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组织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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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组织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一）
（中国）《瞭望新闻周刊》&
在国际上，由于各国在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方面存在着不同，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如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第三部门或独立部门、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免税组织。等等。这些叫法在内涵上区别不大。与政府、企业相区别，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独立性、志愿性、公益性等基本特征。
　　2007年，我国开始正式用“社会组织”代替“民间组织”。“民间组织”的“民间”是与“政府”、“官方”相对应的，反映了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中“官”与“民”相对应的角色关系，容易让人误解民间组织是与政府相对应甚至是相对立的。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把民间组织纳入了社会建设与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大局，对传统的提法进行改造，提出了社会组织这一称谓。
　　社会组织称谓的提出和使用，有利于纠正社会上对这类组织存在的片面认识，形成各方面重视和支持这类组织的共识。我国将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即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是由公民或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包括行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基金会是利用捐赠财产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分为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劳动、民政、体育、中介服务和法律服务等十大类。
　　（资料提供：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
社会组织的概念、特征及分类
日 17:16:23 　来源： 瞭望
在国际上，由于各国在文化传统和语言习惯方面存在着不同，社会组织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多种不同的称谓。如非政府组织、非营利组织、公民社会、第三部门或独立部门、志愿者组织，慈善组织、免税组织。等等。这些叫法在内涵上区别不大。与政府、企业相区别，社会组织具有非营利性、非政府性、独立性、志愿性、公益性等基本特征。
2007年，我国开始正式用“社会组织”代替“民间组织”。“民间组织”的“民间”是与“政府”、“官方”相对应的，反映了传统社会政治秩序中“官”与“民”相对应的角色关系，容易让人误解民间组织是与政府相对应甚至是相对立的。因此在新的形势下，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和党的十七大把民间组织纳入了社会建设与管理、构建和谐社会的工作大局，对传统的提法进行改造，提出了社会组织这一称谓。
社会组织称谓的提出和使用，有利于纠正社会上对这类组织存在的片面认识，形成各方面重视和支持这类组织的共识。我国将社会组织分为三类，即社会团体、基金会和民办非企业单位。
社会团体是由公民或企事业单位自愿组成、按章程开展活动的社会组织，包括行业性社团、学术性社团、专业性社团和联合性社团。基金会是利用捐赠财产从事公益事业的社会组织，包括公募基金会和非公募基金会。民办非企业单位是由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其他社会力量以及公民个人利用非国有资产举办的、从事社会服务活动的社会组织，分为教育、卫生、科技、文化、劳动、民政、体育、中介服务和法律服务等十大类。
(资料提供：民政部民间组织管理局)
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
公司章程或者宣言，组织内部有严密的分工制度以及恐怖残忍的惩戒纪律等。许多组织内部成员犯罪都是“组织纪律”的贯彻实施的牺牲品，比如泄漏黑社会组织秘密被秘密杀害等。 &&&& &&&&&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实力特征：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 &&&&& 经济实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黑社会组织往往成为一方的煤霸、菜霸、车霸、霸，他们巧取豪夺把持着市场交易的先机。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可以是非法的，也可以是合法的。黑社会组织常常从事一些国家明令禁止的赌博、色情服务业等暴利行业谋取暴利。黑社会组织开展一定的经营活动，以所属公司、夜总会、各种组织协会等为掩盖犯罪、洗黑钱，并将取得的收入继续投入增加黑社会组织实力，这一点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恐怖组织及其他一些犯罪组织的区别之一。 &&&& &&&&& 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方式特征：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 &&&&&& &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是以控制社会为目的，控制社会为了更好的实施犯罪服务。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具有明显的暴力行为，大部分黑社会组织具有涉枪案件，比如秘密暗杀、雇凶杀人等。
&公司章程或者宣言，组织内部有严密的分工制度以及恐怖残忍的惩戒纪律等。许多组织内部成员犯罪都是“组织纪律”的贯彻实施的牺牲品，比如泄漏黑社会组织秘密被秘密杀害等。 &&&& &&&&& 黑社会性质组织经济实力特征：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 &&&& &&&&& 经济实力是黑社会性质组织赖以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黑社会组织往往成为一方的煤霸、菜霸、车霸、霸，他们巧取豪夺把持着市场交易的先机。黑社会性质组织获取经济利益的手段可以是非法的，也可以是合法的。黑社会组织常常从事一些国家明令禁止的赌博、色情服务业等暴利行业谋取暴利。黑社会组织开展一定的经营活动，以所属公司、夜总会、各种组织协会等为掩盖犯罪、洗黑钱，并将取得的收入继续投入增加黑社会组织实力，这一点是黑社会性质组织区别恐怖组织及其他一些犯罪组织的区别之一。 &&&& &&&&& 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方式特征：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范围内，以暴力、威胁、滋扰等手段，大肆进行敲诈勒索、欺行霸市、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 &&&&&& &黑社会性质组织实施犯罪是以控制社会为目的，控制社会为了更好的实施犯罪服务。黑社会性质组织行为具有明显的暴力行为，大部分黑社会组织具有涉枪案件，比如秘密暗杀、雇凶杀人等。
明确界定黑社会性质组织特征
02:41:00　来源: (西安)　
以重庆龚刚模案、樊奇杭案、文强案为代表的打黑除恶行动，在我国掀起一阵打黑风暴。统计显示，2006年2月，我国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全国共打掉黑社会性质组织1400多个，铲除恶势力1．6万余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12万余起。
对黑社会组织予以定性
此次审议的刑法修正案（八）草案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特征进行了明确：形成较稳定的犯罪组织，人数较多，有明确的组织者、领导者，骨干成员基本固定；有组织地通过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其他手段获取经济利益，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以支持该组织的活动；以暴力、威胁或者其他手段，有组织地多次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非作恶，欺压、残害群众；通过实施违法犯罪活动，或者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包庇或者纵容，称霸一方，在一定区域或者行业内，形成非法控制或者重大影响，严重破坏经济、社会生活秩序。
严惩敲诈勒索寻衅滋事行为
在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与黑社会性质组织犯罪相关联的敲诈勒索罪、强迫交易罪、寻衅滋事罪等都进行了不同程度的完善，从而加大了涉黑犯罪的惩处力度。
赵秉志说：“敲诈勒索罪等几个罪名本身并不是黑社会组织犯罪的罪名，但敲诈勒索等行为是黑社会组织犯罪时惯用的手段。”刑法规定，敲诈勒索公私财物，数额较大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数额巨大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
此外，修正案（八）草案还完善了寻衅滋事罪的规定，从严惩处首要分子。北京观道律师事务所律师程斌说：“在司法实践中，一些犯罪分子时常纠集他人，横行乡里，严重扰乱社会治安秩序，扰乱人民群众的正常生活。由于这类滋扰群众行为的个案难以构成重罪，即使被追究刑事责任，也关不了多长时间，抓了放，放了抓，社会不得安宁，群众没有安全感。”
刑法修正案（八）草案中规定，在刑法第二百九十三条中增加一款作为第二款：“纠集他人多次实施前款行为，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处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可以并处罚金。”
严厉打击黑恶势力“保护伞”
此外，刑法修正案（八）草案还加大了对黑恶势力“保护伞”的打击力度。草案第四十一条提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包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或者纵容黑社会性质的组织进行违法犯罪活动，为黑社会性质的组织提供保护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情节严重的，处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非营利性社会中介组织的基本特征
从我们对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的定义分析可以得出，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是介于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一种社会组织。它既不属于行政组织，也不属于企业、事业单位。它是联系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一方面，它承接着由于政府职能转变而转让出来的一部分社会管理职能，起到减轻政府负担的作用。另一方面，它代表着社会上某一阶层、或具有相同利益趋向的一部分人的利益和要求，反映他们的心声，并将之传达给政府，起到缓和政府与社会之间的矛盾的作用。
通常，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应具有以下特征：
一、民间性。也称为社会性或非官方性，这是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最显著的特点。所谓民间性，是指它根据社会发展的需要而自发产生并通过为社会服务而获得生存的空间，即来源社会、面向社会、服务社会。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的民间性表明它是一种社会自发组织，它是不带有政府行为特征的，即使它是从政府部门分离出来的，或是在政府的指导、协助下成立的。否则，它就会成为二政府。因此，非政府性是衡量是否为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标志。
二、非营利性。即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是不以追求利润最大化为日的，其成立和运作的目的在于为其成员或社会提供一些公共性服务。但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的非营利性并不意味着它的活动不产生收入。由于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是在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它的生存与发展，离不开市场。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属于第三产业，它与第一、第二产业一样，都需要按照市场经济的原则运行，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但是，“即使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的活动是能产生利润和收入的，它也不能将其利润进行分配，即所谓的分配限制条款(the articles of distributional constraints)，也正是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的非营利性特征”，故各国税法对它的收入大多有税收优惠的规定。同时，由于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是适应市场需要而产生的，因而市场上“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原则也同样适合于它。故此，它要在激烈的竞争中站稳脚跟，不断发展壮大，也必须面向市场，服务市场，以优质高效的服务赢得社会的信任。
三、自治性。即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都是独立处理各自的事务，并且能控制自己的活动，有自我治理性。
四、中介性。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因其是政府与企业、个人或政府与市场的联结纽带而得名，因此，其桥梁、沟通、媒介作用是不可或缺的。它一方面应向政府反映其所代表的市民或社会利益团体的利益诉求，另一方面也应将政府政策或决策传达给其所代表的那部分市民或社会利益集团，起到下情上通、上情下达的作用，最终达致政府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最大程度地实现社会的安全与稳定。
五、服务性。这是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的基本功能。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不是公共权力的代表，但它可以提供公共物品，即可以为政府、企业、事业单位、各社会利益集团和公民个人提供信息、技术、政策、公证、培训、咨询、法律、预测等项服务，依靠服务取得社会的认可。这种服务功能具体体现在：
（一）沟通。即在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企业与企业、地区与地区之间、人与人之间架起沟通的桥梁，使信息传递得更加快速、准确、及时、全面、有效。
（二）协调。即协调政府与社会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各行业之间、各利益群体之间、人与人之间、各地区之间及本行业内部之间的各种关系，以减少矛盾、消除对抗、避免摩擦和损失，为相互间的谅解和妥协积极创造条件，最终达致双赢及社会的稳定。
（三）咨询。即为政府、社会、个人提供信息咨询、政策咨询、法律咨询和人员培训等。
（四）规范和监督。即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来规范和监督企业的经营活动，以减少国家对市场的过分干预，维护市场正常有序的运行。
（五）政策导向。在西方国家，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对政府的决策行为影响最大，它们影响、诱导着政府的政策导向，使政府的改革和决策更有利于某些群体或利益集团，或使政府的决策更接近于现实，从而为政府的客观调控创造条件。在我国，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随着其力量的日益壮大，也逐渐影响着政府的决策，使得政府的政策、决策更符合社会各方利益的需要。
（六）公正。即在经济生活中既要对政府负责，也要对企业、对社会、对个人负责，充当一个公正、公平的角色。
六、组织性。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都有一定的制度和结构，其结构与制度的合理性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其功能的发挥。
七、合法性。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应是到国家民间组织管理机关进行登记取得合法地位并成为能单独承担民事法律责任的法人组织。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的合法性是其活动得以开展的一个前提性条件。同时在进行社会活动的过程中遵守国家法律也是其应尽的义务。否则，其活动就有可能损害国家和社会的利益，而最终失去其合法性。
八、公正性。营利社会中介组织在为社会提供公益性服务或有偿服务时，都是在特定的规则下进行中立运作的，因此必须真正体现公正、公平、公开及客观的办事原则。同时，它的服务也须接受服务客体及有关部门的监督，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其公正性。
九、自愿性(或非强制性)。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不是政府组织，它是公民自愿组成的，所以它本身不具有强制力，而且参加社会中介组织的成员都应是自愿参与的而不是受强迫的。这即是说在非营利社会中介组织中，各成员个人是独立的、自由的。“社群不是个人的取消，而是个人的加强。当个人感到缺乏力量时，便联合成社群。在一个正常的社群中，个人应该是自由的。”
&社会组织的特征主要有：①特定的组织目标。组织目标是组织活动的灵魂。②一定数量的固定成员。至少由两人或两个以上的人组成系统。③制度化的组织结构。通过不同职位的权力结构体系，协调各个职能部门或个人的活动。④普遍化的行动规范。通过辅助的奖惩制度，制约组织成员的活动，维护组织活动的统一性。⑤社会组织是一个开放的系统。
“组织起来”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
　　什么是“社会主义”？据说这是一个问题。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有人提出了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所以原本铺好的路、搭好的桥统统需要解放思想，进行重新解释：自力更生过于“死板僵化”，艰苦奋斗实在是愚不可及；造不如买买不如租、买进卖出交来换去才是硬道理，于是用市场换技术、以资源换财富，挖祖宗坟、吃子孙饭，换来一个“0.4%”的先富时代。原本兴致勃勃的想摸起一块“石头”然后振臂一举引得众人欢呼，结果一不小心捏着了一坨狗屎只好满脸尴尬的表示还得继续摸石头一百年不动摇，为了一个人的面子而将整个国家的未来寄托在无限的拖延之中，老天会垂怜这个佝偻着身子在河里瞎转悠的人吗？我看不会。与其摸石头过河，不如马上自力更生修桥铺路，后者虽然会艰难些、虽然速度会慢一些，但却可以牢牢的掌握着自己的命运。
　　在我看来，“什么是社会主义”其实并不算什么难题。如同“资本主义”社会以“资本”为价值主体一样，“社会主义”的价值主体则为“社会”这个“整体”。或者更简单的说，“资本主义”社会“资本”的利益优先，“社会主义”以社会“整体利益”优先。社会主义的对立面其实是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社会只是自由主义的一种存在形式。无论是“资本”或者是“社会”，都是抽象出来的概念，现实中“资本”与“社会”背后站着的都是有血有肉的“人”，人永远是社会的主体，这点毫无疑问。资本背后的人我们往往称为“资本家”，而“社会整体”背后站着的原则上是社会上所有的人，甚至还包括那些还没有出生的、未来的人。
　　资本家的最大利益是“资本”威力无穷，世上一切皆在资本的控制之下，或者说世上一切东西如果都可以买卖，那么资本就可以完全控制一切；而“社会整体”的最大利益却在于人类拥有更强大的生存繁衍能力和“开发利用资源”的能力，某种意义上来说生存繁衍能力与利用资源的能力实际上是一体两面，限制人类种群大小的关键因素就是资源，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实际上就是从资源限制的角度入手的，不过他只是消极的看到人口对资源消耗的一面，没有看到人还有开发资源的另外一面。二战之后，世界人口暴涨，但并没有再次引发世界大战，最主要的原因就在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大大的拓展了人类可利用资源的丰度与广度，使得人们在资源上的竞争还不至于需要战争这种激烈的形式。因此，在我看来，人类科学技术与教育水平的发展和提高才是社会整体利益的重点，其他的一切都是末节。那么，如何才能促进科学技术的发展与教育水平的提高呢？发展科学技术没有捷径，唯一的道路是实践，只有更多的生产劳动实践，才可以真正促进科技的进步，因此任何导致社会劳动总量减少的社会都不是好的模式；提高教育水平并不能简单的理解为“建学校”、“求大师”，对于社会来说，教育的概念相当广泛，人终其一生其实都在受教育，学校教育只是很少的一部分，更多的其实是家庭和社会。人是环境的产物，幼年时期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会影响一个人一辈子，提供大致相当的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这才是真正的“起点公平”，这才是真正的以人为本。如何才能做到这点？答案只有一个——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的最大区别在哪里呢？自由主义以个人为核心，秉持“人人为自己就是为大家”的观念，当然学过数学、知道“最优化”概念的人都知道这种观点是荒谬的；而社会主义最基本的特征却是“组织起来”，任何群体想要形成一个具有自身特性的整体，都需要建立起某种组织结构，在此基础上分配社会资源与社会职能。这个道理老僧曾经说了很多，这里就不再罗嗦了。总之，如果没有组织起来，则无法形成有效的社会分工，也就无法形成强有力的整体，那么社会整体利益最大化也就是空中楼阁。当然，这对于那些自由主义者，或者是个人主义者来说，将自己融入一个群体，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滴水入海，见性成佛，“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没有了“自己”，也就融入了整体。水滴未融入大海之前，执着于自己的晶莹剔透，执着于自己的圆润光滑，但入土则亡，遇热则化，，趋利避害悲喜惊慌，流迁转变，一刻不得消停，而一旦融入大海，则无我无他，无有分别，无所畏惧，喜乐平安。三十年前那些在单位门前下棋打牌的老头子老太太们对这点是很有体会的，生老病死对他们来说不是什么大问题。有依靠的人是安稳的是幸福的。
　　一个“分”字，拆散了多少的依靠？拆散的多少人的幸福感？小岗革命，还要持续多久？
论“黑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法律完善（上）
论“黑社会”的基本特征与法律完善（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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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政府组织有哪些基本特点
（1） 非营利性，即不以营利为目的。其主要活动是从事公益事业。NGOs的经费主要是靠会员缴纳的会费或社会的捐赠。需要说明的是，非营利性并不是说NGOs不可以从事营利活动，事实上在很多国家或很多情况下，非政府组织是营利的。其非营利性主要体现在所获利润必须用于其组织所从事的事业，不能在成员之间分红，法律也禁止它们的把营利分配给组织的经营者。
（2） 民间性。NGOs是来自民间、服务于社会或其成员的自治组织。民间性体现在它们是其成员为了表达、维护其群众的利益或社会公益而自愿组织起来的社会组织。根据NGOs是为其组织的内部利益或是为了社会公益的宗旨，NGOs可分为互益组织（又称相互利益组织）和公益组织（又称公共利益组织）。
（3） 志愿性。NGOs的成员大致分为两类：一是拿工薪的成员；二是征招的志愿人员，他们没有工薪，但是给一些工作和生活津贴。通常在NGOs中那些职位较固定的长期的工作人员是拿工薪的，而临时的工作人员则多是志愿性质的。NGOs的领导人主要来自前政府官员、社会上德高望重的人和专家学者，而一般工作人员多来自社会各方面，如热心社会事务者、大中专学生以及NGOs的服务对象等。
（4） 服务性。服务于社会边缘性弱势群体是NGOs的一个重要特征。大多数NGOs的活动与慈善事业、社会救助、环境、人口、教育、生存与发展等问题有关，主要服务对象是被主流社会所忽视或排斥的边缘性社会群体。
（5） 民主性。NGOs没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虽然其组织上有分工，而且也存在决策权力的分层次，但由于NGOs本身所有的民间性和网络型结构，分工和分层并非导致不同角色之间严格的等级界限。NGOs的成员之间是平等地、自愿地结合在一起的，组织的活动是通过民主的和非强制性的方式去开展的，每一个成员可以与任何一位领导直接对话，表达意见，提出建议。在NGOs体系内部，各NGOs组织的地位也都是平等的，是自主地去开展活动的。
（6） 专业性。NGOs作为一个大的社会组织体系，形形色色，复杂多样，但具体到某一个NGOs时，它们又十分专业化。它们要么关注某一社会问题；要么关注某一社会群体。它们在成立之初，就明确为自己定位，明确活动的某一个特定领域。这样就使得NGOs在特定领域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甚至在社会生活的特定领域中起到一定的协调作用。
本课题研究旨在对中国传统管理赖以形成的基础和背景——思想观念基础、物质资料生产方式和组织原型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从总体上概括中国传统管理的基本特征，试图说明中国传统管理在历史演进过程中传承的主要路径和方式，并结合改革以来的企业管理实践做出有关中国式管理特征的基本判断。
　　1?研究视角
　　各国或各民族的管理，在技术侧面和业务侧面，只有程度上的差别而无根本差异。能够从本质上体现管理的类型化特征的，是组织管理的社会侧面，是民族的特有观念以及在其指导之下形成的组织化方式、组织运行规则、组织目标追求等方面赋予组织管理以民族特色。因此，研究管理的类型化特征应当着眼于组织管理的社会侧面。近代意义上，西方工业化以来的“企业”在中国出现较晚，发展不充分。改革开放以来市场化进程尚未彻底完成，中国很多企业尚处于半是企业、半是传统社会组织状态。
　　组织作为一种完成各种目标的机制，作为实现单独个人难以实现的目标的手段，作为一种制度化的存在，甚至作为某种意义和象征，全面地制约和影响社会运转过程和人们的社会生活以及个人生活。泛泛而论，民族文化、社会文化有多种表现方式和作用途径，几乎涉及文明的所有方面。但作为承载民族管理文化传统、延续传统文化管理逻辑的方式和途径，组织管理过程是最基本、最直接、最现实的途径和过程。人们的生产生活实践、基本社会关系、人际交往、社会化地形成的共有价值观念、类似的思维方式、一般行为规范，乃至建立在此之上的制度形态意义上的组织管理制度，既是传统管理文化基本精神和内在逻辑形成的基础，也是传统管理文化实现自身延续、强化其基本精神、转化和新生以适应变化的主要方式和途径。
　　基于此，本课题主要从组织管理的社会侧面视角切入和把握问题。
　　2?研究重点
　　本课题重点关注在历代中国人的组织管理过程中实际起作用的规则和特征。传统文化观念和管理思想建立在生产生活实践基础上，且对组织管理实践有重要支配作用和影响。但由于历史久远，资料有限，今天我们很难在某一具体时代的管理观念和组织管理实践之间找出具体对应的联系。仅仅研究管理思想本身对解释现实的“中国式”管理问题还很不够，因而，将传统中国文化以及管理观念作为总的背景和基础纳入研究。历代统治者追求的、宣扬的思想和观念反映了统治者的愿望和追求，还不是当时管理的实际。结合一个时代实际的管理过程，才能得到符合实际的判断。因此，跨越了具体时代的、在历代中国人的组织管理过程中实际起作用的规则和特征，成为本课题的重点。
　　3?基本思路
　　一个民族的生产生活实践（马克思的“物质资料生产方式”）、组织基础和民族文化早期形成的基本观念体系，是该民族社会组织乃至管理方式、管理类型形成的最基本前提。对该民族而言，组织管理方式，成功或有效的、理想的管理，都是建立在这些前提基础上的。其要点有以下四点。
　　（1）一个民族文化早期形成的基本观念，提供了一套解释世界的知识体系，提供了有关合理社会、理想社会，包括人生意义在内的合理解释，也提供了一种思维逻辑框架。这样一套知识和意义系统，是构建社会化组织体系和管理方式的指导思想和准则。中国传统管理，首先是在中国文化早期形成并经逐步调整最终成型的那些基本观念指导下形成的。
　　（2）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们在谋求生存的物质资料生产生活实践中，发展出有关生产、生活的技能、经验和知识，形成经济活动、技术活动、劳动组织方式等方面的知识和手段。按照马克思的观点，物质资料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法律、社会制度、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建立在此基础之上并最终受生产方式支配。显然，民族的独特的物质资料生产生活方式类型（如农业文明、游牧文明、航海文明等），在民族文化包括组织管理方式的形成方面有至关重要的作用。
　　（3）在中国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和基本文化观念制约下形成的、作为社会原型的家族组织类型，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组织基础。家族作为最基本的生存组织，作为基本的生产单位，作为人生的价值和情感皈依所在，承载了生存、生产、社会生活、价值实现和情感依托等多重功能。家族成为中国组织管理最基本的依托、最集中的载体、最典型的象征。
　　（4）在上述三方面基础上，中国传统组织管理形成鲜明的特征，具有自身独特的形态。这种管理传统虽历经千年历史演变，却以“转化性创造”方式传承至今，其核心特点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家族组织特征（1）
家族组织特征（1）
家族化和泛家族化是中国传统管理的基本组织特征。
　　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中国社会构造的根基在家庭，家庭及家庭利益的声誉远远高于其他组织和形式。家庭伦理和家庭观念在中国社会生活中具有巨大影响作用。
　　家庭之所以占有如此重要的地位，是因为农业社会以土地为主要的生产资源，而土地的保护与耕种及作物的照料与收获，均需要通过持久而稳定的小共同体来共同运作，而这个小共同体就是以血缘为基础的家庭。家庭是农业社会经济生活、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文化生活的核心，家庭的保护、延续、和谐及团结非常重要，形成了中国人凡事以家为重的家族主义基础。
　　家族是中国社会最基本的基础，中国文化全部建筑在家族观念基础上。以家为本的思想虽历经社会政治变迁，但绵延至今，作为整个社会的基本运行规律的本质却没有大的变化。家族观念对人、组织乃至整个社会的影响，一直没有减弱。“五伦”中三伦（父子、夫妇、兄弟）都是讲家族内部关系的，而君臣是父子的变相，朋友是兄弟的变相。进入新世纪，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快速发展、虽然对外开放和对外来文化接触的程度在不断加深，但整个社会中家庭、家族价值的力量依然十分强大。
　　一方面，家族以血缘关系为基础，涉及直系、旁系的亲戚关系，并以父子关系为基线上下传承、左右延展，成为一个家庭或基于同宗同祖的多个家庭的亲缘性的族群。这体现的是家族组织的家族性特征。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行为规则和价值取向又不仅仅限于家族，这种家族主义在实际运行中有一种明显的“泛家族”倾向。自小生活在家族中的中国人有一种很明显的心理和行为倾向，那就是把家庭的生活经验、思维方式、行为习惯推广或概念化到家庭以外的团体或组织，导致中国社会各种组织中都渗透着家族制的关系模式、人际特征和行为规则。
　　总的看来，中国传统管理的管理对象——组织，呈现出超稳定的家族和泛家族化特征。分析中国传统管理的特征，必须从家族组织入手，通过揭示它的特征，才能真正发掘出中国式管理的特征。
　　2?2?1家族组织的基本结构
　　1?以血缘为基础
　　血缘关系是人类社会共同的历史起点，血缘氏族的彻底解体与历史性地保存，使东西方走向了不同的文明之路。而这一历史性的分界，使得“血缘关系”成为中国特有的思想文化的逻辑起点。中国固有的这一同步于历史的逻辑起点，造就了中国古代独特的血缘宗法社会，以及与此相应的一整套宗法制度和以血缘人伦为基础的思想文化。
　　家族组织最基本的关系纽带是血缘关系，而家庭组织又是社会组织的基本形态，是国家和社会的基本组织形式。血缘基础对中国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基础性构建作用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第一，血缘基础是社会最基本组织形式——家庭的存在基础。血缘决定的社会地位不容个人选择。血缘是先于个人的确定性力量。
　　第二，血缘基础是构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家族血缘关系是身份社会的基础，具有普遍和长久的社会性含义和作用。血源基础作为家族组织的基本结构，也是中国管理思想和组织特征的根源。
家族组织特征（2）
　　中国家庭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建构的，父慈子孝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亲情是人生最珍贵的情感之一。儒家认为：“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个人的生命是父母生命的延续，子女的生命是个人生命的延续，由此构成了家族的生命绵延不绝，使得个人必须“崇拜祖先、敬事父母”，传统中国社会也因此而成为典型的“父权社会”。于是，在我们的传统文化里，形成了下辈对上辈的“孝顺”和盲从，下辈没有发展独立人格的权利，一切只能听从上辈的安排，导致了下辈对上辈彻底的人身依赖，丧失了自我选择的机会。解决代际冲突的方法，最终往往是下一代对上一代的绝对服从，否则很容易酿成剧烈家庭冲突，子女往往成了“维护上辈尊严”的牺牲品，或是背上“不孝”之名。中国传统家族组织规范中，即使在餐桌上，也要长幼有序、主客有别，要求控制或节制自己的食欲以循规蹈矩、不予放纵。“五伦”是不平等的五伦，君上臣下，父尊子卑，夫妇、兄弟也是如此，只有朋友这一伦是平等的。梁漱溟曾概括说“五千年来，维持中国社会安宁的就是尊卑大小四个字”。[29]
　　中国家庭的这种秩序格局决定了在组织管理关系中，家长制成为通行的规则，“家长”或“长官”具有无上的权威，其管理如同家长对家庭的管理一样。
　　3?个人的身份及行为规范
　　家族组织按照基本血缘伦理构建出的等级制度，确定了个人的身份，并以与其身份相一致的行为规范约束人的思想和行为。个人只有通过其所在的家族组织才能被识别，个体行为被规定和束缚在这种纲常秩序的“礼”的节制框架中，难有个人的自由、自主、平等与独立。
　　家族身份规范具有稳定性和不可违背性，个人如果超越或挑战这种身份规范，就会背上“为父不仁”、“为妻不贤”、“为子不孝”、“以下犯上”和“大逆不道”的罪名。因此，大部分人会遵守“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唱妇随”的行为规范，有能力的人必须全力以赴照顾别人的需要，以维持家庭中的和谐。
　　与身份相关的生产生活职能分担，也按照亲疏远近的关系进行。亲情重于制度，信用代替契约，理念代替规则。
　　2?2?2家族组织基本特征
　　1?基本价值——“礼”和“孝”
　　以血缘基础、等级序列和身份行为规范构成的家族组织，其基本价值是“礼”和“孝”。
　　中国人的孝始于“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终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且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著名的《二十四孝》中有很多故事，如卧冰求鲤等。
　　儒家讲，对民众的管理不但要“道之以德”，还要“齐之以礼”，也就是用合乎“仁”的道德规范、行为准则和典章制度进行管理的治理方式。古代的礼制，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对大至国家、小至家庭进行规范管理的制度、如“以礼待人”、“礼尚往来”等。
　　总之，“礼”和“孝”这种基本价值体现在个人行为的各个方面；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已经浸透到中国人“习焉而不察”（李泽厚语）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中。
　　2?根本目标——族群利益至上，族群延续至上
　　建立在血缘基础之上的家族组织的凝聚力强，个人依赖于家族组织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发展、身份都和家族组织的存续发展息息相关。在这样的关系约束下，族群利益高于个体利益，族群的持续发展是家族组织最基本的目标。
　　个人自身也压抑、掩盖甚至贬低个性主体，以尊重、护卫族群的伦常结构。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人不强调个人权利，而是更强调个人对家族的义务，人们似乎不为自己而存在，为了家族利益甚至可以牺牲自己的生命。
　　3?信仰——祖先崇拜，重生重情
　　中国没有西方式的宗教信仰，没有类似上帝的外部力量约束人的心灵。一方面，中国人把精神寄托于对祖先的崇拜。这种崇拜为个人树立了行为的标准和榜样，也使个人形成了学习先人、追求“内圣”的人生理想。
　　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没有上帝和人这种两个世界的存在，中国人更加注重现实和人际感情。人们不相信上帝审判或者来世天国之说，于是人从理智到情感、从现实到观念都处在以家族组织为基本纽带的人际网络中。中国家庭是按照长幼有序的家庭伦理建构的，父慈子孝是最重要的家庭关系，亲情是人生最珍贵的情感之一。这使中国人产生轻集团生活而重家庭生活的观念和以家庭、亲情为中心的伦理。
由家族到社会——家族组织的基础性（1）
2?3?1家族——社会——宗教
　　悠久和深厚的“家文化”传统，体现了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突出特征。家族及家族伦理不但成为中国人社会生活、经济生活及文化生活的核心，甚至也成为政治生活、宗教信仰的基础因素。
　　“家文化”特别注重家族之间的亲情，追求“父慈子孝”、“夫义妇听”、“兄良弟悌”、“长惠幼顺”的境界，强调“以和为贵”、“和气生财”。为了维护“家”的稳定利益、声誉和永续存在的发达兴旺，中国传统家族中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伦理道德规范，来约束父子、夫妇、兄弟及其亲属关系，并形成了几千年一贯的宗法式的“家族主义”行为规范、观念体系和思维定势。其基本特征是：以父系单系家长权威为轴心，形成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义妇顺的家族亲情关系，以及上下尊卑、亲疏远近的等级秩序。在这种文化里，每个家族成员都依附于家，视家为根，都对家的利益、声誉和兴旺负有责任，并且对家的责任胜过所有其他责任。在家族群体里，人与人之间产生全面而强烈的信任关系，一旦超出这个圈子与“圈外人”交往时，信任感便会逐渐减弱乃至消失。这种传统文化体现了强烈的人际等级意识和族类意识，内具亲和力和凝聚力，外具排异性和分散性。它的信任感仅局限于家族范围或“自己人的圈子”里，而不扩大到非亲非故的交往关系中，因此社会信任度低。
　　正如费孝通所言，我国社会关系是以自己为中心呈波浪状扩散的差序格局，由此形成亲疏有序、远近有别的人际关系网络。家族观念在人们心中处在十分重要的地位，深厚而浓烈。传统儒家以家族血缘伦理及其观念体系为中心和前提构建社会的一切，由伦理而引申到政治，再引申到宗教。从本质上来说，家庭血缘伦理（亲子之爱、兄弟之爱）、社会政治伦理（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宗教观念（三年之丧、祖先崇拜）三个层次是内在同构的，即遵循的是一套逻辑。道德规范、政治行为规范成为中国管理传统中的重要规范。道德约束强调个人自身内在的修为，强调“修身”。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道德约束与政治行为规范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宗教信条强调的观念、思想统一结合起来，构成中国传统文化中塑造人的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特征。
　　之所以会呈现这样一种特征，是因为中国历史上多年来的农业和手工业的生产方式基础，使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生活实践和家族组织形式得以稳定发展，同时要求家族组织的组织结构和其他特征扩张到其他的社会组织中去，使得家族血缘关系和形成的人际情感关系成为中国传统思想的基础。“尽管不一定自觉意识到，但建立在血缘基础上，以‘人情味’（社会性）的亲子之爱为辐射核心，扩展为对外的人道主义和对内的理想人格，它确乎构成了一个具有实践性格而不待外求的心理模式。”（李泽厚语）。
　　2?3?2组织基础与基本观念的统一性
　　构成传统管理基础的基本观念和家族组织，具有内在一致、价值契合、互为印证、强化的特征。
　　一方面，家族组织内在的血缘基础、等级系列、伦理规范，与“天人合一”、“中庸”、“和合”、“阴阳平衡”等基本观念中体现的“天道”、“人道”——自然、社会的内在规则和秩序遵循的是统一的规则或“道”，家族组织构成的纽带和秩序规范暗合了“天道人道”。家族组织是基本宇宙、人生观在人的群体、组织中的载体和体现，维护家族血缘伦理规范的同时，也是遵循、强化、维护“天道人道”的过程。由此，家族血缘伦理及其规范便由自然种群基础上形成的解决和维持人际矛盾和冲突的规范，上升为符合宇宙人生内在规则、符合“天意”、具有哲学意味和命定性质的法则。
由家族到社会——家族组织的基础性（2）
　　另一方面，中国先祖形成的基本观念，作为对宇宙、对人生的基本认识和信念，不仅仅停留在认识层面，要体现、贯彻在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关于“天人合一”、世间一切无不受自然之道支配的认识，关于阴阳相生相克、变化生生不息、取“中”用“中”的变化规律和行为信条方面的认识，以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与基本观念一致的儒家有关积极入世、尊崇祖先、忠孝节义等一系列行为信条，要体现、贯彻到日常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去，首先要贯彻、体现到须臾不离的日常家庭生产生活中去。家族血缘伦理秩序的形成、维持、强化，包括在此基础上形成同构的社会政治伦理和宗教观念，无不体现出中国人在基本观念基础上构建基本组织单元、构建社会、获得信仰寄托和情感皈依的努力、“社会性事实”和意义投射。
　　这两种过程相互作用，相互印证和强化，形成中国文化中自然和社会、现实世界和观念世界、外部世界和内心世界高度一致、一体的整体性和完成性，成为一种一般的、独特的文化类型。
　　中国传统的管理，就是在这样一种世界中，受其中基础和内在规则约束，同时又巩固其生存基础，实现和强化文化的规则和精神的管理。
　　归结起来可以认为，家族乃中国传统管理最基本的渊源和集大成者。家族既是自然血缘关系基础上生成的结构化、制度化形式；也是“情理交融”意义上理性、自然性“融会贯通”的组织形态；同时还是表现为祖先崇拜、家国情怀，与基本观念契合的“意义象征”系统。家族本身，建立于最基本的自然关系之上，是一套理性系统，具备生产生活功能，它把理性和感性熔于一炉，自我生成目标和相应管理规范，同时也提炼升华出相应价值意义，既是意义之母，也是意义之体现。家族是中国式管理总根所在。
　　2?4传统家族组织规范确定的“人”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存在类似西方文化中的独立个体。传统家族组织规范约束下，人在社会中的地位是通过身份来决定的。个人自我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身份来体现的，没有脱离家庭和社会伦理格局的独立自我，只有格局、秩序中的人和身份规定了的人的行为。
　　与个人的身份相对应的是一整套行为规范。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来达到“内圣”。通过内心自觉自律，追求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一旦遇到问题，会反求诸己而不外责。
　　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中国人有深刻的等级观念。这种伦理秩序不仅是确定个人地位、价值、应当行为的一套规范，而且上升为一套一般的尺度和标准。尤其是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人与人之间不排出个高低，找不出等级格局中的位置，就会无所适从，必先定上下而后安。对上应该以“孝”和“忠”作为基本的价值追求。对待家族组织，主要的原则是要“孝”；对待国家的基本要求是“忠”，强调个人对家庭和社会的义务而不是权利。
　　对下则应该仁、慈、德、爱。
　　对待平行结构的其他人则讲求“义”，“四海之内皆兄弟”。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国人相信天人合一是人生能够达到的最高境界，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路径是一代又一代士大夫的不懈追求。
　3?1管理目标
　　中国传统管理以维持组织生存为最高目标，追求组织的稳定、和谐和长治久安。组织稳定和社会稳定，高于其他一切价值。
　　以维持组织生存为最高目标，是由中国传统管理的物质基础、组织基础以及思想观念基础所决定的。传统的农耕文明和小农经济生产方式属于一种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其存在与维续主要是为了保证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要。商品经济不发达，以资本增值为基本追求和内在动力的机制在中国始终没有形成，反倒是一切视为自然之赐、安于天命的观念深入人心。以家族组织为基础的社会结构追求内部的伦理和道德秩序，强调组织结构的稳定性和延续性，家族的兴旺发达、传承永续成为家族的最高理想。传统的“天人合一”、“中庸”、“和合”等为特征的宇宙观和人生观中，“天不变道亦不变”，人不可能去改变天命，不可能超越自身局限性。维护社会与组织的稳定与和谐成为文化的基本导向。这种极具中国传统特色的物质、组织和观念基础，就使得建立于其上的中国传统管理确立了维持组织生存的最高目标追求。
　　这种目标追求，使得稳定成为管理过程中至关重要的追求，其他的价值只能在稳定的框架内起作用。同样，功利性的追求，个人权力支配，都只能在符合组织稳定和帝国长治久安的框架内有限地起作用。
　　把组织的延续和生存作为管理的最高追求，在管理过程中起支配作用的逻辑或伦理必然是协调，是组织的延续本身。“治国安邦”、“长治久安”、“丰衣足食”，等等，中国人口头笔端使用频率极高的这些表述突出反映了这种特征。
　　在这一目标下，中国传统管理成为一种相对于西方“功利型组织管理”的“维持生存型组织管理”。稳定、和谐方向的努力和积淀非常丰富，而效率、功利追求的手段和工具非常贫乏。
核心价值（1）
　　3?2?1全局为重
　　中国传统管理方式是一种“全局为重”的整体化管理方式，强调把握管理活动的整体，把全局作为权衡考虑的起点和归宿，关注全局的平衡。
　　在具体的管理实践中，“全局为重”的价值观念首先表现为赋予全局以考虑的优先地位。因此，中国传统管理强调谋划和行动应该从“大处落墨”、从根本性的整体布局着手，这是中国传统管理价值观的一个重要方面和突出特征。只有首先“总揽全局”、“先立其大”，在大的方面把握住了，才能正确地展开其后的行动，获得对局部“高屋建瓴”的把握。
　　其次，“全局为重”的价值观念要求在考虑局部问题时，始终应该以全局作为局部行动的指南，并认为局部行动的效果取决于全局，局部行动也只有在全局的谋划指导之下才能起作用。这种价值观推崇和鼓励“顾全大局”的行为，并强调在必要的时候必须“舍车保帅”，牺牲局部的利益，以维护全局利益和整体的发展。中国传统管理方式尤其反对那种缺乏全局眼光、为了局部利益而牺牲整体利益的行为，所谓“因小失大”、“小不忍则乱大谋”、“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等，都是针对那些眼光只看到局部、不以全局为重的行为。因此，可以说，在整个管理活动中，传统管理方式是以全局作为考虑问题的重点和具体实践的重心的。
　　全局平衡是全局管理另一种表现，即从全局平衡着眼，看待和处理差异、矛盾、和冲突，懂得运用“物极必反”、“矫枉必须过正”、“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之类的反映事物发展演变规律的易学智慧去处理、把握组织管理中力量消长、此起彼伏、动态演变中的全局平衡。
　　3?2?2中庸适度
　　中庸适度，是传统中庸观指导下的管理准则。“中”是上下之间的贯通，是对立两级的通和；“庸”是用，是把握、处理、调节的至艺。中庸适度强调的是，在管理活动中处理各种关系时，不去追求拘于一端的是非对错，认为正确的事物之道在即彼即此、非彼非此、贯通彼此的“中和”中。
　　中庸适度不是简单的取平均值和中间值，而是一种酌情增减、随物赋形、把握平衡的艺术。中华传统观念认为道在“中”，而不在任何一个极端，矫枉过正也是为了求得“中”。外在环境瞬息万变，管理活动中的各种关系复杂多样，不可能执手一端或以一种无条件的绝对原则可以一劳永逸地处理这些变化着的关系，随着情境的变化具体地把握这个“度”，才可能跟得上问题的变化和实践的发展。它既排斥了片面强调事物的某一方面带来的盲目和僵化，又排斥了一种庸俗化和简单化的假中庸。建立在一种动态性基础之上的中庸适度包含了丰富的管理智慧，是中国传统管理中最为独特的一个特征。
　　具体管理过程中，解决问题、处理问题的各方面，包括个人行为中也渗透着这种“中庸适度”的管理规则和信条。“抱中守一”、“不偏不倚，无过不及”，是中国管理过程的标准和规范，是中国管理行为的信条。凡事要保持中和、适度、协调、平衡。在个人行为观念上，则表现为凡事不为先、“出头的椽子先烂”，“外圆内方”之类的人生哲学和行为方式。
　　然而，片面的一味的中庸也有其局限性。一方面，并不是所有官员、管理者都能达到“天人合一”、通晓万物、“化育天地”的认识境界和行为层次，由于传统中缺乏独立于“礼”之外的理性制度框架，在认识有限、运用能力有限的管理者手里，中庸很多时候流变为是非不清，“纲不举，目不张”，无法形成规范、清晰的管理制度和框架；另一方面，中庸之道与“礼治”、“德治”的制度性压力和情感性压力营造出的现实生存环境，扼杀了个人的创造性和个性，造成管理方面极为不利的后果[8]。
　　3?2?3求同存异
　　中国传统管理方式中的和合观主张在追求整个管理活动的和谐运作的同时，在不违背大目标、共同追求的前提下，积极协调各种力量和个体之间的差异与冲突，以达到共存共赢。这样一种和合观并不否认差异性的客观存在，并不追求通过对差异性的抹杀和掩盖来达到一种表面上的管理和谐，而是追求一种“和而不同”的境界。在这一传统的价值观指导之下，“同”与“异”都可以在与管理有关的活动中得以包容兼顾。
核心价值（2）
　　和合的基本观念决定了传统管理以“求同”为特征，对此古人有着清晰的论述。孔子主张“礼之用，和为贵”，认为维护等级的“礼”的作用在于“和”。孟子也倡导“和”，“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是通过寻找不同观点、态度、利益的共同交集和相容性来求得整体的协调状态，“和而不同”是处理矛盾、对待差异的积极态度。以和为贵的管理方式与“中庸适度”的管理一脉相承。对立和斗争可用来辨别黑白对错，决定胜负，但不利于“用中”、“执中”贯通和把握适度。而且，“不是东风压倒西风，便是西风压倒东风”，力量消长的变化过程本身就是“道之用”，是规律法则支配下的表象，是中庸的实现，又何必执著于一端呢？求同存异，和而不同，静观其变，顺势而为，难道不是更有利于“中庸”的实现，更有利于贴近“道之动”吗？
　　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衷共济，在差异和变化中实现共同的目标，顺势而为，贴近事物本来的规律和法则，才能营造稳定和谐的组织状态，才能在同和异、左和右的此消彼长的变化中提高和升华，使管理的人为操作符合事物内在的“道”。
　　3?2?4执经达权
　　执经达权，是中国传统管理又一显著特征。在管理活动中，既要把握内外部环境的“变”，又要“有所持”；既要认识到管理的客观规律性并坚持基本的原则，又要关注变化并作适当的变通和融通，从而在实践中做到“执经达权”和“通权达变”。
　　首先，这种经权观强调“执经达权”，即根据事物的“道”和一般的管理原则，选择和使用适宜的方式方法，达到管理的目标。随着具体条件环境的变化，要求管理活动“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事制宜”。为适应这种变动性和不确定性，仅凭“执经”尚不够，必须同时具备适度“达权”的灵活性，只有两者结合起来，管理实践才能成功应对变与不变。
　　其次，这种经权观要求“通权达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调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德治礼治的恒久之道就是通过这种不断的变通来延续和实现，在管理领域中同样如此。变通之道，在管理实践中有着丰富的体现和应用。中国古人历来讲求灵活性，讲求破除“我执”，孔子说“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强调不可拘泥僵化，那种死守律令或者泥古不化的管理方式无异于守株待兔、刻舟求剑。秉持“通权达变”的观念，当基本情况发生根本变化，原有的“经”已不能应对和处理新情况、新问题时，除旧布新，寻求新情况、新形势下的应对之策，才能实现管理的目的。
　　3?2?5家国情怀
　　在中国，“家国同理”，“治家如治国”，家族制不仅在家族组织中存在，而且是一种一般的组织原型。不管是民间组织还是政府组织，无论是基于血缘联结，还是依靠地缘、同乡、同事、邻里故旧关系形成，其内在结构和运转规则都具有家族制特征。家族组织基本结构、运转逻辑及其相应观念渗透、融化在其他社会组织中，成为中国最具典型性质的组织原型[8]。
　　个人生于斯，长于斯；托祖宗庇佑，求造福子孙；与家族同荣辱、共命运；精神支撑、宗教情怀遥寄先祖，寻常喜怒哀乐荡漾于血缘亲情。家是中国人安身立命之本，是中国人努力奋斗之所为，是中国人信仰情感之所依。
　　中国家族组织中，在个人行为和个体追求层面，家国情怀成为一个鲜明特征。从启蒙教育开始被告知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到对上要光宗耀祖、对下要造福子孙的责任，再到“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现实感悟，从“家”到“国”，无不体现出血缘亲情、家国情怀的人际纽带和归属认同作用。
　　家国情怀决定了个人的行为导向和特征，也构成中国组织中人际结合的重要纽带和精神凝聚的核心理念。家国情怀已成为中国人文化心理深层次密码之一，有意识无意识地支配着中国组织和中国人的行为。时至今日，“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以厂为家”、“两岸同属一个中华民族”，等等，家国情怀仍然是激励人心、凝聚精神的核心价值
中国企业管理的历史传承
　　3?3?1塑造“人”的管理
　　由于“道”在寻常日用中，做事无非领悟、体会事物内在的“道”，使人的行为符合至道，达到“游刃有余”。做人要紧的是修身养性，恰当处理人与物、人与人的关系，达到“从心所欲而不逾矩”、“天人合一”至善境界的过程。做事做人沿着“中庸”、“和合”、协调一体的思维向度努力，而非专业分化、人事分离的导向。做事就是做人，举凡渔樵耕读、商贾官宦、三教九流，无非维持生命、修身养性、提升人生境界的过程。做事的要害在于做人。“身教重于言传”，“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传统中国观念中，做事的人的品德、行为要比做事的方法重要得多，人格、道德修养方面的提升远比物质、事功方面的成就有价值。
　　因此，中国的传统管理重心在于“人”的培养、塑造，以对“人”的管理为中心，通过对人的管理达到事功、人性塑造和组织和谐协调的统一。
　　管理首先是培养人、塑造人，塑造人是解决管理问题的根本。没有塑造人作为管理的基础，其他方面的管理最多做到事倍功半，或者做到了也是无意义的。
　　为了塑造人，有效解决、协调人与人之间的问题，传统管理充分发展了“人事”方面，发展了一整套管理人、融洽人际关系、解决人际冲突的方法和手段。从“忠孝节义”、“用人之道”、“情理交融”，到如何处理、调节人群社会、生产活动以及个体身心，以维持和延续组织生存，成为中国传统管理的主要实现途径和显著特征。
　　总而言之，“人”成为中国人管理的起点和归宿。传统管理方式由“人”这个起点出发，走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协调，走向组织生存延续的实现。管理就是管人，做事就是做人。管理的基本目标之一就是塑造人。
　　3?3?2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
　　以人为中心的管理中，“管人”的核心在于造就人。
　　一般而言，约束、影响人的观念和行为主要有三个层次：习惯、道德性行为层次，职业规范层次（历史上主要是官员职守和政治规范），信仰意志层次。相对于现代社会尊重个体、尊重个性前提下的层次分化，中国传统管理方式讲求全面地、上下一体地、一以贯通地塑造、造就人。在传统中国观念和管理中，人是从一开始就被全面形塑和彻底造就的。道德化管理强调个人自身内在的修为，强调“修身”。技能、规范、功利等退居次要地位，“德行”是最重要的评价标准。管理过程更多依靠道德感化、榜样和楷模的力量、“身教重于言传”。这些特征与政治化管理强调的忠心、服从，以及宗教化管理强调的观念、思想统一结合起来，构成中国传统管理规范的道德化、政治化、宗教化特征，这些特征与管理中的职能培育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传统管理方式特有的“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的塑造人和管理人的特有方式。这种三位一体的方式以“道德修养”、“职业操守”和“精神信仰”内在统一的基础和逻辑贯通，把家族血缘基础上的“孝”和社会政治、政府组织职业规范层面上的“忠”，乃至精神信仰层面上的“家国情怀”融汇、凝聚为同一的逻辑和精神指向。从个体道德培养、品德育化开始，到读书为官、进入社会后的职业规范、操守，直到精神所寄、情感所依，都纳入儒学为主的中国文化宇宙观、人生观指导下的人生理想追求当中。由此导致中国人出生伊始便潜在地是儒家理想人格认识中的“人”，应该，也只应该成为符合儒家理想人格标准的“人”。中国文化从道德习惯、职业操守、精神寄托三个层次，全面封闭地、一以贯通地、无可逃离地安排好了人的来世今生，形成文化、管理对人的全面支配。管理无非是一代又一代地培养和造就这样的中国人。
　　这种道德、职能、信仰三位一体塑造人的方式与西方大异其趣。西方基督教文化中也存在塑造理想人格的文化指向，但东西方理想人格的界定和指向不同：西方是在上帝和人类构成的世界中，按照上帝的旨意行事的理想人格；中国文化中是与自然和谐相处，“天人合一”情境下人世家园中的理想人格。相比较而言，中国文化中的人性塑造，是“与自然和谐”观照下的人性塑造；是面向群体的人性教化，利于管理；具有人性内在契合、圆通的特点；它不是灵与肉的对立，是需要、理性、情感、信仰的适当发展和融通，具有未来导向、人性引领特点。在适当尊重个性、发展个性的基础上，中国传统塑造人、造就人的方式，或许是兼顾群体价值和个体价值意义上的较为理想的方式。
制度特征（1）
中国企业管理的历史传承
　　3?4?1宗法等级制度
　　李泽厚认为，中国古代思想传统最值得注意的重要社会根基，就是氏族宗法血亲传统的强固力量和长期延续。古老的氏族传统的遗风余俗、观念习惯长期保存、积累下来，成为一种极为强固的文化结构和心理力量。以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以家族为本位的、以血缘关系为纽带的宗法等级伦理纲常，是贯穿于中国古代的社会生产活动和生产力、社会生产关系、社会制度、社会心理和社会意识形态这五个层面的主要线索、本质和核心，“这就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50]。
　　宗法制度，规定了一套以血缘关系为基础，尊崇共同祖先，维系亲情，而在宗族内部区分尊卑长幼，并规定继承秩序以及不同地位的宗族成员各自不同的权利和义务的法则。
　　宗法制度重家族本位。宗法制度中强调以家族为本位，因此其社会关系的基本单元是“宗族”。在维系宗族利益的严密宗法观念下，个体被包围在家族群体之中。因此，个体首先考虑的不是个人的权利，而是自己对家族的责任与义务，即所谓的“人道亲亲”。在这种对宗族关系极为重视的传统观念作用下，中国社会就产生了一个由家庭扩展到家族再到宗族的联系缜密的人际关系网，通过儒家伦理的改造，呈现在世人面前的是儒家思想中贵贱、尊卑、长幼、亲疏有序的理想社会景象。
　　宗法制度突出父家长的家族核心的地位。随着父系血缘的确立，父权统治成为中国宗法社会的一个重要而突出的特征。在宗法家族中，父家长高居全体成员之上，是一家之长、家族的核心，掌握着治家的权力，对整个家族进行支配。父家长统治下，“讲孝道，重权威”，确立了“孝”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地位。儒家思想进一步将其道德化，“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父子有亲，夫妇有别，长幼有序”，“孝”成为封建宗法家族中最根本的礼法，并靠它来维护父权在家族中的统治地位，而宗法家族中的个体只能服从和依赖宗法群体的权威性。
　　3?4?2身份与角色
　　血缘宗法等级制度影响下的中国传统组织本身就体现“尊尊，亲亲”的家族特征，其组织天然附着权威、等级，对制度约束的个体首先要求的是这套道德标准，即作为“家族”组织中的一员，要首先明白自己在“家族”中的身份、责任和义务。其次，才是自己在组织中所从事工作的职能要求。中国传统管理在组织制度上，也就表现出道德与职能要求相融合的特征，通常对道德的要求更是重于职能要求，如在招人、选人过程中，德才兼备而德为先。
　　传统组织中的个人首先要遵从家族等级、纲常伦理的道德规范。管理者一贯强调自身修养，强调正己正人、内圣外王。而被管理者也要注重内在修养、内在教化，追求个人的自我完善。这样，传统管理按照传统道德的要求，促使个人规范自己的思想、行为，按照道德约束来形成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组织的各种关系。从这一点来看，传统管理制度强调的是自律。
　　传统管理强调管理者的“修己安人”，强调个人的“克己复礼”。“修己安人”包含了根本性的个人修炼、自律与和谐的管理方法。“修己”即管理者要按照符合社会道德的规范自觉地约束自己，自己成为道德表率，靠“言传和身教”、借有形的教育和无形的感化影响被管理者的行为，从而达到管理上“安人”的目的。老子曰“圣人无私乃能成其私”，能够放弃自身的、眼前的利益和局部利益，才能够取得事业的成功。“功成事遂，百姓皆谓我自然”在道家的“无为”思想中，强调人要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按照“克己复礼”的自律原则，个人要通过克制自身的欲望来实现“非礼勿视、非礼勿言、非礼勿听、非礼勿动”的状态。
　　传统管理希望通过管理者和被管理者的自律，来实现组织存续的目标。以自律的管理逻辑来达到“从心所欲不逾矩”的最高管理境界。
　　现实的管理过程中，仅仅依靠外在的规范、条例、程序、标准约束人的行为，只能达到有限的效果。它可以从外部借助于激励的压力迫使人约束自己的行为，但要使外在的要求变成个人自觉自愿的行为，使个体不仅迫于压力，而且从心理上、观念上认同管理上的要求，必须借助道德的力量。“正人必先正己”，在严格执行管理制度、规范的同时，管理者能做道德规范的表率，能着眼于全局、未来的“私”，抑制、约束个人的“私”，创造人人自觉自愿努力工作、充分发挥其主观能动性的管理氛围，才是理想的管理方式。新中国成立以来，靠着这样的管理方式，人们为了民族利益牺牲自身利益，为了集体利益牺牲个人利益，为了长远利益牺牲眼下利益，达到了许多靠纯粹外在规范力量难以达到的目标。
制度特征（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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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3个人行为规范
　　传统家族组织内对人的行为规范要求，我们可以抽象为“克己复礼”。
　　“礼”主要是指周礼。简单地说，周礼是周初确定的一整套的典章、制度、规矩、仪礼，周礼是在家族组织和血缘关系这种基础上形成的一种管理体系，是以尊卑长幼、上下等级为核心的。“亲亲也，尊尊也，长长也，男女有别，此其不可得与民变革者也”，揭示了“礼”的规范下的社会结构和这种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克己”，要求从自己出发，通过对个人思想、观念、行为的约束，以达到“礼”的要求。克己就是修身，使自身加以克服于礼。
　　传统家族组织制度下，人的社会地位是通过身份来决定的。人的自我的表现形式是通过身份来体现的，人没有独立的自我，更不会过分强调与表露自我。
　　依据血缘关系和差序格局，一个人从自身出发，推演出围绕自己展开的关系结构。这是一个错综复杂的人际网络，既有纵向的等级权利关系，也有横向的远近亲疏关系，在这种纵横交错的关系中，一个人的身份被确定下来。
　　与个人的身份相对应的是一整套行为规范，也就是个人对自身的品德修养的要求，达到身份的要求。人要不断提高自己的道德修养，即所谓“修己”，来达到“内圣”。通过内心自觉自律，追求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一旦遇到问题，会反求诸己而不外责。
　　身份的决定性导致了个人对组织的依赖。个人依赖组织而存在，个人的生存、发展和荣辱都与组织的发展存续息息相关。个人会掩盖个性，以尊重、维护家族的伦常结构。由此造就了中国社会与西方不同的特点，不强调个人权利，而更强调个人对家族的义务。个人不是为了自己而存在，为了家族整体的利益可以牺牲个人的利益。
　　尊卑长幼的秩序规定已经浸透到中国人“习焉而不察”的整个文化心理结构中。等级序列对个人的要求表现在三个方面：
　　其一，对待上级强调“忠”和“孝”。关于“孝”，蔡元培先生在《中国伦理学史》中这样阐述：“人之全德为仁，仁之基本为爱，爱之源泉，在亲子之间，而尤以爱亲之情发于孩提者为最早。……故曰：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这揭示出“孝”是对一个人内心来说各种修身、养性的道德要求的开始，由“孝”才能推出对国和天下的责任。同时，“孝”也是维护家族组织存续的基础，由于“孝”，人们拒绝流动，使家族组织这种社会形态的发展得以强化。而“忠”被看成是“孝”的延续，是把“孝”置于组织制度和政治制度的表现。“忠”“孝”是内在一致的。
　　其二，对待下级讲究“德”、“正”、“信”。处于等级次序中高一级的个人，注重个人品德的修养，以德为核心和根本来要求自己，而对待下属，则“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依赖德治达到目的。而要实现德治，也要求上级或者管理者具备“正”的品质，“政者正也”，正己方能正人，才能产生“其身正，不令而行”的效果。而这种德治，也伴随着“信”，一方面是上级自身的信，“君子信而后劳其民”，另一方面是对下的信任和放权。
　　其三，对待平等地位的他人追求“义”。个人对待平行结构的其他人以“义”为行为标准，“四海之内，皆兄弟也”，“推己及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朋友之间“近于礼，远耻辱”。
　　3?4?4制度实现：情理交融
　　中国传统以人文精神和非理性主义为特点，故十分注重伦理道德、人际关系和情感意志。因此，中国管理常常采取“情、理、法”的管理次序，而在“动之以情，晓之以理，齐之以法”中，又是以情为先，所重在理，理讲不通，迫不得已才动法。
　　在中国，“家国同理”，社会是家庭的放大，君主是百姓的“严父”，“天下一统”是中国历朝历代社会组织的基本目标。中国传统管理思想的中心是“礼治”，礼的核心是“仁”，“仁”的要义是维护这种血缘关系。
　　“礼者，履也”。“礼”的实现，不仅仅停留在理性层面，而且渗透在人们日常生产生活、居家日用、饮食起居中。传统儒家以人性的情感心理作为出发点，以亲情作为中心和前提构建社会的一切，由伦理而引申到政治（“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再引申到宗教（三年之丧、祖先崇拜等）。从而，“孝悌为仁之本”不是理性哲学思辨的结果，也不仅是作为实践理性的道德规范，而同时是营造某种感性心理的情理结构。
　　这种情理交融的人性，是一种包含情绪、欲望，又和理性相互纠缠在一起的复合物，基本上是以情—理为主体的感性形态的个体心理结构。它不只是由理性去控制、引导、支配感性，更重要的是“理”中有“情”，“情”中有“理”，“合情合理”，是理性与情感的交融和渗透，贯通和统一。
　　因此，“礼治”既要求具有层级分明、秩序井然、分工专职的金字塔形的组织框架及其管理、控制过程，也要借重亲子情、朋友义、同学谊、同乡恩等这样一些情感化的因素去规范、融通和实现。
　　汉董仲舒开始，中国社会管理逐步建立了一个由“孝悌”、读书出身和经由考核、推荐而构成的人才管理和文官体制，这种体制既包含了正式结构的一面，也包含了非正式结构的一面。科举制度、文官制度与各种亲族关系和人情关系交织成一张张复杂的情理交融之网。
　　中国人经商注重“礼尚往来”，注重同乡、同事、同学、邻里故旧等感情的培养和维系，饮食文化、酒文化发达而不厌其烦，看重各种暗示的心理作用，其内在的感性化、情感化管理规范是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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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传统管理方式在领导与控制方面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的特征。
　　3?5?1素质修养
　　从素质修养的层面来说，中国传统管理方式特别强调对领导者个人素质的砥砺和个人修养的要求。只有施行仁爱的领导人才能成功地带领和凝聚一个集体并带来有序的管理，而要具备这一品质就必须努力培育自身修养、提高自身素质。通过内心自觉自律，追求达到仁、义、礼、智、信的理想人格。传统儒家思想本着“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认为只有个人修养上去了，才可以管理好一个家庭，进而才能治理好一个国家，使天下达到太平。因此，领导者的素质与修养就成为管理活动中的关键要素，对于领导的成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前述对待上级的“忠”和“孝”，对待下级的“德”、“正”、“信”，对待他人的“义”，是领导者应该具备的素质和修养。所谓“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所谓“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就鲜明地表达了古人在领导者的素质与修养方面的要求。
　　具体来看，这种对于领导素质和修养的要求在管理实践中就表现为：第一，在选择领导人时，讲求德才兼备，德重于才；第二，在实施领导的方式上，“身教重于言传”，“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讲求更多地采用道德教化而非强力驱使的方式来领导下属，较为看重软性管理手段的实施效果；第三，在评价领导时，不但注重具体的事功业绩，更注重领导者在弘扬道德、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儒家的道）、教化方面的成就。
　　3?5?2领导垂范
　　正是出于对领导者个人修养及其在管理活动中地位的重视，中国传统管理方式强调“领导垂范”在管理活动中的作用。中国古人，尤其是在儒家思想中，特别强调的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这首先是一种伦理上的要求，即君主就要像个君主的样子，臣子要像个臣子的样子，这样才能实现良好的社会秩序。在管理上也是如此：下对上，被管理者应该恪尽职守，“忠于王事”；而上对下，领导者也应该表现出仁慈德爱，施行“仁政”——这一点尤其被强调，因为在这一伦理秩序中，领导者一方发挥着更为积极主动的作用，也就是所谓的“上行下效”。这样一种管理规范要求领导者率先垂范、以身作则，而被领导者则追随榜样、服从领导，所谓“夫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之方也已”。如果领导者未能成为表率和垂范，那就会造成“上梁不正下梁歪”的严重后果，从而使组织管理活动陷入混乱。
　　3?5?3恩威并济
　　中国传统管理思想一方面强调儒家意义上的“德治”的重要性，另一方面也不偏废法家意义上的“法治”的重要作用，主张儒法互用、双管齐下。由此，在领导与控制上，就形成了“恩威并济”的领导风格。一方面，给予恩惠、关怀的做法虽然是调动下属的一个重要手段，但也有着它的局限性；另一方面，强制手段虽然能维持基本的组织秩序，保证某种程度的管理目标实现，却也不足以实现理想的管理。因此，传统管理吸收了儒法两家的有益成分，并加以综合，将严格的管理与人性关怀、情感融通作为两种互补的领导手段同等重视，交互运用，形成“恩威并济”、“刚柔并济”、“两手都要硬”的领导风格。从某种角度看，“恩”代表了一种“文”道，代表了道德感化、人情关怀的一面；“威”则属于“武”道，属于不可逾越的“礼”、“法度”，代表了严苛的一面。而“恩威并济”的传统领导方式反映了中国古人在“反者道之动”、“文武之道，一张一弛”的认识基础上的自觉运用。只有“恩”和“威”两种方式交互使用，时宽时严，才能做到文武兼备、张弛有度、操控自如，符合管理之道，进入一个更高的管理境界。
　　中国古人很早就懂得“善者因之，其次利导之，其次教诲之，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的道理。从这个认识来看，中国传统管理方式不仅强调“恩”与“威”的领导手段需要综合运用才能达到良好的效果，进一步地，中国古人更发现这种综合运用和手段互补的“恩威并济”还具有一种层次性。粗略来看，大致经历一个从柔性到刚性的“因之”、“利导之”、“教诲之”、“整齐之”、“与之争”的层次递进过程，当然这一过程并不是机械的、教条的。
　　具备以上特征的中国传统管理方式，历经数千年而不衰。历史上虽多次经历朝代更迭、沧桑巨变，却一直支配着中国人社会组织的生存和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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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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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1物质资料生产方式
　　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观点是，“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在历史上出现的一切社会关系和国家关系，一切宗教制度和法律制度，一切理论观点，只有理解了每一个与之相适应的时代的物质生活条件，并且从这些物质条件中被引申出来的时候，才能理解。……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27]
　　中国社会是在农业和手工业基础上发展过来的，农业、手工业生产方式，从生产生活的经历经验、组织基础乃至认知观念等多方面，构成中国传统组织管理的基础。
　　“人”是一切文明的核心因素，文明是通过影响“人”而改变文化结构的。农业文明对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主要是围绕农业文明与“人”之间的关系展开的。
　　2?1?1人与“天”
　　农业文明的最大特点是离不开“天”，所谓“靠天吃饭”。在古代自然科学十分落后的情况下，人们无法解释复杂的气候变化现象，往往把“人”与“天”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农业文明与气候之间的关系，代表着“天”“人”之间最现实的联系。由于中国农业具有精耕细作的特点，人不能仅仅通过对“天”的崇拜就可以很好地生存下去，而必须依靠自己的辛勤耕耘。因此，中国人所理解的“天”主要是一种自然意义上的“天”。“天”虽然是一种令人敬畏的力量，但“人”可以通过自己的德行、善行把握“天”的存在。“天人合一”与“天人和谐”体现了农业文明主导下的中国人对于自然宇宙的认识，也反映了在自然之“天”支配下“人”的自觉意识。
　　2?1?2人与自然
　　农业文明的另一个主要特点是对土地的依赖性。受所处地理位置和季节变化制约，农耕文明对土地有极强的依赖性和较为严格的要求。这种严重依赖土地和自然条件的生产方式，决定了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乡土中国”的定居生存方式。以一家一户小农耕作生产方式为基础，祖祖辈辈，一村一寨，人们安土重迁，具有很强的乡土观念。认识和观念的形成建立在季节交替、春种秋实、辛苦劳作的感悟、经验积累基础上。
　　2?1?3人与人
　　由于人与土地之间的相对固化关系，生存在同一块土地上的人们之间便有了不可回避的“关系”。农业生产季节性特点十分鲜明，往往需要通过集体协作的方式来进行。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之间，人们共同耕作，共同生活，很自然地结成了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同宗同祖家族关系。生活在同一个村社的人们，由于共同征服大自然的需要，也结成了形形色色的以“差序格局”为特征的关系。“凡人之性，爪牙不足以自守卫，肌肤不足以捍寒暑，筋骨不足以从利辟害，勇猛不足以却猛禁悍。然且犹裁万物，制禽兽，服狡虫，寒暑燥湿弗能害，不唯先有其备，而以群聚邪！”（《吕氏春秋·恃君》）。历史上很早就有中国人团结协作共同抗御自然灾害的故事。鲧、禹治水与随后早期国家的形成有其内在的联系。随着人们战胜自然能力的增强和财富的积累，私有制和早期的国家相应产生。农业文明凝结的集体主义精神，无疑是中国传统管理“全局观念”、“整体管理”的现实渊源之一。
　　2?1?4重农抑商
　　中国历代统治者都高度重视农业，重农抑商是大部分王朝的基本国策。限制工商文明的发展不仅抑制了人口的流动性，更是限制了商品交换、商品经济的发展，限制了思想的自由。中国部分传统的内倾式思维方式让中国人世代固守于农业文明的樊篱，防守着心中那千年不变的土地与“家”的存在，构筑着“家天下”的万里长城。没有游牧民族那种外向型进攻意识，绝不放弃农业文明所孕育的经验式保守价值观念。[28]
人生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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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生观是指对人生的看法，也就是对于人类生存的目的、价值和意义的看法。人生观是由世界观决定的。
　　1?2?1入世精神
　　入世，就是投入到尘世的活动中，积极进取，有所作为。中国人讲究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集中体现了积极入世的人生态度。
　　在中国，无论哪一家思想，都直接或间接地讲政治、说道德、宣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关注的更多是社会，不是宇宙；是人伦日用，不是地狱天堂；是人的现世今生，不是人的来生来世。理想的人格是入世的。中国的圣人不是不问世务的人，他的人格是所谓“内圣外王”的人格。内圣，是就其修养的成就说；外王，是就其社会上的功用说。[13]儒家强调入世精神，充分肯定现实世界，肯定现世人的生活本身就是一切，故而人生的出发点和归宿就是通过对现实世界的积极投入、适应和改造，以实现现世人的生存和幸福，同时，它主张人们寡欲而非禁欲。
　　出世精神视人生为苦海，视尘世为罪孽，主张人们通过忍耐、顺从、禁欲等方式赎罪而至舍离和超越现实世界之境界，进而祈佑来世能进入与现实世界并存但高于现实世界的彼岸世界。要得到最高的成就，必须脱离尘罗世网，必须脱离社会，甚至脱离“生”。只有这样，才可以得到最后的解脱。印度教、佛教、犹太教等几大宗教文明是出世精神的典范。[14]
　　“天人合一”的观念中包含了这样的含义，虽然人生的局限性已成定局，仍然要积极地去面对，去度过。在有限中追求和实现无限。有面对困难百折不挠的勇气，坚持心中的理想，相信天生我材必有用，充分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与社会价值。《周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天（即自然）的运动刚强劲健，相应于此，君子应刚毅坚卓，发愤图强；大地的气势厚实和顺，君子应增厚美德，容载万物。
　　1?2?2祖先崇拜
　　在中庸、和合观念和入世精神的影响下，中国人对待宗教信仰缺乏西方意义上的超越精神和终极关怀，也缺少类似西方那种固执一端的宗派意识。中国民间对待不同宗教的态度较为宽容。在民间的信仰习俗中，道教、佛教及儒家传统之间的界限非常模糊，来自不同宗教的各路神仙被广大民众同时膜拜。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即祖先崇拜。
　　或许是家本位的组织原型所致，人们深信祖先的灵魂死后仍然存在，并能以不同的方式对后代的生活产生影响。他们认为，只有祖宗神才和自己最亲近，才会全心全意保佑自己的子孙后代。人生有限，生而有涯而死也无涯。对无限的追求只能寄托在子孙万代兴旺传承的家国情怀中。这种信仰依托和情感皈依，一方面是对祖宗的顶礼膜拜，一方面是承继家族传承的使命感，同时也有望子成龙的殷切期待。所以，中国人心目中的真正的神是自己的祖宗，精神寄托和情感皈依是自己的家。正如美国学者斯图尔特指出的那样，“祖先崇拜事实上才是中国的真正的宗教。”[15]
　　祖先崇拜是从“人道”和宗法人伦秩序中派生出来的社会心理，是古代中国影响至深的民间信仰。虽然“天人合一”的观念为中国人提供了精神与道德的终极关怀，但在人生现世即“人生之道”层面，精神寄托和情感皈依集中于血缘关系上一代传给一代、光宗耀祖、福荫子孙的家。家的创始者是祖宗，祖宗虽然故去，然而灵魂永在。崇拜祖先，敬重长辈，造福子孙，不仅是精神和情感的需要，而且是符合人生之道的“孝道”。传统的中国乡镇多建祠堂、修族谱，家庭也供奉祖先牌位、修家谱，意在告慰祖先，祈求祖宗保佑后代兴旺发达。在“天地君亲师”中，“亲”是格外受到重视的。尊祖敬祖是中国人“家庭精神”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16]
　　祖先崇拜使人们有一种发扬光大祖先业绩的义务感，同时注意把自己放在潜在的预定位置，作为后人的榜样，从而提醒自己奋发进取，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家族组织的基础作用。
　　祖先崇拜有利于维持等级制度和社会稳定。变革者假托古人或先例就容易被人接受。中国古代思想家言必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标榜自己是先圣理论的嫡系正宗真传。[17]同时，废除祖宗传下来的制度注定要遭受磨难，历代变法者几乎都没有好下场，例如商鞅、王安石、张居正等，就连至高无上的皇帝也难以摆脱祖宗制定的国法。[18]
人生观（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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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3重生重情
　　中国人认为天地之间“人命最重”、“寿最为善”。虽然中西方文化都将生命看做是一种自然的运作过程，但在如何完善人生、如何把握生命本真的问题上，中西方文化有明显差异。其主要表现，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死观是建立在“死生命定论”基础之上，将人的生活限定在今生今世的范畴之内。而西方则将人的现世生命延续至来世，延续至“天国”。二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个体的生命价值建构在建功立业的现实生活之中。而西方通过人的原罪、天国的观照来反省个体的行为责任，从而使世界、人生具有了某种道德秩序和意义，因而也就满足了人对意义的基本需要。[19]
　　中国人重情感，一是因为中国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血缘为基础的，家庭是传统中国社会内部最基本的组织元素。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不是建立在契约制度上，而是建立在血缘关系或者亲戚式的纯粹个人关系之上。[20]中国人自然而然地把周围的人分为自己人和外人。家族成员彼此之间自然产生出一种信赖，相信自己的家长或同族等关系密切的人，认为“自己人”之间的相互帮助是应该的，否则就会被认为“见外”，而对其他人形成了一种先天的隔阂。[21]
　　二是人们在相对封闭的环境下，经过长期的生活接触产生了情感化思维。血缘、亲缘、地缘在中国人的观念中十分重要，而法理性、规范性、差别性则相对较弱。[22]“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中国人的情感化思维具体表现为注重“礼尚往来”，注重同乡、同事、同学、邻里故旧，饮食文化、酒文化发达，看重各种暗示的心理作用，等等。
　　在这样一个情感化思维发达的社会里，人情和面子极为重要，用人过程中也常表现为任人唯亲。在管理过程中，缺乏数字管理、精确管理，情感因素在管理中的作用尤其重要。
　　1?2?4执经达权
　　“经”指基本的管理规则，“权”指随机应变的管理技巧。中国人首先强调“执经达权”，要求管理者一方面要把握永恒不变的基本原则，另一方面又要因应瞬息万变的内外环境，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因人制宜。“彼一时，此一时也”，强调以时间地点为转移；“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强调一切以条件为转移；“嫂溺，援之以手，权也”、“舜不告而娶”则强调特殊情况下的特事特办。[23]
　　其次要求“通权达变”，根据变化了的情况来调整已有的手段和方式，“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
　　中国人的经权观与西方权变观有所不同。西方权变观点试图了解“各子系统内部和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组织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得出各种相互关系的模式或者各种可变因素的结构”，强调组织的可变因素，并试图了解在变化的条件下和特殊的情境中如何进行经营管理，它体现的是西方传统的理性主义和科学精神。[24]
　　尽管儒家理论上强调“权”要从属和服从于“经”，但由于儒家强调的“经”并不是“制度”、“法”的理性形式，而是“礼”的原则，是情感性极重的“经”。这使得“执经达权”流变为“礼”高于“法”、“人情”胜过“制度”，形成“人治”的传统，形式化、制度化管理体系框架始终未能真正建立起来。
人生观（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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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5以义取利
　　“义”通常指社会伦理道德，“利”指人们的经济利益。人们对“义”和“利”的追求都是客观存在的现象。关于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不同的学派持不同的观点。
　　儒学的义利观是义为利先，儒家并不反对“利”，主要的是考虑所得之利是否合乎“义”，即所谓的“以义取利”。墨学则坚持义利的统一关系，把“兼相爱，交相利”视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荀子则强调义利并重，既强调物质利益是人们生存的基础，同时强调伦理道德制约物质利益的重要性。
　　在天人合一、和谐观的影响下，人主要通过对自己道德品质的修养才能达到天人合一的境界。过分追求利是不利于个人修养的提高的。儒家强调的“重义轻利”的观点也就备受统治阶级的推崇。在儒家那里，作为统治者、管理者，要做到以下几点：第一，统治者必须克制个人的私欲，少讲利而多讲义。第二，统治者对人民不能横征暴敛，不能竭泽而渔。第三，统治者不能与民争利。儒家认为，统治者的职责在于管理天下，而不在于从事生产劳动。第四，统治者要以义（国家大利）为利，而不要以利（个人私利）为利。第五，统治者要利民。对于百姓的求利行为，不但不应该制止，反而应当予以鼓励，并且还要提供必要的条件以促其实现这种义利。
　　1?2?6实用理性
　　与西方的纯粹理性不同，中国的理性是建立在现世观照基础上的实用理性。“实用理性”关注于现实社会生活，不作纯粹抽象的思辨，事事强调“实用”、“实际”和“实行”，满足于解决问题的经验论的思维水平。例如，中国人对鬼神的态度是“敬鬼神而远之，可谓智也。”这种对鬼神不肯定、不否定，甚至不去询问、怀疑和思考的态度，是中国的典型智慧。因为任何寻求、怀疑和思考，都需要运用理性思辨，而用思辨理性是很难证实或证伪上帝鬼神的存在的，既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