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熙瑞：重新澄清政府作用——新凯恩斯主义思潮的政府职能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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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熙瑞 &
【内容摘要】新凯恩斯主义思潮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提出的理论前提的批判，对市场失灵的再次确认，对政府纠正市场失灵时表现出的优势的强调，为我们重新确立了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而他们对新自由主义分析问题时表现出的片面性的批判，对新自由主义鼓吹"消极自由主义"的揭示，对发展中国家应坚持自己政府职能配置模式的强调，更给我们以深刻启示。这对我们研究我国的政府职能，无疑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新自由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 政府职能 政府作用
新凯恩斯主义思潮泛指80-90年代在西方重新活跃起来的某些倾向：凯恩斯政府干预理论、否定新自由主义放任主张的各种学说。其中，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占有重要位置，如格雷戈里·曼丘、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本·伯南克等人的理论。但从广义上说，发展经济学的许多人，如英国的托尼·基利克等，也应包括在内。甚至还可包括政治学、社会学、管理学以及政府实际部门某些主张政府干预的学者或政治家。
作为新凯恩斯主义思潮的主导性理论流派，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尤应引起我们注意。它诞生于原凯恩斯主义从主流经济学地位跌落下来的背景下。20世纪70年代到80年代初，由于原凯恩斯主义不能很好地解释资本主义社会的滞胀现象并提出有效对策，新自由主义各种思潮兴盛起来。但是，问题就怕走向反面。当把自由放任强调过头的时候，人们出于对原来实行亚当·斯密主张的"守夜警察"政府职能论的反思，更出于对几十年正反两方面各种实践经验的检视，自然会客观地、冷静地对待这一问题。尤其是新自由主义中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旨在排除政府干预的政策主张，实行效果并不理想，自然导致人们对其热情的锐减。于是，不少学者提出，新自由主义理论对政府职能作用的论述，有些虽有一定道理，但走得太远，必须纠正；而他们的政策主张又脱离实际，缺乏实行的基础。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一批中青年学者继承原凯恩斯主义的基本信条，同时又对原凯恩斯主义进行了深刻反省，对新自由主义也进行了一定的吸纳与融合，从而发展出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派。他们敢于反潮流，与新自由主义思潮争辩，完善原凯恩斯主义理论，重新确立了凯恩斯主义在经济学中应有的地位。
新凯恩斯主义思潮在政府职能问题上的贡献有如下几方面：
首先，他们通过对新自由主义提出的种种理论前提的批判，确立了政府干预的理论基础。新自由主义在批评凯恩斯经济学时，虽然正确地提出了凯恩斯理论只注重宏观经济研究而忽视微观经济基础的缺点，但他们进行的微观分析却又往往不切实际，特别是其中的理论假设常常流于理想化，实际是不能实现的东西。例如，新自由主义崇尚市场，是把市场机制与实现帕累托最优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理性的个人，通过充分的自由竞争，最后在市场上就会实现最完美的均衡，每个人的利益都得到了体现，从而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但新凯恩斯主义却认为，必须具有非常的条件，才能有完全竞争和帕累托最优状态。这些条件包括：买方和卖方均无法影响价格；各方都具有充分且可能替代的精确信息；进出市场的完全自由；不存在规模经济；完全均质或标准化的产品；资源的完全流动性；等等。（注：（英）托尼·基利克：《过分的倒退》，杨亚沙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32页。）实际上，这些条件是很难达到或根本不能达到的，因而他们所构想的帕累托最优状态仅是他们一种理想化的构想而已。再比如，新自由主义中的合理预期理论曾强调，个人，作为理性的个人主义者，能够并且愿意收集和处理足够的准确的信息，并为形成理论性决策而行事。因此，他们认定：企业、个人与政府的决策者对经济运行和结构变化知道得一样多，即使在经济结构和潜在经济关系不断发生变化时也是如此。对此新凯恩斯主义认为是不可能的。个人，也包括企业，与政府的信息网络绝不可同日而语。更何况社会处于竞争状态，各方面、各单位都有一种本能的保守信息的倾向。新自由主义的这种假设既然不成立，市场实现自发的均衡就不会是一种正常现象，即使能够实现，那也要经过一个很长的时间过程。而那时，环境与情况可能早又变化了。基于企业、个人与政府间存在巨大信息差额的考虑，为减少社会运行成本，自然就存在政府进行积极宏观管理的很大空间。此外，新凯恩斯主义还批判了新自由主义的政府没有能力进行宏观管理的论断，认为这不符合社会实际。各国政府并不按新自由主义的理论行事，即使新自由主义发祥地的美国亦不例外。例如，80年代后期，美国在充分考虑了财政预算与国际收支逆差之间的密切关系之后，即与七国集团提出重新从凯恩斯的正统学说中寻求解决问题的方法；而英国财政大臣与七国集团的其他财政部长，也都承认了市场实行自由浮动汇率所付出的代价，从而转向汇率管理。（注：（英）托尼·基利克：《过分的倒退》，杨亚沙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13页。）
其次，新凯恩斯主义通过对"市场失灵"的再次确认，为政府干预提供了充分理由。他们的著作中，包含有大量对市场缺陷的批评。英国经济学家曾把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之一的斯蒂格利茨对市场缺陷的分析概括为8个方面，这就是：竞争不灵，垄断势力存在；私人无法（或无法有效地）提供某些不赢利的公共设施、服务和产品；存在外部经济或外部效应，其负效益并未反映在厂商的成本之中，而效益也并未反映在他们的收入之中；不完整市场问题，即使人们愿意支付高于生产成本的费用也有些产品不能生产；信息故障，最明显的趋势是信息生产不足，并对获取信息无法加以规范，也包括可能产生错误信息，如虚假广告等；宏观经济的不均衡，包括通货膨胀和周期性失业；贫困与不平等，完全导致与社会要求不相一致的情况；由于个人并不总是按国家认为最符合其利益的方式行事，因此还须政府促成或生产"好的产品"，如法律要求人们开车系安全带，告诫人们香烟对人体有害，等等。（注：（英）托尼·基利克：《过分的倒退》，杨亚沙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14-15页。）此外，学界其他人对市场缺陷的揭示还包括：由于资金与技术的限制，它不能以最佳的速度扩大生产领域；很难达到规模经济效益；不能充分利用新的发展时机等。分析其原因，则是因为市场主体分散，竞争使相互之间不能很好"合作"。新自由主义认为，当每个人都努力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时，社会利益就会达到最好的结果。新凯恩斯主义则认为正好相反。从理论上说，这里是一个"囚犯博弈"问题。它揭示出，当两个人不合作时，他们选择的结果，不管如何，都是对他们两人最不利的。这最后的结果点也叫"纳什均衡"。实际上，这里揭示的是个人理性与集体理性的矛盾，这正如美国政治学者萨托利指出的："每个人的个人需要加起来会得到谁也不想要的结果"。（注：（美）萨托利：《民主新论》，冯克利，阎克文译，北京：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124页。）因此，新凯恩斯主义者得出的必然结论是：合作行为比个人主义最优行为所选择的结果更好；但合作行为不能自发地实观，从而政府就成了推动和促成合作的最佳力量。
再次，新凯恩斯主义在提出市场缺陷之后，又从正面强调了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方面所具有的各种优势，从而为政府干预指出了保证条件。美国经济学家斯蒂格利茨认为，由于政府与其他经济组织相比具有两大特征--它是一个对全体社会成员都具有约束力的普遍性组织；它拥有其他社会经济组织所不具有的强制力，因而使它在纠正市场失灵时具有4个明显的优势。这就是：第一，政府有征税权，它可利用不同的税种与税率来限制或鼓励某些产品的生产；第二，政府有禁止权，它能直接禁止某些活动，如可通过制定超过边际成本的价格来限制某些需求弹性为零，而厂家又定价极高的产品进入市场；第三，政府有处罚权，市场通过合同只能照规定作出处理，而政府则可实施一系列更严厉的处罚（如对污染等）；第四，政府在纠正市场失灵时，在交易费用上也存在许多优势，包括可以减少组织费用，可以减少公共物品提供过程中的交易成本，可以减少因市场自身造成的信息不完整、不对称等所带来的交易费用，以及因市场中的"逆向选择"所带来的种种问题。（注：参见（美）斯蒂格利茨：《政府为什么干预经济》，郑秉文译，北京：中国物资出版社1998年版，第74-77页。另可参阅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变革世界中的社会秩序》，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第26页。该处归纳了一些政府干预经济学的原理。）实际上也间接地批驳了新自由主义者认为政府干预缺乏能力的论断。
复次，在分析新自由主义认识问题的方法时，新凯恩斯主义者指出了他们的片面性，从而揭示了他们产生失误的原因。新凯恩斯主义者认为，由于缺乏深入细致的分析，长期以来，他们把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谈，这两个问题是：第一，政府在整个经济活动中应占多大比重；第二，政府应采取何种手段进行管理。前者是指管多管少的问题，即政府大小的问题；后者则是怎么管的问题，即管理手段与方法问题。事实上，许多问题是后者范畴，但若把两者混淆，或把后者换成前者，则往往把问题复杂化。当应该从方法上解决问题时，却把它当成不该管的问题丢弃了。事实上，早在60年代，美国管理学大师杜拉克就已提出了这一问题。他在《不连续的时代》一书中说："我们面对的不是'国家的逐渐消亡'。相反，我们需要一个有活力的、强大的和非常活跃的政府。但是，我们面临着选择，选择一个庞大的但软弱无力的政府还是选择把自己局限于决策的指导从而把'实干'让给他人去做的强有力的政府。"（注：（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周敦仁、汤国维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正文第25页。）杜拉克的主张实际上是放弃政府大小的争论，而把问题归结为工作手段与方法。此外，美国的戴维·奥斯本与特德·盖布勒也是这种观点。他们在《改革政府》一书中已鲜明指出，"今天我们问题的根本之处不是政府太大或者政府太小。……我们问题的根本之处在于我们政府的类型错了。我们不需要什么大政府或小政府，我们需要一个更好的政府。说得更加精确一点，我们需要更好的政府治理。"（注：（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周敦仁、汤国维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序第25页。）但新自由主义者把这些问题一古脑都归结到管与不管上去了，并得出了"政府退出"的结论。这显然是不恰当的，也是不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
最后，新凯恩斯主义的另一重要贡献，就是通过对发展程度的分析，明确指出了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政府职能上应有所区别，特别与防止前者教条主义地按后者模式行事。他们正确地指出，新自由主义的哲学基础实际上是一种消极自由理论，即崇尚一种"没有强制"、绝对"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注：（英）托尼·基利克：《过分的倒退》，杨亚沙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24页。）而实际上，在发展中国家，却应是一种积极的自由思想，即应把自由与每个人实现目标的能力及在经济生活中获得某些最低的"基本需求"的可能条件联系起来。弄清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那些低收入的发展中国家，许多人甚至连基本生活必需品也得不到。在这种情况下侈谈自由，实际上无异于贩卖挨饿的自由、失业的自由、叫花子的自由。新自由主义者对自由持消极态度，在政治上与保守主义联姻，因此对收入和财产分配缺乏兴趣。对不同的收入结果，一概以"帕累托有效资源配置"去搪塞。他们这样做，实际上已极大地削弱了将实现帕累托最优作为经济调整目标的重要性，因为它将使贫富差距更趋严重。斯图尔特曾尖锐指出："如果给任何一个被认作是错误的收入分配格局去寻求最大化，一定会导致一个比不用帕累托最优去寻求最大化还要糟糕的结果"。（注：（英）托尼·基利克：《过分的倒退》，杨亚沙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索洛的话更准确地表明了新自由主义在鼓吹"自由"时的真正目的：他们就是要将穷人的收入重新分配与富人。（注：（英）托尼·基利克：《过分的倒退》，杨亚沙译，北京：企业管理出版社1994年版，第25页。）这样的一种自由主义及分配思想，显然是落后的发展中国家所不能接受的。但新自由主义者却一直用这种观点向全世界说教，而许多发展中国家也不辨是非，跟着人家跑，这种现象值得警惕。新凯恩斯主义指出这一点是难能可贵的，它对我们发展中国家，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另外，还应指出的是，西方国家许多政府的实际政策以及他们改革的许多措施，都有新凯恩斯主义的影子，有的甚至就是它的实行与落实。比如，美国现政府中的许多所谓"新民主党人"就有这种倾向。《改革政府》一书中所阐述的思想，就是他们实际行为的理论总结。该书作者开宗明义地宣称："我们对政府充满着信心。我们并没有把政府视作一种不得不忍受的罪恶"。相反，"政府是我们解决共同问题的方式"。"我们相信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文明社会就不能有效地运作"。（注：（美）戴维·奥斯本、特德·盖布勒：《改革政府》，周敦仁、汤国维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年版，前言第4页。）他们在该书第一章中，在主张应把"划桨"任务放弃的同时，更明确地提出，政府必须把"掌舵"的任务担当起来。这些论述，显然与新自由主义强调的政府干预越少越好的观点不是一回事。目前，英国工党中某些代表性人物所鼓吹的走"第三条道路"，与此也有类似之处。（注：见《读书》1998年9月号，韩旭文，转引自《中国改革报》日第8版。）检视西方社会这些实际举措，结合我国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正在转变政府职能的改革，重新研究新凯恩斯主义的政府职能理论，对我们显然有重要的意义。但值得注意的是，我国理论界大量译介了新自由主义的著作，而对新凯恩斯主义的著作却译介得较少，对发展经济学的理论也介绍得不多，表现了有意或无意的忽视。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及其导致的后果，都是值得我们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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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北京行政学院学报》1999年0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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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凯恩斯主义
新凯恩斯主义
首先，新凯恩斯主义文献一直偏向于理论上的发展。许多经济学家对新凯恩斯主义缺乏以经验为根据的著作提出了批评。例如，费尔（R.Fair ）认为，新凯恩斯主义作品已使宏观经济学脱离其经济计量基础，并建议新凯恩斯主义者要“准备考虑汇合他们的各种理念的可能性以提出可检验的结构性宏观经济计量模型”。莱德勒
（http://www.wendangku.net/doc/d4b14e.html idler ）也有力地论证要恢复经验证据作为宏观经济学的研究重点。为作出回答，鲍尔、曼奎、罗默1988年发表的《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和产出量—通货膨胀交替关系》这篇有影响的论文利用全国性资料检验了菜单成本模型。“为何价格是粘性的？”布林德的研究利用从访谈中收集的资料区别了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者认为是程式化论据的价格粘性的各种不同解释。初步答案对以协调失效、成本加成定价和不成文合同为特色的凯恩斯主义解释给予支持。布哈斯卡（V.Bhaskar ）等所发表的论文利用在英国80年代期间收集的资料进一步证实：大多数厂商在经济繁荣时并不倾向于提高价格，或在经济衰退时，不轻易降低价格，而是通过工作时间、轮班劳动、存货或雇客定量配给的变动来作出数量调整反应，这些反应是压倒趋势的重要性
第二，新凯恩斯主义提出了往往不相联系的许多第一流理论。为了要产生可检验的新凯恩斯主义模型，这就使得这些理念协同汇合更加困难。新凯恩斯主义者自己也认识到这个问题。例如， 布兰查德 （ O.Blanchard ）反省道：“我们用很少有趣的效果造出太多的怪物。” 创立具有“准宗教”信仰的微观基础的各种理论“迷人盛装”的魅力已成为病害。
第三，关于菜单成本。批评者怀疑对价格调整的小额成本会有可能说明产量和就业的重大缩减。卡普林
（A.S.Caplin ）、斯普尔伯（D. F.Spulber）也对菜单成本答案表示怀疑，他们证明，虽然菜单成本对单个厂商可能是重要的，但是这种影响在总量方面会消失。为回答这些批评，新凯恩斯主义者争辩说，实际粘性一体化扩大了具有对产量和就业影响的名义粘性的范围。体现改变价格的小额成本模型的弱点是，模型形成多重均衡。罗坦伯格（J.J.Rotemberg ）认为， “如果许多事情发生，那么各种模型就更难以抛弃”，而“当存在多重均衡时，这就不可能识别经济对任何特定的政府政策将有如何反应。”
第四，关于从微观基础导出粘性所提出的问题。托宾否认凯恩斯主义宏观经济学“坚持或要求”名义的和价格的刚性。在托宾看来，工资和价格灵活性很可能会使经济衰退恶化，而且他支持凯恩斯的这种观点：名义工资粘性在面临总需求冲击时将起稳定的影响。托宾还提醒新凯恩斯主义者注意：凯恩斯对于以工人关心工资相对性为基础的名义工资粘性进行了“理论上无瑕疵的”和“经验上现实主义的”解释。既然名义工资减少将被每一群体工人看成相对实际工资降低（因工人们在分散制度下无法保证知道其他群体工人正接受的工资减低的情况），这就将被有理性的工人们抵抗。
第五，关于理性预期假说被许多新凯恩斯主义者的认可问题。费尔普斯认为理性预期假说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布林德指明：经验证据在其有利方面是：“最好也不过无力，最坏也不过指责。”不管怎样，不到有人提出更好的观念，这个批评思路将导致宏观经济学中理性预期假说的放弃似乎是不可能的。
第六，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一致的问题，涉及由“旧”IS—LM 模型的“新”学派继续接受，作为理解总需求决定因素的最好方法。 金（R.G .King ）证明，IS —LM 模型“是90年代宏观经济学可行的分析工具，”金鉴定的基本问题是，为了要利用IS —LM 模型作为分析工具，经济学家们必须忽视预期，但是“我们现在知道，这种简单化就排除了总需求的主要决定因素。”金向宏观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提出这样的意见：他们忽视新凯恩斯主义广告，因为新产品象原先的产品一样，不是健全的，尽管是新的包装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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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之三 新凯恩斯主义 (New—Keynesianism, NK )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New—Keynesian Economics, NKE ) 主要内容安排: 主要内容安排:新凯恩斯主义...12--新凯恩斯主义模型_经济/市场_经管营销_专业资料。第十二章 新凯恩斯主义模型 ? 面对新古典经济学的责难和挑战,一批仍然 信奉凯恩斯主义基本思路的西方学者也随着...新凯恩斯主义理论 一、新凯恩斯主义学派的劳动市场论凯恩斯主义理论有个特点和致命弱点: 考察工资粘性和失业等问题时几乎不 讨论劳动市场。 这就使得凯恩斯主义宏观...本文试图论述凯 恩斯主义对传统经济学的重大突破及其贡献, 并指出了凯恩斯主义自身的理论缺 陷, 阐述了新凯恩斯主义的理论前提及其特征,最后分析了新凯恩斯主义经济政...新凯恩斯主义是汲取 凯恩斯主义与其对立学派的争斗中的经验教训而形成的,并在与 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斗争中不断发展,是凯恩斯主义的复兴。 二、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新凯恩斯主义_经济/市场_经管营销_专业资料。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之三 新凯恩斯主义 (New—Keynesianism, NK )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New—Keynesian Economics, NKE...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_经济/市场_经管营销_专业资料。第三十二章 新古典主义和新凯恩斯主义 ? 第一节 新古典主义的主要理论 ? 第二节 新古典主义的政策含义...凯恩斯主义_新凯恩斯主义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_经济学_高等教育_教育专区。释 为某 种特 殊 的物 理存在是 量子 真空的别名量子涨 落而 产生的。 , 因为 这实...第三节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价格 粘性理论 ? 工资-价格粘性问题是新凯恩斯主义经济 学非市场出清模型的核心问题。 ? 新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用粘性(Sticky)概 念...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理论《新凯恩斯主义菲利普斯曲线理论述评》 (王军,商业时代,2010 年第 33 期) 菲利普斯曲线描述的是通货膨胀与实际经济活动如失业率或其他...& 公司报告库
中国经济政策告别欧美新凯恩斯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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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中国决策层和技术官僚，在2015年人口红利关闭之年前后，总算明悟出来了：靠刺激需求提振经济路子不靠谱，已经走到头，得靠改革释放微观活力，美其名曰：供应端结构改革。
“供给侧结构改革”政策落地
中财办：高成本?供给测最致命硬伤
陶冬：中国宏观政策正在遭遇罕见的尴尬
陶冬：或有第四次“供应端突破”
卡特彼勒：对中国挖掘机市场彻底绝望
今年前十月中国在日消费合计645亿人民币
习近平：中国开放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地方非税收入10月暴增
房贷首付估计还要降低
黑石总裁：美国制造业已经陷入衰退
旁白：“供给端结构改革”这词，现在算是火了，这边中财办刚刚开完会，18日晚上国务院就出政策了：
“供给侧结构改革”政策落地
继上周国常会部署加快消费升级的政策后，18日召开的国常会再次部署加快企业技术升级改造，推动产业迈向中高端。会议确定，聚焦《中国制造2025》重点领域，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按照有保有压的原则，以市场为导向，以提高质量效益为目标，启动实施一批重大技改升级工程，支持轻工、纺织、钢铁、建材等传统行业有市场的企业提高设计、工艺、装备、能效等水平，有效降低成本，扶持创新型企业和新兴产业成长。为此，国务院出台了三个方面措施：一是，发布工业企业技改升级指导目录，编制年度重点技改升级项目导向计划，引导社会资金等要素投向；二是，简化前期手续，推动并联审批，加快项目落地。第三个是财税金融支持措施，这是一个“组合大礼包”。具体内容包括，创新中央财政技改资金使用方式，提高资金使用效率，鼓励地方财政加大对技改升级的支持；完善金融服务，健全融资担保、风险补偿等激励机制，鼓励银行开展贷款重组，加大技改升级信贷投放，支持企业扩大直接融资；鼓励采用众创众包众筹众扶等融资聚智，突破技改升级难题。
旁白：这其实就是针对制造业企业搞技改的优惠刺激政策而已，但这不是?一的政策，后面是一系列的政策套餐组合，至于这组合会有多大，看看下面：
中财办：高成本是供给测最致命硬伤
在供给侧改革成为五中全会以来经济学界的讨论热词时，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杨伟民在18日又给出了最权威解读：作为中央“十三五”规划建议的灵魂，本质上体现的也就是供给侧的结构性改革问题。杨伟民称，推动经济结构改革要打好四个“歼灭战”，即化解过剩产能、降低实体经济企业成本、化解房地产库存促进房地产持续发展、防范和化解金融风险等。他说，高成本是供给侧的最致命硬伤。谈到中国当前的供给体系和结构，杨伟民称他个人认为之至少有六方面问题，从而带来了目前经济下滑、投资减速、价格下跌和效益下滑等情况。第一，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具有外向型的特点。但现在外需减少了，有些产业产能过剩了。第二，过去国内主要是面向低收入群体为主的供给体系，没有及时跟上国内中等收入群体迅速扩大而变化了的消费结构。第三，过去供给体系能适应排浪式消费，但满足多样化、个性化消费的能力相对比较差。第四，有些产业的产能已经达到了物理性的峰值。也就是说，价格再怎么降，产品也很难卖得出去;再怎么扩大投资，需求?很难消化现有的产能。同时有些产业，达到了资源环境约束的承载能力峰值。也就是说，如果以全球消费量为我们自己的产能峰值的话，我们就不得不忍受更加严重的雾霾。第五，我国的供给体系，总体上呈现一种中低端产品过剩，高端产品供给不足的状况。传统产业产能过剩，同时存在着结构性的有效供给不足。第六，企业生产经营成本提高过快。“有些方面的成本，不仅高于其他中等收入国家，甚至高于高收入国家了，表现出某种叫‘未富先贵’的现象，国民收入还是中等收入的，但生产经营成本却达到了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杨伟民说，“这样的结果是，一?面产能过剩，产品不好卖，另一方面成本进一步提高，企业两头受压，削弱了企业特别是实体经济企业的盈利能力，所以说高成本是供给侧最致命的硬伤”。
旁白：其实说穿了，这就是产业升级，但如果仅仅从这个角度理解中财办的“供给端改革”似乎又不够。各投行报告中，对此解读最普罗的，是瑞信的陶冬。对应供给端改革政策的，应该是需求刺激啊，陶冬说，需求刺激政策走到头了：
陶冬：中国宏观政策正在遭遇罕见的尴尬
无论是央行还是发改委，在反周期政策上做得很努力，但是效果却不彰。?济刺激措施连续出台，但好像是政府在唱独角戏，几乎得不到民间资本的响应。2010年那种政府四万亿刺激措施登高一呼，民营投资揭竿而起的情形根本见不到。刺激措施的乘数效应每况愈下，颇有强弩之末的感觉。政策搭配上也有意思。明明说是“积极的财政政策”，财政政策却超稳健；明明说是“稳健的货币政策”，货币政策却超积极。然而这些依然无法让好的企业愿意贷款，无法让银行放心借贷。近十几年，中国的宏观调控政策基本上清一色针对需求端的，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来作逆周期调节，其中2005-07年的货币政策收缩、年的四万亿和断?续续的房地产调整为其代表作。无可否认，需求端政策在调整消费、投资甚至出口上，为纾缓中国经济的周期性波动做出了贡献，更曾在全球金融海啸时起到过中流砥柱的作用。但是，以凯恩斯经济理论为基础的需求端经济政策，以协调经济的总量为主，鲜有在经济结构、经济制度、生产力上发力的。逆周期政策虽然一时间垫高了需求，维持住较高的增长速度，不过久而久之也催生出经济的失衡、错位。
旁白：传统的凯恩斯经济学不灵了，大家马上回家翻阅经济学教科书和经济学史，看看有什么其他招数，有了！供给学派！上个世纪八十年代里根经济学的调调儿，我们可以拿来用嘛。这么高大上啊，为何不用？对此，陶冬说话较为朴实：
陶冬：或有第四次“供应端突破”
中国经济走到今天的辉煌，三次供应端政策突破功不可没。第一次是邓小平的改革开放，从制度上突破了旧的计划经济的经营模式，释放出巨大的制度红利，提高了生产力。第二次是九十年代初开始的经济特区政策，与当时的全球化生产趋势接轨，令中国制造业出现跳跃式的发展，中国一举成为世界加工厂。第三次是中国加入WTO，一方面中国产品涌入世界各个市场，另一方面打通了内部市场的经络，经济再次腾飞。这三次供给端的思想革命，带来的是生产力的大幅提高，带来的是经济结构的迅速改变，带来的是新的生产力，需求自然产生。尤其值得称道的是，每一次改变都是政策激发民间资本的投资积极性，而非政府自己充当投资主体，越俎代庖地替代民间去做投资。笔者认为，中国需求端的宏观调控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不是财政政策、货币政策没有进一步的空间扩张，而是这些政策对结构性改革、推动创新创业、提高生产力、引导新需求，根本就是缘木求鱼。今天中国需要的，不是更多的政府投资项目，而是民间迸发出创造性和投资激情。不是无条件维持现有的产能和产业布局，而是清除过剩产能，诱导新的消费需求，由此带动新的投资热情。不是继续国进民退，而是打破国企垄断，打破银行垄断，多成就一些今天IT企业那样的繁荣。今天中国民营资本也不是完全没有投资意欲，只是制造业多数变得无利可图，而高端服务业又多被国企所垄断，融资困难，监管／准入严厉，税负沉重。如果政府能够在制度上、准入上放开，在税率上、资金成本上为企业降低成本，只要企业可以赚到钱，民间投资自然会出现。笔者相信，中国经济要想走出目前的结构性困境，唯有求救于供应端经济学，从制度突破、国企改革、减税、活化小微企业、创造具有人气的新型消费产品入手，从打破垄断、消化过剩产能、控制财政赤字入手。要中国经济“芝麻开门”，口诀是“供给端突破”。
旁白：经济学家、分析师和政策研究人员，其实都是一类人，都有共同特点，就是喜欢玩新名词搞新概念。市场分析师不搞噱
头赚不到高薪，至于政策谋士，如果不搞新概念，就不容易麻痹
对手推动政策落地。其实这些说穿了，就是制度改革，对外开放嘛，“李克强经济学”的八个大字：简政放权，减税让利。再不这样，不行了，你看看下面：
卡特彼勒：对中国挖掘机市场彻底绝望
卡特彼勒是美国工业的代表之一，也是全球经济的一个风向标。但现在卡特彼勒正处于极端困难时刻，预计2016年销售下降5%，从而出现前所未有的连续4年销量下降，步IBM的后尘。现在卡特彼勒对中国这个曾经欣欣向荣的市场彻底不抱希望，包括今年、明年甚至未来数年，同时也看淡整个行业的前景。这不单单是卡特彼勒的问题，而是整个行业都受到中国经济放缓的冲击，卡特彼勒集团总裁Tom Pellette在接受《金融时报》采访时如是称。Pellette提到中国市场一些很吓人的行业数据：2015年全行业10-90吨液压挖掘机销量可能在2.3万台左右，而在2010年中国市场最火热的时候，销量高出5倍，达到11.2万台。2011年3月，全行业一个月就售出了2.7万台！比2015年全年还多。那个黄金时代是金融危机之后中国四万亿刺激带来的。“这显示我们距离峰值已经有多远，”Pellette表示。9月24日，卡特彼勒已经宣布准备迎接寒冬到来，计划裁员超过1万人，“整合和关厂将持续到2018年。”卡特彼勒被证明一直是中国经济放缓的领先指标。就在中国经济增长依然闪耀全球的时候，卡特彼勒在中国的销售就已经开始下降了。不过，尽管卡特彼勒自己预测销售下滑，Pellette?然对明年的全球市场表现出了应有的乐观情绪。他说：“我的预期是，在中国以及全球，市场环境将会比2015年的情况好一些。就中国而言，我们预计市场将会回暖，但我们并不指望回到年的水平。”
旁白：挖掘机在中国市场2011年一个月销量居然是2015全年的销量！需求刺激？如何刺激？怎么刺激也不会有效的。这点，大家都明白了，再搞货币财政刺激，没意义。需求有没有？有，谁需要你来刺激！你看看下面：
今年前十月中国在日消费合计645亿人民币
今年10月访日中国游客人数达到创纪?的44.56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一倍，今年前10个月访日中国游客总数达430万，成为日本最大客源国。日本观光厅此前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游客人均消费近29万日元(约合1.5万元人民币)。按此计算，今年前10个月中国游客为日本经济贡献约1.247万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45亿元)。
旁白：这么多钱怎么跑到日本去烧？中国没好东西，此其一，其二，是中国税负太高，大家都到外国消费去了。有人出馊主意要封杀外出消费，给李中堂吓一跳：谁猪脑子想出这一计？需求这么旺，你好好出政策鼓励中国企业生产流通，比什么都强，这恰恰是经济新增长点啊?哦，阉了天下男人，你个太监就能打炮生儿子了？幸好老大没那么糊涂：
习近平：中国开放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11月18日，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马尼拉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发表主旨演讲，习近平指出中国经济仍然面临复杂的内外环境和较大的下行压力。正经历着改革阵痛，机遇前所未有，挑战也前所未有。但长期发展向好的基本面没有变，经济韧性好、潜力足、回旋余地大的基本特征没有变，经济持续增长的良好支撑基础和条件没有变，经济结构调整优化的前进态势没有变。习近平重申，中国利用外资的政策不会变，对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不会变，为各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提供更好服务的方向不会变。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
旁白：基本上，是过去针对外商的优惠政策是没有了，地方官员为完成投资额度任务围着外国大老板团团转的时代过去了。但关大门这类蠢事，中国是不会干的。欧美商会现在没事也抱怨中国政府对外招商不那么热心了云云，听着貌似失宠于父母的孩子躲在墙角的哭泣……。但他们应该知足吧，经济下滑，财政形势紧张，地方政府敢找中国企业刮油，可不敢拿洋大人咋地，你看看下面：
地方非税收入10月暴增
财政部最新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同比增长8.7%，虽然和9月份相比略有下滑，但总体还说得过去。这其中，非税收入的强劲增长“帮了大忙”，其增幅高达63.6%。对于非税收入的爆发式增长，财政部的解释为“主要是部分中央企业上缴利润增加较多”，但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对《华夏时报》记者分析认为，央企上缴利润增加可能是其中的一个原因，但主要原因，应该还是在经济增速下滑导致税收收入下降的背景下，各个地方都加强了对非税收入的征收。记者梳理发现，自三季度以来，很多地方确实开展了强化非税收入征管的专项活动。施正文认为，这种活动虽然能暂时弥补财政收支的缺口，但却对国家的逆周期宏观调控造成了干扰，并非长久之计。
旁白：这是财税潜规则：地方财政一旦吃紧，就直接到企业要钱，要将税负提前预征。外企，尤其是大型外企，地方政府是不敢欺负的，央企也不敢，只能找地方企业要钱，尤其是民企。你搞供给端改革？这成本能不高吗？如何改下去？其实都是地产下滑惹的祸，地方政府土地财政不再，也只能这么干啦：
房贷首付估计还要降低
据第一财经日报11月19日消息，专家分析，新一轮房地产救市措施将出台，政策将重点关注高库存的三四线城市，包括增加住房需求、进一步降低购房门槛和降低房企融资难度等方面。如何增强三四线城市的吸引力？这里面加快户籍改革是拉动住房消费的一个重要方面，未来在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的总方针下，购房落户政策将在更多城市得到演绎和深化。中原地产首席分析师张大伟称，在信贷政策方面，继续宽松仍有必要。从2014年11月末开始的本轮降息通道看，6次降息购房按照基准利率计算，百万20年利息减少幅度高达22.57万。之前非限购城市的首付降低到25%，未来?有望继续调整降低。
旁白：鬼城住宅，你就是搞零首付，也无法清理库存的。政策不停刺激地产消费，这也是给形势逼的，然并卵……。因为你让北上广的青年人回老家城镇创新创业，相应的法律金融乃至财政资源能否跟上？别说那么多高大上政策，就是一个农村宅基地自由流转政策，都“试点”多少年，你还如何指望三四线中小城镇有活力？中国很多地方法治不彰，产权保护力度欠缺，北上广一线城市，好歹还有王法，而一些小地方压根就没王法，你辛苦一辈子的成果，就可能被当地豪强一句话吞没了，谁敢回去创业？“供应端结构改革”，只会发生在产权明晰并得到保护的地区，那些人口外流最严重的区域，恰恰就是法治不昌私权不彰区域。而这又恰恰是“供给端结构改革”搞不定的领域。当然，中国决策层还知道搞“供应端改革”，美国貌似压根没关注这个，你看看下面：
黑石总裁：美国制造业已经陷入衰退
黑石总裁Tony James周三在美国银行“银行金融服务”纽约会议上表示，美国制造业已陷入衰退，对美国经济“愈发悲观”，并预测其将在2017年陷入衰退。彭博新闻社援引James发言称，“美国大部分工业产业，不包括飞机和汽车公司，已经陷入衰退。”美国供应管理协会（ISM）本月数据显示制造业指数连续第四个月下跌。美国10月制造业指数50.1，低于9月的50.2，创2013年5月以来新低。其中就业指数跌至47.6，自4月以来首次跌破50，创2009年8月以来新低。制造业指数继八月以来连创新低，显示美国制造业扩张继续放缓，目前已接近于零扩张。华尔街见闻此前报道，包括机构分析在内的多项数据显示，美国制造业已陷入衰退。比如加拿大券商TD Securities分析认为，美国制造业前景黯淡，已经陷入衰退。其报告指出，去年以来，对美国经济极为重要的制造业一直在竭力抵御全球能源价格大跌的负面影响、美元走强对美国出口活动的拖累、全球需求疲弱的影响。
每日综述：以美欧日多年QE为代表的需求刺激政策，注定要被写进历史，因为这是新凯恩斯主义影响力达到巅峰的标志。中国决策层和技术官僚，没那么傻，在2015年人口红利关闭之年前后，总算明悟出来了：靠刺激需求提振经济路子不靠谱，已经走到头，得靠改革释放微观活力，美其名曰：供应端结构改革。但病来如山倒，病去如抽丝，这事真要改革，其实是痛苦且相当长的时间，就看决策层和中国社会能不能承受改革阵痛。不过从大趋势上看，中国经济政策已经和欧美日主要经济体新凯恩斯主义分道扬镳了。这是一个好的，或者，一个伟大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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