帖子主题：抗日战争时期：十大汉奸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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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日战争时期：十大汉奸的下场
本图集详细整理了抗日战争时期的十大汉奸的下场。汪精卫，出生于广东三水。幼年接受家塾的传统教育，曾获番禺县试第一名，考取留日法政速成科官费生，赴日留学。其时正是资产阶级革命蓬勃兴起之时，汪精卫加入了革命派行列，曾试图刺杀摄政王载沣。后来步入国民党高层。然而人性之多变令人嗟叹。昔日“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志士，竟然沦为汉奸。日，汪伪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氏出任伪国民政府代主席兼行政院长，成为汪伪政权的主脑。下场：日下午4时多，汪精卫因患多发性骨髓肿病在日本名古屋病死，终年62岁。陈公博，汪伪政权第二号大汉奸、代理“主席”。抗战爆发后，他追随汪精卫叛国投敌，成为汪精卫伪政权的第二号大汉奸。陈公博一生在政治上变化多端，最终被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下场： 日，陈公博夫妇等人乘机秘密离开南京飞抵日本，10月3日又被强行引渡回南京，关押在老虎桥监狱。江苏高等法院在苏州道前街第一法庭对陈公博进行公开审判法官认为对陈公博应 “从重处断，以为叛国者戒”，并在判决书中指出：“陈公博通敌谋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死刑。”陈公博的家属将其死尸运到上海，连墓碑也不敢立，悄悄地将其埋葬在一处公墓中。周佛海，反复无常，三次叛变。早年曾加入中国共产党，1924年退党。后来成为国民党右派营垒中的干将和蒋介石的心腹，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抗日战争爆发后周佛海又出任蒋介石侍从室副主任、中国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代理部长等职，然而他对抗战胜利不抱希望，暗中与汪精卫接触。图为早年周佛海。1938年9月投向日本，出任汪伪政权行政院副院长。另外兼任财政部长、中央政治委员会秘书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长、上海保安司令、物资统制委员会委员长。1940年底起即暗中向重庆方面靠拢，日记中承认 “对日本之观察甚为错误，今事实表现足以证明抗战派理论正确”。 1942年周佛海就正式向重庆国民政府秘密投诚“戴罪立功”，设立秘密电台供给有关日军军事情报；掩护及营救重庆中央地下工作人员；相机诛除汪精卫、李士群等。抗战胜利后，周佛海被软禁在重庆，后来又被移交南京监狱。日，国民党南京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由于蒋介石念其为重庆方面做过“贡献”，出面干预，才被减为无期徒刑，保住了脑袋。日，周佛海因心脏病发作暴死在南京老虎桥监狱。梁鸿志，1937年“七七”事变后，在日本侵略者的策动下，在上海组织维新政府，并担任伪行政院长，卖国投敌。下场：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梁鸿志携两妾、幼女逃往苏州。10月2日梁鸿志在苏州被捕，随即被解押上海，送到楚园里作了“楚囚”。在强大的社会舆论指责下，梁鸿志以汉奸叛国罪被判处死刑。11月9日在上海提篮桥监狱被执行枪决，结束了其罪恶的一生。傅筱庵，浙江镇海人，曾出任北洋军政府高级顾问，曾因支持孙传芳被蒋介石通缉。后参加国民政府。1938年10月，被任命为中华民国维新政府之下的上海特别市市长（汪精卫政权成立后留任）。他起初与军统协作，但向汪兆铭告密，导致参与暗杀汪精卫计划的军统特务们遭到逮捕。照顾傅筱庵及其先父多年的老佣人朱升源对其叛国行径一向不满，数次规劝无效后，在军统的支持下，于1940年，在傅筱庵就寝时将其乱刀砍死。殷汝耕，浙江省平阳人。早年留学日本，并通过日籍妻子与日本军政界取得了联系。1927年，殷汝耕以国民党政府驻日代表的名义，代替蒋介石与日本勾结、密谈。后成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在日军向北平大举进攻之时，其麾下驻通县的所辖的保安队第一、第二总队官兵，在总队长张庆余、张砚田率领下反正，击毙倭寇400余人，并将殷贼生俘。不幸押解途中，殷汝耕被日军劫出。但此后其利用价值丧失。抗战后被判处死刑，处决。李士群，1905年生，浙江遂昌人。早年加入中共。大革命失败后，曾留学苏联，肄业于东方大学。1928年回国，以蜀闻通讯社记者身份，从事地下活动。1932年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自首叛变，被委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上海工作区直属情报员。抗战爆发后，逃至香港，投靠日本人，后回上海为日本侵略者做情报特务工作。1939年任汪氏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特务委员会秘书长、特工总部副主任，残酷迫害抗日军民。日，却因为与日本人和其他汉奸的矛盾，被日本宪兵毒死。陈碧君，汪精卫妻子，祖籍广东新会，马来华侨。同盟会期间即追随汪。“九?一八”事变后，她积极支持汪精卫对日本妥协的路线。抗日战争爆发后，随政府迁往重庆。日， 随汪精卫逃往越南河内，叛国投敌，成为汪逆汉奸集团的重要成员。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陈璧君于日被国民政府逮捕，1946年被国民党当局以汉奸罪判无期徒刑，终身监禁。新中国成立后，1949年5月，由苏州监狱遣送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关押。1959 年6月17日病死上海监狱医院，年69岁。丁默,湖南常德人。1921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后退出，加入国民党。1937年任国民党军统局第二处处长。1938年投靠日本人，与李世群合组“特工总部”，大肆捕杀共产党人和抗日志士。日本记者称之为“婴儿见之都不敢出声的恐怖主义者”，国人则称为“丁屠夫”。抗战胜利后，丁默功过难定，因为他一如周佛海，先是汉奸后又变成卧底。但他的一次保外就医却断送了他自己的性命。保外就医期间，丁游览玄武湖，被中央社记者认出，遂采写报道《丁默逍遥玄武湖》一篇登于报纸。这一报道被蒋中正看到。蒋极生气，说“生病怎还能游玄武湖呢？应予枪毙！”丁遂遭枪毙。王克敏原籍中国浙江杭县(今余杭)，生于广东。字叔鲁。清末举人。曾任大清帝国驻日使馆参赞。1917年任中国银行总裁，并一度担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1923年助曹锟贿选大总统。1932年起，历任南京国民政府东北政务委员、北平政务整理委员。1935年任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抗战爆发后叛国投敌。先后任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和“新民会”会长、伪中华民国联合委员会主任委员、汪伪国民政府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内务总署督办、汪伪国民政府委员等职。最终下场：抗日战争胜利后，以汉奸罪被逮捕。日在狱中畏罪自杀。图文来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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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2师广播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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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复4楼别诬赖爱国人士，是蒋介石不让张学良抗日，然后张才不得已逼蒋抗日，童鞋，回去好好学历史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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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诬赖爱国人士，是蒋介石不让张学良抗日，然后张才不得已逼蒋抗日，童鞋，回去好好学历史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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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学良为什么不是汉奸？没有张学良的不抵抗逃跑，就没有后来的日本进入中国东三省！张学良真正的汉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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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人，就是那些外狗，美狗的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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溥仪不算在内？噢知道了，溥仪是满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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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战时期汉奸的危害有多大？
内容提要：为什么说中国抗战时期的汉奸现象是我们民族的最大“痛点”？为什么说我们的抗战胜利只是一场“惨胜”？中国为什么会出现那么多汉奸及汉奸组织？我国遭受的汉奸之害有多严重？我们当今还有哪些汉奸现象以及产生汉奸的土壤？一旦敌寇来犯、抗战重新打响，还会有多少汉奸涌现？我们该如何反思汉奸现象并防止新的汉奸之害？
今天，我们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年，不仅要重温胜利的荣光，激发民族的骄傲和自豪。而且要反思历史的“痛点”，铭记民族的耻辱和教训。
应该说，“汉奸现象”就是抗战期间中华民族最大的“痛点”。我们赞美近代中国百年沉沦后的民族觉醒达到了空前的程度，无数中华义士用生命和鲜血谱写了气壮山河的反抗外来侵略的英雄史诗，但也不能忘记，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多少民族败类变节投降、卖国求荣，认贼作父、助纣为虐，在中国历史上留下了奇耻大辱的一笔。直到今天，抹黑英雄、洗白叛徒、为汉奸翻案的奇谈怪论，仍在挑战我们的价值和道德底线。
历史因多元、复杂而愈显其波澜壮阔。重新审视历史的创痛，晾晒民族虫蠹发霉的一面，深刻反省“汉奸现象”，彻底扫除美化汉奸的雾霭，对于培塑国人的民族气节和民族精神，牢固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凝聚起实现中国梦、强军梦巨大精神力量，无疑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
&沉渣泛起——民族抗战中的一股历史逆流
电影《地道战》里有一个耐人寻味的场景——民兵队长高传宝在大槐树下敲钟传达情报：来犯的有“一百多鬼子，二百多伪军”。对这一传为笑谈的镜头，我们又怎能一笑了之？
要说“汉奸”，顾名思义得从汉朝讲起。据清人《汉奸辨》云，“中国汉初，始防边患，北鄙诸胡日渐构兵。由是汉人之名，汉奸之号创焉。”
作为一个王朝，“汉”成了中国第一个具有帝国形式的稳定实体，作为帝国子民一个文化符号——“汉人”，其奸细自然被称为“汉奸”。
汉奸是一个特定的历史概念。按照《辞海》定义，汉奸原指汉族之变节败类，后演变为“中华民族中投靠外国侵略者，甘心受其驱使，出卖祖国利益的人”。
汉奸的鼻祖，当属汉文帝时和亲匈奴的陪同侍臣中行说（音读“月”）。此君为报私愤一到匈奴就投降了单于，为其出谋划策，对症下药地对汉朝进行军事袭扰，甚至直逼长安城下，一时成为大汉王朝的心腹之患。
鸦片战争时期，出现了中国近代意义上的汉奸。到了清末，中国沦为半殖民地时，媚美、英、法、意、葡、西诸列强之各色汉奸多了起来。
中国近代史是一个造就英雄的历史，也是一个出产汉奸的历史。随着1931年“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日本对华侵略的屡屡得手，汉奸现象的历史沉渣泛起滔滔浊浪。
1932年3月，伪满洲国在长春成立，清王朝末代皇帝溥仪被日本人扶上了执政宝座，再一次心甘情愿当上了“儿皇帝”，这是近代列强入侵中国以来第一个以国家面目出现的汉奸伪政权。
1938年12月，身为国民党二号人物的副总裁汪精卫，竟然从陪都重庆出逃越南河内，公开发表“艳电”叛国投敌，并于1940年3月在日本军刀支撑下成立汪伪“国民政府”，做了近代以来中国历史上最大的汉奸。
&在此之前，以王克敏为首的伪华北政府、梁鸿志为首的“维新政府”，以及内蒙德王伪蒙政权和冀东自治政权就已粉墨登场。而汪精卫的特殊身份有一定的“号召力”，再加上日汪的狼狈为奸、软硬兼施，一时间大大小小的汉奸如过江之鲫，形形色色的伪政权似一簇簇“恶之花”，绽开在饱受侵略者蹂躏的神州大地上。
惊回首，1938年伪军数量已达78000人，汪精卫投敌后，大批国民党军部队投入伪军序列，伪军数量迅速上升到145000人。整个抗战期间，中共抗日武装歼灭伪军将近120万，日本投降时尚有伪军146万、伪警察40多万，再加上伪满洲国军、伪满警察等，总数至少在300万以上，数量比侵华日军还多。
国家危难，大厦将倾。无数精忠报国的壮烈之士慷慨赴死，而这些生长在中国土地上、喝着祖国乳汁长大的无耻之徒，却背叛了祖国和人民，充当日本法西斯的“狗腿子”，干起了祸害同胞的罪恶勾当。
然而，汉奸余孽阻挡不了民族觉醒和抗争的大潮。正如鲁迅先生当年有感于九一八事变，在《沉渣的泛起》一文中深刻指出的，日寇入侵犹如搅动了停滞的池塘，各色“沉渣”——包括汉奸政客，都翻腾出来显示自己的存在。但沉渣终究是沉渣，终究还要沉下去。到头来，一个个汉奸卖国贼被押上了历史的审判台，落得身败名裂、遗臭于世的下场。
国家之耻——汉奸的危害有多大？
提起汉奸，实在是中国人的国家之耻、民族之羞！
（博主：二战时期，全世界有61个国家和地区先后卷入战争，却没有一个国家像我们中国一样出现那么多卖国投敌的“汉奸”），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汉奸之害像我们中国这样严重。检视中国的历史，多次民族劫难并非败于异族外寇，而是败于汉奸。
用“祸国殃民”评介汉奸的危害毫不为过，说历史往往因汉奸而改写，并非过分之辞。
后唐时期，甘当契丹“儿皇帝”的石敬塘，居然割让中原门户燕云十六州，在此后至少400年时间里直接改变了中原王朝的命运。
明朝末年，倘若没有吴三桂那样引清兵入关的大汉奸，满清王朝根本不可能入主中原，统治神州大地近300年。而今，翻开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史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史，我们不能不感到一种撕心的沉重——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现了三大傀儡人物：溥仪、汪精卫和贝当（法国），其中中国就占了两位。中国是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队数量的国家，这确实是一个极其可悲的历史现象。
抗日战争，中国是战胜国。然而，我们的胜利却只能说是一场“惨胜”。之所以付出耗时长达14年、死伤3500万人、财产损失达6000多亿美元的巨大代价，汉奸猖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在抗战初期，常有百十名日寇就能侵占一个县城、省城，不仅未遇抵抗，还会有一些汉奸忙着挂“维持会”牌子，并打出太阳旗相迎。
据日方档案证实，国民革命军第29军宋哲元军长身边的参谋周思静，向日军提供了南苑守军撤退的情报，并称“(赵登禹)已经登车出发了”。正是根据这一情报，日军在天罗庄设下埋伏，直接导致了百战名将赵登禹和佟麟阁的战死。
在南京保卫战中，一到晚上根据指令全城宵禁，一些汉奸竟然用火把、手电筒引导日军飞机轰炸弹药库、兵营等重要目标。日本兵初进南京城，还有的汉奸把藏身于民众中脱下军装的守城军官兵一个个指认出来，致使手无寸铁的中国军人活活被日军刺死。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危难中的中华民族，除了要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外，还要分出相当大的力量，与背叛祖国和民族的不肖子女们作斗争。
当年，抗日英雄杨靖宇陷于日伪重围之中，辗转雪原之间，周围人一个个叛变投敌，而又反过来替日军劝降。一个叫赵廷喜的同乡对杨靖宇说：“我看还是投降吧，如今满洲国不杀投降的人。”岂止不杀，投降了日本人还打算让他当伪满洲国军政部长呢。杨靖宇沉默一会儿叹道：“老乡，我们中国人都投降了，还有中国吗？”
这是一个穿越时空、令人震撼的历史拷问！今天之所以还有中国，就是因为有杨靖宇这样大写的人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倘若一个个大小汉奸们成了气候，还有今日之中国吗？
汉奸之害，是全方位、深层次而又难以挽回的。正是靠着伪政权、伪军的支持，日本军队才能在中国横行如此之久。在伪政权“治理”下，大量的金钱、粮食、矿产被源源不绝地运往日本，留下的是中国农民被大量饿死冻死……而汉奸给人们心灵造成的伤害更是令人痛心。记者曾采访亲历者回忆抗战时期的伪满生活：在日伪联手14年的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下，当时绝大多数年轻人，只知道自己是亲日的“满洲国”人，不知道自己是中国人。
荒唐的背后警示世人：断根去魂、亡国亡种的危险绝非危言耸听，汉奸资敌祸国殃民的深重危害绝不能重演！
历史怪胎——中国的汉奸为何如此之多？
任何一个国家遭受外族入侵时，出现“有奶便是娘”的卖国贼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为何冒出这么多汉奸来？
汉奸，并非生来就是汉奸，也不都像影视片里尖嘴猴腮、歪戴帽子、斜挎盒子炮、一口一个“皇军”的样子，那实在是小瞧了汉奸的水准。
想当初，曾经追随孙中山的汪精卫是如何了得的热血青年。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亲赴北京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所作《致南洋同志书》何等壮怀激烈！谁能想到，这个曾经有着荆轲刺秦般豪迈和勇气的人，最终却沦为出卖民族利益的千古罪人。
谁又能想道，汪伪政权中仅次于陈公博、周佛海的骨干头目，官居汪伪政权组织部长等要职的梅思平，当年曾是五四运动中火烧赵家楼点第一把火的学生领袖，这个慷慨激昂大骂曹汝霖是卖国贼的人，抗战期间自己倒成了名副其实的大汉奸。
&而陈公博、周佛海也曾是显赫一时的中共一大代表。他们先是背叛了共产党，又背叛了国民党，死心塌地地将自己的命运牢牢绑在了日本侵略者的战车上。
“卿本佳人，奈何作贼？”然而，这就是人和历史的诡异、深刻之处。
其实，看似偶然的社会现象，背后一定有必然的东西在支撑。汉奸现象的繁衍，有其复杂的社会历史成因和心理文化原因。
之所以有汉奸，一定是因为有外部敌人。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孳生，是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产物，是日本侵略者实施“以华制华”策略并与汉奸亲日派相互勾结的结果。
抗战初期，日本首相发表对华宣言，就公开声称“今后不以国民政府为（谈判）对手，而期望真能与帝国合作的中国新政权的建立和发展……”日本侵华无异于“小蛇吞大象”，没有汉奸，他们就是聋子、瞎子，因而十分重视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手段，扶植汉奸伪政权达到自己的目的。
日，以民国“美男子”著称的汪精卫画像出现在美国《时代周刊》封面上。颇有意味的是，在描述其经历时把他比喻为“鲸鱼的胡须”，意思是容易弯曲，也容易反击，暗讽汪对日态度变了，已经弯曲了。
果不其然，在遭遇一次次抵抗失败和主政挫折后，曾一度主张积极抗战的“鲸须汪”，完全改变了立场，成了坚决“主和派”的代表人物。在日本一步步咄咄逼人的积压下，他的“鲸须”彻底弯曲了，再也找不到那个热血青年的影子了。
正如毛泽东同志深刻剖析的：“民族投降主义根源于民族悲观主义，即民族失败主义。”对外反侵略战争的屡战屡败，使国人媚外、崇外、恐外的思想和民族自卑感有所发展。抗战初期“民众经过上海撤退、南京沦陷的大变，在爱国的心情上呈着害怕敌人的薄雾”。
“不战亦亡，战亦亡”。汪派汉奸们恐惧于日本力量的强大，片面认识中日力量的差距，视敌人如神物，看自己为草芥，无视民族的力量、人民的力量、正义的力量。汪精卫、周佛海认为，落后中国与强盛日本为敌，“胜负之数不问自知”，“日本感觉着痒的时候，中国感觉着痛了；等到日本感觉着痛的时候，中国已会因痛而死了。”
正是这种媚日、恐日心理在起作用，他们自作聪明地得出“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的结论，以为只有采取“非常举动”、“坚定地与日合作”才是唯一出路，因而脱离抗战阵营，走上自绝于民族的“和运”之路，实际上完全成为受日本人摆布的傀儡。
有学者研究“汉奸文化”时发现，在汪伪中央政府中，有留日背景的就有三分之一左右。特别是一些甲午战后赴日留学接受了“洗脑”的中国学生，轻而易举被侵华日军所利用成了铁杆汉奸。他们自以为对日本的了解比一般人准确，因而具有极大的欺骗性、破坏性。从中我们也不难发现，日本通过留学教育在中国留学生中培养亲日派的险恶用心。
汉奸现象的泛滥，说到底是人的价值观的沦丧。
“居其地，而献其土，视为不忠。食其禄，而弑其主，视为不义”。忠奸正伪是中国人最基本也是最大的道德命题。
汉奸的本质特征是背叛、出卖民族利益。既然是“出卖”，就必然会有“进益”，赔本买卖汉奸是不会做的。为了一己之私利，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利益，是汉奸定义的基本条件，也是汉奸真实心态的记录。
所谓“小奸出于愚，大奸出于智”，汪精卫敢跳火坑做汉奸，与其野心勃勃、权力欲望膨胀有较大关系。汪精卫本来拥有优越的政治优势，长期与蒋介石争领袖地位而居于下风，只得到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会议主席等虚名而无实权，自嘲为蒋记“账房先生”“秘书处”。故此，另辟蹊径，再起炉灶，企图借助外力以满足其“领袖欲”，成为汪精卫附逆的重要文化心理因素。
被川岛芳子勾引下水、身居伪江苏省长等高位的李士群常对其部下说，可以在河边摸大鱼，何必到河中心摸小鱼。我李士群什么都没有，就依靠日本人。你说我是汉奸也好，流氓也好，反正我现在有的是钱，有的是力量。
收入优厚的汪伪头子周佛海，当年竟以“每月交纳20元党费太多”为由，宣布脱离共产党。担任国民党宣传部长等要职后，对自己在国民党中的地位仍不满足，而做汉奸从事“和运”，自感“始觉与两年前作幕僚和地方官完全不同也”。
&从这些赤裸裸的自白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其灵魂是多么肮脏、丑陋和低下。
与大汉奸相比，低级点的汉奸理论就是“人总得活着”。当问及作为中国人为何当伪军不当八路军时，有的伪军竟作答：伪军有军饷，能养家。
其实，汉奸们活得很悲哀，因为他们没有祖国；汉奸们活得很卑贱，因为他们没有灵魂。
汉奸的繁衍，反映出我们民族的核心凝聚力和精神支柱出了问题。中国有两千多年的封建文化思想，封建君主专制造就了许多国人懦弱和奴性的性格，“中庸仁厚”“明哲保身”等传统文化的糟粕，对国人心灵造成极大侵蚀。“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利己主义思想、“识时务者为俊杰”的处世哲学，忍气吞声、随遇而安、逆来顺受等传统心理，使得一些人在国难当头时很容易叛国变节，跪拜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之下。
“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抗战时期汉奸之所以大量出现，主要是由中国自身的原因造成的。汉奸的产生与中国近代长期不统一密切相关。旷日持久的内战，使近代中国没有形成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地方上各自为政，致使一些民众地域观念很强，缺乏国家认同意识与归属感。这种被孙中山称为“一盘散沙”的状况，为外国侵略者对华推行“以华制华”和“分而治之”的政策提供了便利。民国建立后，并未给国家和人民带来安定和幸福，相反是独裁统治，吏治腐败，军阀混战，外强凌辱，国运日衰，人民生活水平极端低下，造成社会离心力加剧，为汉奸思想的流行打开了通道。
当我们研究抗日战争史时发现，抗战中投降日军的国民党将级军官达58人之多，成建制投敌的国民党军队达五六十万人，追随汪精卫降日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居然也有20多人，并由此构成了汪伪政权的班底。而共产党在抗战时没有一个降日的高级将领或中央委员，也找不到一个营、一个连成建制投敌当伪军的部队。
何以出现如此迥然不同的结果？在国民党的指令中，有可以“保存实力、暂时投降”的谕戒。与此相反，在共产党的入党誓词中，有一句近百年不变的铮铮誓言：“永不叛党。”历史上党内虽也有叛徒，但终没有形成气候。
抗战期间，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在给德国外交部的密电中，这样描述蒋介石对中日“调停”的态度：“他(蒋介石)秘密地告诉我，假如他同意日本要求，中国政府会被舆论浪潮冲倒，会发生革命，唯一结果就是中国共产党会在中国占优势，这就意味着日本不可能与中国议和，因为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
“共产党是从来不投降的！”这是一句震人心魄的大实话。在共产党的字典里，确实没有“投降”、“变节”的字眼。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妥协，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成为危难之际全民族奋起抗战的价值引领；共产党人用“压倒一切敌人，而决不被敌人所屈服”的壮举，给一个饱经屈辱的古老民族注入了“沛乎塞苍冥”的英雄之气。
岂容翻案——把汉奸永远钉在历史耻辱柱上
抗日战争的硝烟已经散去，但战争遗留的汉奸现象依然横亘在历史与现实之间。
中国历史上不乏奸人，诸如石敬瑭、秦桧、张弘范、吴三桂、洪承畴之流,这样的人历朝历代都遭人唾弃。想不到的是，较长一段时间以来，一些人竟然打着“解放思想”、“言论自由”的幌子和“学术研究”的旗号，随意任性地解构历史、歪曲真相，为抗战期间的汉奸、卖国贼叫好、翻案，造成真假难辨、是非不分、黑白混淆。特别是随着社会思潮的多样、多元、多变以及西方国家策动“颜色革命”的影响，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意识形态领域不可小觑的一个问题。
其一，一种流行的观点认为，应“以个人生存需求为最重要需求”，“出于从对个体生命的尊重出发，则汉奸的选择也不那么不可饶恕”。
这完全是一种为汉奸张目的歪理。诚然，人有维护自己生命的自由，但对一个国家、民族而言，舍生取义、捐躯为民，是必须始终不渝坚守的核心价值；对一支军队来说，精忠报国、视死如归，是无论何时何地的惟一选择。
“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未闻以道殉乎人者也。”“临大节而不可夺”，是古往今来仁人志士推崇的行为准则。“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的岳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的抗日英雄吉鸿昌，“宁死不当俘虏”的东北抗联八名投江女战士，就是他们中的典型代表。
在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面前，“你为个人的生命考虑”，但是以牺牲更多人的生命和民族利益为代价，汉奸们的这种苟活还有一点正义的良知和生命的尊严吗？
倘若按照上述汉奸理论行事，活着就是“最重要需求”，为国捐躯倒成了“傻老冒”，中国人还能站起来吗？我们这个民族还有希望吗？
1942年12月，日军扶植的伪“南京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右三）前往东京，参加“大东亚战争一周年纪念会”。图为汪精卫会见东条英机（左三）时的情形，东条英机抽着烟，得意之色溢于言表。
其二，有人公开宣称，“殖民就是进步，殖民时间越长越先进，汉奸在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历史进步的作用”。
这种论调可谓荒唐至极。作为十八九世纪帝国主义的产物，“殖民”一问世，就是带着血腥和掠夺印记的东西。一个国家进步与否，和有没有被殖民没有必然联系。像非洲许多国家也被殖民很久，非但没有什么进步发展，反而成为这个星球上最贫穷落后的地区。一些人的汉奸思维只看到殖民者带来的些许小利，却忽略了因殖民所遭到的歧视、暴行以及所导致的种种恶果。世界上哪有一个国家完全靠殖民，实现经济独立、政治民主、人民幸福了？
美化殖民完全是一种没有一点正义感的虚幻想象。背叛民族、背叛祖国、背叛同胞，甘当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只能在历史上起到一点反面教员的作用，何谈任何意义上的进步？尤其像我们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只有实现独立自主，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中国绝不能成为仰帝国主义鼻息的附庸。
其三，尤其令人愤懑的是，有的著名学者竟然辨称：有些汉奸如汪精卫“他自己下地狱，为的是减轻老百姓的痛苦”，“作为抵挡日本人欺压人民的缓冲器，这样的汉奸非但没有错，而且是真正的英雄。”
这种公然为汉奸翻案的言论，实际上已经超出了自由和道德的底线。
稍微懂得历史的人都知道，汪氏一伙叛国投敌给当时抗战局势造成“超级震荡”，不仅直接削弱了抗日实力，打击了抗战信心，而且帮助日本人屠杀抗日军民，筹粮筹款，掠夺资源，进行殖民宣传和奴化教育，完全沦为侵略者的打手和帮凶。一个出卖民族尊严的人，怎么会是“英雄”？一个出卖国家利益的人，怎么会“没有错”？
汉奸就是汉奸，卖国贼就是卖国贼。不论你说得多么天花乱坠，不管打着什么华丽旗号，老百姓心中自有一杆秤。当年，面对所谓“和运”“保民”“曲线救国”的汉奸论调，爱国侨领陈嘉庚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敌未退出我国土即言和当以汉奸国贼论”，这一提议由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通过，并被后人誉为“古今中外最伟大的一个提案”。据称，当时主和派的汪精卫在念到该提案时脸色发白。
想不到，当年汉奸卖国“视降敌为保民，称亡国为和平”的陈词滥调，今天居然成了为汉奸翻案的借口和依据。
英雄岂容亵渎，汉奸岂容美化。诋毁英雄、美化汉奸成了时尚，则离亡党亡国真的不会太远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阿拉伯之春，不就是前车之鉴吗？
历史验证了一条真理：凡是出卖祖国，甘当汉奸走狗的民族败类，最终绝无好下场。汉奸们的叛国罪行，永远记在中华民族的史册上；汉奸们的名字，牢牢地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痛定思痛——中国还会再出汉奸吗？
汉奸，可以说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永难消除的一块伤疤。兵荒马乱的战争年代已经渐行渐远，但曾给国家民族带来深重灾难的“汉奸现象”并未绝迹。
君不见，就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一些人继承了汉奸先辈的衣钵，成为出卖民族利益的新一代“经济汉奸”、“政治汉奸”、“网络汉奸”等。
君不见，西方国家搞“颜色革命”和“转基因”“政治转基因”工程愈演愈烈，一些政治上的意志薄弱者和利欲熏心的贪婪之徒，已经或正在成为敌对势力捕猎的对象。
君不见，今天的中国产生汉奸的土壤仍然肥沃，汉奸理论、汉奸思维并未清除，甚至在新形势下有了某种“创新发展”。
假设八国联军、英法联军再进北京，大小汉奸们会不会“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假设甲午战争、抗日战争重新打响，“维持会”、“皇协军”等汉奸组织会不会再度登场？（当然毫无疑问）。
一个非常现实的严峻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应该怎样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
——致力国家强大。汉奸个人的悲剧，其实也是近代中国的悲剧。试想，如果当时中国是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又怎么会遭到外敌的侵略？如果当时中国政府是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府，又怎么会有汉奸的大量出现？物质基础影响或决定政治选择。只是简单地提“爱国”口号往往是苍白无力的。中国梦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归根结底是人民的梦。在增强国家综合实力、实现民族由大向强跃升的同时，更多地让人民群众从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中，体味国家理念，涵养家国情怀，从而把自己的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起来，这就从根本上祛除了产生汉奸的条件和基础，这本身就是一种震慑外敌的强大软实力。
——砥砺民族气节。“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勋”。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崇尚“富贵不能淫，威武不能屈，贫贱不能移”的民族气节。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在政治上和道德上坚定的志气和节操。作为爱国主义和民族精神的集中反映，民族气节是一个民族赖以生存的精神脊梁，这个脊梁弯曲了，整个民族都会低头。人格是国格的基础。只有人的站立，才有一个民族的站立。汉奸心态不除，民族脊梁难硬。没有民族气节，没有民族精神，你经济力量再雄厚，也不过是强盗手中的窃取之物。“一个民族只有从精神上站立起来、强大起来，才永不颓谢”。
——高擎法治利剑。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这样饱受汉奸之害，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各个国家对汉奸现象采取了超过一般暴力的残酷镇压和道义谴责。自诩是世界人权典范的法国，二战胜利后，戴高乐政府成立了整肃委员会，一旦发现战争期间的通敌者统统依法枪毙，对于叛国者起到了强力震慑的作用。有的国家还专门立法，惩治那些“汉奸”及为“汉奸”翻案的人。相形之下，历史上深受汉奸之害、而今又厉行全面依法治国的中国，更要拿起法治的武器，对汉奸卖国贼及其为之翻案行为狠狠打击，彻底整肃，决不手软。
——锻造忠诚品质。习主席强调指出：“对党绝对忠诚，要害在‘绝对’两个字，就是唯一的、彻底的、无条件的、不掺任何杂质的、没有任何水分的忠诚。”忠诚是当代革命军人第一位的政治品格。只有保持纯而又纯的“忠诚度”，坚定政治信仰，不做“两面人”，克服“伪忠诚”、“亚忠诚”现象，才能塑造新一代革命军人的好样子。大是大非见忠诚。在新的征程上，面对不见硝烟的战场，我们需要始终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和坚定的政治定力，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旗帜鲜明地同诋毁英雄、美化汉奸等错误思潮作坚决的斗争，永葆对党绝对忠诚的政治品质。
历史掀开了新的一页。作为一种社会赘瘤，汉奸现象应时而生、应时而灭，而我们铲除滋生汉奸的土壤，同汉奸现象作斗争正未有穷期！
（博主：我国过去是汉奸危害最严重的国家，今天和将来仍然面临着汉奸的严重危害）！
文章原载日解放军报，原标题为《历史的拷问——抗战期间“汉奸现象”的文化透视与现实反思》，作者刘新如，转发时略有删节，修正了一些标点符号。
旧中国有的，现在什么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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