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的反思
摘要：在今天匆忙的全球化，市场化的政治经济现代化进程中，我们有理由停下来思索一些关于文化的东西。新文化运动已经过去百年，然而这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文化运动并没有安静地隐退于历史博物馆中。相反，它一直活跃于学术讨论课题之中。
关键词：新文化运动、传统文化、文化运动、反思、偏激
一、什么是新文化运动
20世纪伊始，在中国文化界中轰然迸发出一种完全不同于中国传统价值观的声音――当时的新文化运动发起人之一陈独秀称之为“德先生与赛先生”――在今天，我们多数人都可以说出这“两位先生”的真实原本名字――Democracy
陈独秀解释新文化运动为：“是觉得旧的文化还有不足的地方，更加上新的科学、宗教、道德、文学、美术、音乐等运动。”[1] 可见，陈独秀认为新文化运动并非是要于传统文化完全分道扬镳的。
袁伟时论述到：“什么是新文化运动？它是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一些先进的知识分子介绍现代文明的新成就，介绍自由、法治、民主、宪政这些基本理念，介绍现代社会运作机制，推动中国文化更新和社会变革的运动。”[2] 袁伟时将新文化运动的概念扩大化，他更广义地把新文化运动理解为近代中国甚至是当代中国现代化的过程。“只要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历史任务还没有完成，它也不会止息。”[3]
张小红认为：“五四运动又叫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个是爱国运动，一个是文化革命运动，一个是思想启蒙运动。”[4] 首先，这种提法看到了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之间的联系，然而笔者并不赞同这种说法。尽管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在时间顺序或者是时代背景上有一定的一致性，但从运动性质上看二者却是明显区别的（前者为文化运动，后者更侧重于政治运动）。 胡军在《新文化运动的反思》一文中指出：“新文化运动是一场关于文化改造或一场思想革命运动，或者更具体地说是一场以西方思想文化来批判中国传统文化的运动。”[5] 胡军看到的新文化运动与五四运动的差异性。他对新文化运动定义的界定更加明确（文化思想运动）。
总结上述说法，我们可以搜寻到一些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定义共性的词汇：文化（思想）、运动。其实这两个词已经构成了这一运动的主体部分（就像它本来的名字就是“新文化运动”）。新文化运动是关于文化的运动，它试图以西方文化对传统中国文化进行抨击，我们当然没有理由否定这一努力，况且它也产生可观的效益。新文化运动对于当时的中国以及现今的中国都是有价值的，我们需要反
思，也需要借鉴。而且文化的动荡会波及到整个民族、社会的各个层面，政治、制度、价值观、合法性甚至经济。我们必须承认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地位以及它的进步作用。然而，我们当对反思本身进行再反思时，我们不难发现新文化运动的偏激之处。从历史影响的角度分析，新文化运动在产生的一定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滋养了一些消极的后果。
二、新文化运动的必要性
自鸦片战争，中国便踏上了卑躬屈膝、满目疮痍的近代史。到北洋军阀统治前期，中国的上空布满阴云，无论是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个领域都混乱不堪。加之西方列强与中国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致使西方文化以一种不客观的方式进入到中国人的视野（许多来华传教士刻意污蔑中国文化，而夸大西方文化的先进性）。许多相对激进的知识分子将矛头指向中国传统文化，批判儒家文化熏陶下的中国国民僵化、守旧、愚昧。他们试图借助来自西方的“民主”与“科学”来唤醒低级的中国国民。而事实证明，他们的确掀起了一股巨浪。
袁伟时在论述为什么会出现新文化运动的时候讲到了三点：第一，“中国社会没有办法自行转型。”[6]关于这一点，袁伟时讲到，中国没有像西方那种保障自由的宪章制度，以至于中国想要过渡到资本主义制度是不现实的，因为社会变革是需要有法律体系等一系列制度保障的。另外，中国传统社会是宗法专制社会，不存在彻底的社会变革的内在力量。第二，“文化的差距。”[7]袁伟时不同意“所有的文化都应该是平等的”的说法，他以教育为例，说明传统中国的文化与西方文化是存在客观差距的。第三，“思想变革是社会变革的先导。”[8]袁伟时没有赘述思想变革与社会变革之间的关系（思想变革可以推动社会变革）。他认为这一论点是不证自明的。
对于第一点和第二点我持赞同意见。一方面，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与中国的封建等级制度相比确实有其先进之处，而且由封建主义过渡到资本主义也是符合社会发展规律的，传统中国缺少宪章制度保障，从而使合法过渡成为幻想。另一方面社会变革以思想启蒙为向导同样是可行的，前文已经论述过，文化领域的变革会对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产生影响。但是关于第二点，笔者认为需要审慎地看待。评价一种文化价值观念，并不应该将评判标准禁锢于政治的或者历史的或者其他的任何圈子。文化就是文化，如果我们解读一种文化，那么就纯粹地解读这一文化，将它看做一个个体解读（尽管文化是伴随着一定的时代背景和政治经济制度而生的）。所以，我并不认为这样的作为个体的文化是有差距的，传统中国文化同西方文化是同一平行线上的平等个体文化。袁伟时对新文化运动必要性的探讨之所以会得出文化差距的结论，是缘于他对新文化运动定义的界定。也许他更侧重于新文化运动的政治含义（中国传统的政治体系是落后于西方民主政治体系的），前文我们已经探讨过，新文化运动更应该被定义为文化（思想）运动，这一文化（思想）运动会触及政治经济制度，但它的本原仍然只是文化（思想）运动。
三、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复杂性
首先，新文化运动的发展有其阶段性。在初期，中国传统文化并未遭到全面否定。比如，陈独秀便认为新文化运动应该在修正中国传统文化而非全盘替换。余英时也以胡适为例，指出：“胡适自始至终对于中国传统都保持着相当的尊重。他受到《国粹学报》的影响，认为中国传统中也有“理性”、“自由”、“对人的尊重”等等合理的成份。他强调中国接受现代新文化同时也是使原有的古老文化重获新生，而不应该是完全代替它。“整理国故”之所以必要，在他看来，正是由于“国故”中也存在着现代价值的内核。这是他一直坚持用“文艺复兴”来称呼“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原因。”[9] 而在新文化运动后期，以鲁迅、闻一多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提倡彻底一西方文化体系替换中国传统文化，鲁迅说过：“中国书越少读越好，最好是完全不读；要读便读外国书”，闻一多也称自己读遍中国古书，没有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他们把新文化运动看做是“启蒙”而非“复兴”。这一区别是非常巨大的，正如余英时所说：“‘复兴’还表示中国古典中仍有值得重新发掘的东西；‘启蒙’则是把中国史看成一片黑暗和愚昧。”[10]这一转变说明了中国人对自己文化的认识的转变，即：从需要局部修正到需要全盘否定。值得注意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之时以及之后，国民很少思考中国的现代化是否就代表着必须消灭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或者说人们可能已经得出了一种并不一定正确的结论：必须枪毙传统文化。“自‘五四’以后，中国人（至少是知识分子）逐渐建立了一个牢不可破的观念，即以为中国文化传统是现代化的主要障碍；现代化即是西化，而必须以彻底摧毁中国文化传统为其前提。”[11]
其次，新文化运动有其内在矛盾。张灏在《重访五四――论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一文中对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内部矛盾关系作了深刻的分析，他颇有见地地指出了新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的四对自身矛盾（两歧性）。第一，“理性主义与浪漫主义”[12] 首先，以“科学”作为运动口号的新文化运动是倡导理性主义的，这是不证自明的；其次，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在西方思想文化的冲击和当时中国社会现实的堕落的双重作用下，在审视自己民族文化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不理性的情绪，他们“很容易变得情感激越、心潮汹涌，造成浪漫主义擎生的温床。”[13] 第二，“怀疑精神与‘新宗教’” [14] 怀疑精神是与理性主义相伴而生的，理性要求具有怀疑精神。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的陈独秀和胡适都大力提倡怀疑精神，他们要求破坏偶像崇拜，要学会问为什么。然而，他们两个并不是彻底的怀疑主义者。陈独秀在《偶像破坏论》一文中讲到：“此等虚伪的偶像,倘不破坏,宇宙间实在的真理和吾人心坎儿里彻底的信仰永远不能合
一。”[15] 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仍然是倡导“信仰”的，或许他所怀疑的只是传统中国文化里的“偶像”。第三，“个人主义与群体意识”[16] 新文化运动本来就是倡导人们从传统藩篱中解放出来，另外，民主一定程度上是可以反映个人主义的。但是无论在新文化运动早期还是后期，都反映出了群体意识。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早期的一些文章中明显地流露出他的群体意识。例如他在《自杀论》中写道：“真生命是个人在社会上的永远生命，这种不朽的生命，乃是个人一生
底大问题。”[17]
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后期开始转向倡导社会主义，这其中的群体意识更为明显。第四，“民族主义与世界主义”[18] 我们难以理解这样一群对自己国家文化恨之入骨的知识分子是民族主义者，但我们又不得不承认他们在出发点上，在原则上都是爱国的。陈独秀和周作人在一部分著作中都表露了新文化运动的世界主义，比如：“爱的宗教”、“人的文学”等。张灏对新文化运动的两歧性分析是非常全面、客观的。五四思想的两歧性促进了其自身的发展，也对后续的历史影响产生了很大的作用。
另外，新文化运动的复杂性远远不止以上两点，新文化运动与政治经济变革的互动关系，新文化与传统中国文化的错综关系等等都使新文化运动变得及其复杂，这种复杂性或者说这种庞大奠定了新文化运动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笔者认为，新文化运动自身的复杂性同样是今天人们对新文化运动历史影响褒贬不一的一个重要原因。
四、新文化运动偏激与否？
有人将新文化运动定义为旧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运动，首先对于这一定义的准确性本人持保留意见。（前文论述过新文化运动的定义问题）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轰轰烈烈的新文化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撼动了中国封建家长制的合法性，动摇了传统中国文化（中国传统文化中劣质的一部分）在中国人心中的神圣地位，也为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现代化做出了突出贡献。
对于新文化运动偏激之说，朱文华持反对意见，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进步性先进性毋庸置疑，传统中国文化（旧文化）在性质上是落后的，在时代作用上是反动的。新文化运动提倡的“民主”与“科学”对中国历史发展的影响完全体现在进步意义上。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偏激”说驳议》一文中他从三个方面反驳新文化运动偏激之说。
第一，朱文华将新文化运动的基本性质解释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在由积贫积弱的封建主义的老大帝国转变为自觉追随世界文化潮流而走向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的一次最重要、最伟大，也是不可或缺的思想解放运动。”[19] 在这一点中，朱文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所反对的主要是中国传统文化中腐朽、落后的一部分（旨在维护封建专制主义的封建地主阶级主流意识形态、伦理道德文化），而对于儒家经典文化的精华部分，他们是怀有崇敬之意的。第二，新文化运动在思想方法和运动方向上是符合历史背景的，总体上是科学的。朱文华认为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当时的历史文化环境条件下，采用相对激进的论辩方法是可以理解的。当时的旧文化完全处于统治地位，尽管政治经济制度飘摇不定，但在文化层面上依旧是大一统的局面，传统文化已深深植根于中国人心中。因此，即便“偏激”，也可原谅。第三，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进行了自觉的“自我纠偏”[20] 朱文华提到，在新文化运动期间，尽管多数主要媒体报刊为新文化倡导者所创办和掌握，但他们并未只单方面的表述“新文化”而完全封杀“旧文化”。另外，新文化运动的一些主要领导人包括陈独秀和胡适都有过“自我纠偏”之举，胡适的“整理国故”的理论主张最具示范意义。[20]鲁迅：“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六卷；[21]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22]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23]同上书，230页；[24]同上书，289页；[25]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229页；[26]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的卫生部领导；[27]《蔡元培先生年谱》，王世儒编撰，北京：北；[28]同上书
[20] 鲁迅：“关于新文字”，《鲁迅全集》第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161－162页。
[21] 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三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247页。
[22] 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9年，273页。
[23] 同上书，230页。
[24] 同上书，289页。
[25] 邓铁涛主编《中医近代史》，229页。另外还可参见潘桂娟、樊正伦编着《日本汉方医学》（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4年）281页以下。
[26] 比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当时的卫生部领导者贺诚、王斌努力推行“中医科学化”政策，并在1951年至1952年颁布规定，中医执业者必须重新学习解剖、生理、病理、药理、细菌学等课程，通过考试，才可行医。“这背后的思路，与日本明治维新时期通过规定强制改造汉医的思路相同，连考试的科目范围也几乎一样。”（区结成：《当中医遇上西医》，北京：三联出版社，2005年，97页）
[27] 《蔡元培先生年谱》，王世儒编撰，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117页。
[28] 同上书，150页。又见：《北京大学校史（）》，萧超然、沙健孙、周承恩、梁柱着，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81年，第二章第二节，33页以下。
[29] 比如邵连鸿：《北大之父蔡元培》，台北：正展出版公司，2001年。
[30] 这些事实载于几乎所有关于北大校史的书籍和历史史料中。比如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99页。
[31] 郝平：《北京大学创办史实考源》，199页。
[32] 经学科分十一门：周易学门，尚书学门，毛诗学门，春秋左传学门，春秋三传学门，周礼学门，仪礼学门，礼记学门，论语学门，孟子学门，理学门。（同上书，200页）
[33] 《蔡元培先生年谱》，150页。
[34]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法哲学原理》，范扬、张企泰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11页。
[35] 这种人为地主动改变文字的文化属性DD从中华的表意文字改变为西方的拼音文字DD者，在人类历史上恐怕独此一家。文字有自然的演变，有征服者的强行改变，有秦始皇式的统一和简化文字，但从来没有过如此自觉自愿的自戕和隔语系的改姓。
[36] 《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全国文字改革会议秘书处编，北京：文字改革出版社，1957
年，第11页。
[37] 同上书，12页。
[38] 同上书，14页。
[39] 同上书，18页。
[40] 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第三版（第一版1961年），1979年，第12页。
[41] 同上书，13页。
[42] 《第一次全国文字改革会议文件汇编》，第5页。
[43] 吴文俊：“中国的传统几何历来遵循着与欧几里得几何完全不同的发展道路，有着自己的问题与方法，以及自己的理论体系。”（“对中国传统数学的再认识”，《吴文俊论数学机械化》，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1995年，第40页。
[44] 《论严复与严译名着》，商务印书馆编辑部编，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1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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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视语文现代化以来面临的新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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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我国语文现代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二是推进了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三是确定了新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在充分肯定我国语文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要重视和思考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要对新文化运动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更好地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在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要处理好民族共同语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要重视缩小两岸语文差异，突破语言文字信息化瓶颈；要理性对待汉字，珍惜汉字文化遗产。
原标题：重视语文现代化以来面临的新问题1915年兴起的新文化运动，对我国语文现代化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一是促进了民族共同语的形成，二是推进了汉字改革运动的发展，三是确定了新中国语文现代化的基本方向。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在充分肯定我国语文现代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同时，要重视和思考当前所面临的一系列新问题：要对新文化运动作出客观的历史评价，更好地继承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遗产；在推行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同时，要处理好民族共同语与语言多样性的关系；要重视缩小两岸语文差异，突破语言文字信息化瓶颈；要理性对待汉字，珍惜汉字文化遗产。［作者：黄德宽，摘自《新文化运动与语文现代化的反思》，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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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版:文化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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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文化运动与两个一百年
——略谈中国思想观念现代化的建构
中华读书报
&&&&在新文化运动百年之际，我们不仅要深刻反思过去一百年的中国历史，还应该畅想未来一百年中国的政体、国体、疆域、人民，尤其是文化将是什么样。没有这个视角，反思新文化运动的得失成败就没有坐标和实质意义。从前后一百年来看中国，新文化运动的意义则是不可估量的。&&&&从思想史来说，中国历史真正的古今分际，应该以新文化运动作为标志。辛亥革命推翻了大清王朝，于1912年1月建立了中华民国，却没有停止中华帝制的历史惯性。1915年12月袁世凯登基称帝，1917年7月张勋复辟，这两起短暂的事件表明，帝制的势力和观念在中国仍很强大。可见通过军事、政治等社会变革推翻帝制，并不能根本改变人们的旧观念。社会新观念的建立必须通过文化启蒙。最终终止中华帝制巨大历史惯性的是1915年发起的新文化运动。孙中山曾说新文化运动是一种“革心”的运动。冯友兰说：“新文化运动提出西方的长处是文化，要废除中国传统的旧文化，代之以西方的新文化，这就比以前的认识更深刻，革命更彻底了。”（《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七册第38、39页。台湾蓝灯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1991年版。下同）新文化运动从思想上将中国人的观念从古代转变为现代，真正开启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1919年爆发的“五四”全民爱国运动，是新文化启蒙的最直接成果。此后出现了一批现代政党成为中国政坛的新兴力量，而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彻底结束了封建残余军阀势力对于中国的统治。后来发生的抗日战争以及国共内战，虽然经历了严重的战争创伤，但中国历史总算跳出了古代帝制王朝循环的怪圈，进入民主、共和的现代世界历史潮流之中。&&&&中国由帝制走向民主共和，从文明的角度说，是从古代文明转换为现代文明。质言之，这是一种人类文明形态的更替，一个文化类型整体的转变。因此，这个转变不仅仅是政治、经济等制度的转变，而是包括思想文化、学术教育、生活方式和观念等中国人社会生活的整体转变。经过100多年仁人志士可歌可泣的奋斗，今日中国在现代化道路上取得了堪称不朽的巨大成就。但是，这个历史的进程至今还没有全部完成。&&&&一个健全的社会形态必须在思想观念、制度和器物三个层面是协调的。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基本展示了这个道理。俯瞰中国历史，大致上有三种代表性的社会形态。第一种是西周建立的古代社会形态。社会的统治思想是“以德配天”，制度是以嫡长子继承制为核心的封建宗法制，器物是以青铜制造为代表性生产力的农耕文明。第二种是西汉建立的中古社会形态，社会的统治思想是儒家学说，制度实行的是中央集权的官僚制（嫡长子继承皇权仍然有效），器物是以铁器为代表性生产力的农业文明（农业大规模使用铁器是在西汉）。第三种是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国社会形态。今日中国在器物层面，正努力赶超以电子科技为代表的21世纪科技水平。在制度层面，中国正在全面推进法治。在思想观念层面，全社会开始突出强调核心价值观建设。很显然，今天中国距离思想观念、制度和器物三个层面之间的大体和谐还有相当远的路程，因而没有完全进入现代社会形态。&&&&思想观念的现代化，是整个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中更深更彻底的部分。进行物质生活层面的经济改革，以及进行法律、政治层面的社会制度改革，是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必备条件。然而，如果没有思想观念层面的现代化建设，不仅中国整个社会的现代化无法实现，甚至经济、法律和政治层面的现代化也难以实现。中国近代史也证明，像“洋务运动”那样仅仅努力从器物层面实现国家现代化，以及像“戊戌变法”那样仅仅试图从制度层面实现国家现代化，都不能成功。从根本上说，没有现代社会观念的民众，是难以在现代化的法律、政治制度下正常生活的。即使他们衣食无忧，坐拥最先进的电子设备，也照样会产生社会问题。然而，中国要实现思想观念的现代化，不仅需要意识形态的建设，还需要人文学科乃至整个中国教育的顶层设计。&&&&思想观念的核心是价值观。在现代西方社会，价值观主要是宗教提供的。哲学尽管提出真理观（知识论）、善恶观（伦理学）、美丑观（美学），但都是一种学术研究，停留在理论层面，并且百家争鸣。因而哲学无法像宗教那样为整个社会提供大体恒定的价值观。不懂得哲学思想与不懂得高等数学、量子力学一样，不会影响一个普通人的社会生活。而宗教提供的价值观与每个普通人的生活密切相关。因此，宗教不仅是西方古代也是现代社会的精神支柱。宗教与学术体系是一个互补的整体，可以说是平衡整个西方社会的精神两翼。&&&&与此不同，中国古代没有国家宗教。古代中国的智识阶级通过读经和修身，达到类似宗教引领的境界。智识阶级尤其是“师”的行为方式，为普通大众提供了理想的人格范本。圣贤思想通过“教化”形成了“尊德性、道问学”的社会风尚。因此，构成古代中国人精神世界深层结构的是儒释道思想，其中儒家思想居于支配地位。因为以儒家学说为主体的经学是宣扬核心价值观的主要载体。孔子和儒家思想渗透到社会制度、教育和风俗习惯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说，孔子、儒家、儒教、礼教之间的关系是难以分割的。&&&&中国为实现现代化建立了现代知识体系，即自然、社会和人文科学体系。这是每一个民族国家实现现代化的必经之路。然而，在现代知识体系建构过程中，古代中国“四部之学”必须要整合到现代学科门类之中。不仅经学划分到哲学、历史、文学、语言学等学科之中，子学中的佛家、道家文献，也划入哲学、医学等学科之中。儒释道三家所承担的类似宗教功能，在这个学术转换中自然消失。从学科性质上来说，不仅自然科学，包括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都不具备宗教功能。然而，从文明的形态来说，仅仅只有知识体系而没有宗教的文明，则是不健全、跛足的文明。蔡元培认为，每一种文化的精神文明都有四个主要成分：宗教、科学、哲学、艺术。（第52页）从逻辑上来说，中国不能仅仅把古典学术转换为现代学术体系，而把西方的宗教及其功能完全弃之不顾。失去平衡社会的精神两翼，那样的现代化社会还没有先例。从现实来说，随着中国古典学术范式的退场，儒学从中国人价值观支配地位自然淡出。今日中国虽然也有一些“国学”研究，却只能收缩在学术的象牙塔里。附着于传统经学之上的价值观不仅对于普通大众，即使是对于人文学科的知识分子也出现陌生化。因此，虚无主义像一个幽灵，游荡在当下中国知识精英的精神世界中。这是中国最深刻的危机。而随着中国社会生产方式的变革和经济结构调整，农耕文明中以农村和农民为主体的中国乡村社会逐渐解体，几千年积淀遗存在民间社会的传统价值观因而出现整体性的崩塌。简言之，“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灵”（马克斯·韦伯语），这种“价值观真空”正是当下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一个严酷的现实问题。&&&&毋庸置疑，在中国文化传统之下不可能重建类似西方社会的宗教，那么，从传统中吸取思想资源重建社会的价值观是不二选择。从这个视野来看待孔子和儒家思想，则可以昭示出其中的极为复杂和深刻的问题。&&&&新文化运动着眼于中国为什么在近代落后以及未来中国如何发展，从思想文化的层面寻找中国之所以为中国的基因，试图从根本上变革，实现中国社会现代化。它的深度远远超出了洋务运动和戊戌变法的旨归。因此，新文化主将们清理和抨击孔子和儒家是理所当然之事。但是，简单地把新文化运动与反孔、反儒等同起来是片面的。只要稍作分析就会看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对于孔子和儒家的态度是极为矛盾的。甚至一些激烈的反传统文化者，也是出于深爱传统文化的反常之举。由于中国的社会发展是连续的，孔子和儒家思想对于现代中国人和社会的影响依然十分深厚。&&&&中国要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主流世界之中，必须有适应现代社会的思想观念体系和核心价值观。简单地斩断孔子、儒家思想与现代中国人的关系是不可能的。但是，简单地原封不动地把孔子和儒家思想直接作为当下中国的意识形态，也是不可能的。如何取代古代学术实质上承担的宗教功能，涉及到中国现代人文学科建设，涉及到整个教育体制，涉及到社会文化的整体建构。蔡元培曾提出“以美育代宗教”的命题，实质则是对于古今学术的“乾坤大挪移”，给我们不乏有益的启示。冯友兰认为“这是蔡元培为新文化运动指出的一条正确的道路，也是蔡元培为中国建设新文化提出的重要建议”。（同前）康有为曾倡导建立儒教，我们在剥离开这个事件与袁世凯复辟的关系之后，也可以考量这个意见的社会价值。&&&&应该强调的是，中国当下面临的艰巨复杂的思想文化建设工作，与鲁迅、胡适、陈独秀等先贤对于旧礼教的批判并不抵牾、矛盾。相反，经过一百年的中国历史发展，我们更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的现代化建设不是简单地移植西方现代文化，而是一种根源于中华文化传统的整体文化创造。因此，实现了中国的现代化，会展示出民族国家现代化的不同类型，使人类的现代世界呈现一种多元文化的辉煌图景。未来一百年里，即新文化运动二百年之内，如果出现这样的图景，可以想象中华民族是何等的伟岸、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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