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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记大过，对于转正提升底薪有没有影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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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康调查-南方周末
在许多打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他们生产着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 他们喜欢这个数字。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我认识两群年轻人。　　一群是与我一样的大学生，他们生活在象牙塔，与图书馆、湖光山色相伴。另一群工作在钢铁机器，巨大货柜，有无数繁杂精密生产环节的厂区里。这群 人总是把他们的上级叫做“老板”，互相之间哪怕不熟也要大声用粗口唤作“屌毛”。　　在富士康潜伏28天后，我走了出来。我一直试图把这两幅图景联系起来。可是很难。只是这两个地方生活着的人们确乎有着相同的年纪，相同的青春 梦。　　我的潜伏，起因于南方周末对富士康“六连跳”系列自杀原因的调查。编辑部很快发现，南方周末的记者们均因年龄较大无法进入只要20岁上下年轻人 的富士康工厂。相较而言，不到23岁的我，很轻松就被招入了富士康。　　28天的打工潜伏，使我受到了强烈的震撼。这并非因为明白了他们究竟为何而死，而是知悉了他们如何活着。=700) window.open('/newsimg/1.jpg');" onload="if(this.offsetWidth>'700')this.width='7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这些富士康员工每天坐着穿梭巴士 上下班，往来于固定的车间和宿舍，却不清楚未来的方向。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700) window.open('/newsimg/71.jpg');" onload="if(this.offsetWidth>'700')this.width='7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这些拿着低工资，永远发不了财的 工人热衷于买彩票、买马，以此寄托希望。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一】　　他们活得最阔绰的一天是每月的10号，发工资的日子。这一天，自动提款机与特色餐厅里都会排起长队，以至于提款机也会时常被提空。工资由当地最 低底薪900元加上每月不定的加班费组成。　　每个员工都会签一份“自愿加班切结书”，随后你的加班时间便不再受法律规定的每月上限36小时的约束。但这并不是什么“坏事”，相反，在许多打 工仔看来，加班多的厂才是“好厂”，因为“不加班，根本挣不到钱”。对急欲赚钱的打工者们，加班更像是“会呼吸的痛”：如果不加，没有钱的日子让他们“窒 息”；如果加班，日夜劳累的工作只会让身体加倍“疼痛”，迅速老去。更多时候他们坚定地选择后者，甚至这种选择的权利，也不是轻易可以获得的。只有老大 “信任”，关系好，或是身处关键岗位，才常加得到班。　　所以，“五一”假期对一些人来说成了忧虑，因为花钱不挣钱的日子“很难熬”。这一天，打工仔们顾不上是什么节，更重要的是加班费；实在不行，睡 个懒觉更实在。　　新开的手机店门口，销售员洋气地向围观的员工们展示着iPhone，所有人都紧紧盯着他每一个“酷炫”的操作，像看着什么新奇。可事实上，富士 康生产着包括iPhone、iPad在内的几乎所有知名品牌数码产品的配件，那“新奇”的机器每个部件都来自这些工人们之手，只是他们从未想过拥有最终的 成品。现在，这些成品就以略高于他们一个月工资的“惊爆价2198元”出现在眼前。这是一笔昂贵的购置，所以他们只讨论着怎样花几百元去买山寨手机。　　在与他们聊天的很多时候，我无言以对，我觉得自己幸福得太过分。他们居然羡慕那些受工伤可以休假的人，一面聊着笑话一面说自己的工作岗位如何有 毒。他们讨论自己的同事们跳楼自杀时，往往有着出人意料的淡定或者不屑，甚至语出戏谑，似乎每个人都是局外人。　　我愿意把他们看成一群乐观与坚忍的人，也希望他们真的是与此无关。不过这愿望怎样想来，都免不了是一种心酸。我甚至想象自己有改变这一切的力 量，可是就像王克柱在上夜班的时候说“真希望有人可以踹他一脚来交换5分钟的休息时间”一样，很天真，更没可能。　　【二】　　你要问打工仔们的梦想是什么，答案如出一辙，做生意，赚钱、发财，其它一切在这之后都会到来。在工厂的仓库里，他们幽默地把拉货的油压车称作 “宝马”。他们倒是想拥有真正的宝马，或者至少是“宝马”式的财富。　　他们时而幻想，又不断地亲自撕裂自己的幻想，像一个痛苦的画者，无奈地不断撕毁自己难以成形的手稿，“这样干下去，一辈子也别想”。他们生产着 世界上最顶尖的电子产品，却以最慢的速度进行着自己的财富积累。办公系统的公用账户密码被设成以“888”结尾，像很多生意人一样，他们喜欢这个数字，甚 至笃信这个谐音。但是他们中或许鲜有人知道，是自己的双手保住了国家的“8”，而他们每天去加班，去买彩票，甚至去买马，却难以找到属于自己的“8”。　　工作最卖命的王克柱总抱怨工资太低，想去外面报名学点东西却又“听都听不懂”，还是放弃了。他说知识太少，就只能干最初等的活，这是注定的。他 有时候说头很痛，有时候又瞬间精神焕发。拉货的时候他总向前飞跑，仿佛那两板24箱货物根本没有多重。每天他都会爬上两三米高的货箱去盘点账目，也会钻到 夹缝里去检查标识单。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卖命，他并不回答，直到某一天上午我看到他停在柱子面前，突然喊出一声：“救命！”他大约也不知道刚才自己说了什 么，我却听到一群真实的灵魂。他们习惯了用最大努力去改变，直到努力演变为挣扎，也没有把握自己是否有那力量破开生活的大茧。　　厂区里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除开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起来的序号，便几乎再没什么特质。厂房里的机器，仓库里的货箱，乃至流水线上着 齐整工衣的工人们，也都是如此。有一天早晨，我在上班的路上看见厂房的窗户里探出两张脸，一动不动，一直望着路上的人流。太远，看不到表情，也听不见声 音，那窗里仅是两个黑点。可站在他们的位置，这路上无疑也是一大群移动的黑点，无比巨大的白色厂房背景下，他们渺小而一致。　　【三】　　这个工厂的工人们用双手支配着世界上最尖端的电子产品的组装生产，不断刷新着令人激动的贸易纪录，连续7年内地出口额排名第一。但是似乎在他们 操纵机器的同时，机器也操纵了他们：零部件在流水线上的一个个环节中流过，加工成型；他们单一而纯粹的青春，也在机器的特有节奏中消磨。　　凌晨四点，我上完厕所侧耳贴在车间走廊的墙壁上，听到机器的隆隆声从四面传来，频率稳定不息，那是这个工厂的心跳。工人们每天就在这种固有频率 的支配下工作、走路、吃饭，我此刻明白了为什么我在没有人催促的情况下会在工厂的路上走得那么快，会在食堂里吃得那么急，虽然并不舒服。你就像每个零部件 一样，进入了这条流水线，顺从于那节奏，隶属于那凌晨四点的心跳，无法逃逸。　　当深圳，这个曾经的边陲小镇一跃而成为珠三角东岸最繁华的都市之一，在高楼大厦鳞次栉比的背后，我遇到的却是一群迷惘焦虑的年轻人。《时代》杂 志在2009年把中国工人作为了年度封面人物，这本杂志说，中国工人以“坚毅的目光，照亮了人类的未来”，然而所谓“坚毅”，却是忍耐机器异化、资本侵蚀 所必需的品质。这样的“坚毅”，还是他们可承受之重吗？当电脑、手机、汽车，每一样商品都成了资本的产物，汗水、青春，乃至生命，每一样代价也被资本消耗 殆尽。　　这个容纳四十多万人的巨型工厂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它提供食宿，规模达到一个中等城镇，流水作业，井井有条。与同类相较之下，这里 的设备齐全而优越，待遇标准而规范。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人蜂拥而至，只为找一个自己的位置，找一个也许他永远无法实现的梦想。　　这实非一个工厂的内幕，这是一代工人的命运。0
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即使像自杀员工卢新这样多才艺的 “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编者按：全球最大代工厂富士康的员工在不到半年内，已发生“八连跳”系列自杀。在“六连跳”时，南方周末的实习生刘志毅以打工者身份潜伏进富士康28天， 南方周末记者又正面接触大量富士康员工，多次访问富士康高层……但这篇报道所揭示的，并非是人们想象中的“血汗工厂”的自杀内幕，而是中国部分地方产业工人的真实生存状态。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富士康工人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 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 &这些富士康工人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即使像自杀员工卢新这样多才艺的 “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 &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 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富士康员工李祥庆说。南方周末实习生 刘志毅 南方周末记者 杨继斌 发自深圳=700) window.open('/newsimg/4.jpg');" onload="if(this.offsetWidth>'700')this.width='7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富士康生产流水线上的工人们 南方周末记者 王轶庶/图 难以用统计解释的“八连跳”&心理学家称，富士康“八连跳”的自杀率仍低于全国平均自杀率。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卢新从富士康龙华区VIP招待所6楼跳下，是在5月6日凌晨4点30分。这是富士康深圳厂区三个多月内发生的第七起跳楼。在“被追杀”的恐惧里挣扎了三天后，这名外向乐观的富士康2009级新干班工人，甚至来不及等待正从湖南赶往深圳的母亲和弟弟。所有认识他的人都说他乐观、多才艺，2008年，他曾参加过湖南卫视的“快乐男声”。“被追杀”的幻觉产生于五一期间。即使是和卢新关系最好的校友兼同事曾红领，也不知道幻觉背后的深层心理动因。5月9日上午，卢新的遗体在龙华殡仪馆火化。他残疾的父亲——为了供卢新上大学，2006年父亲在煤矿打工时腿被砸断——并未到场。没有人知道是什么原因掀动了这系列自杀的多米诺骨牌。“但这肯定不会是最后一个。”5月10日中午，富士康集团媒体办公室主任刘坤说。才过一天，刘坤即一语成谶。5月11日19点左右，富士康龙华园区的一线工人，24岁的河南许昌姑娘祝晨明，从租住在工厂附近的9楼跳下身亡。在此之前，其父母已陪在了她的身边。据富士康通报称，4月30日该女工已向工厂请了假，其自杀可能与情感纠纷有关。“生活中最不相同，甚至最矛盾的事件同样成为了自杀的借口。”自杀学研究的创始人涂尔干在一百年前说，“任何事件，都不是自杀的特定原因。”尽管他们的自杀有各自的直接原因（具体因牵涉死者隐私，本文不予交代），但所有死者却有一个共同的身份：新生代打工者。他们人群构成，主要是指80 后、90后。资料显示，这批人目前在农民工外出打工的1.5亿人里面占到60％，大约1个亿。刘坤提供的数据是，目前富士康的基层员工中，80、90后打工者，已经超过了85％。死亡掠过的富士康园区，生活仍在精确地继续着。在距离卢新跳楼处不远的大道上，人一样高的车轮轰然碾过。银行、咖啡馆、食堂、商店对大雨中匆匆而过的青年们张着大门。在生产电脑主板的车间里，白色工作帽下一双双眼睛秀丽明澈，他们像往日一样快速在主板上插进电阻、线圈。等到17点30分下班，刷卡机依例给每个人一个纽扣大小的笑脸标记。在过去的22年里，富士康在台商郭台铭的领导下，以惊人的速度成长为世界工业史上最庞大的工厂，目前在中国各城市共有80余万员工。因其独特的生产模式，2009年年底，仅富士康龙华园区，这块深圳北部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土地，已聚居30余万人，其人口规模已相当于中国一个中小县城，如城中之城。这个工业社区已很难用单纯的“工厂”来定义，因此，富士康科技集团中国总部行政经理李金明，亦被外媒称为“郭台铭紫禁城里的市长”。卢新死后第二日，包括清华大学心理学系副主任樊富民教授、北京大学医学部精神研究所前所长吕秋云教授等国内多名心理学专家空降深圳，会诊富士康。李金明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国内顶级心理学专家此行，是集团董事长郭台铭的安排。在专家的分析里，卢新以及稍早的、同样跳楼身亡的他的湘潭大学校友刘志军和其他四名死者（“八连跳”中田玉和饶淑琴重伤），跳进了一个统计数据里。他们称，由于时间仓促，自杀的原因还无数明确断定，“但可以肯定的是，富士康员工的自杀率，是远远低于全国的自杀率的。”2008年，中国自杀率大约是每 10万人中有12名自杀者，而富士康的自杀率是每10万人大约有2名自杀者。但一个年轻生命的非正常消逝，仍难以用冰冷的统计来概括和解释。南方周末记者的调查发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在龙华街道富士康维稳综治办公室门口，每天都有数以千计的打工者排队应征，通过集合、形体查验、填表、照相、考试、身份证查验、体检、分发八个程序后，即可成为富士康员工。高密度的自杀事件，并没有阻止更多青年的涌入。在“六连跳”后的4月13日，便有超过3500人进入。即使排上七小时的队伍等候招工，他们中也仍有不少人谈笑风生，满眼期待。而那八名自杀者中的多数，想必当年也曾以这样的方式，进入了富士康。■链接■2010年上半年的富士康员工“八连跳”系列自杀事件：●日，龙华厂区女工祝晨明从9楼出租屋跳楼身亡，24岁。●日，龙华厂区男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身亡，24岁。●日，观澜樟阁村，富士康男员工身亡，22岁。●日，观澜厂区外宿舍，宁姓女员工坠楼身亡，18岁。●日，观澜C8栋宿舍女工饶淑琴坠楼，仍在医院治疗，18岁。●日，龙华厂区，一男性员工从宿舍楼上坠下，当场死亡，23岁。●日，富士康龙华园区，新进女员工田玉从3楼宿舍跳下，跌落在一楼受伤。●日，凌晨4时许，富士康19岁员工马向前死亡。警方调查，马向前系“生前高坠死亡”。■2010年前的富士康员工死亡事件不完全统计：○日 23岁员工郑鑫崧在游泳池溺水身亡○日 25岁员工孙丹勇跳楼自杀○日 28岁员工李某猝死在出租屋内○日 21岁的刘兵辞工两小时后突然死亡○日 一名侯姓女工在厕所上吊自杀&碎片一样活着&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几个同学和校友之中。&卢新自杀的那个凌晨4点30分，李祥庆正和同事在富士康龙华园区2公里外的H3成品仓库度过夜班最难熬的一个小时。这个时候，他们通常坐在椅子上，双手不时使劲地“干洗”着脸，盯着前方一动不动。李祥庆是4月12日进入富士康工作的。这是他第二次来富士康。2008年4月，他第一次进入富士康打工。2009年7月，觉得“在一个地方呆久了没意思”，出来了。大约20天后，湘潭大学机电专业的应届生卢新进入富士康工作。卢新的大学班主任汪洋回忆，毕业前，卢新也去考过公务员，没考上。后来找到了富士康的工作，他还认为这是上天眷顾他的幸运事。从学历和阅历上看，卢新和李祥庆互为镜像。前者大学本科，后者中专毕业，前者已经自杀，后者常常念叨自杀。但他们互不认识。即使认识，也应该会粗口互称对方为“屌毛”。在厂房以及宿舍里，“屌毛”是除了第一人称外的全部人称代词。“屌毛”和“屌毛”之间很少有友谊。甚至，在马向前死后（死于2010 年1月23日凌晨，警方认定死因为猝死），他宿舍的几个舍友，甚至不知道他的名字。“每个人每天看到的，都是自己的影子。一样的工作服，一样的工作。”刘坤说。他认为，这是打工者不愿在同事中交朋友的原因。在这样的孤立中，他们每天上班，下班，睡觉，上班，下班，睡觉。——而这种钟表一样的生活，反过来压缩着他们社交的私人时间。“老乡会”、“同学会”这样的“非正式组织”（李金明语）在富士康几乎是没有的。“一旦工作上、生活上有了压力，便没有任何人可以倾诉和分担。”李金明说。这是一个奇怪的场景。在每平方公里聚居了约15万人的狭小空间里，人和人却似碎片一样存在着。即使卢新这样的“明星”人物（2009年底的富士康新干班才艺大赛中，他凭演唱《你的样子》获得了第二名），在富士康的社交圈，也仅限于同学和校友之中。宿舍里一个新的“屌毛”来了，没有任何欢迎仪式。等到某天下班，发现10个人一间的宿舍空了一个铺位，才知道一个“屌毛”走了。“一个个都是熟悉的陌生人。”李金明说。涂尔干在他的《自杀论》谈到，个体的社会关系越孤立、越疏离，便越容易自杀。“集体的力量，是最能遏制自杀的障碍之一。”或许恰是在这种孤立里，性或者爱情对于一个个体心灵慰藉的重要性，因此而被放大（有人便因为感情跳楼）。有女生的车间就是好车间，有女生的楼层就是好楼层。“我真想去跳楼了。”李祥庆用刚发的劳保鞋踹着金属柜子。刚进富士康，女友便和他分手了。手机QQ上的责骂几乎让他哭了出来。外边的机器还在轰隆隆地运转，周遭的一切也都若无其事。那几天里，李祥庆甚至看见街上走在一起的情侣就烦。4月21日中午，他一反常态强硬地向“胖子”（管理他的线长）请了半天假，去车站送女友回家。他也没想到这一切这么快，女友原本还可以呆上半天。他身上都没有足够的钱可以买点吃的给她，反倒还从她那里拿了一点回程的路费，“太对不起她了，真的很难受，本来让她拿走的钱她也没拿”。在这样的人口密度里，谈恋爱也是拮据的。“厂区里找不到地方谈恋爱。”富士康工会副主席陈宏方说。而在整个龙华厂区和观澜厂区周围，也并无电影院以及市政公园。据曾红领回忆，卢新在去年8月进富士康以来，也尚未恋爱。尽管他多才多艺，并且也经常和曾红领聊起爱情。黑网吧可以从另一个途径解决这些青年人的“荷尔蒙”冲动。它们隐藏在“餐馆”或者其他名目的招牌下。有专人负责拉客，拉客的会把他们安排到具体的电脑上，这里有不少“毛片”。在发工资之前，一些工友有时候也在这里轻微地“解决一下问题”。但是他们说“看得难受，不如真的去找女的”。如果工资发了，可以去大水坑。在观澜宿舍区旁，从一个插着面破旧国旗的小路口走进去，小姐们坐在一栋旧楼下的长凳上。一次八十元到九十元的价格，应该也是专为打工仔们设定的。但不管是性还是爱情，都会撞上“钱”这堵冰冷的墙。“没钱没车没房”，“没有钱你会爱我吗，这么简单的一句话”。李祥庆唱着不知从哪里学来的歌曲。他又操着湖北口音说，“妈的，老子十年之后攒够钱了开车到她家去！开真的宝马，反正不是仓库的那种。”李祥庆所说的“仓库的那种”，指的是仓库常见的油压车。它们大多有毛病，状况最好的那台，被他称为“宝马”，其它的，则只能算作“丰田”“吉利”和 “奥拓”。“嗜血的插针机”&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或死亡。&钱，是卢新和李祥庆的共同之“痒”。卢新家里因为父亲受伤和自己上学，至今还欠了十余万债务。曾红领记得卢新从第一个月1800元的工资中，拿了 1500寄给家里，自己身上只留了300块钱。而钱对于李祥庆，则意味着他每日念叨的爱情。是以，钱也成了他们申请加班的动力。这是一个悖论：中国的工人们主动向资本家要求加班。甚至要通过讨好线长、组长来实现这一点。相对于其他岗位，H3仓库里的工作轻松得有些无聊。现在，“宝马”成了李祥庆练拳的木桩人。他对着油压车的把手演练着无师自通的拳法。F5半成品仓库的办公桌上，有一个用矿泉水瓶子剪成的别致花盆。盛了水，养着一株不知名的小植物，一大一小两片叶子。这让堆满庞大长方体深色物体的仓库里有了一点绿色。抽屉里有用了大半瓶的花露水，他们抹在太阳穴上用来提神以及驱蚊。从南门走到北门，贯穿全厂，是H3仓库4月份新分来的员工每天的上班路线。沿路一幢幢厂房整齐敦实地竖立着，除了顶上用英文字母和数字组合的序号，几乎再没什么特质。榕树、椰树、棕榈树这些亚热带的树木夹在楼栋间，它们的苍翠蒙着尘灰。即使最忙、最累的时候，他们也会表现得像一群疲倦的大孩子。每一个闲暇，他们都会开着“宝马”、“丰田”、“吉利”或者“奥拓”在空旷处“飙车”：站在车头，像骑机车一样，自己蹬地往前滑。——如果被保安发现，会记大过，但是他们乐此不疲。红色绝对是这里“大凶”的颜色。把红单发给员工，是开除，永不叙用；而把红单贴上货箱，这一整板的货便须打回返工。当然，最重要的是，它意味着受伤和死亡。“我原来用的那台插针机伤过三个人。一个普工，一个全技员和我们线长。有两个都是在运行的时候去调机器，结果把手指扎了。不过也怪，本来是很难开的机器，在扎伤人之后，连续十几天都没出过问题，线长说这机器‘有鬼，吃血’。”李祥庆说。类似的魔幻故事在厂区流传。李祥庆原来在富士康观澜厂区是负责在塑胶板上插针的。要是有一个针眼偏了一点点，板上的孔就会比原有的大，如果出货后被 QA（品管）发现，整批都要打回重做。要是撞上某些时候手感不佳总是插不准，即使是女工，也会抄起身边的铜棒或钢棍对着机器乱捶一气。奇怪的是，打过以后，不管是机器还是自己，都顺起来了。4月25日晚，H3成品仓库出了安全事故：堆高机轧了一个工人的脚，幸好穿了劳保鞋，未骨折，据说自己还能走路。但伤者惹人羡慕。“我靠，工伤，多爽，有工资的。要是我至少休息一个月才回来做事。”安徽的王克柱说。死亡的信息，似乎从来不给这个人群带来任何影响。“富士康又死人。”李祥庆一边拍着大腿，一边看着手机新闻逐字念出来。“富士康好出名的，又出名了，你知道‘六连跳’吗？”即使卢新，曾红领回忆，当时卢也觉得自杀者离他很远，谈起“六连跳”，卢新觉得“他们很傻”，“自己不会去做这样的傻事”。卢新是大学新干，是坐办公室的，但普工们面对的是高温、噪音等岗位。尽管能拿到相应的补贴，但是新进的普工，都盼望着能分到一个安全的岗位。可这很大程度上靠运气。运气差了，岗位不满意，便辞职或自离，重新招工进来，再赌一把。在观澜的插针机流水线，人几乎被机器劫持了。曾在那里工作的李祥庆说：“就站在机器前，‘罚站’8小时（一个班8小时），一直工作。站着的时候，有个东西掉了弯腰去捡，恨不得一直有东西掉，一直不用站起来。要是可以躺一分钟，那就是天大的享受。”“广西佬”李加龙的工牌里照片下方，放了一朵用一毛钱折成的花，他说是“捡到的”。工牌边挂着指甲钳和一个小塑料盒，里面是两个工作时用的耳塞，一个辞工走的人送给他的。他在碎料的岗位上。如果没有这两个桔红色的软塑胶塞子，一个班下来，巨大的噪音，能让人的手脚不听使唤。而等到刚出厂门，打火机几乎同时作响，男工们不约而同点起烟，到这里，他们在机器前的一天的工作才算正式结束。不知所措的青春&自杀者卢新在日记中说：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即使亲近如曾红领也不知道是什么让乐观、外向的卢新突然精神异常。目前所能找到的、卢新最后的日记，发布于日17点35分。这篇载于“校内网”其个人主页上的日志，清晰记录这个喜欢哈士奇、喜欢林志玲的湘潭青年，对于前途的不知所措：“放弃了最喜欢的公共职业：支持西部建设，为了钱，来到了公司，结果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在浪费生命和前途……哎，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人生第一步就走错了，很迷惘……”在卢新自己创作的歌词里，他回忆起儿时的岁月：“风轻轻的吹过，掠过一丝羞涩，儿时的往事黯然失色。”当躺在仓库的栈板上时，李祥庆也会讲起他的童年，找食物去野炊，做孩子王，在洞里吃自己烤的花生，偷玉米烤着吃……在一些社会学家、心理学家的眼里，生于1985后的卢新、李祥庆这样的新生代打工者，具备这样的性格特征：更倾向于个人主义，更习惯于城市的消费文化，经济负担较轻。与第一代打工者相比，新生代农民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有所改善，但是他们却经历着更加显著的城乡分裂，更大的收入不平等，以及更深刻的社会排斥。或许这是困于此种际遇的一种无意识表达，中国的新生代打工者在这个夏天前所未有地迷恋上死亡。5月4日，三名20岁上下的少年，相约在台州市的一处街心花园服毒，其中两人死亡。而在管理者看来——李金明早在1993年便来大陆，他管理过两代打工者——第一代农民工更勤快，更容易满足，而新生代这些孩子，“急功近利了一些”。李金明跟南方周末记者讲述，他们这一代人，是如何从台湾农村，一步步成长为顶级的管理者。沿着东环二路富士康龙华园区向东走去，每天都有六七个算命的蹲在路边。一个河北口音的算命师父告诉记者，来照顾他们生意的，多是富士康的青年。他们花上10块钱，让他们在自己手心寻找命运的脉络，“每天都有二三十个人”。从南大门出来，向佳润宿舍方向走去，有一个彩票出售点。这里总是人潮汹涌，尽管没有传出过谁发了横财的消息。5月6日晚，彩票点已经下班，一员工还在一直看着那挂出来的“下班，停止销售”的牌子。从中心花坛的喷水池往北走去，左手边有一家书店，面积不大但分类清晰，五脏俱全。书店总是有一个女工蹲在MBA数学考试的复习书边一直演算。“我只是看看，”她有些害羞，“考上了学历可以高一点啊。”本子上的一列列数字远看并不清楚。但页眉上蓝字印刷的“知识改变命运”分外鲜明。沿着出龙华区富士康南大门的路，一直往南，大约一公里，有一个小广场。这里出售着富士康生产的各式高档手机。他们经常过来看，“这都是我们厂造的啊。”但是自己使用的，却总是四五百块钱的山寨版。从观澜厂区的大门出来，过天桥一直往前走，有一个商场。商场四楼，有一元钱一首的K歌房和五元钱一局的台球。这是年轻的打工者打发夜晚的地方。从“红太阳歌舞厅”出来，下坡，穿过两栋住宅楼，是一个溜冰场。警察们从打工者队伍中揪出了几个赤膊的人（听说身上有摇头丸）带走。随后，震耳欲聋的音乐再次响起。而现在，以及以后的日子呢？河北的高海伟用一个捡到的椰子挖成了保龄球。作为一个河北人，他说他的“根”在北京，哪怕是六环外，哪怕是顺义，通县。他哥就在顺义买了房子，有个家。王克柱说只有知识水平高才能做更多的工作，他给自己报了一个英语培训班。但很快就放弃了，“没办法，听都听不懂”。李祥庆的梦想是赚钱、发财，不用愁女人的事情：“我的女人？跟着我走啊，我讨饭的时候在旁边看着，给你个馒头。”而自杀者卢新，他曾经希望成为一个歌手，后来希望成为一个公务员。但5月2日开始，他变得情绪异常。平日不喜喝酒的他忽然要求曾红领他们一起喝酒。他告诉曾红领，他觉得“工作压力太大了”，“睡不好”。到5月5日晚10点，他开始显得前所未有的焦躁。他一再念叨着自己“不够孝顺，给父母的钱太少”、“自己活不过当晚”。他开始恐惧整个世界。晚上 11点多，富士康公司将卢新安置到其台籍主管所住的招待所里。5月5日上午，他甚至给母亲电话说没事，不用过来。——稍早一些时候，曾红领他们已经将卢新的精神异常状况告诉了他的亲属。5月6日凌晨4点30分，正在火车上的母亲和弟弟大约4小时后便会到达深圳照看他。但卢新没有等到这一刻。在床上几个小时的辗转反侧后，卢新从朋友的身边爬起。他说想看看窗外的风景。那时朋友就站在他的身边。几秒钟之后，他就从阳台上跳了下去。他最好的朋友王军想抓住他，却只抓到了白色、富士康统一发放的、短袖工装的衣袖。（因受访者请求，王军为化名）
就在人们热烈地议论富士康“八连跳”自杀现象的时候，又有一位年轻的富士康员工跳楼死亡(5 月16日《南方都市报》)。虽然，以40余万人的规模来计算，这个自杀率并不算高，但是，正处于梦想年代的青年人如此频繁地自杀，的确让人震惊。《南方周 末》记者潜入富士康生存28天后，用“碎片一样活着”来形容这个庞大集团员工们的生存状态。这，或许就是这家集团年轻员工频繁自杀的根源。单论人口规模，富士康集团所在的厂区已是一座中等城市，其人口密度甚至远远超过一般城市。但是， 就在这高密度生存中，人际之间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员工们紧张地上班、下班、睡觉，而没有任何私人时间，报道显示，甚至于同宿舍的员工之间也没有任何交流。 传统上在外出人口中发挥联络与组织作用的“老乡会”、“同学会”，在富士康同样基本上不存在、未运转。由此可以看出，富士康那40余万员工生活在一个没有“社会”、没有文化的空间内。他们的生命基本上 被纳入工厂的生产流程中，而与外界隔绝。他们原有的社会联系被切断，新的社会联系无从建立。每个人都处于“原子化”状态，变成生产线、流程的附属品。他们 丧失了作为一个完整的人的起码生活，生命与生活分离了。或许可以推测，有些年轻员工的自杀，不是因为感受到有多少痛苦，而因为绝对的空无让他们已无从区别 死与生的标准和意义，自我选择死亡也是一件轻飘飘的事情。人们不能不追问，富士康 营造了一个怎样的世界？富士康对外辩解称，就工作强度、加班时间、薪酬福利而言，富士康远称不上“血汗工厂”。媒体的报道似乎也证实了这一点。但是，这样 的辩解是无力的。这是一个带有过于强烈的物质主义色彩的血汗工厂标准，那些年轻员工的死亡，其实已经宣告了这个物质主义的失败。在我看来，完全无视人的完 整性、把人当作流水线的附属品的工厂，就是最严酷的血汗工厂可以做一个比较。在外 来人口中，有大量人口居住在各个城市城乡结合部。他们靠各种临时性工作谋生，如捡破烂、收废品、摆小摊，甚至可能是小偷小摸。他们的收入很可能比富士康员 工更低，更不稳定，并且很不体面，这也正是年轻人继续大量涌入富士康之类工厂的经济原因。但是，相比较而言，那些不体面的外来人口的生命、生活却要完整得 多。他们有的带来家人，生活在家庭中。即使没有家庭，他们至少有老乡，有朋友，更重要的是有私人时间、私人空间。总之，他们有生活，生活在社会之中。拿这个指标来比较，富士康厂区里的年轻人才是最为不幸的。他们的收入也许略高一些，但是，他们生 命的完整性不复存在。人之为人，在于他有心，有情感，在于他生活在与亲人、爱人、朋友、老乡等等关系网络中，在于他活动于信仰、文化、商业等一般性沟通与 交换关系网络中。如此，一个人才是一个完整的人。这样的人，即便其收入不高，生活贫困，但生活至少是有意义的。而在富士康这类工厂的管理者眼里，年轻员工生命中唯一实在的东西就是流水线生产所需要的血汗。他们 的情感、私人生活、社会联系被系统地忽视，压缩，剥夺。他们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仅仅是可以向流水线上注入血汗、由血汗把原材料变成成品的空洞躯壳。这 样的工厂当然就是血汗工厂。然而，就是富士康这样完全取消社会的工厂+员工集体居 住形态，却在珠三角新兴工业区持续存在，广泛蔓延。对现代社会来说，这实在是一个悲剧。人们曾经兴冲冲地宣告，进入现代社会，人将具有完整性。也就是说， 每个人不再被等级制度、地域、宗教教条或者不公正的法律所切割、所阻隔，而可以完整地支配自己，按照自己的意志安排自己的社会联系，生命将充实而饱满，从 而充分实现人之为人的价值和意义。然而，八九十年前，卓别林曾经用他那喜剧电影描 述过现代工厂把人变成机器的悲剧。富士康这类工厂年轻员工们生命的完整性，甚至还不如卓别林电影中那些工人。这类工厂聚居区的大规模、长期存在，实在是一 种文明返祖现象。哪怕是相对于其尚在农村的父老，这些年轻人的生命形态也更为扁平而干枯，虽然他们的收入可能稍高，他们的用品可能更现代。今天发出拯救这些年轻人的呼声，也许不算矫情。一个社会，如果其年轻人带着梦想离开家庭，却在异 乡自杀，这社会终究是病态的。至于拯救之道，说来并不复杂：把这些年轻人当成完整的人看待。做到这一点的简捷技术手段是，把流水线与生活分开，工厂解散宿 舍，把住宿收入打入收入中。让员工回到社会中，他们或可恢复自己的完整性。南方都市报
作者：空间点　　我是’富士康”在职人员，后勤部门，相对厂子内比较自由，在F-M 已经3年多了，在这里我不想说里面工人的劳动强度大小，我只想说出我所知道的，　　　　本人可以对自己所说的话负责：看来不少人真以为这些人都是跳楼自杀的？？据我自己所知道的，死者中有数位是被保安（我所说的保安不是门口看门的那些，是我们富士康(我知道打错)内部的：环安课）打死的：其中一个（名字就不说了）是因为年纪小偷拿了公司一个小电子产品，活活被保安打死从楼上扔下来，此死者当时左胸有一个血洞，是被保安用钢管戳穿肋骨致死。　　其中我知道还有一个是因为和主管不和（原因是年轻人工作中损耗品太多被主管骂的太凶顶撞而已），此人在离职前一周左右被主管栽赃，被环安科关起来，其主管和保安用钻头活活钻死从楼上扔下来。另外哈工大名牌毕业生的那位哥们（孙**）本科毕业新干班新员工被环安课侮辱，殴打，非法搜查，非法拘禁，是被某人（具体不清楚和什么人结缘）栽赃，后来因为经不起此等折磨侮辱选择跳楼，5月13号的安徽男不用说就知道肯定不是自杀了，自杀的人不会自己捅自己4刀再去跳楼，而且翻过1.5米的围墙。另外几个我也不想打听，因为我知道的太多了，我只想说一句在FCOM，只要你被叫进环安课的，没有不被暴打，侮辱的，听进去过的人说不亚于日本人当年，环安课课长顾钦明，和他手下爪年刘锋，一点人性都没有，每天坐在办公室里喝着小茶，看哪有什么事就往哪跑。养了一群狗，见谁就咬谁，看谁不爽就拿起手中的口哨，往死吹！…… 我只想在这里说一句，老郭的助理要想见深圳的一哥（大家应该知道一哥是什么意思），只要一个电话，深圳一哥就屁颠屁颠的过来，因为富士康给深圳带来的税收和经济是不用说的，每年我们的公仆那个大大的红包是少不了的，就龙华一个分厂区一个月的全员工资就10几亿，有些事情不是我们的部门不知道，他们会权衡，难道为了几个我等屁民查封500强的富士康吗？根本不可能！最后我总结一句一点都不夸张的话：在富士康, 把你大卸八块说你是自杀你就是自杀！！　　================看了以上的贴，我非常恐怖，想起了去年被人逼死的富士康员工孙丹勇。今年被人打死的富士康员工马向前，头顶有四个孔，还有一个星期左右就辞工到期的马向前，却被人打死。明天又会是谁呢？恐怖的富士康环安课。我们农民工的命就这么不值钱？
只要善后处理得当，我们山区人很厚道的，很多细节不会追究下去。——— 富士康第九跳死者梁超家的代理律师富士康这么多员工跳楼死了，你怎么不跳，我还可以拿一点赔偿。———曹小姐称同为富士康员工的丈夫因家庭矛盾要她跳楼员工梁超纵身一跃，使公众目光再次集中到了他的雇主富士康。第9次处理相关事宜，富士康已显熟练，这个企业巨头正建立各种情绪宣泄的管道，试图 排解数十万员工的致命忧愁。暗示作用却在这九连跳中酝酿，截至昨晚，梁超的家属仍希望从谈判中得到更多补偿，富士康的员工关爱热线则已接到数通电话，咨询 跳楼身亡的赔偿价格。　　针对由九连跳折射出的新生代农民工问题，9位社会学者昨日致信南方都市报，联名呼吁社会关注。　　死者家属希望补偿“越多越好”　　梁超来自安徽省岳西县，和哥哥梁丰一样在富士康上班；据警方初步调查，5月14日晚近11时，他用小刀划伤自己后在宿舍跳楼身亡。　　1小时后，梁超的伯父梁献德接到梁丰电话，并将噩耗告知梁超父母，亲戚8人次日一早赶来深圳处理后事。由于悲伤过度，梁超父母至今粒米未进，每 天靠输液维持体力，日夜悲泣，3天里只睡了三四个小时。　　6年前，梁丰技校毕业，通过劳务输出进入富士康工作，这家企业的名字第一次传入梁家人耳中。在他们印象里，富士康规模庞大，从不拖欠工资，这样 一份工作在家乡值得夸耀———按照梁超另一位叔父吴森焰的说法，岳西海拔近千米，“只要有点志气，都闯出来了”———梁超也不例外，他去年首次入职富士康 时，就带了钱回家帮忙盖房子，家人都以为，这次是第二次入职，应该适应得更好。　　吴森焰坦言，自己也从侄儿口中获悉，“平时除了上班就是睡觉”，但家人并不以为意。　　最后的离别显得不经意。母亲那天新买了手机，兴奋地把头一通电话打给了儿子“以后家里没人，可以打这个号码”，据说儿子并不如母亲高兴，只是 说，正在睡觉，马上就要上夜班，随后就是令父母肝肠寸断的一跳。　　“富士康把我们照顾得很好，可能处理那么多次也有经验了，来了就有地方住，还专门安排了厂里的护工陪着梁超的爸妈，有专门的人跟我们谈善后的 事”，谈到补偿，吴森焰不愿透露具体进展，但承认，“毕竟考虑是自杀，警方说可以排除他杀……”　　梁家的代理律师则明确告诉南都记者，梁家希望补偿“越多越好”，他回避了这笔补偿的定性问题，只表示，“只要善后处理得当，我们山区人很厚道 的，很多细节不会追究下去。”在场家属也点头认可。　　富士康员工逼妻子跳楼讨补偿　　事实上，九连跳后的连番补偿也确实在富士康园区里造成了一种暗示作用，部分员工忽略死者家属的伤心泪，而将着眼点放在了补偿金上。　　在接连发生跳楼悲剧后，富士康方面一度自我检讨和反省。耗资百万的员工关爱中心和专职心理咨询师计划由此而生，以便于及时对员工进行心理干预。 富士康集团卫生部部长芮新明向南都记者表示，“心理疾病有可能传染，如果不加以预防的话，影响会很大。”而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刘坤表示，不愿见到的心理暗示 效应事实上已有所体现。　　“现在在情绪渲染下，很多人拿要跳楼来做交换条件，要求厂方满足其某方面的要求，让富士康也难以接受。”一名富士康的部门主任曾向南都记者表 示，接连的坠楼事件，让一些工人变得敏感。今年4月，富士康一名文姓员工就以“第七跳”为由，索取25万元赔偿。　　昨日，南都记者了解到，富士康员工关爱热线已经接到多名员工电话，直接咨询跳楼身亡能获取多少赔偿。富士康方面表示，对于每一个存在情绪不稳定 或寻求帮助的员工，他们都会全力协助解决问题，减少悲剧的发生，需要政府、企业和媒体的共同努力。　　16日晚，园区内甚至有一丈夫逼妻子跳楼讨补偿。前日，前来员工关爱中心寻求援助的曹小姐告诉南都记者，她与丈夫孙先生是老乡，都是23岁，现 有一子，在家抚养。去年她和丈夫同时进入富士康工作。不久后，她发现丈夫与一名同事关系暧昧，双方为此发生激烈争吵。曹小姐称，事后孙先生不但不悔改，反 而诬称她与人有染，双方言语不和，多次发生肢体冲突。“毕竟是家里的事情，不好张扬”，曹小姐称自己多次遭遇丈夫殴打，但面对家庭暴力，她不愿求助。　　16日晚8时许，在下班回家路上，曹小姐被孙先生拦住，双方再次发生争吵。曹小姐称，丈夫多次索要银行卡，并恶言相向“富士康这么多员工跳楼死 了，你怎么不跳，我还可以拿一点赔偿”，丈夫的恶言相向，让曹小姐万念俱灰。随后，曹小姐以回宿舍找卡为由，安全离开。而在宿舍楼下蹲守的丈夫，也被闻讯 赶来的保安劝离。前日，当事双方分别接受员工关爱中心的调解，两人情绪已经稳定。　　学者吁企业政府员工三方努力　　连番的悲剧，以及悲剧引发的不良暗示，也引起了社会学者的关注。昨日，来自清华、北大、香港理工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的九名社会学者联名致函 南方都市报，呼吁关注新生代农民工问题，“杜绝富士康式的悲剧重演”。九学者建议企业提高农民工待遇，让员工成为“企业公民”；政府提供多项保障政策，让 农民工成为“社区公民”；而农民工自身，则应珍惜生命，“用积极的方式保护生存权利”。　　“这些20岁左右的年青人，为什么在人生最美好的时期选择离开这个世界”，九名社会学者均长期从事中国农民工权益保护问题研究，在联名致函内容 中他们称，对富士康接连跳楼事件表示痛心的同时，更让他们在个体心理层面之上去思考“世界工厂”及新生代农民工的前途问题。学者们表示，从富士康发生的悲 剧，听到了新生代农民工以生命发出的呐喊，警示全社会共同反思这种以牺牲人的基本尊严为代价的发展模式。　　“这不仅仅是一个企业的问题，而是一个社会问题”，富士康媒体发言人刘坤曾向南都记者表示，富士康方面固然对接连的跳楼事件负有一定的管理责 任，但也存在一定的社会背景原因。“自他们走出家门的那一刻起，就踏上了一条进城打工的不归之路”，致函学者之一———北大社会学系副教授卢晖临表示，新 生代农民工在身份认同方面出现了严重危机，由此带来一系列的心理和情绪问题，“这正是我们从富士康员工走上‘不归路’背后看到的深层的社会和结构性原 因”。　　新生代农民工问题的解决，需要企业、政府以及农民工自身的多方努力。致函内容中，九社会学者也针对各方提出建议。学者们建议，作为一个强调企业 社会责任、回馈社会、关爱员工的行业领袖，富士康理应还给劳动者一份有尊严的工资，为劳动者过上正常的、有尊严的生活创造基础的物质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 正的“企业公民”。地方政府为农民工住房、教育和医疗等社会需求提供政策保障，为农民工融入、扎根城市创造条件，让农民工成为真正的“社区公民”。而从农 民工自我保护的角度出发，学者们呼吁新生代农民工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彼此的生命，用积极的方式来回应劳动者今天的困境，争取基本的劳动权益，保护自身和 家庭的生存权利。
在富士康被媒体曝光出员工自杀九连跳事件后，新华每日电讯今日报道称廊坊富士康有两起员工死亡被隐瞒，“9连跳”并非孤例，廊坊富士康不但发生坠亡 事件,而且出现童工猝死。深圳富士康“9连跳”并非孤例,廊坊富士康不但发生坠亡事件,而且出现童工猝死.私企围墙一围,就可以为所欲为?　　谁来破除私企“围墙文化”　　据透露,在王凌艳死亡后,廊坊富士康高层曾向总部汇报了相关情况,大意是:“目前还没有媒体获知此事,已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已经通知廊 坊市安次区的区委书记,并请他协助控制媒体。”“我们这边已安排好两队人员,日夜轮班照看死者家属,请董事长放心!”　　……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田朝晖　李坤晟　　日,半辈子没离开过河北邱县的荣凡英被一个电话叫到廊坊。电话来自一个叫“富士康”的公司。电话那边平静地说:你的孩子出事 了。　　一个半月后,比荣凡英小六岁的河北盐山县农民王建坡重复了类似经历。　　荣凡英的大儿子荣波,王建坡的大女儿王凌艳,一前一后进入富士康精密电子(廊坊)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廊坊富士康)工作。 日,19岁的荣波从廊坊富士康A06员工宿舍坠楼身亡；日,16岁的王凌艳被发现死在员工宿舍的床上。　　和深圳富士康的“九连跳”备受关注不同,仅有3万员工的廊坊富士康,在相近时段内接连发生的这两起死亡事件,至今无人提起。　　据透露,在王凌艳死亡后,廊坊富士康高层曾向总部汇报了相关情况,大意是:“目前还没有媒体获知此事,已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已经通知廊 坊市安次区的区委书记,并请他协助控制媒体。”“我们这边已安排好两队人员,日夜轮班照看死者家属,请董事长放心!”　　……=700) window.open('/newsimg/34.jpg');" onload="if(this.offsetWidth>'700')this.width='7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当听到“老荣你很坚强”时,老 荣的眼角溢出了泪水。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田朝晖　摄　　从楼下坠落后,荣波成了“无名尸”　　掀开一张写有“福”字的旧年画,荣凡英小心翼翼地从墙洞里摸出一个红色塑料袋,抖落在用铁架子和木板搭起的方桌上,从里边找出荣波的身份证、火 化证、富士康员工卡、劳动合同……　　“电话只说荣波出事了,要家里赶紧去个人。”递过荣波的证件,荣凡英的手在发抖,眼神空洞,迷茫中略带疲惫。　　“荣波在富士康做什么工种?”　　“不知道。”　　“公司怎么解释孩子的死亡的?”　　“当时说赔偿,我们就想算了(不追究了)。”　　“孩子是自杀?”　　“他杀。”荣凡英的语气突然坚决,好像对“自杀”两个字很在意。　　“但协议上写着跳楼死亡。”　　“公安没认。”　　“他家小子这么聪明。说是自杀,谁信?”看着荣波长大的邻居乔强插话。　　“怎么个聪明法?”　　“去年入伍考试,他都被验上了,能不聪明?”　　在荣家低矮昏暗的土房里,荣波带回来的北京城区地图是最大的装饰物,就贴在屋门旁边的墙上,“以前荣波在北京的工地上打过工,从来没出过什么问 题。”　　正对屋门的墙上则贴满了二儿子荣祥朋的奖状,大部分奖状上的“朋”字被涂改成“举”字。“荣波可调皮了,把弟弟名字改成自己的(荣波也叫荣祥 举)。”　　据廊坊富士康员工小李说,事发第二天,人力资源部门要求各单位清点人数,“据说有人跳楼了,死者是头朝下落地,面目无法辨认,身上没有任何可以 证明身份的东西,公司只好让各个部门确定少了谁。”　　据有关部门最初的报告,上面写的也是“无名尸”。小李很奇怪:怎么会无名呢?爹妈都给取了名的,怎么到了富士康就成了“无名尸”呢?　　关于这起跳楼事件,多数员工得到的信息是:跳楼的人走得很安详,全身洗得干干净净,衣服也是,鞋底几乎没有灰尘。由此,一些人相信这就是自杀。　　“说不定早洗干净了。”乔强觉得即使传言是真,也不能排除荣波遗体在被警方发现之前就被处理过了。　　“荣波死后,他的床上放着一张纸,”荣凡英清楚记得这样一个细节,“上边写着‘荣波是王八蛋’”。　　王凌艳猝死时还属童工　　王凌艳出事的那天晚上,把她拉扯大的奶奶做了一个怪梦:梦里看到一车的人哭哭啼啼。第二天醒来,奶奶去找住在同村的弟媳解梦。但刚坐下来,电话 就追过来说:盼盼出事了。　　盼盼是王凌艳的小名。盼盼离家去廊坊富士康求职；2月23日早晨7点16分,同宿舍工友发现王凌艳没有起床。叫来医生后发现,王凌艳口角有白 沫,已没了心跳；7点35分,廊坊市人民医院确认王凌艳死亡。　　在廊坊市人民医院开具的《居民死亡证明书》上,王凌艳就被定性为心脏猝死。　　“孩子身体一直没什么毛病。连感冒都很少。”王建坡的妻子对最终的说法很不满意,“平时都好好的。怎么到了他那公司第一天,孩子就没了。”　　“孩子之前跟家里联系过吗?”　　“打过两次电话。打电话时很高兴,说体检通过了,合同也签了。”　　“第二个电话呢?”　　“再打电话就变得有些急躁。说感觉很腻歪,同宿舍的人说话口音都很重,没法交流。后来我劝她说上了班就没事了,她有些生气地说‘听不懂我的意思 就算了’,后来挂断电话。”　　这成了王凌艳跟父母说的最后一句话。这句“听不懂我的意思就算了”究竟是什么含义,也成了王建坡和他的妻子几个月来解不开的心结。　　王凌艳的死亡医学证明显示,王凌艳还只是一个孩子。在“实足年龄”栏,清楚地写着:16岁。而身份证号显示,王凌艳生于日。　　为加入富士康,王凌艳借用了22岁的王凌风的身份证。事发后,富士康方面告诉王建坡,满17岁就可以加入富士康。“但是,因为身份证问题,原本 说赔偿11万6,最后只赔偿了11万,”王凌艳的伯父王建国说。　　“当时有没有调查死因?”　　“心都乱了,没想那么多。”表情憨厚的王建坡略带尴尬地说,“而且是个女孩,不方便检查身体。”　　“没有解剖?”　　“没有。孩子还未成年,(按风俗说)解剖不好。”　　“怎么确定的赔偿?”　　“赔偿5年的工资,差不多11万多。”　　“你们有没有提别的条件?”　　“提了,让多赔偿点,但公司没答应。”　　很有“诚意”的“捐赠”　　几无再去廊坊可能的荣凡英和王建坡,都在廊坊办了一张银行卡。办卡的目的是“接收富士康的赔偿金”,但在富士康与他们签订的协议书上,并没有出 现“赔偿金”字样。　　在两张协议书的第三条写着:“乙方(即富士康)秉承爱心原则,人道救助,特向甲方一次性捐赠人民币(……)元”。但直到记者看到协议书,王建坡 依然没有意识到领取的是“捐赠金”,而非“赔偿金”。　　“他给了我们这份协议书,说可以赔偿11万。”　　“当时说的是赔偿?”　　“记不清了,孩子走了,当时心里都乱了。”　　被“捐赠”的不只王建坡。村民公认的老实人荣凡英也没有意识到自己拿到的是什么钱。“一直都是外甥在帮我处理,赔偿金也是他帮我查收”,荣凡英 说。　　跟荣凡英不同,在县政法委工作的外甥清楚协议书的细节,并向记者特别强调这是“赠与”不是“赔偿”,并表示“富士康领导很开明,表现得很有诚 意”,希望“不要报道,以免造成不利影响。”　　不过,“诚意”显然没有体现在付款速度上。现在距离签订协议书已经四个月,荣凡英还没有拿到全部的“赔偿金”。而按照协议书第四条约定:双方签 定协议一个月内,乙方要将十五万元款项汇款到甲方指定邮政储蓄账户……　　晚签一个多月协议的王建坡则已收到全款。　　对比两份协议书可以发现,双方对付款日期的限定并不一样。荣凡英拿到的协议书上,限定一个月内付款,而王建坡的协议书则限定自签订协议日即付 款。　　尽管付款时间出现区别,但协议书的第六条则基本一致:在乙方(廊坊富士康)支付完上述款项后,双方就王凌艳死亡(荣波身亡)处理事宜终结。甲方 及其亲属不得再以任何理由向富士康要求支付任何费用。双方法律关系终结,后续任何状况与乙方无关。　　“他们说了,剩下的钱这几天就给,这几天就给。”荣凡英不住地点头,就像是在给自己打气。　　1000多元的“高薪”·绝望的家人　　“王建坡家?前边胡同,栅栏门就是。”　　“栅栏门?”　　“对,竹坯子门。”　　……　　“荣凡英家?最矮的土房那家就是。”　　“这有两家矮房子。”　　“只有他家还住人。”　　……　　石佛寺有三千多人,村里只有荣凡英一家姓荣；星马村有两千多人,但村里只有三家姓王。小门小姓的背后,是相似的贫困与清苦。　　“就这两间正房住了几十年,去年农历6月,他老婆就跑了,穷怕了”,身高1米72的邻居乔强低头进门时,一不小心顶在门框上。此前,弯腰进门的 记者已经顶过一次。　　“前两年这房的大梁还折了,政府补贴了50块钱。”荣凡英说到这显得很不好意思。　　荣家为数不多的可以看见商标的物件是半盒香烟。坐在由三个破旧单人床拼成的“大床”上,荣凡英每隔一段时间就向我们递烟,我们说“不吸”,他便 不太熟练地把烟放回烟盒。过一会儿,再拿出来递给我们,如此往复多次……但烟拿来拿去,我们不吸、邻居不吸、他也不吸。　　“他是村里的低保户,村里就三四家,其他几家都是没有儿女的老人”,邻居说,“你们能不能反映一下,给他多发点补助?”　　王建坡家的条件稍微好点。正房比荣家多一间,而且告别了纸糊窗,但住人的屋子同样只有一间。王凌艳出去打工前,每天睡觉就跟爸妈和小自己5岁的 弟弟挤在一个大炕上。　　王建坡家的院子很大,正房旁边还有三间土房,房顶已经塌掉,只剩下土墙和没了窗纸的木格窗扇,安静地挂在散乱堆放的柴禾帮边。　　“上到六年级,盼盼就不想上学了,想早点给家里挣钱,”王建坡说。　　“这个孩子很懂事,跟村里的老人、孩子都很合得来”,王凌艳的伯母说。　　不过,内向、不爱说话、胆小,是奶奶、爸妈、伯父对王凌艳的评价。去年秋后,王凌艳到与盐山县相邻的黄骅市打工不到十天,便被妈妈叫回家,“就 是担心她,这个孩子胆小,见到虫子都害怕。”　　这次去廊坊打工。源于堂哥王凌浩的建议。大年初三,王凌艳就跑到县城的一个电子工厂打工,月薪只有四五百块钱。初六,堂哥说认识富士康的老工 人,可以推荐她去富士康,月薪一千多,干好了能接近两千元。　　没有太多的犹豫。王凌艳于初七这天动身,由一个叫张蓉毓的老乡介绍,初九便进入廊坊富士康。事发后,王凌艳的妈妈在床上躺了几个月。这个从贵州 嫁到盐山的母亲很后悔当初没拦住女儿,“去黄骅工作我都舍不得,怎么就同意她去廊坊呢?”　　“说实话,一个月要是能挣2000元,对我们这种地的人来说,那真是顶天了,”王建国说。　　“我去年带孩子去了一趟贵州,见到了姥姥、舅舅,”让凌艳妈妈欣慰的是,“舅舅他们都很喜欢她。”　　可惜,她的姥姥和舅舅,再也看不到她了。=700) window.open('/newsimg/7.jpg');" onload="if(this.offsetWidth>'700')this.width='700';if(this.offsetHeight>'700')this.height='700';" >▲王凌艳的妈妈。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李坤晟　摄　　极端事件背后　隐藏的“信息”　　从廊坊富士康王凌艳、荣波的死亡事件中,我们可以读出以下信息:　　一、并不仅是富士康深圳工厂存在员工“9连跳”事件,在富士康其他地方的工厂也存在着类似情况。这再次证明了,徘徊在富士康真正的鬼影,是富士 康的用工和管理方式。作为一家两头在外的代工企业,即原材料进口、产品出口,富士康号称在物质成本是零利润,那么它赚的就是劳动力的差额利润。所以富士康 一直坚守的就是所在地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且一直追逐着工资标准最低方向,由沿海向内陆、由东部向西部游牧。所以类似的事件,也会沿这一曲线不断涌现。 二、发生在廊坊富士康公司的死亡事件,提醒我们,除了接连发生的跳楼自杀事件,还存在着员工猝死的问题。　　三、死者王凌艳,还不到16岁周岁。不论是否有意,也许只是个别情况,但富士康存在着招用童工的现象。　　四、据现场目击者称,死亡发生在宿舍内,屋里共有6张双层床,能住12个人。死者住其中的一个上铺。医生到达现场时,死者已现尸斑,说明已死去 有一段时间。死者口角有白沫,不知道她当时是否经历了一番痛苦挣扎,又为什么没有人关心和帮助她。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印证了媒体以前披露的富士康人为造成 了人际关系冷漠。　　五、知情人士称,廊坊富士康在王凌艳死亡后通知媒体办作应对准备和请廊坊市安次区委书记协助控制媒体,让我们心生疑问:在富士康廊坊公司、在富 士康全国其他厂区的还有多少这样的意外事件被掩盖?　　六、不知廊坊市安次区委书记在这一系列的事件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但从富士康的口气我们可以看出,富士康与当地领导间有着“成熟”的公关渠道。　　富士康接连发生自杀、猝死事件,除了其追逐利润的本性所形成的用工管理方式,堪称直接原因外,我们的社会管理和社会服务部门的缺位,也是一个重 要的客观原因。从报告中,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当地政府会如此沉默。如果不是本报历尽千辛万苦、拨开层层迷雾,那么至少这两位员工就会这样默默地来、默默 地死去。但问题和矛盾依然在积聚,所以就有了深圳富士康的“9连跳”,就有了富士康其他公司的“连环死”。为此我们想问问“安次书记”,我们究竟该怎样对 待这样的事,和该负起怎样的责任。　　　(新华每日电讯评论员)　　编者按:GDP之不能　　本报记者独家披露的廊坊富士康公司发生的这些极端事件,给了我们一个更宽的视角来看待深圳富士康公司的“9连跳”。然而,这还不够。如果不是这 些极端事件,我们为什么长期以来没能注意到这么庞大的公司,和动不动就聚集了的数万、数十万的沉默人群?为什么富士康长期以来就像一个独立王国?根源还要 从我们的追求中寻找。我们是否是认为企业只要能交税、项目能拉动GDP就行?那些员工以生命的代价和惨烈的方式,在提醒着的我们,也在呼吁社会管理和服务 部门,赶快到富士康去。下面的这篇中新网的文章,对于尽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似有启发。　　年初的全国两会,中央政府降低经济增速预期,为调结构留下充裕空间。然而GDP崇拜了几十年的惯性却令地方政府立刻患上GDP焦虑症,一时间抢 夺名人故里、大挖古人坟,甚至恢复裸体纤夫的变相GDP追求充斥各地。相应地,民间也充满浮躁和盲目膨胀,炫富、审丑、网络暴力随处可见。这两大顽疾不 除,无疑将影响发展。　　最新出版的《求是》刊发了国家统计局副局长的文章,深谈GDP之不能:“GDP不能全面地反映经济发展”,也“不能全面地反映社会进步”。这样 的言论不禁令笔者联想起1968年罗伯特·肯尼迪竞选美国总统时的著名演讲:“GDP并没有考虑到我们孩子的健康,他们的教育质量,或者他们游戏的快乐。 它也没有包括我们的诗歌之美,或者婚姻的稳定；没有包括我们关于公共问题争论的智慧,或者我们公务员的清廉。它既没有衡量我们的勇气、智慧,也没有衡量对 祖国的热爱。简言之,它衡量一切,但并不包括使我们的生活有意义的东西。”
据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证实,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员工坠楼身亡,这是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第十个坠楼的员工,这些坠楼者8死2伤。 自称“二肥罗”的深圳市民21日上午致电新华社记者称,5月21日清晨,富士康21岁的男性员工坠楼,于4时50分死亡。目前大批媒体记者聚集在停放遗体的深圳市龙华人民医院。 深圳市公安局宝安分局新闻联络员黄建伟告诉记者,宝安分局已经收到21日清晨富士康一名员工坠楼身亡这一信息。 记者上午11时已赶到富士康龙华园区及深圳市龙华人民医院,对这一事件进行深入了解。
我就往富士康出来的保安， 富士康那些事情我多少知道点，其实员工跳楼的事情都是保安逼的，因为小错误加之保安看不顺眼，心里不爽，把员工逼的跳楼，我就是看不惯他们这里霸道被他们踢出来的，和你们说说吧。1，为什么富士康的员工一般的干上一两年,会派遣你到其他的厂房？就是怕毒物积累人会倒。因为年轻人一进来就安排到有职业病危害的工作岗位！涂装.喷沙.压铸，冲压，组装等等。时间长了能不得病吗？富士康有的时候会从边远的山区贫穷的地方招人！为什么？因为那里的人比较纯朴，胆小，不懂得保护自己。比如在涂装厂上班，天天都在烤漆的地方一呆就是10多个小时！大家知道漆是有毒的！2，我在富士康（深圳龙华）工作的时候，看到过基层员工就说了一个字：累！再就是当主管的，有红脸有黑脸，不择言语的去辱骂员工！3，日晚10时50分许，一名21岁安徽籍男工梁某从宿舍楼7楼楼顶坠地身亡。你们知道梁某为什么跳楼吗？事情是这样的。我在值班我的保安同事怒气冲冲的跑回来拿家伙，我们就问他怎么了，他说一小子【梁某】把痰吐到他身上了，还说早就看他【梁某】不顺眼了，今天搞死他【梁某】，叫我们一起去，我留守没有去，他们几个带着家伙就去找梁某了，后来事情我也不清楚，只知道晚上有人跳楼死了，死者正是梁某，后来我想那天他们回来都不怎么说话，也不出夜宵，早早就睡了，换是平时他们打完人回来高兴的很，还会请客夜宵的，不用多说梁某跳楼的事情和他们一定有关系。4，日凌晨3时，富士康龙华园区一名从湘潭大学毕业的23岁湖南籍男工，被发现死在宿舍楼J1楼一楼过道，后被警方认定为“生前高坠死亡. 在外人看来警察说怎么死就怎么死的，真的是这样吗？ 你们太小看富士康了，这个人是被活活打死的，不因别的，就是学历高，来这里觉得高人一等所以调子也高，保安看不顺眼，就把人给活活打死了。
央视调查透视富士康跳楼事件频发原因：社会转型期的集体焦虑，企业残酷生存法则，社会文化配套的缺 失，种种现实的矛盾在这家最典型代工企业里滋生集聚，直至引发了一场核聚变。据央视《经济半小时》报道：5月21日凌晨,富士康又一位员工跳楼身亡，而在他之前已经有9个人跳楼,造成7死2伤。一位企业员工跳楼,可能是一个偶然事件,可是短短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富士康却接连发生了十连跳,这背后会不会存在什么联系和共同点,不免让外界对这家企业产生了疑问。　　为什么偏偏这家公司如此频繁出现员工跳楼事件,富士康里面研究隐藏着什么秘密?我们来看看记者的调查。　　不同的人面对问题，会采取不同的做法。有的人心理素质坚强些，就会处理得比较到位，而有些人心理脆弱，就会选择比较极端的方式，但是这些年轻的 生命就定格在了花季青春，却是让人感到痛心。面对接二连三的跳楼事件，作为当事方的富士康集团，究竟应该负起怎样的责任呢？能不能阻止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呢？　　镜头一：　　24岁快乐男生梦断富士康　　日,卢新从阳台纵身跳下。24岁的卢新,2009年8月进入富士康工作,每月底薪2000元。这个喜欢音乐、曾经参加过湖南快 乐男声比赛的男孩,梦想是能当一位歌手。　　在厂区外卢新租住的宿舍里，记者发现了几张工资单：2009年12月,2781元；40元；41元。卢新 的基本工资2000元,加上加班费,每月会有两三千元的收入,在他入职的8个月里，他一共向家里寄过13000元。“我记得第一次发工资的时候,他好像就 发了1800元还是1900元,他寄了1500元回去,我感觉到很了不起。”工友说。　　在卢新生前的博客里,他留下这样一段话：“为了钱来到公司,可阴差阳错,没进研发,来到制造,钱还算多,但是在浪费生命。真的很后悔,现在我的 人生第一步就走错啦,很迷茫。”　　镜头二：　　每天仍有数千人涌向富士康　　在富士康公司设置的新员工常年招募点,从早上6时开始,这里就聚集了上千人,尽管5个月内连续发生9起跳楼事件,但是并没有阻止这些年轻人从四 面八方涌向这里。　　这些应聘的年轻人来自全国各地,他们大多数在朋友的介绍之下来到这里应聘,而他们应聘的这份工作,每个月只是一份刚刚满足深圳市最低工资900 元的普通工作。应聘者说：“包吃包住，又有劳动法作保障，会选择加班。农村人，在家里都是干农活的，12个小时没有问题。”　　招募点的工作人员说，这里每天可以招募两三千人，最多的时候达到过上万人。在富士康，80后90后的打工者已经超过85%。富士康龙华园区资深 副理万红飞称，现在流动性比较高，尤其是基层员工，统计数据显示，2004年、2005年每个月只有2%~3%的流失量，而现在增加到4%~5%。　　镜头三：　　想赚取更多钱就得加班　　在生产线上最普通的一道工序是贴胶纸：在主板上贴18张胶纸，两分钟内完成。每个工人每天要完成220块这样的主板，他们每天10个小时的时 间，都是在这样简单而又重复的工作中度过的。　　每个工人每天都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这些工人每天工作8个小时，每个月只能拿到900元的底薪，如果他们想赚取更多的钱，就不得不选择多加班， 不得不选择放弃自己休闲娱乐的时间，进行简单而又重复的劳动。　　富士康员工称，每天加班两个小时。要打工的话，平时肯定喜欢多加一点班，多赚一点钱。　　富士康员工童小燕说，赚的钱里面，加班赚的比重有一半。　　童小燕说，工作久了，自己也会觉得累，乐观开朗的她，遇到烦心事或者工作太累的时候，就会听听音乐或者跟别人聊聊天，让自己放松。近期几起跳楼 事件，让他们既觉得惋惜，又觉得不理解。　　残酷企业机制易致心理问题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没有一个合适的机制让这种问题得到一个舒缓，把自己从一个机器人、一个赚钱工具变回一个人，那可就会有 心理、生理等各方面问题出现，就会发生极端事件。”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工人是被机器挟持的，进而变成了机器。如果一个工人做一个简单重复的工作10个小时，我们知道人会有七情六欲，一旦七情六 欲被压抑下来，我们在心理、生理上都会有高度紧张，最后有冲突爆发。”　　富士康作为全球最大的代工企业，自1988年在深圳建厂以来，员工人数从1996年的9000人，增加到万人，2010年更 是达到了80万人的从业大军。作为全球代工之王，他们财富的创造者恰恰是这80万年轻人。　　刘开明认为，这些年轻人迈入社会踏出第一步之后，就迎面遇上了一堵墙，“而我们所有的机制都是排斥他们的，我们所有的声音都是告诉他们，你们是 打工的，你们不属于这里，所有信息对他们都是不利的，所有东西融合在一起，就加剧了他们的这种困境。这种矛盾没办法解决、克服的时候，那么脆弱一点的人， 就会选择自杀的形式，来克服这种困难。”刘开明说。　　深圳当代社会观察研究所所长刘开明说：“我们很难说到底谁是压死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有很复杂的原因，各方面的原因可能都有，但是我觉得我们不 能把原因归咎于他们自己，因为他们很多在16岁~19岁，他们心智还没有成熟，就过早地踏入这个社会，承担起为我们国家、为企业、为富士康这种大企业创造 财富的重任。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社会应该承担最大的责任，我们的政府应该承担最多的责任。”　　结语　　如果孤立地看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很容易会被归结到员工个人的身上，毕竟和几十万员工的总数相比，十个人是微不足道的数字，但是当这十个年轻人纵 身一跃的时候，其实他们的身后存在着许多无形的推手，富士康里的这些年轻生命所承受的沉重，实际上是经济社会所付出的一种代价，帮他们卸掉这些负担，企业 的责任不容推卸，政府和社会也有一份应尽的义务。如果漠视这些无形的社会成本，任何经济发展都换不回真正的幸福指数。
周二早间，一名富士康科技集团雇员在集团的深圳厂区坠落后死亡，这是该企业深圳厂区连锁死亡事件的最新进展。这 是今年的第11起类似跳楼事故，同时是第9起死亡个案。两名富士康雇员在之前的跳楼中重伤。深圳市公安局周二确认了死讯。警方尚未确认这是一起事 故还是自杀行为。死亡的富士康雇员是一名19岁的男性。据他身边的人士透露，他于早上6：30分在富士康观澜园区的一幢楼房跳下。富士康发言人周二未能取得联系。富士康是台湾鸿海科技集团旗下公司，生产计算机，游戏主机和移动电话，是惠普、索尼和诺基亚等企业的代工厂商。在富士康的80万名中国雇员中，42万人在深圳工作。他们在大型厂区中工作和居住。富士康雇员程琳（音译）说，在工作期间不准打电话，除非生产线负责人临时代替他们的位置，员工不得离开生产线。
当公众将目光聚焦在11名从高楼上纵身而下的年轻人时，却无意间忽视了他们身后的、数量更为庞大的群体：一群正在酝酿着逃离富士康的年轻的“85 后”员工——被视为富士康储备干部的“新干班”成员。从当初的满怀梦想，到如今的纷纷逃离，短短的2年间，这群年轻的寻梦者从“富士康大学”里发现了什么、又学到了什么？他们为何选择以告别的方式 终结人生中的第一份工作？　　早报记者 李克诚 发自深圳　　“富士康大学”的多个面孔　　“我们像饲养场的那些奶牛，有丰盛的牧草，有饲养人员体贴的照料，甚至还可以听上音乐，我们唯一要做的只是：不停地产奶，不用自己思考。”　　“端午节一过，就是富士康员工辞职的一个高峰期”。林峰得意而冷漠地笑着。2个月前，在缴纳了相当于其3个月工资的“违约金”后，他提前离开了 富士康。　　2008年6月，毕业于西南科技大学的林峰，用一纸契约将自己“签”给了富士康科技集团。签约的时候，他满怀梦想，盘算着在这个世界500强企 业里该如何“乘风破浪”。　　如今，这个被他和同学们曾经亲切地称为“富士康大学”的地方，留给他的，更多的是不亲切的回忆。　　“感觉又回到了大学校园。”这是林峰进入富士康后的最初感觉。众多的年轻人、多人共用的集体宿舍、公共食堂，还有改造的足球场……甚至比大学时 待遇还要优越：这里不仅食宿免费(公司为每人提供11元/天的餐费)，甚至不用自己洗衣服，只需交给洗衣房即可。“那时，我们都把它叫‘富士康大学’”。　　“新干班”(新世纪干部储备班)成员林峰，不久就体会到“富士康大学”的另一面。与其他同事一样，他被分到产线(流水线)进行为期3个月的“基 层锻炼”。这也是每个新干班成员必经的第一课。　　林峰发现，真实操作工的生活比他想象中的辛苦很多倍。每人面前是一条不断转动的传输带和工作平台，他的任务是，给一台电子产品的某个小部件插上 3个螺丝。然后，传输带自动将其传送到下一环。操作看似简单，实则对按螺丝的力度和速度均有讲究：速度太慢了，面前工作平台上的元件就会堆积如山；若手劲 过重了，则会造成部件损坏，影响到产品的良品率。　　“每天10个小时不停地重复着单调的动作”，几天后，林峰发现，尽管全身这么多组织，而工作真正用得上的只有手指。如果不是觉得这仅仅是3个月 的“考验期”，自己肯定甩手不干了。尽管如此，林峰仍能引来整个车间近百人的艳羡——他是这里唯一的“新干”，他不必忍受线长的谩骂与侮辱。　　仅仅半个月，林峰就与面前的机器“融为一体”了。他闭着眼就知道自己的哪个手指应放到什么地方、使用多大的力道。但他发觉自己的性情也变了。他 觉得生活枯燥而乏味，舍友向他讲的那些事也不再富有吸引力：“某个普工在间歇10分钟内坐着就能睡着”、“那些女工全身上下都像粽子似的被包着，全身一片 白，只有两只眼睛露着，如果在夜间突然出现，准能把人吓晕……”　　3个月结束了。他被分到了新的岗位——品质工程师。与此相关的工种还有产品工程师、制造工程师。林峰尽可能地详尽地来描述自己的工作岗位，但繁 琐而专业的术语仍然使外人很难很形象地理解这是一个怎么样的工作。林峰急了：“这么说吧，我们一天的活就是这样：互相吵架。”　　由于分工非常细，各部门间的衔接难免出现问题，这时，兄弟部门间的争吵就会出现。大家互相埋怨，都不认为问题出在自己身上，“都把责任推给对 方”，林峰笑了，“我本来是个好脾气，但在这种环境下，脾气也变暴躁了。为什么要吵？你只能以进为退，你不吵，人家以为你好欺负，一出事都过来骂你。”　　生活真没意思，这样的想法会毫无来由地冒出来。林峰不明白：为什么明明一个人能做的很简单的活，却要分解成多个部分，让3到5个人来完成？毫无 成就感经常困扰着他。有时半夜里他会从梦中惊醒。失业时刻笼罩着自己。“再这样混下去，我不知道自己以后出去还能干些啥？”　　他终于下定了决心，让自己“明明白白地活”。他把这句话换成自己的QQ签名，激励自己。他说：也许富士康很适合别人，但它的确不适合我。“能在 富士康留下的只有两种人：抗压性超强且能力非凡的真正人才，以及混混日子、从不用思考的庸才。可惜，我是属于这两群之外的那个群体，普通的大多数人。”　　辞职后的林峰仍会常常想起他当初理解的“富士康大学”：“有人说，富士康是铁血的半军事化管理，我不太赞同。我觉得它更像是‘家长式的管理’。 ——富士康为我们包办了一切，甚至连洗衣服也不需要自己动手，我们需要做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干活。就像饲养场的那些奶牛，有丰盛的牧草，有饲养人员体贴的 照料，甚至还可以听上音乐，我们唯一要做的只是：不停地产奶，不用自己思考。”　　据富士康官方人士称，这两年，像林峰这样的离职人员率约为5%～6%。而富士康内部员工则认为，真实的情况可能远远超过这个数据。CNSBG事 业群在2008年年底的一份内部通报显示，该部门的离职率高达80%。而当年与林峰一起进入富士康工作的大学同学也所剩无几。　　被暂停的“逐年加薪”承诺 深圳社科院院长乐正形象地说，富士康员工人数增加了1/10，而员工成本却减少1/4。　　超时加班、高强度劳动，是外界对富士康所谓“血汗工厂”指责最多的地方。然而，记者采访发现，除了基层普工的一些项目有时是必须加班外，富士康 员工的加班多为“自愿”的，且要经过程序繁琐的申请手续。　　据了解，员工加班通常要经过多个环节：首先，向直接主管(如课长)填报“加班预申请单”；然后，主管将该表单呈送部门经理批准。加班结束后，员 工再次填写“加班确认单”，仍要经过直属主管和部门经理的依次审批。此种情况下的“加班”方为“有效加班”，能计入加班工资中，否则为“义务加班”。　　一位员工一语道破“加班”的原因：“主要还是为了多挣点钱嘛”。富士康的流水线上的普工，月基本工资只有900元(今年5月起调整为1050 元)；而被视为储备干部的“新干班”成员转正后的工资也只有约2500元。对于富士康员工的主体——“穷二代”而言，提高收入的途径只有加班，特别是周六 加班。周六的加班工资是正常工作日的1.5倍。　　一位富士康女工说，为了让自己能在周六加班，她和同事们想到了各种办法，譬如，在正常工作日的时候尽量使自己“忙起来”，使主管觉得“她的工作 的确在工作日完不了”，为此，她要付出的代价是——每天下班后，仍要呆在岗位上“义务加班”(无薪水)，这样方可换来周六的名正言顺的“加班”申请。　　08新干班成员告诉记者，起初富士康到各高校招聘时，多口头承诺员工的薪水会每年递增一次。可他们已进入公司近2年了，除了转正时底薪增加过， 至今仍没有调整。据了解，目前08新干班成员的月收入多在元(底薪为2500元)。若扣除掉社保费用及每月基本的生活开支，每月到手的 收入只有2500元。　　员工工资徘徊不前，从一个侧面能得到验证。据富士康国际(02038.HK)去年的年报显示，截至2009年年底，集团共拥有雇员11.8万余 人，较2008年同期的10.8万人明显增加；但同时，2009年员工成本总额为4.85亿美元，比2008年的6.72亿美元大减1.87亿美元——深 圳社科院院长乐正形象地说，员工人数增加了1/10，而员工成本却减少1/4，可见，员工的工资水平受到了很大的挤压。　　难以流动的科层　　升迁的偶然性很大。一个职位只有出现空缺时，才会从下一等职位中晋升，而一般管理者好不容易才“爬”到某一职位，除非发生重大变故，一般会极力 维护自己的位置。　　走在富士康厂区内，一看就能看穿对方的身份与工作：他们的衣服，以及一个细小的动作，就能“出卖”自己的阶层。譬如，穿黑色T恤式工作服的男 孩，是基层流水线的普通工人，他们被称为“员”；而穿白色同样款式工作服的男生，则一定是毕业于大专或本科院校，他们是这个公司的“工程师”。　　只需要看他通过哪个通道上楼，就能分辨出他是一名台籍管理者，还是大陆的管理者：前者被称为“台干”，享有专门的通道，这个通道无需验明身份、 无需刷卡，也无人检查；而被称为“陆干”的大陆干部只能沿着其余3条通道上下班，哪怕他的职位已经进入了高阶管理层，他仍只能从普通通道进出。这是一个从 未被写入过正式文件，却被每个人小心翼翼遵从并维护的规则。　　员工们反映，在富士康，管理层的等级繁多而森严。据介绍，自低层至高层，富士康的管理职务通常有：线长、组长、课长、专理、副理、经理、协理、 副总经理、总经理等。这只是一种简单的划分，事实上，上述职位中，如经理还会再细分为经理、资深经理；协理、资深协理等。管理者的收入与其所在职务的高低 相关，其薪资构成中有一个较大比例的部分就是职务工资。　　“这里的各种等级划分制度实际上太复杂了，我们很多时候也分不清。”多位受访的富士康内部员工说，他们对这些并不是太关心，是因为等级实在太 多，自己“爬不上去”，升迁的偶然性很大：首先，一个职位只有出现空缺时，才会从下一等职位中晋升，而一般管理者好不容易才“爬”到某一职位，除非发生重 大变故，一般会极力维护自己的位置；若要升职，则需由自己的直接主管提议并申请，并经过该主管往上的多个主管逐级审批，而事实上很少有主管去揽这种“吃力 不讨好”的差事。　　最重要的，作为大陆的员工，“即使你工作再努力、成绩再出色，一般也只能跻身于低阶或中阶的管理者中，而无法晋升为高阶主管。”多名受访者表 示，“陆干”(大陆干部)不被重用，尤其是不会被安排到一些核心岗位是众人皆知的秘密。　　这一点，不仅被“陆干”们所诟病，富士康的最高层也心知肚明。富士康分管人力资源的副总裁何友成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言，富士康在大陆的员工达 45万名之时，经理以上的“陆干”仅有80名，“距离全面参与公司主管运营决策有相当距离”。　　也许正是认识到这种“台陆有别”的用人策略引起了负面作用，最近两年，郭台铭开始在一些重要场合强调，要重用“陆干”的策略，并提出了“台干主 外、陆干主内”的分工策略。　　一位08级新干班的储备干部说，自己不会为了“爬”上一个“毫无尊严”的主管的位置，而白白浪费了自己的宝贵青春。“我看重的不仅是职位，还有 自由和尊严。”他说。　　被“异化”了的执行力　　富士康的一个重要的存活法则是，只要“老大”让做一件事，你的回答只能有4种选择：嗯；是；好；OK。　　在富士康，执行力是被看得最重的。上自郭台铭，下至基层管理者，对员工谈的最多的一个词就是“执行力”。员工们常常在访问中脱口背出“郭台铭语 录”：“走出实验室，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　　也正是因为科层等级的森严，以及公司文化对执行力的异常强调，一位干部说，在富士康的一个重要的存活法则是，只要“老大”让做一件事，你的回答 只能有4种选择：嗯；是；好；OK。　　富士康内部流传的一个“段子”能鲜明地反映出这种“过分强调执行力”的思维：一天，郭台铭召集各高管开会，“我们年底前要造出一个宇宙飞船”， 众下属异口同声：“一定完成”。尽管人人皆知依靠目前的技术、设备和资金实力，该目标不能实现。但是，各高管还是随即召集各中层干部开会，并逐级分解任 务、制定时间表，于是，每个车间、每天流水线上的工人开始了加班加点、制造生产“宇宙飞船”的零部件。　　由于富士康企业文化里过分推崇“铁的纪律”，下级不敢质疑上级，他们能做的只有：将任务分解，向自己的下级下达新的指示。一旦基层员工出现失误 或差错，问题则会迅速从基层传导至高层。在富士康，多个部门每天都有着早会、晚会的制度，他们的任务就是——及时通报工作进展、发现不足、立即纠正。例 如，某车间生产HP打印机的某一部件，若某天该车间的产量或者良品率下降，不出几个小时，公司的高层都会知道这个小车间的秘密。紧随其后，高层马上召集会 议、寻找对策，指示层层下达，压力被传导到这个车间。　　一位在富士康负责交货管制岗位的前员工说，富士康的压力传导机制是单向、递增的，若基层员工出了差错，其主管的做法通常是限时要员工整改，而很 少会设法与员工一起解决，而压力全都集中在基层员工身上。压力就是这样产生的，更重要的是，因为感受不到来自主管的支持(只能感受到指责)，“有种被抛弃 的感觉”。所以，当一个弱小的个体，面对庞大的公司的重压，任何一个微小的“问题”都能成为压垮员工的“最后一根稻草”。(应采访对象要求，文中人名为化名)
富士康“十连跳”事件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并且出现了两种比较极端的观点，一种是富士康自我辩解的这是十余个孤立事件，企业已尽力；另一种则说富士康是“血汗工厂”，应独负全责。一个“富士康网友观察团”于 23日主动联系环球网，提供了一份亲身经历和实地考察后形成的“富士康情况报告”，指出了富士康公司在员工待遇和管理方面存在的“九大问题”。　　在环球网记者获得的“富士康网友观察团”报告开头部分特别强调，“为了保持中立的立场，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宗旨”，将报告分成两部分，第一部分对富士康公司在员工的基本管理和待遇方面做了介绍，指出富士康公司在与员工签署劳动合同、为员工购买各种保险、保障最低工资标准并按时支付工资、按规定给加班费等方面“做得比较好”。　　而报告的第二部分，则对富士康公司“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做了说明，并举出了富士康公司的“九大不足”，涉及到富士康组建工会程序不合法、保安部存在非法打骂和限制人身自由等违法行为、公司存在违反劳动法，超时加班现象、与新进员工签订霸王条款，变相限制员工等；此外，公司没有建立系统有效的沟通、管理人员管理方法粗暴、法定工作时间工资偏低等。　　环球网记者随后通过电话，联系到了“富士康网友观察团”的发起人、网名“刘德华接班人”的网友。他表示，自己从2007年就开始关注富士康，当时已经有媒体关注他们“血汗工厂”的事。他几天前在“天涯社区”发贴，招募“富士康网友观察团”。　　召集贴发出后有100多名网友打电话联系，后来正式成行赶到深圳的有8个，加上富士康内部员工4个，“观察团”由12名网友组成。他们100% 为外来农民工，有2人从事人力资源管理，5人是普通工人，2人是法律工作者，1人是教师，另外2人从事其他职业，平均年龄为28岁。　　“刘德华接班人”表示，8名外部网友拿着身份证到富士康应聘，其中3人应聘成功，并在富士康工厂呆了3天。另外5名没有进入工厂的网友，则在外围与员工交流、走访。他表示，现在拿出的这份报告并不最后，“网友观察团”的工作还要进行下去。他说：“我们已经跟厂方交涉，想跟他们正面接触，还有一些问题必建议要跟他们提。”　　在谈到“网友观察团”的目标时，“刘德华接班人”对环球网记者说：“第一，富士康官方要给我们一个结论，就是他们有问题。第二，底薪要设定在 1200以上。第三，加班要减少。他还特别强调：“目前，我们的结论是，富士康在精神方面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血汗工厂’”。附：富士康网友观察团报告全文　　“富士康网友观察团”第一阶段观察报告　　富士康网友观察团经过深入细致的观察，寻访富士康内部员工和基层管理人员，并通过亲身体验了解，结合不少富士康员工反映出的相关问题，获得了部分资料。由于第十跳在我们网友观察团正在观察期间发生了，事态正朝着不断恶化的方面迈进，我们将第一阶段所了解的情况向广大网友作个汇报，以期待引起富士康高层和政府管理层的高度重视，切实拿出行之有效的方法和措施来，我们真的不希望再有第11跳的出现了。　　一、“富士康网友观察团”成员组成：　　外部网友8个，富士康内部员工4人，共计12人。100%为外来农民工，其中从事人力资源管理的2人，普通工人5人，法律工作者2人，教师1 人，其他职业2人。平均年龄28岁。　　二、第一阶段观察报告内容：　　为了保持中立的立场，本着公开公平公正的宗旨，本观察报告分二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富士康公司做的比较好的部分，即为员工所认可和接受的正面部分；第二部分，富士康公司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即负面部分。　　员工对富士康所认可的正面部分：　　A、 富士康公司能够执行劳动合同法的规定，与每一位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B、 富士康公司能够准时支付工资报酬，无拖欠和克扣工资。　　C、 富士康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