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探索贡献及反思
摘要： 毛泽东的一生，是探索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及建设道路的一生，他在中国
革命道路的探索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功，而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却经历了
长期的曲折反复的历程。但是，毛泽东作为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开拓者的
伟大功绩，他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所作出的理论上的巨大贡献是不可磨灭
关键字: 毛泽东思想 三大改造 探索 挫折
历史背景: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如何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人口
众多、情况十分特殊的东方大国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
共产党人面临的全新课题。建国初期，由于缺乏建设经验，也为了寻求苏联的支
持和援助，学习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积累的宝贵经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基本上
照搬苏联模式。对于这种照搬照抄，历来主张理论联系实际，勇于开拓创新的毛
泽东“总觉得不满意，心情不舒畅”。（《毛泽东文集》第8卷第117页。
第一阶段：三大改造（1953年至1956年）
全国在1952年土地改革基本完成，1953年8月毛泽东同志在一个批示中指出：“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这是一个过渡时期。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间内，基本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说在整个过渡时期要实现“一化三改”。“一化”即社会主义工业化，就是要发展生产力。“三改”就是要改变生产关系：即对农业、手工业、实行合作化，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实行公私合营。 其中，对于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三大改造的重点。在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和土地制度改革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转为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之间的矛盾。国家需要资本主义工商业有一定的发展，因为它有有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但资本主义工商业又存在着不利于国计民生的一面，这就出现了限制和反限制的斗争。
为了把原来落后、混乱、畸形发展的资本主义工商业逐步引上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从1953年起，中国共产党在全国范围内果断地对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了大规模的社会主义改造。改造分为两个步骤：第一步是把资本主义转变为国家资本主义；第二步是把国家资本主义转变为社会主义1953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中央统战部的调查，起草了《关于利用、限制、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意见》。9月，毛泽东同民主党派和工商界部分代表座谈，指出国家资本主义是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必经道路。10月，中华全国工商联合会召开了会员代表大会，大会传达了中共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政策。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到1954年底，主要的大型私营工业企业多数已经通过公私合营的方式转变为公私合营企业。农业和手工业改造也取得巨大成就。
1954年9月，第一届全国人大在北京召开，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部宪法，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国的性质，政权组织形式等，正式宣布了我国从新民主主义国家向社会主义国家的转变。1956年底，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巨大成就，标志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在我国经济领域和政治领域基本确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是我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也是一个世纪以来，中国人民在前进道路上的第二次历史性巨变，它为我国社会的发展和进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此，中国和中国人民开始了在社会主义的轨迹上寻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之路。 三大改造的意义:我国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
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
极大地促进了工、农、商业的社会变革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实现了
把生产资料私有制转变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任务。政治上社会主义的基
本制度在我国初步建立；经济上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我国基本确立；为
我国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开辟了道路；从此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第二阶段：探索起步取得成果初步成果（从1956年到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
1956年，我们党开始集中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这一道路探索的标志性起点是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的《论十大关系》的提出。这也为八大的顺利召开做好了相应的理论准备。
就国内而言，当时我国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准备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新的历史阶段。建设之初，由于经验不足，我们党提出“学习苏联”有其历史的必要性。但任何经验都不能照抄照搬，而且苏联的做法也并不都是成功的。因此，毛泽东同志在《论十大关系》中指出：“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最近苏联方面暴露了他们在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过去我们就是鉴于他们的经验教训，少走了一些弯路，现在当然更要引以为戒”。应该说，《论十大关系》主要讲的是经济问题。我认为，《论十大关系》和党的八大的核心与实质，是要解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如何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问题，但在实际上同时又涉及到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与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的问题。
就国际而言，1956年2月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的召开，对世界各国共产党破除斯大林和苏联经验的迷信，坚定地走适合自己国家革命与建设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由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斯大林，放弃了一些十分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资本主义国家也乘机掀起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新浪潮，从而给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巨大的困难。在这一背景下，毛泽东强调了要“以苏为鉴”，从中国实际出发，“走自己的路”，标志着对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思考已经开始。
该时期毛泽东在总体上坚持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路线，成就显著。首先，毛泽东提出要“走自己的道路”，思考如何解决社会的基本矛盾问题，也是围绕着发展生产力这个中心环节展开的。他的《论十大关系》着重论述的几对关系，都主要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各种矛盾，而且主要是指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内部矛盾。在他看来，只有生产力发展了，经济搞上去了，才是解决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
其次，毛泽东在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一总题目下，提出建设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设想和要求。他认为专政的办法不适用于人民内部，又反对无政府状态，因为无政府状态不符合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毛泽东在探索如何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时，强调我们需要的是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这就是党和国家机关实行的民主集中制度,“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209页。“我们的目标，是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以利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建设，较易于克服困难，较快地建设我国的现代工业和现代农业，党和国家较为巩固，较为能够经受风险。”《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6册，第543页。
探索失误阶段（1957年10月党的八届三中全会到1958年11月郑州会议之前）。
这个时期，毛泽东的探索思路是比较复杂的。一方面，他曾力图反映广大人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落后的愿望，为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打开一个新局面；另一方面，由于对阶级斗争形势估计过头，轻易地改变了八大关于我国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的分析，使“左”的思想很快从政治领域扩大到经济领域，并占了上风，从而发生许多失误。
失误的表现:人民公社化运动;大跃进。毛泽东认为所有制越大越好，分配方式越平均越好，消灭私有残余越彻底越好。搞一大二公三纯。他认为人民公社一大二公比合作社更好，有共产主义萌芽，是理想的向共产主义过渡的基层单位。大跃进更是严重违反社会经济运行的客观规律,破坏了社会生产力。
第四阶段： 探索反思阶段（1958年11月到1962年9 月八届十中全会之前）
这个时期的探索两头较好，中间有曲折。北戴河会议后不久，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后，最后察觉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中乱子出得不少。11月，在郑州会议上，他带头提出纠正已觉察到的“左”倾错误。并先后召开六次纠“左”会议，使得高指标、浮夸风，“共产风”等“左”的错误受到遏制。然后，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和会后的“反右倾”运动又打断
了纠“左”的进程，造成近一年的波折。1960年上半年，“大跃进”已难以为继。6月，毛泽东写了《十年总结》一文， 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作了初步的回顾与反思，认识到出乱子的原因主要是思想方法有些不对头，忘记了实事求是的原则,并承认他自己犯了错误。七千人会议后，部分问题得到纠正。
第五阶段： 探索严重失误阶段（从1966年5月到1976年9月）
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是他在探索中国式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的严重失误。从“阶级斗争为纲”论发展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由于把马恩列斯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误解或教条化，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更具理论色彩，加之林彪、“四人帮”蓄意破坏，使得“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一发不可收拾。其次，毛泽东长期以来执著地追求实现一种完美而纯洁的社会主义。他在《五?七指示》和1974年12月底关于无产阶级谈话理论中，体现出这种思想的蓝图。即全国各行各业都要办成亦工亦农，亦文亦武，既批判资产阶级又参加斗争，既逐步限制社会分工和商品制度，又逐步限制按劳分配和物质利益原则的社会组织。这是他1958年关于人民公社的一些构想的继续和发展。由于严重的动乱和极左错误的干扰，这个时期国民经济体制的变动，往往重复发展了“大跃进”时期的种种错误作法，“使我国国民经济一度濒于崩溃的边缘”。
总结和反思：毛泽东在二十年的艰辛和曲折的探索中，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既有正确和比
较正确的理论和实践经验，也有严重的失误乃至完全错误的理论与教训。
正确的理论：毛泽东认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上层建筑和经
济基础之间的矛盾，体现在人际关系上有敌我和人民内部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
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成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主题。中国要以农业为基础，用多
发展轻工业和农业的办法促进重工业的发展；他强调价值法则是一所大学校，
对农民只能等价交换不能剥夺。
错误的探索：毛泽东在探索的曲折发展过程中也出现过错误，主要是脱离中国基本国情，追
求高速经济发展战略；企图在生产力落后的低水平的基础上建立绝对公平，平
等，纯而又纯的理想社会，超越社会主义阶段提前进入共产主义；把无限扩大
化的阶级斗争作为实现这种理想王国的基本途径。从总体来说超越历史阶段的
“左”倾错误，是违背探索初衷的偏离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错误，是马克思主
义者所犯的错误。
不可否认毛泽东是位伟大的领导人，虽然有过重大失误，但磨灭不了他对中国
的重大贡献。毛泽东在20年艰辛探索中所积累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为今天建
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一个基础”。就是那些失误，经
过认真地总结和反思，也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今天，我们建成了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综合国力显著增强。我们要加强法制建设，完善各种法律，淡化人治色彩，
不再重演“文革”。中共第八届历次中央全会
当前位置： 首页>> 中国概况>> 中国简况
中共第八届历次中央全会
中央政府门户网站　　　 日 15时09分　　 来源：新华社
    中共八届一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９月２８日在北京举行。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９６人，候补中央委员７０人。
    全会选出了新的中央机构。毛泽东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当选为副主席，邓小平当选为总书记。选出中央政治局委员１７人，政治局候补委员６人，政治局常委６人，中央书记处书记７人，候补书记３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１７人，候补委员４人，董必武为书记。
    中共八届二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６年１１月１０日—１５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８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６５人；列席会议的有中央和地方的有关负责人１４７人。
    会议先后听取了刘少奇作《目前时局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关于一九五七年度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和财政预算控制数字的报告》、陈云作《关于粮食和主要副食品（猪肉和食油）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总结讲话。
    这次全会未作正式决议，会后发表了公报。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确定从１９５７年下半年起，开展党内整风运动：一整主观主义，二整宗派主义，三整官僚主义。
    这次全会在坚持综合平衡的思想指导下，正确地调整了１９５７年的国民经济计划，从而保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胜利完成。
    中共八届三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三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７年９月２０日—１０月９日在北京中南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９１人，候补中央委员６２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 各地委第一书记， 直辖市的区委书记以及中央各部门党的负责人４１６人也参加了这次会议。
    会上，邓小平作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报告》和会议的总结发言；陈云作了《关于改进国家行政管理体制问题和关于农业增产问题的报告》；周恩来作了《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议结束前作了题为《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
    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政治局提出的《１９５６年到１９６７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 《关于改进工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关于改进商业管理体制的规定（草案）》、 《关于改进财政体制和划分中央与地方对财政管理权限的规定（草案）》以及《关于工人、职员的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问题的规定（草案）》等文件。
    全会提出和规定了改进党的领导、改革经济体制、重视发展农业以及整顿农业生产合作社、改进农业生产管理等一系列正确的思想和方针政策，反映了党的八大路线的贯彻和发展。全会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问题上，改变了党的八大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认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仍然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对１９５６年采取的纠正冒进倾向的正确方针作了错误的批判，这对后来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产生了不良影响。
    中共八届四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８年５月３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召开。出席会议的除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外，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全会讨论了党的“八大”二次会议的议程、代表团的组成和大会主席团的组成。讨论了《中央委员会向八大二次会议的工作报告（修正稿）》和《八大二次会议关于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工人党代表大会的决议（草案修正稿）》等文件。
    中共八届五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８年５月２５日在北京中南海怀仁堂举行。
    全会增选林彪为中央委员会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增选柯庆施、李井泉、谭震林为中央政治局委员；增选李富春、李先念为中央书记处书记。递补杨献珍、王恩茂为中央委员。
    全会还决定创办出版党中央理论刊物《红旗》杂志，由陈伯达任总编辑。
    中共八届六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８年１１月２８日—１２月１０日在湖北武昌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８４人，候补中央委员８２人。中央有关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作了重要讲话。邓小平作了《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的说明》，李富春作了《关于一九五九年国民经济计划安排的说明》。
    全会通过了由毛泽东主持起草的《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通过了《关于改进农村财政贸易管理体制的决议》、《关于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决议》 和《同意毛泽东同志提出的关于他不作下届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候选人的建议的决定》。
    《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批评了企图过早地否定集体所有制、按劳分配原则以及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错误， 批评了企图超越社会主义阶段而 跳入共产主义的空想，着重指出在今后一个历史时期内，人民公社仍应保留按劳分配制度。重申了集体所有制与全民所有制、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宣布个人生活资料永远归个人所有，还批评了经济建设工作中的浮夸作风。
    全会注意到了１９５８年国民经济出现比例失调的问题，初步总结了“大跃进”运动的经验教训，降低了１９５８年８月北戴河会议所确定的１９５９年工业生产的高指标。
    八届六中全会，是党自“大跃进”运动开展以来，在毛泽东领导下，主动纠正工作中“左”的错误的一次重要会议。
    中共八届七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５９年４月２日—５日在上海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８１人，候补中央委员８０人。中央各部门负责人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全会听取了薄一波作的《关于第一季度工业生产情况和第二季度的安排的报告》，李先念作的《关于财贸工作的情况和意见的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经济工作和国家机构的人事配备的说明》，李富春作的《关于准备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讨论的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说明》。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 《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 《１９５９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和《关于国家机构和人事配备的方案》。全会还讨论并决定了准备向第二届人大一次会议提出的国家机构领导人员候选人的提名方案。
    全会通过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制定的《关于人民公社的十八个问题》的会议纪要，总结了纠正公社化运动中“左”的错误的成果，对人民公社的管理体制作了一系列原则的规定。 全会再次批评了“反冒进”。
    中共八届八中全会
    １９５９年８月２日—１６日，在庐山召开了党的八届八中全会。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７５人，候补中央委员７４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１４人列席了会议。这次会议的议题：一是对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等进行批判；二是讨论调整１９５９年经济计划指标。毛泽东在会议期间作了多次讲话。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和《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八次全体会议公报》。全会决定撤销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４人分别担任的国防部长、总参谋长、中央书记处书记、外交部第一副部长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职务，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政治局委员和政治局候补委员职务以观后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已先后为这些同志平反）
    中共八届九中全会
图为毛泽东在中共八届九中全会上讲话。
主席台上左起：陈云、周恩来、刘少奇、毛泽东、朱德、邓小平。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４日─１８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８３人，候补中央委员８７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２３人列席了会议。
    毛泽东主持了这次会议。全会听取了李富春作的《关于１９６０年国民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和１９６１年国民经济计划主要指标的报告》、邓小平作的《关于１９６０年１１月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报告》。
    全会通过了上述两个报告；通过了在１９６０年１２月２４日—１９６１年１月１３日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产生的《关于农村整风整社和若干政策问题的讨论纪要》；批准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成立中央局的决议，决定成立东北、华北、华东、中南、西南、西北六个中央局，代表中央分别加强对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领导。全会正式批准了调整国民经济的八字方针，即“调整、巩固、充实、提高”。这是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以来经济指导工作的一次重要转变。它对于后来大规模的经济调整工作起了巨大的指导作用。此后，中国国民经济进入了调整阶段。
    中共八届十中全会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２年９月２４日─２７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８２人，候补中央委员８８人。中央有关部门和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负责人３３人列席了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彭德怀、习仲勋、张闻天、黄克诚、贾拓夫５人不参加全会。
    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并作了关于阶级、形势、矛盾和党内团结问题的讲话，提出了“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全会对邓子恢、彭德怀、习仲勋等开展了错误的批判与斗争，并决定成立两个专案审查委员会，对彭德怀和习仲勋进行审查。全会还对所谓“黑暗风”、“单干风”和“翻案风”进行了错误的批判。
    全会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巩固人民公社集体经济、发展农业生产的决定》、《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关于商业工作问题的决定》、《关于有计划地交流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的决定》和《关于加强党的监察机关的决定》等文件，并发表了《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第十次全体会议的公报》。
    全会坚持了对国民经济调整的“八字方针”，制定了关于农业、商业和人民公社等问题的文件，这对于当时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全会接受和肯定了毛泽东的阶级斗争扩大化理论，为以后发动的“文化大革命”作了思想和理论准备。
    全会增选了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２１人，候补委员２１人。增选陆定一、康生、罗瑞卿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撤销了黄克诚、谭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
    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十一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６年８月１日─１２日在北京召开。出席会议的有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１４１人。列席会议的有省、市、自治区党委及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同志，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和首都高等学校的“革命师生”代表４７人。
    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后，群众性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已经开始。针对在各地大中学校、党政文化机关掀起了“造反”浪潮，出现混乱现象的情况，中共中央在刘少奇、邓小平主持下，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最初派往人民日报社和北京大学的工作组是经毛泽东亲自批准的，但１９６６年７月１８日毛泽东从武汉回京后改变了过去的态度，否定了工作组。他在接见各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说：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不要工作组，要由革命师生自己闹革命”。此后，全国都撤销了工作组。为了排除各种"阻力"，特别是来自中央的“阻力”，进一步将“文化大革命”发动起来，并使之合法化，毛泽东仓促决定召开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
    全会原订会期为５天，议程有４项：一、通过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二、讨论和批准十中全会以来中央在国内、国际问题上的重大措施；三、通过会议公报；四、补行法律手续问题（即５月２３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关于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等决定）。
    会议由毛泽东主持。刘少奇报告了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的各项工作，对派工作组承担了责任。刘少奇的讲话没有正式文字稿，同时说明，这只是他个人的意见。８月４日，全会发生大的转折。原定这天开大会，５日全会结束，但在这天召开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上，毛泽东发表了措词十分激烈的讲话，并决定当日不开大会了，各组传达常委扩大会内容。由此全会改变了原定日程。
    ８月５日，毛泽东写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指责从中央到地方的某些领导同志，是站在反动的资产阶级立场上，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将无产阶级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打下去。
    ８月７日，大字报发表后，全会立即转为集中揭发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
    全会讨论并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规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目标是斗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批判“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手中来。进行“文化大革命”的方法是运用“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全会讨论和批准了１９６２年９月八届十中全会以来中央政治局关于国内、国际问题的重大决策和重大措施。
    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决定撤销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及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和候补书记的职务；补选中央政治局委员６人、政治局候补委员３人；补选中央书记处书记２人；选举中央政治局常委１１人。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按得票多少排列名次，林彪名列第二位，实际上成为毛泽东的副手和接班人。全会没有重新选举中共中央主席和副主席，但以后只有林彪被称为副主席，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原来的副主席职务不再提及，实际上是取消了。
    八届十一中全会对于“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是一次关键性的会议。会后，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的很大部分权力，逐渐为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所掌握。
    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扩大）
    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委员会扩大的第十二次全体会议于１９６８年１０月１３日─３１日在北京召开。这次全会是在极不正常的情况下召开的。许多中央委员被剥夺了出席会议的权利，原９７名中央委员除去世１０人外，只有４０人到会，不足半数。加上会议的第一天从到会的１９名候补中央委员中挑选的１０名补为中央委员（未按惯例递补），才使出席会议的中央委员人数刚刚超过半数。出席会议的还有中央文革小组全体成员，军委办事组成员，各省、市、自治区革命委员会和各大军区的主要负责人，中央直属机关人员共７４人。
    毛泽东主持会议，并在开幕式上作了讲话。
    全会在不正常的情况下通过了由江青、康生、谢富治等人凭伪证写成的《关于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的审查报告》，决定把刘少奇永远开除出党，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此项决议已于１９８０年经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宣布撤销，并作出《关于为刘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
    全会根据毛泽东关于“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总口号，作出了实行“革命大联合和革命三结合”、“认真做好清理阶级队伍工作”、“认真做好整党建党工作”等项部署，使“文化大革命”继续错误地向前发展。
    全会通过了召开党的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决定，以及《关于九大代表产生的决定》；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章程（草案）》的决定。全会通过的公报肯定“‘文化大革命’是在中国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和一切剥削阶级的一次政治大革命”的错误论断。
（责任编辑： 曹晓轩
【E-mail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