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太低 300年后中国人口将只剩下2800万？-搜狐财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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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育率太低 300年后中国人口将只剩下2800万？
时间：日11:48
【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周末】
【作者：李虎军】
　　生育率数据到底是多少，这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大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人口政策的选择不完全取决于目前的生育水平，更取决于在无限制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是在什么水平上。人口有一个规律，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日至10日，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与会人口学家称，未来几年内中国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重大选择。
　　低生育率带来的问题
　　一位素昧平生的长沙市某企业女工的来信，深深地触动了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
　　这位女工在去年7月写给他的信中说：“一年多前，我们的独生儿子不幸患恶性肿瘤，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年，我四处奔波，吃药治疗，争取再孕，可年龄大了，再生育无望。永远没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家庭永远没有了快乐，常常是两人相对无言。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凄惨的呢……”
　　穆光宗在上周举行的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上说，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人口安全的系数在降低，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
　　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的家庭。在中国，和那个长沙女工一样有着类似悲剧的家庭数以万计。上月14日，山西沁源发生特大交通事故，20名遇难中学生之中，就有一多半是家中的独子。
　　即使没有灾难降临，独生子女家庭如何养老也是一个棘手难题。试想想，倘若第二代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到了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对整个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人口的高度老龄化和社会的不堪重负。
　　持续的低生育率在理论上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消亡。据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所原新教授介绍，200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创下二战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闻》遂发出警告称，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200年后日本将因人口的极度减少而出现种族消亡。
　　后来，原新采用联合国关于中国男女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到2030年分别为98岁和101岁的假设，对未来300年的中国人口走势进行了模拟。
　　算出来的结果吓了他一跳：假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稳定在2000年政策允许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46(部分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甚至更多)，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超低水平1.30，到2300年人口则只剩下2800万！“哪怕是微小的人口负增长，只要维持时间足够长，都是人类的灾难。”
　　原新认为，低生育率就像一柄双刃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希瑞•泰丽雅(Siri
Tellier)女士说，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逐渐达到更替生育水平?当时人口学家就警告其长期影响将导致老龄化，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家花了近20年时间才完全意识到老龄问题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则有明显的不同。例如，泰丽雅说，两周前的西方媒体报道，英国的养老金缺口2050年预计将达到约1万亿人民币，法国政府计划为生育第三胎的妇女一年支付约9万元人民币。
　　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也提到，日本正在以增加婴儿补贴和幼儿看护基金的方式刺激其人口出生率，韩国政府则彻底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小规模家庭计划”，从今年起鼓励人们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术，并为没有尽早鼓励生育而后悔。
　　但是，乔晓春说，经过人为努力，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人们的生育意愿高于实际的生育水平。
　　“我希望中国能够吸取这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泰丽雅说。
　　“我们缺乏证据”
　　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奇迹般地降到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一举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
　　但此后，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国的生育率水平。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布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22。这个数据震惊了国内外的有关机构和专家学者。
　　“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6，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大量计划外生育的现实下，怎么可能低于1.46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
正方：是的。预测300年后的人口是吃饱了撑的，谁告诉你的从现在到未来300年都是执行独生子女政策？要想把人口搞上去很容易，可是要想把人口降下来就不容易了。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事，目前的任务还是降低人口为主，不要再误导了.
反方：不是。确实如此,中国再也经不起一次人口失误了。我代表我自己和几千万想生育而胎的接近生育年龄极限的中国公民大声疾呼,让我们生育第二个孩子吧,一个孩子太可怜了。
【】 【】 【】
　　上海社科院梁中堂教授分析说，最近20多年中国大陆人口数据漏报主要是由隐瞒生育行为引发的瞒报漏报问题，所以，和其他人口指标相比，妇女生育率是一个更无法准确把握的问题。
　　后来，学者们利用各种方法对中国2000年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算。但是，北大人口所任强博士发现，学者们得出的总和生育率竟然在1.2至2.3这样大的范围内变化。他说：“这样的结果等于是没有结果。”
　　其中，翟振武以历年全国小学在校人数——这是独立于“人口系统”以外、很少受到人为瞒报因素影响的教育数据——为基础进行估算，得出的结果是1.7。但他也承认，作为一种间接估计，“其准确度还是有一定风险”。
　　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在今年11月29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市场与人口分析》杂志“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组织了一次“中国生育率到底有多低”的讨论。讨论仍然没有得出答案。
　　早在1993年，还在中国人大任教的他和穆光宗，以及另外几位年轻同行，就已经意识到出生率下降不一定全是好事情，在没有行政力量干预的情况下，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出生率下降后果研究组”。次年，他们还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家计生委的支持下，以“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对策”为主题举行过研讨会。
　　遗憾的是，后来因种种原因，研究小组的工作中断了。“学者们对中国生育率的研究已经停滞了十余年，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乔晓春说。
　　1998年，国家计生委决定启动“21世纪初中国生育政策研究”。受命组织此项研究的乔晓春建议，首先弄清我国的现实生育水平和人口状况，“无论有多大困难、多大的阻力，都必须弄清真实的生育状况，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不具备研究生育政策的资格。”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乔晓春中途退出了这项研究。他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2000年初，国家提出“稳定低生育率”的政策。不过，乔晓春说，“基层计划生育部门比较困惑的是，不知道生育率多低才叫低，低到多少才需要稳定，在工作上也就无所适从。”
　　在互联网上，人们对计划生育何去何从的争论非常激烈。乔晓春说，有人假定总和生育率为1.8-2.0，主张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人主张现在就放开政策，强调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2。然而，没有哪一方能够拿出充分证据说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是1.8或者1.2。“我们不缺乏激情，也不缺乏思想，但我们缺乏证据。”
　　未来的生育政策
　　尽管学者们无法就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数据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不仅如此，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说，他在参与国家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工作先进的地区可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超低生育率”(多数学者界定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风险型人口阶段。
　　穆光宗说，“我们讨论的焦点从来就不是要不要人口控制，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问题。”
　　在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看来，从长远看，理想的人口结构应该是稳定在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的特定状况，人们希望人口达到峰值时的规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尽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须在人口达到零增长以前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现过于剧烈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从现在开始，最多不超过十年，中国面临着提高生育水平的选择”，乔晓春说，“我们选择的时机不完全取决于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更取决于无限制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是在什么水平上。如果群众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那就意味着即使放开政策也很难使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人口有一个规律，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人口学是一个从来不缺乏争议的领域。关于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人们也还存在分歧。但正如上海社科院梁中堂教授所说，与20多年前的言论氛围相比，今天的人口学家已经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乔晓春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实生育水平，更要实时地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80多岁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邬沧萍教授也说：“我们需要不断检测，不断研究，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人口决策也一定要民主化、科学化，不能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来调整，中国再也经不起一次人口失误了。”
(责任编辑：王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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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有多低?
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
中国的生育率到底有多低?
作&&&&&者：&&&&&&
作者机构：&&&&&&&&&
物：&(Market & Demographic Analysis)
卷 期：2005年第6期
页&&&&&&码：24-35页
主 题 词：&&&&&&&&&&
学科分类：0201&
馆 藏 号：2068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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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育率已低于更替水平 人口政策有待调整
.cn 日10:44 南方周末
　　生育率数据到底是多少，这是决定一个国家人口政策的重大问题。必须指出的是，人口政策的选择不完全取决于目前的生育水平，更取决于在无限制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是在什么水平上。人口有一个规律，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本报记者 李虎军
　　日至10日，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在北京大学举行。与会人口学家称，未来几年内中国将面临提高生育水平的重大选择。
　　低生育率带来的问题
　　一位素昧平生的长沙市某企业女工的来信，深深地触动了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
　　这位女工在去年7月写给他的信中说：“一年多前，我们的独生儿子不幸患恶性肿瘤，永远离开了我们……这一年，我四处奔波，吃药治疗，争取再孕，可年龄大了，再生育无望。永远没有了自己的亲骨肉，家庭永远没有了快乐，常常是两人相对无言。人世间还有什么比这更凄惨的呢……”
　　穆光宗在上周举行的首届中国人口学家前沿论坛上说，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在控制人口数量方面取得了很大成绩，但与此同时，“人口安全的系数在降低，人口发展的风险在积累。”
　　独生子女家庭是高风险的家庭。在中国，和那个长沙女工一样有着类似悲剧的家庭数以万计。上月14日，山西沁源发生特大交通事故，20名遇难中学生之中，就有一多半是家中的独子。
　　即使没有灾难降临，独生子女家庭如何养老也是一个棘手难题。试想想，倘若第二代独生子女夫妇的下一代还是独生子女，到了第三代就可能出现一对年轻人赡养12位老人的局面。对整个国家而言，这就意味着人口的高度老龄化和社会的不堪重负。
　　持续的低生育率在理论上甚至可能导致一个国家的消亡。据南开大学人口与发展所原新教授介绍，2004年日本总和生育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创下二战后新低，降到1.28，日本《朝日新闻》遂发出警告称，如果按照目前的生育率水平，200年后日本将因人口的极度减少而出现种族消亡。
　　后来，原新采用联合国关于中国男女平均出生预期寿命到2030年分别为98岁和101岁的假设，对未来300年的中国人口走势进行了模拟。
　　算出来的结果吓了他一跳：假如中国的总和生育率持续稳定在2000年政策允许的总和生育率水平1.46(部分夫妇可以生两个孩子甚至更多)，到2300年人口将只剩下7500万；如果总和生育率维持在超低水平1.30，到2300年人口则只剩下2800万！“哪怕是微小的人口负增长，只要维持时间足够长，都是人类的灾难。”
　　原新认为，低生育率就像一柄双刃剑，既有好处，也有坏处。
　　联合国人口基金会驻华代表希瑞•泰丽雅(Siri Tellier)女士说，20世纪70年代发达国家逐渐达到更替生育水平当时人口学家就警告其长期影响将导致老龄化，但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政治家花了近20年时间才完全意识到老龄问题的影响。
　　现在的情况则有明显的不同。例如，泰丽雅说，两周前的西方媒体报道，英国的养老金缺口2050年预计将达到约1万亿人民币，法国政府计划为生育第三胎的妇女一年支付约9万元人民币。
　　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也提到，日本正在以增加婴儿补贴和幼儿看护基金的方式刺激其人口出生率，韩国政府则彻底改变了20世纪60年代推行的“小规模家庭计划”，从今年起鼓励人们做输卵管和输精管复通术，并为没有尽早鼓励生育而后悔。
　　但是，乔晓春说，经过人为努力，将生育率从高降到低是可能的，而将长期以来已经较低的生育率提高则是不太可能的，除非人们的生育意愿高于实际的生育水平。
　　“我希望中国能够吸取这些较发达国家的经验教训。” 泰丽雅说。　　
　　“我们缺乏证据”
　　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20世纪70年代的6.0左右奇迹般地降到更替水平(平均每位妇女生育两个孩子)以下，一举进入低生育水平的国家行列。
　　但此后，无论是官方还是学者，都无法确切地知道中国的生育率水平。
　　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发布我国总和生育率为1.22。这个数据震惊了国内外的有关机构和专家学者。
　　“按照中国现行的生育政策，即使全国老百姓没有一例计划外生育，中国的总和生育率，即政策生育率也应该为1.46，在广大农村仍然存在大量计划外生育的现实下，怎么可能低于1.46呢？”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院长翟振武教授说。
　　上海社科院梁中堂教授分析说，最近20多年中国大陆人口数据漏报主要是由隐瞒生育行为引发的瞒报漏报问题，所以，和其他人口指标相比，妇女生育率是一个更无法准确把握的问题。
　　后来，学者们利用各种方法对中国2000年总和生育率进行了估算。但是，北大人口所任强博士发现，学者们得出的总和生育率竟然在1.2至2.3这样大的范围内变化。他说：“这样的结果等于是没有结果。”
　　其中，翟振武以历年全国小学在校人数――这是独立于“人口系统”以外、很少受到人为瞒报因素影响的教育数据――为基础进行估算，得出的结果是1.7。但他也承认，作为一种间接估计，“其准确度还是有一定风险”。
　　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在今年11月29日出版的最新一期《市场与人口分析》杂志“马寅初人口科学论坛”组织了一次“中国生育率到底有多低”的讨论。讨论仍然没有得出答案。
　　早在1993年，还在中国人大任教的他和穆光宗，以及另外几位年轻同行，就已经意识到出生率下降不一定全是好事情，在没有行政力量干预的情况下，自发地形成了一个“出生率下降后果研究组”。次年，他们还在联合国人口基金会和国家计生委的支持下，以“中国生育率下降过程中的新人口问题及对策”为主题举行过研讨会。
　　遗憾的是，后来因种种原因，研究小组的工作中断了。“学者们对中国生育率的研究已经停滞了十余年，这种现象应该引起重视。”乔晓春说。
　　1998年，国家计生委决定启动“21世纪初中国生育政策研究”。受命组织此项研究的乔晓春建议，首先弄清我国的现实生育水平和人口状况，“无论有多大困难、多大的阻力，都必须弄清真实的生育状况，这一问题不解决，就不具备研究生育政策的资格。”
　　后来，由于种种原因，乔晓春中途退出了这项研究。他的建议也没有被采纳。
　　2000年初，国家提出“稳定低生育率”的政策。不过，乔晓春说，“基层计划生育部门比较困惑的是，不知道生育率多低才叫低，低到多少才需要稳定，在工作上也就无所适从。”
　　在互联网上，人们对计划生育何去何从的争论非常激烈。乔晓春说，有人假定总和生育率为1.8-2.0，主张坚持现行计划生育政策；有人主张现在就放开政策，强调2000年普查得到的总和生育率已低至1.2。然而，没有哪一方能够拿出充分证据说明中国妇女的总和生育率就是1.8或者1.2。“我们不缺乏激情，也不缺乏思想，但我们缺乏证据。”
　　未来的生育政策
　　尽管学者们无法就中国目前的生育率数据达成共识，但有一点是几乎没有争议的：中国的生育率已经低于更替水平。
　　不仅如此，北大人口所穆光宗教授说，他在参与国家计生委人口和计划生育综合改革的调查中发现，一些工作先进的地区可能已经自觉或不自觉地进入到“超低生育率”(多数学者界定为总和生育率低于1.3)的风险型人口阶段。
　　穆光宗说，“我们讨论的焦点从来就不是要不要人口控制，而是如何更有效地控制人口的问题。”
　　在北大人口所乔晓春教授看来，从长远看，理想的人口结构应该是稳定在更替水平时的人口，即人口的自然增长率在零附近波动。考虑到中国人口基数大的特定状况，人们希望人口达到峰值时的规模不要太大，甚至希望尽可能小一些。另外，必须在人口达到零增长以前生育率有所回升，避免出现过于剧烈的人口负增长惯性。
　　“从现在开始，最多不超过十年，中国面临着提高生育水平的选择”，乔晓春说，“我们选择的时机不完全取决于目前我国的生育水平，更取决于无限制情况下，群众的生育意愿是在什么水平上。如果群众的生育意愿已经显著低于更替水平，那就意味着即使放开政策也很难使生育率恢复到更替水平。人口有一个规律，当一个问题出现的时候再来解决，可能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
　　人口学是一个从来不缺乏争议的领域。关于中国未来生育政策的走向，人们也还存在分歧。但正如上海社科院梁中堂教授所说，与20多年前的言论氛围相比，今天的人口学家已经可以公开发表自己的意见了。
　　乔晓春说：“我们现在的任务不仅是要搞清目前的真实生育水平，更要实时地检测群众的生育意愿，从而使我们不至于错过政策调整的最佳时机。”
　　80多岁的中国人民大学人口所邬沧萍教授也说：“我们需要不断检测，不断研究，否则就会迷失方向，人口决策也一定要民主化、科学化，不能弄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再来调整，中国再也经不起一次人口失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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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人口政策在转型关口徘徊 生育率低难逆转
16:11:47     
来源：中国网
实行计划生育30年后，一些令人口学家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当下的中国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同时生育率持续下降到自然世代更替水平之下，人口政策的转折点是否已经来到？
统计数据南辕北辙，人口学家针锋相对，这恰恰折射出现在人们站在计划生育政策变向的关口无措的事实。
人口学有一个规律，当问题出现了，就已经错过了解决问题的最佳时机。人口学是一门有理有据的科学，自然法则不允许我们一相情愿。
“我研究了一辈子如何降低人口，现在头发白了，生育率降下来了，却发现好多矛盾没解决，更可怕的是，不知道以后要出什么事。”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顾宝昌曾经如此感慨。
1980年，党中央在《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中提出：30年以后，人口增长问题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转眼间，中国实行计划生育已经30年，这30年整整汇聚了两代人的辛酸与无奈。前中国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张维庆透露，实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累计少生了4亿多人。但也正如张维庆所言：“我国人口计生工作的发展史，是一部曲折、悲壮、辉煌的历史，在主要依靠行政手段成功控制人口过快增长的同时，广大群众特别是育龄妇女为落实基本国策作出了巨大牺牲和奉献。”
而实行计划生育30年后，一些令人口学家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当下的中国已站在社会老龄化的门口，同时生育率持续下降到自然世代更替水平之下，人口政策的转折点是否已经来到？
持续下降的生育率
马寅初先生早年曾经指出，中国人口问题的一个重大症结，就是“人口数量过多”与“人口质量过低”的两不相称。近30年来，一直被奉为“国策”的生育政策，以“一对夫妇生一胎”为核心，在约占全国人口95%的大多数汉族家庭中推行。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深入人心和社会经济发展，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从1990年开始一直持续下降。
总和生育率是指平均每个育龄妇女一生的生育数。如果一个社会长期处于人口数目不变的状态，那么这个数字应该是2，也即是生育率处在自然世代更替水平。但是考虑到新生儿成长到生育期之前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或最终不能繁衍后代，所以这个数字会高于2。在经济发达、社会保障比较好、性别比正常的发达国家和地区，比如西欧国家、
日本、中国港澳地区，这个数字是2.1；而在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落后、医疗保障差、性别比严重失衡的国家，这个数字则应该高得多；那些更落后的国家则需要2.5到3.3左右。由于有的人不愿生孩子或不育，有的人只生一个，并且孩子无法完全全部成人并繁育后代，一般国家需要主流家庭生育3个孩子才能维持人口世代更替水平。
根据人口计生委规划和《中国统计年鉴》资料，在“十五”期间，计生委规划的人口净增量为6257万人，但实际增长为4013万人；在“十二五”期间，规划的人口增量为5244万人，但实际增长为3418万人。两个“五年规划”中，对“未来五年”的规划人口增量，与后来的实际人口增量的偏差，均高达50%以上。
随着城市化、工业化、劳动力转移造成的人口迁徙以及社会发展带来的人们生育观念的变化，育龄人口的生育愿望逐渐走低，加之大量出现的不愿生育者、不孕症群体，专家估计，中国即使有计划地普遍放开二胎，总和生育率也很难达到人口不增也不减的世代更替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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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岸两会(大陆海峡两岸关系协会、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领导人第六次会谈将于12月21日在台北正式举行。12月14日下午，海协会常务副会长郑立中和台湾海基会副董事长兼秘书长高孔廉率两会人员在上海进行了预备性磋商，就举行第六次会谈的相关事宜交换意见。>>中国正临近“人口悬崖”&专家疾呼应全面放开二孩
&&&&来源：&&&&
原标题：中国正临近“人口悬崖”
　　“我国已实施计划生育20多年，现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要担心的不应是生育反弹，而是即便放开后生育率也不回升。”业内专家疾呼――
　　“应该立即全面放开二孩，已无须再试点了，也没时间试点了。”
　　7月13日，福建省统计局普查中心副主任姚美雄的一句话，把自己推到了媒体的聚光灯下。
　　无独有偶。此前3天，对于备受关注的全面放开二孩问题，卫计委也首次透露出重磅消息：目前正在抓紧制定相关规定。
　　从此次官方和知情人士传递的信息看，似乎中国人口问题已经走到悬崖之边。那么，这些忧虑是否会如马寅初当年的预言那般在将来一语成谶，抑或仅仅是一场带有忧患意识的呼声与宣泄？
　　“激进者”不只一人
　　据媒体报道，姚美雄从2012年开始研究人口问题，用他的话说“那时就已经很晚了”。统计局普查中心的特殊位置，让他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人口数据的真实现状，“可以说是触目惊心的，如果我们不说出来就是失职”。
　　然而，对于姚美雄的爆料，专门研究人口问题的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李建新并未感到特别的惊讶。
　　“现在的步子迈得太小了。”李建新甚至认为，应该无条件地即刻废除独生子女政策。“这么多年来，我们一错再错。没什么可调整的了。” 其实，类似的观点，李建新已呼吁多年。
　　今年3月22日，来自全国21所高校和相关机构的50位法律学者，联名向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交建议书，建议尽快启动《人口与计划生育法》的全面修改，废除生育审批制度，取消社会抚养费制度，还权于民，实现公民自主生育。
　　这份建议的发起人之一便是李建新。
　　“从上世纪80年代起到现在，我们无休止地争论了30年，但政策上始终违背着人口自身发展的变动趋势与规律。”李建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人口与经济发展之间，本质上是一种动态结构的关系，如果结构失衡，对经济发展的影响要远比数量少带来的问题大得多。
　　在李建新看来，由于中国长期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特别是独生子女政策，未来数十年，中国人口年龄结构将形成极不稳定的倒金字塔型结构。未来真正要担心的不是中国人口增长“突破临界点”，而是加速的人口年龄结构老化与性别结构严重失衡。
　　低生育率的陷阱
　　无论是激进人士也好，保守人士也罢，对于中国人口的低生育率顽疾所持观点大抵一致。
　　“我国目前存在很严重的低生育率问题。”李建新说。
　　而中国社科院发布的《经济蓝皮书：2015年中国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显示，中国目前的总和生育率只有1.4，远低于更替水平2.1，已经非常接近国际上公认的1.3的“低生育陷阱”。
　　“这还仅仅是全国统计出的平均水平。”西安交通大学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所长李树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指出，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甚至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上海和台湾的水平差不多，都在1以下。”
　　“低生育率对社会发展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制约因素。”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陆杰华分别从宏观和微观层面向《中国科学报》记者分析了其可能带来的戕害。从宏观上说，它会对人口红利、退休制度、养老金、医保等方面产生消极影响；在微观层面，它使得独生子女家庭处于高风险中，伤残、失独等问题的不良影响被放大。
　　“如果说独生子女政策在过去给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利处，现在它的弊端来了。”陆杰华说。
　　对于生育政策调整，一些专家甚至表示未来堪忧。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张东伟认为，我国已实施计划生育20多年，现在全面放开二孩政策，担心的不应是生育反弹，而是即便放开后生育率也不回升。
　　大撒手会怎样
　　在诸多质疑与呼吁声中，全面放开二孩似乎已成为中国生育政策的势在必行之举。那么，豪迈的“大撒手”又将带来何种问题？
　　“一旦全面放开，大家都集中在某一时间段内生育的话，最大的问题就是出现出生堆积。”李树茁担心的是，不知道未来的出生堆积规模会有多大。“从长远来看，可能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才能把它平衡掉。”
　　按照这个思路思考下去，公共资源的承载与分配将成为摆在眼前的又一道难题。
　　李树茁指出，以往的生育政策都是控制性的，相关政策措施也是围绕它来制定和执行的。现在如果鼓励生育的话，户籍、教育、卫生等公共政策的配套体系能否跟上是一大问题。
　　如果仔细研读国家卫计委的一些措辞，也许会发现，李树茁的这些忧虑并非毫无根据。
　　“‘抓紧制定相关规定’是一种值得玩味的说法。”陆杰华认为，此次全面放开二孩，有关部门可能会在制度设计与政策衔接上作出更多调整，使其政策运行更加平稳。
　　对此，李树茁认为，如果是全面放开二孩的话，首先是公共政策问题，应加强公共对话，不应是政府一家说了算，“让不同观点相互交锋才是一个比较稳妥的做法”。
　　他进一步指出，很多国家都有一些比较成功的使生育率下降的政策和社会体制，但让人口数量回升的政策目前都不是很成功。“我们未来的挑战会很大，因为没有先例可供借鉴。”　（记者 李瑜）
(责编：许景（实习生）、赵竹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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