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讲话声音大了一点点，广场舞大赛领导讲话说我顶撞他，记了我两个大过，这个是合情合理合法吗？

点击联系发帖人 时间：2016-11-30 15:24

技能大赛领导讲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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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百态随笔一
　　《人生百态随笔》
　　人之行为举止，百人百样，一人百态。或机敏，或愚钝;或果敢，或懦怯;或清廉，或贪鄙;或豁达大度，或拘谨委琐;或坦荡直率，或矫情伪饰;或从谏如流，或文过饰非;奢靡者挥金如土，一饭千金，吝啬者拔一发而利天下，不为;勤奋者枕戈待旦、闻鸡起舞，懈惰者今岁不攻明岁不取，万事蹉跎……而人之为人，无所谓性本善，性本恶，也鲜有至圣至贤或十恶不赦，更多的情况下是良莠互见，瑕瑜并存。闻过则改，见贤思齐是我们企盼的境界。我列的一百个题目，既不一定全面，更不一定准确，见仁见智，算是管窥蠡测吧。我在给《深圳特区报》王汉宗先生的信中说：“动念头写人生百态，是想在解剖别人的同时也解剖自己。”一百篇中大部分是写人的种种孽根性，而这些孽根性，也许你有，他有，我也有。写出来，立一面镜子，常照照，不无裨益。
　　百人百样，一人百态，才使得我们的世界色彩斑斓，气象万千;与此同时，也给我们的为人处事带来诸多变数，绝大多数人都希望自己的品格臻于完美，都希望自己办事顺畅，都希望与众和谐，所以，认识别人和认识自己，理解别人和调整自己就非常重要。这本小集子只是个的一点狭隘经验，限于学识，于“领悟人生”四字，只能说初涉藩篱，不敢说径入堂奥。如果说它能在你茶余饭后博你会心一笑，我就算没有白忙了。
　　正文一、吹牛
　　吹牛，以及下面要说的拍马，都是人之恶德。当然，谁也不会承认自己吹牛或拍马，而只说别人如何如何。好象若干年前人们批评别人走后门而自己实际上也不时地走点后门一样。恕在下直言，吹牛皮，拍马屁，似是人人不能免俗。区别仅仅在于程度有不同，目的不一样。有人说，吹牛是自我膨胀术，这也不错。一般地说，吹牛者未必有什么卑鄙的目的，例如《隋唐演义》里的程咬金，在战场上遇到了打不过的对手，就会放出大话：“我年轻的时候，象你这样三个也不是我的对手!”这种吹法就很可爱。再比如说，三两熟人碰到一起，说起某长或某星，其中会有人有意无意地说“不错，不错，前几天我还同他在一起吃饭!”这种不似吹牛的吹牛，虽然不见得可爱，倒也未必可恨。还有一种情有可原的吹，例如评职称写的业务自传，报先进罗列的突出事迹，恕我不恭，那里面的水份是足够多的，只要吹己不损人，人家也就不计较了。
　　吹牛的资料俯拾即是。在下姓孙，很自然地就同大军事家孙武，大医学家孙思邈，或当了皇上的孙权联系起来;至于姓孙的流氓，强盗，贪官，则虽同姓而不宗，旁系疏属，没有瓜葛。有位举人在岳坟前口占了一副对联：“人自宋后少名桧，我到坟前愧姓秦”，大约也是出于这样的心态。祖宗中有一个万人唾骂的家伙，子孙也觉得直不起腰来——祖宗不是秦桧而是岳飞，子孙会有十二万分荣耀——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常，只是坏人的后裔没有必要对前人的罪过负责任，英雄的后代也无由躺在先人的功劳簿上。有句话说得好：“好汉不提当年勇”，连自己过去的辉煌都不必一再渲染，父辈以上的荣耀又何足挂齿?吹牛皮也有它的讲究，直统统地吹不如转弯抹角地吹，一则笑话讲一位秀才自夸其学：“天下文章在浙江，浙江文章在敝乡，敝乡文章数舍弟，舍弟向我学文章。”这样吹虽然比直吹要艺术一些，究竟还是吹痕难去。
　　生意人善吹，广告人善吹，如果把稻草说成金条，鱼目混成真珠，让吹牛与做假联姻，就一点也不可爱了;谄媚者要吹，捧角者要吹，庸碌可以说成稳健，荒唐可以说成创新，如果把吹牛与拍马相结合，那后果很使人忧虑。
　　宣传他人或宣传自己，一丝不差地句句落实也很难，出于自我鼓励或鼓励他人的需要，吹那么一点点其实也无妨。横吹笛子竖吹箫，能吹出美妙乐章，全在于指法娴熟，笛儿箫儿上面那一排孔该放的放，该堵的堵，信口胡吹一通，轻则离了谱儿有失大雅，重则一片杂音令人生厌。
　　正文二. 拍马
　　有一天阎王爷和他的下属闲聊，谈到最可恶的人时候，阎王爷就想到了拍马屁者。于是，他令黑白两无常将阳间最善拍马屁的某君缉拿归案。某君战战兢兢地来了，大气也不敢出地站在那儿听着阎王爷责骂。忽然阎王爷放了个屁，某君大喜过望，庆幸机会终于来了于是俯地启奏：“大王高耸金臀，洪宣宝屁，依稀丝竹之声，仿佛麝兰之气，臣立下风，不胜开胃沁脾。”阎王爷一听，此人这么会说话，这么讨人喜欢，为什么要抓他?快放回去，增寿一纪。这当然是个杜撰的笑话，不必当真。笑话之所以能流传下来，有其魅力，是因为它反映了社会现实——拍马屁这玩艺儿最容易使当局者迷——见某人拍某人马屁则恨，轮到自己头上不是浑然不觉，就是把离谱的恭维当成真的那么回事。
　　再说个笑话：有个学生向老师辞行要到外面去闯荡，老师问他，你拿什么安身立命?学生回答：准备一百顶高帽子送人。老师一听大怒：你怎么
　　这样不长进，我是怎样教你的?学生回答，现在世风很坏，象老师这样不爱拍马屁的能几个?老师沉吟半晌说，也是。学生出门后哈哈大笑：我的高帽子只剩下九十九顶了。那位老师平时行为端正，我是不怀疑的;他于不知不觉中接受了奉承，就很真实地反映了人们的普遍劣根性：好吹不好批，好色不好德[此处色并非女色，而是指辞色。]
　　如果说出于无奈，或为了敷衍，在上司面前，在对自身利益有重要影响的人面前说几句恭维话，虽有拍马之嫌，毕竟不为大过;至于考虑到接受对象的承受力，讲究一点褒多贬少的措辞方法，不仅不能视之为拍马，在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是值得提倡的。为了混饭吃而拍马，如《红楼梦》中贾政面前的清客詹光单聘仁之流，未免庸俗;慑于淫威而奉迎，如秦二世的诸大臣附和赵高指鹿为马，未免卑劣;至于专以升官发财为的无孔不入丧尽人格地去献媚取宠，便是可恶之极了。
　　被别人吹捧的人未必都会飘飘然。一些枭雄一方面要别人对他忠诚，一方面又需要个人崇拜，甚至是神化崇拜，这二者兼得很难。不能把握吹捧场合和时机的人在枭雄们面前常有拍马腿的厄运。五代时梁太祖朱温有一次在大树下休息，说了一句：‘好大柳树!”立即有五六个人随声附和;他又说：“可做车头!”又有人学舌：“可做车头!”朱温马上变脸：“柳树怎能做车头?难怪秦代有指鹿为马的事儿”将随声附和说柳树可以做车头的人全杀了。这件事不足以说明朱温不爱拍马屁，只是说明他嫌那些人拍马术太差。马屁拍得离谱，象“万岁不离口，语录不离手”那会儿，一万个人，一亿个人，十亿个人，全世界人都觉得不对劲，居然浑浑噩噩地过了五年之久，即使是这样的奇迹，也还没有改变铁一般的事实：拍马祸国，它对拍马者和被拍者都不是福音。
　　世界有没有高尚美妙地吹捧?有。你听，爷爷奶奶哄孙子：“我的宝宝最听话，是世界上最好的宝宝!”
　　正文三. 拜佛
　　我不知道虔诚的、六根清净的佛门弟子该达到什么样的境界，大概象禅宗六祖慧能所说的那样：“菩提本非树，明镜亦非台，由来无一物，
　　何处染尘埃?”但是，了然无一物，佛也就不存在了。今日安庆迎江寺中尚有当年省主席许世英的题联：“佛本无心，心无佛……”，道德高
　　深的僧人心中原无偶像，现今许多匍匐于菩萨脚下的善男信女们实在太荒唐：不是佛愚弄他们，而是他们压根儿失去了自我。
　　我不拜菩萨[小时候为父母所迫除外]，但决不反对别人礼佛，因为孔夫子说：“祭如在，祭神如神在。”人家要寻找精神寄托，关我何事?
　　拜菩萨有没有用?这话似乎大不敬，也太功利主义了，不过事实上拜菩萨都有这样或那样的目的：求子，求官，求平安，求发财等等。穷人拜
　　，求富;富人拜，求永远富。善人拜，求福荫子孙;恶人拜，求免受惩罚。菩萨也怪累的，二十四小时办公，普天之下都设分理处，也还忙不
　　过来，也难免照应不周。《左传庄公十年》记载：鲁庄公对曹刿说，凭着对神祭祀的虔诚，可以同齐国开战吧?曹刿回答得很干脆：“小信未
　　孚，神弗福也。”菩萨也好，列祖列宗的在天之灵也好，统统帮不了忙，想在战场上稳操胜券，必须有实力，必须有老百姓支持。您看，受现
　　代文明哺育的人们，见识竟比几千年前的曹刿差远了。
　　菩萨帮不了人的忙，当然也不会收人的礼。然而信徒们心里不安，好象现在的许多主刀医师并不贪财，而患者家属不送红纸包心里总不踏实
　　一样，供奉一定得有的。菩萨当然是廉洁的楷模，虽然他们没有委托尼僧做他们的经纪人，但尼僧们身在佛门，自觉得责无旁贷，对信徒们供
　　奉布施的钱物一概笑纳了。众菩萨如同《红楼梦》中的晴雯，空担了虚名，让袭人钻了空子。供菩萨其实供了尼僧，信徒们得到的仅仅是听他
　　们念念经而已。宋代话本中关于佛印禅师的故事有这么一段：佛印向苏小妹寻求布施：“愿小姐身如药树，百病不生。”苏小妹答：“任和尚
　　口吐莲花，半文不舍”。看来苏小妹悟得很透，往那个地方投资，实在是营造没有希望的工程。
　　“色即是空，空是色”，佛，或说菩萨，他们的住址不详，诸事还得反求诸己;既然他们住址不详，汇款是无从收到的，那么，不如将想捐
　　献给他们的钱物留下来营造有希望的工程。
　　正文四. 算命
　　堂堂正史二十四史之一的《三国志》就辟有单独一篇《方技传》，记述了看相的朱建平，圆梦的周宣，占卜的管辂等人不可思议的事迹，尤
　　其是预测术。其它史书也有类似记载。单就这一点而言，二十四史就未必完全是信史。我们从正史的这些记述得到的印象是，看相，圆梦，卜
　　卦，以直观的现象和有限的数据来预测未来，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正象我们无法想象六千多年前埃及人怎么完成那么雄伟壮观又神奇精密的
　　金字塔一样，无法对管辂等人的预测术加以有效验证。金字塔有遗迹可考，管辂等人神卜则无可追寻了。无可追寻倒也无妨，只当它是个遥远
　　的传说，可悲的是让一些人将它神化和扭曲了。
　　记得小时候住在大杂院，包括我父母在内的上代人都喜欢找瞎子算命，丢失了什么东西找个“上人”掐课，间或也有云游的相士来看相。当
　　时的细节我已经记不清了，只知道大杂院里的人每次算命看相之后，既不十分沮丧，也不见得欢欣鼓舞。这才见得算命看相先生的高明。以算
　　命来说，瞎子虽目无所见，但十分清楚他身在何处，求者何人，既无须奉承，也不必惊吓，象《水浒传》中吴用赚卢俊义上山的那套伎俩，对
　　一般人是用不上的。后来我渐渐长大了，知道算命先生
　　依据的是所谓生辰八字，即出生时的年，月，日，时，配以干支来推断一个人的休咎，于是顿生疑窦：据此，一天十二个时辰，一个月三十天
　　，一年十二个月，再以百年为一单元，也不过五十万上下个“八字”，以世界六十亿人为被除数，则不少于一万人同一“八字”!这样浅显的
　　道理是不言而喻的，可是竟还有那么多人乐此不疲，究其原因也很简单，大凡求神问卜的，不是自信甚差，就是欲望太奢，这两种人永远都有。
　　有人问算命的，你说凭八字断休咎，那么被秦将白起一夜之间坑杀的四十万赵卒难道都是同一八字?算命的说，天命大于人命，不可一概而
　　论。有人问沿路乞讨的瞎子，你能算出他人的吉凶祸福，你能否知道你的晚餐可有着落?瞎子大怒：医不自治，卜不自知!横竖都是他有理。
　　不过真的遇到这样的对手，道行差的算命先生是不敢较真的。
　　我在合肥九狮桥附近看见算命看相者甚伙，于是驻足旁观，见他们问来求卜者细节甚悉。这使我想起某些医生，自家不去望闻问切，一个劲
　　地问患者那儿不舒服，要些什么药?好象患者不是向他请教症结何处，救治何法，而是花钱买一番温柔的对话似的——花钱请人看相卜卦算命
　　，不也就是听听甜言蜜语吗?
　　正文五.比阔
　　《晋书》卷三十三《石苞传》载：王恺与石崇穷奢极侈，竞相比阔。晋武司马炎暗中帮助王恺赐给他一株枝柯扶苏，高约两尺的珊瑚树。王
　　恺邀请石崇到家观赏，心想，这下子总把你比下去了吧。谁知石崇
　　略看一眼就顺手用铁如意将这株珊瑚打得粉碎。王恺气得翻白眼，石崇慢条斯理地说“何必动气呢?还你就是。”马上把王恺带到家中，指着
　　琳琅满目的珊瑚树叫王恺自己看，王恺看到，高三四尺光彩夺目的珊瑚树有六七株之多，象刚才被他铁如意击碎的则不计其数。王恺顿时象泄
　　了气的皮球，这大概是中国比阔最典型的例子。人们为什么要比阔?有句话说：“笑穷不笑娼”，财大，方显气粗。邓友梅先生笔下的八旗破
　　落子弟那五自鸣得意地说，让我装穷不行，要我装阔，嘿，正搔着我痒处了。看来，摆阔，比阔，不是简简单单显示富有，显示能耐，有时甚
　　至是掩饰空虚，掩饰自卑而已，不是有“金钱富翁，精神乞丐”这句话吗?
　　比阔之心，人皆有之。小孩子夏天上学带点白开水或茶也就行了，但看到别人带了雪碧，健力宝，自己就觉得矮了一截，非得吵着爸爸妈妈
　　买不可，其实，雪碧和健力宝并不比茶解渴，但解渴事小，面子事大。小孩子比阔是从大人那里学来的，大人们之间的比更丰富多彩。比服饰
　　之艳丽，比车辆之豪华，比居室之气派，比出手之大方……最后，有人比出了石崇的满足，有人比出了王恺的气馁。
　　石崇是一个很有才气，很有学识的人。当初人望不差。可惜，为了荣华富贵，竟向权贵卑躬屈膝。他炫耀豪富只能看作他骨子里已经泯灭了
　　正气，已经找不到让人称道的地方了。石崇之流以阔自诩，是因为社会上不少人以阔为唯一的价值取向。例如时下一些“星”们，论思想品质
　　，论学识修养，无可恭维，但仍有一些人跟在屁股后面使劲
　　地吹着，捧着，无非是他们阔起来了，手头阔，脸也就阔了。
　　有一幅对联：“有书真富贵，无病小神仙”，说的是无可比阔的人在那里自我解嘲：比学问，比健康。笔者揣想，作这幅对联的人不至于嫉
　　妒别人有钱或有权，比阔他固然不敢，比穷也未必是他所赞赏。比穷社会不能发展，比阔则只能使人加速堕落。还是落个心境自然为好。前些
　　年有人说，阿Q如今阔起来了，我想，阿Q老毛病不改，也不过是个阔阿Q罢了。
　　正文六.摆谱
　　《三国演义》中有个故事：张翼德怒鞭督邮。张飞为什么要打督邮?因为他作威作福，意图索贿而找刘备的岔子。督邮是多大的官呢?郡守
　　的佐吏，比平原县令刘备高半级。在他看来，高半级，也就够摆谱的份了。张飞动手打人固然粗野，但这种动辄摆谱的家伙的确该打。
　　《故宫史话》载：慈禧太后每顿饭要摆出一百零八个菜，其中一个大盘要做出“万寿无疆”的字样。这么多菜别说吃，闻都闻不过来，可是
　　每餐照例要这么摆，当然，八国联军打到北京她仓皇出逃时例外。贾元春省亲，贾府自贾母以下，俱各提前几个时辰“按品大妆”，其实也就
　　是为了在大门前叩拜被称为“娘娘”的孙女儿那一刹那。贾元春不愿意这么做，她恨贾政把她送到那不见人的去处，反不如普通百姓人家粗茶
　　淡饭和谐亲近，无奈皇家的谱儿就要这么摆事实!上金銮殿的台阶本来不需要那么多，为的是让群臣一步一趋，到了大殿自然膝盖骨发软，脊
　　梁骨流汗，这才慑服于天子的威严之下。如果毫不费
　　力地就上了金銮殿，见了皇上还精神抖擞，皇上一点谱儿也没有了，哪里分得出尊卑呢?时下常常听到说送个报告上去，尽管问题本来极为简
　　单，上面也要放出话来：“研究研究”，如果一下子就给你答复，领导一点谱儿也没了，不叫下面人瞧扁了吗?
　　有权能摆谱，有钱也能摆谱;小有小的摆法，大有大的摆法。有权有钱的不摆谱的有没有呢?有。十月革命胜利后担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
　　的加里宁，官儿不算小了，他出门坚决反对前呼后拥，甚至连警卫员也不带;美国洛克菲勒财团，钱不算少了，他们家的孩子管教就很严，不
　　准家中仆役为之服务，用零花钱得付出劳动，或擦皮鞋，或洗手绢。真所谓“名医不言病，名将不言兵”。讲排场，孜孜以求“规格”，津津
　　乐道“气势”的，恰恰是内功不足者。摆谱儿其实与改善形象风马牛不相及。例如出殡，大排其仪仗队，那一份哀荣与死者无关;办婚礼，那
　　长长的豪华车队并不表明小两口办的事与众人有多大关系。这摆谱的恶习是从皇帝老儿那里沿袭下来的——二十四史，里面罗列了多少关于“
　　礼仪”的繁文缛节，这些繁文缛节很直观地在君与臣，官与民之间筑起了一道可悲的厚障壁。
　　摆谱也有终结的时候。被张飞痛打的那个督邮，最后哀求“玄德公救命”;从权力顶峰上跌落下来的帝王将相甚至哀叹，再想做一田舍翁而
　　不可得，不过千万别以为这些人真能悟出什么，慈禧逃命时摆不了一百零八个菜，回到北京还一仍旧态，用老百姓的话说，他们的德行坏了。
　　正文七.解嘲
　　解嘲不能按词典上的注释释义。吃不着葡萄说葡萄酸，这叫解嘲，连不识字的老太太都能听懂。人人都需要解嘲。做不到官，说“无意仕途进取”;发不了财，说“由来淡薄名利”;娶不上老婆还能叹息一声“唯妇人与小子为难养也。”解嘲多少都带一点幽默感。这里有个笑不出来的笑话：某领导到一下属单位做报告，中途闹肚子，急奔厕所而去，事毕入座正待继续报告，谁知主持者自作聪明地解释一番：刚才某领导抽空检查了我单位的厕所，提出了十分中肯的整改意见，我们表示感谢，现在继续开会。这种画蛇添足的解嘲让报告人平添一份尴尬。《红楼梦》中的呆霸王薛蟠，与冯紫英，贾宝玉这些人比，肚子里墨水的确少了一点，因而常常闹笑话。有一次他声称看过一幅庚黄的画，有人半是解嘲，半是调侃：“大爷眼看花了，那不是庚黄，是唐寅。”——不说也就过去了，欲盖弥彰，可见为别人解嘲的事儿是不易做的。
　　上面说的还是比较轻松的话题，象关羽降曹提出第一个条件“降汉不降曹”为变节行为解嘲就是个严重问题。关羽臣属刘备，刘备是大汉皇叔，你关羽不曾反汉，何来降汉?既非降曹，为什么随其部属同回许都，后又听其调遣，斩颜良，诛文丑?如果降汉不降曹能成立，那么汪精卫庶几能改写其头号汉奸的历史了。诸如此类的事，不叫解嘲，确切地说，叫招谤。不过滑稽的事总会有人做。《儒林外史》上写范进中举之前连他的丈人胡屠户都瞧不起他，稍有体面的人怎会同
　　他亲近呢?可是中举不久，张乡绅马上来拉近乎：“世兄弟同在桑梓，一向有失亲近。”又送银子又送房子。凭什么称兄道弟?凭什么说“早晚也好请教些?”无非用这些话为过去连正眼也不瞧他解嘲，殊不知，旧嘲未解，又添新嘲：事实给趋炎附势，前倨后恭者以无情的嘲弄。
　　正文八.撒谎
　　撒谎不是淘气孩子的专利，也未必为奸滑人所独擅。谎言是生活海洋中常常泛起的泡沫。笔者有位老朋友，人很老实，却每每有一些可爱的撒谎行为。一夕，家中电话铃响，原来是某处三差一请他上场。他用很快的速度编织了一则谎言，对老婆说：“单位来电话说有个紧急出差任务连晚到县里去。”说完就收拾毛巾牙刷，十万火急地下了楼。到了牌场，还是慢了一拍，已经有人捷足先登。他只好沮丧地回家。老婆问：“你出差怎么这样快就回来了?”他说：“汽车抛锚了。”老婆没有深究，他很快又出笼第三则谎言：“明天晚上走。”我小时候看小说《红岩》，知道四十年代美国就有所谓测谎机，到了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测谎仪器已经广泛用于侦破了。但我想，测谎机只能征服意志薄弱者，或涉世不深者。象那老朋友，测谎机就无奈他何，他能把谎言说得流畅自然，理直气壮，对他而言，找破绽只有到他不撒谎的时候。说他撒谎可爱，是因为他撒谎仅仅是贪玩，怕老婆絮叼而已，丝毫不损害他人利益。谎言有时被人理解，例如对某人隐瞒其危重病情;有时甚至受到鼓励：有句话叫“兵不厌诈”，在战场上能示敌以真吗?
　　还有一利情形令人悲哀，说谎者固然信誓旦旦地努力标榜绝对真实;而说真话的却为何自称其假，怪也不怪?一部《红楼梦》乃是封建末世官僚大家庭的写实，作者偏偏说他：“将真事隐去，敷衍出假语村言”——无非是逃避文字狱之厄。许多电视剧在其片头宣称：“本片内容纯属虚构，如有雷同，纯属巧合。”怕的是有人对号入座，闹将起来。是人们缺乏针砭时弊的勇气，还是让人们畅所欲言的外部环境有欠宽松?由此，我产生了对一般说谎者的怜悯[不包括为非作歹，陷害忠良者]，因为说真话也不易呀。每个人都希望别人对自己说真话，都不能容忍他人欺骗，可是往往不能反求诸己;人们都知道阿谀奉承者是在说谎，但很少有人觉得受谀不受用，如此，谎言又怎么容易消灭呢?
　　正文九.捧场
　　捧场有多方面的含义，很多的形式。可以壮声威，鼓斗志;例如体育赛场上的啦啦队呐喊;可以抬身价，显档次，例如请某领导某社会名流莅临某公关活动。至于为捧新星而有意炒作，那是深谋远虑的商业行为，出于巴结奉迎经营进身之阶而对上司的“作品”或某项“才艺”刻意渲染，则是狗苟蝇营的政治投机。过去街头有卖狗皮膏药的，耍一圈猴，敲一通锣，吆喝一声：“诸位，在家靠父母，出外靠朋友，有钱的捧钱场，没钱的捧人场。”这是直言不讳地请求别人捧场，场子一热，狗皮膏药能多卖出几张。这种行为为上流社会所不齿，他们会嗤之以鼻，以为太粗鄙，太老脸皮厚。不粗鄙脸皮儿薄的人又怎么
　　样呢?例如出个集子吧，非得转弯抹角地找名家写序，题签。其实这同卖狗皮膏药的在大街上吆喝没有太大的区别。受捧和捧人都是人之常情，只要不过份，也不必苛责。
　　捧场能不能达到预期效果，还要看被捧者究竟能否立住。例如一篇文章，一本书，此人或彼人出来评点吹嘘，虽然见仁见智众人观察角度不尽一致，但大体上会有一个趋同的标准，故意贬低或故意拔高都经不起时间的考验。欧阳修看到苏轼的文章，说：“三十年后无人道得老夫也。”这句话对初出茅庐的苏轼简直是价值万金的广告，朝野人士不能不因为欧翁的特殊身份而着意看重苏轼这颗新星。后来，苏轼果然与欧阳修并列为唐宋八大家，成就甚至超过欧阳修。假如当初欧阳修说那句话是却不过苏老泉游说的面子，假如苏轼没有厚实的底蕴，只是偶露峥嵘，就不会传为千秋美谈。象欧阳修这样奖掖后进，为之播扬，也是捧场，这种捧只要实事求是，没有什么不好。
　　有人说，酒香不怕巷子深，意思是好货色无须做广告，优秀者不必做宣传，不对。稚嫩的优秀者被压抑，被埋没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千里马有时并不伟岸骠悍，非伯乐不能识。我们不怕伯乐把千里马颂扬过份，倒真怕伯乐受了贿赂，绕着凡马转一圈，然后伸出大姆指煞有介事地赞赏一番。
　　正文十.矫饰
　　矫饰在老百姓口头语中叫做“做作”。凡矫饰，也就是刻意制造取悦众人的某种假象的人，都有沽名钓誉以售其奸的目的。天真的孩子
　　不会这一套。俗话说，孩子无假病，他们不知道装病有什么用，当然，对很狡黠的幼儿会有例外。有一次在医院看到一家老小在哄一个两三岁的孩子打针，发了一打高帽子：“毛毛最勇敢”，“毛毛不好哭”……那娃娃终于同意了，做出勇敢态，可是，当针头扎进出那一刹那，竟忍不住哇地一声哭出来。先前的勇敢态是强装出来的，但人既天真，做假也可爱。
　　成年了，肚子里有了小九九，雅一点说，城府深了，不会想怎么干就怎么干地率意行事了，尤其是包藏祸心者，外界只见其“半面装”。唐代的魏征，有人批评他行事“不存行迹”，什么意思呢?用现代语言表达，就是不注意包装。魏征对唐太宗说，为君也好，为臣也好，都应该坦诚相见，如果都去刻意修饰，国家的事怎么办得好?魏征是对的。中国矫柔做作的祖宗是西汉之末的王莽。他未发迹时和当政之初，“折节力行，以要名誉，宗族称孝，师友归仁。”公元前八年，他身居大司马的首辅之位，“母病，公卿列侯遣夫人问疾，莽妻迎之，衣不曳地，布蔽膝，见之者以为僮使，问知其夫人，皆惊。”真实的王莽是怎样一个人呢?他在权力巅峰时，“乃始恣睢，奋其威诈，滔天虐民，穷凶极恶。”人们这才如梦方醒，矫饰者能蒙混一段时日，可能也有一生不暴露的，不然怎会有这样一首诗呢：“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假若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隋炀帝杨广也善矫饰，他一心想取哥哥杨勇的太子地位而代之，于是投父亲杨坚“崇尚节俭”之所好，做出许多假象。隋文帝到晋王府视察，“见乐器弦多断绝，又有灰尘，若不用者，以为不好声妓，善之。“后来当了皇帝，竟是一个骄奢淫逸的魁首。三十年前，中国出了个“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大人物，也算是个矫饰者的大家名流。他的贡献在于：使更多的人看清了矫饰者的弱点，大凡这样做作的人，都难免违背常态，连旁观者都感到活得太累。
　　正文十一、忌医
　　生了病去看医生，这很平常。有病偏偏怕别人讲的事儿也有。初中语文课本上有一篇《扁鹊见蔡桓公》，大家都很熟悉，文中的蔡桓公就是一位讳疾忌医的典型人物。有神医之誉的扁鹊，一次次地告诉他：你有病，而且在不断加重。他不信，并且讥笑说：“医之好治不病以为功。”译成白话，就是：这些医生，总是喜欢把没病有人讲成有病，然后夸口说，这病是我治好的。蔡桓公忌医的结果是贻误时机，致使病入膏肓，丢掉了一条本可挽救的生命。蔡桓公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自我感觉良好，生病的前兆不明显，连一般医生都难以觉察的细微病变，他这个门外汉矢口否认也不奇怪。奇怪的是一些明知自己有病，却为了某种原因不去诊治，逢到有人好言相劝还白眼相向。年轻的干部怕查出三长两短影响仕途进取;年长的领导怕查出病症失去手中权柄。于是，宁可自己暗中盲目吃药也不去让医生确诊。有人在病症征兆十分清楚的情况下仍采取鸵鸟政策，宁愿在“我不知道也不想明确知道”的朦胧中寻求自安。
　　忌医只是现象，讳疾才是本质。人皆不愿有疾，与人皆不愿有过错
　　一样——只是，疾病或过错的有无是客观存在的，不因为不承认就不存在。由讳疾人们自然想到了讳过，它比讳疾更常见。曹操中了周瑜的反间计，杀了蔡瑁、张允，人头一落地就明白了，但他就是不肯公开认错，怕由此失了威信。这一讳不要紧，众谋士、众将军谁也不敢多说什么，也就失去了总结教训的机会，忽略了下一步防范。他的面
　　子保住了，却换来了惨败。中了反间计，再中连环计、苦肉计，火攻计，兵败赤壁，落花流水。如果他不讳言错误，不是予智予雄，及时召集文武百官研讨得失，认真分析敌方动态，保持高度警惕，南北对峙的历史也许要重写。曹操其人，雄才大略，他尚且吃了“讳疾”之亏，智力水平等而下之的人更不必说了。
　　人难免生病，生了病去看医生，康复了，哪怕只是缓解了，总是有益无害的;人也难免犯错误，犯了错误自己检讨或别人指出来，防微杜渐，将裨益于未来。这些道理再浅显不过了，这样浅显的道理偏偏遇到人们顽强的抵抗，真是匪夷所思。
　　正文十二、倨傲
　　世界上有许多成比例的关系被人们弄颠倒了。譬如说，有人自觉或不自觉地认为，架子越大、味道越足就越能显示自己的身份地位，特别是那些官儿不十分大，名望不十分显的人更容易发生此类毛病。他们以为盛气凌人，颐指气使的倨傲架势与他的实际本领成正比。殊不知尊重他人者始能言自尊，倨傲只能令人作呕。倨傲者有其自己的想法：我不摆点架子，你哪里知道我是什么官?或者哪里知道我是什么
　　家?徜若假以词色，正如老百姓说的，给你三分颜色你还开染坊呢。那岂不是尊卑无序，贵贱不分?倨傲者并非天生如此，与一部分人助长歪风有关。这部分人如《法门寺》中的贾桂，叫他坐，他说我站惯了。这种风气滋漫开来，平庸如我辈，越发觉得达官贵人平易近人是一种难得的高贵品质了。
　　其实倨傲者也并非始终如一地倨傲，他们往往倨于下而恭于上，倨于“贱”而恭于“贵”。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以辛辣之笔刻划了这样一个人物，他就是范进的老丈人胡屠户。在范进屡试不第，老大年纪才中了个秀才回家时，胡屠户把他骂得狗血淋头，什么“你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样尖嘴猴腮也癞哈蟆想吃天鹅肉”，什么“可怜我女儿到你家没吃过几斤猪油”，骂得范进一佛出世，二佛涅槃，连大气也不敢出。后来范进中举了，骤然听到喜讯，一时痰迷心窍，傻了。有人出主意说，让他生平最怕的人吓唬一下就能清醒过来。于是乡亲们劝胡屠户打范进一耳光，要是在平时，莫说打一耳光，就是捅
　　一刀也不在话下;可是现在他竟怕起来，好不容易鼓足勇气一巴掌打下去，立马就觉得手心痛起来，因为打的是天上文曲星，找郎中讨了个膏药贴了才略为心安。待到送范进回家，一路上将范进皱了的大褂子扯了几十回，临到门口，高声叫喊：“老爷回府了!”活脱脱地刻划出一副前倨后恭的无知小人嘴脸。
　　乡间有一句俚语：“有麝自然香，不必上风扬”，外国有一名言：“人的真实本领是分子，对自己的评价是分母，分母越大分数值就越小。”这些话对倨傲者当有警示：摆臭架子实际上是底气不足傲气凑，在他人心目中的印象也与其架子成反比。
　　正文十三、避讳
　　避讳是中国传统。子为父讳，臣为君讳，小到不能把尊者的名字从
　　嘴里说出来，从笔下写出来;大到为尊者掩饰过错。《红楼梦》中写贾雨村教林黛玉读书，他开始弄不明白，为什么林黛玉读“敏”字读成“密”，写它时候总得缺那么一笔，后来才知道她的母亲名字叫贾敏!那时候黛玉才八九岁，一个刚启蒙的孩子，居然对中国的国粹——讳，理解得那么深。唐朝的鬼才诗人李贺，终身不事科举，就是因为他的父亲名字叫李晋，要是中了“进士”怎么弄呢?怪不得有人讥讽到：如果他的父亲叫“仁”，难道他一生就不做人了?唐太宗之前中央政府管民政的机关叫民部，后来避李世民的讳，改为户部。这也就罢了，在某种情况下，会弄得莫名其妙。柳宗元的《捕蛇者说》的后面有一句话，意思是将他的调查结果让中央政府采风者了解，原话是：“以俟观人风者知之”，本是民风，硬要说成人风，岂不怪哉?明清的皇帝多以冷辟字命名，大概是为了老百姓减少一点犯讳的机会。犯了皇上的讳要杀头，犯了一般人的讳，大不了和你急，例如阿Q不喜欢“光”、“亮”，你要是犯了这样的字眼，他会同你奋起老拳。“失业”本是很平常的社会现象，但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很忌讳，非得说成是“待业”，似乎待业就体现了社会主义优越性。文艺作品中反面人物不能写其所长，正面人物务必高大全，这也是一种莫明其妙的讳。凡讳者，都是不能客观地审视世界，客观地审视自己。
　　如果说封建帝王不让臣民直呼其名，那是讳在怕自己至高无上的权
　　威被亵渎，那么一般人的讳则是讳在怕自己的薄弱点被曝光。通常人们恨那种直言不讳的人，称之为“哪壶不开揭那壶”。于是，开生活
　　会，开展正常的批评和自我批评，非得提某人缺点不可，也要加几顶高帽子之后，婉转地“提几点希望”，这“希望你今后怎么怎么”，便是“你以前不怎么怎么”，费了好大劲，还落得个不痛不痒。你讳我也讳，在人们之间无形地筑起了一道阻碍正常交流的障壁。有个笑话，说的是一位先生，教导他的学生说：你们遇到尴尬的事，非说不可，不妨指东说西，比如，某个女生屁股上沾了一根草，你就说，您头上怎么沾了一根草呀。后来一个女生看到先生裤子拉链开了，很小心翼翼地对先生说：“老师，您领带拉链开了。”这就是讳出的毛病。
　　我们并不认为事事都能直言，甚至主张多一点言谈技巧，讲究一些尽量让人接受的方式，但如上面所说的诸般忌讳，还是越少越好。
　　正文十四、送礼
　　亲戚、朋友、同事之间，逢婚丧嫁娶凑份子，意思意思，也叫送礼，这种送礼，或是凑热闹，或是表情谊，大多礼尚往来，无足厚非。不过近来类似这样的“礼”，也有愈送愈重之势，逼得一些经济能力不强的人死要面子硬撑脸。即使如此，这样的送礼也没有明显的目的性。《红楼梦》中描写的官宦人家相互之间的馈送就大不一样。逢年过节要送，婚丧嫁娶要送，做寿送，生子送，升官送，通关办事更要送。其实，收到的礼品即使再珍贵，也往往束之高阁，徒然浪费钱财。有一段轶闻似是对此类送礼的一大讥讽：明末有个富家子弟董一了，不知怎么阴错阳差地中了进士当了京官，此人正事一样做不来，送礼倒不教自会。权阉魏忠贤做寿，他打点了一份重礼，照例还要附一份祝辞，可是他不会写，于是叫一能者代劳。那人把魏忠贤恨得牙痒痒的，也鄙视董一了的为人，在这份“祝辞”中历数魏氏罪恶，痛快淋漓地骂了一顿。董一了也没看就差人迸到魏府。魏府收的东西太多，管事的大不了记个名字就撂到一旁。等到有一天魏忠贤被参倒了，锦衣卫查抄魏府，将那些与魏交往的文书一一检视，发现董一了竟在魏忠贤如日中天之际大骂其奸佞，立即启奏崇祯皇帝，加官进爵。这段轶闻给后代送礼者多少有点启示：向那些大官或大款送礼，可得仔细，不要弄成“水里屙尿——瞎塞”。瞎塞的事儿还真是有：大约十年前，某人为了亲属的农转非问题找某官帮忙，其实这事并不越轨，按正常途径应当没有困难，偏偏中间遇到了不必要的梗阻，那人心想，还是
　　向主官意思意思吧。于是提了四斤螃蟹送到那位主官家中，他老伴儿在家，不经意地对来者说：“你带的东西就放到厨房里的铁桶里。”那人走进厨房掀起桶盖一看，个头比他带的螃蟹大的足足有半桶，他当时心里就凉了半截：我这不是瞎忙乎了吗?这是对送礼者的嘲讽，还是对受礼者的揶揄?
　　送礼之风渐长，送礼之术渐精。送礼者尽量为受礼者考虑周全，使其避免受贿之嫌：送物连同发票一道，送钱找不出授受环节，购物卡
　　则不显山不露水而容量想多大有多大。这无疑给反贪机关或反贪官员带来一些麻烦，然而，只要它发生了，总难免留下蛛丝马迹。某些行贿受贿案浮出水面之后，当事者辩解说：我是收了某人东西，可是并没有拿手中权力搞交换。意思是说，我虽坐怀而不乱。笔者以为，为了远嫌，还是不坐怀为好。
　　正文十五、索贿
　　有这样一个笑话：一位县太爷过生日，下属某人送来一件礼物：一只金老鼠。为什么送金老鼠呢?因为县太爷是属老鼠的。县太爷接过礼物很高兴，随口说了一句话，差点没把那位送礼者吓昏。他说，我太太下个月初五生日，她是属牛的。如今要人家送东西，水平比那位县太爷要高多了，无须说得那样白，也绝不会给别人以贪的印象或留下什么口实。占据一定位置，把守某个关卡，对时常有事相求者，可经施展各种索贿手段：或托他卖点什么，或夸他什么东西漂亮，或对本来不难办的事故意左右为难，等等。对这些人通常是没有什么好办法治的。人们说阎王好过，小鬼难缠，既有急事要办，只要在承受力范围内，送一点也就打掉牙齿往肚里吞算了。怕就怕人家的胃口太大，送上礼物不起眼反倒坏了事。民间有一句很难听的话：割鸡巴请菩萨，自己痛得要命，菩萨还见怪，——你分明是拿了最要紧的最宝贵的东西孝敬他，他偏说，那玩艺儿到处都是，谁稀罕?
　　过去占山为王的“绿林好汉”有一句话：“山是大王开，树是大王栽，谁人山边过，留下卖路财。”——应当说这叫明抢，索贿与明抢
　　性质是相同的，无非形式不一样。那些“绿林好汉”头上明写着“强盗”二字，但我们笔下的索贿者大多有极为中听的名字，过去叫民之父母，现要叫人民公仆。将羊头挂起，做狗肉买卖。索贿习性生成有其过程，我们虽不说人之初，性本善，但绝不是人之初，性本恶。见到别人收获甚丰，小日子过得滋润，稍稍把持不住，就会产生“有权
　　不用，过期作废”的“感悟”，今日收针，明日收金，直到不可收拾为止。
　　索贿者有各种心态，占有欲特强，贪得无厌者是大多数;想树立“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形象者有之;与人攀比，不甘寂寞者也有之。我们说这些人不易对付，是因为世风不淳，因循苟且者甚多，虽东窗事发，当事者非成死老虎，仍然只能伤其皮而不能断其骨。出一口怨气也只能冷嘲热讽而已。一清官给一贪官送礼，那天后者做寿，家中“高朋满座，嘉宾如云”，贪官将重重包裹的礼盒打开，最里面竟是一只棺材模型，祝辞是“愿你升官发财”。那贪官气得七窍生烟，却也无可奈何。别看送“礼”者不过是耍了一次贫嘴，倒是击中了一切索贿者的要害：索求无厌的人到头来，索取的是一身污泥浊水，最终得到的是一具不能清白做人的桎梏。
　　正文十六、装愚
　　《论语》有云：“宁武子，其智可及，其愚不可及也。”那意思与现在的成语“愚不可及”大不一样，现在演变成“蠢得不能再蠢”，原来的意思则是：宁武子精明的地方不稀奇，人们或许能学得上，他那装糊涂的本事人们是学不到的。郑板桥说：“难得糊涂”，其实不是真糊涂，而是一种韬光养晦的策略，说白了，就是装糊涂。装糊涂的好处有两个，第一，不作出锋芒毕露的样子，少招人忌讳和嫉妒;第二，少问点事情，耳不听，肚不烦。这种处世方法，在人际关系比较复杂的情况下，或在社会政治环境比较恶劣的形势下，不失为明智的选择。在大多数情况下，采取装糊涂的做人方式，是一种老于世故的滑头作法。例如《红楼梦》说薛宝钗做人：“人谓装愚，自云守拙”——她糊涂不糊涂呢?一点也不糊涂。她以守为攻，比黛玉强多了。她锋芒不露，比凤姐操心少而人缘好。有另外一种情况，如成语“大智若愚”或“大巧似拙”，同装愚似是而非。前者是故作愚态，后者是外在表现与内涵不一。大科学家牛顿，是著名的力学三大定律和万有引力的发现者，他还与莱布尼兹共同创建了微积分，确立了二项式定理，应当说是一位了不起的智者，可是他竟在墙上打两个洞：大洞让大狗进，小洞让小狗进!这肯定不是他要装愚，是他平时不屑考虑小不点的事情才闹出如此荒唐的笑话。《列子汤问》之《愚公移山》，在我国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在智叟眼中，九十高龄的愚公靠一家老小挖平太行王屋二山，可谓愚不可及，但老愚公比起那些坐而论道唾沫横飞;干起实事百无一能的人来要高明得多，高尚得多。挖山不止的愚公既不是装愚，也不是真愚或通常所说的大智若愚，乃是惯于投机取巧，坐享其成的“智者”眼中的愚。从这个意义上说，某些人装愚与他们把自己打扮成智者是一致的：要他们为社会、为他人出一份力量，作一份奉献，更不用说去冒一份风险，他们会装聋作哑，反应迟钝，以“愚”得可爱从内心证明自己是智者。这种装愚同那种韬光养晦的装愚相比要恶劣得多。
　　不管怎么说，装，都是戴面具过日子，面具不能一辈子不下，真相还是能见到，假若真的从懂事一直戴到入土，那也怪累的。
　　正文十七、卖傻
　　卖傻与装愚相近，在现象上又进一层，装愚未必有十分具体的目的，而卖傻则是故意竭力掩盖真相的表现。小说《红岩》中华莹山游击队政委华子良被捕之后，敌人未弄明他的真实身份，让他陪了一次杀场，他乐得就此装成疯子。因为他知道，即使敌人认为是抓错了，也不会放他，不装傻说不定那天真出个新岔子;装成疯颠状，还可以伺机做一点有益的工作。从小说中的描写看，华子良“傻”得很像，成天茫无目的地跑步，跟特务一起上街，特务可以画圈为牢。《水浒传》中的宋江，在江州一酒楼题了反诗，为了摆脱干系，把自己置于屎尿坑中，披头散发地朝着公差胡言乱语，这一招险些瞒过了那粗心的知府蔡九，却栽在刁钻刻薄的黄文柄手中。黄是怎么识破宋江是装疯卖傻呢?他的法子也很简单：问牢中差役，他是近日疯的还是原来就有此病?结果回答是近日才疯，那么，昨日还饮酒题诗，焉能突然就疯?剔除黄文柄无端害人这个因素，他识“疯”的办法还是无懈可击的。
　　如果说装愚是一惯常态，那么卖傻则是专为一事。一般人偶然对某事打哈哈，甚至作出茫然不解、如坠五里云雾状，蒙混过关大抵是没
　　有问题的。《三国演义》中有“司马懿诈病赚曹爽”一节，写司马懿面对曹爽派来打探虚实的李某，一会儿说“你到青州”，一会儿说“你到并州”，甚至将丫环喂的水也弄泼了，那场戏演得十分逼真，当然，他的对手是草包曹爽，换一个人情况会大有不同。曹操与刘备“煮酒论英雄”，那位刘玄德先生闻惊雷而失箸，装得也蛮象回事——他在
　　许都种菜是装愚，与曹操“论英雄”则是一味卖傻，——此人尽管没有多少雄才大略，政治经验还是十分老到的。唐宪宗死后，穆、敬、文、武四帝在位都有不长，权力都控制在太监手中，挑选谁当皇帝也是太监说了算，太监当然要挑一个不那么精明的人，于是相中了唐宪宗的另一个儿子李忱，因为此人一向看不出任何灵气。孰料就是他，竟在唐史中被人称为小“太宗”，做了皇上之后，太监们才惊叹他韬光养晦的本领竟是那样不同凡响!
　　装愚与卖傻也是一种矫饰，一种特殊的矫饰，通常的矫饰是示强示优，它们则而是示弱示劣，共同之处都是以假象示人。此外还有一个共同点，这么做的人活得都很累。
　　正文十八、迂腐
　　俗谓不知变通者为迂腐。迂腐者只要不误大事，倒也只是博一笑而已。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是个落魄的、村学究式的读书人，他津津乐道的是“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满口“多乎哉，不多也”或“窃书不能为偷”之类陈词滥调，是个迂腐者的好典型。还有个迂腐的例子却叫人笑不出来：王莽末年，起义军将攻入长安，莽不知所措，他的一个宠臣名叫崔发的献计说，查阅《周礼》和《春秋》，我知道凡国家有大灾难，可以用哭的办法来消灾。于是王莽率群臣到南郊号淘大哭。做过那么多年首辅大臣，当了那么多年皇帝的王莽居然相信眼泪能退敌兵，就不仅仅是迂腐，而是愚蠢得可爱了。崔发这个家伙读书读到这个份上，也真足以垂训千古。诸葛亮读书独观大略，陶渊明读书不求甚解，其要义都是在于活读书，读活书，重在应用，刻舟求剑式的迂夫子是无法望其项背的。任何好书，哪怕是传世经典，也都要领会其要义，把握其精髓，不能脱离实践、拘泥于它的一字一句按图索骥。后世的政治野心家们也干出崔发那样的事，却不似崔发那么蠢，按照当时的流行说法，叫“别有用心”。例如文革时期林江之流倡导学毛选就是用类似办法。记得六十年代末，报上将某团“六十个怎么办”炒得沸沸扬扬，事情不是某团主动闹起来的，而是想用
　　愚民政策实现阴谋的人们故弄玄虚：某团从毛选中找出六十句话，凡战士学习、生活、训练中出现什么问题都从中对照寻求对策;于是向全国推广开来，八亿人民，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千千万万、五花八门
　　的问题都得从这六十个怎么办中找答案。剔除政治背景，对此事可以用“迂腐”二字概括，发生在当时的类似可笑行为甚多，众人心中虽明而口不能道。时过景迁，寻常百姓的“迂腐”付之笑谈中，而政治阴谋家们的表演也如一场噩梦随着他们本人烟消云散了。
　　象孔乙己这样的人迂腐也就罢了，堪称大家巨子的人们也有犯迂的时候。宋代的司马光有一次与范镇同游嵩山，看见范镇随身带的饮用
　　茶用一只黑木盒装着，十分惊奇地问道：“您还用茶具呀?”在司马光看来，用茶具是一种奢侈行为，有损清正廉洁;其实，即使用茶具，与清正廉洁也是风马牛不相及，怪不得后人耻笑宋人迂腐!凡事变则通，迂则废，以司马光“惊茶具”一事为例，不妨以小见大，迂腐拘泥者必保守，他成为王安石变法时代的保守派也就不足为怪了。
　　正文十九、传谣
　　文革期间流行一句话：“大造舆论”。舆论者，自然形成之大众论谈也，岂能人为创造?无非是要形成一种适合当局者需要的导向，一种适宜阴谋出笼的气候。说句不中听的话，这叫做官方造谣。造谣行时，传谣者也就乘势而上了。谣言的破坏力是很大的，有个曾母投梭的故事很有说服力：有人告诉曾母，曾参杀人。第一次曾母坐在纺机上动也没动;第二次听说她还是没动;第三次，曾母坐不住了，她扔下手
　　中活就往外跑。以曾母之明智和她对儿子的了解，都经不起谣言一而再，再而三地灌输，心理素质差一点的就更不必说了。文革时期人们受到的心理伤害是多方面的，其中就包括谣言。
　　谣言大抵可以分为两种。一是某些人对所感知的事物不加详审，凭主观想象推测其演变、发展和最终结果，并将自己这脱离现实的见闻传播开去，下一站和下下一站则以讹传讹;另一种是利用人们某种心理或凭借疑似之迹故意造谣，蛊惑人心。《吕氏春秋察传》说：“鲁哀公问于孔子曰：‘乐正夔一足，信乎?’”意思是说：“听说舜帝的乐官夔只有一只脚，是吗?”乐正夔一足这句话是虞舜说的，在什么情况下说的呢?夔是重黎推荐的，夔上任以后很称职，重黎还想找几个象夔一样能干的人做乐官，虞舜说：“不用了，象夔这样的人，一个就够了。”一个就够了同只有一只脚相差何止十万八千里?这都是人们对“乐正夔一足”这句话断章取义的结果，没有认真考察当时的语言环境，以至闹出笑话。同一篇还有一句话：“丁氏穿井得一人。”
　　原意是丁家打了一口井，省了许多麻烦，等于多了一个劳动力。被人们传播成：丁家掘井时，发现里面有一个人。这两个例子属于笔者所说的前一类谣言。至于后一类谣言，多似希特勒的戈培尔所谓：“谣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的那种政治谣言。政治谣言也好，民间一般谣言也罢，来无影去无踪，无法与之理论。过去说：“上士杀人用舌端”，指是就是谣言之恶毒。上个世纪三十年代上海滩明星阮玲玉自杀，就害在谣言上。并不能致人于死地的流言蜚语，尽管不理它也就
　　罢了，但在其流行的当儿，给人以莫名的烦恼与焦躁，人们称之为：尿包打人虽不痛，臊气难闻。应当说，有意造谣传谣的人毕竟少数，尤其是传谣者，大多数出于好奇或闲得无聊，他们没有真正看到谣言的祸害。中国有句古语：“流言止于智者”，足见我们祖先对谣言的深恶痛绝以及杜绝谣言传播之路的希冀：愿天下人明察天下事，不作无端猜测，勿以浮言贾祸。做这样的智者应当是不难的。
　　正文二十、拒谏
　　魏征有句名言：“兼听则明，偏听则暗”。兼听，指的是听取不同意见，包括反对意见。人非圣贤，不能每举一事都能正确无误，因而耳边需要经常听到拾遗补缺、匡正失误的声音。虚心接受别人的反对意见，在帝王，或上级官员身上体现，叫纳谏。纳谏不存芥蒂，叫从谏如流。其实，接受不同意见，择善而从，又岂止是帝王或是领导者需要呢?
　　诸葛亮出祁山第一战，得三郡，收姜维，形势很好，在对付劲敌司马懿时，他太大意了。街亭咽喉之地，他偏让言过其实的马谡去把守，关键时刻忘记了刘备的临终嘱咐。虽然他对马谡反复叮咛：必须当道下寨，无奈马谡刚愎自用，自行其是。副将王平苦口婆心劝谏，马谡一意孤行，结果兵败身死。这一战严重挫伤了蜀军北伐的锐气，使或可成功的希望划上了休止符，迫使诸葛亮后来的军事行动只能是以攻为守。拒绝接受正确意见，留下了一个惨痛的历史教训。
　　接受反对意见是要有宽阔胸怀的，是要有自知之明的。只有不能正
　　确审视自己的人才自认为全能睿智，只有目光短浅的人才无视容忍过失的恶果。《红楼梦》中的贾瑞，因贪色受到王熙凤的残害，得了重病;一个和尚送他一面风月宝鉴，嘱咐他每天照正面，千万不能照反面。贾瑞从这面镜子的正面中看到的是一具骷髅，那骷髅正是他本人;试着照反面，里面王熙凤在深情地向他招手，他忍不住走了进去，心满意足地与凤姐儿云雨一番，之后精神更加委颓，身体更加衰弱。然而他仍不思悔改，只求一时快慰，不管死之将近。和尚送那面镜子，对贾瑞而言，也是一种警示和劝谏，摆着两条路让他走，当然，凤姐的面庞比骷髅要好看多了，正所谓“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
　　行”，那贾瑞宁愿饮鸩止渴，不想碰壁回头。接受逆耳之言不是一件容易事，接受了而又能付之改过行动更难能可贵;不能做到这些，就不用说团结那些反对过自己、并且被实践证明是反对错了的人一道工作了。诸葛亮在《与群下教》中，要求他的下属“勤攻吾之缺”，不应看成是一种姿态，适足以证明他清楚这一事实：虽智者千虑，亦有一失。古人很看重这个“谏”字，有所谓“文死谏，武死战”一说，指的是在朝廷做文官的，不要怕对皇帝提意见冒犯至尊权威，即使因此而杀身也是很光荣的。当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文明民主程度的提高，“死于谏”这个问题是不复存在了，不过，对接受意见的人来说，首先得看清这一点：恶意攻击者毕竟少之又少，当面诤言者千金不易。如此，何拒之有?
　　正文二十一、迷信
　　从字面上理解，迷信，就是崇信到痴迷的程度。乡间老百姓的所谓迷信，往往在前面加上“封建”二字。指的是信神信鬼。迷信神鬼固然是一种病态，还不算十分严重的问题。最严重的是对人的迷信，对危害社会、危害国家的邪教的迷信。时至二十一世纪，人们对生、老、病、死已经有了非常透彻的认识，竟还有人[包括那些知识层次不低、人生阅历不浅的人]相信能升天堂!在科学技术飞跃发展的今天，居然有人相信凭某个个人的力量能延缓地球爆炸!追随创立歪理邪说的所谓大师，不惜残害家人，不惜以命相殉，岂非咄咄怪事?对正常思维不能得出的结论痴迷到不可理喻的程度，对个人，对家庭，对社会，都是一种悲哀。
　　人们为什么会迷信呢?以笃信神鬼为例：或囿于知识见闻，或有意无意逃避现实，以为或指望冥冥之中有一种超现实的力量能改变自己的命运。于是，乞灵于庙中泥塑，求助于冢中枯骨，位次低者求升，钞票少者求富，求佳偶，求贵子，求金榜题名——泥塑有灵，将不胜其烦;枯骨有知，何不自求再生?对邪教的迷信同样源于自信的丢失，同样缺乏面对现实的勇气，总指望不可出现的奇迹发生，别说太多的道理，即以“佛在何方?佛在我心中”这种认识而言，比这些迷信者都要高明得多。它至少知道修行者重在反求诸己。
　　还有一种迷信是出于政治需要人为制造的。周文王被纣拘禁后在牢里作《拘幽操》，里面有一句：“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很有代表性。周文王姬昌，当时是西伯侯，犯没犯罪呢?没有。商纣王圣明不圣明
　　呢?十足的暴君一个。那姬昌为什么还要这样写呢?显然口是而心非。说它有代表性，不是按姬昌的真实心态说的，而是指在政治迷信大有诱惑力的年代，真有不少人从心里认为君主或某个政治领袖至圣至明，全能睿智，犯错误的只能是自己，该死的只能是自己。恩格斯在《致施塔尔根保》一文中说：“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出现于某个时期，这当然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如果把这个人去掉，或迟或早，总会有一个人来代替他。”这丝毫不影响对有重大历史贡献的伟大人物的评价，而是更确切地反映了历史发展规律。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堪称伟大人物的迷信，恰恰是对他的亵渎。
　　不破除迷信，不能解放思想。
　　正文二十二、盲从
　　文革期间，笔者在与同事谈心时，不经意地说过一句话：“毛主席说，共产党人无论对什么事都应当问个为什么，绝对不应盲从，不应提倡奴隶主义;另一个人却说，理解的执行，不理解的也执行，叫我们听哪个的呢?”为了这句话[当然还有其它一些不合时宜的言论]，笔者被视为阶级敌人八年之久。那位制造别人的“个人迷信”的先生，其实是在制造自己的个人迷信，叫别人对毛泽东的指示“不理解的也执行”，其实是他本人在推行愚民政策。孔夫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有两种解读法，另一种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哪一种是孔夫子的原意，怨古人不知用标点符号，不得而知。
　　前一种尤其得一些人钟爱，因为它是愚民政策的经典。秦始皇“焚书
　　坑儒，以愚黔首”，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乃至后来的“八股取士”都是本着一个宗旨：唯上智与下愚不移!愚民政策虽然不足以根本改变历史发展进程，但在某一段时间内，所起的开倒车作用不可小视。推行愚民政策，或用高压，或用骗术;高压不足惧，骗术真可畏。以骗术推行愚民政策者，利用人民对他的信任进行误导，对人民群众而言，只有一种选择：盲从。是不是那时候众人都“盲”呢?不是。可是你最好不要显示出“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样子，出于这类畏忌，从现象上看，盲从大军十分壮观。真的盲从者也不少，它由迷信而来，盲从与迷信，是一对双胞胎。
　　中国人对这个“从”字情有独钟。古代妇女被要求“三从”：在家从父母，既嫁从夫，夫死从子。男子也不得轻松，也得奴隶般地服从封建礼教，所谓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不止是对专制权力的服从，也是对封建礼仪纲常的认可。众人组成社会，不可以没有服从，不可以没有统一意志，但这种服从，有两个条件必须强调：一是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特别是他们的长远利益;二是必须尽可能使人们自觉自愿，在充分理解的基础上统一行动。少了这两个条件，不论是蔚成新风尚，还是遏制坏倾向，都不能实现最佳效果。
　　盲从不是民主政治的需要，而很可能是某种邪恶势力膨胀的温床
　　正文二十三、轻诺
　　宋代诗人贺铸那首《六州歌头》气势磅礴，头几句写道：“少年侠
　　气，交结五都雄。毛发耸，肝胆洞，立谈中，死生同，一诺千金重。”
　　这“一诺千金”来自《史记_季布栾布列传》中曹丘生的一句话：“得千金不如季布一诺。”它历来被人们所看重，沈德潜编的《唐诗别裁集》开篇第一首诗，魏征的《述怀》就有两句：“季布不二诺，侯赢重一言”。“言必信，行必果”成为衡量人的品格素质的一把尺子。孔夫子说立国有三要素：“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人家问他，不得已而去一，该是什么?回答是：去兵。再呢，去食，但去食不可活，即使如此，“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笔者援引了这么多掌故，就想说明一点：言与行的诚信，不论是对一个人，还是对一个国家，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诺千金，换成通俗的大白话，就是说话算数。喜欢撒谎的人或某种在习惯观念以诈取胜的经商、用兵等行当，“怎么说就怎么做”往往是一句空话。[不是有所谓无奸不成商，兵不厌诈之说吗?当然这些话也只能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说，商人无诚信成不了大气候，兵家之欺诈当只限于战略战术而已。]无法兑现的事，最好不要轻易许诺，轻诺者，往往寡信。老百姓轻诺寡信，尚且有很坏的影响;地位、名望很高的人就更不必说了。《史记_廉颇蔺相如列传》上有个故事，秦王想赵国的和氏璧，对赵王许诺说，用十五座城池来换。赵王一是怕秦国，二是以为一个大国的国君说话不会不算数，派蔺相如带着和氏璧到了秦国;秦王在朝廷上与群臣将这块宝玉传看了半天，也没有将许诺的城池交割的意思，蔺相如使了一个诈术，说：“璧有瑕，请
　　指示王。”将璧骗到手之后，要秦王斋戒五日，再行交割，否则他就
　　抱璧撞墙。秦王无奈，只得答应。蔺相如连夜派随从抄小路把和氏璧送回赵国。秦王失信，蔺相如使诈，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在历史上为弱者对付强者的轻诺寡信留下美谈。
　　为了改进行风，不少窗口行业都纷纷对外公开服务承诺，这当然是一件好事。好就好在将自身置于社会监督之下，既有利于自身作风建设，又有利于社会风气的淳化。可是人们也注意到，诸多承诺中，有的本不该被炒成“新闻”的，那些行业原来就该做的本职工作郑重地写在承诺之中，似是对用户或消费者的一种赐予，其实，大凡作这类承诺的单位，以往不敢恭维处甚多。另一点，似是赶时髦，列举了不
　　少消费者并无此苛求的条目，例如，“在我店购买的煤气灶发生故障，接到投诉电话后十五分钟赶到”云云。承诺表示的是诚意，把话说得太满，太急，人们有理由从兑现的困难想到诚意不足。
　　承诺是严肃的，既是严肃的就不能轻率，轻诺寡信比不承诺更糟糕。
　　正文二十四、争功
　　《东周列国志》上有这样一个故事：齐景公的相国晏婴为了除掉勇悍跋扈的三个武夫公孙捷、古冶子和田开疆，精心设计了一个让他们争功而后自惭而死的圈套：在招待鲁昭公的宴会上，从宫廷后园摘下六只硕大美味的桃子，两国国君和两国国相各吃一只，还剩两只;他提议给功劳大的人吃，于是齐景公让朝臣各人自言其功。公孙捷说他为齐景公护驾，杀死猛虎，吃了一只;古冶子说他护驾杀死一只水中
　　大鼋，也吃了一只。田开疆说他奉命伐徐，威震敌国，功最大，但是
　　桃子已经没有了。晏婴劝他：待来年吧。田开疆又气又羞，拔剑自刎了。他这一死，那两个站不住了，也先后自杀。这就是古歌谣《梁父吟》中唱的“二桃杀三士”的故事。类似的事情在历史上不胜枚举，司马昭对付争功的钟会与邓艾就是一例。邓艾采取冒险的行动，由阴平小道杀入成都，俘获刘禅，当领灭蜀首功;钟会说，如果不是我在剑阁挡住了姜维的蜀军主力，你哪里占到这个便宜?二人交章告发对方谋反，司马昭表面上对二人屈意安抚，却启动大军驻扎于魏蜀边境。争功表现出的狂妄与焦躁，使本来堪称良将的钟、邓二人对形势作出错误分析，以为胜券在握，疏于防范，最终死于非命。别说封建时代功高震主是一件麻烦事，就以平常人眼光看，争功也会使建功的光彩大打折扣。宋太祖手下有位大将名叫曹彬，为结束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完成统一大业立下了汗马功劳。不管这个人后来怎么样，也不对他作全面评价，“不夸功”自是他一个了不起的地方。扫灭南唐李煜，回来后只轻描淡写地说“奉旨于江南勾当公事回”。不夸功，功不可没;不居功自傲，功德圆满。
　　人们为什么要争功?因为功与利相连。过去加工资财力不济，只给百分之四十的人加，哪些人够格呢?大家评议。谁也不愿轻易放过这个机会，于是争得不可开交，为自己评功摆好丝毫不含蓄。其实争上的人未必比落选的人好到哪里去，甚至还差些，因为那时还有“空头政治”的因素起作用。评职称也是这样，单位里出了一项成果，获了
　　一项大奖，凡能勉强扯得上的而又有地位优势的人都可以“分一杯
　　羹”，甚至跻身“主创”之列。出力的时候不见踪影，论功的时候“光彩照人”，但平时教导起别人来，无不是“见困难就上，见荣誉就让”的楷模。公平地说，有时候当领导的不用争，只要你不坚辞，功劳和荣誉会有人顺理成章地记到你的名下。强争而来或因势而得的“功利”可能会带来快慰和诸多实惠，但由此而彰扬的丑恶嘴脸会给自己带来什么呢?
　　正文二十五、诿过
　　同迷信与盲从一样，争功与诿过也是一对娈生兄弟。我们所说的诿过不光是推卸造成过失的责任，还包括为一己之私互相攻击，甚至还
　　有强加罪名等等。《史记_魏其武安侯列传》上有个故事：曾经做过丞相的魏其侯窦婴与现任丞相武安侯田玢当着汉武帝刘彻的面搞起了泼妇骂街式的互相攻击，事情的缘起是窦与田两个皇家外戚争权斗势。在场群臣两不得罪，认为公也有理，婆也有理。在浩如烟海的史籍中，这个小故事实在不为人们所看重;但是笔者却以为它是对官场的典型刻划——只不过是人们常见的比这种当面臭骂要“文明”得多，是所谓台上握手，台下踢脚罢了。如今还有一种很高明的诿过方式，当领导的在下属捅出什么乱子，犯了什么错误之后，轻描淡写地说一句：“我也有责任。”具体下文呢?没有了，看起来他没有推卸责任，其实是一句空话，不影响继续做官，甚至不影响下月如数领奖金。这些人没有诸葛亮那样的勇气，马谡丢了街亭，他上书引咎自贬，并向众部下公开承认错误。如果他也只淡淡地说一句：“我也有责任”，刘禅会降他的职吗?不会。但是他在蜀国群臣中的形象就要大打折扣。不诿过，且能认真总结教训，从大的方面来说，有益于事业;从小的方面来说，有益于自身形象。领导者不愿承认错误，推卸责任，一般情况下[特别是公开场合]，人家不会说什么，但是，人家不说，不等于人家不想，过了眼前关，免不了来日患，诿过不是明智之举。
　　与诿过同一系列，性质更为恶劣的是以莫须有的罪名强加于人。南朝刘宋帝国的檀道济，是它的开国元勋。宋文帝刘义隆在其身边大帮倒忙的谋臣耸恿下将檀收捕斩杀，[当然，耸恿只是次要的，作决定是他。]檀道济有什么罪呢?没有。仅仅因为他功高权重，诸子皆能。在拓拔魏崛起于中国北方，刘宋帝国正需要象檀道济这样有足够威慑力的良将，愚蠢的最高统治者却干了敌人想干而干不了的事，以至檀临死时恨恨地说：“你们这些家伙为什么自毁万里长城?”自毁长城的事后来还有，如赵构杀岳飞，朱由检杀袁崇焕，罪名呢，如秦桧所说：莫须有。要有也容易，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诿过与诿罪都是蠢人的作品。
　　正文二十六、劝酒
　　叫人喝酒限量的酒店恐怕只有景阳岗下的那家：“三碗不过岗”。其他酒店只要不担心器皿和门窗玻璃被发酒疯的人砸坏，一直要到售罄为止。最能体现谦让美德的也只有酒席上，筹觥交错，通常要让人喝倒才肯罢休。普通人没有济公活佛那种“酒肉穿肠过”的本事，乙醇在肚子里燃烧，滋味并不好受;但是人们都不大理会孔夫子的教导：
　　“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一个劲地劝酒，什么“感情深，一口蒙”，“感情浅，添一添”，仿佛酒量与感情成正比。挡不住诱惑，经不起折腾的，也不管自己底气如何，一杯一杯又一杯地往下灌，就是醒不来，也没谁追究责任。笔者赞成酒量小的人在酒席上装狗熊，狗熊与英雄往往在这里是颠了个的——“狗熊”不乏清醒，“英雄”却实在糊涂。通常的劝酒，不是“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那种劝，并没有从此之后，天各一方，不尽之情，依依惜别的那样氛围。现在的酒品种之多，浓度之烈，是古代贪杯者无法想象的。李清照这位女词人，该没有多大酒量，可是，她竟说：“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要喝多少才能挡住风寒，扫除心中块垒呢?下文没有，不敢妄作揣测。武松上景阳岗喝了十八碗，现代的贪杯者和劝酒者不能以此类比，五十二度的二锅头，你喝它十八海碗试试!武松说他喝三分酒有三分气力，十分酒有十分气力，李白说斗酒诗百篇，这是吹牛，或者说是为自己贪杯找托词。笔者揣想，劝酒诸公，大约不是想自己的劝酒对象成为打虎英雄或文坛泰斗的吧?
　　人类发明酒，并且自它问世以来长盛不衰，证明酒有它存在的道理。有人总结出酒的十大好处，好象活跃宴度气氛，增进相互感情也在其内。不管是也不是，凡事总有个“度”，越过限度，神奇也会化为腐朽。即以劝酒本身而言，“劝”本为“敬”，敬者，使人欣然也，如果变成被敬者难受的事，那就成了“罚”。没来由地敬，是无功受禄;
　　没来由的罚，是无罪被谴，其结果是：“醉”不成欢“惨”将别!
　　相声大师侯宝林先生有个段子，说的是醉酒后的形态：甲让乙顺着他的电筒光柱往上爬，乙说，我没那么傻，你一关电门，我不就掉下来了吗?酒喝到这个份上，正是某些劝酒者想看到的结果——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并无恶意，此类恶作剧莫明其妙——设“鸿门宴”那样刀光剑影的宴席，毕竟少之又少，一句话，大多数劝酒者对其对象并无算计之心，顶多是存取笑之意。这样无聊的取笑还是免了好。
　　正文二十七、请客
　　有一则笑话，说的是一位老实人请客反而得罪人的事。他预想请四个人，来了三个，第四个姗姗来迟，左等右等就是不见踪影。主人急
　　了，自言自语：“该来的不来。”三位来客中有一人坐不住了：“这么说，我是不该来的?”说完掉头就走。主人又说话了：“唉，不该走的走了。”剩下二人中有一个站起来：“如此说来，我是该走的了?”还有一人，此人堪称长者，他没有恼，反而劝主人：“你这人讲话可得注意，把人都得罪光了。”主人把两手一摊：“我又不是说他们的!”那位脾气好的先生这下子也坐不住了：“这样看来，说他们是假，说我才是真的!”理所当然地也抬腿走人。这个笑话不可当真，它是现实生活中请客弄出的尴尬的浓缩和夸张。请客的场合很多，结婚请客，生子请客，升职请客，获奖请客……过去被请者在请柬后面要写个“回执”，同意去，写“敬陪末座”，但真的让他坐末席，很可能出乱子。象现在搞大型活动，在报上登祝贺者名单，打头一句话是“排名不分
　　先后”，实际上很讲究先后，不信你试试，把首脑机关或重要关系户
　　列在后面，麻烦立刻就来了。请老同学，老同事，老朋友，亲戚邻居，家常便宴，海阔天空，信口胡侃，轻松随便，无拘无束，没有什么忌讳。即使如此，也还要注意来客中相互关系，平时就别扭的，席上自然“话不投机半句多”，主人往往要这边敷衍，那边安抚，弄不好则“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我们中国人好客，喜欢请客，请客有许多不易，人们是否研究过?
　　少数人请客很讲究，请什么人，什么时候请，按什么规格，实现什么目的，预先筹划甚密。遇到这类城府极深者，真得提防点，要不然，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弄不好要陷到套子里。不是什么喜庆，也不是什么答谢，仅仅是因为你身居要职，或把守某种关卡，反正与你私人绝无瓜葛，那就得扪心自问“世界上有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人与人之间是需要相互帮助的，我们也不应当拒绝正常交往，但纯粹如下饵钓鱼那样，生活在别人的算计之中，就太不值得了
　　正文二十八、作戏
　　一次，某地开大会，台下与会者都已到齐，摄影摄像记者早已在主席台严阵以待，“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人们终于鱼贯而入，不料大会秘书长突然叫停，指挥首长们退出——缘故何在?“在主席台前排就座”的人们中有一两个越位而上了!如果晚上电视新闻一出来，造成误会那怎么得了?台下人窃窃私语：这叫作戏!作戏的事不少见，在新闻采访中，凡看得出导演痕迹的，都有作戏之嫌。文艺作品的剪
　　裁润饰是很平常的，以真实为第一生命的新闻，或必需实事求是的现
　　场会、总结汇报，岂能随意添枝加叶，妄赶时髦?
　　作戏在我国源远流长。一些权臣早已把皇帝架空，成为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只剩下最后一道工序：叫皇帝让位。让就让吧，诏书也不用自己动手，早人马屁精代笔。等得急不可耐的篡夺者偏要扭泥作态地一辞二辞三辞，仿佛他当皇帝实在是没有办法，——“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一样。只有唐末的朱温似是例外，他的跟屁虫们设计了一套封大国、加九锡、殊礼的程序，他大发脾气：你们这是要唐帝国苟延残喘!虽然朱温是个恶棍，但在这一点上，要比那些假作谦诚状的野心家们要“可爱”得多。
　　许多本不要举行什么仪式的事情偏要煞有介事地张罗一番，浪费人力物力，主事者总觉得不那样干不够隆重热烈。某镇修了一座桥，比原来的那桥当然要壮观多了，桥造好了大家也没在意搞什么庆典;几天后镇里的一个干部到县里汇报工作，县里一位主要负责人问起：你们那座桥可造好了?得到肯定答复之后他说，下午我去看看，开开眼。他也只是随意说的，没有什么附加的意思。害得那位镇干部赶快溜出去打手机通知“家里”——“家里”立即全面动员，把已经通车走人的大桥封锁起来，准备县领导剪彩。不料发话的那位县领导吃过午饭告诉镇里来的那个干部说：下午我有事，改天再去吧。“家里”一阵瞎忙乎，挨了不少老百姓骂不必说了，镇领导心里还留着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下：县领导究竟啥时候来呢?那心情如同苏文茂先生说的单口相声《两只皮靴》——一个小伙子租了一位听到声响就睡不着觉的老头的二楼，夜半回来一不留神将左脚大皮靴轰然一下摔到楼板上，后悔已经来不及，于是第二只就轻轻放下;第二天老头说，小伙子，你得搬家!我等你那只皮靴等了一宿没睡!大桥剪彩的事下文如何，笔者不敢杜撰，这前半段已经足够作戏者借鉴的了。
　　正文二十九、使诈
　　旧小说和旧戏剧为了极力丑化曹操，把他描绘成一个专使诈术的奸雄。曹操是一位了不起的政治家、军事家，甚至还是一位文学家。如果说奸诈，那也是与许多出类拔萃者所共有。如果不是出于阴暗心理，为了一己之私故意伤害他人，使诈，适足以见其智。正统派的小说家们何尝不知道这一点?他们首先在两三件小事上坏他的形象：一件是曹操小时候叔父老是看他不顺眼，经常在他的父亲那里说他的坏话，曹操想治治这位老叔，有一次远远见叔叔来了，倒地作颠痫状，叔叔赶快去报告他父亲，曹父一来，见曹操好好的，问是怎么回事，曹操说，我不招叔叔喜欢，他才这么遭践我。在这之后叔叔说的话曹父再也不轻信了。另一件是曹操与陈宫逃捕途中遇故人伍伯奢，伍热情留客，自去镇上沽酒，嘱家人宰猪招待，曹操因负罪在身，心虚胆寒，听厨房传出“缚而杀之”一语，将伍门一家老小尽行杀戮。如果说这还情有可原，后来在路上遇伍伯奢又使诈术将他杀害就不值得原谅了。第三件是曹操处于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地位之后，政敌甚多，生怕有人谋害他，对身边人说：我经常梦中杀人自己还不知道。有一天，
　　他睡觉把被子弄到地上来了，一个小内侍捡起来给他盖上，他从床上
　　一跃而起，挥剑杀了这个小内侍，然后象没事人一样上床睡下。第二天早上，他“大吃一惊”：我怎么真的梦中杀了人?那位聪明外露的杨修先生说了一句颇为幽默的话：“丞相不在梦中，君乃在梦中!”不管小说家们出于什么用意贬薄曹操，假如这三件事是真的，如此使诈，就不能同战场上欺敌相提并论，任何人涉此，都会留下人生污点。
　　孙子说：“兵，凶器，暂用而不可久用。”诈术也是这样，在不得已[自己受到侵害而只能以牙还牙]的情况下使诈方能情有可原。明代浙江一青年将自己七十岁的老父打掉两颗门牙，老父愤然告到衙门。那小子慌了，去找一个讼师[讼师近似于现代律师]帮忙。那讼师收了他一百两银子，叫他俯耳过来授以密计，他刚凑上去，那讼师狠命一咬，咬掉他半个耳朵。那小子正待发火，讼师说，赶快回家呆着，到出庭那天才露面。人总不能自己咬自己耳朵，你就说父亲咬我耳朵，因年纪大牙齿松，自个儿掉了。果然，老父败诉了。忤逆青年借他人教唆使诈，虽赢了官司，却使自己一辈子生活在万人唾骂之中。以诈为胜算者，回报大抵如此。
　　正文三十、行骗
　　我的手机有一天来了一条远方信息：“恭喜您得了大奖，获得手提电脑一台。”后面有联系电话及联络人。尽管我是后来才从有关报道中获悉此类信息发布者是搞手机诈骗，当时我也付之一笑而已。这又应着那句老话：“世界是没有无缘无故的爱。”——凭什么天上要掉下
　　一个林妹妹给我?我辈冒险精神不足的凡夫俗子，平素只守着本份，
　　从来不存奢望，如果有人拿什么金戒指、金项链向我兜售，那怕只要十元，我也不会答理。这也许是从很多人贪小利而破大财的教训中得到的启示。大凡骗子能得逞，正是利用了人们贪小利的心理。平时见诸报道的诈骗行为实在看不出的什么高招，稍稍动点脑子就能识破。真正要留心防范的，是那些巨骗。
　　冯梦龙《智囊全集》中有个故事：一个豪绅想卖一对玉杯送给宫中主事太监，一个叫曒生光的家伙得知这一信息，弄了一对玉杯拿到他家，论价值要一百两银子，曒曒某只要了五十两，那豪绅喜不自胜，很快付了银子。几天后，几个锦衣卫将曒某与一太监五花大绑押到他
　　家，曒某嗫嚅着说：那玉杯是大内中御用品，这太监偷来给我，现在东窗事发，要追回脏物。天哪!杯子已经送出，到哪去找回来?要说出原委，必然扯出许多人，惹更大的麻烦。他只好低三下四地求情，最后得到锦衣卫的同情，同意为他上下打点：此处两百，彼处三百，一对玉杯竟破费了千两白银!等到他回过神来，曒某早已杳如黄鹤。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对此类巨骗的描写更为细腻和精彩，诸如此类巨骗，其行为方式与小打小闹的骗子并无二致：在他们的猎物面前，总是诚恳之态可掬，不同的是，他们下的饵更为诱人。人们说，受骗都从贪上起，百分之九十九正确。
　　骗术精到者，总在人们不设防处入手。两人戏耍，甲说：你不是很会骗人吗?要是你能把我从楼上骗下来，我就佩服你!乙说：我没那
　　本事，但你在楼下，我一定能把你骗到楼上。甲立即走下楼来，说：
　　你骗哪!乙说，我成功了，不是把你给骗下楼来了吗?甲万万没想到乙虚晃一枪正中要害。骗子说他百般都能，你必然警惕;难于提防的是他在你不经意中故意露出破绽，当你眼睛盯着此处破绽时，你也许就中了他声东击西的圈套了。骗子往往做出万般无奈，被你逼得无路可走，十分不情愿地去干某种事情，这比起主动叫板的骗子要厉害得多。即使如此，也总能见到他事先撒饵的端倪，看出行为蹊跷的蛛丝马迹，防止被骗，没有成熟的高招，一是勿作非份之想，二是多长个心眼，遇事多问个为什么。
　　正文三十一、嫉贤
　　嫉妒是人们的正常心态之一。见才干或机遇胜过自己的，不平之意油然而生，谓之嫉妒。嫉妒可能使人走两条路：一是发愤努力，超过嫉妒对象;二是散布流言蜚语中伤之，采取卑鄙伎俩陷害之。后者自然是一大恶德。古人说：“见贤思齐，见不肖而内自省焉。”能达到这种境界当然不易，但做到不嫉贤、不妒能是完全可以的。容忍别人的过失不容易，看到别人取得成绩如同自己有所成就那样高兴更不容易。我们不赞成对外界的一切变化都无动于衷的冷漠态度，也不赞成游戏人生的玩世不恭，值得欣赏的是在实事求是的前提下与人为善。不嫉贤妒能是要有点胸襟的，人们常说：“宰相肚里能撑船”，“大人有大量”，其实未必。唐玄宗时的李林甫就是一个嫉贤妒能的祖宗。唐玄宗诏示天下：凡有一技之长的都可以到京城来候选，李林甫生怕天下士人到皇帝面前指陈时弊，对他不利，建议先由尚书省长官考察。
　　这些官儿在他的淫威面前唯他的旨意是从，结果，一个也没有中选。李林甫上表称贺，说是陛下圣明，天下人都才尽其用，以至“野无遗贤”!兵部侍郎卢绚一次偶然受到皇帝称赞，他马上就想出一个坏主意：对卢绚的儿子说：“皇上可能要让你父亲出任交、广方面的地方长官，如果怕路远不想去，可以上书说年纪大了，不堪重任。”他把皇帝本来根本没有说的让卢绚出任岭南长官的话生造出来，并以十分诚恳、关照的口吻告诉卢绚的儿子，阴险地让卢绚自己在皇帝面前造成“老不中用”的印象。结果，卢绚出任华州剌史，大好前程就这样
　　不明不白地被废了。史称李林甫口蜜腹剑，一点不差。凭着这一套，
　　他居然当了十九年的宰相，他不干正经事，专门揣摩皇帝意图，众人心理。冯梦龙感慨地说，假如卢绚不患得患失，不在乎路远路近，又怎能中他的套呢?
　　嫉妒是种害人的德性。《三国演义》第六十三回写庞统佐刘备取西川，接到留守荆州的军师诸葛亮的书信，告诫前方将帅谨慎行事，照小说中写的，信中所言多著迷信色彩，但切需谨慎的提醒是不错的。庞统的认识不一样，他认为这是诸葛亮怕他独建大功!究竟是诸葛亮嫉妒他“独建大功”，还是他嫉妒诸葛亮“棋高一着”?象庞统这样出类拔萃的人才，心胸要是再宽阔一些，原是不难有更大成就的。他的早死，对刘备集团也是个重大损失。由此看来，嫉妒，于他人，于自己，于国家都有百害而无一利，我们就不能有一颗平常心吗?
　　正文三十二、贪财
　　《左传》上有个故事：有人送一块美玉给子罕，子罕说，你以玉为宝，我以不贪为宝;我接受了你的玉，各失其宝，不如各留其宝为好。数千年前的子罕有如此精辟的见解，的确了不起。记得小时候课本上有个太阳山的故事，两兄弟一富一贫，老大奴役老二，神鸟带老二到太阳山，那儿满地是黄金;神鸟告诉老二，不要耽搁太多的时间，否则就会被太阳烤焦!老二只拾了一小块金子就跨上神鸟回家了;老大听此消息也央求神鸟带他去太阳山，神鸟答应了，并且也那样嘱咐他，可是老大贪得无厌，硬是不肯离开，结果被太阳烤死了。如今揭发出来的大大小小的贪官，年龄与笔者上下差不了十岁的，都读过这样的课文，可惜记性不好，忘了。我曾经与朋友们谈心，说到对贪的看法引用了一句名言：“纵有广厦万间，你只放一张床”。于是我表示了对那些得千想万，得兆想亿者的困惑。朋友中有人讲了一个故事，意在讥诮。他说，从前有两个乞丐，某日讨得浸有麻油的饭菜，美美地吃了一顿;吃过之后发表感想：将来我们当了皇上，天天喝麻油!唉，你老兄也只有喝麻油的水平。说的是。我站在平民百姓的位置，无法领略到凭借权力地位受人孝敬的快慰;胆子忒小，不敢上太阳山上拾金子，就是有机会上去了，也怕被太阳烤死，不具备那些敢干大事者的气魄。不过话说回来，喝麻油的水平也有他的自在与安逸，街上的警车无论怎么叫，也搅不了我的酣梦。
　　贪财聚敛者一为自身享乐谋，二为子孙不劳而获谋，三为继续升官发财铺路谋。轮到喝麻油水平的人讥诮他们的是：这些人对历史太缺
　　乏了解，对现实也太缺乏了解——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各类权力的扭曲行使，从来都是人们注视和怨恨的焦点，更何况社会发展到今天，人们对政务活动的民主和透明要求更为强烈?陈毅同志有首诗写得好：“手莫伸，伸手必被捉。党与人民在监督，众目睽睽难逃脱。”去年揭发出来的河北省国税局的那位年轻局长，人们无不为他惋惜，那样年轻就坐上了正厅级的位子，真是前途无量，却不幸被铜臭薰倒了。笔者以为，他个人的不幸，正是国家和人民的大幸，竖子识短德亏，死不足惜;如果他继续升迁，那才是国家的在不幸!
　　贪者无善终的例子千千万万，却仍不能警醒后来者，这使我想起杜
　　牧《阿房宫赋》的最后一句话：“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正文三十三、好色
　　司马迁说：“士为知己者用，女为悦己者容”，梳妆打扮本来就是为了引人注目的，如果女人见了帅哥，男人见了靓妹无动于衷那才反常。所以孔夫子说：“食、色，性也。”但万事皆有度，性禁锢不可取，性开放就那么好?未必。只有《红楼梦》中的警幻仙子对好色与好淫作了区别，在一般人那里，好色就是性需要。警幻指责那些轻薄浪子，“恨不能天下之美女供我片时之趣兴”——“此皆皮肤滥淫之蠢物耳。”贾宝玉则是真正的好色，是所谓“意淫”。她没有把话说透彻，据我看来，她认为贾宝玉对闺中女儿辈，似是如周敦颐《爱莲说》中人之对莲：“可远观而不可近亵也。”爱美之心，人皆有之;爱美色之心，也是人皆有之，但由“白臂膀”立刻连想到性交，连想到乱交，绝不是人皆有之。世之所谓好色者，都如警幻所说，不过是“悦容貌，喜歌舞，调笑无厌，云雨无时”的衣冠禽兽而已。
　　不管这样解释还是那样解释，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好色是一种性追求。中国人谈性，谈色，都很忌讳，生怕有失清高。鲁迅先生曾经讽刺那些表面上对性讳莫如深的教授：“他们有孩子，就证明不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那么俨然。”其实我们只要搞清一个基本事实：人与动物的区别在于有思想，有理智，有法律、道德、伦理的约束，
　　不能象动物那样率意行事。在此前提下，为什么不能堂而皇之地谈性，谈色?有句成语叫“过犹不及”，实际上透视着一个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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