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发钞票让国民政府人心尽失
费正清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在中国也观察到，国民党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导致了严重的贪污腐化，民心丧失。
在《转折年代：中国的1947年》中，对于国民党军队由强变弱，由攻转守，党史专家金冲及先生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在短短一年时间里，竟会出现如此巨大的转折？看起来似乎是个奇迹，其实，根本的原因在于人心的向背，在于谁能得到中国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人心向背，是最终能左右一切的决定性力量。&金先生的观点提出后，引发了很多争议。比如，有学者认为，国际因素影响了两党决战。在最为关键的东北战场，林彪的军队得到了苏联源源不断的帮助，而国民党军队却没有得到美国人的帮助。也有学者认为，蒋介石过于自大，犯了战略性错误，他不应该把精锐之师全部运送到东北，应该集中全部力量，先消灭关内的共军。分歧种种，不一而足。然而，如果从经济的角度观察，金冲及先生的观点却有一定道理：国民党政府滥印钞票，引发了灾难性的通货膨胀，这种对民众财产的掠夺，致使人心尽失。例如，陈立夫曾说：&财政上的失败，是帮助共产党把有钱的老百姓变成&无产阶级&，是我们为什么要到台湾来的最大原因。&费正清1945年10月至1946年7月在中国也观察到，国民党滥发钞票造成通货膨胀，导致了严重的贪污腐化，民心丧失。疯狂印钞，物价猛涨十倍以上和谈破灭之后，国共两党内战再起。剧增的军费，导致法币过量发行，加上财政赤字增加，人心恐慌和囤积物资，导致通货膨胀。以货币发行为例，1945年全年，国民党发行的法币为10320亿元，1946年为58430亿元，而1947年则是413240亿元。1948年1月到8月19日，仅8个半月，就发行法币6045340亿元。在上海，100法币1943年可以购买一只鸡，1946年可以买一个鸡蛋，1947年只能购买1/3盒火柴。1947年2月，沪市1美元可以兑换法币1.6万元，1两黄金值90万元，1石米价格超过10万元。到1948年6月，1石米涨到了700万元，1美元兑换法币涨到了150万元。在北平，1945年1月时，每斤大米为法币12元，小米为每斤6元，面粉为每斤30元。到1946年1月，大米涨为每斤184元，小米涨到每斤88元，面粉涨到每斤130元。如果按照现在的物价,计算，每斤3.2元的东北大米，仅仅一年后变成了一斤48元。除了上述问题，在货币兑换方面，国民党高估法币，低估伪币，导致币制混乱。而法币与美元的汇率，在各地差距较大，引发了投资者的投机，进而影响了物价。正如王奇生《革命与反革命》所显示的那样，共产党的基础依赖于底层民众，而国民党的基础依赖于中层及中层以上的民众。急剧的通货膨胀，迅速蒸发了这部分人的财产，并影响到他们的生活。在战后初期阶段，国民党公务人员的待遇，按照行政院的规定享受，基本可以维持日常开销。到1946年年中之后，收入已不能维持基本生活。当年10月，行政院做出调整，但是，收入的上涨远远赶不上物价的上涨，许多人因此转业。公务人员的贪污腐败，与生活压力不无关系，而各级教务人员，则深为物价飙升所害。显而易见，滥发钞票等因素造成的通货膨胀，让支持国民党的民众产生了离心。1947年2月，宋子文黯然离职，国民党实施经济紧急措施，希望稳定经济和市场。但是，在收支不平衡的状态下，财政赤字越来越严重，钞票越印越多，通货膨胀也越来越严重。1948年之后，随着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利，控制地域缩小，物质产出也逐渐减少。此时，货币发行量还在激增，这导致赤字占到了支出的3/4，而军费支出接近支出总额的70%。《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遭遇软抵制1948年5月，蒋介石出任总统，他下令财政部长王云五草拟方案，实施货币改革。王云五拟定的方案是废纸法币，改用新币。这次改革可以保密，在国民党内部也缺乏普遍支持，和心理以及物质上的准备，而且并未经过认真详尽的规划、讨论。8月上旬，王云五主持拟定了币改的具体方案，蒋介石决定下旬实施。8月20日，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并公布《金圆券发行办法》、《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和《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核心内容为：（1）以金圆券取代法币，金圆券1元含金0.22217克，折合法币300万元；发行以20亿元为限，十足准备，法币须在11月2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2）禁止黄金、白银和外币的流通、买卖或持有；所有个人和法人拥有之黄金、白银和外币，应于9月30日前兑换为金圆券，凡违反规定者一律没收并予惩处。（3）国人存于国外的所有外汇资产，凡超过3000美元者，应于12月31日前申报登记；除保留部分用于日常生活外，均应移存于中央银行或其委托银行，未经核准不得动用；违反者处7年以下徒刑并处罚金，没收其外汇资产，告发者给予没收资产的40%作为奖励。（4）严格管制物价，所有物品及劳务以8月19日价格为准，不得议价；实施仓库检查并登记，从严惩处囤积居奇者。为了配合《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的发布，行政院于8月22日成立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委员会，&掌金圆券发行准备之检查保管及金圆券发行之监督事宜&，8月25日，成立经济管制委员会，由行政院长翁文灏挂帅，负责物价管制、取缔投机囤积非法经营、调节物资供应、管理等策划督导事项。为此，国民党在各重要经济区域设立经济管制督导员。其中，上海区的督导员为央行总裁俞鸿钧，由蒋经国协助。这次币制改革的主要内容，除了发行新币和收回外币，其次就是管制物价，还禁止工人罢工、怠工。在具体的实施方面，这次的改革，汇率为300万法币兑换1金圆，与美金的兑换比为4∶1，黄金每市两兑金圆券200元，白银每市两兑3金圆。按规定的金圆券与法币的兑换比值，当时发行的600亿法币，只需2亿金圆券即可收兑，而法定金圆券限额定为20亿元。因此，金圆券的膨胀是必然的。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其政府报告时指出：&20亿元金圆券的发行额，约等于目前通货的10倍&，并预言通货膨胀的力量可能达到无法控制的地步。由于此前上海的多次物价管制均以失败告终，许多人对于这次币制改革不抱希望。这使得负责上海督导的蒋经国压力很大。起初，他扫除贪腐，执行经管的强硬做派，得到了一批上海市民的支持。8月23日，金圆券首发，上海收兑的金银外币约为100万美元，三天共收兑600万美元，其中大部分是平民百姓的贡献。但是，金银外汇的大头主要掌握在资本家手中，而他们对币改的态度，显然有相当的保留，大多数人起初处在观望之中，并未按规定兑换金银、登记外汇资产。上海因其经济发达，而成为当时中国资本家阶层最为集中的城市，他们对国民党当政给予多方支持，也曾从中获取相当的经济利益。但是，上海资本家与国民党的关系在战后有了很大变化&&国民党的经济统制政策，导致国进民退，压缩了民营资本的发展空间；而恶性通货膨胀严重影响经济的正常运转，又使他们对国民党的治国能力产生怀疑；加上国民党官员的贪污腐败，不以市场通行规则为标准，而是利用特权，以权势操纵经济，也使他们啧有烦言。经济紧急处分令发布后，登记外汇、严控物价的诸项规定，使上海资本家的正常经营难以为继。而且他们深知，以当时的政治经济军事状况，币改几无成功的可能，交出金银外汇只能是有去无回，因此纷纷以软磨硬抗对付币改。国民党以逼迫和威胁的手法令他们就范，更使他们大为反感，这成为他们与国民党关系的分水岭。高压经济管制加剧了抢购潮上海资本家对币改的观望与消极抵制，令蒋经国颇为恼怒，他痛责&若干商人在当面对你说得好好的，而背后则是无恶不作&；&银行多做投机买卖，不晓得发了多少横财。现在要他们将外汇拿出来，都不大情愿&；&上海有少数商人，实在太坏了。&为此，蒋经国在9月初以囤积居奇、操纵黑市交易、扰乱金融秩序等为由，先后下令拘捕申新纺织集团负责人荣鸿元，杜月笙的儿子、鸿兴证券负责人杜维屏，纸业公会理事长詹沛霖，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等人，同时对油业公会理事长张超、米业公会理事长万墨林（杜月笙的总管）、永安纺织集团负责人郭棣活等予以警告。此前，这些人都曾经是当政者的座上宾，在1927年蒋介石的四一二&清党&中，杜月笙更是曾立下过汗马功劳。蒋经国此举，在上海资本家群体中引起了剧烈震动。但是，用政治和强力手段，显然难以解决经济问题。强令限价违背了经济规律，限价后工厂因原料来源缺乏而减产停工；商店进货困难，只能以销售存货维持；外地物资和原料因限价而不愿运进上海，攸关民生的大米入沪数量从每日数千石剧降为数十石。这导致了民心恐慌，抢购发生，动摇了限价。9月9日行政院公布《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个人和商家购买物品均不得超过三个月用量，违者即以囤积论；工厂商号存储之成品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抬价出售者以居奇论，物品没收并课罚款。行政院此举，旨在以行政手段压抑民间购买行为，维持物价的平稳，却使工商业界叫苦连天，因为他们的存货被要求以限价出售，以维持市面供应，卖一件便赔一件，但又不能大量采购或采购不到限价的原料，生产因此而无法继续。因为限价的因素，物品价格被控制在较低水平，又因为对纸币的不信任，人们都希望将手中的纸币换成实物，加以大量游资麇集于沪，因此市场销售空前活跃，各种物品均被大量抢购，上海百货业的存货基本卖光。有限的货品无法抵挡充斥于市的货币。一方面是商家惜售或售空，另一方面是买货存物、投资投机活跃，买与卖脱节，价格攀升便不可避免，从而不断冲击着限价的规定。日为原定金银外币兑换的截止日，此时共回收黄金160万两，白银801万两，银元1683万元，美元4468万元，港币7960万元。其中，上海回收的黄金和美元数量几乎占总数的70%。10月1日，财政部通令将金银外币的兑换期限延长两个月，说明兑换情况不如当局预期，而且使当局再次失去了信用。此令公布后，各地即出现抢购潮。据时人记载：上海&人心惶惶，拼命抢资。各商店人潮汹涌，轧得水泄不通。&&一般小户人家，则竞向粮食、酱园、柴店、南货店购买米、油、酱、糖、肥皂等日用物品。一连十天光景，店家的橱窗全都抢空了。走进大小商店犹如进了冷庙，虽有观光的香客，但没有菩萨，这种局面苦坏了家无宿粮的人家。他们满街奔跑，到处排队，还是顾到了头，顾不了脚，不是愁米，就是愁菜、愁柴。号称国际商埠的上海，竟生了瘫痪病。&北平&抢购之风弥漫全市。米麦粮食店早已十室九空，香烟黑市漫天叫价，一日数变&&热闹市中心的王府井大街，六时许即一片黑暗，家家铁门紧闭&。时为北大学生罗荣渠记载：&到处商店食铺都关门闭户，打开的鞋店只摆了几双最蹩脚的下等货给人看。香烟、面包、罐头、肉类都差不多绝迹了，有的话，再贵也有人抢着买&&社会秩序要混乱了，为时想不远了吧？&此时的蒋经国进退两难。他基本上依靠行政和高压手段实施经管，对各种复杂的关系考虑不够，不仅得罪了大资本家，而且其手下任意查抄物资的举动，也使不少小商人有自危感；及至限价难以为继，百物短缺，市面萧条，普通市民原先对他的好感也在逐渐消失。因为扬子公司涉及孔家成员，蒋经国的&打虎&无法持续，以失败告终，最后黯然辞职。币制改革的结局是人心尽失10月29日，蒋介石承认：&经济改革计划与金圆政策似已完全失败。& 日，蒋对是否坚持限价政策似已动摇。31日，行政院通过《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决定粮食依照市价交易，纱、布、糖、煤、盐由主管机关核本定价，其他物品授权地方政府管理，实际放弃了限价政策。此后，被压抑多日的市场价格立即强力反弹，米价一度暴涨近百倍，从1石20元直涨至2000元。各地皆闹米荒，抢米风潮渐起。蒋经国对此备感挫折，10月31日离开上海返杭州寓所。11月2日，蒋经国发表《致上海人民书》称：&在七十天的工作中，我深感觉没有尽到自己所应尽的责任，不但没有完成计划和任务，而在若干地方，反反加重了上海市民在工作过程中所感受的痛苦&&我恳切希望上海市民应用自己的力量不再让投机奸商、官僚政客和地痞流氓来控制上海。&其后，蒋经国辞去上海区经济督导之职。金圆券币制改革的两大支柱是限价和发行限额，限价既已放弃，发行限额事实上也无法维持。11月11日，蒋介石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规定金圆券的发行数额另以命令定之，即承认原定发行限额无法维持，从而为通货膨胀的恶性化打开了闸门。该项办法将金圆券1元的含金量改为0.044434克，即一举贬值80%，与此相呼应，金圆券与各种硬通货的官价兑换比例，均有较大幅度之下降。币制改革失败后，金圆券发行数量便如脱缰之马，贬值速度之剧烈，创下世界货币史的奇观。1949年4月，银元1元兑换金圆券360万元，发行大面额100万元的金圆券，使印有蒋介石像的金圆券变成废纸。至日，金圆券发行数已达679459亿元，再加本票145706亿元，共825165亿元，为其最初发行限额的4万多倍。与此相对应的是物价狂涨，当月上海物价指数为币改之初的500多万倍，9个月的上涨幅度接近于前12年的总和。当月米价最高为1石3亿元，黄金1两兑价接近50亿元，美金1元兑价超过8000万元。金圆券&信用日益低落，各地纷纷自动以银元、外币、黄金乃至实物等计值交换或流通，若干地区已视金圆券为废纸&。1949年7月，政府再改币制，废除金圆券，发行银圆券，规定金圆券5亿元换银圆券1元，影响民生甚巨。金圆券币制改革，给豪门带来的是获利的&狂欢&，而给民众留下的却是无比惨痛的记忆。不过是短短的七八十天，升斗小民辛苦积攒的金银外汇，变成几张转瞬即成废纸的金圆券，甚至不少资本家大户也受到了相当的损失。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在币改之初，将其个人存有的800美元兑换为金圆券，在币改失败后他说：&无人敢信任政府矣。目前政府之所以不能取人民之信用，由于每次立法结果使奉公守法之人处处吃亏，而横行无忌的人逍遥法外，如扬子公司孔令侃即其例。更有何人愿守法？从此遂使奉公守法之人亦要偷盗犯法，此所谓率天下之人而尽归于偷盗也。如此政府安得不失败哉！&面对民众的怨言和愤怒，无论是支持还是反对金圆券币制改革的国民党高官，其实都心知肚明。反对币改的吴国桢回忆说：&关于金圆券，所有的问题归结起来只有一点，就是它激怒了中国民众的各个方面、各个阶层，以致他们群起而攻击国民党政府。&推动币改的蒋经国也承认：&每次想起人家将金钞兑了之后，今天是如何的在怨恨我，真是惭愧万分！&国民党的金圆券币制改革，不仅完全没有达到其推出时最初的预想，而且使国民党在其统治重心所在的城市，彻底失去了信用和人心。在上自资本家，下至平民百姓的眼中，无论谁当政也较国民党为好，似乎成了定论，这对企图通过币改而挽救病入膏肓的财政经济，进而继续维持其执政地位的国民党而言，实为最大的失败。在这一点上，正如金冲及先生所言，失去人心的结果，就是众叛亲离。（本文的编写，主要参考了《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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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媒体谈蒋经国60年前打虎：反腐失败后人心尽失
　　体制弊端使得统治者
　　想反腐也束手无策
　　廉政t望：国民党政权腐败的高峰，就是抗战胜利后接收大员四处搜刮那段时期。对于这些腐败乱象，统治阶层就没有想过加以收敛？
　　杨天石：抗战胜利，国民党派员到各地接收，贪污、腐败现象恶性发展。对于这些情况，蒋介石心知肚明。他在日记中写道：“党政军各级干部多幼稚无能，其间且真有贪污自私为中外人大所侧目，尤其是京沪一带，强占民房，擅捕汉奸，借此拷作报复……以致怨声载道，外邦讥刺，诚使此心愧怍无地。”
　　蒋介石也想过遏制腐败的势头，比如在宪兵中增编“特侦贪污队”，审核通过了《肃清贪污运动纲领》与《改革党务方案》，同时计划成立“肃清贪污运动之组织”。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要求每一个党员都“为民先锋”，“为民服务”，会议甚至在《政治决议》案中增设“检讨部分”，承认“一部分接收人员败坏法纪，丧失人民”。是年8月，蒋介石制定《收复区人民约言》，向收复区人民许诺要严惩贪污人员。“不论党政军人员，凡贪污舞弊达一万元以上者枪毙。”
　　为了反对贪污，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通过《当前组织纲领》，规定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党员财产必须依规定申报，凡有贪污行为者，拒绝登记财产者，均不得成为党员。
　　廉政t望：推出这些政策后，效果如何？
　　杨天石：当时的国民党严重缺乏执行力，许多计划、想法都停留口头。《整理党务方案》、《肃清贪污运动大纲》核定了，中央党政小组会议成立了，接下来也就没有下文。加之一个独裁政权制度方面的弊端，结果只能是口号喊得震天响，腐败却愈演愈烈。逐渐的，人民对于那些动听的反腐口号也失去信心。
　　发展到最后，已经不是统治阶层想不想反腐，而是他们纵然想反腐，也没有能力去做了。1947年，美国特使魏德迈应蒋介石之邀，向国民政府委员及部会首长报告访华观感。在这场会议上，魏德迈严厉抨击国民党的腐败。党国大佬戴季陶当场泣下，回家后又痛苦4个小时。蒋介石也在日记写下：“若不痛自反省，发奋雪耻，何以立国？何以成人？”就在同一天，蒋介石决定筹组侦察贪污与军纪的机构，并将贪污罪移归军法处理。这样作为，不能说反腐决心不大了，但效果依旧微不足道。
　　反腐失败后的人心尽失
　　廉政t望：在国民党内，是否存在一个阻挠改革与反腐的既得利益集团？
　　杨天石：任何一个政权内，不可避免都存在既得利益集团。但国民党反腐的失败，恐怕更多还在于自身独裁统治，不能得到人民监督的原因。
　　比方说，很多人认为蒋介石的反腐，遭遇到孔宋家族的阻挠。但实际上，蒋介石动真格时，孔宋家族成员说情也是没用的。抗战时期，蒋介石为了整顿吏治，不顾孔祥熙的说情与反对，毅然判处孔的两个亲信，一个死刑，一个五年徒刑，并不许缓刑。
　　蒋介石发现自己儿子蒋纬国也以“接收”为名在上海搞到一座房子后，十分生气，认为蒋纬国“招摇不轨，不知自爱，为人轻视，为家庭羞”，命蒋经国代为教诫，同时令蒋纬国将房产退还。
　　可惜的是，这些作为丝毫不能遏制国民党内腐败蔓延的势头。究其原因，恐怕还在于国民党的反腐，只是至上而下的运动，雷声大雨点小。贪腐现象日益发展、泛滥、强化，终于让人民对这一政权完全丧失信心与希望。
　　廉政t望：“打虎”失败后，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已经严重到何种程度？
　　杨天石：1949年6月，国民党政权即将在大陆彻底失败的前夕，阎锡山在广州出任行政院长兼国防部长。阎要求已经退到台北的蒋介石拨存金40万两以及两月支出经费，蒋当即同意，只说了一句话：“勿浪用或将此现金为贪污投机者所得耳！”
　　一个最高统治者，面对自己拨出去的钱，最担心的竟是被人贪污掉。说明蒋对于贪腐已经没有任何办法。
　　60多年之后，再次回望那场“打虎”运动，众多专家学者认为――这根本是一场不可能取胜的战役。从开头到结尾，蒋氏父子一直在用错误的方法，干着错误的事情。
　　蒋氏反腐的败亡
　　文_本刊记者 龙在宇
　　谈及国民党政权在大陆的反腐，最轰轰烈烈的，莫过于1948年夏秋之际，为控制通货膨胀，推行金圆券改革，由蒋经国在上海推行的“打虎”运动。
　　历史学界已有公论，淮海战役宣告了国民党政权在军事上的失败，而上海的“打虎”运动，客观上导致国统区经济陷入瘫痪，更失掉了这个政权的最后一点人心。此后短短一年之间，国民党遭遇土崩瓦解般的溃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场“打虎”运动，被看作国民党政权最后的挣扎。客观地说，蒋氏父子的确拿出了空前的反腐决心，蒋经国还把自己在重庆及赣南建立起的嫡系人马，悉数带往上海。蒋经国在上海一连串雷厉风行的举动，在一段时间内也曾为国民党挽回一些人心。甚至在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有一种评价，蒋介石麾下最能打仗的部队，都摆在徐蚌战场；仅有的还算清廉的经济官僚，都跟着蒋经国去了上海。
　　精兵尽出，“太子”坐镇，依旧难挽败局！
　　另类的“公子哥”
　　“打虎”运动初始阶段，能让人心为之一振的原因，很大程度要归功于蒋经国这个另类的“公子哥”。
　　抗战胜利之后，国民政府派往南京、上海、北平等地的接收大员，巧取豪夺、中饱私囊，弄得各地怨声载道。但是，当1948年8月蒋经国出现在上海时，各界见识了一个与传统印象中大不一样的国民党高官。
　　蒋经国的简朴以及亲民作风，在那时便展现出来。他最喜欢在家里吃宁波小菜，对奢华的西餐毫无兴趣。外出视察时，皮鞋后跟钉着橘瓣型的铁钉，前头开缝裂口却并未连起来。“节俭、朴实而又不拘小节”，是外界对他的一致印象。
　　或许是在苏联生活多年的缘故，蒋经国在“发动群众”这一点上，与传统国民党官僚有着截然相反的作风。来上海后，在极短的时间内，蒋经国便组建起一支“打虎队”。 “打虎队” 被授予特权，可以随身携带武器进入工厂、公司、商行，一旦发现嫌疑，就能翻箱倒柜、挖地三尺。加入“打虎队”的，并非政府的军警人员，而是临时招募的上海知识界青年。 凭此一点，无数沪上青年便成为蒋经国的“铁杆粉丝”。
　　蒋经国在上海期间，还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每周星期二与星期四的下午，他的办公室向民众开放。无论是小商贩、劳工或者家庭主妇，都能进入办公室，直接向他反映意见。
　　“一定要使上海不再是投机家的乐园，而为人民的上海。”这便是蒋经国在上海经常喊出的口号。这样的话语模式，一度震惊了上海民众与国民党老派官僚。甚至在南京都有人发出疑问：这和共产党提出的口号，有什么不一样？
　　中国人民大学政治学教授张鸣对廉政t望记者这样说：“纵观蒋经国的一生，其个人操守一直为人称道。但个人操守是一回事，你所推行的政策究竟对不对，却是另外一回事。无论是动机或者手段，都决定了‘打虎’不可能成功！”
责任编辑：海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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