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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水]蛤蟆精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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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5:59 发布在
&&&&据说他出生的时候，他的父亲袁保中做了一个梦，梦见一只大蛤蟆爬到了还是婴儿的袁世凯身上。因此，有人认为袁世凯是蛤蟆精转世。&&&&&&从形象上来说，袁世凯与蛤蟆长得的确颇为相近，也难怪别人认为他是蛤蟆精转世。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袁世凯这位仁兄长得是怎样一副相貌吧，他脖子短，胳膊粗；双腿短，腰粗，可以说形象与常人有着较大的区别。他走路的姿势也很有特点，走起路来是外八字，而且外得程度很明显，一眼就可以看出。&&&&每当天阴下雨的时候，他爱张口嘘气；20岁不到，头发与眉毛就都变白了。诸多特点，与蛤蟆近似。&&&&因而很多人都认为，袁世凯与蛤蟆有血缘关系，甚至就是蛤蟆精转世。&&&&&&在袁世凯身上，曾经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更加让人对蛤蟆精转世这一说法深信不疑。&&&&事情是这样的：袁世凯每天中午都有午睡的习惯，而睡醒后一定要先喝茶。喝茶的器具也是固定的，是他最心爱的一个玉质茶杯。一天中午，小厮估计袁世凯快要睡醒了，便用那只玉质茶杯盛满茶，然后端着茶走了进来。&&&&&&当小厮端茶走进袁世凯卧室里的时候，看见躺在床上的袁大人不见了，而代替他躺在床上的是一只体形巨大的癞蛤蟆。小厮哪见过这等骇人之事？吃惊之余，便把玉杯掉落在了地上，玉杯立时摔得粉碎。&&&&&&这只玉杯可是袁大人的心爱之物啊，怎么能说碎就碎了呢？小厮想这下自己可要倒大霉了。他不知道该怎么办，慌忙把地上的玉杯碎片扫净，便跑去找袁世凯的一位老家人请教。老家人见小厮吓得哭哭啼啼，动了恻隐之心，于是便教他该如何如何。&&&&&&小厮依计行事。他换了一只茶杯奉茶，当他再次走进袁世凯卧室的时候，大癞蛤蟆不见了，袁世凯出现了。袁世凯见茶杯不是自己平日用的那只玉杯，便问：“玉杯呢？”小厮战战兢兢地回答说：“求大人开恩，玉杯被小的打碎了。”袁世凯大怒，说：“打碎了，这还了得！”小厮眼泪都流出来了，细声说：“小的端茶进来时，看见床上睡的不是大人。”&&&&袁世凯厉声问道：“那是什么？”小厮说：“是一条五爪金龙横躺在床上，因此小的吓了一跳，一不小心便把玉杯跌碎了。”&&&&&&听完这话，袁世凯的面色突然好转，声调也缓和下来，说：“胡说，不许在外边讲。让我听见的话，我就打断你的狗腿。”&&&&小厮只好连连称是。袁世凯在抽屉里拿出十块洋钱给小厮，说：“这个赏给你。”小厮接了赏钱，欢天喜地而去。&&&&袁世凯是蛤蟆转世这一说法在北方流传很广，据说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的时候，就发生过蛤蟆结队朝王的怪事。袁世凯&&在民国三年（1914年）举行祀天大典，北方争传“蛤蟆祭天”。&&&&袁世凯断气的时候，从床上忽然跳出一只大蛤蟆，怒目而视，后不知所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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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8:29 &&
西山十戾是：熊（多尔衮）、獾（洪承畴）、鹗（吴三桂）、狼（和|）、驴（海兰察）、猪（年羹尧）、蟒（曾国藩）、猴（张之洞）、狐（西太后）、蛤蟆（袁世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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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1: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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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25:04 &&
你们知道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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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3:10 &&
中国人喜欢扯蛋：蛤蟆转世？那人转世又怎么？蛤蟆转世都这样，人转世为人又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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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7:11 &&
............额。。。。。。。这个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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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19 &&
我去，看标题以为自己要迈入新社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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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38:4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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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4:0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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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0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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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5:45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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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24 &&
哈哈，文字所指昭然若揭。放行此贴，凯迪还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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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9:43 &&
袁者，鼋也。原来传说袁世凯是一只大鼋，楼主改成了蛤蟆。是何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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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0:39 &&
你知道的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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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2:3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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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回复：[灌水]蛤蟆精转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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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谢谢！鲁迅师长教师对汗青上有势力的名人，称之为“猛人”。但凡一小我成为了猛人，就不免很是之人行很是之事，就会有某种不平常的传说故事相伴，传着传着就酿成了神话。关于曾国藩，有这么一个传说。说是有一天曾国藩多喝了几杯，上床安息，侍女为他盖被，猛地发现床上盘着一条庞大的蟒蛇，吓得晕了曩昔，仿佛当初许仙见到喝了雄黄酒现了真相的白蛇。由此，人们传说曾国藩是巨蟒变的。此说不但有说，并且还有证据，曾国藩睡过的床上，天天早上城市留下血多皮屑，像是蛇蜕一样。是以，人们传说曾国藩是神蟒入世为人，专门来拯救大清山河的。还有闻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他也有和曾国藩近似的传说。说是在他未起家时，在一家店肆里当学徒工，一天夜里谁在柜台上，突然感觉有动静，急呼捉贼，伴计们起来一看，地上倒着小我，抓起来一问，公然是个入户窃贼，说事刚进得门来，俄然红光一现，发现柜台上有一金面神人，由此惊倒。是以，人们口口相传胡雪岩为财神转世，所以那么有钱。若是说这两个传说还都属于吹嘘性质的神话，专为举高猛人身份而造的，那么下面这条属于袁世凯的故事就有点纷歧样了，固然也是神话，但几多有几分讥讽的味道。故事说的是袁世凯当上总统之后，有一天内侍端着袁世凯心爱的茶杯为他上茶，袁世凯因为委靡已经睡了，但内侍发现穿上躺着的倒是一只庞大的癞蛤蟆，惊吓之余，把袁世凯的宝物茶杯摔在地上打坏了；袁世凯被惊醒，恢复了原状，问是怎么回事，内侍情急智生，答曰适才看到了一条龙盘在床上，所以惊掉了杯子。袁世凯闻言暗喜，不仅没有究查内侍碎杯之过，反而赏了些钱，并叮嘱他万万不要把今天的工作告诉别人。故事的暗示再较着不外：其实袁世凯只是一只癞蛤蟆成精，但误信了内侍的大话，觉得本身是真龙皇帝，就要当皇帝，成果弄砸了工作。在中国汗青上，有着无数的近似的传说，人们从不惜啬将各类无稽之谈放在他们关心的猛人身上，借着各种神话和传说，表达着他们的爱憎，也以此对汗青作出本身的诠释。其实这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一点小的习惯罢了，只要有人猛起来了，就会有神话搭配给他，猛的时候越长，水平越烈，神话就越多，神的也就越邪乎。黄兴赞扬袁世凯为当代华盛顿
1916年春天，袁世凯在反兵四起的窘境下宣布废帝制去帝号，不足百日后便撒手归西。袁世凯的洪宪皇帝梦真如昙花一般，83天就匆匆凋零。在清末民初，这位“华盛顿第二”江湖地位太过复杂：有着旧官僚的根基，手里却握着举国最精锐的新兵，与洋人周旋几十年经验老到，却被视为汉人翘楚。时势造英雄，他注定登上历史舞台一展拳脚，但或许自己也没料到陷入如此漩涡之中。他在做着皇帝梦之时，有何挣扎纠结，又怎样明争暗斗？根据民国时代人的说法，袁世凯死了以后成神了，而且当的是阎罗王。民国掌故大家徐一士先生的《凌霄一士随笔》里面记载了这件事情。在年，一帮北京政界老人玩扶乩，扶乩就类似于现在的笔仙，这一天晚上，乩笔突然乱动，开始写字，自称是“第五殿阎王”。众人以为是包拯，所以“咸悚然叩拜”。结果没想到的是，乩笔竟然又写字了，第一句话竟然是“何故人之多也？”——怎么这么多熟人啊？跪在下面的人大着胆子敢问陛下尊姓大名，结果乩笔很快回答：“余即袁慰亭，上帝重余为人，新授斯职”。慰亭，是袁世凯的字，亦作慰庭。所以呢，按照这里的说法，袁世凯就成了阎王爷了，以后再印冥币最好在上面印上袁世凯的大头像。可以看出，在袁世凯死后，他的名声在民间其实还是蛮不错的，远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样举国声讨、全国痛斥的那样，不然为何民间还抬举他做神灵呢？而且还不是因为人们害怕他的绝对权力才让他成为神灵的——他在100年前6月6日死的那天，其实就已经没有任何权力了。回头反观，袁世凯之所以能做“皇帝梦”，肯定也不是像我们想象的那样，或者像是《建党伟业》、《辛亥革命》这些“史诗巨制”里所演的那样，除了他的几个小喽喽和帮凶之外，全国人民都一致声讨的。如果说他有帮凶的话，那些后来反对他的人，开始时不少都或多或少充当过帮凶的角色。孙中山自不必说，黄兴也一度非常推崇袁世凯，他信里写道：“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以拿破仑、华盛顿之资格，出而建拿破仑、华盛顿之事功，直捣黄龙，灭此虏而朝食，非但湘鄂人民戴明公为拿破仑、华盛顿，即南北各省亦当无有不拱手听命者。”此话不似单纯的恭维。必须承认，袁世凯的名声在20世纪刚刚开始时，是相当好的。全票当选大总统时候，参议院的电报可是这么写的：“查世界历史，选举大总统，满场一致者，只华盛顿一人。公为再见。”华盛顿第二，是彼时的公论。河南项城王明口镇袁寨有许多袁氏后人，当然也有为数不少曾经留美，比较知名如袁家骝。在他流传甚广的巨著《清代通史》里说，李鸿章是有些鄙弃袁世凯的，但是又很看重袁世凯的才干，确实，袁世凯在晚清时每次都能站到正确的队伍里。戊戌变法时尽管根据后来诸如黄彰健先生等人的考证，袁世凯并没有在事前出卖维新党人，但是他选择站在慈禧太后一边而不是光绪一边。在庚子拳乱时，他又是坚决主张镇压义和团作乱的，这件事从政治上判断也是相当正确的。孙文信仰半辈子铁路，但最早自修的京张铁路背后的督修正是袁世凯。他在小站练兵，采用西式练军方法，尤其是他确定了仿效德式操练的方法，对中国后世影响极大，在当时也是卓有成效的。英国海军舰队司令贝思福少将在1896年参观后的评论“按照西方的标准，袁世凯的部队是中国唯一装备完善的武装力量”。这支军队后来成为了中国北方军事力量的中坚，也是袁世凯在1900年庚子拳乱平定后推行一系列新政的军事保证。天津原来有九国租界，袁世凯来天津后推行新政学习租界的现代管理制度建设了河北新区，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区，当年袁世凯命名路名是按照《千字文》和经纬来命名的，现在还是如此，比如天纬路、地纬路、黄纬路，二经路、三经路。袁世凯也最先提出了地方自治，上疏要求设立咨议局，也就是最初的民意参政机构。并且推行民主选举，鼓励民众投选票选举咨议员，派遣官员到日本学习法律，培养新式法官，推行司法独立，好收回治外法权等等。所以说20世纪初的袁世凯推行的一系列军事、政治、司法改革不能被简单的认为是一种欺骗手段。晚清时编纂的新式司法案例汇编《各省审判厅判牍》确实相当具有现代法律精神。又比如袁世凯在直隶总督任上推行的司法改革之一，就是监狱，在当时被称为“罪犯习艺所”。袁世凯认为，罪犯如果只是进行惩戒、关押在监狱里的话，无益于真正的改恶从善，而且这些囚犯大都是无业游民，游手好闲所以才无事生非，所以设立“罪犯习艺所”，在监狱里教给犯人一技之长，让其出狱后可以有工作做。罪犯作业酌发工钱，六成归习艺所开展工艺之用，四成发给本人，罪犯作业两月即给工钱，或存储或寄给父母，由囚犯自愿。罪犯逃走及病故，其所得工钱另行存储，充作善举之用。又比如袁世凯在20世纪初的直隶总督任上，以天津为中心进行新政试点改革，有成效后渐次推广至全国，作为清末新政的蓝图。即使再诋毁袁世凯的人也得承认，他这一番雄心勃勃的改革绝对不是涂饰空文，更不是宣统末年的皇族内阁那样的欺骗手段。所以，在20世纪初，袁世凯可以说是声名远播，中外一致交口称赞，无论是佐藤铁治郎、莫里循、端纳、窦纳乐、朱尔典这些西洋人，还是张之洞、端方这样的中国官员。除了袁世凯的政敌比如岑春煊，还有以推翻满清政府为己任的革命党之外，几乎都认为袁世凯是不世出的政治巨人，这一点，对晚清时人来说，应当是毋庸置疑的。然而树大招风，此一时期对袁世凯的批评不是没有，但是与他为官的政绩基本上没有关系，主要是几个方面。一是来自和袁世凯争宠的岑春煊。他在1907年的丁未政潮中觉得自己被袁世凯赶下台，所以心里很不爽。这股子怨气一直到1916年讨袁时，岑春煊任“护国讨袁军”都司令部都司令时，还特意在就职宣言里写上“袁世凯生，我必死；袁世凯死，我则生耳”。其实岑春煊与袁世凯还是颇有缘分的，都位列“清末三屠”。其实两人主要是政见不合而已，岑虽然在晚清政坛也算是一代叱咤风云的人物，不过在这件事上确实很小心眼。二是保皇党和革命党人。两者在宣传小册子上变着法地骂袁世凯，但是原因却又不一样。保皇党骂袁世凯的原因是因为戊戌变法，康梁认定是袁世凯出卖了自己才导致变法失败的，所以视袁世凯为寇仇：“袁世凯非汉人耶？吾视之若寇仇也；今上非满人耶？吾戴之若帝天也”。其实袁世凯在戊戌变法里的角色至今是个悬案，他那本《戊戌日记》也是疑点重重。革命党骂袁世凯一个重要原因是袁世凯确实做得很出色，对革命党来说，那些贪官污吏越多越坏越有利于革命形势，因为他们的作用除了证明这个政权很邪恶之外，就是挑动民众造反，等于是给革命党制造借口和弹药。所以按照革命党的逻辑，越是像袁世凯、张之洞、端方这样有才能干的官员，越是革命应当清除的对象。从革命的角度来说，袁世凯遇刺和端方最后被砍了脑袋，都是理固宜然。他们最大的罪行不是做了多少恶事，而是好得足以与革命党争夺粉丝。实际上，袁世凯当阎罗王的段子，最先就是革命党编造出来的，刊登在革命派小册子《兴汉灭满滑稽录》里，题目叫《阎罗王致袁世凯书》。里面说阎王爷给袁世凯写了一封信，说要请他快点来阴间候补阎王爷的缺：“酆都大帝近来日益老耄，将来推公继位，尤为万世之业，公如有意，请速率张勋、冯国璋等，假炸弹飞车径至鄙处”。这时候的革命党已经视袁世凯为大患，是忌惮他的能力还是预见了他的野心？此时的袁世凯，虽然遭到革命党人的谩骂，但是这主要是出于革命宣传的考虑，不能说他从此时就已经开始想要当皇帝了。没有证据显示，袁世凯在1912年刚刚当上临时大总统时就有称帝野心。日，袁世凯在南北和谈时发表了一篇声明，这篇声明应该可以理解袁世凯对政局以及他本人当时对君主制和共和制的看法。&“数百年来，中国为独裁专制国家，而独裁亦非不受约束，民众不服当局，不明政府之责任，目下唯无政府之主张……此皆无责任政府之过也。中国论变法者，为民主与共和二派，余不敢断言中国民众接受共和之公民权有无充分之准备，亦不知中国之共和主义之推行能否为民众之拥护，目下危机，全为少数党魁倡言所致，强大政府之立，必商于众人，而非少数之所见……&其目下之主要目的，乃在维护法律与秩序，保护民众及财产……余最忧心者，为中国之保全，诚赖各党爱国志士捐弃前嫌，与余协力，达此目标，唯有如此，中国方得免分崩离析之穷途，危困日蹙，为国家计，吾辈必即刻建一强大之政府。”毋庸讳言，革命肯定会带来一定时期的混乱，那么混乱时期人们最需要的是什么呢？是秩序，那么秩序又如何恢复呢？在袁世凯看来，唯一的办法就是建立一个强大的政府，唯有一个强大的责任政府，才有可能恢复秩序。况且，中国历来都是有着强权崇拜的根基。袁世凯从1882年跟随吴长庆军队东渡朝鲜开始踏足政坛，然后小站练兵、巡抚、总督、新政、地方自治、改革一路上来，必须承认的是他有非常直接的从政经验，而且从他的从政经历来看，对绝大多数政治事件的处理都应该说是相当合理的。从他的政治经验的角度来看，他所经历的一切：朝鲜的变乱、戊戌的政变、庚子拳乱、收回天津，直隶新政，等等一切，都证明一点，那就是秩序的混乱是国家衰亡的直接原因，所以无论如何一定要采取强力手段恢复秩序。既然如此，民国刚刚建立时的袁世凯究竟有些什么呢？首先即兵力。满清在革命时期的军队数量大致在50万左右，其中包括24万左右由西方人训练的新式军队。袁世凯主要控制的军队是北洋六镇，是其中的精锐，大致有7.5万人左右，后来在成为大总统后，很快又借口北京兵变征收了30个标准的新兵。相比来说，革命党控制的军队人数就少得可怜了。其中湖北新军是革命起义的主要力量，但是总兵力加在一起也只有17000多人，说起来，晚清时由于军事改革，各省的军队是可以用千来计算的。其次，袁世凯在北方也拥有人望，袁的大问题是他的任职地点基本就是山东、直隶这些地方，没有出过华北这个圈，所以他的人脉和声望也主要聚集在华北地区了，如果他能再两广、两湖担任过总督的话，那么也许情势又会不同。他唯一缺的东西就是钱。而钱，他是可以通过他的外国人脉去借的。刚刚成立的民国政府确实是不名一钱，从1912年1月到10月，中央政府从各省就只收到有260万，主要是各省纷纷独立，中央号令不行，其它各项收入只能保证政府每月有八百万左右的收入，这笔收入要支付军饷、官员的薪俸、行政和其它各项开支，肯定是远远不够的。1912年1月发行的国债总共一亿元，但最终只卖掉了737万元，从这件事也可以看出政府的公信力也因为革命的动荡而大幅下降了。在这种情况之下，无论是选择共和政体，抑或是君主立宪政体，没有经济基础，都将是摇摇欲坠的，所以袁世凯为了维系政府的基本运转，还有全国的去军事化计划，也就是裁军计划。另外恢复工商业信心和民生，都必须要去向外国借款，只有靠借款，才能保证政府的正常运营，这是一个刚刚经历过革命的混乱国家必须要做的事情。整个借款过程对袁世凯来说，可以说是一种煎熬，在晚清时，袁世凯倘使要推行一种政策，作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只要他和幕僚商议过，拿定决心，再说服太后（一般是“依议”照准），基本就可以了，而现在，袁世凯必须应付那些参议院议员。还要再加上各省的都督，晚清时，各省督抚尽管次第举办地方自治，但是老太太说句话，大家还是要表示一致同意的，而现在袁世凯以一国元首之尊却只能低声下去说服那些都督同意，而这些都督为了表示自己具有与中央抗衡的独立势力，所以往往对中央提出的要求回答是“不”。袁世凯的窘境，很多届美国总统都深有体会。于是迫在眉睫的借款最后成了一场拉锯战，最后袁世凯直接质问那些都督：“如果各省都督能提供资金给中央，何用我觍颜求助外国？”所以说，熟悉帝制时代政治规则的袁世凯来说，新的共和国的政治规则如果是这样绑手绑脚、总有人出来捣乱的话，那么还不如回到帝制为好？至少那套政治规则袁世凯自己更熟悉，而且从某种角度上讲，他也认为自己走这条路比较容易走好。这应该算是一个很悲哀的结论，相信很多人都顾维钧回忆录里的那段对话，袁世凯问他共和的含义是什么？耶鲁大学肄业生顾维钧的回答是很典型的西洋定义：“共和”的意思是公众的国家或民有的国家。但袁世凯却充满疑惑：中国老百姓怎能明白这些道理，打扫屋子时，把垃圾堆到大街上，他们关心的只是自己屋子的清洁，大街上脏不脏则不管。尽管我们今人会更赞同顾维钧的结论，即“即便人民缺乏教育，他们也一样爱好自由，只是他们不知道如何去获得自由，那就应由政府制订法律、制度来推动民主制度的发展”。但必须也得承认一点，那就是袁世凯对中国老百姓的判断恐怕从第一直观的角度讲是正确的，首先他自己肯定不了解共和的含义，当然，那些从未受过政治和公民训练的老百姓就更不理解共和的含义，这就像是一只不认路的领头羊一样，只能带着群羊按照它熟悉的行进方式来前进，那么它必然很难走到共和这条新路上来。只能说，领头羊未见得高明，但别的羊领路或许连羊圈都找不到。袁世凯能理解的政治规则应该只有一个：命令-服从，所以当这么多人起来对抗他时，他肯定会觉得受不了。这一点从他讨伐国民党的二次革命的声明中就可以看出来：今日非南北调和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议会。我现已决心。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自信政治军事经验、外交信用，不下于人。若彼等能力能代我，我亦未尝不愿，然今日诚未敢多让。彼等若敢另外组织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那么袁世凯称帝真的是一场闹剧吗？很多人都听过那个伪造《顺天时报》的故事，说是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伪造了一份假的《顺天时报》给袁世凯看，使袁世凯相信民间舆论都是拥护帝制的。直到后来有个丫头从外头买了一包五香酥皮蚕豆，是用整张《顺天时报》包着的，袁世凯一看这份报纸上的论调与他平时看的不一样，一查发现是袁克定捣的鬼，于是抽了他一顿，骂他“欺父误国”。其实这个段子的来源是袁世凯死后65年，1981年《文史资料选辑》第74辑里的一篇回忆文章《我的父亲袁世凯》里的，作者是袁世凯的女儿袁静雪，后来她还出过一本《女儿眼中另面袁世凯》。这个段子还有个更早的版本，抄录于下。“筹安时代，京中各报，慑伏于权力之下，咸一致拥戴，唯《顺天时报》颇多讥讽不满之词，然此报为日人机关，且日人什九与项城不睦，宜其有非难之声，故时人则不重视之，唯上海各报，除薛大可组织之《亚细亚报》外，所持论调颇为国人所注目……&项城在京中取阅上海各报，皆由梁士诒袁乃宽辈先行过目，凡载有反对帝制文电，皆易以拥戴字样，重制一版，每日如是，然后始进呈。项城不知也。一日，赵尔巽来谒，项城方在居仁堂楼上阅报，命侍卫延之人。寒暄毕，赵于无意中随手取《时报》一纸阅之，略一审视，眉宇间不觉流露一种惊讶之状；项城奇之，询其故。赵曰，此报与吾家送阅者截然不同，然此固明明为上海《时报》也，故以为异。项城乃命人往赵家持报来，阅竞，大震怒。”这段出自1927年的戈公振的《中国报学史》里“两度帝制之倏现&”一章，这里头改报纸的可不是袁克定，而是袁世凯的管家袁乃宽，而且改的也不是《顺天时报》，而是上海的《时报》。但是即使是这件事，其实也距离袁世凯死都过去了11年了，真假其实很难辨别。但是因为袁静雪的那篇《我的父亲袁世凯》收录在那本特别著名的袁世凯回忆录小册子《八十三天皇帝梦》里，所以流传甚广，很多人也就信以为真了。还有几个袁世凯的称帝段子，其实也未必是真的，比如袁世凯是蛤蟆精转世的段子，还有一个书僮看见他睡着时看见一个硕大的癞蛤蟆躺在床上失手摔坏了玉杯的段子。其实都来自于一本书，就是陶菊隐写的《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史话》。这本书是1959年时出版的，里面的事情半真半假，是否当时就有这种说法难以考证真实性。袁世凯的大多数称帝的段子其实都是死后突然一股脑冒出来的稗官野史，或者死后十多年甚至数十年后的回忆文字，这些文字的共同作用就只有一个，那就是把袁世凯描绘成一个小丑，把称帝形容为一场闹剧。而事实上袁世凯称帝过程根本就不是一部喜剧片，而是一部恐怖片。第一步，镇压所有的政治异见分子。他成立了一个机构“京畿军政执法处”，专门关押那些对袁世凯有不满的人。一个叫王建中的人，曾经被关押在里面，侥幸活了下来，后来写了一本回忆录，叫《洪宪惨史》，记载了里面种种非人酷刑，这本书的另一个名字就叫《京畿军政执法处冤狱录》。当时遍地密探，甚至身边的男女仆人都有可能是袁世凯派来的秘密间谍，哪怕是在家里发表一点不满言论，都有可能被告发逮捕起来，只要进了军政执法处，下场一般就是直接被枪毙。比如叫崔启勋，在桌子上写了一篇游戏笔墨“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放在桌上，去了趟厕所的功夫就被人告发了。将其逮捕起来，审讯他时，他说自己“不过偶尔失检点，写了几句糊涂话而已”，但即使如此，还是被枪毙了。所以在袁世凯走向帝制的时候，人们其实是生活在一种日常的恐惧之中的，有枪杆子抵在后背上，任是谁也不敢反对帝制，这种镇压异见分子的恐怖手段才是袁世凯走进帝制的真正根基。第二步，驯服报刊媒体，让所有的舆论噤声，只剩下那些听话奉承的报纸。众所周知，革命党造势就是依靠发行革命小报和地下出版物，革命党之所以能如此的原因是晚清时的报律是相当宽松的，只要躲在租界里，随便什么文章都可以写，邹容、章太炎的那些激进的言论从租界里被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散布到各地，但是袁世凯时代，这种宽松自由的环境不复存在了。1913年二次革命后，袁世凯开始扫荡舆论界，民国元年，全国报纸不完全统计，有超过500家，北京就有100家，经过袁世凯的扫荡，北京仅剩20家，上海仅剩5家，到1913年底，全国仅剩139家报纸，史称“癸丑报灾”。关闭报纸的借口有很多种，造谣滋事、任意污蔑是两项最主要的罪名，除此以外，还有“袒护逆党”、“煽惑民众”、“诋毁政府”等等，乃至“加大总统以种种不名誉、不道德之称谓”都可以成为封闭报纸的理由。但凡触碰八条禁令的，尤其是淆乱政体、妨害治安的出版物，除没收印本或印版外，处著作人、发行人、印刷人以五年有期刑。从16年3月，全国新闻记者24人被杀，60余人被捕入狱。幸存的媒体能做的只有乖乖听话，一片齐颂圣明，对袁世凯的报道几乎可以说是举国一致的英明正确，“各报只可歌功颂德，无敢反对者”，乃至于步调一致拍马屁：“参政院劝进之案尚未通过，而各报又一致有‘皇帝’之颂，‘今上’之称，其步骤之齐整，殆成不约而同之观”。那些主动拍马屁的歌功颂德的，当然就成了那时最受宠的人。比如根据袁世凯意思创办鼓吹帝制的报纸《亚细亚报》的记者薛大可，自称“臣记者”，得到政府大力支持，甚至跑到上海开办分社，结果被革命党投掷炸弹，但是这位薛大可确实是“忠臣”，被扔完炸弹以后仍然不屈不挠继续鼓吹帝制，毫不退缩，袁世凯对其相当满意，特意邀请他和《京津时报》的汪健斋、《民视报》的康士铎等八位鼓吹帝制的媒体新秀作为报界代表到新华宮设宴招待，这些报界代表感激涕零，由汪建斋提议三呼万岁来谢主隆恩，但汪觉得三呼尚且难以表达自己对袁皇帝的崇敬热爱之情，所以特意高呼了四声万岁。&第三步，也是最重要但经常被忽略的一步，那就是进行军事改革，收归军权，日，袁世凯设立陆海军大元帅统率办事处，直属总统府，为最高军事指挥机关，各省都督都必须听从其指挥调遣，同时进行军事力量调整，强化中央军事力量，将自己的得力干将派往干要之所充当都督，由此将全国军事力量都抓在手中。“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由一人在幕内牵线，而其左右十数嬖人蠕蠕而动；此十数嬖人复牵第二线，而各省长官乃至参政院蠕蠕而动；彼长官等复牵第三线，而千九百馀不识廉耻之辈、冒称国民代表者蠕蠕而动……此一出傀儡戏，全由袁氏一人独演。”梁启超这段话被认为是袁世凯称帝的绝佳总结。当1916年“洪宪元年”的年号终于出现在各大报纸的头版上时，走进帝制的目标实际上最终是达成了，只不过，它维持的时间比我们所想象的要短而已。但这多少也证明了一点，在这个国家，走进帝制有多么的容易，当然，我们惯常忘记的是，帝制未必需要的是皇帝这个头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