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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称制约科学发展体制机制障碍集中在经济领域
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牵引作用。这一论断，为全面深化改革明确了着力点和突破口，是一个带有全局性、根本性的重要论断。
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
改革开放35年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国仍然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我国是世界上最大发展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没有变，因而经济建设作为党和国家的中心工作也没有变，这就决定了经济体制改革必然是全面深化各项改革的重点。
当前，制约科学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问题的根源在于改革还不到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完善 ，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还没有理顺，价格机制特别是生产要素价格机制不健全，生产要素市场发育滞后；公共产品价格没有理顺；部门分割、地区封锁、行业垄断等有悖于市场经济规律的现象还大量存在；国有企业的法人治理结构不健全，对企业经营管理者的有效激励约束机制还没有完全建立起来；对非公有制企业还存在不合理规定，非公资本进入市场还有诸多隐形壁垒；金融市场体系不健全，多层次的资本市场体系和完善的利率和汇率市场化机制还没有形成；财权与事权不匹配，预算管理制度、税收制度等财税制度不健全，城乡一体化体制机制没有形成。只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才能促进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30多年改革开放的一条重要经验，就是始终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把经济体制改革作为各项改革的重点。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必须抓住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切实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方面体制和制度改革。改革已经进入了攻坚期和深水区，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更重，涉及范围更广，遇到难题更多，群众期待更高，改革难度更大。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稍有松懈就可能前功尽弃。一鼓作气，以更大的勇气继续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才能开创出一片新天地。
正确认识和处理经济体制改革与其他领域改革的关系
经济体制改革是牵引各项改革的火车头。这种牵引作用主要表现在：第一，过去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可以为其他改革提供借鉴，少走弯路。坚持党的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坚持以人为本，坚持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的关系等等，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成功经验，也是其他领域改革必须坚持的原则。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巨大成就，增强了人们对深化其他改革的决心和信心。第三，经济体制改革每深入一步，必然对其他改革提出更进一步的要求。经济体制改革对其他领域的改革具有重要影响，具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作用。经济体制改革越深化，越要求其他领域改革跟上。第四，经济体制改革的许多内容贯穿于其他领域改革，比如政府职能转变，既是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又是政治体制改革、社会体制改革的重要内容；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深化文化体制、社会体制改革同样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从一定意义上说，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就是深化其他领域改革的过程，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会带动其他领域改革向前迈进一步。
深化其他领域改革对经济体制改革也具有促进作用。改革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个领域的改革都是改革整体中的一个子系统，各个子系统既相对独立，又相互促进、相互制约。深化任何一个领域改革都对其他领域改革具有促进作用。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发展更加广泛、更加充分、更加健全的人民民主，可以激励广大人民群众更加积极地投入到经济体制改革大潮中，促进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可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提高的精神文化需求，也会对进一步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提出要求；深化社会体制改革，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更好地解决广大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分享改革成果、化解社会矛盾，能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稳定的社会环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中自然资源及其产品价格改革、发展环保市场、水权交易等，也是经济体制改革的内容；健全党的领导体制，提高执政能力，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为包括经济体制改革在内的各项改革提供了坚强的政治保障。
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
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这是一个重要理论创新，具有很强的指导性。
市场机制的功能在于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以尽可能少的投入获得尽可能多的产出。实践证明，市场配置资源的效率要远远高于计划，是最有效的资源配置方式。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就要充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要培育大量充满活力的市场主体，坚持“两个毫不动摇”，保证各种所有制经济依法平等使用生产要素，公开、公平、公正参与市场竞争，同等受到法律保护。既要降低市场门槛，取消不必要的行政审批，为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创业环境，更要打破垄断，鼓励和保护竞争，除了少数关系到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的行业外，其他产业都应该允许和鼓励各种所有制经济通过公平竞争自由进入。二要构建全国统一的平等竞争、开放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特别是要培育生产要素市场。三要构建诚信机制，让诚实守信者得到消费者青睐，让失信者受到应有惩罚。
政府的职责，是对市场运行进行科学的宏观调控，保持社会总供给和总需求的基本平衡，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制定市场规则，维护市场秩序，保障公平竞争；弥补市场缺陷，提供公共产品、防止垄断、实现公平分配，保护环境等。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中，突出问题是政府干预过多，管了很多不该管、管不了、管不好的事，应该由政府管的却不到位。政府直接配置资源，抑制了市场活力，降低了资源配置效率，也容易滋生腐败。因此，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就必须转变政府职能，把应该由市场发挥的功能交给市场，把注重事前审批转变为注重事后监督，把注重微观干预转变为注重宏观调控，把注重分配资源转变为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转变政府职能，需要优化政府组织结构，对不适应市场经济的政府部门进行精简，提高行政效率，更好地调控市场。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职能不是少了，而是多了，不是简单了，而是更为复杂了，政府的任务不是减轻了，而是更加繁重了。(中央党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 执笔：赵振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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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能源结构优化
　　一、国际经验表明，优化能源结构是现代化的基础和保障　　发达国家工业化的起步都是从煤炭能源开始的，大量使用煤炭曾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经过数年的努力，如今发达国家的能源已转变为主要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石油和天然气占到能源消费总量的60%以上，并都在大力开发利用新能源，着力实施能源转型战略，努力在本世纪中期，使能源体系由目前的以化石能源为主转变为未来的以可再生能源为主，这是全球能源发展的新趋势。目前，大部分欧洲国家已提出了清晰和明确的能源转型目标和战略。德国提出的2050年目标是可再生能源占到全部能源消费的60%；丹麦提出的2050年目标是全部摆脱对化石能源的依赖。从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和全球能源发展趋势看，能源转型发展是大势所趋，以化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很难支撑国家的现代化。
　　二、目前我国能源结构水平与发达国家尚有较大差距　　与发达国家相比，目前我国能源不仅消费量大、利用效率低，而且在能源结构上高度依赖煤炭等化石能源，新能源比重明显偏低，不仅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而且不利于保障能源安全，能源结构优化升级势在必行。我国当前能源供应以煤为主，煤炭占到全部能源消费的67%，而发达国家的煤炭消费比重大都不高于20%，甚至更低，一些北欧国家已基本不消费煤炭。目前我国的煤炭产量已达40亿吨，大大超过我国煤炭的科学产能能力，其生产、运输和消费导致的资源破坏和环境污染等问题不断恶化，持续的雾霾天气就是能源结构不合理的突出表现。无论如何实现煤炭的清洁化利用，煤炭的开采和运输问题始终是无法避免的，唯一的出路就是尽可能减少煤炭的消费，大力发展风电、光伏、水电等清洁可再生能源。　　然而，我国可再生能源发电利用的情况却并不尽如人意，与发达国家相比，不仅比重明显偏低，而且在管理方式、政策支持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一方面，北方地区已建成的风电、光伏和西南地区已建成的水电存在弃风弃水现象，另一方面，又必须燃烧大量煤炭去发电以满足电力需要。这表明我国的能源建设、运行和管理体系存在着严重的不协调问题，没有真正建立优先使用可再生能源的理念和意识。发达国家经验证明，可再生能源的规模化利用不仅需要有先进的技术产品，更重要的是先进的理念，并要建立适应可再生能源特点的能源运行和管理体系。　　三、体制机制问题是我国能源结构优化升级的主要障碍　　目前我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固然有资源禀赋因素，然而应当看到，煤炭比重居高不下、新能源比重偏低的深层次诱因却是体制机制障碍和利益分配问题导致的。新能源发展的关键体制包括电力市场体制和电力监管体制，包括市场准入监管、电价监管、对电网公司的监管；关键机制主要有电价机制、电力交易机制、运行机制、宏观管理。我国新能源产业的战略定位尚未以法律的形式加以明确，新能源产业市场环境建设滞后，全额保障性收购制度难落实，各方利益协调机制不畅，新能源技术进步和金融保险服务体系创新动力不足等一系列问题仍制约新能源行业健康发展。　　首先，新能源缺乏必要的法律保障，尚未明确其战略定位。现行的《可再生能源法》是2005年2月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的，2009年12月进行了修订，由于新能源已经从过去的配角变成了如今的主角，而相应的法律规范修订却没有同步跟上。与此同时，《电力法》也应加紧修订，剔除不适应新能源发展的内容。必须从法律上、体制上、机制上，形成发展新能源的环境，清除固有的障碍。除了从法律上明确新能源的定位，新能源在能源消费总量中所占指标要像碳排放指标一样，必须是具有约束力的刚性指标。在这样机制的导向下，地方政府才会去着力破除新能源发展的重重障碍。　　其次，目前的电网监管体系不利于新能源发展。电网监管体系在行业监管方面，监管职权设计较分散，缺少社会和公众监督；在所有权监管方面，国资委对国有企业考核重在保值增值，缺少公共责任履行情况的考核。促进新能源发电与电网公司利益之间存在冲突，增加了电网公司的投资成本，降低了盈利能力。电网公司应注重考察新能源电网规划与电源规划的协同情况，如新能源发电并网速度、全额收购完成情况。在新一轮电改背景下，远期电网应只承担电力输配业务，突出其公共服务功能，收入模式改为由政府核定的过网费，并附有一定财政补贴。　　再次，规划协调机制对新能源关注不够。发挥火电机组在电力系统中的调节作用，不应该是技术问题，而更多是利益问题，是体制机制问题。此外，审批管理机制存在职能交叉重叠问题。许多新能源项目管理环节多，审批权重叠、多头管理、重复管理现象严重。　　最后，财政补贴机制运行管理方式尚需进一步完善。财税政策对新能源支持对象的范围相对有限，对电网的激励性措施和财政补贴不足，对提供备用容量机组的补偿缺乏。财政补贴的收取与发放方面，存在附加值调整滞后与补贴不到位的问题，新能源补贴滞后、不能及时到账等现象，容易导致全行业相互拖欠，会影响整个产业的健康发展。若能将与可再生能源补贴资金收支有关的资金确定方式、收支操作流程、管理和监督工作等实现公开化，可再生能源行业将能获得明确的发展规模参考，有助于解决资金征收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缺口的现象，有关部门的管理权限也将相应得到明确，使得补贴资金的发放或补发能够及时、顺利地进行，从而使得补贴资金得到更高效的利用。　　四、破除体制机制障碍，促进能源结构优化升级　　国际经验表明，通过体制和机制的变革和创新，建立现代化的能源市场体系，再辅以科学细致的研究和有效的技术路径选择，新能源完全可以在保障我国能源安全、实现绿色能源转型和促进社会就业方面发挥重要的作用，并赶上全球能源转型的步伐。　　首先，应将新能源产业纳入法制化管理轨道。在新能源地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应对《可再生能源法》开展有针对性的修订工作，细化和明确老问题，纳入新形势和新任务，解决新问题，使《可再生能源法》始终保持与产业和国家发展需求同步，使我国新能源产业始终沿着法制的轨道健康发展。构建各级政府绿色政绩考核体系，推广绿色核算等，使能源结构优化、能源利用效率和环境质量改善成为重要考核指标和问责因由，建立和完善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损害责任终身追究制度，切实让政绩考核真正转移到“以绿色发展论英雄”上来。建立健全能源法治体系，对污染排放实行最严格的监管，让污染排放、非绿色能源生产和消费付出的代价远大于使用清洁能源技术、实行绿色能源生产和消费付出的成本。推进以碳排放权交易和排污权交易为代表的环境权益交易创新探索，为绿色能源产业的成长提供金融支持，促进企业改进技术工艺，控制好温室气体排放。　　其次，加快传统能源价格市场化改革步伐。利用目前传统能源价格下跌的有利窗口期，要在开放上游市场、监管中游市场、实现下游市场动态管理、摸索天然气战略储备以平抑气价的基础上，理顺天然气与可替代能源的比价关系，改变我国的天然气定价与国外进口价格完全脱节等情况，以利于集约用气和引进国外天然气资源，加大天然气替代散烧煤的步伐，有效改善国内能源消费结构。进一步完善电力市场，采用更为灵活的电价机制，引入两部制电价机制，建立跨省交易市场化定价机制，形成合理的输电环节定价机制。形成市场化的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更加真实地体现能源产品的稀缺性，促进企业和公众节约、节能和使用清洁能源，有效改善国内能源消费结构。　　再次，在能源规划协调中应更多关注新能源发展。年度发电计划优先考虑新能源的年度发电计划，适当灵活调整降低发电计划与上年发电量关联，电力调度机制提高调度中心实时调度管控能力，扩大跨省电力交易。财税机制应体现环境外部成本，扩大新能源财政补贴激励范围，注重财税手段和其他经济手段、行政手段等的有机结合。如设定碳排放总量，将排放配额分配给各发电企业。建立适应新能源发展的体制机制，清除新能源发电在输送、分配、存储等环节的瓶颈，解决其并网和消纳问题。　　最后，要积极营造有利于绿色可再生能源消费的良好环境。如果仅有绿色能源的研发和生产，缺少普通民众的消费使用，最终将虚有其表。普及国民的绿色文化理念和绿色能源消费理念显得急迫和重要。要在全社会进一步普及非绿色消费就是增加自身健康成本、绿色消费就是提高健康效益的消费理念。在这一过程中，政府应承担更多的绿色责任，以资源性产品价格改革、绿色文明教育等推进能源绿色消费革命，倡导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学校、民间组织特别是高等学校要注重教育示范作用，引导整个社会绿色能源消费理念的培育。公民要进一步提高环保意识，抵制消费高耗高污产品，培养绿色消费的良好习惯。
（责任编辑：DF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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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年轻人迎最好创业时代 政府打破体制机制障碍
政府打破体制机制障碍，投资人和创业服务机构助起飞
这是年轻人创业的最好时代
除夕下午，“掌门新锐”的创始人张翼最后离开公司，坐上了从上海回汕头的火车。他给父母准备的年货之一是自己公司的成绩单：凭借自己在线教育项目的出色路演，他获得了一个创业电视节目的总冠军，成功融资近千万元。
尚心投资的投资人孙文海也进入了过年状态。去年，无论从投资数量和投资金额来看，他的收获都比往年多，更让他兴奋的是创业项目质量的提高。用孙文海的话说，13年前他刚开始做投资人时，“全中国的VC(风险投资人)两张桌子就能坐下，而去年愿意从事这份沙里淘金的人突然增加，如今两个餐厅也未必能容纳得下”。
在过去的2014年，没有一件事比创业更热，中关村创业大街在深夜也睁着明亮的双眼，深圳华强北商业圈从不入睡。除去市场和资本的活跃，更离不开政府的支持，从国务院大力推进商事登记制度改革等简政放权举措、出台一系列面向小微企业的定向降准政策，到允许在校生休学创业等，这些措施大幅降低了创业门槛，为创业者解决了实在的难题。
更让创业者增加底气的，是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的一句承诺：要“打破一切体制机制的障碍”，让每个有创业愿望的人都拥有自主创业的空间，让创新创造的血液在全社会自由流动，让自主发展的精神在全体人民中蔚然成风！
什么“饭碗”都比不上创业的魅力
这一年，25岁的“学霸”张翼，本可以在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完成硕士研究生学业，或是去全球著名的咨询管理公司麦肯锡工作，或轻松地继续他已创业4年、每月单店收入十几万元的传统培训机构。
可这些都没有创业的吸引力大，张翼看好在线教育行业，想要升级自己的传统培训机构，为此不惜休学创业。在线教育的创业项目迭出，他有自信：“如果我豁出去，能做的比他们好。”
在中国大学生的毕业选择里，曾经的热门是外企、公务员、国企，如今很多90后年轻人不再选择“稳定”的工作，不愿意过一眼看到头的生活，他们更愿意靠自己的智慧和奋斗去实现自我价值。
张翼认识的很多人都有创业经历，“似乎没有创业过，人生就不完整，创业成为一个很光荣的选择”。
这样的状况同时发生在大型企业中，蝙蝠投资创始者之一屈田发现，部分能力突出的员工愿意为梦想放弃“金饭碗”“铁饭碗”创业，企业出现明显的离职创业潮，这在互联网公司中尤为突出，甚至一些企业需要排队离职。
“这个时代更好的是，大家对生活中的一些痛点不再是只抱怨，而是想出更好的解决方案，并且去实践它。”屈田说。
激励创业者的是一个个成功创业的故事，比如阿里巴巴创业15年就上市，并成为全球史上最大IPO，马云那句“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为在艰辛路上奋斗的创业者打了一针强心剂。
政策红利让创业者更专注
无数数据和感受证明，中国的第4次创业潮来临了。和上一代创业者更多是草根生存性创业不同，这一代创业者更幸运，不仅因为他们更敢想、敢做，还因为国家为他们的选择叫好。
2014年年初，第一个给力的政策是公司法大修：1元就可以注册公司；申请时无需硬凑资本，只要诚实承诺；松绑公司登记，不需要提交验资报告。随之而来的是工商登记制度改革，从2014年3月～11月，全国新登记企业286.62万户，同比增长53.99%，改革实施以来，全国新增企业中第三产业占比78.58%，增速明显高于其他产业。
创业门槛降低，创业手续也简单了。刚刚入驻中关村创业大街的中子科技创始人王子瑜就享受到了手续简便的福利，他把材料一股脑儿交给创业大街工作人员，不需要自己花时间和金钱跑手续，也不担心被骗。
今年，中关村创业大街的新项目“创业会客厅”帮助创业者一站式解决问题，让创业者更专注于更新自己的项目。
“去年很多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领域放开了，诞生了许多创业机会。”除去看得见的政策，孙文海认为这一届政府的多项“放开”客观上促进创业，例如放开金融牌照、允许混业经营等。最明显的是打车行业，之前较为封闭的出租车市场迎来了多个搅局者，老百姓打车更方便。
这样的政策还有很多。以去年年底教育部发布的“要求高校建立弹性学制，允许在校生休学创业”为例，身为休学创业者之一的张翼，特别有感于这短短的几个字，虽然不会给他带来用户，但他感受到了社会各界对于创业者的理解和尊重。
还有一些执政者的行动意义超过了政策。孙文海发现，李克强总理去年多次讲话中提到创业，自己频频到访创业公司，给年轻人的选择和成果“点赞”，“这让创业者感到了强大的支持和鼓励”。
创业者是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力量
去年夏天，在创业魔法学院在清华大学的一次创业教育公开课上，爆满的讲堂中有一位来自深圳前海管委会的政府官员，大热的天他在这里坐了5个半小时，认真学习。之后，该管委会要与创业魔法学院合作办训练营。除去传统的提供办公场所和资金支持，政府希望找更专业的人做扶持创业的事。
创业魔法学院创始人陆伟感受到，政府已迫切地、主动地行动起来，各地创业园频现，政府明白，吸引创业者就是抢夺下一个经济增长的入口，政府必须要为创业者做好服务。
众多投资人认为，政府应当相信市场的力量，相信老百姓的智慧，自己制定好规则，不管不该管的事。孙文海打了个比方，如果创业者是一只蝴蝶，政府应当增强它翅膀的力量，而不是剪去蝴蝶蛹，剥夺它破茧成蝶的机会。
热烈而理性的创业氛围正在全国蔓延。以前全北京只有一家创业类咖啡馆车库咖啡，现在36氪、3W咖啡、清华经管创业加速器等纷纷入驻中关村创业大街，全国各地诞生多个创业咖啡馆和创服机构。王子瑜第一次创业时还倍感孤独，而现在创业者只要点一杯咖啡，就能寻找到投资者和合适的伙伴。
孙文海看好这一代创业者，他认为民营经济是未来国家经济活力的来源，创业者的成功不但会创造财富、增加就业机会、改善大家的生活，从长远来看，这对于国家是一件好事，创业者正是让中国经济升级换代的力量。
毋庸置疑的是，这个时代的主角是勇于实现梦想的年轻人。政府为他们解开了束缚手脚的政策，投资人和创服机构给他们备足了“弹药”，这一代创业者享受到了改革的红利，并为让中国更好而努力奋斗着。
大年三十晚上八点多，张翼风尘仆仆地赶回了老家。父亲倒好了酒，要和儿子喝一杯。这杯酒，他曾为儿子出生喝过，为儿子考上大学喝过。这一次，他要为儿子赶上创业好时代，干杯！ （记者 陈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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