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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迟福林&主编
出版社：中国工人出版社
出版时间：2015年05月
主办单位：建议用IE5.5以上版本浏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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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sign by Ciya Interactive国企改革供给创新，塑经济引擎新动力_环球老虎财经
国企改革供给创新，塑经济引擎新动力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需求扩张一直是中国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但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结构性失衡问题和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仅依赖需求扩张的方式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尤其在经济转型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必须进行国企改革，着手有效供给管理放松规制的角度进行调控，才能打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由需求扩张转向有效供给，提振国有企业改革力度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政策重点。"
全球金融危机以来，需求扩张一直是中国应对危机的主要手段，但长期高速经济增长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了诸多结构性失衡问题和一些深层次的矛盾。仅依赖需求扩张的方式并不能很好的解决这些问题和矛盾，尤其在经济转型压力不断增大的背景下，必须进行国企改革，着手有效供给管理放松规制的角度进行调控，才能打造出中国经济增长的新引擎，进而推动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由需求扩张转向有效供给，提振国有企业改革力度是未来中国经济的政策重点。
1．倒逼机制推动需求扩张转向有效供给
中国经济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和经济周期，其经济增速与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前相比，维持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条件、中长期经济发展结构、要素基本面等多个方面都发生了深刻的趋势性变化，中国正步入经济发展动力切换的新时代。
1.1 旧制度红利渐削弱
一、住房商品化改革红利削弱
1998年中国出台《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提出&加快住房建设，促使住宅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不断满足城镇日益增长的住房需求&，从政策和制度上明确了城镇住房改革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发展导向。
中国房地产市场在经过政策落实后取得了很大发展，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房地产开发投资占全社会投资比重不断提升，2014年末该比重超过全社会投资的18.5%；第二，房地产业增加值占GDP的比重不断攀升，2014年房地产业和建筑业增加值占GDP比重已经达到7.09%和6.0%。
期间，受益于房地产开发和土地财政的良性互动，房地产上中下游的相关基础设施、钢铁、水泥等行业均获得了很大发展，但是也带来了较为严重的产能过剩问题，并影响到了经济发展的质量和效益，使得后续经济发展过程中，一直面临着&两高一剩&的压力。
虽然住房商品化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功不可没，但是由于人口拐点的出现，第一次置业顶点（人口顶点加25年）即将过去，由此将带来中国房地产刚需增速逐步放缓，市场将进入调整周期，最终带动由基建地产为引擎的传统行业出现发展放缓的局面。
房地产产业链受到自身发展和宏观调控发生了很大变化，使得房地产去库存问题凸显；地方政府财政由于土地招拍挂机制受到抑制，缺少城镇化建设资金，导致以投资为主的需求管理机制运行不畅。
二、加入WTO的红利衰退
从1978年到2014年，36年间中国货物进出总额从206亿美元上升到了43030多亿美元，增加了209倍，在世界货物贸易比重的排名从不到1%上升至12.2%左右。
2002年中国加入WTO是一个历史性转折点，实现了中国制造和世界市场的结合，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出口导向的发展机制吸引了大量外商投资企业入驻中国，极大推动了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加入WTO之后，出口和经济占全球的比重都出现了快速提升。
经历了全球经济高速发展和全球金融危机，当前全球经济增速与过去相比，已经呈现出下台阶增长走势，随着世界经济复苏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上升，预计全球经济增速在未来较长时期仍会维持较低水平。
当前，中国加入WTO的制度红利正逐步衰减，使得入世对中国经济推动作用也相应放缓。
首先，后危机时代全球经济复苏乏力，整体增长中枢下移，全球经济低速增长将成为一种新常态，对中国出口形成一定抑制；
其次，国内劳动力、土地、资源等要素价格上涨，增大了企业成本，以往依赖低成本取得的出口竞争优势逐渐衰弱，增大整体出口压力；
再次，全球经济加速调整，以及与其他如东南亚国家外贸竞争激烈，正侵蚀着中国出口的国际市场份额，并加剧了与其他出口国家的贸易摩擦。
三、投资拉动经济边际效用放缓
依赖投资拉动一直是中国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手段，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后，中央政府投放了4万亿资金，其中主要以投资的形式来刺激经济增长，并促使了大量资金流向钢铁、水泥、铝等行业，并造成了这些行业出现大量过剩产能，而这些产业至今仍处于去产能的通道中。
改革开放以来，经济增长形成了以投为问支撑的三个大周期轮动，几乎在每次经济大幅回落时，都是由投资拉动促使经济走出低谷的。
1978年改革开放后的1981年至1985年间，城市公共基础设施固定资产投资大幅提升，增速达到了年均36%的水平，拉动经济快速增长；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初在地方政府盲目攀比以及预算外投资大幅增加的带动下，经济再次冲高；亚洲金融危机后的住房制度改革、加入WTO以及4万亿投资，无一例外都是直接或间接的从投资需求出发拉动经济增长。
然而近年投资对经济拉动的边际递减效应已逐步显现，要达到同样的效果则需要经历的时间周期也越来越长。当前经济还面临着结构转型和调整的约束，在这样大背景下，经济的新一轮扬帆起航能否还同以往一样，继续依赖以投资为主导的需求手段来拉动呢？
短期看，投资对拉动经济增长仍有一定效果，但结合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直以来经济高速增长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和结构失衡日益凸显，亟需寻找新的突破口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
1.2 需求调控效果递减
全球金融危机后，发达经济体和中国在内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都将短期需求管理作为常态化宏观管理方式。在房地产、加入WTO红利以及投资拉动经济逐渐衰减的背景下，短期以需求调控为重要手段的管理效果呈现边际递减走势，其效果并不显著。
中国经济发展太注重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而它们在整体上仍是总需求的概念和范畴，但究其根本，供给端的约束才是导致经济增长放缓的关键。因此，基于凯恩斯宏观调控框架在中国经济运行发展中的已经难以为继，宏观调控政策需要由需求扩张管理转向有效供给管理。
后危机时代世界经济复苏脚步缓慢，直接影响中国出口增长；结构性产能过剩以及过高的地方政府债务也使得投资对经济拉动作用减弱。此外，投资消费失衡、收入分配不合理、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等诸多问题存在，使得中国消费率逐年回落，通过扩大内需促进经济增长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效.
需求调控手段正逐渐降低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上世纪70年代美国经济 &滞涨&就是前车之鉴。需求调控只强调总量分析，忽视了微观基础产业结构调整，使得需求调控中的货币和财政政策作用弱化。
在国家采取扩张性货币政策时，资金流入到回报率高及风险小的领域，比如房地产业、大型国有企业等。这种无效供给的扩张性政策导致钢铁、电解铝、煤炭等行业出现产能过剩；房地产中住房价格也不断被推高，并表现出住房空置率高企的格局。
扩张性财政政策则推升了政府债务，一方面高债务使得政府投资难以为继，同时财政扩张需要财政收入为支撑，这就需要政府扩大税收，又会进一步提高企业生产成本。另一方面，政府投资的不断增加还会导致对私人投资的挤出效应扩大，微观主体缺位对经济持续增长反而起到了抑制作用。
就现实情况看，中国过多的经济政策都集中在短期逆周期的总需求管理上，对有效供给层面的调控重视程度不够，也就使得经济在转型过程中面临着许多需要解决的难题。
1.3 供给要素约束凸显
供给约束已经成为中国潜在经济增速降低的最大约束，主要表现为人口红利衰减，资金、劳动力、土地等生产要素成本和资源价格上升，以及全要素生产效率底下等问题。
中国经济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内的高速增长都得益于人口红利释放，当前已经从&人口红利期&转到了&后人口红利期&。2012年中国劳动力人口和占比双双下降，中国已经过了人口红利期，进入了人口负债时期，劳动力成本提升对中国经济维持高增速的动力放缓。
老龄化对劳动力市场产生巨大冲击，直接改变了劳动力供给状况，从而影响劳动力成本。从农民工的年龄结构看，由于20岁到40岁青壮年占比显著回落，反而推动40岁以上的农民工占比回升。这样将会削弱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国际竞争力，同时给养老保障社会体系带来严峻挑战。
人口红利衰减导致人工成本进一步提升后，进而带动依托人力资本的其他生产要素成本大幅上涨。而垄断性资源供给约束、房地产加速扩张导致的土地价格上涨；资本和金融抑制导致企业原材料、燃料等生产的要素成本上涨，融资成本居高不下，制约了经济增长速度。虽然2014年后连续2次降息，但是民间资金成本并未出现显著下滑，当前月均融资综合利率仍接近20%的绝对高位。
生产要素成本不断提高，本质上要求在生产过程中采取新的技术、加强创新，调整优化要素结构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然而一直以来的僵化体制、垄断都在不同程度上阻碍了技术进步，导致全要素生产率低下。
严重的供给约束制约了潜在经济增长率的提升，仅强调依赖需求调控，很可能导致经济结构失衡和负债式增长，为滞涨提供了温床，同时还可能引起资产泡沫，日本和美国已经有了前车之鉴。因此，必须要寻找新的制度红利，开辟促进经济发展的新路径。
2. 国企改革放松规制开辟经济发展新路径
2.1 制度变革培育经济的新增长点
制度变革包括了三个层面的内容：制度环境、经济体制和具体制度，每个层面对经济发展有着不同的促进作用。
首先，制度环境具有相对稳定性，是经济增长的前提条件；其次，经济体制变革决定着经济增长方式，它在一定的制度环境中发挥作用，中国由计划经济体制转变为市场经济体制时，资源分配由政府分配转为市场配置，价格和竞争机制迫使企业降低成本，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第三，具体制度改革通过影响经济微观主体行为，进而影响产业结构变化，从而推动经济增长。&
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在特定的制度环境中开展，制度变革主要通过对微观经济主体产生影响，促进新的经济增长点形成，进而推动经济可持续发展。放松规制提高有效供给，就是从具体的制度层面作用于微观主体，从而对产权进行改革，达到提升效率，降低成本增大社会福利的目的。
放松政府规制是全球发展的趋势。从全球其他国家和地区放松规制的经验看，主要通过放松直接规制中的经济性规制和间接规制中的放松垄断两项手段进行的。
放松直接规制中经济性规制是指保证服务供给公平性和防止资源配置低效为主要目的，对存在自然垄断或信息不对称行业中企业的进入、退出、价格、服务质量和数量方面进行放松。
而间接规制中放松垄断则不直接介入经济主体的经营决策，仅制约阻碍市场机制发挥职能的行为，以有效地发挥市场机制职能而建立完善的制度为目的。&新非公36条&等多项打破垄断细则出台，就是要依赖市场对资源起到决定性配置作用，对垄断行业进行改革。
通过放松规制，尤其是打破垄断行业、公用事业和基础领域的垄断，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引入竞争激发创新机制，能够提高了生产效率和服务质量，降低产品和服务价格、收费水平，从而满足市场需求。
2.2 放松规制兼顾&公私&利民生
垄断企业收取高于其边际成本的产品价格，生产并销售的数量却低于社会有效水平产品数量。垄断价格P1远远高于满足市场有效需求时对应的价格P2。需求曲线（反映消费者对物品的评价）与边际成本曲线（反映垄断企业生产成本）之间的三角形ABC面积代表着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低于市场需求的产出水平阻碍了民生改善。
放松垄断和规制后，引入民间资本进入垄断企业，此时产品售价仍会高于边际成本，相对于完全竞争市场来说其产量也没有得到充分利用，但此时产品的价格要比在垄断时低，产品供给数量也会比垄断时要多。更为重要的是，引入民间资本后的混合寡占经营模式不仅考虑了社会福利，同时也考虑到了民间资本追逐利润的&本性&，兼顾了&公私&两方面的诉求。
当企业处于垄断地位、供给不发生变化表示为SS时，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为图中的ABC部分，但是引入民间资本后，供给曲线将右移至S&S&时，社会福利的无谓损失就会减少到AEC部分。在新的供给曲线S&S&上，只要产品价格为P3时，企业就会提供q0的产品数量，价格比原来需要用P0才能购买到q0产品低。而如果仍以垄断价格P0购买产品的话，可以购买到q2的产品量。此外，引入民间资本后，消费者会从多供给的产品中得到消费者剩余，扩大市场正外部性。
3. 放松政府规制国企改革的国际借鉴
大多数国家和地区都是在经济发展动力不足时推进制度变革，以寻找新的制度红利，培育新的经济增长路径。放松政府规制变革能够释放市场潜能和提高市场效率，释放的制度红利能在长时期内促进经济发展，并带来更多的投资机会促进产业升级。
为了对冲美国滞涨导致经济低迷及日本1987年后经济下滑压力，两国分别于1982年和1994年实施了大规模的放松政府规制改革，该制度变革对美国和日本的汽车、航空、电信等产业产生了巨大影响，直接推动着两国经济走出低谷，一定程度上奠定了美国和日本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同时由于引入竞争、创新等市场机制，使得两国相关行业在放松后取得了飞速发展，这些行业在全球市场上都处于领先地位。
里根政府之前几届政府对经济下滑皆采取了逆周期政策调整，但并没有很好的解决美国经济滞涨问题。里根政府则采取了放松规制1增大有效供给，并辅以税制改革、加快创新等对经济发展具有长期影响的制度性变革，才帮助美国经济摆脱滞涨重新回到增长轨道中。
3.1 法律法规长效制度支持
放松规制主要通过废除不合理规制、简化行政程序，强化制度设计和各种立法对市场秩序的规范，实现促进市场有序竞争，经济高效运行的目的，但这一过程的实施需要法律建立法规的制度支持。
从美国和英国垄断行业规制指数发展趋势看，两国垄断行业规制指数不断降低（规制指数在0-6之间，指数越大表示规制强度越大），在某些时点指数发生了显著变化，表明该时点这些行业实行了放松管制政策。
英国、美国对航空业分别于1993年和1980年实施了放松规制，表现为规制指数大幅降低。英国在1982年对电信行业进行了初步放松，规制指数从6降到了5.1，并在1984年进一步加强了对电信行业的放松，规制指数从5.1降至4.1。英国在1990年还对电力产业进行了放松规制，其规制指数从6.0迅猛降至0.8。
不难发现某些行业规制指数降低恰好对应着这些行业相关解除管制法规出台，表明国家从法律法规层面对放松规制进行制度硬约束，利用长效制度化的机制，使得放松规制得到国家法律保障支持。
美国、英国等国家都相继对航空、电力、天然气、邮政、金融、保险等垄断行业和信息不对称行业进行了立法，实施了大规模的放松规制政策。政府通过立法消除各种制度障碍，防止自然垄断、信息不对称行业资源低效配置，确保服务供给的公平性，也为中小企业发展提供保障。
3.2 选择恰当放松方式力度
放松规制除了需要法律法规的制度支持，还需要根据不同行业特征和发展情况，选择不同的放松时间、力度和方式。发达国家放松规制的经验看，大多采取了循序渐进的方式，美国和日本就是稳步放松的代表，而英国对某些行业如电力和铁路则采取了激进放松方式。
选择恰当的放松时间、力度及方式，对放松规制预期效果的实现有着重要影响。美国航空业最早对民间资本开放，由于电力行业技术复杂性较高，对民间资本开放时间相对较晚。美国对不同行业的改革力度也不同，航空电信改革力度相对较大，而铁路、邮政、天然气行业改革力度相对较小。
英国放松规制策略与美国有着相似之处，对不同行业改革的力度和时间也是不均衡的。英国邮政行业最早开放，铁路行业最晚开放。铁路和电信行业的改革力度比较大，而邮政、公路改革的力度相对较小。
但美国和英国放松规制的方式却不相同，前者主要采取渐进方式，后者采取激进方式。美国和英国放松垄断改革战略对中国今后放松规制改革具有重要启示作用，中国也应该针对不同行业的发展特征，采取时间和力度相异的改革方式，并以重要性为导向。此外，中国对不同行业改革时应该参照美国的范式，采取温和渐进式的方式展开，避免引发社会问题。
3.3 提振效益促进产业发展
考察美国和OECD国家不同行业在国家放松规制、引入竞争后的表现看，垄断产品的产量和生产效率都得到了很大提升，促进了产业发展的同时，还增大了社会福利水平。
从美国代表行业可以看出，民间资本进入垄断领域后，极大地提升了企业运营效率。放松垄断后，民航、铁路以及管道价格大幅度降低。同时，生产效率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提升。
打破垄断后，美国很多行业原来损失掉的社会福利都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消费者和生产者都从放松垄断中得到了一定收益。
具体到航空业看，美国在1980年对航空业进行放松管制，其改革的力度也是最大的。航空业的规制指数从1978年的2.6降至到1983年的0.4。随后在2002年，美国又和其他国家签署了《天空开放协定》，进一步放松了航空业垄断经营，使得规制指数从0.4降到了0，成为完全竞争市场。这对美国今后整个航空业领先全球发展发展奠定了基础。
到1980年和2002年，美国航空的客运和货运运力分别得到了很大跃升。且放松垄断后美国航空运载效率也得到了很大提高，从最低的52%提升至76%，大幅提高了24个百分点。
尽管美国铁路放松管制力度相对航空业要弱，但在上世纪80年代初对铁路放松管制后，铁路行业还是取得了快速发展。铁路生产力和投入运营铁路车体出现了大幅增长态势，而铁路产品价格则出现了下跌；同时参与经营的大型垄断铁路公司数量不断减少，其他中小类型铁路公司不断增加，说明放松铁路垄断引入竞争机制后，激活了市场活力极大提升企业经营效率。
3.4 推进税改促进企业创新
美国政府分别在1981年8月和1986年9月提出《1981年减税法案》和《1986年税制改革法案》，主要目标是降低边际税率、扩大税基、简化税制，以有效提高私人部门经营活力并促进经济发展。
放松规制期间美国税收制度改革主要包括两个方面，分别侧重在降低税率和简化税制上。
降低税率方面主要降低私人部门税收负担。降低纳税人负担，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和消费能力；减免企业税，缩短规定资产折旧年限并简化分类，同时对企业投资给予税收优惠，并进一步减免小企业利润税。
简化税制则是建立实现公正、简洁、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收制度。主要简化个人所得税，减少所得税税级；调整企业所得税，降低企业所得税税率，减少公司股息税，降低公司资本收益税等；削减税收特惠堵塞征税漏洞，实现税收公平。
在美国税收制度改革中，通过税收改革政策扶持了生物制药、文化、高新技术、飞机制造等产业，促使这些产业了取得了长足发展，并奠定了它们在国际竞争中的领先地位。
税收改革加上放松规制，为企业创造了良好的经营环境，那些被修改或者废除的有关法令规章极大的促进企业发挥出创新的主动性，使得里根及其后继的十几年成为了美国髙新技术领域创新、创业日趋活跃的时期。里根政府放松规制改革不仅解决了美国经济面临的滞涨问题，其利于创新的宽松市场环境促使美国信息技术、纳米技术、生命科学、航空航天得到飞速发展，对后期美国经济繁荣和国际地位的巩固起到重要作用。
4. 国企改革打造中国经济新引擎
国外国企改革的放松垄断和管制给了我们很多经验借鉴。结合当前国情，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建立宏观经济管理新常态，从需求扩张到有效供给，需要将市场和政府结合起来，放松政府管制优化制度供给，打破垄断引入竞争机制，才能突破供给约束提升要素效率，释放新的制度红利，形成拉动未来中国经济发展新动力。
为了解决供给约束和经济发展中的失衡问题，宏观管理政策框架着力点需要从需求端转向供给端。一方面需要政府重构规制，简政放权优化监管，不直接介入经济主体决策，充分发挥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决定性作用，打破阻碍市场机制发挥职能的行为。另一方面，从供给端发力，通过放松规制、结构性减税、鼓励技术创新、允许要素自由流动、完善制度等多个角度致力于降低企业生产成本、提高企业效益和劳动生产率。
4.1 引入竞争，激发市场活力释放
引入竞争激发市场活力是增加有效供给的最重要手段。从中国部分行业规制现状可以看出，几大准公共物品的重点行业受政府规制较多，这些行业往往是有效供给不足的领域，可以通过放松垄断引进民间资本，建立市场竞争机制，扩大产品和服务产量以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问题。
实践表明政府规制并不能很好地解决市场失灵、完善市场机制等问题，尤其是当监管机构权力过大、短期监管政策长期化后，不仅容易诱发寻租、滋生腐败，还会影响市场机制运行和宏观调控结果。
从中国与OECD国家主要产业规制指数比较看，中国主要产业规制指数远远高于OECD国家对应产业的规制指数，说明中国这些产业的市场化程度要远远小于OECD国家，它们仍然处于垄断运营状态。
2011年中国总体规制指数为4.73，与OECD在1987年的4.78水平相当，意味着中国垄断行业的改革滞后于OECD近20年。因此，中国放松垄断的空间是很大的。
石油石化、煤炭电信、电网军工等重资产行业；轨道交通、水利等基础设施行业和城市公用事业行业；银行、保险等金融行业；以及文教及卫生医疗等行业中国有资本占比比重高，这些行业因生产、配送方面的规模经济、范围经济以及资源稀缺等多方面原因存在，使得行业被限定为一家或者少数几家企业控制。
民间资本具有逐利性的本质特征，必须要给予民间资本一定的回报，才能让市场机制促进民间资本进入国有垄断经济，而根据不同垄断行业的产品属性，可划分为私人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这就可以对那些具有排他性，即通过付款方式才能享受的产品，和具有竞争性的行业引入民间资本，通过市场机制解决有效供给不足的瓶颈。
根据不同行业的产品属性，可划分为私人物品、准公共物品和纯粹公共物品。在放松垄断改革中，可以完全放开私人物品领域；部分放开准公共物品领域，由国有资本和民间资本共同参与，平等竞争；在一些关键行业保持国有资本的控制力度在适当范围，既可以激发市场活力，又能保证对民营资本的正确引导。
因此，对于那些本身具有较高收益的如能源、资源型领域，可以直接开放；对那些收益率相对较低的保障房、养老等领域，则通过税收减免及财政补贴等方式提高其收益率水平，引导民间资本投资和市场竞争机制，激发市场活力。
4.2 税费改革，结构性减税减负担
税制改革一直是各国诸多改革中的重中之重，财政支出结构以及税负高低反映了政府干预经济的程度。税负越高表明政府控制资源越多，政府活动超出效率边界而影响经济运行效率。美国经过税制改革后，其税收占GDP的比重呈现阶梯性走低走势，而中国税收占GDP则一直呈现上升趋势，另一方面，我国除了法定税收外，还存在着许多以费代税现象，极大地加重了社会税负负担。
IS-LM模型中，减免个人所得税可以增加居民可支配收入，从而刺激消费需求。在税收减少△T的情况下，居民可支配收入水平将能够提高△T&MPC/(1-MPC)。IS曲线向右移动。对于企业而言，减税能够降低企业生产成本，使总供给曲线向右移动，有利于降低产品价格，增加有效供给，促进经济增长。
中国在税制改革方面应该做到规范税费，将税费改革作为经济转型阶段最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加以实施。
首先，改费为税，将必要的收费改为税收，纳入预算管理，公开收费账务，接受社会监督。
其次，减少政府支出、降低政府支出过多带来的挤出效应，将更多资源用于基础设施和民生保障上，为私人部门提供良好的生产经营环境。
第三，结构性减税，减少纳税层级，形成低税率、简税制、宽税基的税制结构；减少重复征税，降低流通领域税负；加快税制改革，实施房产税、资源税等税种调节收人分配。
通过税费改革促进中国战略性新兴产业成长，促进技术创新，从而改变生产方式来提升生产力。加强对创新型科技企业、小微企业、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税收减免政策，对于新创企业施行税收补贴政策，鼓励全民创业，扩大产业分工与产业细化，保障和促进就业与经济增长。
4.3 技术创新，夯实改革微观基础
人口红利、入世红利及住房改革红利成就了中国经济在过去十几年中的卓越表现。放在全球范围内看，&中国制造&虽然有所提升，但仍然位于&微笑曲线&的底端，技术方面的自我创新能力较弱。缺乏技术和创新制约着我国产业结构优化和经济转型。
企业是市场的主体，是技术创新的主要承担者，企业的技术进步是提高经济效益、实现经济集约增长的微观基础。因此，增加有效供给，细化产业分工和优化产业结构，就必须提升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建立完善企业技术创新机制，夯实改革的微观基础。
除了加快教育体制改革，培养创新性人才外，加快政府简政放权能降低企业寻租的动力，减少不合理的行政审批程序，加强对私有产权的保护，改善企业经营环境，减少企业的交易成本和经营风险，通过对创新型企业予以政策优惠等手段推动技术进步和经济健康发展。
4.4 重构规制，简政放权优化监管
放松规制不代表政府对经济发展放任自由，而是要着力建设完善公平的市场秩序，加强信息平台建设。在坚定推进市场化改革解决政府&越位&问题的同时，还要解决好政府的&缺位&问题，重构经济性规制，加强社会性规制。
在简政放权方面，应该放松过度和重复监管，明确&权力清单&和政府管理边界，避免规制制度间的矛盾引发效率降低问题，优化监管结构，形成适合市场发展的监管模式；给出企业&负面清单&，以形成公开透明、预期稳定的制度安排，促进企业释放创新活力；并给出&责任清单&，明确政府如何管理市场，降低政府对竞争领域的行政干预，促进市场机制发挥作用。
同时，政府应该不断完善社会性规制法规体系建设，加强技术指标体系建设作为执法依据。加强规制机构建设，实施全过程规制。同时还要注重对于规制者的规制问题，建立平衡制约机制，健全信息公开披露制度，加强社会监督，从而建设公平、透明的规制体系。
放松规制需要有力的微观基础，这就需要建立国有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债券硬约束，建立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建立以政府债券为主体的地方政府举债融资机制，对地方政府性债务实行限额控制，严格控制新增债务，将地方政府性债务分类纳入预算管理，建立债务风险预警及应急处置机制。（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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