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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工荒”困扰新农村
　　?阅读提示?
　　近来，企业“用工荒”现象引起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其实，在内陆农村，青壮年大批外出务工，传统农业生产也面临“用工荒”。要稳定农业生产，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必须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
　　近日，黄山市徽州区富溪乡的一处高山茶园里分外热闹，来自全区各乡镇的茶农代表正在这里参加区里首次举办的采茶能手大赛。
　　记者在比赛现场发现，参赛选手基本是40岁以上的中老年妇女。一打听缘由，区农委的同志解开了谜团：农村里绝大多数青壮年劳力都已外出务工，在家采茶的基本是老年人和妇女。
　　徽州区是中国名茶之乡，也是黄山毛峰的原产地，茶叶是当地农民的主要收入来源。富溪乡党委书记吴跃辉告诉记者，现在农村里的年轻人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宁愿外出务工闯荡，也不愿意在家从事农业生产。一到茶季，茶园多的农户不得不到处请人采摘，还经常是出高价也雇不到人。
　　越来越多的人不愿困在农村，时间一长自然也就疏远了农活。记者担忧，如果时光流过20年后，当现在这些留在家中的人们都采不动茶时，我们还有茶喝吗？
　　“富了民”却“荒了地”
　　槐塘村民组，是歙县远近闻名的“欧洲村”。改革开放后，当地人开始闯荡欧洲，目前全村60%的青壮年劳动力在欧洲近10个国家务工经商，每年赚回“洋钱”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其中在欧洲资产超百万元的“小老板”已不下百人。
　　槐塘的变迁，折射出“打工潮”给山区农村带来的深刻变革。黄山市农委主任汪义生介绍，该市80%的面积是山场，70%的人口在农村。由于独特的山区自然条件和地理环境，农业还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靠天收”状况，农民增收渠道不宽，外出务工成了山里人最现实的选择。最新统计资料显示，黄山市农业人口119万人，常年有30多万人在外务工；去年全市农民人均纯收入5704元，其中1/3来自劳务收入。
　　黄山市社科联主席汪炜认为，大量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一方面推动农村有限的土地资源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生产方向转变，提高了农业劳动力的生产效率；另一方面也加快了我国农业发展方式深刻的转变。但他同时认为，“打工潮”的后遗症正日益显现：一是大量农村劳力外出务工，导致一些地方特别是边远山区出现土地抛荒或撂荒现象，耕地利用率下降，粮食及经济作物的复种指数降低；二是农村留守主体基本为老、弱、妇、孺，制约了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和农村公益事业发展，影响着新农村建设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使农村老人赡养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凸显出来。
　　“新生代”农民工不种田
　　今年清明节，记者回到歙县老家上坟。在远离县城的小山村，眼前一派冷冷清清的破落景象，全然没有儿时记忆中的热闹与喧嚣。村里的长辈说，20多年前全村还有270多人，现在常住村里的只剩下17人。
　　类似这种情形，在山区农村普遍存在。黄山市有关部门的一份调查报告显示，伴随近年来农民外出务工环境的不断改善和农民工工资待遇的提高，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方式正发生两大转变：一是由候鸟式的迁徙打工转变为常年外出，举家外出、完全脱离农村生产生活的农民已接近30%；二是农村劳动力转移过程中的“农闲打工、农忙务农”的兼业化特征正在逐步淡化，大多数转移劳动力即使农忙时也不再返乡帮工，成为专职打工者。
　　这份报告认为，这种转变造成了农村青壮年劳动力短缺，老人、妇女成为农业生产的主力军，抛荒、撂荒现象日益蔓延。同时，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外出后，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普遍年龄偏大、素质较低，接受新生事物和新技术的意识、能力差，影响着农业新技术新品种的推广和使用。黄山市农委的统计资料也表明，该市去年农村劳力外出务工32万人，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占87%；年龄在18岁至40岁的占70%。
　　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已经进入代际转换时期。如果把当年形成“民工潮”的农村劳动力视为“第一代”，那么目前80后、90后的农民工则是“新生代”，并已经开始成为新时期农村劳动力转移的主体。有专家分析，这些80后、90后的“新生代”农民已经不掌握农业生产的基本经验和技能，有着融入城市的强烈愿望，代表着新一代农民工的主流。
　　加大惠农留住“种田郎”
　　现在谁来种地？将来谁还会干农活？这确实是当前“三农”工作绕不开的一个沉重话题。
　　有专家建议，就地转移是缓解传统农业生产“用工荒”危机的有效途径。记者在采访时了解到，黄山市围绕发展旅游产业和农副产品精深加工，积极引导农民就地转移，取得了明显成效。一方面加快发展乡村旅游，全市14万农民从事以旅游为主的第三产业，去年乡村旅游接待量占全市总接待量一半以上；另一方面结合山区实际，大力发展农副产品精深加工，全市目前已涌现出规模以上农产品加工企业140家，年营销收入超过40亿元。
　　黄山市还大力发展县域经济和小城镇经济，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仅去年农民返乡创办的企业就达118家，总投资近2亿元。同时，该市以各级经济开发区为平台，通过发展新型工业产生的大量就业岗位吸纳了众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使农村居民无需远途劳顿，在自己家门口就有工可做，既增加了收入，也照顾了家庭。
　　黄山学院相关专业的几位教师在接受采访时也表示，当前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正处于关键的转折时期，农业生产的要素投入结构正面临重大转变，加快推进农业发展方式转变，加大对农业的支持保护力度，是稳定我国农业生产和保障农产品有效供给的重要举措，也是破解新农村建设陷入“缺少必要主体”困境的根本方法。（吴江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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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例全脸移植手术湖北省统计局
湖北农村劳动力转移研究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持续健康发展经济，其中之一要体现在实现两个“倍增”，即国内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其中之二促进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实现“双倍增”与“新四化”的决定性要素资源是劳动力亦即人力资源，充分合理开发利用人力资源特别是劳动力，使他们在不同产业、部门与其他生产要素最佳结合，是最终实现上述两大目标的根本路径。湖北是农业大省，常住人口和劳动力资源绝大比重在农村，深入分析研究农村劳动力变动情况对全面考察湖北“双倍增”与“新四化”目标实现具有特别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我省农村劳动力的总体结构
　　湖北地理位置优势，“九省通衢”不仅描述了我省在全国自然地理总体框架中的腹心位置，而且能成为联东结西、承南接北的纽带。从经济学角度观察在生产要素中除土地外，其他生产要素大都属于流动性要素，“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既可以是吸纳外地要素资源的通道，也可能成为本地要素资源流失的坦途，而劳动力是各生产要素中最为活跃并起着决定性作用的重要因素，所以研究湖北农村劳动力转移这一课题，一是在全国大格局中看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二是服务于政府决策具有现实意义，让“九省通衢”的地理位置优势升华为经济优势，进而在全国发展大格局中有更大的作为，作更大的贡献，完美实现“五个湖北”建设。
　　2012年，我省农村人口4171.43万人，其中农村劳动力资源2530.22万人，农村从业人员2338.23万人，从事农林牧渔第一产业从业人员893.53万人。分析表明我省农村劳动力总体上呈现以下四个特点：
　　1．农村人口数量多、比重大，表明我省是农业大省，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存在向城镇流转的潜力。
　　2.农村劳动力资源占农村人口比重为60.7%，农村劳动力资源丰富,充分利用可以成为“新四化”建设的生力军。
　　3.农村从业人员占农村劳动力资源比重为92.4%，农村劳动力资源没有充分利用，近一成农民处于失业状态。
　　4.农村从事农林牧渔第一产业的从业人员占农村从业人员的比重为38.2%，在农业现代化的推进过程中必然会解放一部分农民对土地的束缚，进而转向到第二、三产业。
　　可见，我省劳动力资源受自然环境、第一产业发展等制约，在农业和农村不可能得到有效利用。只有大力发展本地二、三产业或把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外转移，才能使之得到合理而有效利用，从而解决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稳定这一“三农”问题的实质。
　　二、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现状与特征
　　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监测调查数据显示，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流动呈现以下基本特征：
　　（一）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出规模持续增长
　　截至日，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外出总量规模持续增长，全年外出务工人员1076.28万人，较上年增加30.91万人，增长3.0%，外出务工人员占农村实际从业人员比重为46.0%，比上年同期上升0.3个百分点。五年来外出人员逐年增加，比2008年的961.50万人增加了114.78万人，增幅达11.9%。
　　（二）外出务工人员结构进一步优化
　　外出务工人员中男性高于女性，男女性别比例为59：41，其年龄构成、文化程度、行业分组、职业培训情况进一步优化。
　　一是从年龄构成上看，全省外出务工人员主要以21-49岁的青壮劳力为主，有756.33万人，占其外出比重为70.3%，与上年相比增加16.28万人，增长2.2%；50岁以上145.26万人，占其外出比重为13.5%，与上年相比增加13.67万人，增长10.4%，而20岁以下174.69万人，占其外出比重为16.2%，略增0.96万人，增幅为0.6%。
　　二是从文化程度上看，六成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为初中文化程度，占比最大，近三成人员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一成左右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具体为：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139.73万人，初中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639.31万人，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297.24万人，与上年相比，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增加3.82万人，增长2.8%，初中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增加10.66万人，增长1.7%，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增加16.43万人，增长5.9%，可见文化程度较高的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增幅最大，外出务工人员文化素质有所提高。
　　三是从行业分组看，外出人员务工以二、三产业为主，一产业为61.74万人，二产业为601.96万人，三产业为412.58万人，与上年相比，分别增长2.5%、4.7%和0.7%，可见二产业增幅最大，且占比55.9%的人员从事第二产业。
　　四是从职业培训情况看，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的人员为283.33万人，同比略减0.4%，其中参加政府办职业技能培训人员为126.05万人，同比增长7.0%，137.6万人持有职业技术资格证书，同比增长3.7%。　　
　　（三）外出时空布局更趋合理
　　首先从我省农村劳动力外出地域上看，随着我国扶贫开发战略的延伸，我省31个贫困县纳入连片特困地区扶贫开发的主战场，国家和社会各界给予了更多的政策支持和资金投入，带动了镇域经济的快速发展，支撑了县域经济的繁荣，改善了我省的就业环境，县内乡外企业用工需求加大，农民就近在县内乡外务工人数增幅加大。2012年我省外出务工人员在省内就业达到452.78万人，与去年相比增长2.5%，其中县内乡外务工人员达到170.74万人，增幅为4.4%；省内县外务工人员282.04万人，增长1.4%。同时到省外就业的外出务工人员也稳步增加，全年省外就业外出务工人员达到619.04万人，与上年相比增加18.5万人，增长3.1%。以上数据表明外出务工人员在县内乡外就近务工人员增幅最大，空间布局更加合理，得益于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大力发展镇域经济。再从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业时间上看，外出从业时间在1-3个月的为90.03万人，占比8.4%，外出从业时间在3-6个月的为210.56万人，占比19. 6%，外出从业时间在6个月以上的为775.69万人，占比72.1%，充分体现了农村富余劳动力有长年性的富余和季节性的富余两种表现形式，在农闲季节有富余劳动时间时从事短时间外出打工，而长年富余的七成以上劳动力则在外打工时间都超过半年，这样在时间上充分利用富余劳动时间，避免农村劳动力资源的浪费，最大限度地增加其打工收入。
　　（四）政府组织的外出人员增幅明显
　　目前自发外出仍然是农民外出的主要形式，但政府组织外出的人员比例明显上升。2012年，政府组织外出的务工人员为93.91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84万人，增长5.4%，这一增幅明显高于其他形式的外出渠道，其中自发外出人员的增幅为3.5%，中介组织介绍的外出人员减幅为1.2%，企业自行招收的务工人员略增0.3%。
　　（五）外出务工人员从业环境忧喜参半
　　随着社会对外出务工人员的进一步关注，2012年，我省外出务工人员从业环境有所改善，特别是享受劳保补贴人员数从上年86.62万人增至103.40万人，增幅高达19.4%，雇主拖欠工资人员数也从14.84万人减至13.82万人；但同时也注意到从事高危、有害工作人员为45.1万人，比上年增加了2.41万人，致伤致残人员为2.95万人，增加了0.08万人。
　　（六）外出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意识明显增强
　　社会宣传力度的加强，《劳动法》的普及，我省外出务工人员社会保障意识明显增强。一是与雇主签订劳动合同关系的人员为394.26万人，较上年增加48.42万人，增长14.0%，二是参加五险人员大幅增加，其中参与养老保险397.3万人，较上年增加137.23万人，增长52.8%；参与医疗保险535.26万人，较上年增加102.17万人，增长23.6%；参与失业保险人数54.78万人，较上年增加3.93万人，增长7.7%；参与生育保险人数33.91万人，较上年增加9.69万人，增长40.0%；参与工伤保险人数181.41万人，较上年增加37.14万人，增长25.7%。
　　（七）外出务工人员收入明显增加
　　2012年我省转移1076.28万人的农村劳动力，在外就业人员实现劳务经济总收入1942.47亿元，比上年增加286.84亿元，增长17.3%；外出劳动力年人均劳务收入逐年增长，2012年达18048元，比上年人均增加2210元，增幅为14.0%；与2008年的人均劳务收入11117元相比，增幅为62.4%。2012年外出务工人员收入变化明显，低收入人群减幅较大，同时2001元以上收入人群增幅较高。2001元以上收入人群占总体比重为50.7%，明显高于去年42.9%的比重，高收入群体逐渐壮大。
　　（八）返乡再就业情况良好
　　在沿海经济下滑有“推力”和我省内陆经济发展有“拉力”的合力下，我省2012年返乡人员占比达到15.4 %，与上年同期相比人数增多、增幅加大，返乡人员为165.47万人，增幅为16.8%，同时看到返乡再就业情况良好，97.8%的返乡农民实现了再就业，其中18.8%的返乡农民在本地务农，33.8%的返乡农民在本地从事二、三产业，45.2%的返乡农民再次外出。
　　以上八大特征概括了五年来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历程，目前呈现出明显的新趋势：
　　1.就近化趋势：近几年来，随着县域经济发展，我省各县发展了一批龙头企业，为当地农村劳动力就近务工做出了积极贡献。2012年就近在县内乡外务工人员的增幅为4.4%，而到县外务工人员的增幅为2.7%，高出1.8个百分点，并且五年来县内乡外务工人员所占份额逐年稳步提高，已由%的占比上升到2012年的15.9%的占比，占比份额提高1.4个百分点。
　　2.智能化趋势：随着经济结构的调整，用工企业对劳动者的文化素质要求更高，促使高学历人员外出务工速度加快。2012年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外出农民工的增幅为5.9%，而低于此学历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幅仅为1.9 %，高出4.0 个百分点,五年来高中及以上文化程度外出务工人员所占份额逐年增大，已由%的占比上升到2012年的27.6%的占比，所占份额提高6.0个百分点。
　　3.成熟化趋势：随着新型就业领域的不断开拓，无需重体力和高精力的适合年龄偏大人员的岗位不断增多，同时50岁以上人员有良好的经验和成熟的心态，有得心应手岗位后较安稳工作，不会轻易跳槽，深受用工企业青睐。2012年50岁以上外出人员的增幅为10.4%，而其它年龄段人员的外出务工人员的增幅为1.9%，高出8.5个百分点。五年来，虽然50岁以上外出人员占比只有一成多，但其所占份额是逐年稳步增加的，而其它年龄段人员比重时有反复。
　　三、农村劳动力转移对人口、经济和社会的影响与效应
　　充分体现以人为本，实现社会经济协调发展和社会的稳定，劳动力资源合理配置至关重要，农村劳动力充分就业，减少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对社会造成的压力，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对发展农业，富裕农民，繁荣农村经济发挥了十分积极的作用。
　　（一）加速了文明进程
　　农村劳动力转移到文明程度较高的城市和相对发达地区，开阔了视野，更新了观念，其生活方式，对周围农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如维权意识、经济效益观念、社会责任和环保意识等方面，比过去都明显增强。思想观念的积极转变对新农村与和谐社会的建设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二）增加了农民收入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促使务工收入与农业生产收入同步增长，成为农民收入的增长极。2012年全省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7851元，增长13.8%，而外出务工人员人均年劳务收入达18048元，这无疑对农民年人均纯收入的提高作出了贡献，外出务工收入成为农民增收的主要原因之一。另一方面，人地关系高度紧张，现有人均耕地严重不足，外出务工人员闲置的土地一般都会被留守农民耕种，也增加了留守农民的生产收入。
　　（三）产生了回归经济
　　外出务工在积累了一定财富、管理水平和技术经验后，返乡创业，创办乡村企业，吸纳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带动了其他农民致富，在农村发展中起到了领军作用，推动了地方经济发展。2012年我省返乡人员中在本地从事第二三产业的比重达3成以上，其中典型的回归经济的缩影之一就是2011年百强乡镇前三甲的大冶陈贵镇的顺富纺织企业，是返乡创业老板黄浩胜与香港老板高少彬等人，合伙创办的一家专业生产牛仔布的企业，预计全部项目建成投产后，顺富纺织将形成年产高档牛仔面料6800万米生产能力，年产值可达20亿元，安置劳动力3500多人，跻身全国同行业“五强”。
　　（四）优化了产业结构
　　五年统计资料表明：2012年我省农村从业人员中农业从业人员为893.53万人，比上年减少26.45万人，减幅为2.9%，与2008年相比减少138.15万人，减幅为13.4%，数据显示我省从事第一产业农村劳动力逐年减少，从事第二三产业农村劳动力逐年增多，而全省一、二、三产业人员结构比为44.4：21.2：34.4，好于去年45.7：21：33.3的人员结构比，与：20.3：32.4的人员结构相比更加优化，可见农村劳动力向二、三产业的转移对全省产业人员结构的优化起到支撑作用。
　　（五）拓展了城市经济
　　农村富余劳动力作为城市发展劳动力不足的有效补充，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大军中的生力军和城市不可或缺的就业主体，对城市建设和城市经济的发展起到一定作用。其一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入降低了城市发展的成本，2012年我省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平均工资性收入才为18048元，不到全省职工平均工资的一半，大批廉价的农村劳动力的涌入，降低了城市的生产成本，提高了我省产品的竞争力。其二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入填补了城市劳动力的结构性空缺，如搬运、缝纫、环卫、修理、家庭保姆、酒楼服务、建筑施工等一些苦、脏、累、险的行业，基本上都由农村劳动力承担，如果没有这些农村劳动力的流入，城市的正常运转都会受到影响。其三农村富余劳动力的流入拓展了城市消费空间，扩大了内需，也促进了商业、房地产、旅游等行业的发展。
　　（六）加速了农业现代化进程
　　1.推动了农业机械化，促使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一是大量青壮年劳动力的转移，从事农业生产的劳动力减少，导致使用农业机械、提高农业生产效率就成为一种客观需要；二是农民外出务工，积累了一定的资金，有了购买和使用农业机械的经济基础；三是农民使用农业机械，可以使农业劳动时间缩短，从而有更多的时间外出务工，形成了良性互动。2012年农业机械总动力为3842.16万千瓦，比上年3571.23万千瓦增加270.93万千瓦，增幅为7.6%，与.99万千瓦相比，增幅为9.7%。
　　2.加大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投入，促使了农业技术的进步。农村外出劳动力把新的信息、新的理念传递回家，外出务工的收入支撑了对农业生产资料的追加投入。2012年我省化肥施用量为358.75万吨（折纯计算），比2008年增长9.5%。
　　3.扩大了设施农业，促使了农业规模化。2012年我省设施农业用地116.47千公顷，比上年增长30.5%，其中种植业设施数量达88.82万个，占地58.70千公顷；畜禽规模养殖户大幅增加，生猪、牛、羊、家禽规模养殖户分别为21906个、3252个、2245个、14183个，同比增幅分别为30.5%、120.6%、110.4%、44.5%。
　　多种举措齐头并进，对农村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产生了极大效应，2012年我省农林牧副渔业增加值达2848.8亿元，增幅4.7 %。
　　四、农村劳动力转移带来的问题与不足
　　我们既要正视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带来的正能量，又不能忽视其负面影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过程中，不仅由于劳动力自身不足带来了个人问题，而且对流出地农村和对流入地城市，都不可避免地带来了一些社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是削弱了农村家庭的养老扶幼功能。流出的人员中七成以上是青壮年，使得“空巢老人”、“留守妇女”、“问题儿童”增多，空巢老人的养老问题日益严重，冲击了传统的养儿防老的家庭观念，留守妇女的情感需求及自身的发展得不到充分保障，问题儿童缺少父母更多的关爱等一系列流出地农村所面临的问题。
　　二是加大了城市综合管理难度。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就业压力加大，交通拥堵、环境污染、计划生育、社会治安等一系列问题更加严重，城市的管理成本大大加大，考量着流入地城市管理者的智慧。
　　三是农村劳动力素质偏低。高中及以上外出人员所占比重为27.6%，不到三成，高文化素质劳动力严重不足，导致能力差，外出劳动力中只有15.2%的人员自己独立经商，而绝大多数的人员从事低技能、高体力、低收入的低端产业工作，成为名副其实的“打工族”，影响了其收入。
　　四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管理服务相对滞后。一是教育培训力度不够，七成以上外出劳动力从未参加过职业技能培训，持有职业技术资格证书的人员只占12. 8%，从未接受培训导致缺乏专业技能，务工能力差，只能从事劳动强度大、知识技能含量低的行业工作，这也影响了劳动力转移的步伐。二是组织引导不够，七成以上外出人员都是自发外出寻找就业，其盲目性与艰难程度制约了劳动力的转移就业的有效性。
　　五是劳务经济收入有差距。虽然外出劳动力年人均劳务收入逐年增长，但月收入在3000元以上的人群比例偏低，只有18.0%，不到二成，八成以上人员月收入低于3000元。
　　六是社会保障程度有待提高。只有36.6%的外出务工人员与雇主签定了劳动合同，不到四成，36.9%参与养老保险，49.7%参与医疗保险,5.1%参与失业保险,3.2%参与生育保险,16.9%参与工伤保险人数，可见参保率都不高。
　　五、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规范转移的思考与建议
　　西方经济学家以刘易斯为代表的“二元经济”结构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分为以城市为主的现代工业部门和以农村为主的传统部门两部分，农业部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要远低于工业部门，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大量剩余劳动力，只有当农村剩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二元经济转向一元经济，城乡达到同一，才能实现农村的工业化和农业的现代化。我省农村劳动力转移是大势所趋，思考其显露出的问题与不足，透视到我们现行机制体制中存在的深层障碍就是城乡结构矛盾明显，妨碍了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速度和规模，一是城市化进程明显滞后于工业化进程，不利于服务业的发展，而农村劳动力转移恰恰最容易进入城市服务业；二是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及由此衍生的城乡居民身份差异给农村劳动力的自由迁移增加了成本和风险，影响了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三是城乡教育体制的差异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形成了阻碍；四是农地制度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制约。
　　洞察到问题与不足，找到差距，差距就是潜力，压力就是动力。综合已有的研究成果，总结出发达国家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四条经验：第一、劳动力素质的优化是农村劳动力持续大规模转移的基础；第二、符合国情的土地制度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前提；第三、发达的工业和第三产业是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条件；第四、积极推进小城镇建设，实现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是后期劳动力转移的重要途径。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借鉴这些成果经验，结合我省省情，具体建议如下：
　　1、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营造宽松环境
　　健全各项制度，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创造宽松环境。一是要充分利用农村市场信息体系，拓展服务领域，做好信息服务工作；二是要对在培训期的农民给予一定的生活津贴，对于分工分业后的农民创办新企业，提供贷款补助等；三是要鼓励多部门、多渠道、多形式为农村劳动力提供法律服务；五是要完善各种社会保障制度，实行城乡统筹。
　　2、加强职业技能培训，提高劳动力素质
　　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受自身文化水平的制约，劳动者的受教育水平直接影响甚至决定着劳动力转移的难易度，以及转移后的职业稳定性和收入的丰富性。因此劳动力有效转移对劳动力的文化知识水平和能力素质提出了较高要求，教育培训成为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关键。针对我省农村劳动力素质低技能差，要把就业、创业培训贯穿于转移的整个过程来抓，整合资源，采取指导企业培训、校企联合培训、定向培训、订单培训、就近就地培训等多种方式，促进劳动力综合素质的提高和自我发展能力的增强，实现经济与教育的协调发展。
　　3、推进城镇化建设，增强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能力
　　我省外出务工人员中57.5%流向省外，农村劳动力过多地向省外转移，将减少本省的人力资本，影响湖北经济的发展，故而要大力推进我省新型城镇化建设，城镇既是城市的产业、文明、文化向农村辐射的基地，又为农村提供了劳动力转移、人口转移、产业升级、质量提高的空间载体，是接纳农村富余劳动力的主要渠道，同时更要洞察到城镇化的根本应是“人的城镇化”，要破解深层次障碍，就要改革户籍制度，推动进城务工农民市民化。
　　4、大力发展镇域经济，努力实现农民就近就业
　　重点发展镇域经济，使之产业集中、功能配套、服务完善，成为新兴的商品集散地和农产品加工基地，乡镇企业集中之地，农村劳动力进镇才有事可做。多举措留住返乡农民，引导外出农民返乡务工和创业，鼓励农民就近就业，降低就业成本，做到家庭和事业两不误，同时减轻春运期间的交通压力。
　　5、强化输入输出地的转移服务，让农民安居乐业
　　应努力建立一套有效机制，解决农村“空巢老人”、“留守妇女”、“问题儿童”难题，使农村老人抚养、幼儿托管、妇女心身健康得到保障，在外务工人员安心工作。
　　6、倡导举家外出务工，实现定居转移
　　86.5%的外出务工人员年龄在50岁以下，属于“青壮劳力”，他们上有老下有小，倡导有能力人员举家外出务工，政府着力解决户籍、住房等拦路虎，努力实现定居转移，使其成为城市市民，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城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