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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计划重新谈判所有双边投资协定
月日，《经济时报》报道，商工部部长希塔拉曼（）在回答议会质询时表示，印度计划对所有到期的双边投资协定进行重新谈判，以新的双边投资协定（）代替到期协定。希塔拉曼称，目前印度签署的个协定里，个已经到期，印度已经通过外交渠道向相关国家通报了重新谈判的想法。新的印度双边投资协定模板是在考虑了投资者权益、政府义务、保护印度投资者海外利益及外国投资者来印投资利益的平衡后确定的。同时，希塔拉曼还提及了与谈判情况，称美国希望与印度签署一份类似于印度与日、韩签订的自贸协定，但由于印度在与日、韩签订协议后更改双边投资协定模板，因此与美国的谈判将建立在新模板的基础上。此外，印度与正在最终探讨确定相关经济技术合作协定的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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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印度签署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
中国网 | 时间：
 | 文章来源： 新华网
    在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和印度总理辛格的共同见证下，中国商务部长薄熙来和印度商业和工业部长纳特２１日在新德里签署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印度共和国政府关于促进和保护投资的协定》。根据这一协定，两国政府将鼓励双方的相互投资，互为投资者提供国民待遇和最惠国待遇，保障双方投资者的正当权益。
    ２１日下午，薄熙来与纳特举行了会谈。薄熙来表示，中印两国的相互投资已开始起步，中国的市场是开放的，印度对华投资进展顺利。中国企业在电信、电力、公路、机场建设等领域已具有成熟的技术，质量可靠，价格合理，希望以两国签署双边投资促进和保护协定为契机，为中国企业赴印投资提供公平竞争的有利环境。
    纳特表示，印度欢迎中国企业来印投资，不会为此设置障碍，印度商工部愿意为中国企业开展对印投资积极提供协调与帮助。
    两国部长还就重启多哈回合谈判等议题交换了意见，双方呼吁早日实质性恢复并成功结束多哈回合多边贸易谈判。他们认为，多哈回合是发展回合，对发展中成员利益攸关。有失灵活的立场导致今年７月谈判陷于中止。因此，在谈判恢复之前，各方应表现更多的灵活性，以确保谈判成功的前景不再渺茫。
    薄熙来强调，把多哈回合谈判确定为“发展回合”是来之不易的，美、欧等发达成员均承认本轮谈判要实现发展目标，也承认给予发展中成员特殊和差别优惠待遇，谈判半途而废既不符合发展中成员的利益，也不符合ＷＴＯ其他各成员的利益，各方应加强协调，积极推动谈判取得成功。
    薄熙来和纳特同意继续与其他贸易伙伴进行建设性合作，确保本回合谈判成功结束。谈判结果应为各方扩大贸易机会，同时也必须实现发展目标，使民生安全等发展中成员的重要利益得到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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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部长：多边贸易系统仍是统领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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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认为多哈回合已死。我们知道，正如WTO成员表态的那样，这一谈判将继续下去。今年，我们将采取一个更务实、更现实的方式。我们决定通过‘小步走’的方式来逐步完成一揽子谈判。” ]
自2012年12月下任世界组织（WTO）总干事选举程序正式启动以来，九位候选人都很清楚一点：无论是谁今年9月1日接替卸任的现任总干事拉米，都将面临极大挑战。
作为九位候选人之一，印度尼西亚前贸易部长、现任旅游与创意经济部部长（Mari Elka Pangestu）接受《第一财经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新任总干事的首要任务就是推进贸易谈判；另一项重要工作是继续保持WTO的重要性。
5月8日，巴西候选人罗伯托·阿泽维多（Roberto Azevêdo）最终脱颖而出，并于近日正式就任。面对陷入停滞的多哈回合和硝烟渐浓的全球贸易保护主义，摆在阿泽维多面前的挑战似乎正越来越大。
对于在国内颇具争议的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协议，冯慧兰认为，自由贸易区协议对贸易增长总是有益处的，关键是对各国和各产业的好处是否平等。中国与印尼已合作采取措施，旨在实现平衡增长的贸易关系。
同时，冯慧兰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尼，需要生产更高附加值的商品，在全球价值链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这需要提高生产力和创新。
保持WTO的重要性
日报：你曾被印尼政府推选作为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新任总干事候选人之一。这份候选人名单意味着世界贸易迫切需要一位来自新兴市场的领导者。你认为呢？
冯慧兰：我认为我们不应该把重点放在候选人来自哪个区域。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一位最有能力的人来领导这个极具挑战性的组织。
日报：WTO面临的首要任务是重启多哈回合贸易谈判。一些人宣称“多哈回合已死”。你是否认同？
冯慧兰：我不认为多哈回合已死。我们知道，正如WTO成员表态的那样，这一谈判将继续下去。今年，我们将采取一个更务实、更现实的方式。我们决定通过“小步走”的方式来逐步完成一揽子谈判。其中的一个步骤就是所谓的“早期收获计划”（Early Harvest Scheme），这将在今年底在印尼巴厘举行的第九次部长级会议上完成。这一计划主要是实现贸易便利化，并确保在贸易便利化下，欠发达和最不发达国家有能力实现承诺。因此，希望我们能够取得成功，从而获得继续完成其他谈判的动力与信心。对包括中国在内的所有成员来说，重要的不仅是取得“早期收获计划”的成功，也要在巴厘会议后完成整个谈判。
日报：你对谈判成功有信心吗？
冯慧兰：我们对此必须谨慎乐观，同时也要尽力而为。我们希望，最终所有成员都能够携手推动这一共识，完成整个谈判。我们也希望，主要成员能够有政治意愿来确保取得最后的成功。因为好处是显而易见的，这会惠及所有成员，尤其是发展中国家，也会促进全球贸易。尤其是在世界经济面临不确定性的情况下，贸易可以是促进经济复苏与增长的重要引擎。
日报：但根据WTO的预测，今年的全球贸易量可能会进一步下降。我们该如何促进全球贸易恢复动能？
冯慧兰：我们必须对多边贸易体系保持信心。但我们该怎么做呢？我们必须确保现有的市场继续开放。这就是为何WTO现有的规则框架以及争端解决机制可以有助于确保贸易保护主义不会上升。而正在进行中的谈判将开放新的市场并建立新的规则，并继续强化规则框架。这就是为何完成谈判至关重要。我们希望所有WTO成员都能够竭尽所能地达成共识。
日报：你提到了“新的规则”，是指相对什么而言的新规则？
冯慧兰：在谈判中，你要就农业、工业产品与服务达成协议。甚至在贸易便利化上，也要就边境的系统、透明度和行政程序标准达成协议。所有这些都是协议和承诺，谈判也会涉及规则和贸易救济（trade remedy)规则。希望这些谈判能够更好地执行和强化规则，并涉及新的领域。贸易系统一直在变化，所以规则必须要与时俱进。
日报：你认为新任总干事的首要任务是什么？
冯慧兰：推进多哈回合谈判。我们已经在谈判上花了很多年了。事实上我们也取得了很多进展，2001年开始一直到如今的2013年，这期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或许我们并没有完成谈判，但我们应该竭尽全力做得更多，拿出更多政治意愿来完成谈判。除此之外，我们也必须努力继续解决贸易面临的新挑战和新现实。这是新任总干事的另一项重要工作，那就是继续保持WTO的重要性。
确保持续开放的框架
日报：你对全球的多边贸易协议很有信心，但一些人却持质疑态度。目前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双边以及区域型贸易协议正在涌现，包括“泛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和“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协议，还有TTIP(跨贸易和投资伙伴协定)等。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冯慧兰：总体来说，如果双边或区域性协议的意图在于持续开放市场，那么我们应该欢迎它们。但我们想要的，同时也是WTO要发挥重要作用的是，确保它们不会变成封闭的框架，而是持续开放。我相信所有这些双边与区域性协议的参与者，他们也想要促进全球贸易，而不仅仅是几个国家之间进行贸易。因此要确保这些区域性协议维持开放性而且不低于当前WTO的全球性标准。如果他们能够确保与多边贸易系统相辅相成且维持异质性，我们就可以视其为前进的奠基石。这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推进。一种方式就是让双边和区域性协议对新成员开放，并最终多边化。你可以在不同区域间达成不同协议，并建立互相关联。例如欧洲的经验显示，尽管欧洲各国之间不能统一标准，但有互相认可的协议。那么该由谁来确保这些协议与全球贸易系统的一致性与互补性呢？那就是WTO应该扮演的角色。
日报：所以你的愿景是最终这些双边或区域性协议结合在一起？
冯慧兰：这是一种可能性。我们并不知道事情会如何发展，但问题是如何将其多边化，如何让这些协议拥有更多成员。我们希望这是这类协议的意图所在，但我们也不能忘记那些不在协议中的国家，尤其是那些小国、不发达的国家。我们要确保他们也被纳入全球贸易系统。在包容性方面，多边贸易系统仍然是最好的，因为这是能够纳入所有国家的最民主的方式。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希望，即便出现了诸多双边与区域性协议，多边贸易系统仍然是更高层面的统领框架。
日报：TPP的标准要比WTO更高，是否更好的安排？
冯慧兰：一个大问题是，我们是否能确保在新的成员国加入后，这些高标准依然能够维持下去，还是会降低标准或出现例外情况。因为各国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这是现实状况。而多边系统的运作方式是，你可以有高标准和高度承诺，但你有时间去过渡。在过渡期内你可以根据自身发展水平来实现义务。在这一过渡期间，这些国家也需要实力建设。到过渡期结束后，他们至少已经接近有能力完全实现义务承诺或高标准的水平。
日报：你如何看待美国在亚洲贸易框架中的作用？
冯慧兰：美国仍然是亚洲地区的好伙伴。我们希望这种情况能够持续下去，也希望能够有多边协议来创造更多市场准入并升级贸易规则。这样能够让所有人受益。
日报：你认为人民币在这一过程中能否发挥更大作用？
冯慧兰：我认为人民币有潜力成为国际储备货币。近期中国人民银行刚刚与澳大利亚储备银行签署了中澳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当我还是印尼贸易部长时，我记得印尼和马来西亚也与中国签署了货币互换协议。
日报：亚洲的贸易联系似乎要比金融市场联系紧密得多。也许人民币能够在这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例如在清迈倡议多边化协议（CMIM）中。
冯慧兰：清迈倡议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凸显了区域性协议如何能够与全球协议相辅相成，而且可能会有助于进一步塑造未来的全球协议。其意图在于设立一个应急基金让各国能在遇到偿付问题或危机中需要紧急资金的时候利用，而且不像1997年危机时国际组织（IMF）要求的严厉条件。但与此同时，我们也不想毫无条件。最终，我们结合了IMF的严厉条件和一套更温和的条件。在贸易协议方面，也有着类似的过程。像TPP这样的区域性协议，或者是美欧贸易协议，将会是高标准和全面的。有一些问题还未得到WTO的解决，当WTO开始解决这些问题时，就会开始塑造未来的多边协议，也能够利用还未加入协议的国家来完成多哈回合谈判。因此，我们最好能够完成谈判，从而让每个人都能成为多边协议的一部分。
中国与印尼贸易关系更加平衡
日报：印度尼西亚经济在本次金融危机以来表现相对良好。你认为印尼的经济复苏是否可持续？
冯慧兰：全球危机以来的过去几年里，我们的经济增长主要由国内需求推动，国内需求的贡献率占到50%至60%，投资占10%至20%。随着出口放缓，净出口的贡献率相比2008年危机之前已经降低。这是我们目前的情况。财政刺激，尤其是2008年和2009年时，起到了很大作用。现在财政刺激已经见效，因为在年时，为了抵消外部需求缩减，我们的财政赤字占P比率目标较高。如今，为了经济可持续增长，国内消费以及确保投资增长能够持续将是我们的主要挑战，同时我们也希望增加出口并让出口商品多样化。
日报：你预计未来投资会发挥更大作用吗？
冯慧兰：我们希望投资能持续发挥作用，因为印尼的投资需求仍在不断上升。尤其是要确保基础设施建设，未来五到十年印尼有着巨大的投资需求，因为我们的经济、人口仍在增长，而且我们是一个群岛国家，连接性也是一项重要挑战。与此同时，印尼的市场也在不断增长，尤其是中产阶级。根据最新调查数据，印尼的中产阶级规模已达4500万人，到2030年将达到1.3亿人。我们的人口也很年轻，人口红利一直会持续到2025年左右。这意味着我们对各种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会不断上升。这就会促进未来几年的投资增速。我们政府的挑战就是要确保对商业的开放态度，确保有利的商业环境，这是政府的政策方向。
日报：在中国和印尼的双边贸易关系方面，你是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重要推动者。中国与印尼都大大受益于此。但在印尼国内，私人部门对此持反对态度。当时你也被批评认为太偏向中方。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冯慧兰：中国与东盟建立了自由贸易区，不仅仅是与印尼。印尼也与其他国家建立了自由贸易协议，不仅仅与中国。整个过程实际上早在2000年初开始，在我进入印尼政府之前就已经推进，我们支持继续推进并执行了这一协议。最终，无论是中国还是其他国家，自由贸易区协议对贸易增长总是有益处的，这有很多实证证据支持。
但关键是，各国是否在协议中获得了对等的好处？这才是挑战所在。如何确保自由贸易协议或多边谈判的好处对各国以及一国国内各产业都是平等的？我们对此也有过很多诚恳的讨论。最终我们一致认为，实际上并不是所有产业都受到了消极影响，一些产业是受益的。所以我们将产业细化，找到那些在自由贸易协议中很难与中国竞争的行业。它们通常是低劳动力成本、大量生产的低端消费品，例如纺织品、服装、家具和玩具。知道是哪些行业后，我们与中国达成协议，旨在采取一系列措施合作促进行业实力建设，增加中国对印尼制造业的投资等，从而实现平衡增长的贸易关系。
日报：你认为这一目标是否已经实现？
冯慧兰：印尼对中国的贸易赤字已经下降。如果看进口的话，印尼90%的中间商品都来自中国，仅有10%不到是最终商品。而竞争主要来自于最终商品。90%的进口中间商品会进入包括电信等不同行业，由于中间商品的成本较低，这种进口实际上能帮助我们增加竞争力。我一直都对那些抱怨自由贸易区的人们说：如果我们不能进口这些更低成本的中间零部件，你的手机就会更贵。
日报：中国也正在慢慢丧失制造业的优势。
冯慧兰：是的，这只是暂时优势。中国的工资水平在过去十年增长了两倍。无论是中国还是印尼，重要的是最终能够生产更高附加值的商品，在全球价值链上找到自己合适的位置，并且在这一过程的每一步都能增加价值。
日报：作为贸易专家，你对中国未来10年如何提升制造业部门有何建议？在全球价值链上攀升并非易事。
冯慧兰：的确，这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过程，这需要提高生产力和创新。中国已经意识到了这点，目前也做得很好。不仅是制造业，还有转向服务业。中国的目标是逐渐提高服务业占的比重。服务业能吸收很多劳动力。以旅游为例，目前印尼的旅游业吸收了将近6%至7%的就业。中国也在这个方向上前进，同时，有效的服务业也能让制造业更有效率。
日报：作为印尼史上首位入阁的华裔女性，你想对中国的女性们说些什么？
冯慧兰：你们应该努力工作，不断改善自我，在你们所在的领域做到最好。我相信我之所以能处在现在的位置，并不是因为我的性别或是国籍，而是因为我的能力。能力是任何一个职位最重要的衡量标准。作为女性，有时你需要付出双倍的努力来显示你之所以做到这个职位是因为你有能力。你要成为榜样，给他人勇气与鼓舞人心的力量。如果你有能力，就能够在任何一个组织中担任最高职位。
本文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杨燕青 严婷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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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和哪些国家签订自由贸易协定
09-03-27 &匿名提问
国家的话，好象还没有一个有完全自由的贸易协定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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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为了绕开WTO多边协议的困难,同时也为了另外开辟途径推动贸易自由化,各国逐渐从实践中探索出了FTA。FTA是自由贸易协定(Free Trade Agreement)的英文简称,它是独立关税主体之间以自愿结合方式,就贸易自由化及其相关问题达成的协定。在WTO文件中,FTA与优惠贸易协定(PTA)、关税同盟协定(CUA)一道,都纳入RTA(Regional Trade Agreement)的范围。就现实而论,因为很多FTA在协议内容上达成的可能也并不是完全自由贸易,因此FTA、RTA在概念上有混用倾向。有时FTA、RTA也指基于一定贸易协定的自由贸易区或准自由贸易区。 由于FTA谈判成员比WTO成员数目少得多,谈判进入更加自愿,因此比较容易达成一致。1990年以前,世界上所有进入实施阶段的FTA不过27项。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世界签署的FTA数目不断攀升。截至2005年4月底,共有314项FTA/RTA在WTO登记备案,其中178项正在实施。 从世界FTA潮流特征观照中国面临的形势,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应在考虑敏感产业承受能力和制度管理配套条件的基础上,积极开展FTA行动,并努力实现以下目标:规避多方框架协议的困难,渐进扩充中国产品出口的自由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所需进口的关键战略资源提供自由市场环境;以恰当市场环境和适度竞争压力促使工业和服务业综合实力提升;逐步推动国内制度框架完善和管理水平提升;渐次改善中国向内吸收FDI(外商直接投资)和对外开展FDI所处市场的区位优势;为长远的共同要素市场、货币联盟、政治合作提供产品市场基础;强化中国在世界经济政治事务中的地位和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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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过去，印度对双边和区域贸易协定漠不关心，因此在世界贸易中所起作用很小。但是，政府现在开始实施促进贸易的战略，但该战略引起了左翼政党和工商界的反对。反对势力可能破坏自由贸易战略的实施。　　分析：辛格总理提出建立“从波斯湾到马六甲海峡”的自由贸易区，为了实现这个设想，印度正在积极寻求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例如：　　――印度已经与新加坡、阿富汗和毛里求斯达成了自贸协定；　　――印度与泰国的自贸协定谈判已进入收尾阶段；　　――正在与印度讨论自贸协定问题的国家包括南非、马来西亚、菲律宾，区域集团包括东盟和海湾合作委员会。　　相比之下，印度人民党领导的上届政府只在1998年与斯里兰卡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以及在2003年与泰国签订了一项临时协定。　　尽管现政府积极努力，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谈判的进展象以前一样受到低效的官僚制度的阻碍。例如，与泰国谈判的最后阶段因为印度提供的一份矛盾百出的清单而拖延下来。该清单包括印度方面要求不进入零关税商品清单的1,000种所谓“敏感”商品；泰国方面要求不进入零关税清单的商品仅为100项。尽管如此，辛格以新的紧迫感重新开始推动贸易自由化工作，而且这一作法将会有所收获。　　消除担心。 政府致力于双边贸易自由协议的动因是它担心印度会被排除在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全球贸易之外。印度目前的对外贸易仅占全球贸易额的0.9%，与印度国民经济规模相比，小得不成比例。德里希望在2010年将该比例提高到1.5%。直到90年代末，印度一直不关心外国市场，这是导致其贸易份额有限的主要原因。此外，德里面临对付其他国家设定的关税壁垒和限制性配额的双重困难。　　南盟的不足。虽然印度是南亚区域合作联盟的成员，但是与东盟不同，该集团没有实现其作为区域性贸易组织的潜力，因此也限制了印度对外贸易的范围。（WTO表面上保证开放的贸易边界，但实际上全球贸易条件的制定是区域组织之间的事情）。　　南盟之所以没有发展成一个区域贸易集团，主要是因为较小的南亚国家担心印度取得支配地位。在90年代中期由于印度提出“古杰拉尔主义”，南亚诸国的担心才有所缓解；根据“古杰拉尔主义”，印度在贸易协定中不要求对等条件，而是根据其经济规模按比例地作出较大的让步。但是强调民族主义的印度人民党政府放弃了这一原则。印度与巴基斯坦的敌对状态也使南盟事业的推进蒙上了阴影。　　南盟的不足加上印度没有能力加入其他区域集团使得印度国际贸易地位更加不利。中国成功地阻止了印度成为东盟第四个对话伙伴国。新加坡在2000年提出的在“东盟＋3”中包括印度的方案由于中国的反对而未被接受。　　此外，与巴基斯坦的紧张关系阻碍了印度与其他伊斯兰国家建立更密切关系的努力。德里也曾尝试倡议建立扩大的“印度洋”贸易联合体，将南非纳入其中。虽然环印度洋地区合作联盟在1997年成立，但是该组织没能发展成一个有可信度的组织。　　双边接触。由于印度的选择有限，它开始集中力量与贸易伙伴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这些双边贸易关系结合在一起可能会形成一个较大的“自由贸易”区域。　　印度致力于双边贸易协定的作法取得了成效：　　――中国已成为印度第二大贸易伙伴，2004年双边贸易额同比猛增79%，达136亿美元。　　――年度，印度与东盟的贸易额达132.5亿美元，相当于年度的5倍。　　――年度，印度与海合会国家间的非石油贸易额超过了100亿美元。　　这些数字显示印度贸易模式的历史性转变，以前印度关注的贸易对象仅限于美国和欧盟。确实，对美贸易在印度对外贸易中所占份额在过去的两年间从27.9%下降到23.4％。　　互补性。双边贸易最近的增长是由于印度与亚洲国家经济互补性的加强。以前，大多数亚洲国家相互竞争。然而，快速增长的印度服务业加大了印度经济与其他国家经济的差异，并使印度出口具有竞争优势。该产业正在海外寻找新的市场。农业领域拖累了印度经济发展，如果印度农产品能够进入海合会国家市场，农业的情况将得到改善。　　印度工业与东南亚国家和中国相比缺少竞争力。质量低劣的基础设施、高成本信贷政策和限制性劳动就业法规损害了制造业的竞争力。相比之下大多数东盟国家正在寻找新的市场来扩大其制造业，尤其是当它们的传统市场欧盟和美国或者趋于饱和，或者贸易保护主义重新抬头。东盟和中国也有意利用印度自然资源和原材料，例如矿石和金属。　　反对势力。但是，在印度并不是所有利益集团都欢迎自由贸易协定。印度茶叶和橡胶生产者曾经强烈反对自由贸易，他们经受了1998年与斯里兰卡签订的自由贸易协定的负面影响。目前，印度工业对来自东南亚国家的“再加工”并“再出口”工业品的数量感到担忧。此外，与泰国的自由贸易协定洽谈受到关于“原产国规定”争议的阻碍，印度坚持“本地”份额不低于40％。　　因此，印度工业利益集团反对政府对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并有可能与左翼政治势力联手对其加以限制。大多数制造商已经对自由贸易协定规定的让步作好了准备，前提是印度政府继续其经济改革，尤其是在劳动法规领域。但是，为政府提供关键的议会支持的左翼政党仍然反对修改劳动法规。如果德里能够利用工业利益集团的力量推进改革，贸易政策可能会成为推动国内经济自由化的一个有力的工具。　　结论：如果政府能够利用工业利益集团和左翼政党的利益分歧化解它们的反对势力，自由贸易政策就能够取得成功。在明年4月地区选举之后，来自左翼政党的反对可能会减弱，这将使政府能够继续推进贸易自由化战略。（来源：牛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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