的35424名被拘留的日本人的被校准的资料，还引用了一份400个墓地的名单。”　　据俄罗斯联邦阿尔泰边疆区巴尔瑙尔市记者亚历山大·科兹洛夫在2005年6月《阿尔泰新闻报》上发表的《日本餐厅里的告别晚餐》一文介绍，年仅18岁、俄罗斯阿尔泰边疆区巴尔瑙尔市第二师范学校三年级女大学生娜塔莎·帕什克耶娃因为积极寻找日本战俘坟墓而被日本方面邀请去日本作客，而娜塔莎·帕什克耶娃之所以积极寻找日本战俘坟墓则是由于她在写作一篇关于日本战俘的专题学术报告。文章指出:“最主要的在于，她不是作为旅游者踏上日本领土的，她是日本所泽市日俄文化交流中心理事长平岗幸雄邀请的客人。”娜塔莎·帕什克耶娃通过艰苦的劳动，收集了目前最详细的有关俄罗斯联邦阿尔泰边疆区境内的日本战俘死亡人数及其埋葬地点的资料，她得出结论:“有61855名日本战俘死于前苏联境内，2563名日本战俘死于俄罗斯联邦阿尔泰边疆区境内，347名日本战俘死于巴尔瑙尔境内。”娜塔莎·帕什克耶娃受到了日本方面的热情接待，她被安排去博物馆、纪念馆参观，同原先的日本战俘的亲属座谈，出席日本方面安排的欢迎宴会等各种活动。　　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在探究日本战俘下落这项工作中，苏联以及俄罗斯官方远不及其民间人士积极、热心。也正因为如此，俄罗斯历史学副博士B.尼古拉耶夫在《日俄关系中的战俘问题》一文结束的时候才发出这样的呼吁:‘旧本战俘问题需要作出最终的解决。但是，仅仅依靠俄罗斯民众的力量来做这件事是不够的——还需要俄罗斯各级政府的帮助和支持。”他认为，如果能将由俄罗斯“相互理解”协会主席A.A.基里琴科作序并且在日本出版发行的《纪念册》翻译成俄文并且在俄罗斯出版，从而使俄罗斯各地区领导人读到这本《纪念册》，“那肯定是没错的”。　　其次，俄罗斯官方应当尽可能地开放相关档案文献。长期以来，苏联公民和苏联研究人员无法接触到有关日本战俘的档案文件资料，因而在很长的时期里他们关于日本战俘问题几乎没有研究。关于这一点，俄罗斯伊尔库茨克大学教授C.H.库兹涅佐夫在《苏联和俄罗斯历史文献中的日本战俘问题研究》一文中剖析得比较深刻:“在俄罗斯历史文献中，日本人被拘押在苏联这个题目，是一个相对比较新的题目。其原因主要在 于:在苏联时期这个题目属于‘禁区’。即便是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出版的多卷本二战史中，读者也只能找到被俘的日本人的人数，而且这个数字是作为红军的战果来提及的。而对于战俘后来的命运问题，只字未提。研究人员无法接触到关于被关押在苏联的外国战俘以及战俘营体制的档案材料。一直到了80年代后半期，苏联才公开了原先处于保密状态的有关战俘和被拘押人员的档案材料。”然而，这种公开和解密是有限度的，相当多的档案文献仍然处于绝密状态，这就极大地制约了对战俘问题的进一步深人研究，妨碍了人们搞清楚历史的本来面目。因此，俄罗斯方面应尽可能地开放相关档案文献。　　无论日本战俘最终的命运结局如何，是在多年之后终于回到日本与亲人们团聚亦或是孤独而凄凉地长眠于异国他乡，日本战俘问题都是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悲剧，更是日俄两国关系史上的一大悲剧，是日俄两国人民心中永远的痛楚。最终解决日本战俘问题，就如同最终解决日俄两国之间的领土问题一样，需要日俄两国政府和人民共同作出努力，单是由一方面作出努力是不利于问题的最终解决的，那么日本方面需要做些什么呢?日本方面最需要做的就是要正视历史，客观而正确地认识历史，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令人遗憾的是，在战后很长一段时间里，甚至时至今日，日本国内仍有人在为当年 的战争进行辩护，甚至歪曲历史，美化当年日本军国主义所犯的滔天罪行，这种态度显然不利于包括日本战俘问题在内的一系列复杂国际问题的最终解决。生者之所以给逝者建造纪念碑，是为了表达对逝者的哀思和追念，而倘若生者不能从历史中汲取教训，不能从悲剧中认清责任，那么即使纪念碑建得再高再大，也无济于事。　　(资任编辑:黄登学)　　注释：　　[1]即1946年l月—笔者注。
　　活该。。。。。。。。。。。。。。。。。。。。。。。。。。。。。。。。。。。。。。。。。。。。。。。。。。。。。。。。。。。。。。。。。。。。。。。。。。。。。。。。。。。。。。。。。。。。。。。。。。。。。。。。。。。。。。。。。。。。。。。。。。。。。。。。。。。。。。。。。。。。。。。。。。。。。。。。。。。。。。。。。。。。。。。。。。。。。。。。。。。。。。。。。。。。。。
　　送去苏联西伯利亚的40多万日军战俘 最终只有20万活着回到日本　　这20万活着回到日军战俘 肯定是让苏联性饥渴的老娘们搞的精尽人衰 苏联克格勃特工肯定告诉那些遣返回倭寇的小鬼子 要是回去乱讲话 再搞军国主义 一定把你们弄回来 再让十几个苏联老娘们轮你们一个 保证你们个个精尽人亡　　日本倭寇鬼子 向来是反复无常 死不认罪 时不时的反口 就连美国主子 也经常的被日本倭寇反过来咬一口　　但是谁听说过 这些被苏联释放回日本的 20万倭寇战俘回到日本后 有那个敢对苏联 以及之后的 俄罗斯 发牢骚 反口 一个个都是龟公楷模 活的特老实 到死 几十年时间 这20万被苏军俘虏的倭寇俘虏 连个屁都不敢放一个 一个出来发声的人都没有　　这个地球上能让死不悔改的认罪的东瀛倭寇 老实做龟公 到死 也不敢发声回嘴的 也就俄国人一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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